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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静静国庆期间，电影《湄公河行动》火了。从低排片量、默默无闻，到票房和口碑双丰收，该片成功召唤起众多“自来水”，自发为之推广宣传，上演了一出靠实力逆袭的好戏。深沉的情感寄托，鲜明的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摘 要]恐怖主义作为危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毒瘤，经常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我们过去曾受到过恐怖分子的袭击，但无法担保今天和未来能够免受其害。为了更好的打击恐怖主义，消除恐怖主义对我国的现实危害，我们必须对其的根源、理论基础进行全面的分析，提出反击恐怖主义的学理依据，为我国更好的参与国际反恐斗争以及维护国家利益做出应有的贡献。[关键词]恐怖主义 起源 危害我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过去我们曾受到过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但今天和未来我们无法担保免除这种公害的威胁，所以，我们不仅对包括反恐斗争在内的整个国际安全负有重要责任，更对建立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和建立防止恐怖主义的深层次基础负有重要责任。当我们国家的外交部发言人反复宣誓“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时，我们确实应该仔细斟酌一下，到底什么是“恐怖主义”，它是在哪里产生、哪里发展、哪里繁荣的，“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又是什么，它对于我国的现实危害到底在哪里，如何挖掘出这一范畴的各种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充分的学理依据，使我们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我们的声音，为中国更好的参与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以及在这一斗争中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做出应有的贡献。在确定这一范畴时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恐怖主义以及它的起源。一、我们对“恐怖主义”进行一下概念的界定对于“恐怖主义”这个概念的界定，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不同的视角有着不同的看法，当然，也产生不同的概念界定。英国1974年的反恐法案对恐怖主义是这样说明的：基于政治目的使用暴力，旨在使公众或公众的一部分处于恐怖之中。美国国务院2004年4月公布的报告《全球恐怖主义模式1999年》提出了这样的恐怖主义界定：“恐怖主义”一词意指亚国家集团或秘密代理人攻击非战斗人员的蓄谋的、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通常是为了影响公众。号称是“反恐怖大师”的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与恐怖主义战斗》一书中指出：恐怖主义是精心策划的、有系统地对公民的攻击，是为了政治目的制造恐怖气氛。《新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认为恐怖主义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令人极端恐惧与害怕的行动；二是指通过恫吓来实施（政治）统治的政府制度；三是指企图推翻政府的有组织的非法暴力。《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恐怖主义是指“对各国政府、公民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各种政治组织、民族团体、宗教狂热者和革命者、追求正义者，以及军队和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义……空中劫机、绑架、爆炸建筑物、向人群投掷手榴弹、用机枪扫射航空终点站的旅客、扣押人质以及袭击大使馆等等都是恐怖主义者使用的伎俩……宣传机构的报道，特别是电视，它把发生的事情直接传送到家家户户，使观众感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辞海》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主要通过对无辜平民采取暴力手段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和宗教目的的犯罪行为的总称。较多采用制造爆炸事件、劫机、扣押或屠杀人质等方式造成社会恐怖、打击有关政府和组织，以满足其某些要求或扩大其影响。英国学者F·哈利戴指出：“恐怖主义是指战争或内战以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个别的暴力行为。”美国兰德公司的詹金斯将国际恐怖主义界定为：“个人或团体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使用的国际暴力。”德国宪法保卫局（1985年）给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持续袭击人们（生命）和其他财产的行为，特别是暗杀、杀人、敲诈勒索、纵火、爆炸或其他旨在准备实施这种犯罪行为的暴力行为。俄罗斯联邦犯罪法案的定义是：旨在侵犯公共安全、恐吓公众或强迫政府改变决定的爆炸、纵火、枪击，或其他造成人员危险或丧生、重大财产损失或引发其他社会危险后果的行为，以及相应的威胁行为。现在，国内的学者对于恐怖主义概念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但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恐怖主义是指任何个人、团体或国家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针对敌方或第三方的无辜平民进行的有组织的，持续不断的，不择手段的暴力犯罪。