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市老促会
&&&&&&&&&&&&&&&&&&&&&&&&&&&&&&&&&&&&&&&&&&&&&&&&&&&&&&& 红二六军团创造了长征史上的多个&第一&、&之最&、&唯一&
罗海曦 红二方面军纪念馆v
红二六军团创造了长征史上的多个不凡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凭借坚定不移的信仰、牺牲奉献的精神、坚不可摧的意志、坚忍不拔的毅力、灵活机智的战法、勇猛顽强的作风、包容融洽的团结、排除万难的气慨，在征途上同十数倍、数十倍的敌人围追堵截进行了殊死战斗，同雪山草地，峻岭巨川进行顽强拼搏，他们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上，创造出诸多个&第一&和&最&，其中，有的甚至于是红军中的&唯一&。
一、他们有第一支踏上长征征程的部队--红六军团。
红六军团于日，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电报&训令&，退出湘赣苏区，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辟前进道路。红六军团于8月7日出发，是最先踏上长征道路的部队。从隶属关系上讲，在红二方面军组建之前，红六军团一直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完成配合红一方面军的各项作战任务。
自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相继失守后，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致使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破灭了。中共中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博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毛泽东在讨论中发言，建议红军主力应尽快向外突围转移，转移的方向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一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开辟新的苏区。对于这两支部队的行动，周恩来于194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这句话是对它们的客观评价，红七军团主要是调敌，红六军团主要是探路。为红军主力长征探路的历史责任就落到了红六军团身上。随着红六军团的西征，红军长征的序幕就此拉开。
中共中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博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毛泽东在讨论中发言，建议红军主力应尽快向外突围转移，转移的方向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一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开辟新的苏区。对于这两支部队的行动，周恩来于194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这句话是对它们的客观评价，红七军团主要是调敌，红六军团主要是探路。为红军主力长征探路的历史责任就落到了红六军团身上。随着红六军团的西征，红军长征的序幕就此拉开。
红六军团西征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早两个月，由于红六军团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了沿途的地形、民情、气候、物产等，为中央红军转移提供了重要情报；红六军团经过行军作战不仅锻炼了自己，而且在西进途中做了大量政治宣传，为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提供了有利的群众基础。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将军后来回忆说：&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比中央红军早两个月，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而红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踏上长征道路，自中央红军进入湖南汝城、蓝山、宁远、道州（道县）、江华，广西全州（全县），湖南通道、靖州，贵州黎平、镇远、施秉、旧州（老黄平）、黄平、瓮安，一直到突破乌江之前，即行沿红六军团踏出来的路线前进。足以说明，长征由红六军团迈步开始。其间，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沿五岭山脉，循萧匪故道，经兴、全间西进。&当时报纸刊载称&前头乌龟扒开路，后面的乌龟跟上来&。当时道县县政府第六届行政会议汇刊中说&萧匪经过县境。掠取谷米货物散给贫民，治恩市患，特商同县党部各公法团，组织宣传队分向四乡宣传共匪欺骗伎俩，以免民众受共党恩惑。&&当赤匪萧、朱、毛先后西窜，势如潮涌，本县义勇部队部仅有义勇一排兵力，单薄不足防守。&这些文件资料也印证了红六军团长征的真实性。
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誓师长征，是最早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但又是最后到达延安的主力红军。艰难地担负了前锋与后卫地两重角色。有力抵制了张国涛的分裂活动。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率红军从桂东长征，浴血征途，成功寻找到了战略突围方向，建立了新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没有非凡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仰，是很难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
