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话“军统”（19）韦孝儒案 赵理君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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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下所谓&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据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郭晓棠同志介绍，&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原本没有，三十年代初期，为加强地方控制，在县和省之间增加了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不等，其负责人称&行政督察专员&，主要任务是督率地方民团&剿共剿匪，绥靖地方&，说白了，就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
有一点要特别说明，&行政督察专员&并不由省里任命，而是由军事委员会考察合格后、通过行政院任命和指挥，对军委会负责，所以权力非常大。各区都有保安司令部，由专员兼任司令，可以指挥和调动各县团队，因此一般专员大多为军人出身。
河南全省原分十一个专区，抗战开始以后增设一个，共十二个专区。第十二专区辖通许、杞县、陈留、兰封、开封、等五县，专署驻地通许，行政督察专员就是韦孝儒。
韦孝儒，字品方，河南杞县人，曾任南阳县长，1934年到1935年还曾任安徽六安行政督察专员。在国民党&围剿&我鄂豫皖根据地的时候，韦孝儒曾写诗感慨：&河带两条潜皖绕，城楼千座堡碉稠。&
韦孝儒是属于&西山会议派&的，在当时的教育界是个很出名的人物，而且他的书法很好，据说陈立夫都喜欢他的字。所以在一般人眼里，韦孝儒属于CC系的，还有人说韦孝儒本就是中统特务。
韦孝儒是大家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另外，书读得多了，多少有些书生气，在当时的官场，颇有些特立独行的意思，再加上他CC系的背景，跟军统成了死对头。
第十二专区属豫东，赵理君的手下胡来，正从他的辖区经过，经常发生冲突。某次，军统的外围组织&别动军&某大队的走私行为被第十二专区保安团队抓获，准备依法处理，这几个人见势不妙，亮出了自己的牌子：&我们是军统的。&
没想到这回遇上硬茬子了，韦孝儒不吃这套，硬是给枪毙了。&别动军&大队长曹银屏恨得牙根痒，发誓要报复。
1941年冬，河南省政府为了&整理地方行政&，召集全省行政督察专员到洛阳开会。在会上，韦孝儒慷慨陈辞，说如果在他的地面上发现有走私行为，一定要严惩，即便涉及军政界也决不姑息。与会者都十分敬佩。
军委会西安办公厅少将参议艾经武，是韦孝儒的老朋友，当时他协助蒋鼎文接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也在洛阳。据他回忆，开会当晚的宴会上，他还见到了韦孝儒，当时还开玩笑，说&你脸这么黑，是不是让日本鬼子吓破了胆？&韦孝儒说，&是啊，与日本人周旋，费了我很多心血。&
没想到，第二天，韦孝儒就失踪了。
原来，韦孝儒是洛阳复旦中学的校董，当晚，韦孝儒带着他的秘书和电台台长，住进了复旦中学。
他不知道，死神已经不远了。
恰在此时，曹银屏正在洛阳接受军统轮训，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去找赵理君，要把韦孝儒&办&了。赵理君开始不同意，后来烦了，说&你们随便吧。&
当夜，曹银屏带人绑架了韦孝儒和他的两个随从，因怕走漏风声，将还其他亮着灯的房间中的三个人一并绑走，他们是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教务主任南西光和体育教师丁次镛，一共6个人。
曹银屏去向赵理君汇报，赵已经睡了。
等曹银屏再回来可傻了，他手下的人不等他复命，已经自作主张，在华北战地督导团的驻地&&洛阳西工机场附近，找了一口枯井，将6人投入井中活埋，并在井口上建了一个简易工事，以为掩盖。
等天亮，赵理君知道了这件事，也没责备他，只是让曹银屏这几天别出去。
一个行政院任命的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居然在第一战区失踪，司令长官蒋鼎文怒不可遏，当天就找到艾经武、赵理君、岳烛远和河南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长王鸿骏，限他们十天破案。
艾经武很机警，猜到这种事多半跑不了军统，在回去的路上，他与赵理君、岳烛远探讨此事，观察他们的反映（艾经武是军校四期的，与赵理君很熟，刺杀唐绍仪的经过，就是赵亲口对艾讲的）。岳烛远当时说觉得此案不难破，估计有几天就行了，赵理君却没有说什么。
第三天，戴笠来到了洛阳，当面问赵理君和曹银屏：&这事谁干的？&结果俩人谁也没承认，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第四天，洛阳航空站站长张明顺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口枯井忽然变成了掩体，即向有关方面报告，挖出了六具尸体。