二、我们来了解一下恐怖主义的起源最早的恐怖主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689年，亚述帝国的霸主辛那赫里布命令士兵彻底摧毁了巴比伦城，并在铭文上自诩：“我比洪水灌溉还要彻底地毁掉了巴比伦……我用湍急的水流夷平了该城，使之俨然一片草地。”公元前650年，该城再度反叛，辛那赫里布的孙子亚述巴尼帕尔围困该城两年后，于公元前648年迫使巴比伦人投降，再度屠城巴比伦。在有关这次大屠杀的记述中，他公然宣称：“我扯掉了许多密谋反对我的人的舌头，然后把他们杀掉了。其他人则被我用当地神祗的雕像砸死了……然后我把他们的尸体切成碎块喂了狗、猪、秃鹫和天上的各种飞鸟。”亚述帝国祖孙两代霸主对巴比伦人残酷杀戮，旨在制造某种恐怖气氛，震慑巴比伦的反叛。这就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自此以后，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统治者，在紧要关头都采用过这种手段，实施恐怖统治。而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恐怖主义”（Terrorism）是18世纪后期从法文的“terreur”一词演变而来。“恐怖主义”一词，最早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一种革命手段而出现的。1793年法国大革命后，疯狂的封建贵族阶级为恢复旧秩序，大肆进行反共和国活动，暗杀了马拉等一批革命家。此时执政的雅各宾派为保卫政权，决定用红色恐怖来对付他们。于是，法国国民会通过决议，“对一切阴谋分子采取恐怖”手段，并据此逮捕处决了一大批封建贵族。当时的封建贵族就把雅各宾的措施称之为“恐怖主义”，其本意为一种震慑行动。雅各宾派的恐怖主义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它不仅在政治上、法律上使恐怖主义正当化和合法化，而且在理论上使之系统化。同时，雅各宾派的恐怖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恐怖主义披上了正义和美丽的外衣，为此后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恐怖主义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现象，是有一定政治目的的暴力活动，它是在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斗争的产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到了11世纪，居住在波斯和叙利亚一带的伊斯兰伊斯玛仪什叶派“阿加汗”开始恐怖活动，他们对恐怖分子进行思想灌输，为行刺进行训练，其破坏目标明确，虽未滥杀无辜平民，但已经是有组织、有目的的行为，这便是恐怖主义的“萌芽”了。当代的恐怖主义其政治性日趋明显，手段更具暴力性，目标更加平民化，行动更为隐蔽性，已经和最初的恐怖主义有了较大区别。三、恐怖主义对我国的现实危害说起恐怖主义对我国的现实危害，不得不提“东突”恐怖势力对我国的现实危害，目前“东突”恐怖组织是我国影响最广、破坏最严重危害最大的恐怖组织，它对我国的现实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危害“东突”恐怖势力本质上是一股民族分裂势力，妄图分裂中国、分裂新疆是其一切活动的邪恶轴心，也是其恐怖活动的最终目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东突”恐怖势力的一切活动都是对我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和破坏。“东突”恐怖势力在境外组织分裂大联盟，共同打造分裂声势，推动新疆问题国际化，以便争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他们一面在境外大肆勾结反动势力，共同商讨分裂祖国的图谋；一面在境内加强分裂宣传力度，以“争取民心”。值得一提的是，“东突”恐怖势力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帮助下，在境内外建立了多处训练基地，征召、训练恐怖分子，并通过各种途径购买、向境内偷运武器、弹药，组织、发动武装叛乱，同时，利用宗教狂热分子发动“圣战”，制造爆炸、暗杀、投毒、纵火等恐怖事件，为了达到其险恶的政治目的而大肆制造恐怖气氛。其活动本身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我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二）对社会和人民财产安全的危害日，“东突解放组织”成员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华都商厦、大西门、河滩路布料批发市场、长征旅社批发市场、红山木材市场、乌鲁木齐旅社、商贸城等繁华场所投放了40多枚化学自燃纵火装置，制造了15起纵火案，扬言“要将乌鲁木齐变成一片火海，要造成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元的损失”。日，“东突”恐怖组织制造了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爆炸案，造成了3辆公共汽车被炸毁，9人丧生，68名乘客被炸得腿断肢残，严重受伤。这些惨剧的发生，充分显露了“东突”恐怖组织的凶残本性，以及对社会和人民财产安全的严重危害。（三）对民族和睦的危害我国自古就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是在自己的土地生活繁衍，汉族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共同维护着国家的统一与安全。但是，“东突”恐怖势力常常以民族、人权为借口，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怂恿和帮助下，长期从事着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行径。他们一面利用舆论工具和各种途径，散布谣言，歪曲事实真相，蛊惑人心，传播分裂思想，攻击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挑拨少数民族与政府的关系，一面通过旅游、留学、朝觐、投亲、投寄书刊信件对我新疆进行渗透。对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的良好局面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恐怖主义这个危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毒瘤”，严重危害到了我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和民族凝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在充分认识到恐怖主义危害的同时，积极挖掘其理论根源，以便能够在各个层面上打击恐怖主义，为建设和平发展的国际新秩序、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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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从《纽约时报》看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