二、他们的征途中有长征攻占的第一座县城&新田
日，红六军团攻占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县城--湖南省新田县城。攻占新田意义重大，这是红六军团跨越长征第一渡&五斗江，首次冲破敌军四道封锁线之后，攻占的第一座县城，彰显了红军的作战能力。军团部进驻新田小源村召开师、团首长会议，制定西进永州零陵，抢渡湘江计划。
红一方面军在两个月后，再次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线。也制定突破湘江计划。
三、他们使用回旋战法甩开敌重兵集团突出重围
红六军团在阳明山回旋战中，声东击西，迫使何键、刘建绪将重兵集团调往阳明山北麓和东部地区，而急剧驱兵南下，尔后西折，跳出包围圈。渡过湘江上游沱水、并在蒋家岭胜利阻击敌军后，进入广西境内，后再入湘，在新厂再次伏击追随而来的敌军，击溃敌8个团后，无一伤亡地涉过湘江。
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回旋战中，再次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法，月余时间内，千里回旋，重创敌军，甩开敌5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
两次回旋战，战法灵活，指挥果断，将士奋勇，战果辉煌。
四、他们实现了长征途中的首次会师。
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的会师，是长征途中的首次会师。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的会师先后有8次。红二、六军团的木黄会师是第一次战略军团会师。
10月24日，历尽千辛万苦的红六军团，终于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后恢复二军团番号）在贵州东部印江县木黄地区胜利会师。
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军第2军团的番号，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萧克、王震继续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此后，来自于黔东、湘鄂西、洪湖、湘赣、湘鄂赣不同战略区的两支劲旅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两个军团统一作战，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牵制湖南、湖北敌军主力，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自己的兵力由8000余人，迅速发展到1.1万人。
红二、六军团的木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第一次会师，是第一次将两支不同战略区的红军部队的会合成一支战略力量。会师后，两军团指战员欢欣鼓舞，热情互助，表现了&天下红军是一家&的高度的友爱精神。这次会师，是团结的模范，互相帮助、互相支援的模范，也是并肩作战、歼灭敌人、形成统一的战略力量的模范。这次会师，也是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一支团结战斗的整体，在长征途中诸次会师的开端。
这次会师，为我们树立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团结互助、坚持英雄奋战的光辉榜样，将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军队前进。
五、他们在长征途中创造的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最多。
在长征途中，和，红二、六军团并肩作战，团结一致，展开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其中，&陈家河-桃子溪战役&，仅以一万兵力，歼敌万人。此后六个月里，又先后取得忠堡战斗、板栗园战斗两次以一万余人的兵力分别歼灭敌军万人，以及此后取得东进津市、澧州、临澧、石门的胜利，书写了中国工农红军&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
日，红二、六军团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总结反&围剿&斗争，任弼时代表省委员长军委分会作了总结发言，指出，我们的胜利：&共经过大小战斗三十次，前后与我们直接作战之敌计有八十六个团。&&先后占领过七个县城&。&共计缴获敌步枪约一万支，生俘敌约八千余人，缴获敌轻重机关枪约一百五十余挺，无线电五部，山炮二门，子弹约一百二十万发，生擒敌纵队司令兼师长一、师参谋长二、团长三、营长及营以下官长二百余，击毙敌师长一、旅长二、团长五、营连排长百余，敌伤亡兵力在一万以上。&
红二、六军团不仅在艰难困苦之中创建了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而且有力地配合和策应了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取得，是和两支英雄军团团结成为一支统一的战略突击力量分不开的。红二、六军团仅自己万余兵力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这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是极其突出的。
六、他们攀登的雪山海拔最高，他们跨越的草地最漫长。
在红军翻越的雪山中，红二、六军团攀登的中甸哈巴雪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高的雪山，海拔高达5300米。红二军团为左路纵队，经德荣、巴塘、白玉向甘孜进军；红六军团为右路纵队，经定乡、理化、瞻化向甘孜前进。