此时，岳烛远的消息也来了，原来，赵理君因怕走漏风声，将涉案人员全部派往沦陷区中条山潜伏，并严令不许回来，说起来还是为他们好。结果有一个人不想去，就找到岳烛远，一五一十地全给抖搂出来了。
真相就此大白。
岳烛远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戴笠，并经戴笠同意，亲自带宪兵将赵理君拘捕，押在财政部河南缉私分处刘艺舟处。
这一案，在当时可说是&惊天大案&，韦孝儒是CC系的，而同时被绑的南西光的哥哥南西成就是中统特务（南西光本人却是中共地下党员），所以CC系极力攻击军统，必欲去赵理君而后快。
1942年5月，第一战区军法执行监公开审理韦孝儒案，据当时代表中统旁听的武宪周反映，赵理君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十分傲慢。曹银屏却是吓得要命，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在此期间，戴笠曾多方活动，想保住赵理君，就像当年保王天木那样。但这一次，赵理君实在是罪恶太大，自作孽，不可活。
1942年冬，赵理君、曹银屏在洛阳被执行枪决。
赵理君死后，戴笠对其家属给予厚恤，并葬在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
事后，戴笠派&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杨蔚到洛阳接替了赵理君。中统特务南西成，则接替郭兆曙，成了复旦中学校长。
赵理君这个人，观其一生，杀人似乎成为他的主旋律。
虽然是黄埔军校&政治科&毕业的，但赵理君却是个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人，遇到事情，他就想不出丝毫&政治化&一点的手段，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杀人。头脑太简单，白学了政治，都还给教官了。
所以赵理君这样一个人，出事是迟早的。
作者：万乾任
编辑：王钻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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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军统大案之韦孝儒案
　闲话军统（34）　　2.3 韦孝儒案　　1938年冬，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在完成刺杀唐绍仪的任务之后，因上海区出现叛徒无法立足，被调到“忠义救国军”任副总指挥，由赵理君代理区长。　　踌躇满志的赵理君，满拟这个区长是当定了，结果没过几天，从北方调过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王天木来，把赵理君气得七窍生烟，处处跟王天木作对。　　由于他在上海盘踞了6、7年，手下有一批党羽，行动组又是上海区的核心，王天木根本指挥不动区里的工作。　　没办法王只好找戴笠说明情况，戴对这个老部下是了解的，深知赵理君如果犯起“浑”来，那就不光是将帅不和的问题，兼且对潜伏工作有极大威胁，万一一糊涂投敌做了汉奸，麻烦可就大了。　　按：即便在军统内部，赵理君给人的观感也不好，沈醉就认为赵理君“无论是外表和内心，都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大坏蛋。”　　于是戴笠一纸调令，将赵理君调回重庆，任局本部行动处上校科长。1941年冬天，赵理君被任命为华北战地督导团副主任、少将衔，驻地在河南洛阳。　　这个任命替戴笠找了大麻烦，而且最终送掉了赵理君的命。　　1942年5月以前，河南的省一级机关设在洛阳，同时洛阳也是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而且又是水陆枢纽，所以是个重要地方，各方面的机构都集中在这里。　　自然，军统、中统都在此地有派出机构，公开的秘密的都有。　　军统方面：　　华北战地督导团：赵理君担任的是一个公开的职务，这个单位名义上统属于第一战区，实际上受军统节制。　　军统河南站：此时站长是岳烛远（一听这姓就是河南人），公开身份是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　　按：岳烛远，军校六期步科毕业，跟戴笠同期。岳烛远也是原中共党员，在南京上高中的时候就入了党，后加入特务处。作为战犯，1975年，岳烛远与章微寒同被最后一批特赦，据沈醉回忆，岳和章都是战犯中的“劳动模范”，俩人一个当木匠、一个修鞋子，接受改造的态度最好。　　财政部河南缉私分处：处长刘艺舟，刘也是军统的，这是一个受军统运用的单位。1937年10月，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时候，曾组织了一支民团性质的准军事部队“河南民众自卫军”，刘艺舟曾任总司令。　　中统方面：　　中统河南室：主任甘舍棠。军统的外勤单位叫“站”，中统一般叫“室”，当然中统也有“区”一级单位。　　按：中统的共产党叛徒，比军统只多不少。甘舍棠是原共青团安徽桐庐县委书记，1932年8月与未婚妻方桂珍同时叛变，并出卖了中共桐庐县委书记陈雪吾。后甘舍棠加入中统，抗战胜利后曾任中统天津区区长。