作者：方芳
　　原标题：思考美国反恐持双重标准： 话语安全与国家身份
　　来源于《国际论坛》2014年6期
　　（原编者按：文章通过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呈现的有关恐怖主义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安全话语，再现美国对恐怖主义持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并引入国家身份的视角诠释美国为何对打击恐怖主义持有双重标准。这对加强中美在反恐议题方面的合作，减少相互误解，促进两国关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摘要]
在近期国内少数民族暴恐事件频发的情势下，在中美加强反恐合作的会议上，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所持的“双重标准”反复被提及。本文从学理层面提出思考美国反恐缘何持双重标准，从话语安全的研究途径，呈现美国有关“基地”组织和“东突”组织的安全话语。文章通过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呈现的有关恐怖主义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安全话语，再现美国对恐怖主义持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并引入国家身份的视角诠释美国为何对打击恐怖主义持有双重标准。这对加强中美在反恐议题方面的合作，减少相互误解，促进两国关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恐怖主义; 双重标准; 国家身份; 话语安全; 美国
　　2014 年7 月28
日凌晨，新疆莎车县发生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致数十名维汉群众伤亡，数十辆车辆被打砸，其中6
辆车被焚烧。〔1〕《中国日报》海外版陆续刊发题为《新疆恐怖袭击巨大损伤》、《新疆恐怖袭击后数十人伤亡》的报道。〔2〕以CNN和VOA
为首的西方媒体在报道“7·28”新疆暴恐事件时在标题中使用“骚乱”( riot) 或者“动荡”( unrest) 而非“恐怖袭击”(
terror attack)
等词。〔3〕报道正文也慎用“恐怖袭击”或者“恐怖分子”等字样，它们均出现在“新华社说”或“中国政府称”的语境中并加用引号。美国媒体报道发生在中国的暴力恐怖事件时一贯笔下“仁慈”，与对发生在波士顿、伦敦或者马德里的恐怖袭击口诛笔伐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美国反恐双重标准的体现。
　　随着近一年来国内暴恐事件频繁上演，再加上2013 年12 月31
日美国政府单方面将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中国维吾尔族嫌犯移交给斯洛伐克，美国反恐的双重标准被反复提及。〔4〕尽管美国政府否认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但从其对中国“3·14”事件、“7·5”事件借题发挥，到称俄罗斯车臣恐怖分子为“起义者”，美国搞“双重标准”已是他们的“一贯标准”。在2014年7
日首次中美副外长级反恐磋商会谈上，中方再次要求美方摈弃“双重标准”，理解和支持中国打击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的努力。〔5〕人们不禁要问，为何美国在恐怖主义的认定与应对方面持双重标准?
仅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 又或是意识形态驱使?
笔者将借用国际安全领域中安全化的理论，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美国关于恐怖主义呈现了不同的安全话语，从国家身份的视角诠释美国反恐为何持双重标准，试图从学理性层面理解美国反恐双重标准。理解美国反恐双重标准的深层次原因，对加强中美反恐合作，提升中美战略对话，促进中美关系有着积极贡献。
　　一、国际安全研究中的话语安全
　　国际安全研究的不断演进丰富了人们对“安全”的认识。在之前的客观安全和主观安全的两个概念外，还增加了“话语安全”。客观安全概念强调物质层面的安全，比如一国威胁他国或威慑敌人的物质或军事能力;
主观安全往往驻足于观念层面，承认历史和规范、恐惧心理在威胁中的重要性;
话语安全认为安全是一种自我指涉的实践，是一种言语行为，是一种话语建构，即安全是通过话语这种特殊行为对威胁的建构。
　　安全化理论便是通过话语建构“存在性威胁”( existential threat)
的出现和存在。安全化理论的提出者奥利·维夫引入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汀( John L.Austin) 的“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 Act Theory)
，〔6〕将安全话语作为分析对象进而考察安全化。奥斯汀“说话即行事”的思想进一步说明定义安全的话语是定义安全的行为，分析安全话语是分析建构安全议题的过程，也即说什么是威胁的话语，也正是话语发出者在建构某项问题为安全议题的行为。安全化是一个将某项议题成功提上安全议程的过程，即是一个成功的安全话语。它是语言与社会的完美结合。在语言层面，它需要遵循一般的语法规则、合乎文法规范，构建一个“存在性威胁”并陈述摆脱威胁的可能方法;
在社会层面，它依靠言语者的社会资源以及与威胁连在一起的外在条件。“存在性威胁”的建构是为了使得国家行为体以“存在性威胁”为由，打破既定的政治规则要求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特殊的权力治理这种“存在性威胁”。这是安全化的逻辑。然而，安全化是否可以用来分析所有的安全议题?
