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批判
张维迎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演讲，其中充满了错误，证明他这个声名赫赫的所谓经济学家，其实不懂经济逻辑。现逐条批判如下：
& 一、【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 产业政策其实是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经济计划不是计划经济，这个逻辑张维迎居然不懂！
经济从来就是计划的结果。老话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不会打算一世穷”。说的就是人们要积累财富，就必须有好的计划。经济的活动要求就是根据边际效用规律，进行高效率资源配置，就必须对资源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如果没有计划的盲目安排，是不可能获得经济效益的。
政府的产业政策，就是从边际效用规律出发，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计划分配，这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根据市场现状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经济计划而不是计划经济。
看来有必要对张维迎先生进行一下计划经济概念的定义解释：计划经济指的是政府把整个国家当作一个企业，在内部的资源分配不以价格为指向，只按照社会再生产的需要进行指令性安排。只要政府的资源配置行为是按照市场价格指向进行配置，就不是计划经济行为，而只是经济计划行为。
经济计划也会有不成功的，就像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其实就是企业计划错误的结果一样。但是没有计划就不会有经济的逻辑，张维迎先生似乎有必要认真理解一下才对。基本概念没搞懂，就敢大言炎炎的批判社会，这好像也是中国公知的特色现象。
& 二、【创新是不可预见的】
& 应该说，创新的成果是不可预见的。创新的方向却必须预定——还不是预见的问题。
任何创新都是指的要做出市场上还没有的东西。因为原来没有，所以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够做出来，是不可预见的——其实也不是完全不可预见，只是不可能很准确的预见到。但是你要做出一个什么来，总得是预先确定的，也就是创新的方向必须是预见了的。至少在逻辑上，你是要创造一个市场上没有的东西出来，才叫做创新吧？
在事实上，人们的创新更加不可能没有预见的方向。你如果不知道自己要朝哪个方向努力，也就不可能知道应该如何配置资源。用制造汽车的资源，是不可能创新出互联网来的。
所以，用【创新是不可预见的】来否定经济计划、否定产业政策，是不符合逻辑的。更重要的是，产业政策扶持的大多数不是创新企业，而是对于既有先进科技的引进与改进。这样的经济行为，谁能说是不可预见的？
& 三、【产业政策是豪赌】、【不能想象政府官员对未来技术和产业的判断比企业家更敏锐】。
前面说过了，产业政策其实是政府的经济计划。经济计划确实会有失败的可能，就像大量的企业、企业家，因为经济计划与市场的规律不符合，而倒闭破产一样。如果因为产业政策可能失败，就说【产业政策是豪赌】，那么整个经济都是人与人之间为了财富竞争而进行的赌博行为。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政府与企业和企业家之间，谁更有能力适应市场规律。
人们都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其实这个表述有问题：市场是由所有看得见的手的行为融汇而成的。因此它不是绝对的看不见，否则企业家如何进行经济计划？企业家之所以会比一般的人获得成功，就是因为他相对看到了市场的规律，因此做出了适合市场规律的计划。一般人之所以不能像企业家那样成功，就是因为对于市场规律知道太少，做出的计划不适应市场规律的要求。
那么在企业家与政府之间，谁更有能力看到更多的市场规律呢？很显然，积聚了最大量知识群体的政府，信息搜集与信息分析能力比任何一家企业都更强，因此政府才是市场上相对最能看清市场规律的一方。
当然张维迎会用政府经济计划失败的事例，来说明政府的能力缺失。可是在这么指责政府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了，企业失败的现象更多到数不清的程度。每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是踩着大量失败的企业的尸体站起来的。每个企业的成功，必然地只能是是偶然现象。如果企业家的成功是必然现象，那么今天世界上应该凡是想当企业家的人都成了企业家了。
所以从事实与逻辑分析，我们都应该明白，企业家不是了不起的现象。那么成功的企业家是不是了不起呢？如果以为成功了的企业家就了不起，当然人们应该认为成功了的政治家更了不起。那么中国今天的政府领导人更了不起。也就更加应该是企业家听政府的，而不是政府听企业家的。
之所以企业家只应该听自己的，是因为企业家与政府的利益关系不一样。政府要的是宏观经济利益；企业家要的是微观财富效应。当宏观经济过热的时候，企业家未必要听从政府的要求，收敛经济行为——当然这时候也不应该盲目扩大经济行为；当经济萎靡的时候，企业家更应该守紧自己的钱袋子，而不是听政府的要求去扩大投资——当然这时候应该努力寻找价值被严重低估的资产作为未来的投资标的。
也就是说，企业家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原因不在于企业家智商更高，而在于利益关系不一样。同样的道理，政府也不能把经济的思维责任交给企业家。因为在同一个市场上，政府与企业家的利益关系有时候是相冲突的，或者明白地说，市场其实是政府、企业、民众三方的财富赌博场所。
不同的是，政府负有维护市场的责任，而其他两方尤其是企业一方，是不会顾及既有市场的需要的。因此政府一方必须照顾好其他两方的利益要求，不但不能赢太多，还得在必要的时候故意输出去。比如当市场萎靡的时候，其他两方都会捂紧钱袋子——不这样就会破产，政府却必须努力扩大财政支出，支撑市场资产价格，让其他两方不至于破产的太厉害。
于是我们知道，如果把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就是政府的经济计划说成是豪赌——其实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赌博，不能说是豪赌，因为企业计划失败的代价有的更加严重，比如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就是企业家计划不符合市场规律要求导致的一场豪赌失败。
& 四、【不搞砸绝不罢手】
他这里说的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可是事实上，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一直以来支持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其他没有中国这样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表现。
