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东县_百度百科
1943年8月至1956年3月，由山东省东部的即墨、海阳两县析置即东县，属南海专区，下辖井山区、店集区、汤泉区、汤鳌区、巉山区、雄崖区、华山区、王村区、王圈区等。1956年3月撤销，其辖区划归即墨、海阳两县。
即东县抗日战争时期
即东县1943年
8月，中共胶东区委决定，大致以青（岛）烟（台）公路为界，将县分为两县：路西地区为即墨县，路东地区为即东县，分别建立民主政权；设立中共即东县工作委员会和即东县行政公署，崔涛任工委书记，李润生任行署主任。
11月，当年8月组建的武工队改编为即东县大队。
即东县1944年
4月即东县并入即墨县，中共即东县工作委员会和即东县行政公署撤销。两县县大队合并为即墨县独立营。翌年二月改称即墨县大队。
春季大旱，捱至6月种谷。
即东县1945年
7月，中共胶东区委员会决定：将即墨县重新划为即墨、即东两县，同时成立中共即东县工委、即东县行政办事处，隶属中海地委。刘东岱任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
8月，撤销中共即东县工委，成立中共即东县委，宫明山任书记。撤销即东县行政办事处，成立即东县政府。刘东岱任代理县长。同时，成立即东县大队。
11月4日，团彪庄通敌民兵勾结国民党乡保队，将即东县井山区区长王立本及区干部于永兴、李福财，妇救会长李芸4人在杀害。12月，中共店集区区委书记宋文山被国民党店集乡队偷袭而牺牲。
12月，在即东县北庄，青岛市职工联合总会召开成立大会。
同月，在即东县，中共青岛市委于召开全委会议，中共即墨、即东两县县委书记列席参加。
是年，即东县政府以工代赈疏浚金口港。
即东县解放战争时期
即东县1946年
1月，胶东军区命令，即东县撤销武委会，成立县人民武装部。
2月，驻即墨城的国民党军姚子栋部破坏停战协定，开枪打死解放军在城区执勤的宋排长。中共即东、即墨两县县委为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罪行，发动群众数千人举行围城游行示威。
2月21日，国民党北和乡乡队于北黄埠村将纪齐俭等9名共产党村干部及其家属杀害，制造了“北黄埠惨案”。
3月，即东县大队驻大妙山的一个排被国民党第八军一部和高密县保安队趁停战之机包围，全排干部战士惨遭杀害。
4月，即东县在新解放区开展反奸诉苦运动，向汉奸、恶霸、坏分子进行斗争，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4月2日，国民党皋虞镇镇队偷袭，杀害该村村长、农救会长等干部群众13人。
4月22日夜，国民党即墨县大队和青岛保安队300余人偷袭驻的汤泉区区公所，区长衣田家、各救会长赵品三等21人壮烈牺牲。[1]
4月，南海整训团、海防大队于汤鳌区山东头村（1984年起改为鳌山卫镇[2]
向阳庄）全歼国民党第二区区公所组建的武装大刀会。
5月1日，即东县巉山区18岁的青妇队长聂仁花，被国民党王村区队逮捕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惨遭杀害。
5月9日，国民党店集、青山等6个乡队150余人袭击店集区，垒里村民兵奋起自卫，激战4小时，打退国民党乡队的进攻，即东县政府授予该村“民兵模范村”称号。
本月，中共即东县委成立县学。
7月，即东县雄崖区民兵联防指挥部组织民兵自制地雷，对国民党第二区区队展开22次地雷战，共毙伤国民党地方武装人员79人，俘21人。
10月，中共即东县委召开县区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5月4日发出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华东局9月1日发出的《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会后，在华山区皋埠村举办土改积极分子学习班，土改运动在解放区逐步展开。
11月15日，胶东行政公署、胶东军区联合颁布嘉奖令，表彰战绩显著的即东等县地方武装及民兵。
即东县1947年
3月，即东县成立县粮库。
同月，中共即东县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号召机关干部“爬山顶，立大功，节衣缩食，集中全力支援战争”。会后，机关干部开展了种春菜、节约粮食等活动。
7月，即东县解放区土改复查成绩显著：分配没收地主、富农土地41654亩，房屋1048间，粮食166．55吨，耕畜186头。分得土地的贫雇农21500户。土改复查后，即东、即墨两县有2770名翻身农民参军，发展民兵7890人。
7月，国民党第五十四军3个团、交警二十八旅两个团及青岛保安队等地方武装共15000余人，分三路向即东、即墨两县解放区进犯。两县地方武装配合胶东军区南海部队，以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等战术进行阻击袭扰，迫使进犯的国民党军退回青岛和即墨城。
7月，中共即东县巉山区委干部在洼里村被国民党三区区队包围，在激战中区委书记李正轩和13名区村干部壮烈牺牲。
8月，中共即东县委召开紧急战备会议，进行备战动员，研究对策，为粉碎国民党军对胶东解放区的进攻作准备。
8月，撤销中共即东县工委，成立中共即东县委，宫明山任书记。撤销即东县行政办事处，成立即东县政府。刘东岱任代理县长。同时，成立即东县大队。
9至10月，国民党还乡团于即东县制造了松树庄、港洪水、扭河头、等多起惨案，用各种残酷手段杀害解放区的干部群众750人。
10月30日，即东警卫营和王村武工队击溃盘据在王村一带的国民党军400余人，击毙70人，缴获军用物资一宗。
11月27日至12月3日，即东县指挥部于卧牛山一带阻击北去增援的国民党整编九师七十六旅，在华东野战军七纵、九纵的支援下，歼国民党军1个团又3个营，完成了阻击任务[1]
。 在中，解放军官兵牺牲122人，地方武装牺牲71人，南阡村民遇难180人[3]
12月，即东县县长刘东岱调中共南海地委工作，副县长言化午主持县政府工作。中共崂山工委和即东县委合并，原崂山工委书记赵铎任即东县委副书记。
即东县1948年
1月，中共即东县委在周疃召开县区机关干部大会，贯彻上级关于开展“”运动的指示，发动干部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
1月29日，即东警卫营于女岛全歼国民党文山乡的3个保队，毙30人，俘29人。
2月，即东县军民在春节期间开展歼敌立功运动，县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60余次，歼敌6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
3月，中共即东县委召开会议，贯彻华东局关于整编运动与生产备荒救灾的有关指示，精简机构，撤销民政、教育、司法3个科，停办全县小学。组织干部到灾情严重的村庄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生产救灾工作。
3月，即东、即墨两县抽调百余名干部赴南海专署驻地集结，准备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地区。
4月26日，南海军分区某部解放了即东县等47个村庄。
秋，海啸。即东县沿海1170亩农田被淹，4500亩农田被冲毁。
9月，即东县政府召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复学工作。会后，解放区小学校陆续复学。
11月，即东县警卫营于满贡一带阻击国民党青岛警备旅一团，毙该旅官兵14人，俘27人，缴获轻重机枪3挺，军用物资一宗。
11月8日，国民党青岛警备旅旅长顾正光率一个团在鳌山卫南土寨村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受到中共即东县委、县政府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12月，即东县翻身农民踊跃报名参军，至翌年3月，共1919人参加解放军。
即东县1949年
1月，胶东军区命令，即东县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即东县独立团。
1月27日，国民党三十二军二五二师七五四团团长方本壮、副团长张德义率该团一部在惜福镇纸房村起义，受到即东县政府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1-2]
3月，中共即东县委书记张超调离，赛风继任。即东县副县长言化午任县长。
4月，即东县独立团和即墨县独立团分别改编为华东警备第四旅第十一团、第十二团。两县分别重新组建县指挥部。
5月26日，驻守四舍山的国民党军两个营向解放军投降。
5月27日，汤鳌区中队在石桥村南洼俘获逃窜的国民党官兵60余人。28日，即东警卫营于青山南俘获国民党散兵54名。
5月底，即东县政府按照政策安置外逃回归人员，即东县一月内安置2000余人。
6月初，根据南海专署指示，即东县政府改称“即东县人民政府”。当月，进行区划调整，原14个区改划为13个区。
秋，即东县新解放区先后建立村农会。
9月，即东县人民政府于驻地举办新解放区小学教师及赋闲知识分子训练班。从中选拔录用人民教师437人。
即东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即东县1949年
10月，即东县在驻地召开群众大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秋，即东县遭受台风暴雨袭击，五沽河、流浩河泛滥成灾，冲毁耕地17000亩、盐田2360亩，倒塌房屋720间，毁坏渔船55只。
11月，即东县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1月26日，输出公司的一艘货船，于鳌山卫附近海域起火，鳌山区渔民协力营救，16名船员和8名乘客全都脱险。
12月，即东县农村办冬学396处，学员35879人。
即东县1950年
1月，即东县出船40只，船工131人，编为胶东海上支前第三大队二中队，开赴浙江镇海支援解放舟山群岛战役。
2月，即东县人民政府由温泉迁至店集镇。
2月24日，即东县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继续做好支前工作，全力做好生产救灾、节约备荒工作。
