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中国人民的认识正在深入，发出下面系列文章，许多思想值得思考。
特别是第一篇文章，写得有理有据，情形感人。譬如这一段：直到今天，当我们看那时的（50年代）新闻记录电影时，心情仍然非常激动。毛泽东在195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从来也没有看到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人们的感受也确乎如此。但是，改革开放后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的领导人似乎很害怕群众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不仅从不组织这样的活动，而且当群众要进行这样的活动时，还学习西方的做法，提出进行这些活动要经过公安部门的事前批准，实际上是加以限制。这样一来，这类活动就大大减少了，而实际上是已经绝迹了。而且，许多城市原来可以进行群众集会的地方，现在都改成了绿地或休闲场所，不再适合群众集会了。大字报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发扬民主的形式，但是，现在也不让使用了。的确，时到今日是该适当结束对
建国后前29年盲目的清算了。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这一点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不能不有背人心了。另外，岳燕霞和安田的《中国改革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意义与学理研究》
一文也非常重要，值得一读，特向大家推荐。]
对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彻底反思
该结束对前三十年的过度歪曲了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奚兆永：《国庆感言----兼评温总理最近的讲话》
仲大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征求意见稿到底要征求什么？》
卢映西：《对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的理论反思》
（请点击查看）
阎金明：《建议实行“积极的减税让利政策”和“坚实的社会保障政策”》
党爱民：《中国宏观经济的两大死穴》
&郎咸平：《中国的八大危机之详解》
郎咸平：《越南经济垮塌的警示》
崔之元：《“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与新“三中择二” 》
杨帆：《中国巨额外汇向何处去？――绝对不能去美国购买资产》
李宪源：《抛美债、惠国人，把“社会动乱因素”还给老美》
王小东：《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限于华尔街》
熊自干：《打破官商学结成的利益联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翟玉忠：《中国人的幸福生活之道――礼》
杨晓陆：《必须彻底废除违背人民意志的“中日东海共识”》
岳燕霞：《中国改革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意义与学理研究》
安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并非国粹，而是洋货，不能神圣化》
龙应台：《注视一个古都的蜕变----我看北京奥运》
孔庆东：《脍炙人口说脍炙》
周承标：《世纪预言：“微软”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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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评温总理最近的讲话
国庆上午，中央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举行了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仪式。如此高规格地举行仪式，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此，当然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自1958年4月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以来，革命的人民（包括国际友人）以不同方式来人民英雄纪念碑进行纪念和凭吊先烈的活动却一直是有的。人们深知，新中国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先烈们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学习和纪念。
本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初衷，就是为了“纪念死者，鼓舞后人”（周恩来语），就是要通过纪念碑，使人民不忘革命先烈的伟大历史功绩，鼓舞他们继承先烈遗志，完成先烈遗愿。就此而言，敬献花篮只是一种形式，其真正意义应该是继承先烈的遗志和革命传统，继续完成先烈所未竟的事业。但是，从新华社报道敬献花篮活动的标题“鲜花敬献英灵，伟业告慰先烈”来看，此番活动的着眼点显然不在这里。此举与其说是为了纪念先烈的历史功绩，不如说是为了展示今人的丰功伟业。
“伟业告慰先烈”，似乎先烈的理想已经实现，现在已经不是继承先烈遗愿继续为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的时候，而是用伟业告慰先烈的时候了。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邓小平曾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但是，在今天，共产主义几乎已经被一些人束之高阁，甚至有人公开在党报上撰文，说共产主义理想“太远了，大家够不着，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就很难说那是个好文化”，主张用所谓“务实的理想”来代替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说，革命先烈的这一伟大理想已经实现了，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用与之相应的伟业告慰先烈了。
当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纪念的先烈中不仅有共产主义者，还包括一些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爱国主义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人民英雄里，不仅有碑文所说的
“三年以来”（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和“三十年以来”（即五四运动或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牺牲的人民英雄，而且还有碑文所说的“上溯到一八四零年”（即鸦片战争以来）牺牲的人民英雄。就是说，这些人民英雄不仅有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有许多非共产主义者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反帝、反封建，是为民族的平等和自由，是为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虽然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这些目标，但是，如今的世界，帝国主义仍在称王称霸，欺侮弱小，我大使馆被炸，我战机被撞毁，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扬眉吐气；第三次国内战争遗留下的台湾问题至今还未解决，国家统一还没有最后实现，而藏独、疆独还在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先烈为之奋斗的目标并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大讲“伟业告慰先烈”是不是为时过早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西化的倾向日趋严重，一些人以美国为榜样，以美国的是非为是非，他们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否定革命传统，他们不仅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新中国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就是对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历史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更有甚者，有人竟然主张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行民主社会主义，用社会民主党的名称来代替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这不仅是对宪法的公开挑战，也对革命先烈所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公开背叛！但是，这一切却没有受到权威方面的有力还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说现在已经可以用“伟业告慰先烈”了吗？
不能用否定新中国前29年成就的办法来突出改革开放的成就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9周年，国庆节本来应该历述新中国成立59年来的伟大成就，但是，从领导人的讲话到媒体的有关报道，却只讲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好像不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59周年，而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颇有些让人感到文不对题。这显然是一种错位，表明一些人对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缔造的新中国其实并无真的感情，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与他们自己直接有关的改革开放。他们把改革开放与新中国前29年对立起来，看不到新中国前29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甚至不惜用否定新中国前29年成就的办法来突出改革开放的成就。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在这方面，温家宝总理在国庆前夕的几次讲话表现得非常突出。如9月27日他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上说，“３０年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那时，我们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况，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他还说，“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中国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活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中国经济连续３０年保持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１%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５%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１%上升到８%左右。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了，人们能够自由地依靠自己的勤劳、节俭和智慧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用如此这般的语言来形容和否定30年前的新中国，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对于文化大革命，“决议”指出，“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批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4、816页）
温总理所言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论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由于“决议”是1981年通过的，那时离文化大革命结束还不远，一些同志由于在文革中曾受到冲击，难免还有一些情绪，“决议”的某些措词容或还有不够准确之处，但是，“决议”的精神应该说是客观的，正确的。而温总理的那些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完全背离了“决议”的精神，是极不郑重的，也是极其错误的。
建国后是中国自己愿搞闭关锁国吗？
必须指出，所谓“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态”，并不是我们要实行什么“闭关锁国”的政策，这种状态恰恰是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造成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知道，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致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页）
&&& 事实也正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所谓“中华民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通过其所控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项目多达500多个。为了打破内外反动派的封锁禁运，新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在建国初期，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东欧国家建立起了经贸联系。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就帮助我国建立了156项大型骨干企业。与此同时，新中国还利用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地位广泛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60年代后，由于苏联撕毁合同、撤回专家，新中国又把对外经济联系的重点转向西方，从西方引进了大小20余项设备，合同金额约3亿美元。70年代后，由于外交工作打开了新局面，新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关系都有所发展，对外经贸也出现了新局面，经毛泽东批准，引进了大型化肥设备13套，乙烯设备4套，1.7米轧机1套，耗资43亿美元之巨。还从英国引进了斯贝发动机制造技术。怎么能说当时的中国“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落后状态”、说“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呢？