张维迎很明显在故意不知道。二战以后世界张几个最辉煌的经济现象都产生在东亚，这几个辉煌的经济榜样在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都有政府的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
& 相反的，雷曼兄弟破产的事实，才是对于张维迎【不搞砸绝不罢手】的言论的最好注脚。
&&至于说政府产业政策也有失败的时候，前面说过了，相对于企业的计划失败，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后果上，严重程度都差得很远。张维迎如果不是故意选择性失明，是说不出这样的言论来的。
五、【企业家要争取的是普遍的权利，而不是特权】
因为读过一些西方经济理论教条，所以要为天下师。教训完了政府，又要教训企业家了。只可惜张维迎连企业家是什么也没弄清楚。&
&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家就是通过有效配置资源，实现资本增值目的的人。如果说古代的企业家还必须通过雇佣劳动力，才能够实现资本增值的目的，那么现代的企业家甚至不需要直接购买劳动力，就可以通过调动与配置资源，在市场上实现资本的增值目的了。因此今天的企业家与一般人的分别，仅仅在于，是不是公司老板。
企业家要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首先必须拥有资源控制权。而资源控制权就是资本。资本的唯一要求就是利润。如果企业家不能实现资本的这个要求，要么是资本离开，企业家下岗，要么是资本消失，企业家破产。而下岗与破产了的企业家当然就不再是企业家了。因此，企业家本质上只能是资本盈利的工具。
要实现资本盈利，需要的是低成本高收益。不但与创新没有直接联系，根本就不应该在风险成本极高的情况下进行投资活动。因此企业家与创新是不相关的。
& 资本需要的只是利润，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权利”，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市场权利制度还很不充分的环境下，外国资本也会快速流入，因为那时候中国市场的成本极低；而今天中国的市场权利已经相对于过去很充分了，资本却在呈现流出趋势，因为中国市场上的利润空间在缩小。
为了利润的目的，企业家当然必须努力争取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条件，有特权为什么不要？我知道身边的几个企业家，就都是利用政府给予的行业特权发展起来的。张维迎的意思要他们主动放弃特权，想想他们会不会答应？难道说因此他们就不是企业家，张维迎反而是企业家？
& 六、【任何特权都是对他人的歧视，会扭曲企业家精神】
确实政府不应该给企业家特权。任何特权也确实是对他人的歧视。但是产业政策并不是对任何特殊个人的政策，只是对于特殊行业的经济计划，因此不存在给予特殊个人特权的逻辑。至于【会扭曲企业家精神】，只能说张维迎在没有明白什么是企业家的基础上的一种臆测了。
&上面分析过，企业家本质上不过是为资本牟取利润的工具，表现上不过是公司老板而已。而公司老板，则不过是社会分工下的一种职业。这样一种职业有什么特殊的精神现象呢？
张维迎在演讲中说，【有些企业家不具有创新能力，但是很具有寻租的本事】，看来他是把创新当做企业家的精神内容了。然而我们知道，创新并不是企业家精神的必须内容。如果创新的结果不但不给企业带来利润——因为创新活动的风险成本极高，这是非常可能的——反而导致企业亏损乃至于破产，企业家就不再是企业家了。而不是企业家，却从事创新的事例则比比皆是。
事实上，企业家与创新结合的事例，只不过是凤毛麟角的碰巧现象。更多的创新，是科学技术职业者进行与完成的。企业家能做的事，不过是把创新成果运用到经济活动中。也就是说企业家只是创新成果的运用者，而不是创新者。而企业家只要为资本谋取了必须的利润，就算是成功的。因此不会有因为特权、没有创新，而【会扭曲企业家精神】的逻辑存在。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图：张维迎教授在峰会上演讲）
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维迎教授在第十三届中国汽车营销首脑风暴上发表《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主题演讲。
张维迎教授在演讲中指出，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因此应该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以下为张维迎教授的现场演讲摘录。
1、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人类会犯好多错误，人类能够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具有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中国古话“吃一堑长一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我看来，我们经常是只吃堑，不长智。
计划经济在全球都失败了，这是人类用生命代价换来的一个教训，但计划经济的精神仍然保留了下来，人们对产业政策的推崇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当然，产业政策并不是一个新东西。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实行产业政策最早的国家，也是产业政策连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个产业政策就是汉武帝开创的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现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不再搞重农抑商，但过去几十年里政府还是不断推出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同样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回过头来看，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例来说，2009年推行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政府对光伏产业的支持使得这个新兴产业很快陷入危机。