3月初，即东县分别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
4月，南海专署撤销，即墨、即东两县改属胶州专区。
5月，即东县开展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运动，开始实行婚姻登记。
6月，赛风调中共胶州地委工作，李振任中共即东县委书记。
6月，即东县成立供销合作总社。
6月1日，即东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研究部署夏季生产救灾及夏征工作。
7月11日，暴风雨成灾。即东县沿海毁船76只，冲毁盐田2．36万亩，淹没耕地1．59万亩。
7月15日，即东县开始取缔一贯道，至9月16日结束，共逮捕道首4人，1162名道徒退道。
10月6日，中共即东县委在店集区进行老区结束土改工作试点；在王圈区石门乡进行新区土改工作试点。
11月，即东县撤销司法科，分别成立人民法院。
11月1日，即东县人民政府将下属13个区改用序数命名，原名同时并用。
12月，即东县出民工520人，参加修建、飞机场。
12月7日，即东县召开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即东县1951年
1月23日，即东县宣布土地改革工作基本结束。全县463个村共划地主1594户；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土地33390亩、牲畜602头、房屋5673间、粮食公斤；对少数不法地主分子依法进行了惩处。10896户贫雇农分得了土地、农具、粮食和房屋。
2月，即东县召开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展以发动参军为中心的抗美援朝运动。
4月，即东县6个区病流行患者1350名，死亡84名。
5月2日，即东县进行土地、户籍登记和颁发土地证，至10月结束。
6月16日，即东县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在运动中，全县召开控诉会250多次，逮捕和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7月，即东县召开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7月14日，即东县鳌山区所属的秦家土寨，王家土寨、姜家土寨和铁骑后村划给崂山行政办事处。
7月，遭受10级大风袭击，农作物绝产。
9月8日，即东县人民政府为在抗美援朝中保卫停战谈判而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排长、和平战士烈士举行追悼大会。
11月，李振调中共胶州地委工作，于少彬任中共即东县委书记。
12月，即东县文化馆成立。
12月，即东县625名干部参加“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翌年6月上旬，“三反”运动基本结束。
12月，即东、即墨两县人民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共捐献购买飞机大炮款3．04亿元（旧人民币），6104名青年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冬，即东县建成占地50亩的周疃苗圃。
即东县1952年
1月，即东速成师范学校成立，1953年冬停办。
2月，中共即东县委书记于少彬调离，言化午主持县委工作。
3月1日，美国飞机三架侵入即东县上空，投放带菌毒虫，县人民政府立即组织群众进行捕灭。中共胶州地委就此发出通报。
春，即东县试办。
3月5日，即东县于店集召开第八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3月16日，即东县、即墨县和胶县共组织民工82852名治理大沽河，整修河堤593公里，挖土1267999立方米，至6月26日全部竣工。
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兵团第三师一部进驻即东县金口、周疃一带，开垦荒地。
4月9日，即东县召开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28人，交流兴办互助组、合作社的经验。
4月，即东县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定级。
5月，即东县店集区大河南村成立即东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梁吉善。
7月，设即东县检察署。
7月，言化午任中共即东县委书记。
9月，即东、即墨两县征调民工1597名，编为6个大队，赴胶县修建飞机场。
9月，即东县开展“查田定产”工作，清查土地，以土质定产量，以产量计征。
9月18日12时，即东县巉山区9个村遭受雹灾，18500亩农作物遭受严重损害。
9月，即东县旱情严重，土地干裂，秋作物减产30%左右。
秋，设立即东中学。
12月，即东县进行渔船登记，至次年9月结束。全县共登记渔船907只、渔工4085名。
即东县1953年
1月19日，即东县召开第九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月，即东县武装部副部长纪全福在组建民兵工作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导致14个村的107名群众被罚跪、288人被打，发生自杀事件4起。中共即东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通报对此一事件中的有关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4月8日，即东县人民政府积极配合驻军修筑通山公路和女岛瞭望站。
4月10日至12日，寒潮，小麦、豌豆受冻害，减产三成。
4月，李之光任即东县县长。
5月1日，中共即东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部署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至7月26日又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总结开展运动的经验，布置今后任务。
5月，即东县进行县、区机关整编，全县精简干部170名。
7月1日，即东县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普查结果：74287户，350190人；其中男169351，女180839。
7月18日至27日，即东县暴雨成灾，倒塌房屋1015间，1万亩农作物减产。
7月，即东县成立普选委员会，开展普选工作，至1954年春结束。
8月14日，中共即东县委召开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贯彻上级指示，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盲目冒进的错误。
10月初，即东县官庄区流河庄村女劳动模范张树云和姚庆祥烈士的叔父姚贵求，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10月，即东县附近海域出现大量海蜇，全县374只渔船出海捉捕。七沟村102只船，8天捕获195吨。
11月3日，即东县宣布实行粮食政策，取缔粮食商贩，关闭粮食市场。至12月，即东、即墨两县共动员农民卖出余粮2802万公斤。
11月，中共即东县委召开，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
是年，即东县修建位于巉山区大嘴南端的太平港。
即东县1954年
1月，即东县机关、工厂、农村、学校，普遍开展学习宣传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活动。
1月26日，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第四分团成员山东代表张树云向即东县机关干部、各界人民作赴朝慰问的情况报告。
2月，即东县成立农业技术推广站。
3月，即东县进行全县人口调查登记。截止5月31日，即东县常住人口为350190人，外流人口为33626人。
5月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东县分会在店集举行成立大会。
5月，中共即东县委宣布：结束1952年开始的整党工作。
6月2日，即东县举行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140名运动员参赛。
6月13日，即东县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27处。
7月，即东县召开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姚庆祥烈士塑像
7月29日，即东县收购土豆50万公斤、菜籽250公斤，支援安徽省灾区。
8月13日至15日，暴雨连绵，即东县2．97万亩农田积水成灾。
9月11日即东县开始实行棉布计划供应。
9月，即东县工商联合会成立。
9月，叶洪贵任即东县县长。
10月25日，和平战士姚庆祥烈士祠在烈士故乡——即东县姚家庄落成。
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由朝鲜回国，分驻即东、即墨两县。
12月18日，即东县召开手工业者代表会议，贯彻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1]
是年，在南阡乡北约500米的菠萝山的南
卧牛山烈士陵园
坡落成，占地面积11650平方米，内有烈士墓312丘。陵园依山筑在梯田式双层平台上，坐北向南，北为墓地，南为前庭。从前庭沿台阶北上进入园门，门内立着一座高1.33米，宽0.69米的石碑，石碑镌刻着部分烈士的英名。陵园内的烈士有在中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122名，有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的即东县地方干部312名。其中，有姓名的仅114名，其余都是无名烈士。陵园纪念碑正面题词：“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事业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碑文[6]