改革开放有个渐进的过程
至于“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之说，我认为也不确当。我们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是早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就已经确定了的，因为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而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不存在什么再选择道路的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而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这一解释又来自于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的论述。毛泽东在日对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尼?乔洛尤谈话时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为好的东西。”（《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而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他又将这个问题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劳动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同上，第215页）而在此前，他还在1956年4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总结苏联和自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地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改革意见。这说明，改革并不是1978年才选择了的一条道路，而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应有之义。事实上，恩格斯早在日写给康?施米特的信里就已经批评了当时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总之，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但是，改革决不是与社会主义不同的另一种道路选择。
说到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们当然希望它的成就愈大愈好，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任何生产力都是既得的力量，都是以往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正在庆祝我国载人航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这一成就难道仅仅是最近十几年取得的吗？显然不是。我们知道，早在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就发射成功，只不过一年时间，在1971年4月，代号为714工程的载人航天工程就全面启动，当时不仅征召了航天员准备进行训练，而且还开始了出舱宇航服的研制。遗憾的是，因为有人反对，这一工程在1972年就不得不下马了。这一项目一停就是20年，直到1992年，有关载人航天的工程才重新上马。试问：如果没有上世纪70年代在卫星发射和回收方面所打下的基础，没有启动过“714工程”，一切从零开始，我国的航天事业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吗？航天事业如此，其它事业也莫不如此。我国大型飞机的研制，早在1970年代就以“708工程”的名义上马，经过10年的研制，于1980年在上海试飞成功。后又曾在各地试飞，并7次在“空中禁区”、“世界屋脊”的西藏飞行，证明性能稳定可靠。但是由于一些人的崇洋媚外，此项研制在1985被莫名其妙地宣布下马。20年后，大飞机项目又重新上马，这新上马的项目可能会取得较快的进展，但我们能说，这只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吗？
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占全球的1%吗？
温总理的讲话还具体列举数字说明改革开放前后经济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左右。”
对于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按当时汇率测算，应当占当时全球GNP的4.5%，后来有人将这一数字缩小到1.8%，但今天温总理竟然把它缩小成1%，这是典型的贬低前29年、抬高后30年的做法。为了歌颂后30年，宣传部门不惜采用歪曲数字的做法。实在可悲！
&&& 我还要指出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是不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里包含有外资在我国投资的工厂的产值，但是其收入的大头并不为国人所有，外国资本家将这些巨额收入汇回本国，成为这些投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而与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却并无关系。由于大量地甚至是盲目地引进外资，中国只是在表面上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实际上并未从中得到实惠，还造成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至于外贸总额的增加，表面上看是一件好事，而实际上，我们所得到的利益却非常有限。应该说，在对外贸易上，我们是受发达国家的剥削的。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如服装、玩具等行业），我们付出的很多，而换回的却很少。比如我们要用五千万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大型飞机；我们生产的芭比娃娃，售价的十分之九被外国人赚走，我们只能获得其中的十分之一。这样的外贸增长，究竟是对发达国家有利，还是对我们有利？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把它作为成就来炫耀显然是不应该的。
至于说“改革开放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了，人们能够自由地依靠自己的勤劳、节俭和智慧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要问：是“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了”，还是社会上某一部分人“活跃起来了”？我们看到，并不是“整个社会活跃起来了”，而是一部分所谓的“新阶层”――他们是资本家，各色各样的经纪人，以及人们所说的“社会精英”们。他们究竟是“依靠自己的勤劳、节俭和智慧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的，还是依靠其它手段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的，人们也是非常清楚的。与这些人相反，人们看到，工人、农民的地位是大大地下降了。工人阶级本来是领导阶级，是“老大哥”，但是现在社会上有谁还把他们看作是领导阶级和“老大哥”呢？在一些人看来，工人、农民都不过是“劳动力商品”而已；而情况再差一些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些需要救济的“弱势群体”，还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
中国还有前29年的人民民主吗？
温总理喜欢讲“民主”，他在最近的讲话里又讲到了民主。但是，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有资本主义民主，也有社会主义民主，不能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有民主，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民主。应该说，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发扬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也是有很大成绩的。就以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一事来说，该碑于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修建，随即由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建筑设计单位、大学建筑系发出征求设计规划方案的通知，先后共收到240多种设计方案。然后又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从240多种方案中精选出8种广泛征求专业人士的意见，再从其中选出3种意见比较集中的方案做成1：5的模型在天安门广场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最后又根据这些意见进行集中得出最后的方案。即使这样，在施工过程中还又根据不同意见进行了修改，将原来作陈列室的基座又重新改为实体基座，以体现纪念碑的庄严肃穆。由于充分发扬了民主，广泛征求了广大群众和专业人士的意见，整个纪念碑的设计施工过程一共用了8年半的时间。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年，但是，它经受了唐山大地震的考验，毫无损伤；即使在今天来看，它仍然是一座一流的纪念性建筑。当然，这还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事例。就大的方面来说，那时的领导人非常相信群众。群众要通过集会或示威游行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并不需要批准；而且领导人也非常懂得群众的感情，常常是在群众还没有提出集会或示威游行的要求时就已经做好了组织的工作。因此，那时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是比较多的。人们通过这样的活动，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心情感到非常舒畅。
直到今天，当我们看那时的新闻记录电影时，心情仍然非常激动。毛泽东在195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从来也没有看到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1期）人们的感受也确乎如此。但是，改革开放后的情况就不同了。
现在的领导人似乎很害怕群众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不仅从不组织这样的活动，而且当群众要进行这样的活动时，还学习西方的做法，提出进行这些活动要经过公安部门的事前批准，实际上是加以限制。这样一来，这类活动就大大减少了，而实际上是已经绝迹了。而且，许多城市原来可以进行群众集会的地方，现在都改成了绿地或休闲场所，不再适合群众集会了。大字报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发扬民主的形式，但是，现在也不让使用了。当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有网络这一很好的形式。但是，限于主客观条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上网发表意见的，中国网民尽管已经上亿，但是在整个人口中还是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而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的集会、示威游行等形式相比，其效果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人们感到，在一些重大的问题（包括国际问题）上很难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喜怒哀乐，以致人民群众感觉不到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政治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心情很不舒畅。不知现在的这些做法是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还是限制了社会主义民主？
&&& 温总理讲话可评之处还有，限于时间和篇幅，暂且就写到这里。
&& &（摘自马克思经济学网站）&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征求意见稿到底要征求人们什么？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最近公布于媒体的《关于深化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洋洋洒洒一万四千字。我从头看到尾，没看出它要征求人们什么意见。除了政府机关常用的官话，没有一条明确告诉人们要征求的内容。看完这个征求意见稿，我不仅要问：发改委是想让全社会的人们都来发改委当官吗？哪有这样大而无当的征求意见稿？没有一条具体向人们询问的问题，而是一个泛泛而谈让人们学习的红头文件。这种东西拿到社会来公布和征求意见，能说明什么问题？
看看这个征求意见稿，上来就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请问，你是让人民群众来帮你制定体制改革的原则和目标吗？这样的理论和原则也需要到社会上来征求吗？社会民众谁关心这些抽象的理论？再说了，你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制定得再好，具体规定不合理，民众也会满意吗？因此，我认为理论层面、体系层面和管理层面的问题没有必要拿到社会来征求意见。社会关心的是具体的内容，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具体规定，是可操作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大道理。属于政府管理方面的事情是你政府自己的事，要你政府自己动脑子。除非是懒汉，才把自己该干事拿到社会上让别人干。
象这样的政府行为，除了鼓动起舆论躁动一阵子，对社会实际不会产生任何作用。现在社会需要的是政府拿出实实在在的方案，而不是理论、指导思想和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是政府的事，老百姓不关心，老百姓关心的只是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系的事。即使象我这样一个研究工作者，看了这样的东西都感到头疼，都懒得管这种闲事。可见当前政府部门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甚至懒惰主义达到何种程度了。
