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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沿着经济增长理论演变的路径，对不同时期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发现国内对如何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等深层次问题的研究远远不够，这将是这一领域未来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收入分配，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早期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 &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学家永恒的研究话题，对二者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大卫·李嘉图的国民收入分配理论。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中明确把收入分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国民收入以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名义在劳工、资本家和地主之间进行分配，而分配的比例在上述不同社会阶级中是极不相同的。按照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劳动力规模的扩大与固定数量的土地及农业中的收益递减相互作用，导致总产量以递减的速度增加，这一相互作用的过程将会重复出现，直到经济达到稳定状态。在经济的稳定状态，工资如同在长期的经济扩张中表现的那样仍然维持在生存水平，利润也就是资本的报酬则由于工资的挤出而不断下降，甚至趋于零，唯一增加的是地租。这样，伴随经济增长，地主阶级同资本家及工人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经济学研究早期对收入分配问题关注的并不多。李嘉图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中运用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讨论了收入差距如何通过社会稳定机制影响经济增长。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早期，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并没有认识到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少。
　　（二）新古典经济学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
&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恢复，经济增长理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发展经济学也得以在经济学的研究舞台上逐渐显露。在经济增长理论蓬勃发展的同时，很多经济学家把视线投向了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但经济增长仍然是他们的研究主线，所以，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讨论收入分配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或者说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扮演的角色。这段研究是由新剑桥学派和两位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和刘易斯所带动的。
　　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多（1956）和罗宾逊（1956）等人首次把收入分配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并主张通过调整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关系来实现经济稳定均衡发展的目标。卡尔多等人认为，随着经济增长的加快，国民收入分配也将向有利于资本家的方向变化，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而工资的比重越来越小。同时，收入分配关系的失调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增长，并引起社会经济利益的冲突。所以，要实现经济均衡稳定增长，必须调整利润和工资收入的分配关系，实行均等化的分配政策。库兹涅茨在《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1955）中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理论描述，即“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库兹涅茨提出倒U型假说的实证统计资料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被很多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些资料并不见得可靠，但对于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迅速加剧并恶化的趋势，库兹涅茨认为，这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事实”。在提出收入分配伴随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曲线变化的同时，库兹涅茨也认为，收入差距并不会五条件地随经济发展先上升后下降，即倒U型曲线并不必然发生，这是很多研究者理解库兹涅茨曲线时忽略的地方。他认为，收入差距变化是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人口条件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时，需要对不同经济体历史和现实的条件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听任收入差距的扩大，完全相信“自由市场”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库兹涅茨提出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时缺乏必要的资料支撑，甚至于理论性的解释也显匮乏，所以其理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饱受争议，不过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对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给予了较好的解释说明。阿瑟·刘易斯建立了一个只存在传统的自给农业经济和现代资本工业经济的两部门模型，并假设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的函数。他认为，收入不均等是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通过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使国民收入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加快资本积累，可以推动二元经济脱离低水平均衡，实现二元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的转变。刘易斯的进一步研究指出，要素供求失衡引起的要素收入分配不均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基本原因，而且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时间和劳动供求的平衡时间正好重合，也就是说，在劳动过剩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收入差距将持续扩大，而当劳动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时，收入分配差距将逐步缩小。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对于经济增长中收入差距变化趋势的描述与库兹涅茨假说的内容基本一致，只不过刘易斯更笃信收入分配不均等在经济发展早期的重要作用。刘易斯认为，任何以均等为目的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都会过早地窒息经济增长，任何试图提高工资的政策，都会减少利润、降低储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缩小和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前者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经济的高增长会通过一套扩散机制，最终会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在得到改善之前必然要恶化。
　　得益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收入分配问题逐渐成为部分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在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的凯恩斯“嫡传”之争中，第一个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模型得以建立，同时期也出现了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奠基作品，并得到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的证实和解释。可以说，这段时期是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璀璨时期。但仔细研读这一时期经济学家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他们的研究无一例外都建立在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这些研究是“得益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而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增长模型等又都是建立在“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的函数”逻辑基础上，那么随着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这些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研究就很有必要重新审视，因为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已被证实。同时，不管是新剑桥模型，还是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抑或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其理论本身也是一直饱受质疑。
　　（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