即东县1955年
1月10日，即东县先后恢复鳌山卫、店集、段村等粮食市场。
1月，即东县开始义务兵征集工作。截止3月10日，即东县征集义务兵750名。
2月13日，中共即东县县委召开渔盐民代表会议，与会代表189人，部署渔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春，即东县部分地区麻疹流行，至3月12日，王村区共发现129名患者，22人死亡。县人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进行隔离治疗，控制了疫情发展。
4月，即东县种植棉花2万亩。
7月1日至15日，即东县43小时降雨265．6毫米，全县积水面积76665亩，冲毁土地800余亩。
7月13日，即东县人民政府所辖各区公所，由按序数排列改为按地名称谓。
7月至8月，即东县手工业联社先后成立。
7月，中共即东县委书记言化午调离，戴绕西任县委书记。
8月27日，即东县税务局举行反贪污检查大会，全县36名税务干部，接受检查的23名，查出贪污分子12名。
9月29日，即东县电影队成立。
12月，即东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选举叶洪贵为县长。
即东县1956年
1月5日，即东县人民政府改称即东县人民委员会。
2月，即东县所辖13个区调整为8个区。
3月，即东县合并于即墨县。
4月，即墨县改属莱阳专区。
即东县1958年后
1958年10月，即墨县改属青岛市；1961年3月改属烟台专区；1978年12月，改属青岛市；1989年9月，撤县建市，仍属青岛市。[1]
企业信用信息关于个体工商户未注销税务后续怎么处理那么难！_阳光热线问政平台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税务领导你好，我是一个以前在东莞工作7年多的新莞人，2008年与人合伙开了这家快餐店，08年金融危机对第一国际周边商户影响比较大，我也于08年5月离开东莞去外地工作，餐馆也是合伙人负责经营，后听合伙人说生意无法经营下去，于2010年3月份关掉了店子，并注销了工商注册，并不知道当时是否注销了税务这一块，今年我回家创业，于日得到当地税务局通知，在其它地方有非正常税务未处理，才得知这一事情，由于当时本人非主观意愿未去注销税务登记，特去东莞南城地税申请解除非正常户，去了税务机关，说是要问专门管理的税管员，去问税管员，被告知要从09年到今年的所有税补缴，并且交缴相应的罚款。&&&&&&&&由于当时注销工商时本人并不在东莞，而且也不是故意不进行税务缴交，而是店子关了，我相信像我这种情况在当前应该是很多，为什么我们主动去注销时还要被税务人员这样为难，而且像这种不合理的税务缴交制度是否也应该进行相应调整，而不是一味的追究我们纳税人的责任，如果工商注册时被告知或者同时注销税务，不就不会有这种后续处理吗，还是地税部门专门设计的这种缺陷给我们纳税人呢？&&&&&&&&以下是我在网上查询当时的信息：&&&&纳税人编码： 0&&&&&&&&&&&&纳税人名称： 东莞市南城关东饮食店 &&&&&&&&登记机关： 东莞地税南城分局 &&&&&&&&征收机关： 东莞地税南城分局 &&&&&&&&所属行业： 其他未列明餐饮业 &&&&&&&&注册地址： 东莞市南城区新城市中心区石竹花园K座85号铺 &&&&&&&&纳税人登记状态： 非正常 &&&&&&&&税务登记类别： 一般税务登记" />
提问：关于个体工商户未注销税务后续怎么处理那么难！&&编号:114006&&
&&&&税务领导你好，我是一个以前在东莞工作7年多的新莞人，2008年与人合伙开了这家快餐店，08年金融危机对第一国际周边商户影响比较大，我也于08年5月离开东莞去外地工作，餐馆也是合伙人负责经营，后听合伙人说生意无法经营下去，于2010年3月份关掉了店子，并注销了工商注册，并不知道当时是否注销了税务这一块，今年我回家创业，于日得到当地税务局通知，在其它地方有非正常税务未处理，才得知这一事情，由于当时本人非主观意愿未去注销税务登记，特去东莞南城地税申请解除非正常户，去了税务机关，说是要问专门管理的税管员，去问税管员，被告知要从09年到今年的所有税补缴，并且交缴相应的罚款。&&&&&&&&由于当时注销工商时本人并不在东莞，而且也不是故意不进行税务缴交，而是店子关了，我相信像我这种情况在当前应该是很多，为什么我们主动去注销时还要被税务人员这样为难，而且像这种不合理的税务缴交制度是否也应该进行相应调整，而不是一味的追究我们纳税人的责任，如果工商注册时被告知或者同时注销税务，不就不会有这种后续处理吗，还是地税部门专门设计的这种缺陷给我们纳税人呢？&&&&&&&&以下是我在网上查询当时的信息：&&&&纳税人编码： 0&&&&&&&&&&&&纳税人名称： 东莞市南城关东饮食店 &&&&&&&&登记机关： 东莞地税南城分局 &&&&&&&&征收机关： 东莞地税南城分局 &&&&&&&&所属行业： 其他未列明餐饮业 &&&&&&&&注册地址： 东莞市南城区新城市中心区石竹花园K座85号铺 &&&&&&&&纳税人登记状态： 非正常 &&&&&&&&税务登记类别： 一般税务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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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myisia&发言时间： 17: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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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税局回复
&&&&&阳光热线网络问政平台：
编号114006来信收悉，我局工作人员已与来信人取得联系，详细解释有关内容，现就相关问题简要回复如下：
经核实了解，南城税务分局在东莞市南城关东饮食店未按期申报，且无法联系到其相关人员的情况下，经过实地调查发现该饮食店已没有在注册经营地经营。南城税务分局在东莞市地方税务局网站上以公告送达方式向其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将东莞市南城关东饮食店认定为非正常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变更或者注销登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有关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请来信人尽快到南城地税分局处理相关涉税事宜，如存在没有实际经营的情况，可向南城地税分局提出申请，由税管员核实处理。
　　如仍有疑问，欢迎致电东莞纳税服务热线12366-2咨询。
&&&&&&&&&&&&&&&&&&&&&&&& 东莞市地方税务局&&&&
&&&&&&&&&&&&&&&&&&&&&&&&& &&&&2014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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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永春面孔】抗战中的永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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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永春爱国热血青年请缨杀敌，投身祖国各地抗日前线，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海外永春华侨不遗余力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国内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还有不少华侨越过千山万水，奔赴延安、苏北，报考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抗日院校，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投身抗日洪流。一些华侨在侨居地参加当地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从本期起，本报将刊发简介部分永春优秀儿女的英雄事迹。梁灵光　　梁灵光（），永春县吾峰镇吾顶村人。他在祖国最为危难的时刻毅然从南洋回国，投身空前壮烈的抗日战争，由一介书生成长为一代儒将。　　梁灵光于1932年就读于上海立达学园高中部，1935年在上海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1936年2月参加党的秘密组织上海抗日青年团，同年6月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组建雪兰峨邦“反帝大同盟”“华侨抗日救国会”“左翼作家联盟”三个进步团体并担任主席。　　1937年10月，梁灵光毅然返回祖国。1938年夏天，他几经波折辗转到江苏淮阴县，联络当地抗日人士，组建“江苏省民众抗日自卫队独立第一支队”（简称“抗战支队”），担任政治处主任。后来随着部队的发展，梁灵光担任“抗战支队”第二支队长。1940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调“抗战支队”到洪泽湖北苏皖边界，梁灵光认为国民党有阴谋，于是赶到泰州西部找到新四军挺进纵队政委叶飞，商谈部队起义问题。回泰州正拟北返时，叶飞派人来通知他说“抗战支队”已暴动，参加了南下的八路军。于是梁灵光到江都郭村参加了新四军挺进纵队。　　