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欧列强的殖民扩张知识点 & “（共20分）请阅读下列材料，回答后面问题...”习题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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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20分）请阅读下列材料，回答后面问题。材料一： 荷兰人第一个冒险建造了一种仅能运送货物而不可装置火炮的商船……它是设计很独特，它的船肚子很大，所以船身很大很圆，而甲板很小。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船所缴纳的税取决于甲板的宽度……到17世纪中叶，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全球商业霸权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通过向全社会融资的方式，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将分散的财富变成了自己对外扩张的资本……政府将一些国家才能拥有的权利，折合成25000荷兰盾，入股东印度公司，这就大大增加了东印度公司的权限和信誉……1609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诞生在阿姆斯特丹。同年，阿姆斯特丹银行诞生。——《大国崛起》解说词材料二 ： 美洲作物引进中国，大多发生在明清时期，其中既有玉米、甘薯、马铃薯这样重要的粮食作物，也有花生、向日葵一类的油料作物；既有番茄、辣椒、菜豆、番石榴、番荔枝等果蔬，又有烟草、陆地棉这样的嗜好作物和衣被原料，总数超过20种……在不长的时间中获得了相当快的发展，不少在今天的作物构成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美洲作物的传播与发展不仅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生存需求，适应了人们对营养和享受多方面的需要，对充分用地和养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王宝卿《明清以来美洲作物的引种推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山东为例（）》材料三 ： 经过一段时间，工业化先在印度，然后在日本，最后在中国，都得到亚洲人和西方人的强劲推动，尽管这种推动在东南亚来得较迟。同技术进步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引进了19世纪西方式商业和工业组织机构，如银行和合股公司，它们改变了亚洲的面貌并最终促进了殖民主义的覆灭。更重要的是亚洲人民族身份意识的觉醒，这使他们与殖民地征服者对立起来。——罗兹·墨非《亚洲史》（1）根据材料一，概述荷兰在商业活动中的创新之处。（8分）（2）根据材料二，分析外来作物的引进对中国明清时期农业发展的影响。（6分）（3）如何理解材料三所说的“它们改变了亚洲的面貌并最终促进了殖民主义的覆灭”？（6分）对商船结构进行创新设计，降低运营成本；政府支持殖民公司，扩大、提高公司权限和信誉；创新商业（经济）经营方式。（任写两点得6分，写三点得8分）&
本题难度：较难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2-安徽省蚌埠二中高二下学期期中考试历史试卷
分析与解答
习题“（共20分）请阅读下列材料，回答后面问题。材料一： 荷兰人第一个冒险建造了一种仅能运送货物而不可装置火炮的商船……它是设计很独特，它的船肚子很大，所以船身很大很圆，而甲板很小。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殖民扩张对中国的影响。第（1）问，根据材料，在对材料信息整合、归纳的基础上回答即可；第（2）问，分析外来作物的引进对中国明清时期农业发展的影响。材料已经有了详细的讲述，在对材料信息整合、归纳的基础上回答即可。第（3）问，是史论结合的题目。主要根据史实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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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20分）请阅读下列材料，回答后面问题。材料一： 荷兰人第一个冒险建造了一种仅能运送货物而不可装置火炮的商船……它是设计很独特，它的船肚子很大，所以船身很大很圆，而甲板很小。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在斯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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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列强的殖民扩张
与“（共20分）请阅读下列材料，回答后面问题。材料一： 荷兰人第一个冒险建造了一种仅能运送货物而不可装置火炮的商船……它是设计很独特，它的船肚子很大，所以船身很大很圆，而甲板很小。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相似的题目：
“三角贸易”是16－19世纪西方殖民活动的一个重要方式。读下图《三角贸易示意图》，其中航程B贩运的主要是棉纺织品香料和布匹黄金和白银黑人奴隶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本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该书名喻指拉丁美洲曾经出现几何形国家边界爆发民族独立战争形成畸形单一作物制遭受西方殖民侵略