但我们并没有认真地总结这些教训。时至今日，我们不少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甚至一些企业家，仍然在不断地呼吁政府制定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产业政策为什么注定会失败？大概归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我要特别强调，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扭曲更为根本。让我先谈一下认知能力的限制。
2、创新是不可预见的
拥护产业政策的人一般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新产业来自创新。
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现在讲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产业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同样，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
为什么新技术和新产业难以预见？因为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的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与科学上的发现很类似。不确定性与我们通常讲的风险不同，风险可以用统计规律来找出它的概率分布，不确定性没有任何统计规律可寻。创新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其成功或失败的概率。
并且，一个创新是否能成功，常常取决于后续的其他创新是否出现，因而面临的是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不确定性。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然后制定一个目标，再按这个目标寻找一个路径。我们其实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路径在哪里，我们只能在不断的试错当中行进。
让我举几个例子。在人类过去200多年的历史中出现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像蒸汽机、火车、汽车、飞机、电力、无线电、计算机、激光、互联网等等，都是没有预料到的。蒸汽机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就是用于煤矿井下抽水，没多少人认为它有多么广阔的用途，所以瓦特改进蒸汽机时找不到钱，只有一个叫罗巴克的英国企业家资助他，结果把罗巴克搞破产了。后来博尔顿接手了罗巴克与瓦特的合同，但失败和巨额的资金需求还是给博尔顿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能够使得蒸汽机后来大有用武之地的很多技术都没有出现，比如火车不存在，轮船也不存在，而火车和轮船的出现又依赖于一系列其他的发明创造，包括钢铁质量的改进，机械设备等等。
计算机是IBM公司1945年发明的，当时没认为它有多大商业价值，所以迟迟没有投入市场，因为当时计算机必须用真空管，不仅成本高，而且速度低。计算机真正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是由于十几年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出现，而这一重大发明在1945年是不可能预料到的。
再看看激光的例子。今天激光技术可以说无处不在，我们开会进门的时候身份验证要激光扫码，我这里演讲要用激光投影，我们听的音乐是激光唱片，图书出版要激光排版，去医院检查身体要激光，不少手术也变成了激光手术，等等。
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所有现在的信息通信都是基于激光技术才能实现的。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贝尔实验室发明激光技术之后，一开始甚至不准备申请专利，因为“激光技术对通信来讲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以后变得有意义了？因为出现了纤维光学技术，只有纤维光学技术和激光结合起来了，才彻底改变了通信信息传输方式，后来才不仅能够传输语音，而且传输数据，现在传输音像。激光技术的巨大价值依赖于一系列应用技术的发明，在后来这些技术出现之前，人们很难认识到激光技术的价值。
我特别想举两个企业的例子。一个是思科公司。思科公司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一对夫妇创办的，需要投资的时候他们去找风投，找了72家风投没有一家愿意给钱，因为都不看好它，只是到了第73家才拿到一笔钱。风险投资家是些非常聪明的人，削尖脑袋找有利可图的项目，但也经常眼浊！
另外一个例子是腾讯的马化腾。我曾遇到过一个风险投资家，他曾在饭桌上对我说，现在一想起马化腾就想扇自己两耳光，我问为什么，他说当初马化腾就想要50万美元，他愣没看上。马化腾找不着钱，好在最后碰到一个南非的风投给了钱，腾讯公司现在的最大股东不是马化腾，而是南非的那家投资公司。
我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所有重要的创新，所有因创新而成功的新企业，更进一步是所有新产业的出现，都是不可预见的，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新技术的价值最初是无法预料的，只有在一系列相关的应用技术出现之后，它才能显示出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对新产业、对创新做任何规划，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而不是通过所谓的产业政策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企业家的原因。
也可以说，如果技术和创新是可以预料的，我们不需要企业家，我们只需要政府官员和科技干部。我们需要企业家就因为创新是不可预料的，所以需要企业家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力，需要企业家不断试错，市场竞争决定谁成功谁失败，成功的创新就被别人模仿，在市场上不断扩散，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也给你带来利润，失败了你就自然消亡。扼杀了企业家精神也就阻塞了创新之路。
3、产业政策是豪赌
产业政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豪赌，连盲人摸象也谈不上。不能想象政府官员对未来技术和产业的判断比企业家更敏锐，当然我知道一些政府官员确实很有企业家精神，但总体来讲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在创新方面更为迟钝。