日，红六军团继红二军团之后，翻越长征中的第一座大雪山&&中甸雪山。雪山海拔5300多米，上山50余公里，下山20余公里。山势陡峭险峻，积雪一二尺厚，异常寒冷。山顶空气稀薄缺氧，呼吸困难，行进十分艰难。宣传员们走在队伍的前面，不顾高山缺氧，头疼脑涨，站在寒风刺骨的山顶雪地中，呼着口号，打着竹板，鼓励部队前进。指战员们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相互帮助，相互勉励，终于翻过了第一座大雪山。是晚，到达藏族聚居的小中甸。红二军团100余人因冻牺牲在雪山上。5月9日，红六军团从中甸出发向玉龙山主峰哈巴雪山进军。爬山到了500米高度，红军开始遇上积雪。因为此时天气较温暖，红军指战员精神和体力较充沛，尤其是空气中的氧气也比较多，红六军团进军还比较顺利。然而，到了海拔3000米左右，大家就越来越感到步履艰难，身上的背包、枪支等也就变得更加沉重了。爬到4000米时，积雪越来越厚，氧气越来越少，气温越来越低，天色也越来越黑。有的同志精疲力竭牺牲了。12日，翻越上下山约60公里的大雪山，山上刮着狂风，下着大雪，空气稀薄，呼吸困难。爬到5000米高度时，由于山上气压低，氧气少，太阳辐射力强，许多人感到头晕、恶心、胸闷、气短，有的同志头发全部脱落，有的同志口鼻流血，还有的同志猝然死去。情况异常危险。雪山最后被征服了，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十分惨重，在翻越主峰的几天时间里，就有600多名指战员倒在山上，再也没有爬起来。当最艰险的时刻，许多同志抬着伤病员，搀扶着体弱的同志，忍着饥寒，踏着前人的足迹艰难地前进，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精神。
红二方面军走过的草地最为漫长，红军其他部队走过草地一般用时为七天，而红二方面军耗时近一个月。这是由于他们走过的草地，是草地中部，纵深较草地边缘要长得多。其次，他们担任弼时红军长征的后卫部队，同时也是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的收容队，沿途筹粮条件要困难得多。因此，他们遇到的艰难险阻超过了其他红军部队。
七、他们是第一个被外国人在境外著书介绍他们长征的队伍。
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西行漫记》（英文原著名《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从此成为世界了解红军、了解长征乃至了解中国的最著名的作品。
很少有人知道，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之前，一部名叫《神灵之手》的书同样在英国伦敦出版，它才是第一本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英国籍瑞士传教士，名叫勃沙特，中文名薄复礼。1934年10月在贵州旧州境内，他与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部队相遇，随后与这支红军与红二军团会师，并且和红军一起走了18个月的长征路。《神灵之手》约20万字，作者把自己在红军长征中的所见用这本书介绍给了世界。这本书虽然曾在西方世界发行过三版，但在我国还鲜为人知。
作者由于突然被俘，对红军印象欠佳，但通过为时一年半的接触、了解后，他对红军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较为公正的评价。在资产阶级报刊都把红军诬称为&匪徒&、&强盗&的情况下，勃沙特以他的亲眼见闻告诉人们：&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
1936年4月，他离开红军时,肖克同志为他热情饯行,并请从贵州毕节自愿参加长征的周素园先生作陪。离别后，他一直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军队持友好、信任的态度。
1952年，勃沙特作为最后一个离开贵州的西方传教士，在辞别遵义教友宁文生时,他恳切地表示说:&别的外国传教士都怕共产党,我就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见到过的红军，就不用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八、他们是在自己的队伍中唯一具有几位特殊人物跟随长征的部队：
一名国民党军中将师长（张振汉先生）；
一名年届五十七岁的党外人氏（周素园先生）；
一名传教士（勃沙特先生）。
九、两个&第一&，两个&之最&
长征途中第一个击落敌人飞机的部队。
红六军团于日，迈开了长征的第一步；
日，最后与第一方面军会师的部队，他们是长征历时最长的部队，他们的长征历时长达两年两个月另十九天，即810天。
十、长征中唯一跟随红军到达陕北的一门山炮【编者补充（彭辉）】
长征中红军带到陕北唯一的一门山炮就是红六军团部队在王震政委的指挥下，在桃子溪战斗中时任红十七师五十一团一连任政治指导员的彭清云带领一个排的战士亲手缴获了两门山炮之一。虽然另一门山炮在突围时被迫抛弃掩埋，但带走的这门山炮张由振汉建议把山炮拆成散件，比较大的重的部件用骡子驮着，比较轻的部件由红军炮兵战士来分别背扛，走过了雪山草地，最后到达陕北。在以后的征战中，这门山炮屡显神威。贺龙元帅常常想起这门山炮。1959年，筹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时，贺龙下令找到了这门有着传奇经历的山炮，并将它交给军事博物馆收藏陈列。
&转自红二方面军纪念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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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彭珍琳][校对：周艳]
时间： 11:21:32 标签：
　　永州新闻网讯(通讯员 卿建平 李国庆)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由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组织拍摄大型纪录片《大会师》外景摄制组，3月13-14日，圆满完成了双牌的外景拍摄任务，自此将揭开红六军团担任先遣经过双牌长征北上的曲折故事。