或许发改委公布这么个征求意见稿意在表明自己的公开化，贴近群众，倾听民意。但他们没想到这是一个驴唇不对马嘴的东西。因为他们把本应该政府做的事情拿来让别人做，这是典型的懒汉行为。除了做秀，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最后，我再次说明，把这样一个改革方案拿到社会上来，完全是个不负责任的表现。除了具体的事情或方案，可以拿到社会上来征求意见，对于改革理论层面和政府管理方面事情，最好不要采取这种方法。哪怕发改委召开几次专家学者论证会，都比这种方法好得多。即使开研讨会，也不能这样泛泛而谈，也要有专题，集中到某个方面开几次会才能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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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的理论反思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　卢映西
&&& 提要：对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成效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主流的观点是此战略成就巨大，而以仲大军为代表的非主流观点则是得不偿失。细究之下，后一种观点才是符合常识和理论传统的。即使同意前一种观点，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出口导向型战略实际上已经不可持续
。要解释这种状况，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能胜任，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这种反思的著名先驱是保罗•萨缪尔森。本文更进一步，以生产过剩的视角取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源稀缺视角，说明阻碍自由贸易和引发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仍是马克思等经济学家指出过的生产过剩。不认真正视和妥善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国际贸易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也不会彻底消除。
&&& 关键词：出口导向；自由贸易；消费能力；生产过剩；经济危机。
一、对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两种评价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由于我国的投资经常会出现“过热”，消费又受收入等多种因素制约，所以整体经济增长不得不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施这种战略的成效如何？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2.17万亿美元，由世界第22位跃居世界第3位。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堪称奇迹，而且这样的奇迹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已经使许多观察家大跌眼镜。
2001年7月，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美国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声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WTO后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实际上在此前后，类似的论调在西方观察家中就时有出现。他们认为，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步入死胡同，中国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是，入世成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增长周期的拐点，入世之后，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增长。200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与WTO：入世、政策变革和减贫战略》报告称，中国每年从入世中获得的收益是406亿美元。世行该课题负责人迪帕克•巴塔萨里说：“市场开放和其他与中国入世有关的改革举措每年为中国经济带来400多亿美元的收益，并使全世界的实际收入每年增加750亿美元。”这些事实似乎已经证明，中国的确分享了WTO的经济红利，成了全球化的受益者。换句话说，就以美元计算的收益而言，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 可是从另一角度观察，问题就来了。2005年，当时的商务部长薄熙来说：“中国每卖出8
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大飞机。”此言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在这种交易中中国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各方意见莫衷一是。但有一个事实是明显的：制造８亿件衬衫对于能源和生态的消耗与破坏，不知要超过制造一架空客飞机的多少万倍。
假如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都类似于衬衫换飞机，那结果还不算太离谱。因为我们只有生产衬衫的能力而没有生产大飞机的能力，但我们又确实需要大飞机，这样交易再吃亏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至少我们换回了用得着的东西。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是，另外还有一些被大家熟视无睹的交易：更多的出口产品没有换回大飞机，而只是换了外汇，就是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外国钞票。数据显示，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241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7年间增加了10倍，年平均增长40.6％。我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年底的2121.65亿美元，到2007年年底的15282.49亿美元，成了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截至今年5月末，外汇储备又涨到1.8万亿美元，可以预见，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中国今年的外汇储备肯定会突破2万亿美元。
很少有人深究以产品换外汇到底意味着什么，但仲大军先生从中看出了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类似于传统的重商主义。这种发展模式的内容主要是在全球间争夺工作机会，出口更多的国内产品，从而积攒更多的外汇储备。究其实质，就是中国年年向外部世界输出资源，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局面：人们把美国的消费当作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贡献，我国出口的增加要感谢美国人的大量消费。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本来需要将宝贵的资源用在本国人民的发展上，却采取了一个资源对外净输出的发展模式。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最突出的悖论。
这种以资源换外汇的发展模式，其代价已经越来越明显。在经济惊人增长的同时，污染和排放问题也同样以惊人的速度恶化。根据一些方面的估算，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尽管其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一半至四分之一（这一比例因计算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于2006年撰写的有关气候变化和经济的报告估计，到205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翻倍。而澳大利亚政府赞助的一项评估则更为悲观，该评估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会翻番。去年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联合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空气污染导致每年75万人早亡。
目前全国已形成几大块生态危区，南水北调便是一例，华北地区水资源的匮乏已成定局，我国不得不通过花费上千亿元的水利工程来调整资源配置。东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经过几亿年植被腐化形成的一层地表黑土，在世界上也只有乌克兰和美国的中部各有一块。但经过近几十年里毁灭性的开发，我国的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如果不加大这一地区的生态保护力度，一味追求廉价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几十年后这片黑土地便将岩石裸露。我国的羊毛羊绒产品生产对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北地区的生态恶化正在越来越严重。
至于说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更是巨大，每年一两千亿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为了更廉价地出口，不惜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的所取得的所谓“成就”，是在不扣除这些隐性成本的前提下计算出来的。如果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将资源枯竭对可持续发展的致命影响纳入视野，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贸易成本是巨大的，大到我们无法承受。
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之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如上所述，我们得到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甚至成了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对此，仲大军先生清醒地指出，今天的世界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和贵金属货币，在这样一个汇率浮动的货币体系下实施重商主义，危险较大。果不其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最近公布的2008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受美元贬值的汇率、投资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价格明显缩水，净亏损已达360亿美元。”
36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我们按1:7的汇率粗略计算，就是2520亿元人民币。外观奇特、装修豪华的国家大剧院总造价是30.67亿，这等于说，如今80多座国家大剧院已经灰飞烟灭，连个响都没有。更令人担心的是，披露出来的损失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在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危如累卵。
高额的净出口，在输出自己珍贵的自然资源和破坏自己的自然环境之后，只换来一堆时时刻刻要担心其贬值的货币符号，这显然是赔本的买卖。这就是仲大军先生对目前片面强调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的评价。
&&& 为什么同样的事实会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从一些基本概念说起。
我们可以把财富大致分为两类：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所谓真实财富，就是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是可以实际维持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物质财富。所谓虚拟财富，指的是货币和以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货币，因而很容易使人们产生幻觉，以为货币才是真正的财富，忘记货币本身是不能用来消费的，一旦脱离真实财富就毫无用处。其实这一常被遗忘的浅显道理，古代的人们就已经明白。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引述了当时流传的一个寓言，说有一个叫米达斯的人，对黄金十分贪婪，千方百计学到了神奇的点金术，此后凡手指触摸之物都立即变成黄金，结果他很快就在黄金的包围下饥渴而死。于是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以金钱为财富，实际上是荒唐的观念。
西方经济学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对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同样拎得清，他在著名的《国富论》中说：“如果在一个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中什么时候出现了短缺，那么比起其他任何商品的短缺而言，可以有更多的应急措施保障金银的供应。如果制造业的原料短缺，产业就必须停产。如果食品短缺，人民就必须挨饿。但如果货币短缺，以货易货可填补其空缺，虽然会有许多不便。通过赊账进行买卖，商人们一月一次或一年一次清偿彼此的债务以弥补货币的短缺，而且也比较方便。如果采用一种调节得当的纸币来填补这个短缺，不仅不会有任何不便，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有某些好处。因而，任何一个政府把注意力投放在保持或增加国内的货币的数量上从来都不是十分必要的。”
在斯密眼里，从外国输入真金白银都不是十分必要的，那么他要是看到今天有些国家竟然把积累比金银更不靠谱的外国纸币当作一种外贸战略来实施，不知会作何感想！
搞清楚真实财富和虚拟财富这两个概念后，对我国目前出口型发展战略存在两种相反评价就容易理解了。简单地说，如果以虚拟财富来衡量，第一种观点成立；以真实财富来衡量，第二种观点成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假如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这两位大师复生，他们将会站在仲大军先生这一边，持第二种观点。
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际上已经不可持续
即使我们同意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成就巨大，随着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兴起，这种战略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实际上已经不可持续。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在此不用多说，因为多如牛毛的贸易磨擦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力挺自由贸易的WTO，其主持的多哈回合谈判一再遭到挫败的事实也有目共睹。