当政府官员认识到某种技术的重要性的时候这种技术基本上已经过时了，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机厂家只搞组装，没有核心技术---彩色显象管，所以政府花数十亿美元进口了几十条彩色显象管生产线，结果显像管生产线还没装配好的时候，技术就过时了，因为我们进入了数字时代，显象管完全被淘汰了。
能不能靠专家制定产业政策呢？也不行，因为专家可能有硬知识，但没有创新所必须的企业家的敏锐性和软知识。如果要依靠专家的话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多数专家认为正确的东西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像我刚才举的思科公司的例子，如果找73个人一块投票的话，72个人投反对票，只有一个人投赞成票，这个项目肯定得不到支持。所以说专家也是不可靠的，更何况有些专家说某个技术重要，其实是为了多得到科研经费。
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又如何呢？我想也不成，因为有资格被邀请参与政策制定的企业家一定是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的成功不代表未来的成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通常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不妨设想一下，1990年如果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互联网时代就不会这么快到来，因为比尔·盖茨当时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
同样，如果2000年左右中国组织一个企业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委员会，由CCTV投票选出来的十大年度经济人物来组成，并且由柳传志和张瑞敏联席担任联席主席，我想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不会像今天这么好，更可能的是计算机行业和家电行业的产能过剩。像我刚才讲的，好多创新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人做出来的，成功之后我们好多判断就变得失误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代一代新的企业家在替代老的企业家。这是认知方面的原因。
4、不搞砸绝不罢手
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除了认知方面的原因，还有激励机制方面的问题。政府官员的激励和企业家很不一样，企业家试错，失败了损失是自己的，成功了收益也是自己的。但政府官员做事成功了没有与此对应的货币收益，失败了反倒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职业风险（尽管并不总是如此）。
所以政府官员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回避个人责任。回避个人责任的一个办法就是听取专家的意见，这样任何政策出问题以后都可以说事先征求过专家的意见，官员自己当然就没有责任，至少情有可原。
可以说，听取专家意见已成为政府官员推卸责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办法就是忠实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中央号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跟风”，别人（其他地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别人做动漫，我也做动漫，别人做太阳能，我也做太阳能。这样即使最后失败了，大家都失败了，又不是我一个人失败了，我个人当然也就没有责任。光伏产业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央决定发展光伏产业，全国都这么搞，我也这么搞，各地都这么搞，最后就搞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一旦政府鼓励任何一个产业，这个产业一定会变得产能过剩，危机四伏。凡是政府扶持的产业，不把它做砸绝不会罢手。
当然，做砸了是不是罢手也不一定，因为政府官员还可以错上加错。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错误：支持了不该支持的企业和产业。但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这就从无知走向无耻！
比如说，上海交大一位教授曾拿了上亿的政府资金，搞了个所谓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后来被揭露他不过是把摩托罗拉芯片买过来磨掉人家的商标而已。我相信政府一开始只给几百万，最后发现错了以后不能暴露自己选错人了，所以不断加钱，他自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做出样子来好像交待不过去，就只好造假，最后搞成这样。政府部门也不会愿意资助那些一心想证明它们犯错的人，所以独立研究者不可能得到政府的资助，这进一步提高了政府部门掩盖错误能力。
比如说，当初上3G通讯时要求中国移动公司使用TD-SCDMA标准显然是一个错误，花几千亿的代价，但现在分析它的案例都不可以写出来，有个邮电大学的教授写了也没有办法发表。这样的情况在自由市场是不可能的。自由市场上，如果一个企业家犯错误，第一他没有积极性掩盖，因为越掩盖亏损越多；第二他也没有权力掩盖，因为有竞争对手存在，谁也没有办法阻止别人证明自己的错误。你搞一个技术，人家也搞一个技术，人家搞成功了就打垮你了。
产业政策还带来寻租行为和腐败。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有些企业家不具有创新能力，但是很具有寻租的本事，很热衷于跟政府官员勾结起来搞寻租活动。现在一些所谓的新技术公司账面有利润，一检查利润都来自政府的补贴。所以不难理解，大量从政府拿钱的企业根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企业。
5、企业家要争取的是普遍的权利，而不是特权
总结一下，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而不可能激励创新。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的企业家，我想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为了创新，为了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有这个奢望。任何特权都是对他人的歧视，会扭曲企业家精神。