　　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命执行红军长征先遣队任务，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开辟前进道路，中央党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率领9700余红军战士从江西遂川突围转移越过郴宜公路、绕过桂阳，从新田、宁远进入双牌，为湘南红军战略转移探寻道路。
　　此次双牌拍摄的外景有阳明山红军亭，红六军团歇马庵红军军事会议遗址、红六军团茶林大河江柳树林会议遗址，红六军团铲子坪分兵桥遗址，红六军团分水岭阻击战遗址，红六军团途经麻江响鼓岭遗址，红六军团大麻江饮水休息遗址，红六军团三家湾宿营地遗址。
　　双牌将以红六军团长征路线为契机，着力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发展红色旅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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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什么？毫无疑问，在二十一世纪回首长征，我们应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去探寻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
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长征跨越了中国十五个省份，转战地域面积的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长征翻越了二十多座巨大的山脉，其中的五座位于之上且终年积雪。长征渡过了三十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长征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那片人迹罕至的湿地面积几乎和法国的国土面积相等。而更重要的是，在总里程远远超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始终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遭遇的战斗在四百场以上，平均三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除了在少数地区短暂停留之外，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但要与重兵“围剿”的敌人作战，还需要平均每天急行军五十公里以上。
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牺牲的远征。一九三四年十月，作战部队八万六千多人踏上长征之路，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时全军仅为近八千人。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近十万大军开始西渡，自此踏上万般曲折艰险的长征之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时全军三万三千多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两万一千多人从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冲出，踏上了长征之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全军一万一千多人。
——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留下的一支武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踏上之路，经过数月的颠沛流离和艰苦转战，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第一支到达的部队，全军兵力最多时不足八千人，最少时兵力只有一千多人。
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
属于人类历史上这样一种事件：即使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依旧被世人追寻不已。数十年来，不断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人出现在曾经走过的这条漫长征途上。在人类物质与精神的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世人何以要忍受疲惫、劳顿和生存条件的匮乏，行走在这条蜿蜒于崇山峻岭和急流险滩的路途上？在地球的另一端，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于一九八一年秋天宣布，他要来中国进行一次“沿着长征路线”的跋涉。
他来了，带着他的全家走上了一九三四年走过的路。当这位西方政治家走到的悬崖边时，他被这条湍急的河流和两岸险峻的崖壁震惊了，他被三万多中国工农红军在十几万军的追堵中渡过这条大河的壮举震惊了。后来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