1940年8月，梁灵光被任命为如皋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与此同时，经过严峻考验的他实现了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在如皋，梁灵光向社会各界代表讲明国内外形势，阐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减租减息政策，号召全县人民以各种形式大力支持新四军抗日斗争和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县政府派出民运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组织，实行“二五减租”，建立区乡民主政权，还在发动青年参加新四军的同时，积极组建县的武装警卫队和各区乡的自卫队。不久，为了开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抗日根据地，陈毅同志又派梁灵光和钟民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国民党省保安第一旅旅长兼如皋县长薛承宗谈判，并达成了协议。　　以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视新四军为心腹大患，多次倾巢而出发动进攻。梁灵光亲自率领如皋县抗日武装配合新四军作战。他不怕牺牲，身先士卒，鼓舞战士们英勇战斗。在苏北区党委召开的总结表扬大会上，党委副书记陈丕显称赞梁灵光“开了县长亲自带兵打仗的先例”。　　1940年10月上旬，新四军取得黄桥决战胜利后，军威大振，乘胜前进，决定开辟通、如、海、启地区。11月初，新四军第三纵队开抵如皋掘港。中旬，召开通、如、海、启各阶层代表会议，通过《告苏北第四区民众书》，决定建立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梁灵光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到南通县开辟新区。上级同意他的请求，并任命他为南通县县长兼保安旅旅长。不久，梁灵光果断清除了保安旅内潜伏的反动势力，整编为南通县警卫团，梁灵光兼团长。后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指示，新四军一师三旅九团与南通警卫团合并，仍命梁灵光兼团长。　　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梁灵光所在的南通县地处抗日根据地前沿，日伪军频频进行“扫荡”，来势汹汹。梁灵光采取“能打即打，不能打便跑”的战略，率领新组建的南通警卫团与日伪军作战20多次，屡建奇功，受到上级嘉奖。1941年，经过春、秋两次反“扫荡”及多次考验，全县武装队伍有了长足发展，到同年冬共有民兵自卫队3万多人，1942年初又成立了县人民自卫总队。　　1942年6月，日伪军集中2000多兵力向苏南地区“扫荡”。为了减轻苏南压力，新四军要求各地抗日武装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向来犯之敌发动攻击。梁灵光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奇袭日伪兵力较薄弱的海门县城茅镇。这次战斗，攻入了日伪占领的县城，在苏中和苏南还是第一次。同年8月，梁灵光又率领南通警卫团配合新四军发起向石港进攻，全歼守敌，俘虏伪军500多人，还击退了增援之敌。9月，日军由大队长保田中佐率领日伪军200多人，准备“扫荡”通州县。梁灵光率领南通县警卫团配合新四军打了一个伏击战，击毙保田中佐以下日军70多人，俘虏日军3人、伪军一个班，又一次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谎言。　　1943年10月，在苏南抗日战争中取得骄人成绩的梁灵光，奉命上调苏中四分区（也叫四专署）任专员。刚上任，正遇日伪军开始“延期清乡”和“高度清乡”。苏中四分区依靠各级政权和发动抗日组织，主动配合新四军和日伪作斗争。如皋县警卫团出奇制胜，向日伪军发动进攻，毙伤敌军近千人，俘虏370多人。南通警卫团出其不意伏击日军机动“清剿”队，当场击毙大队长山本。其它地方的抗日武装也抓住战机对日伪军发动攻击，使得敌人陷入四面楚歌。1943年南通警卫团领导人合影，左起殷逸、韩念龙、梁灵光、周一峰、贾鸿钧　　国民党长期的统治、剥削，使得本来就很贫困的根据地，又遭到日伪军的封锁、包围，雪上加霜，群众生活极其艰难，苏中四分区党政军的供给也陷入困境。梁灵光一手抓对敌斗争，一手抓财政经济，采取厉行节约、生产自给等具体措施，对脱产的党政军民一律实行低标准的供给制，节衣缩食，勒紧裤带打日本。　　不久，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受挫，军事优势逐渐消失。苏中区党委及时作出各分区抗日力量抓紧时机主动攻击日伪据点的决定。在主力部队连战皆捷的鼓舞下，四分区各县的抗日武装空前活跃。从1944年6月至10月，军民联合大小战斗450多次，毙伤日伪军1500多人，俘虏日伪军1200多人，缴获枪械1500多支，击毁汽车、汽艇、碉堡一大批，消耗了日伪军有生力量，取得了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的决定性胜利。梁灵光战功赫赫，政绩辉煌，至今苏北和苏中人民仍深深怀念这位文武双全的英雄，他们称赞说：“梁灵光，真灵光！”“灵光灵光，抗战有功！”梁灵光等著《江海之滨的反清乡斗争》（195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梁灵光在回忆文章《从马来亚到江海平原》中深情地说：“是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使我远渡重洋回到祖国的怀抱，从一介书生成长为一名战士。是苏中四分区人民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了我巨大的力量。我深深怀念着那里曾经生死与共的人民，怀念着长眠在江海平原上的战友！”　　解放战争期间，梁灵光历任新四军华中九分区司令员兼专员、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33旅第一任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参谋长、军党委常委。解放后曾任厦门市市长、市委书记、福建省副省长、国家轻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广东省省长、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林一心　　林一心，永春县蓬壶镇西昌村人，生于1912年。1930年夏初中毕业后前往上海，在中共中央所属秘密印刷厂任排字工人，193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与任培星（任弼时的妹妹）结婚。1935年任上海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和国难教育社大场区党的负责人。1936年任培星因病逝世。1938年，林一心任中共浙江金华县委书记，金衢严特委组织部长、书记。1939年7月，林一心出席在浙江省平阳县凤卧镇马头岗村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同时被推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每个长期在白区的人，都一直把革命圣地延安当作心中的“家”，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回“家”。能以“七大”代表身份奔赴延安，林一心内心充满了向往、兴奋和幸福。南方各省的七大代表集合后，于1939年底出发，沿途由新四军、八路军的部队护送，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历时13个月，辗转行军万里，终于在日全部安全抵达延安。　　林一心和其他七大代表一起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一部集中学习，住在小砭沟后山的窑洞里。安顿妥当后，他怀着复杂不安的心情，到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的住所，报告任培星病逝的消息。被称为“党的骆驼”的任弼时，沉默良久，说：“事情既然如此，就由它去吧！”并安慰和鼓励林一心：“今后要走的路还长，你来延安很好，好好学习吧！”此后，林一心经常到任弼时家里去，在那里经常遇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政军领导人，聆听他们的教诲。由于党的“七大”召开日期延迟，林一心在学习结业后，便继续留在延安工作，担任中央党校一部秘书科长。　　林一心常说自己“三生有幸”，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几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运动都让他赶上了。在延安期间，他以旺盛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从小吃惯了大米的南方人，也可以和北方人一样吃小米饭、啃窝窝头了；从小在温暖湿润的环境长大，也习惯寒冷干燥的气候了；原来只会耍笔杆、开机器，也能种地盖房、打草做衣服了……他的出色表现得到干部群众的好评，称赞他“能文能武”，“除了说话带一点南方口音以外，成了黄土高原扛得起、顶得住的男子汉”。　　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作为“七大”代表，林一心和其他代表们细心聆听和研读了毛泽东的《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任弼时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等重要报告和文件，犹如登高望远，感到心胸宽阔，眼界大开。