众所周知，WTO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当今在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是由英国在18世纪提出来的，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学说。该学说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致力于它具有优势的领域，并就其他需求与他国进行交易。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发展它的比较优势，那么整个世界会达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而且每个国家都可以分享更大的全球经济的蛋糕。按照这种理论，既然各个国家都能获益，那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就理应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皆大欢喜。所以WTO于日成立时，全世界曾为此庆贺和欢呼。但是经过十多年实践，效果令人失望。
最明显的是，WTO未能从实质上消除贸易壁垒和贸易磨擦，只是使原有的壁垒和磨擦换了形式，原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以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面目出现。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关税、配额、许可证等受到WTO规则的限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转而采取一些新的较具隐蔽性的贸易保护方式：（1）通过出口补贴扩大出口的同时，滥用WTO框架内的“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限制进口。（2）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将本国比较优势产业纳入WTO的框架，迫使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以扩大出口。（3）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进一步巩固本国事实上的贸易优势。（4）通过确立劳工标准、环保标准、质量标准、技术和卫生标准等等达到在某些领域全面抬高进口门槛的目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WTO按理应该促成全球经济一体化，但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趋势：贸易自由化的努力不但没有使原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利益联盟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反而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了许多新的矛盾，呈现出一种与一体化背道而驰的分散化倾向。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首先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并通过WTO推向发展中国家的，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看起来可能出乎发达国家的意料。全球化为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一批发展中大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发达国家虽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仍居主导地位，但其在全球GDP总额和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相反，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节节攀升。新兴国家的产业优势逐步凸显，如中国在加工业和制造业上异军突起，印度的服务业尤其是软件开发业竞争力强。与此相应，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空心化”加剧，企业业务外包迅速发展，近年来以每年近20％的速度递增，2004年全球业务外包额达6.3万亿美元，美欧是主要的外包市场。一些跨国公司迫于竞争和技术革新压力，开始将研发活动也转移到人才集中、劳动力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和业务外包对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失业现象突出，甚至出现了“有增长，无就业”（在经济增长期白领和蓝领工人失业同时增加）的现象。所以，尽管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仍在鼓吹贸易自由，然而现实的趋势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在政治上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由于经济全球化激化了发达国家的内部经济社会矛盾，因而发达国家之间也经常爆发贸易磨擦。例如，1997年欧盟强烈反对美国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合并，目的就是通过限制对方合并，为欧盟企业争夺国际航空市场。2005年以来，美国与其贸易伙伴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围绕《伯德修正案》展开了贸易战。在多哈回合的香港会议中，美国和欧盟不仅没有联合，反而相互指责施压，矛盾表面化。在汇率问题上，欧盟一方面和美国一起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向美国进行攻击，要求其阻止美元的过分贬值。
这种与全球化相背离的趋势不仅表现在WTO层面上，而且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受到了影响。由于发达国家受到的各种内部牵制因素增多，其内顾倾向进一步发展，对外进取意识和影响力有所减弱。以2005年《欧盟宪法》遭法国、荷兰公投否决为标志，欧盟一体化进入反思、调整阶段。美国设想建立涵盖34个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但进展迟缓，目前美国只与中美洲五国签署了自贸区协议，与设想目标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日趋紧张。
&&& 长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是中国的政治盟友。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昔日的盟友越来越频繁地挑起对华贸易争端，而且力度不小。
早在中国入世前的日，墨西哥贸易与工业发展部在事先未通知出口商、进口商和中国政府的不正常情况下，突然对中国出口到墨西哥的10大类涉及到4000多个税号的商品征收高额临时的反倾销税，其中鞋类的反倾销税高达1105％，玩具为351％，合成纤维线、布为501％，植物纤维线为331％，服装为533％等等。墨西哥对中国出口商品反倾销规模之大，产品之多，税率之高，是世界反倾销史上绝无仅有的，相当于对中国输墨商品实施事实上的封港。其实，墨西哥并不是与中国之间贸易量非常大的国家，而所谓4000多个商品中的四分之三中国根本没有出口墨西哥，最终被实施倾销税的商品也只有十几种。
在入世谈判过程中，对中国要价最狠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以墨西哥的表现最为典型，成了中国入世最后一个跟中国签协议的国家DD当时墨西哥以反倾销问题拖了两年不签字。入世后，中国面对的贸易磨擦更是无日无之。在纺织品问题上，大家熟知的是美国和欧盟对中国设限，实际上2005年纺织品配额取消后第一个对中国使用“特保条款”的国家是土耳其。不仅如此，土耳其、墨西哥等国的纺织品行业组织还在日签署了《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WTO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继续实行配额管理，直到2007年底。短短3个月，就有45个国家的90多个专业组织参加了《伊斯坦布尔宣言》的签名，其中发展中国家占了一半以上，包括赞比亚、坦桑尼亚等曾经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传统盟友。而在2006年底落幕的印度对华丝绸反倾销案，是世界纺织品贸易一体化之后中国遭遇的金额最大的纺织品反倾销调查，终裁反倾销幅度在42％到77％之间。
中国的出口贸易显然正处在全面受阻的态势，扩大产能――出口――遭遇摩擦――转战市场――再遇摩擦，已经成为中国许多行业难以避免的恶性循环。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我国的贸易模式日显尴尬：一方面是接踵而至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却是量增价跌后日益微薄的利润。一方面出口量很大，产品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却背负了“倾销”的恶名，还带来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
其中症结其实并不复杂，有些官员已经屡屡提及。2006年2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就指出，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工业经济联合会举行的一次国际贸易争端分析会上，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不无忧虑地指出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危险，“这些产能势必要通过扩大出口释放，……可以想见贸易摩擦不断增加。”
可见，实践已经表明，片面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不可持续的，不但在中国不可持续，在任何国家都不可持续。但是，面对经济一体化遇到的困境，主流经济学者却囿于自由贸易最终必然导致多赢的教条，鲜有建设性的理论贡献。
三、在理论上澄清阻碍自由贸易的根本原因
目前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对阻碍自由贸易的因素也有解释，这种理论承认贸易自由化会对一国内部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分配造成影响，即一部分的人会从中获益，而另一部分人则会遭受损失，实际收入降低的必然会反对自由贸易，从而形成保护主义集团。因此，关于利益补偿机制的问题，应该在一国的不同阶层之间进行调整，即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使从贸易中获益的阶层补偿从贸易中受损的阶层，从而实现总体利益的增长。但利益的补偿机制不应该在贸易伙伴国之间进行，因为自由贸易对每个伙伴国而言都是福利的改进，因此不存在国际间的补偿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不承认目前的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有利益冲突，认为只要在各个国家内部进行一些利益调整，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
清朝有个作家叫李汝珍，他写过一部小说《镜花缘》，里面讲了不少荒诞不经的故事。其中第十一回，书中主人公周游列国，来到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礼义之邦“君子国”，诧异于那里的交易与常规相反：买者尽可能付高价，卖者尽可能出低价。如果卖者不按买者的意愿加价，买者就责其有失“忠恕之道”。好不容易谈定价钱，买者还不肯拿走全部货物，只肯拿一半。我们可以想像，要是这个君子国也有经济学的话，其经济人假设肯定与我们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反，是“利他”而不是“利己”。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
可是，当我们将现在的国际贸易情形与君子国相对照时，居然能找出不少一一对应的地方！比如，进口国常常不允许出口国要价太低（倾销）。即使按国际市场价成交，数量也常常有限制（配额）。也就是说，亚当•斯密认为“对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精明的行为，对一个大国不可能是愚蠢的行为”，
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至少是部分失效了，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私人家庭式的精明并不是通行无阻的交易原则。现代国际贸易中无硝烟的“贸易战”，用传统智慧来理解就很荒诞――为何要把价廉物美的商品阻挡于国门之外？不过，这种荒诞感局中人是很难体验到的，因为当他们一步一步慢慢走向荒诞时，就如温水煮青蛙，感觉难免迟钝。只有外人――比如外星人――骤然一看，才有可能出现《镜花缘》式的大惊小怪：居然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世界，在那里，穷国尽管本身还有大批贫困人口衣食不周，却不断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输送到富国；而富国还不领情，要把送上门的便宜挡回去！只是，我们不清楚外星人在“友星惊诧”之余，会把我们这个世界称作“君子世界”还是“傻子世界”。
&&& 迄今为止的贸易理论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清楚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原因，就因为学者们还未意识到这种荒诞。
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这一原理在绝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心中犹如金科玉律，尽管现实中自由贸易困难重重，他们仍然对此坚信不移。不过，面对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背离，近年来已有个别主流经济学家开始觉醒，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2004年夏季，已经89岁的萨缪尔森在美国经济学会三大经济学期刊之一的《经济学展望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李嘉图、穆勒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的论文，对自由贸易精神提出质疑。
他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低于美国。他的结论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贸易条件会发生变化，在某些情况下，自由贸易可能对美国不利。他实际上就是在观察到理论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情况之后，开始重新反思自大卫•李嘉图以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