　　正如现实主义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 Arnold Wolfers) 很早就提出“研究安全可以既接近客观性( 一种真正的威胁的存在)
，又接近主观性( 一种意识到的威胁存在)
。”〔7〕而恐怖主义这一研究对象，恰好满足了诺德·沃尔弗斯所谓的“既接近客观性，又接近主观性”。它是公认的且具有可塑性的社会实践。恐怖主义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在比较分析传统恐怖主义与新型恐怖主义〔8〕的特点之后发现，在不否认恐怖主义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性事实的前提下，恐怖主义是话语为媒介下社会建构的产物。〔9〕
　　如何从话语安全的路径分析恐怖主义这一安全议题? 如何进一步理解美国反恐的双重标准?
安全化理论认为安全议题是通过话语建构的，本文首先将分析“恐怖主义”这一安全议题是如何通过话语被建构的。
　　二、国际媒体关于“恐怖主义”的安全话语
　　福勒认为，新闻是一种再现的话语。〔10〕新闻是新闻工作者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等语境中运用语言系统叙述与建构新闻事实的产物。〔11〕以媒体话语为分析对象的安全议题建构方面的研究少有人问津。安全话语中以考察政治话语居多，集中在政治精英的讲话、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官方文件中，也即“言语”行为的施动者恰是安全化实施主体，通常都是政治家。〔12〕这必然会导致安全化理论带有行为主体的中心主义。事实上，政治话语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任何话语还与话语所处的社会背景下的其他话语有关，比如是否被其他话语支持，是否为公众所接受，有无与其他话语冲突等。除政治精英外，媒体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话语主体。媒体是人们获取信息、了解世界最容易接触的渠道。它也是人们解读事件、形成认识的最直接的话语主体，其受众由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人群构成，分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因此，媒体话语建构安全议题时有其特殊的优势。
一) 研究方法
　　鉴于主流报纸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的权威性及其对普通民众国际认知的影响力，本文将选取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以该报对“基地”组织和“东突”组织的报道为研究样本。研究的时间段设定为2001
年9 月11 日至2011 年9 月10
日整十年。“9·11”事件对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以及反恐政策的制定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和意义。从中国国情来讲，这十年是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步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十年，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的十年，是中国对国际事务高度参与的十年。中国，作为地区大国，与世界大国美国开展反恐合作对非传统安全的全球治理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恰逢2001
年“9·11”事件开启全新反恐的国际格局，在“飞跃十年”的大背景下分析恐怖主义这一全球关注的国际安全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纽约时报》下载了新闻正文含有关键词“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Xinjiang riot”、“Uighur”的有关“东突”组织的报道27
篇。同时采取了“建构星期”〔13〕的抽样方法，从《纽约时报》抽取了新闻标题和导语中含有关键词“Al-Qaeda”的有关“基地”组织的报道79
篇。报道下载和抽取均在数据库LexisNexis 完成。本文将采用梵·迪克的社会认知的新闻话语分析方法对新闻文本作定性解读。
　　( 二) 研究发现
　　1. “基地”组织于美国———具有“新型恐怖主义”典型特征的恐怖组织
　　《纽约时报》的新闻话语建构了怎样的“基地”组织?
我们可以从恐怖主义思想、恐怖组织、恐怖分子三个角度解读“基地”组织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呈现的形象。
　　“圣战”的极端思想：
英文中“Jihad”可译为“吉哈德”或“圣战”，是指穆斯林人为维护伊斯兰教与异教徒发生的护教战争。这种极端的思想在恐怖分子“不惜一切”的极端行为方式中充分地体现。在与西方部队交火时，恐怖组织的作战头目鼓励士兵继续和美军作战，“为圣战而战，为伊斯兰的光荣而战，为我们的国家而战，直至我们最后一口气。我们宁在光荣中死去，不在屈辱中活着。”〔14〕这些恐怖分子表现出一副“宁死不屈”的腔调，为“圣战”宁可战死也不投降。一位采访过许多年轻穆斯林男子的人类学家解释到：
“这些牺牲的年轻男子视抵抗为光荣和英雄的行为。即便与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作战也不会令他们退却。”〔15〕