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全党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林一心后来回忆说：“当会议宣布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时，全场掌声雷动，有的同志还流出了热泪，因为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团结而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共七大会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林一心依依惜别生活和工作了近五年的延安，随东北局书记彭真开赴东北，担任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黑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厦门市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中纪委委员等职。2010年3月在北京逝世。许寒冰　　许寒冰，女，原名许美容，祖籍永春县石鼓镇石鼓村。她的父母于1919年从永春出洋，移居马来亚森美兰芙蓉镇。许寒冰出生于1920年，兄弟姐妹5人。　　许美容从小聪慧勤勉，就读于当地的芙蓉中华中学。她虽沉默寡言，却很热心学校的课外活动，每逢向家人要钱捐助公益时，总说：“妈啊，先有国后有家，如果人人先顾家用，社会搞不好，家庭也没有保障。”许美容在学校里受到进步思想的极大影响，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在祖国危难之际，毅然决定与丘会利等三个女孩子从南洋投奔中国内地参加抗战。　　日，许美容向家人撒了谎，说是要到加影（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访友，可是两天两夜不见归家。母亲到处探听，才获悉女儿带了细软，乘火车出新加坡，可能乘船到中国大陆。母亲顾不了许多，直追到新加坡，探查之下，得知船刚开航，只能泪眼遥望茫茫大海。　　少女时代的许美容充满浪漫情怀，她天真地以为南方马来亚这么热，到了北面内地一定很寒冷吧，于是想当然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寒冰”。谁知道，想象中“冰天雪地”的广州依然酷热难当，这才发现自己错了。但是“寒冰”的名字也从此一直使用下来。　　1938年，许寒冰加入新四军二支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会计、苏北军区司令部副股长。她在行军途中教唱新四军军歌，在滚滚硝烟中救护伤员。在这里，她与姬鹏飞相识并相恋。　　姬鹏飞（），山西省运城地区临晋县（今临猗县）人，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深秋，姬鹏飞由军委卫生部医政科主任科长改任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并带领野战医院参加长征。1935年10月，随红一军团到达陕北后的姬鹏飞接替黄克诚担任中央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1938年初冬，在中央党校、抗大和马列学院系统学习后，姬鹏飞告别延安，到皖南新四军司令部担任新四军后方政治处主任兼新四军军医处政治协理员，参与了新四军后方医院的建立。　　解放后，姬鹏飞历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港澳办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等职。许寒冰与丈夫姬鹏飞同甘共苦，在外交战线奋斗了40余年，是新中国外交界不可多得的一位女性外交官。建国后，她在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工作。1958年后历任外交部人事司科长，外交部干部司处长、专员、副司长，外交部非洲司、领事司副司长，还是周恩来倡议成立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第一位副会长。陈明　　陈明，1920年出生于永春县苏坑镇嵩山村。本名张沛，五岁时因家贫被卖到本县石鼓镇桃场村，更名颜金麻。六岁时随养父前往马来亚，在吉隆坡远郊乡间的一家小店，白天上学，早晚帮家里搬橡胶、扛杂货。后就读当地一所初中，著名教育家梁披云先生、林连玉先生都曾当过他的老师。在进步师长的引导下，他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36年回国，就读上海暨南大学附中高中，参加上海街头的抗日救亡游行。1937年11月，回马来亚槟榔屿，参加当地的“读书会”、“时事研究社”、“歌咏团”。　　1938年5月，他更名为陈明，瞒着养父家，辗转几千里，投奔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先当学员，后当教员。他歌唱得好，受到著名音乐家郑律成的专门培训，担任了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1940年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由于他不谙普通话，其秘书兼翻译李铁民先生因不小心碰伤住进医院，陈明被临时请来给陈嘉庚先生当翻译。在延安，陈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多次接见，毛泽东还把签有亲笔题字的照片送给他。1940年12月后，陈明在陕北各地打游击、上党课、办小报、搞土改，先后担任了中共固林县委宣传部长、中共延属地委委员、中共咸阳地委宣传部长等职。　　建国后，陈明任至陕西省副省长、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陕西省侨联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1999年在陕西西安去世。林天国　　林天国，谱名“述国”，1909年农历四月十四出生于永春县达埔镇洪步村一个农民家庭，其故居叫“金凤堂”。自小父母双亡，由兄长抚养。1925年，因家境贫困，林天国随一亲戚去马来西亚，在橡胶园、码头、矿山、工厂做苦工。在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工作条件极为恶劣，工资微薄，受尽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林天国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并于1938年经马来亚共产党员张志芳介绍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　　由于林天国在工人运动中不畏艰险，顽强勇敢，被英国殖民当局视为眼中钉，将他逮捕入狱，受尽折磨。工人们闻此消息，义愤填膺，纷纷组织示威抗议，英国殖民当局迫于形势，秘密判其驱逐出境，终生不得回马来西亚，并用囚车将林天国递解出境，经香港，然后于日转至上海。　　到达上海后，林天国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关系终于找到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经其介绍至“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再转至苏北黄桥江南指挥部，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接待，并介绍去“抗大”学习。结业后分配在江苏省东台县税务局大中集分局任分局主任、局长等职。　　1941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根据中央“华中各地应急速成立银行，发行边币”的指示，在南方根据地组织成立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林天国也调到江淮印钞厂工作。这年夏天，日寇对苏北解放区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林天国在李人俊（新四军苏北财经部副部长、江淮银行副行长兼印钞厂厂长）和胡金魁（华光公司督导主任、江淮印钞厂副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江淮印钞厂的转移工作。不论是侦察敌情，确定转移路线，还是寻找运输工具，林天国都不避艰险，冲锋在前。他们将江淮印钞厂全体职工和器材物资自大中集撤出，迂回转战至丁家舍、裕华镇、董家仓，直至安全抵达王港、斗龙港一带海面上，人员器材无一损失，林天国在转移过程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月间，新四军取得了反扫荡胜利，形势有所好转，上级决定印钞厂从王港海面上转移到新四军军部驻地附近的江苏阜宁县羊寨镇虹庙开工生产。林天国又在李人俊、胡金魁等领导下，亲自摸清敌情，组织一批小木船和民工，把印钞机器和原材料等物资从斗龙港海口转运至内河小木船上，在部队掩护下，穿过好几道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目的地。同年7月1日，江淮印钞厂在阜宁羊寨镇正式开工。4个月后凹版一元券抗币和凸版五角券投放市场，从经济上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1942年秋，经过一段时间的生产，印钞厂迫切需要增添器材，而印钞的主要器材和纸张、油墨，根据地是没有的，均需去上海采购，组织上决定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由已任印钞厂材料科科长的林天国去完成。经财经部长朱毅的介绍，林天国先到靖江县新港找到在同兴猪行任帐房（会计）的陈耀祖，为了便于掩护，经商量由林天国出资，由陈耀祖出面，联系地方上知名人士陈新传、赵伯虎，共筹在新港开设公记猪行，由陈新传为经理，陈耀祖为会计主任。具体经营方式就是将苏北猪只贩运上海，得款后在上海采购印钞材料，运至苏北港口――新港、八圩港、张黄港，再转入根据地。　　