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调统室：听起来与河南省政府调统室差不多，但一个受中统运用、一个受军统运用。　　仅洛阳一地，就有这么多特务机构，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华北战地督导团。　　华北战地督导团名义上是个民间团体，实际上是受军统运用的一个组织，团长是比利时天主教神父雷鸣远，驻地在与沦陷区毗邻的洛阳，目的是借雷鸣远的神父身份搞情报。　　按：雷鸣远，原名Vincent Lebbe，生于1877年，1901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升为神父。1910年，雷鸣远被调到天津担任坐堂神父，坐堂之处，就在望海楼教堂。　　望海楼教堂挺出名的，1870年的“天津教案”就是由此发端，把曾国藩搞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差点儿全搁在这儿。　　1900年，望海楼教堂被义和团焚毁，现在的建筑是1903年用“庚子赔款”重修的。　　1916年，天津法国领事以保护老西开天主堂为名，扩展租界，引起天津人民的强烈抗议。雷鸣远曾发表公开信，反对法国的行径，结果被法国主教遣送回国。　　1926年，雷鸣远回到中国，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国籍。抗战开始以后，雷鸣远曾组织救护队到前线救护29军伤员，据说还曾任国民党某部卫生连连长。　　1938年，根据戴笠的建议，以雷鸣远为团长，组成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负责组织“华北地区民运工作”。　　雷鸣远与戴笠是好朋友，据乔家才回忆，戴笠一生只给两个人送过礼，其中一个就是雷鸣远。　　1940年6月，雷鸣远得了重病，戴笠特地派飞机将他接到重庆，住在歌乐山中央医院，并让乔家才代表他去探病，并送了500元慰问金。雷鸣远病危时，戴笠亲自跑到药房里为他买人参，雷去世以后，戴又亲自送去一口楠木棺材。　　另外，雷鸣远是《益世主日报》的创办人，该报是曾与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和天津的《大公报》比肩的民国时期四大报纸，据说《益世主日报》还是中国第一份日报。
&&&&&&&& 闲话军统（35）　　雷鸣远在华北战地督导团实际上是挂个名，因为他毕竟是个外国人，一切具体事务都由副团长赵理君负责。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由于华北战地督导团经常往来于豫东和山西中条山的沦陷区之间，一些特务就经常干些走私的勾当，贩卖毒品、枪支等等。其实也不光军统，大家都这么干，久而久之，成了见怪不怪的事。　　但这次，遇到了一个认真的人——河南省第十二专区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　　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下所谓“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据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郭晓棠同志介绍，“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原本没有，三十年代初期，为加强地方控制，在县和省之间增加了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不等，其负责人称“行政督察专员”，主要任务是督率地方民团“剿共剿匪，绥靖地方”，说白了，就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　　有一点要特别说明，“行政督察专员”并不由省里任命，是直接受军事委员会考察后、通过行政院任命和指挥，对行政院负责，所以权力非常大。各区都有保安司令部，由专员兼任司令，可以指挥和调动各县团队，因此一般专员大多为军人出身。　　河南全省原分十一个专区，抗战开始以后增设一个，共十二个专区。第十二专区辖通许、杞县、陈留、兰封、开封、等五县，专署驻地通许，行政督察专员就是韦孝儒。　　韦孝儒，字品方，河南杞县人，曾任南阳县长，1934年到1935年还曾任安徽六安行政督察专员。在国民党“围剿”我鄂豫皖根据地的时候，韦孝儒曾写诗感慨：“河带两条潜皖绕，城楼千座堡碉稠。”　　韦孝儒是属于“西山会议派”的，在当时的教育界是个很出名的人物，而且他的书法很好，据说陈立夫都喜欢他的字。所以在一般人眼里，韦孝儒属于CC系的，还有人说韦孝儒本就是中统特务。　　韦孝儒是大家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另外，书读得多了，多少有些书生气，在当时的官场，颇有些特立独行的意思，再加上他CC系的背景，跟军统成了死对头。　　第十二专区属豫东，赵理君的手下胡来，正从他的辖区经过，经常发生冲突。某次，军统的外围组织“别动军”某大队的走私行为被第十二专区保安团队抓获，准备依法处理，这几个人见势不妙，亮出了自己的牌子：“我们是军统的。”　　没想到这回遇上硬茬子了，韦孝儒不吃这套，硬是给枪毙了。“别动军”大队长曹银屏恨得牙根痒，发誓要报复。　　1941年冬，河南省政府为了“整理地方行政”，召集全省行政督察专员到洛阳开会。在会上，韦孝儒慷慨陈辞，说如果在他的地面上发现有走私行为，一定要严惩，即便涉及军政界也决不姑息。