& &在探讨经济增长原因时，经济学家考虑到收入分配的作用并将其引入增长模型，打开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相关问题研究的一扇门，但它们之间运行的机制是怎样的？这些问题还有待经济学家继续去探索。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各理论学派都试图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经济危机现象进行解释，发展经济学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提出了有别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型中，并以此解释经济发展问题。同时，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也频繁出现，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也在很多国家证明并不必然存在，于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问题在沉寂了十几年之后又进入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不过研究主题已有所改变。西方学者主要从两方面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方面，依托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理论层面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主要探讨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另一方面，同其他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一样，实证研究越来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更多的西方学者在为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研究寻找实证的依据。西方学者这一时期的研究认为，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理论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信贷约束——投资机制。主要观点是，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使更多的穷人面临信贷约束而放弃投资回报率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或者也放弃物质资本的投资，代表性的研究是赫希曼和西蒙斯（2002）。第二，中间投票人——高税收机制，研究者的代表是阿尔辛娜和罗迪克（1994），他们主要利用中间投票人原理研究在民主社会中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更多的中位数选民支持增加税收以促进收入再分配，而高税收则会阻碍投资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激励作用。第三，社会稳定机制，研究的代表人物阿尔辛娜（1996）认为，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一方面会使大量低收入者在面对少数非常富有的人时，对社会经济现状产生不满，并要求重大的社会变革而带来政治体制的不稳定，另一方面会导致低收入者从事暴力或其他破坏性活动，这些活动既不能创造生产力，还会威胁到对投资有重要作用的产权安全，这些都会恶化社会的投资环境，并促使国家使用更多的资源用于保护产权，造成物质资本积累降低的后果。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出现后，西方学者在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关系问题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实证研究方面。克拉克（1995）在阿尔辛娜和罗迪克（1994）研究的基础上，使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方差系数、最富的20%人与最穷的40%人的收入比四种方法来测量不平等程度，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不会因为采用不同的不平等测量方法，或者使用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型，或者由于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不同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他的结论是“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佩罗蒂（1996）搜集了67个国家的跨国横截面数据，将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同时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得出结论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由于研究数据的庞杂和覆盖广泛，佩罗蒂（1996）的研究被很多学者推崇为最全面的、该问题实证研究中“杰出的工作”，其研究工作为证明“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证据。但丹宁格（1998）却对其提出了质疑，认为佩罗蒂引用的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是“高质量的”，然而发达国家的数据却“不是没有问题”。福布斯（2000）表示认同但丹宁格（1998）的观点，他认为佩罗蒂（1996）引用的数据和计算方法本身都存在不足，相对来说丹宁格（1998）的数据质量更高。在此基础上，福布斯（2000）设定了一个和佩罗蒂（1996）相似的模型，并利用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中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不平等对短期经济增长有利，这个结论与这一时期其他学者的研究大相径庭，倒是与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观点有些类似。李和邹（1998）认为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李和邹（1998）建立了一个与阿尔辛娜和罗迪克（1994）、皮尔森和特伯里尼（1994）类似的模型，不过与阿尔辛娜等人相比，他修改了一个假设，即李和邹（1998）认为，**的服务不是生产性的而是消费性的，所以他们把公共支出引入个人的消费函数，而不是像阿尔辛娜等人那样引入生产函数。巴若（2000）的贡献在于他在研究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考察了二者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并尝试建立起联立方程，将收入差距、增长和投资三个变量都做了内生处理，研究方法上做了一些推进，他的研究结论也有所不同，他认为，发达国家收入不均等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向关系，但在发展中国家二者却是负向关系。丹宁格（2003）对如何在联立方程模型中内生处理变量做了贡献，弗兰克（2005）则是把收入差距和人均GDP的交互作用项引入模型中作为解释变量，并使用面板协整方法，发现美国各州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应。
　　二、国内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是从一个经济现象——区域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开始的，所以在研究的早期，我国学者基本是在研究如下问题：第一，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趋势如何，如何测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程度。这些研究后期也被细化，如在说明趋势及测量差距程度时既包括总量的研究，也包含结构性的研究。第二，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对于为什么需要研究这个问题，李实（1999）给出了他的看法，并得到国内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即“主流经济学家更多地从发展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假定了制度或经济体制是不变的或不重要的。这样一种研究方式显然无法全部说明中国收入分配的‘来龙去脉’”。第三，在对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对经济增长不利的价值判断基础上，国内部分学者对如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一些理论的探索。李实等除了理论研究上的贡献外，还分别于1988年、1995年和2002年做了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收入调查，为研究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积累了重要的数据。
　　20世纪90年代，在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很多西方学者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报以很大的兴趣，而同时期我国学者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西方学者的研究接轨。对此，李实（1997）曾提到，由于对调查的数据难以找到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或者数据难以获得，未能对相关问题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感到很遗憾。可喜的是，随着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实证研究的方法逐渐引入我国并被普遍接受，国内学者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最早对我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是周文兴（2002）。周文兴运用非经典时间序列方法，使用了李实（2000）建立的年城镇基尼系数数据集，研究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统计关系。林毅夫、刘明兴（2003）利用28个省份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城乡之间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认为我国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是解释这一问题的关键。王小鲁、樊纲（2005）从检验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入题，运用面板模型方法，得出结论为：城镇和乡村基尼系数的变动趋势在数学意义上具有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但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曲线只近似具有其上升段的特征，而且从现实角度考虑，他们的下降阶段都不能确证，这说明中国的收入差距并不必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而五条件下降。同时，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一系列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及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对收入差距存在影响。陆铭等（2005）结合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从累积效应看，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始终呈现出负的影响。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利用非线性阈值协整模型发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认为，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为正，年，效应由正向负平滑转换，1999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且负效应逐年增加。陈安平（2009）利用面板协整技术研究我国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收入差距的拉大对经济增长有害，因此，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着力解决日益恶化的收入差距问题。