萨缪尔森对自由贸易理论的反思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不仅因为萨缪尔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而且因为他曾经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铁杆拥护者。经济学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萨缪尔森在哈佛当学生的时候，一位同学要他在所有社会科学原理中，指出一种既正确又重要的。结果，这个问题竟让萨缪尔森苦恼了30年之久，直到1969年，就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一年，才终于拿出了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萨缪尔森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是在那些可以称作既正确且重要的社会科学原理中首屈一指的。一位如此推崇比较优势原理的成名经济学家，在89岁高龄之际，仍能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重新反思自己一直深信不疑的理论，这种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遗憾的是，他的这一学术努力并没有撼动他自己参与构建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不少主流学者认为，萨缪尔森只是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国际贸易可能对某些国家不利，但没有任何政策含义。所以，尽管萨文甫一发表就在美国学术界、媒体、商界和决策圈引起一阵骚动，但很快又复归平静。
然而，错误的理论终归是经不起实践检验和理论拷问的，反思仅仅是开始。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以常识和逻辑为武器，彻底搞清楚“自由贸易会给参与贸易的各方带来福利上的改善”这一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信条与国际贸易实践为何格格不入。
在逻辑上，自由贸易理论是根植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的。这个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由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预设了一个“有限－无限”的基本模式，设定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这一假设的直接理论含义便是消费品的生产越多越好――消费品的数量越多，品种越丰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非常完美地证明了在不变的资源约束条件下，贸易确实能使各国所能得到的消费品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
所以，稀缺性假设是自由贸易理论得以成立的总前提。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个假设其实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我们稍加观察就能了解，现实中的生产，并不需要满足漫无边际的消费欲望，只需满足人们的消费能力即可。而现实中的消费能力是不可能无限扩张的，因为消费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约束。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在此不再多说。时间约束则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所有消费活动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由这一事实推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人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是时间约束。对于消费能力而言，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因其自然规定性，是无法通过理论、制度或技术的创新从根本上突破的，因而是硬约束。预算约束，作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消费不足现象的原因，才是经济学应当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即使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收入，由于前两个硬约束的存在，消费能力也只能是有限的。换句话说，消费能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现实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设营造出来的“有限－无限”，而是“有限－有限”。
再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的进步，对于提高生产能力具有明显而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突破消费能力的硬约束则效果不彰。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论述：“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
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更为准确的模式应该是“大－小”模式。于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一种现象将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生产过剩。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失业。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稀缺性假设，由于从根本上抹杀了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所以主流学者们只能对现实中日益明显的生产过剩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任由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越拓越宽，以致许多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都成了长期困扰经济理论界的所谓难题。
认识到消费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而消费能力稀缺会导致生产过剩，就很容易解释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根本原因，以及国际贸易中的种种看似荒诞的现象。因为每个国家的消费能力都是稀缺资源，被外国商品占用，本国商品的销路就会萎缩，失业率就会上升，所以需要对可替代的进口商品设置壁垒。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也就是说，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各国所争夺的，已经不是物质财富，而是消费能力，因为消费能力后面站着的，是就业机会。假如我们把就业机会的得失放入视野，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昭然若揭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的：“贸易自由化时常不能实现其诺言――相反，它导致更多的失业――这就是它为什么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因。”
虽然目前人们还未在理论上明确认识到“消费能力是稀缺资源”，但各国商品生产者在进口商品冲击下的被剥夺感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自由贸易理论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各国有限的消费能力被充分满足之前，贸易才会使各国都受益。而当一国出现生产过剩现象、失业问题表面化时，可替代的进口商品就不再受欢迎。这时国际贸易关系就开始扭曲，各国都以“自由贸易”为幌子，实际上却是在推行老掉牙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这实质上是一种企图把失业问题推到国外的“以邻为壑”策略，难怪最终要出现君子国式的荒诞现象了。
总之，只要我们认识到生产过剩问题的客观存在，仅凭常识就可以解释国际贸易遇到的各种难题。但如果钻进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死胡同，那么再明显的问题我们也认识不清，更遑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四、生产过剩问题不容回避
由以上论述，我们得到了与主流经济学迥异的结论：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根源在于消费能力的稀缺，而这种稀缺因其自然规定性，在理论上是回避不了的。过去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找到如此简洁的表述，但生产过剩一直是近代以降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作为法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的西斯蒙第，在其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首次确认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现象。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的最后一章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可能造成普遍商品过剩的观点，担心由于人类生产能力持续扩大，人类对产品的有限需求可能会低于供给能力，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并引起大规模失业。他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应该养活一些不干活但会大把花钱消费的人，让他们去消费掉过剩的产品。凯恩斯则观察到预算约束并不是消费能力的惟一约束：“在通常情况下，收入的绝对量越大，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额也就越大。……我们认为任何现代社会都适用这样一条基本心理规律：即当实际收入增加时，其消费量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
进一步将“有效需求不足论”发扬光大，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凯恩斯革命”。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形式就是周期性的、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渐渐成了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际上已被边缘化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客观原因，因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势头很好，甚至比社会主义还要好，并没有出现大的经济危机，所以鼓吹自由市场的西方经济学暂时占上风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几十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的一瞬，在这个瞬间发生的事情根本不足以说明历史规律。现在，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终于爆发大危机了，这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那么这次危机是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呢？我们来看一下危机的起因就清楚了。最初，美国人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房地产商有许多房子卖不掉，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想买房子却没钱。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司空见惯的生产过剩现象。他们想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方法是让银行借钱给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买房子，开始时自然皆大欢喜。可是借的钱总是要还的，一旦还不上，危机就爆发了。所以，次贷危机说到底仍然是生产过剩危机。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商品的卖和买之间的对立已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出消费信贷制度，把商品的卖和买之间的对立推进到资金的借和还之间的对立，危机的可能性并没有消除，只是使危机爆发的时间推后了。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究竟哪个学说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更为深刻？究竟哪个学说更接近真理？事实胜于雄辩。最近，面对经济危机，连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都出来说话了，他说：“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而我们本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问题更应有清醒认识，及时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因为次贷危机实际上已演变为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且可能将是全球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危机，目前已经波及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中国，我们不能见了棺材仍不掉泪。
本文的题目是“对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的理论反思”，反思的结果是片面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不可持续的。但笔者并不是要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只是在理论上指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在生产过剩上面。生产过剩问题一直是文明社会的真问题，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而不能采取西方主流经济学那种视而不见自欺欺人的态度，或者通过片面的出口导向战略把问题转嫁他国。只有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彻底解决失业问题，国际贸易才能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那将是一种自然的、互通有无的、无须人为“导向”的状态。