16--18世纪，在美洲大陆出现了许多构词方式为“新×××”的地名，如：新西班牙、新法兰西、新奥尔良、新尼德兰、新英格兰等。这一现象的根源是 新兴城市大量出现欧洲殖民者掠夺美洲土地工业革命的进行大批美洲独立国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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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何柄棣先生在《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一书中论述了玉米和甘薯对明清时期的移民开发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他写到：“直到十八世纪初，南岭山脉的大部分丘陵和山岭还覆盖着森林，农业较少开发。东南沿海各省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最终迫使东南的贫苦农民开垦长江流域内地省份的丘陵和山区，这一过程可能一直继续到太平天国时期。结果这两种比较新的作物变成使长江流域高地得到系统开发的主要手段。”……垦荒的“棚民”在长江流域的省份和福建到处可见，但尤其集中在江西和湖南的山区 。地方志的解释说：“大抵山之阳宜于苞谷（玉米），山之阴宜于番薯……可食至次年三月。棚民垦山，深者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湮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这种连续大量种植玉米、甘薯的农业行为，到十九世纪初期已经使许多地方受到报酬递减规律之害。……汉水流域的垦荒和农业报酬递减加剧，使何柄棣先生得出了一个别有会心的结论：“这一地区及川北部分地区成为嘉庆元年至九年白莲教叛乱的中心，也许并非偶然的巧合。”——摘编自《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材料二&历史上，中国没有遇到同期英国那样的较大规模的移民分流的机会。玉米、甘薯的输入使明清时期的中国移民走向了山岭。他们继续向自然伸手，在土里刨食。当十八世纪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时候，朝廷和地方官员都把垦荒和推广种植玉米、甘薯作为缓解人口压力的重要途经。据有关统计资料，十八世纪末，中国养活了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但是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影响至今犹存。何先生的著作完成于一九五七年，他的观点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摘编自《玉米与明清的移民开发》（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玉米和甘薯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8分）（2）垦荒者为什么被称为“棚民”？（2分）你如何理解材料一所说的“许多地方受到报酬递减规律之害”？（4分）（3）你如何认识何柄棣先生关于白莲教叛乱原因的结论？（在下列备选题中任选一题回答）题一：如果同意这一结论，请写出完整的推论。（4分）题二：如果不同意这一结论，请说明理由。（4分）（4）简述十六到十八世纪英国移民的流向及其原因。（6分）（5）人口和环境是几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材料二反映出中国历史的局限加剧了自身的人口与环境危机。试予以说明。（8分）（1）粮食总产量；人口；经济作物与商品化；生态、人口二与社会的不稳定。（每点2分）（2）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屋中。（2分）水土流失，地力枯竭，收成递减。（4分）（3）题一：农民丧失基本生存条件，对清朝强烈不满，遂被白莲教吸引（4分）。题二：应该还有其他更重要更复杂的原因，如阶级压迫，政治腐败等等。（4分）（题二如有其他答案，逻辑正确即可给分）[来（4）流向城市工业。（2分）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4分）（5）清朝：封建社会和农业经济，统治者的理念和政策。（4分）现代中国：受意识形态制约，对经济规律认识的局限。（4分）&
本题难度：容易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0-江西师大附中2010届高三第三次模拟考试文综
分析与解答
习题“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何柄棣先生在《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一书中论述了玉米和甘薯对明清时期的移民开发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他写到：“直到十八世纪初，南岭山脉的大部分丘...”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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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何柄棣先生在《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一书中论述了玉米和甘薯对明清时期的移民开发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他写到：“直到十八世纪初，南岭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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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分析，习题“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何柄棣先生在《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一书中论述了玉米和甘薯对明清时期的移民开发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他写到：“直到十八世纪初，南岭山脉的大部分丘...”主要考察你对“主要经济政策”“两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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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政策
两次工业革命