一位叫B.瓜格里尼的意大利诗人这样写道：黑夜沉沉，朦胧的黎明前时分，遥望辽阔而古老的亚细亚莽原上，一条觉醒的金光四射的在跃动、跃动，这就是那条威力与希望化身的神龙！他们是些善良的，志气高、理想远大的人，交不起租税走投无路的农家子弟，逃自死亡线上的学徒、铁路工、烧瓷工，飞出牢笼的鸟儿——丫环、童养媳，有教养的将军，带枪的学者、诗人……就这样汇成一支浩荡的中国铁流，就这样一双草鞋一杆土枪，踏上梦想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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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这样的军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二十岁，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在征途上，武器简陋的红军所面对的往往是装备了飞机且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和不畏牺牲举世无双。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这样的军队，官兵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在中，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战士，官兵如同一人的根本是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他们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他们激情万丈、、视死如归，决心为每一个红军所认同的理想牺牲生命。
一个没有精神的人，是心灵荒凉的人。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前程暗淡的民族。精神的质量可以改变个人与世界的命运。
湿润的天地间只有细雨落入红土的沙沙声，寂静令进入小镇的红军官兵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们沿着街道两侧的土墙停下了脚步。二十二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的小镇探视了一遍之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上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闪现出的三个穿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三个人身后跟着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
接踵而来的巨大灾难令这位年轻的营长永生难忘，即使在十六年后他已成为新中国的海军将领时，回想起这个瞬间说他依旧会不寒而栗。那三个土黄色的身影和那条土黄色的狗的突然出现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它不仅使红军的一支部队在艰难跋涉数月之后面临着一场恶战，而且对于整个来说它还是一个危险的预兆，预示着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将是充满艰辛与磨难的远征。这一瞬间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九时。甘溪，贵州省东北部石阡县城西南二十公里处的一个南北走向的小镇，小镇被险峻的山岭环抱着。
，必须从远离和主力数千里之外的甘溪小镇和一支红军部队开始，理由很简单：尽管当时中国的红色武装已经被分割成若干个孤立的区域，但红军始终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红军成员，无论是占少数的政治军事精英，还是占多数的赤贫的农民官兵，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中国人最早的政治追求。
的前卫营所在的部队，在当时的中被称为第六军团。第六军团两个月前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那片根据地在山高林密的江西境内，有一个至今令无数中国人向往的名字——。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已经在根据地转战了近五年的第六军团接到了的命令：由于局势日益恶化，“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因此必须撤出根据地，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运用“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之作战”。而一个特别之处是，命令要求第六军团把一切都带走。仓促的准备之后，第六军团在八月七日这个炎热的日子里动身了。
他们知道的仅仅是：必须在敌人逐渐压缩的重重包围中冲出去，然后在偌大的国土上重新寻找一块可以生存之地。突围行动开始了，整整四天之内，第六军团七千多人的队伍不停地在碉堡群中穿梭。碉堡群是军为封锁红色根据地修建的，在交通干道上黑压压地连成一线。组成第六军团的绝大部分是湖南籍士兵，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其中还有十名女性，他们几乎携带着根据地的一切，包括兵工厂的老虎，印刷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病床的床板，发电机、和。负重累累的队伍突然出现在重重封锁线间，令认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消灭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愕。就在敌人短暂的不知所措中，第六军团突破了地方民团的阻击到达了第一个集结地：寨前圩。在寨前圩，突围的红军建立起正式的指挥系统，并宣布了第六军团领导成员，除了二十九岁的军团参谋长是陕西人外，其余的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他们是：军团长，二十六岁；军团政治委员，二十六岁；军团政治部主任，三十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三十岁。第六军团的战斗部队分为两个师：军团长萧克兼任十七师师长，十八师师长由三十岁的湖南人担任。然后，年轻的军团领导和红军官兵召开了大会庆祝突围成功。可就在他们群情激昂地高呼“誓死保卫胜利果实”的时候，兵力数十倍于他们的敌军正迅速地从四面包围而来，这些部队除了国民党政府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外，还包括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的军阀部队。