我要特别呼吁一下，企业家应该争取的是每个人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给自己的特权。但我很遗憾地发现，现在一些企业家向政府所争的是给自己的特权，而不是给所有企业家、所有个人平等的权利。
我们应该记住哈耶克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警告，他说：许多假装捍卫“自由企业”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捍卫他们自己特权的卫道士和要求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行动的鼓吹者，而非一切特权的反对者。他认为，除非反对国家控制运动的领导人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用他们要求大众接受的竞争市场节律来约束自己，否则我们就无望回到一个较为自由的制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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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作者:综投小编&
来源:银行信息港
　　编者按：本文系张维迎教授在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西安峰会”上的演讲。　　以下为张维迎教授的现场演讲摘录：　　一、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人类会犯好多错误，人类能够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具有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中国古话“吃一堑长一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我看来，我们经常是只吃堑，不长智。计划经济在全球都失败了，这是人类用生命代价换来的一个教训，但计划经济的精神仍然保留了下来，人们对产业政策的推崇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当然，产业政策并不是一个新东西。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实行产业政策最早的国家，也是产业政策连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个产业政策就是汉武帝开创的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不再搞重农抑商，但过去几十年里政府还是不断推出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同样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回过头来看，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例来说，2009年推行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政府对光伏产业的支持使得这个新兴产业很快陷入危机。但我们并没有认真地总结这些教训。时至今日，我们不少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甚至一些企业家，仍然在不断地呼吁政府制定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产业政策为什么注定会失败?大概归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我要特别强调，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扭曲更为根本。让我先谈一下认知能力的限制。　　二、创新是不可预见的　　拥护产业政策的人一般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新产业来自创新。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现在讲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产业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同样，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　　为什么新技术和新产业难以预见?因为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的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与科学上的发现很类似。不确定性与我们通常讲的风险不同，风险可以用统计规律来找出它的概率分布，不确定性没有任何统计规律可寻。创新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其成功或失败的概率。并且，一个创新是否能成功，常常取决于后续的其他创新是否出现，因而面临的是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不确定性。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然后制定一个目标，再按这个目标寻找一个路径。我们其实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路径在哪里，我们只能在不断的试错当中行进。　　让我举几个例子。在人类过去200多年的历史中出现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像蒸汽机、火车、汽车、飞机、电力、无线电、计算机、激光、互联网等等，都是没有预料到的。蒸汽机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就是用于煤矿井下抽水，没多少人认为它有多么广阔的用途，所以瓦特改进蒸汽机时找不到钱，只有一个叫罗巴克的英国企业家资助他，结果把罗巴克搞破产了。后来博尔顿接手了罗巴克与瓦特的合同，但失败和巨额的资金需求还是给博尔顿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能够使得蒸汽机后来大有用武之地的很多技术都没有出现，比如火车不存在，轮船也不存在，而火车和轮船的出现又依赖于一系列其他的发明创造，包括钢铁质量的改进，机械设备等等。 　　原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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