生产过剩实质上是一种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现象，本来应该是好事。所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怎样利用生产过剩这个有利条件造福社会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此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只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供读者参考。只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就能在关闭了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无数多扇门。只要抛弃西方主流经济学那一套根本不合实际的理论框架，从生产过剩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源稀缺的角度观察经济问题，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另一个世界，而“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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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实行“积极的减税让利政策”和“坚实的社会保障政策”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阎金明
&&&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针对CPI过快增长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虽已初见成效，但也越来越引起对经济增速下滑甚至引发“滞胀”的担忧。借鉴供应学派的某些政策主张，通过减税让利和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将有利于修正“一刀切”的调控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关键词：滞胀；减税让利；社会保障。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所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到了集中爆发阶段，同时又恰逢国际市场油价、粮价齐涨和美元贬值。仅从2008年上半年看，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通胀压力加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内则接连发生冰冻灾害和特大地震灾害，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还使得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环境恶化，金融风险压力也不容忽视。
一、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滞胀，美国供应学派政策可资借鉴
在既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又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两难的情况下，最需要引起关注的是防范滞胀（stagflation）的发生。这是因为，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资源性产品再次出现紧缺的双重影响，国内物价总水平仍将在高位运行。与此同时，在国家多种宏观调控政策并用的影响下，经济增长的速度正在减缓。相对于物价指数的上涨来说，我们对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降的承受能力更弱，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社保体系很不健全，就业压力也非常之大。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之后，其经济学界的“供应学派”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供给不足，需求过旺，需要借助国家干预来刺激供给，因此提出通过减税刺激供给的主张。其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税收会直接影响商品和劳动的供给，而较低的税率则意味着对工作、储蓄、承担风险以及投资的更多的刺激。当企业和个人的税后收入普遍增加时，税基就会随之扩大，反过来补偿了财政的部分收入损失。同时全社会的储蓄率也会提高，从而就为政府和私人的借贷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在里根时代对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理论的实践，使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阴影。特别是在实施减税让利政策的同时辅之以大幅度地精简各种规章条例，为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注入了空前的创业活力，产生了大批由小到大、闻名世界的创新型企业，也造就了所谓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
二、我国应实施“积极的减税让利政策”
目前国内经济发展中的焦点，不外乎物价指数居高不下（实际上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年份的几次通胀峰值相比还差了一大块）、结构性矛盾显现，特别是在2008年经历了冰冻灾害和特大地震袭击后，经济发展的变数增多。这是目前经济发展中诸多问题中的核心和本质问题，而外部环境变化、汇率等问题只是经济发展的从属性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做出判断和决策时必须摆正的关系。借鉴供应学派的某些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经济发展的预期，稳住我们的阵脚，确保国民经济在平稳、快速的轨道上运行。为此建议：
实施“积极的减税让利政策”。简言之，就是在各级财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给企业和个人减税、让利，增强企业的活力，提高公众的创业热情和消费能力，从而促进和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居民收入增长过于缓慢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税费负担重，各种名目的收费与纳税额“比翼齐飞”，是企业难以承受任何外部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7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的税负水平名列世界第三。近期大量中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就是明证。从企业经营角度看，税费负担本已相当沉重，因此对外部环境任何变化的耐受力都十分有限，在当前各项经营成本上升、汇率变化、经济增速减缓、调控政策造成“一刀切”效果的情况下，实施“积极的减税让利政策”，是应对通胀、防止滑坡和出现滞胀局面的有效对策。具体建议是：
1、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在继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专项贷款，同时为其提供技改、融资便利，解决其在转型升级时期的特殊困难。
2、减税让利，减轻企业负担。目前各地的财政收入竞相增长、互相攀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对企业来说决不是什么福音。藏富于民、增强企业活力才是长久之道。要研究减轻企业税负的具体办法，特别是要结合政府职能的转变下大力量清理对企业的各种收费（基本上大都属于不合理收费）。3、要配合减税让利政策的实施，大力清理、取消审批事项及早已过时的、不合理的管理规章，更大程度地向企业放权，鼓励个人创业，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实现永续发展。只有让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活起来，国民经济才能充满活力，“鼓励企业”的口号才能被真正落到实处。因此，要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大力清理整顿针对企业的“三乱”行为，撤并那些只有靠向企业罚款、收费才能生存的管理部门。同时要加强廉政建设，杜绝到企业“吃、拿、卡、要、报”等违法行为。
三、我国应实施“坚实的社会保障政策”
1、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努力让消费在“三驾马车”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要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这是经济转型期国家普遍的成功做法，也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要义之一。2006年全国税收增长34.5%，而职工平均收入仅增长9.4%，反差显然过大。据统计，从1995年到2007年12年间，我国政府财政税收年平均增长速度达16%，而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仅增长了6.2%。天津200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14.5%，而同期财政收入增长了30.1%，悬殊同样巨大。2008年上半年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4%、增速同比回落1.8%的情况下，消费品价格指数却上涨了7.9%，而去年同期为4.8%，其结果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内需在“三驾马车”中的作用无法增强。而从国际上看，转型国家在发展中大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与人民收入同时快速增长的过程。以俄罗斯为例，其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因素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个季度都要调整一次&最低生活标准&，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制定的补贴、救济项目有几百项之多。上世纪60年代处于经济起飞期的日本，实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67年就提前完成翻番目标，开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既可以提高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更有利于摆脱当前经济困境，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还要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尽可能超前地定出较高额度，如元。同时还要考虑完全取消利息税，以明显改善居民特别是工薪阶层的收入预期，扩大内需。
2、要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特别要在物价涨幅加大而工资、薪金增速减缓的情况下，采取措施，确保中等收入群体不“缩水”，不再回到低收入群体之中去显得尤为重要。从国际上看，目前每年有大约7000万人进入到中产阶级行列，这对促进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几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虽然持续稳定增长，但比起GDP特别是税收的增长幅度来，则明显滞后，从而对国民济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埋下隐患。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4.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3%，与上年同期的14.2%相比，增幅下降7.9个百分点。收入增长水平的下降，直接导致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让一部分人群出现“绝对贫困化”，回到低收入群体中。
3、要在各级政府财力空前增强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从而在改善预期的前提下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1999年，我国财政收入为1.5万亿元，如果那时社保体系不完善是因为财力不足的话,那么在2006年财政收入已达5万亿元的情况下,
居民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率仍然很低、社保体系还很不健全就说不过去了，“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何时才能落到实处？另据我国财政部的一项统计表明，2007年我国涉及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项开支共约6000亿元，占全年GDP的2.4%，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同期美国的这三项开支为150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1.5%，人均5000美元，占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目前，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保障覆盖率还很低，农村人口的保障率更低。要加大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力度，落实廉租、经租、经适、限价房等不同类型住房的保障工作。要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困难补贴标准，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这些工作做好了，将能明显改善公众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实际上也是在正常增资机制尚未建立条件下百姓收益的一种增加。因此，发展社保事业是改善预期，拉动内需和促进和谐的“三赢”举措，应成为政府公共管理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
本文参考文献：
1．保罗•克雷•罗伯茨.供应学派革命[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
2．王石川.个税起征点需要的不只是调高[N].中华工商时报,,P7.
3．王石川.藏富于国，更应还富于民[N].同上，08-07-21,P7.
4．吉姆•奥尼尔.全球中产阶级繁荣时代来临[N].金融时报,.
5．马献林.把天津建设成为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J].城市，2008-07.