与会者都十分敬佩。　　军委会西安办公厅少将参议艾经武，是韦孝儒的老朋友，当时他协助蒋鼎文接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也在洛阳。据他回忆，开会当晚的宴会上，他还见到了韦孝儒，当时还开玩笑，说“你脸这么黑，是不是让日本鬼子吓破了胆？”韦孝儒说，“是啊，与日本人周旋，费了我很多心血。”　　没想到，第二天，韦孝儒就失踪了。日期：　13:11:23　　闲话军统（36）　　原来，韦孝儒是洛阳复旦中学的校董，当晚，韦孝儒带着他的秘书和电台台长，住进了复旦中学。　　他不知道，死神已经不远了。　　恰在此时，曹银屏正在洛阳接受军统轮训，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去找赵理君，要把韦孝儒“办”了。赵理君开始不同意，后来烦了，说“你们随便吧。”　　当夜，曹银屏带人绑架了韦孝儒和他的两个随从，因怕走漏风声，将还亮着灯的房间中的三个人一并绑走，他们是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教务主任南西光和体育教师丁次镛，一共6个人。　　曹银屏去向赵理君汇报，赵已经睡了。　　等曹银屏再回来可傻了，他手下的人不等他复命，已经自作主张，在华北战地督导团的驻地——洛阳西工机场附近，找了一口枯井，将6人投入井中活埋，并在井口上建了一个简易工事，以为掩盖。　　等天亮，赵理君知道了这件事，也没责备他，只是让曹银屏这几天别出去。　　一个行政院任命的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居然在第一战区失踪，司令长官蒋鼎文怒不可遏，当天就找到艾经武、赵理君、岳烛远和河南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长王鸿骏，限他们十天破案。　　艾经武很机警，猜到这种事多半跑不了军统，在回去的路上，他与赵理君、岳烛远探讨此事，观察他们的反映（艾经武是军校四期的，与赵理君很熟，刺杀唐绍仪的经过，就是赵亲口对艾讲的）。岳烛远当时说觉得此案不难破，估计有几天就行了，赵理君却没有说什么。　　第三天，戴笠来到了洛阳，当面问赵理君和曹银屏：“这事谁干的？”结果俩人谁也没承认，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第四天，洛阳航空站站长张明顺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口枯井忽然变成了掩体，即向有关方面报告，挖出了六具尸体。　　此时，岳烛远的消息也来了，原来，赵理君因怕走漏风声，将涉案人员全部派往沦陷区中条山潜伏，并严令不许回来，说起来还是为他们好。结果有一个人不想去，就找到岳烛远，一五一十地全给抖搂出来了。　　真相就此大白。　　岳烛远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戴笠，并经戴笠同意，亲自带宪兵将赵理君拘捕，押在财政部河南缉私分处刘艺舟处。　　这一案，在当时可说是“惊天大案”，韦孝儒是CC系的，而同时被绑的南西光的哥哥南西成就是中统特务（南西光本人却是中共地下党员），所以CC系极力攻击军统，必欲去赵理君而后快。　　1942年5月，第一战区军法执行监公开审理韦孝儒案，据当时代表中统旁听的武宪周反映，赵理君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十分傲慢。曹银屏却是吓得要命，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在此期间，戴笠曾多方活动，想保住赵理君，就像当年保王天木那样。但这一次，赵理君实在是罪恶太大，自作孽，不可活。　　1942年冬，赵理君、曹银屏在洛阳被执行枪决。　　赵理君死后，戴笠对其家属给予厚恤，并葬在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　　事后，戴笠派“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杨蔚到洛阳接替了赵理君。中统特务南西成，则接替郭兆曙，成了复旦中学校长。　　赵理君这个人，观其一生，杀人似乎成为他的主旋律。　　虽然号称是黄埔军校“政治科”毕业的，但赵理君却是个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人，遇到事情，他就想不出丝毫“政治化”一点的手段，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杀人。头脑太简单，白学了政治，都还给教官了。　　所以赵理君这样一个人，出事是迟早的。