至1945年春，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林天国除担负印钞厂原材料的供应外，还要为华中造纸厂、化工厂提供一部分机器和原材料的供应。为此，林天国到上海，通过江淮印钞厂整券科科长孔伟的关系，与上海天潼路国华印刷厂联系上；也通过其他关系与原设在天主堂街兆丰报关行、河南路美华纸行建立了关系。同时在工作中采用各种方式向他们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因此，深得这些爱国厂商的支持和帮助。通过他们采购得大批违禁的印钞纸张、机器、油墨等物资，为新四军制作钞票铜板和票面样版，并招募印刷工人到根据地工作。通过兆丰报关行，还为新四军出境物资报关运输和在苏州河边将物资装船提供方便，想尽一切办法以便于新四军将物资偷运出市。林天国不断采购到的一批批印钞机器、大批油墨和纸张，都是由兆丰行老板丁某按新四军方面的意图去报关，同时安排好陆上运输，直到苏州河装上船。　　1947年4月，组织上调林天国去香港，继续从事采购印钞材料的工作。解放后任上海铁路局材料处采购科长、第一机械工业部机车供应处副处长、铁道部工厂总局材料处任处长等职。1963年在北京病故。陈沫　　陈沫（07.10），原名颜阳良，1918年出生于石鼓镇。第二年，他的父亲因家庭贫困，携全家南渡马来亚谋生，在吉隆坡开了一间布店。年，颜阳良在吉隆坡尊孔学校小学部、中学部读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少年时代的颜阳良曾多次参加当地华侨、华人召开的群众集会，深受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1933年夏，颜阳良回国，先后在厦门集美高中、上海暨南大学、广西桂林大学求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颜阳良亲眼看到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暨南大学的许多建筑物被炸成断垣残壁，学校的师生和周围居民纷纷倒在血泊中，上海市中心也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许多市民被炸死打伤，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这些都激起他的极大义愤。这时，他阅读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深感要抗日救亡，非找中国共产党不可。　　1938年春，颜阳良的同学中有几位归侨学生先到了陕北延安，消息传来，颜阳良深受鼓舞。同年8月，他和另外一位归侨学生罗浪（福建德化人，后为新中国开国大典军乐团总指挥、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相约一同前往陕北。为了不连累亲友，并保护自身安全，颜阳良将名字改成了“陈沫”（陈是他母亲的姓）。途中，在武汉遇到陈敏（陈日雪）从马来亚带来的8位华侨学生（其中有女侨生曾焕琛），也要奔赴陕北。于是10人结队同行，风餐露宿，向西北进发，终于到达陕甘宁边区旬邑县看花宫，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学习。　　陕北公学是中共中央为实施抗战教育、培养抗日革命干部，于1937年9月在延安创建的一所学校。1938年夏，又在旬邑县看花宫开办了分校。陕北公学的规模和影响仅次于抗日军政大学。从海外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有不少是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锻炼，而成为出色的领导干部的。　　刚进陕北公学，陈沫和其他华侨青年感到不适应。这里没有教室、课桌、椅子、黑板等起码的教学设施和设备。老百姓的打谷场，就是学校的“露天教室”；学员们席地而坐，两个膝盖就是“课桌”。寒冬腊月，两腿冻得发麻，站都站不起来；夏日炎炎，个个晒得汗流浃背，头昏脑胀。住的是旧窑洞，只有一个窗户，空气无法流通；六七个人睡在一个土炕上，又挤又闷。吃的是小米、窝窝头，蔬菜匮乏，鱼肉很难见到，有时还要挖野菜补充。这样的艰苦生活，是华侨青年从来未曾经历过的。但是大家想到自己是来抗日的，吃苦是不可避免的；看到这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无论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普通共产党员和平民百姓，都是毫无特殊地艰苦奋斗，大家也就不以为苦了。陈沫觉得：能够这样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政党，是最有资格领导人民抗日的政党，是最有希望的政治力量。　　在陕北公学，陈沫和华侨战友们还遇到一些早期回国参加革命的归侨干部，从他们身上得到启发和教育。陕北公学政治部主任、老共产党员张然和是印度尼西亚归侨，曾参加过长征。他给华侨学员做报告，讲述自己参加革命的过程和体会，并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锻炼自己，掌握好本领准备上前线杀敌。陈沫暗暗下定决心：要向张然和学习，经受住各种考验。　　1939年夏天，为训练培养抗日骨干，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等4所学校的师生1500多人，迁到敌占区去办学，合并后成立华北联合大学。7月12日，“华北联大”从延安出发，与抗日军政大学同行，向晋冀鲁豫边区进军。中央决定将“抗大”和“联大”两校合并为一个纵队，番号为“第五纵队”。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任纵队司令兼政委，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为副司令员。“华北联大”是纵队的一个独立旅，校长成仿吾任旅长兼政委。中央派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护送，旅长彭绍辉亲自指挥这次行动，派了两个主力团来掩护“华北联大”师生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9月，独立旅艰苦跋涉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灵寿县的陈庄。　　这次长途行军，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对于每个学员来说，是对自己的革命意志和艰苦奋斗作风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锻炼和考验。陈沫和战友们一样，以苦为乐，咬牙坚持。在行军中，经过烈日酷暑，风吹雨淋，摸爬滚打，忍饥挨饿，他衣衫褴褛，身上和头发都长了许多虱子，肌肉骨骼到处酸痛难受。但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团结友爱、互相鼓舞下，加上自己的自强不息的意志支持，他一直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在休息时刻，他和同志们都乐呵呵地开玩笑说：“这是我第一次和虱子交上了朋友!”“这是革命的虱子!”　　经过严峻的考验和磨练，昔日的“南洋仔”，变成一名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39年9月，陈沫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12月，华侨学生们从“华北联大”毕业，根据革命需要，分别分配到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边区工作。陈沫经组织分配，到八路军一二○师工作。陈沫早就仰慕我军创始人之一贺龙将军，现在竟然在贺龙将军麾下成为一二○师这支劲旅的一员，内心十分激动和荣幸！其时，蒋介石、阎锡山正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二○师在晋西北武装冲突中，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开展反摩擦斗争同时，与侵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陈沫在晋西北随军转移、作战期间，亲眼所见，耳闻所及，都是日寇横行霸道、穷凶极恶留下的惨象。陈沫和战友们深入日本侵略军的后方心腹地区，转战于山西、河北、绥远（今内蒙）等地。　　解放后，陈沫曾任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外交部侨联主席等职，日在北京病逝。南侨机工里的永春华侨　　1939年，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下，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机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分9批回国，辗转于滇、黔、川、桂、湘以及缅甸、印度等地，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世界各国援华和海外华侨支持祖国抗日的军用物资，在这条运输战线上坚持至抗战胜利。　　这其中就有不少永春华侨的身影。其中第3批回国机工580多人，包括了麻坡永春会馆征集的数十名永春籍机工，日从新加坡集中出发，经过几昼夜的航程，再由西贡转车抵达昆明。总领队是麻坡侨领刘贝锦，祖籍永春县湖洋镇锦凤村，1902年5月生于马来亚麻坡。刘贝锦后来担任华侨先锋大队大队长。　　南侨机工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留下许多悲壮动人的事迹。“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日《新华日报》）　　刘瑞齐，永春县桃城镇留安社区人，生于1914年，10多岁时随堂兄到马来亚谋生。