6．宋立.通胀、减速与资本流入并存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组合选择[J/OL].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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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中国宏观经济的两大“死穴”
中国宏观经济的两大死穴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国际金融危机向深层次发展，逐步蔓延到实体经济。我在几天前已经预言，这场危机会随着印钞机的开动而得到控制。这场危机让我们深刻反思吴敬琏茅于轼等主流精英们鼓吹的“市场万能论”。吴敬琏最近说金融危机是美国的虚拟经济泡沫太大，同时中国储蓄率太高，出口导向。我要问，为什么“万能的市场”没有抑制美国金融泡沫的恶性膨胀，也没有适当制止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吴、茅等精英们鼓吹的“市场万能论”破产了！自打嘴巴了！
　　反思这场金融危机，我要再次指出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的两大死穴，这是我在2004年出版的《过剩经济学》及后来的两篇重要论文（《论发展中国家的有效需求与就业》、《基于生产过剩的社会分红》）中反复多次阐述的理论。
一、偷奸耍滑不印钞，只想赚美元。
　　在市场经济中，或者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而不是赚商品。生产商品的目的是为了赚钱，石油、矿产、青春，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赚钱。马克思把这叫做资本积累，其实，就简单说成是赚钱更容易理解、更贴切。
　　要赚钱，钱从哪里来。除了中央银行，其他任何工厂不生产钱。但是，一旦中央银行生产钱，再让大家赚中央银行的钱，中央银行就会亏损、就会倒闭（这当然是假的，臆想出来的）。资本家赚钱赚得越多，央行的负债越多，政府越穷。因此，中国官方与御用经济学家一直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缺乏资金，中国没有钱。于是，奴颜婢膝去招商，低三下四引外资，这成了各地官僚的一项基本功课。（再看看美国那么富，但是美国政府却负债累累，很多人担心美国政府会破产，其实是杞人忧天。为什么不说国家越富，央行负债就越多呢？而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却是一个穷国。）
　　中国500年出了一个“懂经济”的，很聪明，让中国人的市场经济去赚美国人的钱，低工资、高积累，赚了大把大把美国人的钱，把美国人的钱给赚光了，美国人揭不开锅了，金融危机了。中国虽然有人民币的供应，但那些人民币大多数是依靠被动吸收美元发行出来的。依赖美元发钞，一方面失去了货币政策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导致货币供应不足。
　　然而，非常不幸，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赚回来的那些钱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上当受骗了。一方面美元不断贬值，我们买的美国国债失去了流动性，成了不能花的死钱，另一方面，人家美国可以随时印出美元，这游戏规则根本就不公平！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把那么多国内的好东西，“卖”给美国人，自己的人民勒紧裤腰带，我们得到了什么？仅仅得到了一些叫美元的电子符号。
　　现在，靠赚美元过日子的“好境况”几乎是没指望了，那么，赚谁的钱？要搞市场经济，没钱赚是不行的。市场经济，就是利用人的赌徒心理发展生产力，没钱赚了，市场经济也就要熄火了。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到底印不印钞票，愿不愿意为了经济发展而“负债累累”，甚至像美国政府那样“濒临破产”。如果不愿印钞，不让企业和资本家赚钱，就趁早别搞市场经济了，转为计划经济好了。在此，我要告诉理论界，货币信用的基础是生产力，而不不必局限于黄金或美元或政府的什么资产。有对应的生产力，就可以印钞票。有多少生产力，就可以印多少钞票。
二、屁股坐向资本家
　　你看现在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天天跟一帮资本家搅和在一起，打得那么火热，关系那么密切，亲如一家。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呢？说是帮助企业家赚钱，为企业家赚钱出谋划策。可是，官僚和舆论有没有想到，资本家赚钱越快越猛，你政府的负债就越多越快。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一点！
　　以前是赚美国人的钱，政府可以置之度外。但是，赚美国人的钱越多，我们的资源消耗就越多，环境污染就越多，同时，我们的工薪阶层得到的实惠就越少。对外输出生产过剩，本来是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向外转嫁矛盾的一种手段。但是，我们的经济官僚，却在人为地加大这种内部不均衡、加大内部的生产过剩，然后再拼命向外转移这种矛盾、转移这种不平衡，美其名曰“出口导向”。
　　现在，赚美元吃了亏，要扩大内需了。扩大内需就是要让资本家赚你政府自己印的钱，你还要和资本家打成一片吗？
　　研究发现，分配越不公平，资本家赚钱就越多越快，有效需求就越小，资本家生产的东西就越少。打个比方，假设资本家每天要吃１个饼，而每生产１个饼，资本家得到半个，那么，资本家就会每天生产２个饼，资本家自己吃一个，工人吃一个。如果政府帮助资本家赚钱，让资本家每生产一个饼可以吃到三分之二，那么，资本家只要生产1.5个饼就够自己吃了，而工人就只能得到半个饼。这时候，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如果仍然生产２个饼，资本家手中就会有0.333个饼是过剩的（资本家得到1.333个，其中１个自己消费掉，0.333个属于过剩；工人消费0.6667个饼）。这过剩的0.333个饼，要么卖给美国，换来美元，要么买给政府，让政府负债。很显然，政府和资本家越火热，生产过剩就越多，内部不均衡就会越严重，政府负债就会越多越快(或者美元越多，美国政府的负债越多)。内部不均衡，反映在经济数据上，就是Ｍ２与ＧＤＰ的比值（或者Ｍ２与Ｍ１的比值）会很高，而且会持续走高。这是经济危机的一个明显征兆。
　　很显然，如果政府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好市场经济，要依靠内需发展经济，就要远离资本家，接近工人，为工人阶级谋利益，把屁股坐到工人一边来。还是上面这个例子，如果政府能够帮助工人，调整分配，让每生产一个饼，资本家得到三分之一，工人得到三分之二，那么，资本家为了吃到一个饼，就必须生产3个饼，其中２个饼被工人消费掉。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有效需求立即由原来的２个饼扩大到３个饼，原来闲置的产能会得到有效利用，社会劳动大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改善。资本家赚钱是玩游戏，与资本家的福利没有任何相关性。因此，政府官员的任务是要努力让这个游戏持续玩下去，而不是拼命加大游戏的筹码。如果筹码太大，就会一下子把钱赌光，游戏就玩不下去，市场经济就会崩溃。
三、如何扩大内需?
　　１、扩大内需的第一个办法是调整分配。目前，中国的分配状况大致是这样的：各级官僚40%，资本家40%，工人农民各占10%。很显然，这是一个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分配比例（西方发达国家劳动阶层约占60%或以上）。我希望中国尽快调整分配比例，使得工农收入占到ＧＤＰ的比例提高到40%或以上，这是扩大内需的办法之一。这个比例不调整，扩大内需就是一句空话。
　　一提到调整分配，必然离不开提高工资。于是各种奇谈怪论就会出来。一种是说提高工资会导致失业。这是谬论。近年来，随着计量经济学的飞速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了统一的认识，那就是提高工资会扩大就业。另一种谬论就是企业没有利润，要倒闭，哪能加工资？针对这种观点，我提出工资盯住企业增值的方案，也就是企业将销售收入减去原材料、水电费、房租、税收等，剩下的就是增值部分，然后对增值部分进行分割，工资至少占40%。我们知道，2007年ＧＤＰ约25万亿，而工资仅仅２万多亿。都说不赚钱，那么这25万亿究竟到哪里去了？谁拿走了？工资盯住增值，谁也别想耍赖装穷。工资与增值挂钩以后，可以适当放松最低工资和各种保险福利。
　　２、扩大内需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按人发钱。目前，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对按人发钱开始重视起来。2008年６月，在爱尔兰召开了全球第１２届按人发钱大会，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与发展――按人发钱是一个选择”。下一届按人发钱大会定于2010在巴西召开。目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米德、佛里德曼、哈耶克、索罗完全支持按人发钱。
　　按人发钱，对于扩大内需，尤其是对于扩大消费需求，具有立竿见影的好处，花钱少、疗效高。比方说，政府打算为经济发展负债100亿，如果拿这笔钱搞投资，最多能有10亿转化为工资、转化化为消费需求，而如果把这笔钱按照人头发下来，80%的穷人会拿来消费。因此，按人发钱的措施与搞投资相比，在扩大消费需求的效率上高出8倍！同时，这些发下来的钱会变成企业的利润，发钱不仅仅是救助穷人那么简单，它还救企业、救资本家，从而也救了政权、救市场经济。因此，按人发钱是帕累托改进。
　　中国目前畸形的分配是扩大内需的瓶颈。我曾经有机会和杨帆教授谈到过这个问题。在中国，分配最好的行业是色情行业，从业人员可以拿大概三分之２，而且行业规模大。有资料说法国该行业虽然发达，但从业人员经过层层盘剥，最后只能拿到20%。因此，撇开社会和道德伦理问题，这个行业是中国穷人最能赚到钱的行业，是穷人的支柱产业。一个建筑工地上的男性农民工，一个月也就1500元，恐怕不到色情从业人员三天赚的钱。政府投再多的钱，底层劳动者拿不到钱，内需就无法扩大。而投资太多，又会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产能过剩、银行坏账。。。。。这些过剩又反过来制约政府投钱。狗咬尾巴，没有结果。
　　总之，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却又偷奸耍滑不愿印钞，同时，由于分配比例严重畸形，系统严重不均衡，因此，钞票的耗散速度太快，它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更多的钞票。没钞票与钞票耗散速度快，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两大死穴！因此，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以下两点，一是自己印钞票，二是降低钞票耗散的速度。离开了这两者，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搞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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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44 +0800 收件人： &Flynn& &.cn&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转发: 郎咸平：中国的八大危机之详解