与“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何柄棣先生在《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一书中论述了玉米和甘薯对明清时期的移民开发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他写到：“直到十八世纪初，南岭山脉的大部分丘...”相似的题目：
一位历史研究者想要编写《昭君出塞》一书，涉及长安民俗生活的情景，他可以利用的素材是：吃葡萄、喝肉羹盖棉被、穿绸衣?放鞭炮、听说书抽卷烟、烤甘薯
对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政策的评价，不正确的是主观目的是维护其统治地位能从根本上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违背历史发展潮流而阻碍社会进步
东汉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务本》一文中认为：“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此认识的形成是基于:①自然经济的基本特性&&②巩固专制王权需要&&③维护农民切身利益&&&④传统的“农商皆本”思想①②③②③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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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解城市人口，古已有之。为调控北京的城市人口规模，明清时期就曾采取过多项措施疏解人口，取得了一定成效，其疏解之策对于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据《北京志·人口志》记载：明初北京城市人口经过自发离散和明太祖强制迁徙，原元大都地区居民大量流失，只有9.6万。此后人口恢复和增长主要得益于军卫人口和塞外军民等新移民的大量迁入。到洪武八年（1375年）为14.3万。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自南京迁都北京后，依南京之例，将北京城按方位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
　　随着移民政策的不断推进，北京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到嘉靖后期至万历初期，北京城市居民计约13.4万户，以每户5口人计，则明代中后期北京城总人口约68万人。如果加上驻京的军人及家眷以及居于皇城内外直接服务于宫廷的人员，万历六年（1578年）京城人口已达17.9万户、85万人。按照内外城62平方千米面积计算，城市人口密度大大增加，达13710人/平方千米。
　　清代建都北京，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城市管理制度，包括内城、外城和城属（京营四郊）三个地域单元，但顺治初定都北京即于内城“分八列旗，拱卫皇居”，并迁移内城汉人之官民商贾于外城，推行兵民分城居住。由于大量旗人内迁和北京内城被圈占，以及北京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内城八旗户口的迅速增殖，清初北京内外城人口约11.7万户，55.6万人，其中内城八旗人口计约8万户，40万人。随着政权的稳定，北京人口不断增加。据《北京志·人口志》记载：乾隆末年（1795年），北京内外城人口约15.74万户，74万人。至光绪八年（1882年）北京城市人口21.8万户，108万人，人口密度达17419人/平方千米，形成了“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余财给之，京师亦无余地处之”的局面。
　　为缓解京城人口增长压力，明朝廷从弘治年间开始逐步疏解京城人口，隆庆、万历年间仍继续坚持实行调控北京人口的各项措施。清朝从雍正年间至乾隆年间先后采取多项措施疏解人口。
　　明弘治年间开始外迁驻军兵力，减轻京城人口供养压力
　　明代永乐至宣德年间，大量卫所军士迁居京师，导致北京城市人口剧增。为疏解城市军事人口，加强外围防御，弘治年间开始外迁京城及京畿卫所军士，实行边戍屯居。在长城沿线设置九个军事重镇（亦称“九边”），后又在北京西北增设了昌平镇和真保镇，统领大批卫、所的官兵保卫边防。他们大多亦兵亦农，战时打仗，平时从事种植和畜牧业生产。京郊及周边地区以“营”“堡”“卫”等而称的地名，相当一部分与当年的卫所军士迁离京师、戍边屯居有关。
　　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外迁八旗兵丁及家眷。一是逐步放松对京师旗下官兵严格集中聚居的管理，按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和镶蓝等旗分别建房于城郊，迁移部分内城兵丁携眷分驻。至乾隆中期，清政府于四郊建造营房累计达4.8万多间，派驻京师八旗子弟人口总计约8万余，连同家眷共约9万余人。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于香山设立健锐营，常规编制2000多人，另有家眷等。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设蓝靛厂火器营，有各种营房、官房1700多间。
　　二是外迁闲散旗人移驻京畿或东北屯种。雍正二年（1724年），以京畿新城、固安官地341顷制为井田，令无业旗人屯种。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再次疏解闲散旗人，原定计划三千户，分为六旗，每年派遣一旗，每旗500户，仍是按旗摊派，而且规定要“择其族众，有眷属者拣派”，眷属一律不准留京。从《清实录》记载看，从北京迁往拉林（今黑龙江省五常市）、阿勒楚喀（今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京旗闲散人共有3000多户，以每户5口计，共1.5万人。
　　三是将部分汉军旗人“出旗为民”，占籍州县。康熙后期，即已准许部分汉军旗下壮丁“出旗为民”，但数量较少。至乾隆初期，不仅汉军旗下壮丁，而且连同汉军八旗兵丁自身在内，均成为出旗为民、占籍州县的对象。清末，京师八旗人口的贫困化，迫使清政府进一步放松对京师旗人的禁锢，规定“八旗准出外贸易及在外寄籍”，且“准与该地方民人互相嫁娶”。对京师旗人“弛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其生”的政策，不仅改变了京师旗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依赖国家粮饷生计的状况，而且也达到了疏散内城旗人，减轻清政府财政与经济压力的目的。
