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五个孙子的不同人生际遇&两人改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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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揭秘蒋介石五个孙子的不同人生际遇[图]
　　蒋介石的五个孙子：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蒋孝慈、蒋孝严。
　　1935年12月，苏联西伯利亚刮起了多年未遇的飓风。
　　黎明前，在距“塔哈”车站只有一公里的乌拉尔机械厂工人宿舍里，漆黑的沉寂中突然传来一阵婴儿降生的啼哭。
　　这简陋破败的宿舍里住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的俄文名字叫尼古拉，而此人的真名和来苏前的经历，在刚刚建立不久的苏维埃乌拉尔机械厂还不为人所知，甚至就连与他结为夫妻的俄罗斯少女芬娜，也还一无所知。尼古拉尽管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可是，到任何时候他都是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嫡生之子。这个在苏联西伯利亚荒原里诞生的孩子，就是蒋介石家族的第三代――蒋氏五兄弟中的长子！蒋经国当时不敢为他以蒋氏命名，却为他取了个同样有俄罗斯特色的名字――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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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关伟娜（实习生）、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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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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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张春桥有多嚣张:敢压住华国锋批示不发
张春桥有多嚣张:敢压住华国锋批示不发
日 10:41:08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正因为这样，“舆论总管”姚文元对“按既定方针办”大肆宣传。日，新华社的电话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文元同志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9月19日，新华社关于28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提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的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
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这么交待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交锋：
姚文元：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判员：吴桂贤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还说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一类激烈的话。随后，吴德、汪东兴又讲了一段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的话。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10月2日，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
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忆录》，透露了耿飚的亲身经历——当时华国锋怎样紧急通知已经到达联合国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修改发言稿：
1976年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两天之后──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从这“帮喉舌”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219篇“帮文”。
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帮”，这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这篇“帮文”见报的当天清早7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华国锋一看“梁效”的这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便明白形势相当紧张。
李鑫还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由于李鑫在这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通风报信，所以后来李鑫受到华国锋的重用。关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时曾出过力，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也曾这样谈及：
在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华国锋与“四人帮”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火并迟早要发生，除非华国锋甘愿臣服于“四人帮”，但华国锋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为。在华国锋左右，此时首先向华国锋建议“先下手为强”的是一个名叫李鑫的人……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的异常动向。
于是，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后，叶剑英驱车前往北京城里东交民巷新八号院子。那里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处，如今华国锋住在那里。
叶剑英在这关键时刻赶来会晤华国锋。
本来，华国锋是想过了10月9日──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忌日之后，再对“四人帮”动手。可是，《光明日报》上的“帮文”表明，一场恶斗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叶剑英认为，必须“快打慢”。
于是，在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对“四人帮”采取了断然措施……
耿飚在回忆录中也这么提及：
10月4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0月10日两报一刊所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不能不这么写及：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一回，“物归原主”，把六天前“梁效”那顶“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还给了“四人帮”。
文章摘自 《邓小平改变中国》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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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的《重读华国锋》中，我们讨论了华与“两个凡是”的关系。在明了了这一事实之后，今天，我们来探讨另一个与此息息相关的问题。长期以来，华国锋被指在粉碎“四人帮”后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复出。但近来有学者认为史料表明，华参与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各阶段决策，是支持邓复出的重要力量。那么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华国锋与邓小平复出
一方面，华对于邓的复出总体上不反对甚或赞成，但另一方面，华对于不肯屈从“两个凡是”的邓的复出，也确实有阻碍和拖延的方面。
对于华国锋是否阻碍和拖延了邓小平复出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情况是复杂的。
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正面态度
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确实有史料证明华国锋是不反对甚至赞同邓小平复出的。在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就提出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这三条概括了华在对待邓小平复出一事上的基本态度。
这一方针基本上可以是说当时中共高层的共识。一直力主邓小平复出的叶剑英也提到：“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可见，这在当时包括华本人的中共高层中，是有一定共识的。
为了给邓小平的复出做好准备，在1976年12月邓因病入住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时，叶剑英就决定恢复向他送阅中央文件。这一决定是中央的指示，一定得到了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的首肯。而在住院期间，邓还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能够获得这样的待遇，说明华国锋等中央高层的态度已经开始松动，这是邓将要恢复工作的一个重要信号。