　　一种新型恐怖主义： “基地”组织被建构为一种“新型恐怖主义”，〔16〕具有“新特征”：
全球范围的袭击目标、先进专业的作战技术、跨国多元的资金来源、交错复杂的组织网络。
　　“基地”的袭击目标是美国甚至全球的地标性机构。这种破坏不仅是地区性的，更是全球性的，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受“基地”影响较深的一些当地组织在欧洲各个国家内部活跃，主要袭击法国、瑞士、西班牙、意大利和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
　　恐怖分子具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专业的作战策略。美军方面已经对数十个藏匿在洞穴和地道里的“基地”和塔利班分子使用了专业的隧道爆破炸弹和射弹，“基地”成员不再像从前一样游击，他们挖掩体，藏匿在山洞和地道中。〔17〕掩体克星，即激光制导钻地导弹GBU-28
被大量使用于阿富汗境内的洞穴和隧道战场。还有无人驾驶飞行器、激光目标指示器和地狱火导弹都是在阿富汗战场上首次使用。〔18〕将“基地”和塔利班的作战策略与朝鲜战争中朝鲜的作战策略相提并论，足以显示这场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交战在规模、战略方面都不亚于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战争。
　　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有政府背景的资金资助，也有来自个人的资金支持，也有其他非常规、不合法的渠道，更加凸显了“新型恐怖主义”的资金跨国性。有一篇关于恐怖分子接受审判的报道透露，美国政府已经对“9·11”撞机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并跟踪事件的资金去向，发现资金分别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欧洲流向了劫机者在美国的账户。〔19〕另有报道明确指出卡塔尔的统治家族为该组织提供资金。〔20〕
　　“基地”组织的成员国籍多样化、身份复杂化。“基地”组织成员有来自也门的政府官员，〔21〕也有伊斯兰军事杂志的编辑，〔22〕还有以难民身份在英国居住了20多年的激进的穆斯林神职人员，约旦国籍的巴勒斯坦人。〔23〕
　　“基地”的头目本·拉登是独裁的，对该组织的行动策划等事务完全一个人说了算。他又是神秘的，无法得知其下落。拉姆斯菲尔德比喻到：
“这就像在仓院里抓一只小鸡。除非你抓住了他( 本·拉登)
，否则你无法知道他的位置。”〔24〕一般的恐怖分子则是“邪恶的”、“残暴的”，他们近乎以疯狂的方式对待被抓捕的美国军人。〔25〕
　　从恐怖思想、恐怖组织、恐怖分子三个角度来解读《纽约时报》有关“基地”组织的新闻话语，发现“基地”是一个具有全球范围的袭击目标、先进专业的作战技术、跨国多元的资金来源、交错复杂的组织网络等新特征的新型恐怖组织，具有极端的宗教主义恐怖思想，有着集权专制的组织头目和残暴邪恶的组织成员。
　　2. “东突”组织于美国———诉诸冲突以表达民族主义情感的弱势群体
　　《纽约时报》又呈现了一个怎样的“东突”组织?
　　从人口数量、经济水平、社会地位三个方面而言，这群“维族暴乱分子”在《纽约时报》中是弱势群体。维族人口的数量无法与中国汉族人的数量同日而语。在1949
年建国时期新疆地区汉族人口比例为15%，这个数字现在已增长至40%，新疆自治区的省会城市乌鲁木齐的80%人口是汉族。〔26〕虽然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汉族人口的增长而政府对少数民族却实行相对宽松一些的生育政策，但是这样的生育政策仍然无法保证维族人口的增长能赶上政府资助政策下新疆地区汉族移民的增长;
新疆地区的人口政策最终将导致维族文化被同化。〔27〕维族人迫于生计，来到上海等一线城市生活，做起了贩卖葡萄干、哈密瓜等的小买卖。但他们害怕上海的城管。在抓捕小摊贩时，警察会将它们直接送回新疆，或送到靠近上海北部的城市徐州的流动人口接待所。〔28〕总之，维族人民在经济阶梯的最下层徘徊，饱受排挤和歧视。〔29〕
　　《纽约时报》对这群“维族暴乱分子”制造的暴动也做出了解释：
它们并非恐怖活动，只是民族主义情感的一种表达，对中国政府不满的一种抗议。在承认确实实施暴力行为的同时，“东突”组织头目艾山·买合苏木辩解道使用暴力是“毫无选择、被逼无奈”，因为“和平对抗在中国是非法的”。〔30〕维族人民是说突厥语的穆斯林人，但是他们多数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毫无兴趣。〔31〕这种低级程度的冲突是因维族和汉族的民族和文化差异而起，并非是宗教因素。〔32〕他们诉诸冲突仅仅为了维护民族身份和保护文化传统。〔33〕他们的骚乱都是即兴的，并非有预谋的。〔34〕据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组织〔35〕记录，中国对新疆恐怖主义的打击目标是“一点也不暴力”〔36〕的维族人。〔37〕
　　同被联合国列为恐怖组织的“基地”组织和“东突”组织在《纽约时报》中呈现的话语丝毫没有共性。可以说，这是两根没有交叉点的线。对于“基地”组织，读者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存在性威胁”，而对于“东突”组织，于美国，于全人类，它在《纽约时报》中的呈现与“存在性威胁”没有关系。安全话语的呈现反映了美国对两个恐怖组织存在的完全不同的认知，也进一步体现了美国反恐的双重标准。如何理解这种截然不同的安全话语?