由于军情紧急，第六军团第二天就重新上路了，急切地奔向他们预定的第二个集结地：。他们必须渡过这条自南向北贯穿湖南全境的大河。显然，第六军团的红军官兵过早地庆祝了胜利，因为接下来的突围在铺天盖地的“围剿”中几近出生入死。敌人在湘江沿线的防守极其严密，且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实施大兵力夹击。八月二十三日，第六军团到达了位于湘江东岸的一个叫蔡家埠的渡口，他们这时才发现江对岸已经布满了严阵以待的敌人。猝不及防令他们在湘江东岸不停地徘徊，与夹击他们的敌人兜着圈子。最终，第六军团不得不放弃渡过湘江的计划，掉头往回走，进入了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阳明山中。
但是，进入山区便可以暂时立足的想法很快就被这片荒山的极度贫瘠粉碎了。为了部队能够生存，只有再次突围。第六军团先是向北，绕过敌人的侧翼，然后突然向南，几天之后又折向西，他们再一次接近了。虽然连续的行军和不断的遭遇战严重消耗了第六军团有限的兵力，但是九月四日，一个夜色昏暗的晚上，官兵以一场恶战在重围中撕开了一道缝隙，他们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候，中革军委的命令再次到达，命令要求第六军团在广西与湖南交界处的武冈山地区坚持到九月二十日，然后向北与红军第三军取得联系。红军第三军转战在湖南西部，中国革命史中称那片开满高高的巴茅花的土地为。的领导人名叫。
说是北上抗日，为何却到了没有鬼子的陕西
当第六军团按照命令开始折向北的时候，国民党军很快调整了部署重新包围上来。数次交战之后，第六军团在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的荒蛮地区再次陷入严重危机。九月二十五日，湘军第三十二旅和第五十五旅的猛烈阻击使他们无法按照预定路线前进，而桂军和黔军也火速自南向北包抄而来，第六军团被迫绕行在广西边界的大山中。二十六日凌晨时分，他们发现自己绕到了敌人早已部署完毕的阻击阵地前。
桂军第二十四师的机枪子弹暴雨一般，第六军团必须打开通路，红军官兵只有迎着密集的子弹挺身而上。整整一天的激战令第六军团伤亡严重，他们只有再次进入荒山野岭之中，但是这一次敌人紧追而来。军团命令十八师五十二团和五十四团阻击，以掩护军团主力突围。阻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当放弃阻击阵地的命令传来时，两个团都没有了撤退的后路。这是挣脱罗网一般的突围：五十二团伤亡一百五十人；五十四团损失殆尽，团长赵雄阵亡，团政委身负重伤。
第六军团在撤出根据地后的一次次突围中损失严重，唯一的收获是他们发现在所有企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弱的。于是，第六军团决定迎着黔军打开缺口冲出包围圈。这个判断果然正确，红军最终击溃了黔军的阻击一路进入贵州，占领了贵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旧州。在旧州，第六军团不但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而且还得到了急需的给养，随军的担子中又多了数万块银元和一部无线电发报机。更令军团长萧克惊喜的是，他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地图。而在这之前，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作战时所依靠的地图是从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那上面只有简单的城镇地名和山河的大致走向。只是，这张极其珍贵的地图上的文字是红军不认识的洋文，为此，萧克把旧州天主教堂里一个名叫薄复礼的英国传教士叫来询问。
三十六岁的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德语区，后移居英国曼彻斯特。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的英国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虽然我没有路费，但是在上帝那里什么也不缺，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中国仿佛就在曼彻斯特的郊区。”一九二二年，比亚吉特传教士在一条日本船上漂泊了二十天才到达中国。他长途跋涉至贵州偏僻的山区，在那里一待便是十二年。他结了婚，给自己取了“复礼”这个极具中国色彩的名字，而之所以选择“薄”姓，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汉字有细、瘦、贫穷、刻薄、小气、吝啬、轻视、轻率等异常丰富的内涵”。此刻，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极其紧张，因为红军要求他尽快筹集足够数量的银洋、枪支和药品，而薄复礼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薄复礼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个举动一下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最终薄复礼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薄复礼就这样跟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半的时光，并且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活了下来。他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只鸡让他品尝。薄复礼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对全世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整整五十一年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安度晚年的薄复礼与已经成为新中国高级将领的萧克彼此又获得了消息，萧克在致薄复礼的信中说：“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五十年前你帮我们翻译地图的事久难忘怀……”