1939年春，新婚的刘瑞齐得知召集机工回国抗日的消息，悄悄开车到另一个城市报名。出发前一夜，细心的妻子似乎看出了端倪，就悄悄问他：“你是不是想回国？”刘瑞齐咬咬牙，没有说出实情。妻子放心地熟睡了。夜里，刘瑞齐起身把自己的手表、结婚戒指及写给妻子的信包好，放进妻子的大衣柜里，把钥匙放在梳妆台上，深情地看了妻子一眼，默默地离开了家门。刘瑞齐不辞而别后，妻子忧郁成疾，卧床不起。老岳父写信让他无论如何能有机会南返探望。读着信，刘瑞齐泪如雨下，但他还是狠心地回信说：“中国抗战一日未胜利，我就一日不能回去！”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救国，刘瑞齐再也没能见到新婚的爱妻。新中国成立后，刘瑞齐回到永春，最后在永春化肥厂退休。刘瑞齐　　孙其文的父母祖籍永春，定居于马来亚麻坡。他是个独子，回国前已结婚，有个两岁的儿子。他瞒着父母与妻子报名参加第六批机工团。后来父母病逝了，妻子气疯了，不久又失踪下落不明，儿子被妻舅收养。孙其文在回忆往事时说：“祖国在危难关头，不去拯救，大家都要当亡国奴。有国才有家，国亡家难保。国难当头，爱国不爱国就要看实际行动。”第六批机工团是由新加坡红灯码头上轮船，再经安南转乘火车到昆明的。军训后被分配到西南运输第13大队第39中队，奔赴滇缅公路从事军运工作，驻扎在遮放一带。因技术上过关，孙其文被编入“华侨先锋运输大队”，被任为分队长。任务是从缅甸八莫、腊戍一带，抢运盟国支援的军用物资回保山。孙其文　　颜世国，1914年出生于永春，5岁时随父亲移居马来亚怡保。1939年春节，颜世国在马口埠结婚，夫妻俩相约将结婚戒指和节省下来的婚宴费用都捐献给当地的筹赈会，以支援祖国抗战。不久，颜世国决定应征机工回国。此时，妻子已有身孕，他把妻子送到槟城岳母家中安顿。然后跑到新加坡报名回国。有一回，颜世国与战友们运载一批军火到达功果桥边，突遇日机轰炸，桥面已被炸坠入江中。机工们寻来几百只汽油桶扎成大浮筏，两边用绳索连接，铺上木板，再将船两头用钢丝拉到两岸的滑轮上，建成一座“油桶桥”，汽车就在这样的“桥”上运输军火、士兵。颜世国　　林广怀，原名林江海，1919年出生在永春一个名为“土角楼”的小山村，未满周岁就跟随父母去了马来亚。得知陈嘉庚要招募南洋机工回国服务，他立马跑去报名。祖母从报纸上得知后，以他为家中“长子”为由坚决阻拦。过了5个月，他又跑到芙蓉埠报名，改名为林广怀。他成为南侨机工第八批成员之一，经回国集训，被编入西南运输处第十七大队华侨补充队。为了安全，车队往往选择山路行进，道路险要，夜间运行还不准开灯，只能摸黑前进，敌机随时都在狂轰滥炸。往返过程历尽艰险，但林广怀始终抱着“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的信念。抗战胜利后，林广怀因车辆轮胎受损待命，错过返回南洋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在重庆国营运输公司工作。日，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照兵慰问林广怀，林广怀还唱起慷慨激昂的《九一八》之歌。同年6月11日在重庆去世。林广怀　　尤扬祖（），达埔镇蓬莱村人。1915年南渡印尼谋生。抗战全面爆发后，尤扬祖发起成立印尼万鸦佬华侨抗日筹赈分会，任主席。解放后，历任全国侨联副主席、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第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详细报道见本报176期第4版）　　李铁民（），达埔镇岩峰村人。抗战期间担任“南侨总会”秘书，积极协助陈嘉庚领导该会，发动南洋各地华侨开展声势浩大、成绩显著的抗日救国运动。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10月当选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日因病逝世。（详细报道见本报177期第4版）　　颜子俊（），达镇达中村下珩角落人。1902年到越南谋生，曾任越南中华总商会主席。先后组织并主持越南华侨抗日救国赈济总会、南圻华侨华侨救济总会、旅越华侨缩食救济祖国兵灾慈善会，发动华侨捐款救国。解放后，历任福建省侨委副主任、全国侨联第一届副主席等职，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日在永春病逝。（详细报道见本报178期第4版）　　辜俊英（），又名辜芳炽、洪涛，永春县五里街镇仰贤社区人。1928年在永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任中共永春县委军事委员，同年底因与组织失去联系，南渡马来亚。1931年3月加入马共。1935年，他与粘文华（鲤城人）、王宣化（南安人）、苏棠影（同安人）等发起成立“马来亚华侨救国会”（1937年更名为“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总会”，简称“抗总”），被称为新马抗日“四君子”。1936年西安事变后，与许侠夫合编《文化丛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7年9月，受马共中央书记亚烈指定，参加宋庆龄、蔡廷锴等在新加坡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同盟”。同年11月，为加强同祖国的联络，及时报道祖国各族军民痛击日寇的消息，激发华侨积极援助祖国抗日的热情，该盟发起组织“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简称“记者团”），回国采访、慰问将士，宣传、支援祖国抗战，参加的有马来亚、暹罗、仰光等地几家进步报馆的记者。　　辜俊英为“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的领队，携带有马共总书记给毛主席的亲笔信和“抗总”对他们回国联络活动的五条具体任务（包括向祖国人民报告华侨救亡运动的经过和要求；促进国内各党派真诚合作，共同抗日；推动国内各党派在马来西亚的组织在华侨救亡统一战线底下团结起来，领导广大华侨作为政府抗日的后盾；推动政府组织“华侨义勇军”回国参战；与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取得密切联系）。日，记者团由新加坡出发，到达香港后，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具体安排下，于12月22日搭小船离港入广州，一路途经长沙、武汉、郑州、西安、洛川直至此行的目的地延安。他们沿途冒着敌人的炮火，艰难地进行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采访和联络活动，并及时将采访的新闻向外报道。　　日下午，记者团顺利到达延安车站，毛主席派他的秘书李兴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科长金城到车站迎接。在延安期间，辜俊英得到毛主席单独接见二次，他向毛主席介绍了马来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并就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如何开展等问题进行请教。当时国际形势非常复杂，毛主席对马来亚华侨热情支持八路军抗日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马来亚侨胞更广泛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对祖国的支援，扩大对国际的宣传，争取更多的朋友，孤立日本法西斯。在延安期间，辜俊英还聆听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报告，参观了中央机关、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参加了边区妇代会、工代会等活动。　　日，毛主席在接见辜俊英时，欣然为南洋华侨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同时毛主席还为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总会准备创办的《南国日报》题词：“马来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南国日报/毛泽东/廿七年三月十八日”。　　1938年5月，记者团在完成任务后，离开延安，6月返抵新加坡。记者团在整个联络采访过程中，除整理专篇文章及时向外报道外，还由辜俊英以“洪涛”的笔名执笔写下采访《日记》一本，长达10万多字，是一件具有重要价值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历史资料。　　毛主席为记者团题词的两件真品，辜俊英视为珍宝，一直珍藏着。毛主席去世后，中央为更好地保管、整理毛主席的手书、文稿等文物，特向全国各地广泛征集，辜俊英于1977年将毛主席这两幅珍贵题词上交给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收到这两幅手书后，特意制作了两件非常逼真的复制件交给辜俊英保留，以作纪念。辜俊英去世后，两幅手书复制件由其子辜诗鸿保管。1996年，泉州市侨联和华侨历史学会为筹建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向各地征集泉州华侨历史资料和实物，辜诗鸿又将这两幅手书复制件及记者团照片、《日记》捐献出来。2014年5月开馆的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其大门入口处以非常显要的位置镌刻了“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的题词。　　林光挺（），字拔孝，号树南，永春县五里街镇埔头村人。生于清光绪六年五月初三（公元日）。幼年时随父亲南渡马来亚瓜拉庇劳谋生。他披荆斩棘，胼手胝足，为当地的垦植业等做出了卓著贡献。他深得当时森美兰王室的信任和器重，王室元首端姑莫哈末甚至委任他为“挂砂人”，有权代为签署及处理一些文件，并封赐他“宝星勋章”。　　