　　三、思考美国反恐的双重标准：从国家身份视角理解安全话语
　　( 一) “存在性威胁”： 对国家身份构成威胁?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安全政治研究认为，“安全的含义不仅涉及包括领土疆域在内的国家实体完整，而且还涉及作为体现国家主体特征的自我政治身份。”〔38〕换言之，国家的(
不) 安全不仅表现在物质和军事方面，而且还体现为价值、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 不)
安全。这种论断与话语安全概念的“安全”内涵不谋而合———安全是一种自我指涉的实践。“身份往往成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及安全战略的来源，而安全则成为一种划分国家之间不同身份界线(
而非国家领土边界)
的标志。”〔39〕行为体之间身份的不认同往往是不安全的来源。当一个国家感到不安全，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时，这种威胁感并非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写照，更多的是国家行为体感到“我”受到排挤和冲击，感到一种被动性甚至强迫性的变化。这种威胁感来自于“自我”受到不一样的“他者”的颠覆，其实质是对国家自有身份的一种威胁。对自我身份的挑战会爆发行为体内成员最强烈的情绪，引发冲突，甚至战争。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施米特从身份政治的角度讨论了社会“威胁”问题。他认为与“我们”不同的“他者”和“外来者”是敌人，并且“他者”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加以排斥”，因此，“必须加以拒绝和打击，以便维护自我存在的形式。”〔40〕可见，国家行为体因某客体产生的不安全感往往来源于该客体对国家身份的挑战，甚至颠覆。
　　一旦国家行为体对不安全有所感知，那么行为体试图对该客体进行安全建构，将其推置公众视域的中心，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优先将其解决。行为体对客体实施安全化先需要将其建构为“存在性威胁”。齐美尔指出统治者的社会管理智慧体现在通过建构“威胁”凝聚国民意志、确保社会高效运转，而且吸引国民围绕在以统治者为中心的政治权威周围符合国家和个人的核心利益。〔41〕那么建构何种“存在性威胁”会有效地凝聚国民意志，成功地对议题实施安全化，达到高效地治理社会的目的?
建构一个对行为体自有身份的威胁。因为对自有身份产生严重威胁的客体才能凝聚国民意志，激起人们为身份而战。因此，安全话语建构的“存在性威胁”往往是对自有身份的一种威胁。
从国家身份视角理解美国反恐的双重标准国家身份，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政治行为体———国家行为体———的身份。本文认为国家身份是在国家行为体之间划分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且动态的界线，它帮助国家行为体确定自我和认识他者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是使国家行为体成为“我”而非“他”的一组属性。
　　美国的国家身份是什么? 它是美国人常说的“美国信念”( American creed)
。它是美国国民的自我认同和增强认同的基础。究竟美国信念的内核是什么呢?亨廷顿说美国人可以在“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找到国民特性。〔42〕可以理解为：
高度一致的政治信念和浓厚的宗教色彩。更具体地说，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和“天定命运观”的基督教色彩，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元素构成了美国自有身份的灵魂。它是大宪章精神和新教伦理相结合的产物。美国的政治信念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亨廷顿说：
“让美国人走到一起的最强烈的东西是我们自觉选择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实验，而不是我们历史文化的总体性……我们是从政治上界定民族的，我们所共有的是一套宪法规定的权利体系。美利坚合众国源发于一种自觉的政治行动，源发于对一些基本政治原则的维护。”〔43〕除自由主义的政治信念外，宗教是美国自有身份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宗教是一种世俗宗教，亦是一种政治宗教。早期美国政治家经常将美国的天定命运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宗教与自由主义政治信念相融并相生。对于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来说，这两者的结合就成为了美国信念的内核。
　　《纽约时报》对于“东突”组织呈现了一个以民族冲突为途径，表达民族主义情感的弱势民族群体。这种呈现直接受美国的国家身份影响。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对于美国而言，这些在中国制造暴乱的维族分子，他们和汉族相比处于弱势民族的地位，然而不同于汉族的维族需要表达属于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这是一种基本人权的体现，因此维族人民只能诉诸于低级别、小规模的冲突。《纽约时报》对于“基地”组织呈现了一个残暴、专制、邪恶的具有新特征的典型的新型恐怖组织。它对美国核心信念的挑战是清晰明确的，同时也是不能容忍的。而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美国信念使得一个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的“东突”恐怖组织在美国看来只是被剥夺言论自由、被压制的弱势群体。
　　四、结语