对旧州的占领并没有缓解第六军团所面临的危机，萧克在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准确位置，而去往那个方向必会陷入国军的围追堵截中。第六军团决定暂时放弃直接向北，转向西，渡过横贯贵州境内的水流湍急的乌江，再以乌江为屏障寻找机会向北靠近红三军。但是，当第六军团到达乌江岸边准备冲破黔军防线的时候，电报又到了，电报严令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电报同时说，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印江，做好了接应第六军团的准备；而追击的敌军正在向南移动，第六军团应该立即掉头向东北方向的石阡一带前进。从地图上看，这确实是一条与红三军会合的最近的路线。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敌军向南移动的情报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而这一推测几乎断送了整个第六军团。此刻，敌人已准确地判断出，第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就只有通过石阡县城向东北延伸而去的那条土道。于是，当第六军团在乌江岸边研究如何执行的命令的时候，中央军、黔军、桂军和湘军已经制定出了完整的大规模合围计划。第六军团就这样从乌江边折返，向着贵州东北方向，一步步走进了埋伏着巨大危险的包围圈中。
十月七日凌晨，第六军团从乌江边的走马坪出发了，行军序列是十七师、军团部和十八师。十七师五十一团为前卫团，三营为前卫团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处在团侦察班与营尖刀排之间，他认为这个位置有利于处置随时发生的情况。往后，周仁杰可以看见跟随五十一团团部的军团参谋长李达和跟随三营营部的五十一团参谋长马赤。前卫营进入甘溪镇后，团侦察班和营尖刀排伸出镇外，向石阡方向观察警戒。此时，第六军团的大部已行至官庄至甘溪镇的十几公里的山路上。
尽管电报说敌人已经向南移动了，也就是说，至少今天可以放心地按照预定路线前进，因为无论是前面还是后面都没有敌情了，但是军团指挥员们还是无法完全放心。队伍出发后不久，军团部特别询问了在路上遇到的邮差，并且仔细研读了从邮差那里获得的报纸，而无论邮差的话还是报纸的报道，都证明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见多识广的邮差说他没有在石阡方向发现军队，报纸的报道中也没有国军在石阡地区活动的蛛丝马迹。这一切似乎很好，因为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数日来第六军团一直处在被围困和追击之中，每天传给部队的行军命令只能含糊地把宿营地点写成“相机宿营”，而今天关于宿营地点的命令中明确地写着：甘溪。尽管情况很好，却好得令人有点不那么放心。此刻，第六军团的士兵坐在湿漉漉的路边休息，女战士甚至开始梳理让雨水淋湿的头发。马上就要到达宿营地了，如果太阳能够出来，找到些干柴烧些热水把肿胀的脚泡一泡，幸运的话再找到些包谷山芋什么的塞到嘴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围着火堆边烤衣服边唱歌吧。但是，红军官兵所有美好的期望，都被那三个在雨雾中突然出现的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那条土黄色的狗彻底地粉碎了。
周仁杰的手下意识地伸进衣服摸出驳壳枪，同时向穿着便衣的侦察班班长周来仔递了个极特殊的眼神。周来仔带领几个同样穿着便衣的侦察员迅速迎了上去，然后突然扑倒了两个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另一个人连同那条土黄色的狗跑掉了。狗在奔跑时狂吠不已，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被红军侦察员抓获的人咿里哇啦，说的是周仁杰听不大懂的土话，这些发音奇怪的土话和疯狂不止的狗叫混杂在一起，使周仁杰愈加紧张起来。土话是广西方言，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两个人是桂军的侦察员。接着，俘虏的口供令周仁杰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桂军第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脊了。周仁杰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军团部去，同时命令两个连沿着镇边的土墙火速散开，机枪配置在侧翼，另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切，都是周仁杰的本能反应，是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瞬间作出的决定。
但是，俘虏送走了好一会儿，周仁杰仍没接到军团传来的行动命令，他看见的依旧是正常行军的景象：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一部已经陆续进入了甘溪镇，几个干部坐在一家店铺门口好像在开会；红军士兵已经开始做饭，炊烟正慢慢地向镇子上空飘散，而主力部队仍在镇外远处的土道旁休息——这一切令周仁杰恍惚觉得敌人并没有出现，刚才在镇口突然闪出的桂军仿佛只是一个幻觉。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过去。接近中午十二时的时候，枪声响了。枪声居然来自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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