1909年春，孙中山和黄兴到瓜拉庇劳开展活动，林光挺于此时加入同盟会，成为在当地的重要骨干。他为孙中山历次革命捐输经费颇多，1924年孙中山特赠他二等嘉禾奖章。　　林光挺性格豪爽刚直，除热心赞助革命外，对于侨居地和祖国、家乡的慈善、公益、教育等事业，也是慷慨捐助输，不遗余力。他曾历任瓜拉庇劳的中华商会会长、树胶商会会长、永春公所主席，参与瓜拉庇劳中华学校、华侨学校的创办并出任总理，在家乡永春埔头捐资创办养贤小学。曾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名誉顾问、中国国民党驻南洋森美兰直属支部筹备委员兼监察委员会常务主席、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名誉会长、北平朝阳大学名誉董事。抗战期间，他又倾其财力，积极捐资援助祖国抗战及赈灾，被委为自由公债募捐委员、森美兰中国赈灾委员，并担任瓜拉庇劳华侨筹赈兵灾难民会会长。　　1937年，林光挺在家乡建造的“树南山庄”落成时，抗日名将蒋光鼐特为之题写宅名。　　1939年，林光挺六十寿辰及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时，中国政界名流题赠颇多，其中周恩来题词：“散财济国，仁被遐方，允矣眉寿，俪福永康。”孙科题赠贺诗：“聚财能散只为公，磊落襟怀孰与同。四秩婚辰六秩寿，双修福慧著家风。”　　日，林光挺病逝于马来亚瓜拉庇劳，临终前犹以抗战为念，遗言丧事从简，节约国币千元助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赠挽轴“尽忠祖国”，当时在新加坡积极宣传抗日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题赠挽轴“星殒天南”。　　李俊承（），乳名贤，永春县五里街镇仰贤社区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父李继如，早年南渡，在马来亚芙蓉坡经商。李俊承17岁随父到马来亚学习经商。父亲去世后，他迁居新加坡山仔顶，先后创立太兴有限公司、太安实业有限公司，并收购泰丰饼干厂，添置自动化制饼机，聘英国技师监制。另在马来亚各地垦植橡胶园数千英亩，筹谋决策，一帆风顺，经济上大有成就，被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李俊承发起成立“新加坡华侨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会”并任主席，成立后8个月内将所募捐的100万银元，一半汇往上海支持十九路军和赈济难民，一半汇给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7年8月，李承俊任新加坡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一副主席（主席为陈嘉庚），年当选“南侨总会”第一届执委和第二届常委。在1940年，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期间，陈嘉庚特请李俊承代理新加坡筹赈会主席。李俊承输财出力，不辞辛劳，深为陈嘉庚所倚重。1941年，新加坡总督汤姆斯爵士特在立法院为其颁授勋章，以示褒奖。　　1938年6月，李俊承捐资10万元，购买救国公债，公债票献给中央研究院作为奖励基金，国民政府通令嘉奖。这一年，政府开始实行征兵，永春各界推派代表到星、马等地，呼吁侨亲捐资救济出征军人家属。李俊承慷慨解囊，并代为收管捐款，由新加坡银行按户每季汇给10元，全年40元。全县征属1600多户得受其惠，直至1941年底日寇攻占南洋时中断。　　1942年日军占领星、马，华侨被杀数以万计，李俊承被拘禁7天，获释后即发动佛教徒，举办施粥施药，收容难民500多人，70岁以上老人每月各给10元。1945年，盟军反攻，佛教徒组织中华佛教徒救济会，李俊承担任主席，办理救死扶伤工作，不辞劳瘁。　　林士带，永春县蓬壶镇美中村人。1916年出生于农民家庭。少年时就读永春中学初中班、厦门中华中学高中。　　1933年春，林士带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安（溪）南（安）永（春）德（化）苏区革命斗争。1935年秋，安南永德苏区遭受严重摧残，林士带坚持到斗争的最后关头，避过敌人的搜捕，经泉州、厦门南渡马来亚投奔他的大哥。林士带的大哥在马来亚经商，经济收入颇丰，他庆幸弟弟度过了一场劫难，希望弟弟从此转入家业经营。但林士带一心关注着祖国革命的命运，和当地进步力量密切联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士带从他大哥那里拿了一笔钱，瞒着他大哥，和一批爱国青年归国参加抗日，并辗转投奔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他大哥家里的人一直找不到他，后来得知他奔赴延安时，感叹地说：“真是棉被里不睡觉，跑到蚝壳里翻筋斗。”　　1938年春，林士带在延安抗大结业，遵照组织决定，回家乡开展工作。6月，他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委员，化名林从儒，在南安县诗南外柯小学任教。根据中心县委分工，他以外柯为据点，以诗（山）（金）淘码（头）为主，兼管成功中学和永春的工作。林士带回到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故地，致力于恢复南安、永春的革命活动，重建组织。　　在抗大时，林士带学的是军事，中心县委决定由他在码头、九都做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重点做船工、农民的工作。当时码头一带有溪舟船30多条，船工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为解决武装问题，林士带耐心争取当地开明绅士的支持，经过多次接洽，借到私藏的长短枪70支（因情况变化，实际没借出那么多，后又归还）。　　1938年冬，林士带发展林章斌（外柯小学校长）、陈孔雅（医生）入党，建立党支部，林士带兼任书记。林章斌和陈孔雅利用校长、医生身份开展活动，非常有利。　　林士带的这些工作，泉州中心县委很是满意。许运伙、曾白羽、陈昆海、柯昆山、史爱珠、吴珊等地下党员均先后被林章斌聘为教员，侯如海、吴天亮、叶文霸等中心县委领导人也到这一带工作。外柯小学实际上成为泉州中心县委的活动据点。　　1938年7月，林士带回永春，和颜江淮（化名颜泗，大革命时期曾在厦门参加罗扬才领导的工人运动）接上关系，在石鼓桃场建立中共永春支部，林士带任书记。在城关、儒林一带组织民先队，印发《萤光》小册子，组织民先队员、社会青年到山区察看地形，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同年底，永春支部书记改由吴雪痕接任。　　1939年8月，林士带通过关系，由陈荣统介绍到培元中学（内迁南安九都）任教，发展林金榜入党，建立培元中学支部。又在码头成功中学发展两名党员，建立党组织。　　林士带身材本来粗壮结实，由于党的经费短缺，微薄薪金多用于革命活动，生活困苦，营养不足，加上成年累月的紧张工作，他的身体累垮了，骨瘦如柴，前后判若两人。金吾的民先队员对此深为心疼和不安，自动捐钱献粮，交给林士带，要他滋补身体。而他却把这些用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帮助党组织度过经济难关。　　1940年6月，泉州中心县委青年部长吴德辉被捕叛变，中心县委部署各地党组织分散隐蔽，让有关的同志尽早撤走，林士带转移到晋江、同安一带进行隐蔽活动。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调兵向福建省委机关和各地老根据地进攻。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开辟内地山区的新区工作，粉碎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1941年4月，中共闽中特委决定派林士带开辟戴云山区游击根据地。　　1941年7月，林士带以德（化）永（春）党的特派员身份，化名黄钟凡，带领林金榜（化名林文炳）等人进入德化、永春边境开辟工作。同年11月，在戴云山麓的长基村，由林士带主持，建立中共德永特支，书记林金榜，领导两县的革命斗争，开辟戴云山区游击根据地。这期间，林士带深入山区、农村，到过土坑尾、石城村、枣坑、毛厝、南山等地。特别是毛厝，地处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点，是开展地下活动、发展革命力量、隐蔽革命精粹的好地方。林士带和毛厝的毛修“结拜兄弟”，串联穷苦农民，扎下根来，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工作，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了毛票等思想觉悟提高较快的热血青年。毛厝村的革命工作从此打下坚实的基础，后来发展成为闽中特委、福建省委机关的驻地。　　大田县的桃源，有不少德化、永春籍的居民，他们因国民党抓丁、派饷，或受欺压逃离家乡，在那里开荒种田、打杂工过活。当地敌人的统治力量较为薄弱，是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1942年下半年，林士带分析了这些情况，经闽中特委同意，带领两位同志到桃源一带山区开辟工作，不幸在大田石牌格被国民党军警捕获，囚于梅列集中营。林士带备受严刑拷打，始终守口如瓶，忠贞不屈。1943年春，因惨遭酷刑而英勇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来源：桃源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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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39:09
在永春玉斗镇炉地村还有一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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