中国的八大危机之详解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郎咸平
今天做这个演讲和以往不一样，今天特意准备了一份提纲，打破了传统。原因是，我很怕媒体报道这么重大问题的时候给我写错，所以把正确的提纲发给每个人，给你们一个提纲而提出我的看法。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我按照我们议程的要求谈一谈大家最关切的话题，也就是2007年我们的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此我提出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在我谈这个话题之前我认为这个话题对我们传媒业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这么讲，传媒在做报道的时候有没有把握住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对国家政策的推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与其做一个纯粹的报道，不如集思广益尽采各家说法，这就是一个客观媒体所要达到的目标。为了配合我这个讲话，我今天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我想对我们中国经济的现状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结论。今天对于大家所关切的宏观调控做个课题，我对于今天政府所推行的各项政策我有一个总结性的发言。我想利用一个中医的知识来解答，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经济就像得了肺炎一样，按中医的理论，治疗肺炎要用大凉，如果我们真用大凉很可能把这个病人治死掉，因为他体质是虚弱的，最好的方法先温补、固本，体质提上去之后最后才能用大凉来治疗肺炎。我们今天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金融政策本身，为什么解决不了泡沫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我前面讲的他在用大凉治疗肺炎。而我提出的方案是先固本，为了我阐释我的想法，我要根据八大危机一一来讨论。
第一大危机是宏观调控的目标我认为是错误的，我们目前看到的股市楼市泡沫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政府讲的流动性过剩造成的吗？我认为是错的！今天的中国整体情况非常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流动性过剩，我认为最有冲击力的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来整个国家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因此我们企业家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挤压出来形成虚拟资金打入股市打入楼市。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一笔资金――虚拟资金。第二笔资金就是在目前大面积腐败之下的腐败款大量进入楼市和股市，第三笔资金就是各位熟知的国际热钱，第四个资金才是我们老百姓的储蓄款。目前所有宏观调控的政策所针对的资金基本上是第三项和第四项。我举个例子，外国人不得买房的规定是针对第三项资金，第二套房贷的问题是针对第四项资金，我不能说针对第三第四项是无效的，但是你的目标是错的。我们所有的政策有没有针对第一项，那就是因为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挤压出虚拟资金大量进入股市和楼市呢？我们有没有针对腐败款进入楼市股市的现象进行调控呢？目前并没有对这两大资金进行调控，所以我们宏观调控的力道是不足，因为你所针对的资金方向是错误的。这就是我所提出的第一个危机。
第二大危机就是我们如何做调控？这个调控给我们目前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金融风险，也就是大幅提高了金融风险。我想用日本90年代的泡沫现象和中国现在的泡沫现象做个比较。各位都应该知道“广场协议”这回事。英、德、法、美、日曾经签订过“广场协议”，“广场协议”要求日币升值。当时日本政府签下了协议之后那就很清楚的落入了美国圈套。道理很简单，当日本政府签下字，说明日币即将升值。那么全世界国际炒家就会去买日币，因为他赌日币升值。大家千万别把汇率当作经济现象，汇率不是教科书上所定义的货币之间的价格，没那么简单，汇率是各国政府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当日本签下了“广场协议”：由于日币低估造成大幅贸易顺差，那么下一步必然是日元升值。日本政府签字的当日就昭告全世界的国际炒家日币要升值了,所以必然结果是国际热钱大量进入日本。结果日币升值了!各位以为货币像一般的商品一样吗？价格提高之后可以平衡供需吗？错，那是一般的货品的价格，可是汇率不是，当汇率价格一上升，国际炒家一看，哇！真的升值了，再买，更多的钱流入日本，再逼迫日币升值，更多热钱流入日本，再逼迫日币升值，几年下来日币升值了一倍，几乎摧毁日本的经济。但是各位请注意有个现象是我们所忽略的，那就是在日币不断升值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通过各种管道压迫日本降低利率以及放宽信贷，由于降低利率放宽信贷的结果，造成流动性泛滥，日本各大商社很高兴向银行借钱，因为借钱容易，利息低了，可以迅速做大做强，所以造成日本经济的表面繁荣。这个表面繁荣现象反映在股市就是股市泡沫，反映在楼市就是楼市泡沫，反映在购买日常用品就是通货膨胀。所以日币的升值、股市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本身的原因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
那么最近看过很多媒体的报道，把这个问题说的比较正确的，因此认为我们中国政府针对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升值、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应该和日本当时的政策是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提高利率紧缩信贷。在这里清楚的告诉各位，他们都错了。因为日本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但是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中国是什么问题呢？按照我前面所讲的，造成泡沫的原因基本是由于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造成的，因而挤压出大量的虚拟资金大量进入股市楼市形成泡沫。由于原因不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必须不同，但是很不幸的，我们的政策是提高利率紧缩信用，造成什么结果呢？它是进一步打击了已经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利率已经提高了6%以上了，最近几天还在提高利率。那么各位设身处地的为我们的企业家想一想，你认为他在这种场合之下还愿意投资吗？中国哪几个制造业能创造出这么高的利润，银行利率的提升逼得我们制造业放弃投资，不做了，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拿出来形成虚拟资金炒股炒楼去了，所以为什么宏观调控下股价越涨楼价越涨的原因就是因为宏观调控的目标是错的。因为和当时日本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流动性过剩导致的泡沫现象，而是因为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
当然我也不否认今天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现象，但是中国流动性过剩不是股市楼市泡沫的主要原因，而真正的驱动因素，是因为我国的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所导致的。那么没有认清楚经济问题、经济弊端，贸然提高利率、紧缩货币，各位知道什么结果吗？随着利率的不断上升使得我国的金融风险迅速积累，一旦到了不可承受的那天，中国就产生了重大危机。那么回顾一下当时的日本是怎么回事，当时日本的各大商社由于低利率大幅借款，而日本企业由于高负债经营迅速积累的大量的金融风险到了一个不可承受的阶段产生了泡沫而崩溃，所以日本经济的危机来自金融风险，也就是负债积累所产生的金融风险。今天中国的经济危机呢？一部分来自于不当的政策使得利率不断调升货币不断紧缩，产生了金融风险而给我国的经济带来重大的危机。而这也是为什么在07年年底我以一个所谓的中立学者的身份我要做出以下的结论，那就是我完全支持中共中央宏观调控的思想，因为我认为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是我反对我们执行层面所推行的金融政策，因为他的目标是错的。
第三大危机就是从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各地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造成一个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现象。请问各位最近看过媒体的报道，媒体报道说我们今天中国经济是过热的，可是我请各位来宾你们再去问问你们的企业家，他们的日子好过吗？他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不论他是谁，不论他从事什么行业，不论他在哪，他今年的日子肯定比去年难过，明年也肯定比今年难过，这是一定的。既然日子那么难过，那么经济怎么可能过热呢？但是我们的指标指示经济过热，怎么回事呢？那就是我的理论，中国经济是个二元经济现象，中国经济是同时过热同时过冷，那些部门过热呢？那就是我们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之下，他投资建设的有关部门是过热的，比如钢铁、水泥、房地产是过热的。什么部门是过冷的呢？大部分的民营企业是过冷的。这种二元经济现象可以说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现象，甚至可能只有在中国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