　　对于美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的“一贯立场”，学术界并未有专门的讨论。在近期国内少数民族暴恐事件频发的情势下，在中美加强反恐合作的会议上，美国反恐所持的“双重标准”反复被提及。本文对《纽约时报》从2001
年9 月11 日至2011 年9 月10 日10
年间对“基地”组织和“东突”组织的报道解读后，发现对于“基地”组织，媒体话语呈现了一个具有新特征的典型的新型恐怖组织，具有极端的宗教主义恐怖思想，集权专制的组织头目和残暴邪恶的组织成员，构建了一个“存在性威胁”;
而“东突”组织则是“一群诉诸冲突表达民族主义的弱势群体”，是一群为了“维护民族身份和文化传统”的“一点也不暴力”的维族人。身份决定了对外政策。对于具有“威胁”的组织团伙，美国将其列为恐怖组织进行打击。对于不具有“威胁”的弱势团伙，美国认为它是属于他国内政的弱势群体，处理时需要态度透明化、行为制度化。
　　通过两种不同的安全话语再现美国对恐怖主义持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引入国家身份的视角理解美国对恐怖主义搞双重标准的行为，可以断定，对国家身份构成挑战的“存在性威胁”让国家行为体感到不安全。《纽约时报》将“东突”组织构建为一个以民族冲突为途径，表达民族主义情感的弱势民族群体，直接受美国的国家身份影响，因为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同时媒体呈现了一个残暴、专制、邪恶的典型的新型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它对美国核心信念直接构成挑战。
　　【注释】：
　　〔1〕《新疆莎车县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N〕，新华网， 2014 年7 月29 日。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 /c_. htm，访问日期： 2014 年7 年31
　　〔2〕“Heavy Casualties Reported in Xinjiang T error Attack”，China
Daily. July 29，2014; “Dozens Left Dead or Injured afterT error
Attack in X injiang ”， China Daily， July30，2014.
　　〔3〕William Ide，“China Censors Web Posts Following Xinjiang Unrest
Rumors“，VOA，July 29，2014.
　　〔4〕孙长栋： 《普京指西方反恐实行双重标准》〔N〕，《文汇报》2013 年4 月26 日; 侯丽军、许栋诚： 《外交部：
暴力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只会害人害己》〔N〕，《新华每日电讯》2013 年7 月3 日; 田闻之：
《反恐问题决不能搞双重标准》〔N〕，《北京日报》2013 年11 月8 日; 张杨：
《界定恐怖袭击不能用“双重标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11 月22 日; 张喆：
《中方促美弃反恐“双重标准”》〔N〕，《东方早报》2014 年1 月3 日。
　　〔5〕《首次中美副外长级反恐磋商在华盛顿举行》，新华网， 2014年7 月16 日。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 /c_. htm，访问日期： 2014 年7
　　〔6〕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中应该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行为： 以言表意( Locutionary acts)
、以言行事( Illocutionaryacts) 、以言取效( Perlocutionary acts) 。就说什么的行为本身(
an act of saying something) 达到以言表意;在说什么的行为之中( an act in saying
something) 达到以言行事; 通过说什么的行为( an act by saying something)
达到以言取效。言语行为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说话即行事。
　　〔7〕[英]巴瑞·布赞等： 《新安全论》〔M〕，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译者序第16 页。
　　〔8〕自“9·11”事件之后，“新型恐怖主义”的概念就频繁出现在政治和学术话语中。
　　〔9〕详见方芳： 《恐怖主义的媒体话语与中美国家身份》〔D〕，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第一章， 2013 年。
　　〔10〕Roger Fowler，ed. ，A Dictionary of Modern Critical
Term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7，pp.
　　〔11〕曾庆香： 《新闻叙事学》〔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8 页。
　　〔12〕Holger Stritzel，“T oward a T heory of Securitization：
Copenhagen and Beyond”，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 13( 3) ，2007，pp. 357-383.
　　〔13〕“建构星期”的抽样方法参考Douglas A. Luke，CharleneA. Caburnary &
Elissia L. Cohen，“How Much is Enough?New Recommendations for Using
ConstructedWeek Sampling in Newspaper Content Analysis of
HealthStories”，Communication Method and Measures，2011： 5 ( 1 ) ，pp.