&&&&& 闲话军统（37）　　3、三大杀手之三 —— 辣手书生陈恭澍　　在军统的历史中，陈恭澍不是一个太出名的人物，各种相关出版物中，很少有提到陈恭澍的。　　实际上，如果要评选“军统第一杀手”的话，陈恭澍当之无愧。　　据陈自述，他一生共策划参与过200多件行动案件，而陈作为杀手的“职业生涯”，从1932年毕业于“洪公祠”、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1月落水，满打满算也就是9年时间，换言之，陈恭澍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　　这其中，还包括像“河内刺汪”这类足可写进二次大战史的大案。　　做了这么多案，之所以陈恭澍不太出名，主要是因为陈一直干外勤，而且主要在平津和上海两地活动，没怎么在特务处和军统局本部待过（待过两次，一次是“擅离职守”，被特务处关禁闭；第二次是刺汪失败，误中副车，回到军统局，被戴笠“冷处理”），干的又都是极其秘密的行动工作，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他。　　不象沈醉，先搞情报，后来在上海、湖南、重庆等地做公开工作，还兼着军统很多培训班的教官，好多学员都是经他的手招进来的，特别是后来到军统局本部当总务处长，执掌后勤大权，谁都要求他办事，所以沈醉认识的人特别多，知道的事也多，别人也都认识沈醉。一写回忆录，就都给带出来了。　　所以陈恭澍认识的人也不太多，后来到了台湾，经常来往的也就是他熟悉的那些人，比如王天木什么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统的老人搞了几次比较大的聚会，陈恭澍参与的不多。　　这一点，从他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是写自己，涉及别人，尤其是上层的很少，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　　晚年的陈恭澍曾自诩为“英雄无名”——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算“英雄”另说，“无名”倒是真的。　　陈恭澍，祖籍福建龙海，1907年生于北京，随兄嫂生活。1925年，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当时陈恭澍18岁，刚刚中学毕业，年少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居然离家出走。　　这一走就跑到了广东，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陈恭澍投考了黄埔，而且一考即中（比他的戴老板强多了），顺利地进入了军校四期，后因生病延期入军校五期步兵科。　　按：戴笠听了毛人凤的“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以后，到广州投考军校六期，已是1926年，这时戴已经30岁了。而且戴笠因为连中学都没念完，文化课考试差得很多，结果没考上。　　本来身上就没钱，结果这下弄到连旅店都没钱住了，几乎被人轰出去。正在戴笠尴尬的时候，同旅店的两个青年人看这人相貌堂堂，气质不凡，很是替他不平。于是这二人替戴笠出了房钱，还请他吃饭，席间一聊，原来这俩人都是刚刚考入军校六期的同学，他们告诉戴笠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北伐在即，过几天还要补录一批，不要着急。　　在补录中，戴笠顺利地进入军校六期骑兵科，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至于那两个六期同学，后来都成了戴笠的忠实部属：一个叫徐亮，“十人团”之一，“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另一个是王孔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毛人凤刚参加特务处工作时的顶头上司。　　陈恭澍是1926年3月从广东进入军校五期的，1927年8月，因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因此军校五期学员在南京举行了毕业典礼。　　按：北伐这段历史，如果不去看专门的历史书，大多数人都是不清楚的，因为在历史课本中极为简略，除了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以外，只讲到&#”、接着就是&#”、“马日”了；然后视角就完全转到我们这边，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接着就是井冈山，一下好几年过去了。等再回去讲那边的时候，已经是“中原大战”了。所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结局。　　在这里用几个重要的节点来提示一下北伐的过程、结局：　　1925年7月，国民党建立广州国民政府。　　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日，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仍以蒋介石为首。　　日，张学良宣布奉吉黑三省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改保安委员会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史称“东北易帜”。　　至此北伐胜利。因此，在中国现代史上，日是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一是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到此结束；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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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四大金刚