　　总体上看，这项措施为缓解明清时期京师人口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良好效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应是北京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创举。
　　明朝开始劝返外籍流民，整治关厢，严控占籍京城
　　明代朱棣称帝初期，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曾实行移民政策，大量屯兵、屯民、屯商于北京，充实京城及京畿人口。但随着人口膨胀，那些外来移民又成了疏解对象。一是实行较为优惠的政策，鼓励移民返乡。如根据每户的人口数量及路程的远近，给予一定的盘缠（路费）和安置费等，所以不少人愿意返乡。短短几年就有不少人返回故乡，其中以来自山西的移民居多。二是整治关厢，遣散游民。《明史·食货志》载：“在地曰坊，近城曰厢。”即城门外大街及其附近地区为“关厢”，也就是泛指城门外两三里之内的居民聚集地。这些地区也是大量商贩和无业游民聚集地。从隆庆年间开始，朝廷令顺天府会同五城兵马指挥司整治关厢内外，并令所辖大兴、宛平二县配合，将整治重点锁定于永定门、德胜门、西直门、朝阳门关厢，因这四个城门处于京城的东南西北方向，城门内外聚集的人员最多。特别是德外关厢，区域最大，居住人口最多。顺天府制定了相应整治政策：没有“京籍”者，须搬至离京百里之地;房子可以拆走，如愿意空手出门，可以领到一些补偿款;有“纳户执照”者（即工商执照），“营业者不得超过五人，超者裁之”。经过几年的整治，到万历初期，各关厢内外居民大为减少。
　　清代前期，京畿圈地，土地兼并及自然灾害等，有大量破产农民等不断涌入北京谋取生计，致使京城人口迅速增加。清代首先对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实行严格控制，按流寓人口编定保甲。租住民房的客民，必须有切实可靠的保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以房管人。“官府按月点卯，酌量分定日期，俾得逐一查照循环号簿，详细诘问，毋许容留来历不明之人。”其次就是遣散流民回原籍。雍正初年提出“就食京师流民，清查口数，资送回籍”，此后又规定：“闲散游荡，立宜摈逐。惟候补、候造之人，读书之人，贸易生理之人，方可听其在北京居住。”直省人民不得入居京师，便滞留、占籍于宛、大二县，造成“顺天大、宛两县，土著甚少，各省人民来京，居住稍久，遂尔占籍”的现象。这一方面限制了外城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大、宛二县人口的机械增长。
　　不过，乾隆中期之后，清政府限制直省人口占籍京师的政策明显改变。乾隆初年，乾隆帝即认识到，“流民资送势亦有所难行，不如听其自为觅食谋生”。这是清政府对资送流民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至咸丰年间，据《清文宗圣训》载：“流民中谋生者，多系故土并无田庐依倚之人，而必抑令复还，即还其故乡，仍一无业之人耳。”据此推断，自乾隆中期开始，即逐步放松了对流民的驱逐，也就造成了流民在京谋取职业、占籍北京外城的机会。当时，除京畿移民之外，来自山东、山西以至南京等地的谋生者颇多。
　　清代限制致仕官员胥吏寄籍京城，鼓励返乡养老
　　清代还有一项针对特定官员胥吏群体的疏解措施。康熙中期规定，凡京官革职、休致、解任，严催起程。后来虽对解任、休致、丁忧官有所其自便的宽容政策，但事实上囿于成例，即使留居京师，亦多占籍大、宛二县。故至乾隆中，“大、宛等县，多士云集，土著寄居，不免搀杂”。至于各部院衙门书吏，五年役满考职后，即严催回籍;若潜匿京城或私自来京均要问罪，遂成为一项制度。
　　清朝退休制度规定，年满60岁的官员即可退休。退休官员一般均回原籍养老，仅有少数高级官员可留住京城，但不少人不愿离京返乡。如，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陈宏谋奉调进京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最后官至东阁大学士，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因病且年事已高辞官，但想留在京城久居。乾隆皇帝亲自劝其返乡，并设酒席为其饯行，同时令其回乡所经过之处地方官员要在20里内料理护行。陈宏谋深感皇恩浩荡，10日后带着家眷及佣人30余口返乡。乾隆帝此举使不少退职、辞职官员打消了留京久居的念头，纷纷离京返乡。这些出自政治原因的政策，同样减缓了京师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
　　明清时期北京城市人口的疏解之策，有效缓解了城市承载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今天我们疏解北京人口，尤其是城区人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是要明确人口疏解的重点群体。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尊崇“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观念，商业人口相对较少。作为皇城帝都，明清时期拱卫京城的驻军兵力占京城人口的比例逐渐加重，这成为供养压力的重要因素。如今的北京，与首都定位不相匹配的功能繁多，相应的人口承载压力过大、过重，因此要突出去除非首都功能，以产业疏解带动重点人群疏解。二是要坚持人口疏解的有效路径。对于人口疏解中行之有效的路径方法要敢于坚持，不能朝令夕改，不能畏于权贵、因人而异。如对于大批京官革职、退休、卸任，应形成鼓励返乡养老、减少久居或寄籍北京的机制，还应当上行下效，形成自觉的习惯和风气。三是统筹人口疏解的区域协同。古有京城（顺天府）与京畿等地区的协同配合，今有建立行政副中心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搞好区域联动，方能真正有效疏解非首都功能，实现北京人口适度承载，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作者：姜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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