　　面对我国日益突出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我国经济学者结合自己的理解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问题开展了广泛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的早期，我国学者比较关注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差距程度的测算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后来的研究工作逐渐与国外的研究动向接轨，很多学者开始对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研究，同国外研究类似，其中多数属于实证研究，而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研究水平还需要提高。
& & 作者简介：韩建雨（1982-），男，河南濮阳人，东北师范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土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等。
作者：韩建雨 来源：《经济纵横》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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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财经科学》２０１１／５总２７８期；致政府税收减少，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因税收减少而被弱；四、收入分配与对外贸易Ｂｌａｃｋ．ｂ唧＆Ｆｏｒｇ；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经典需求理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两个特征所带来的对外贸易的巨大；《财经科学》２０”／５总２７８期；多；五、小结；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前提在于理清收入分配对经；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了
《财经科学》２０１１／５总２７８期
致政府税收减少，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因税收减少而被弱化，这意味着穷人获得的转移支付也相应降低了，此时，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Ｔａ肠，１９９５；［∞１情绪，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四、收入分配与对外贸易Ｂｌａｃｋ．ｂ唧＆Ｆｏｒｇｕｅｓ―Ｐｕｃｃｉｏ，２０叫２１１）。进一步地，它极有可能激发社会的愤怒和抵触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经典需求理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其净出口余额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不断增长，贸易顺差也持续扩大，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也逐渐增强。中国对外贸易取得巨大发展，特别是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原因除了是对外贸易政策的大力支持外，还主要源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两个特征：第一，匮乏的人力资本和低廉的劳动价格使得中国能够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发挥劳动资源的比较优势，从而能够承接发达国家产业链的转移。以加工贸易为载体，中国将大量的低价劳动力聚集在对外贸易的生产上。虽然从中获得的利润极为有限，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其加工生产的产品确实控制了世界的大部分市场，因而也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贸易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第二，高额的国内储蓄率一方面使得中国企业不得不寻求国外市场以求销路，另一方面也为其生产投资提供了大量的信贷资金。实际上，从经济平衡的角度，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储蓄大于投资。不同于资源输出型国家，中国的储蓄剩余表现为工业制成品的输出，而这必然导致了贸易顺差的产生。这是因为中国具有逐渐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进口制成品相对较少，且主要是原材料和半成品，而出口则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因此加工贸易所获得的差价必然导致贸易盈余（郭树清，２０Ｃｒ７［丑］（４―１１））。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两个特征所带来的对外贸易的巨大发展与收入分配制度是密切相关的。首先，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可能是影响中国人力资本匮乏进而决定其国际贸易分工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低收入阶层不具备充足的资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这进一步使其社会网络资源得不到有效的补充，因而使其收入来源更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阶层只能从事最为简单同时也是最为廉价的劳动，体现在国际分工中便是中国只能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低端的加工贸易。这一过程也可表述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一方面导致了廉价劳动力的出现，另一方面则使其数量更为充裕。在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引导下，外贸加工产业的集聚使这些劳动力得到了更为充分有效地利用。以对外贸易发展最快的东莞和昆山为例，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实施较早的招商引资政策聚集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大部分来自于收入水平较低的省市，且其学历以初中居多，相对较低，所从事的职业则是比较简单的加工行业，以针织、毛织和制衣为
《财经科学》２０”／５总２７８期
多。其次，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经济转型期产生储蓄剩余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因为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社会财富聚集在小部分高收入群体中，大部分人群则由于收入有限只能控制消费，缩减的消费额转化成了高收入阶层的储蓄，从而出现了储蓄剩余的现象。因此，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储蓄剩余的原因在于消费相对较少，即消费量偏低；进一步地，消费欠缺的原因在于居民存在消费需求但却无支付能力，而这则是与收入分配制度密切相关的。
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前提在于理清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传导关系。本文尝试选择一个新颖的视角，即基于需求的研究框架，综合分析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主要观点及相应的启示包括如下：
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了消费的减少。在后危机背景下，提高消费扩大内需的根本措施在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是因为调整收人分配结构、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化不仅能够短期内提高大部分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其消费能力，还能长期内适当降低高额的储蓄率，从而使资金得到更为有效地利用。
第二，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了社会总投资额的下降。这是因为收入差距越大，犯罪活动就越为猖獗，社会也就越不安定，相应地，社会总投资额也就趋于下降；另外，收入分配不平等强化了非正式规则，并通过申报程序和投资环境影响投资行为。
第三，由于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累进制税率使得政府从高收入阶层中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强化了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而分配政策也将逐渐向政府倾斜。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宜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进一步地，收入分配不平等使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上升，这为其庞大的财政支出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
第四，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廉价劳动力和消费渠道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这一传导过程是畸形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在带来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对外贸易也确实能从总体上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但这一模式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及稳定发展不具有可持续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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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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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 B
... 　WTO框架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实证的分析_社会学_人文社科_...面的相关分析,发现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包括短期的需求 效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