华国锋也确实在粉碎“四人帮”后，继续了“批邓”的口号。对此华在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邓小平恢复工作时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这并不是华国锋个人的表态，”从中可以看出，华认为，“批邓”口号的提出，是从全国大局考虑，从根本上消除“四人帮”及其余党借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可能。因此，在邓小平恢复工作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似是中共高层的一种共识。这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而在内部，1977年1月，中共高层已经为邓小平的复出定下基调。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国锋的治局会议话时提到：“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李鑫在日后回忆时表示：“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表明，最迟在1月，中共高层内部就邓小平复出问题就已经达成了一致，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在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他在此次会议上也解释了在邓的复出问题上一直采取谨慎态度的原因，将其归之为对反革命分子反攻的忧虑。
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公布的《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正式回归中共领导层。
从这些史料中，我们的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华国锋对于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邓小平复出，是不反对甚或赞成的。
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阻碍拖延
但这能得出华对于邓的复出并未阻碍和拖延的结论吗？我们说，这还需要看其他一些材料。
正如上一期《重读华国锋》中我们揭示的那样，华国锋在“两个凡是”中提出的“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也即李鑫在提出“两个凡是”口号时所说的“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在此根本立足点上，华与邓其实是有很大分歧的。特别是“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点了头、定了性的，“批邓”也是毛泽东亲自认定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无疑就触及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无疑与华国锋的根本立足点，与“两个凡是”相冲突。
“两个凡是”的观点一提出，邓小平便洞悉了它的本质，并明确表达了不同看法。
1977年，就在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之后。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让华感到不满。这封信发出不久，他派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代表中央办公厅专程去看邓小平。希望他改变信中“准确的、完整的”提法，并就天安门事件等问题表态，即要他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以便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邓小平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提到此事，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并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4月10日和日两次写给中央的信。
由此可见，华国锋不反对甚或赞成的邓小平复出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邓小平承认“两个凡是”的根本立足点地位，必须不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反对阶级斗争为纲，放弃为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无疑是邓小平不能接受的。
而从华国锋让汪东兴和李鑫提出要邓小平改变自己的意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才能以便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以至于邓小平发出了“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的呼声这件事来看。说华国锋对邓的复出不反对甚或赞同固然是实情，但说华秉承“两个凡是”的立场对不愿对“两个凡是”低头的邓小平的复出形成了阻碍和拖延，恐怕也并不为过。
朱启元整理：《吴德自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日）。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苏台仁：《邓小平生平全纪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因此，对于华国锋是否阻碍和拖延了邓小平复出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情况是复杂的。一方面，华对于邓的复出总体上不反对甚或赞成，但另一方面，华对于不肯屈从“两个凡是”的邓的复出，也确实有阻碍和拖延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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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子女 姓苏不姓华
发布时间：
&&&&■07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4周年纪念日，86岁的华国锋为刚满4岁的毛泽东重孙子毛东东亲笔题词。
&&&&「没有文革的结束，就没有改革的开启」。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一个曾被多年淡忘的名字──华国锋让人无法忘记。
&&&&然而，就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这位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撒手人寰，不禁引起人们的诸多遐思：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间，当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位于北京西皇城根一所院落内的华府，又经历了如何的沧桑变迁？
&&&&远离政治舞台27载
&&&&从1981年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起，华国锋度过了27年远离政治舞台的生活。虽然其间也曾四次高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却从未发表过任何讲话或接受媒体的专访。除了华府周围的邻居能够在他出门散步时偶遇外，他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机会仅为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和忌日于毛主席纪念堂祭拜之时。
&&&&在华国锋的日常生活中，更为关注的似乎是书法和他亲手种满小院的葡萄。不过，这位老人并未与时代脱节。每天上午，他都会花大量时间阅读报纸，除了党报，也有都市类报纸，而且每晚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虽已离开权力中心，但华府的客人却不少，有华国锋的山西同乡，有来自湖南的老部下；有同时代朋友的后代，也有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人。据华国锋的子女介绍，毛泽东、胡耀邦、刘少奇等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在305医院为华国锋举行吊唁时，前来祭奠的就有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等，毛泽东之孙毛新宇也在华国锋于八宝山火化当日赴灵堂悼别。
&&&&子女平凡 谨遵其训
&&&&华国锋原名苏铸，1938年参加革命时改名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因此，他的子女都不姓华，而姓苏。四个子女，既无出国的，也无经商的，都是本分的普通人。
&&&&华国锋的长子苏华，原于空军某部任职，现已退休，至今仍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很朴素，没有架子，与同事关系很好。」小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也已退休。小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在华国锋生前担任他的生活秘书。四子女中稍为显赫的或许是大女儿苏玲，现任中国民航总局交通管理局党委常委、工会主席的她，今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据子女们说，华国锋一般都不会严厉批评他们，只会要求他们好好努力。在时时鞭策之余，「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这是外孙女王苏佳牢记的一句话。
来源：中新社
　　宁化县地处福建省西部，武夷山东麓，是福建通往江西的一大要冲。全境总面积2407平方公里。全县设4镇12乡、210个行政村、15个居委会。总人口34.6万人。宁化是著名的革命老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宁化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红军长征的四个起点县之一。宁化是举世闻名的客家祖地。位于宁化西部的石壁村是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