76-91; Yunya Song and T san Guo-Chang，“SelectingDaily Newspaper for
Content Analysis in China： A Comparisonof Sampling Method and
Sampling Sizes”，JournalismStudies，2011： 9 ( 1 ) ， pp. 1-14; Hester，
Joe Bob，Dougall，Elizabeth，“T he Efficiency of Constructed
WeekSampling for Content Analysis of Online News”，Journalism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December 1，2007. 笔者在2001 年至2011 年这10
年期间，以随机抽取日期的方式建构了20 个星期，每两个星期代表一年。2002 年至2010 年这9 个完整的自然年，每年随机抽取14
天建构两个星期代表一年。2001 年和2011 年各随机抽取了7 天建构一个星期分别代表2001 年和2011 年，共建构了20
个星期。具体操作可见官方网站： http： / /www. randomizer. org /，访问日期： 2013 年8 月5
日。笔者在该网站操作后生成的结果，也是随机抽取样本的依据。另外，对于随机生成的日期，笔者在抽取过程中忽略时差因素，均按当地时间的日期抽取新闻报道。
　　〔14〕John F. Burns，“Americans Battling Closer to Qaeda
Bunkers”，New York Times，March 6，2002.
　　〔15〕Scott Shane，“Wars Fought and Wars Googled”，New York
Times，June 27，2010.
　　〔16〕在有关恐怖主义的研究成果中，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型恐怖主义”的概念。学界认为虽然很难明确“新型恐怖主义”源于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但是许多学者指出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的恐怖活动具有一些“新特征”。那个时期典型的恐怖活动有1993
年纽约的世贸中心爆炸案和1995年由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
　　〔17〕〔25〕T om Shanker，“U. S. T ells How Rescue T urned Into Fatal
Firefight”，New York Times，March 6，2002.〔18〕T om Shanker，“More
American T roops Are Ordered toJoin Cave-to-Cave Search for Al
Qaeda”New York Times，December 22，2001.
　　〔19〕〔21〕David Johnston and Philip Shenon，“Man Held Since August
Is Charged With a Role In Sept. 11 T error Plot”，New York
Times，December 12，2001.
　　〔20〕James Risen and Patrick E. T yler，“Interview With bin Laden
Makes the Rounds”New York Times，December12，2001.
　　〔22〕Elaine Sciolino and Don Van Natta Jr.，“For a Decade，London T
hrived As a Busy Crossroads of T error”. NewYork Times，July
　　〔23〕Dennis Overbye，“French Investigate Scientist In Formal
Terrorism Inquiry”New York Times，October 14，2009.
　　〔24〕Eric Schmitt，“T alking the T alk His Own Way，by Golly”New
York Times，May 26，2002.
　　〔26〕〔27〕〔28〕Craig S. Smith，“Fearing Unrest，China Presses Muslim
Group”New York Times，October 5，2001.
　　〔29〕Erik Eckholm，“U. S. Labeling of Group in China as T errorist
Is Criticized”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3，2002;Edward Wong and
Keith Bradsher，“As China Girds forOlympics， New Violence”，New York
Times， August4，2008.
　　〔30〕〔34〕Erik Eckholm，“China Muslim Group Planned T error，U. S.
Says”New York Times，August 31，2002.
　　〔31〕Elisabeth Rosenthal，“Beijing Says Chinese Muslims Were T
rained as T errorists With Money from bin Laden”NewYork
Times，January 22，2002.
　　〔32〕Erik Eckholm，“China Seeks World Support in Fight WithIts
Muslim Separatists”New York Times，October 12，2001.
　　〔33〕Jim Yardley，“China Brands Muslim Groups as T errorist”New
York Times，December 16，2003.
　　〔35〕原文是“Human Rights Watch and Amnesty International”。Human
Watch，人权观察，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美国纽约，以调查、促进人权问题为主旨。AmnestyInternational，大赦国际，是一个人权监察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由世界各国民间人士组成，监察世界各国人权现状。
　　〔36〕原文是“. . . Uighurs who are completely nonviolent”。
　　〔37〕Nicholas D. Kristof，“T errorism and the Olympics”，New York
Times，May 29，2008.
　　〔38〕〔39〕〔41〕刘永涛： 《重新思考朝鲜核问题： 安全与身份》〔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3 期，第45
页，第45 页，第121 页。
　　〔40〕Carl 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George Schwab with a new forward by T racy B.Stro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p. 27，转刘永涛： 《建构安全“威胁”：
美国战略的政治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6 期，第121 页。
　　〔42〕[美]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19
　　〔43〕[美]塞缪尔·亨廷顿： 《失衡的承诺》〔M〕，周端译，东方出版社， 2005 年版，第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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