军统四大金刚，是指国民党统治时期（亦作“”）的“四大金刚”。他们分别是、、、。
军统四大金刚陈恭澍
陈恭澍，出生于1907年，
河北宁河人。第5期警政科毕业。南京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国民党军统。1925年，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当时陈恭澍18岁，刚刚中学毕业，年少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居然离家出走。这一走就跑到了广东，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陈恭澍投考了黄埔，而且一考即中，顺利地进入了军校四期，后因生病延期入军校五期步兵科。陈恭澍是1926年3月从广东进入军校五期的，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务处，任组长、调查主任、北平站长，特务处本部组长。
1933年1月，华北局势不稳，郑介民任复兴社华北区区长，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的名义作掩护，重新调整部署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此时，日寇委任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令他赴华北收集旧部，勾结帮会，策反驻军，阴谋暴动。张敬尧随即携带700万元巨款来到北平，入住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鉴于张敬尧的投敌行径，军统局长戴笠决定除了他，郑介民亲自前往北平向陈恭澍传达了针对张敬尧的锄奸令。陈恭澍在摸清了六国饭店地势之后，决定实施暗杀。
日，军统特工王天木与白世维潜入六国饭店，发现饭店二楼有一处房间窗口半敞，一个人当窗而坐，正百无聊赖地摆弄一个小玩意儿。王天木一眼认出此人便是张敬尧。他回头示意白世维，手指房内，连连点头，作出杀人手势，还小声说道：就是他。白世维看在眼里，亮在心上，说时迟那时快，撩袍取枪，一步跨到窗前，对准张敬尧的胸部连开三枪，张敬尧倒地毙命。白世维闪身下楼，大步流星迈出大厅，负责接应的特工戚南谱站在车前，彷佛有预谋那样望着门内。二人四目交投，一言不发，从两边上车，司机一踩油门，疾驰而去。[1]
1934年，戴笠下达锄奸令，要求对投靠日本的汉奸军阀石友三予以制裁。陈恭澍接到指令后，立刻策划行动。由于石友三一直藏身于天津日租界，军统一时难以找到机会。经过反复考虑，陈恭澍派人策反了石友三身边的副官先鸿霞，对其晓以民族大义，希望其协助军统除掉汉奸石友三，先鸿霞为人直率，当即同意。随后，先鸿霞又策反了石友三府上的另一副官史大川和厨师老楮。最终，先鸿霞和老楮二人决定在石友三所吃的饭菜中下毒，毒死石友三。不料，因厨师老楮在行动之时神情紧张，被石友三看出破绽，导致先鸿霞和老楮身份暴露，被押进了日本宪兵队，惨遭杀害。至此，毒杀石友三行动彻底失败。
1935年11月，殷汝耕与日寇勾结，炮制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进而推动“华北五省自治”。殷汝耕附逆后，军统局长戴笠指示陈恭澍立即动手除掉汉奸殷汝耕。陈恭澍接到锄奸任务后，立即布置行动。首先，陈恭澍派遣一名女特工以美色接近殷汝耕，并在殷汝耕所吃的食物中投毒，不料却被殷汝耕识破，致使计划功亏一篑。最后经过策划，陈恭澍决定偷袭殷汝耕的办公地点。先指定一个行动小组制造事端，引起门岗的干涉，并出其不意，予以格杀。同时，由其他两个行动小组冲进大门，绕过影壁，通过中门，闯进办公大厅。另一小组则进行掩护。进入办公厅内后，不管是否遭遇抵抗，都要以迅速发现行动目标，立即予以制裁为第一要务。然而，该计划最终因无法掌握殷汝耕的作息时间而功败垂成。至此，刺杀殷汝耕行动彻底失败。
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统辖平津等华北地区，王克敏出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总长。鉴于王克敏的投敌行径，军统局长戴笠下达了针对王克敏的锄奸令，要求以最严厉之手段制裁王逆克敏。陈恭澍接到指令后，为尽快完成锄奸任务，不辞辛劳多方奔走，打探王克敏的行踪，终于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王克敏每个星期二下午两点都会去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所在地和日本特务喜多诚一见面。陈恭澍立即布置行动，首先经过一番仔细的考察，基本弄清了煤渣胡同一带的地形，并掌握了王克敏出行时的武装警卫情况，为做到万无一失，他还专门调来了几名职业杀手。
日，陈恭澍带着行动组早早便来到了煤渣胡同附近，各小组人员迅速准备就绪。1时45分，王克敏乘坐的车缓缓驶来，警备车在前，王克敏乘坐的车则在其后放慢了速度，好让警卫先下车布置警戒。军统事先制订的计划是：陈恭澍坐在大街对面人行道对面一个小摊上，他“陡然起立”，表示已经发现目标，开始准备“戴上帽子”时，则示意行动人员可以举枪射击。此刻，王克敏的汽车已经向煤渣胡同驶来，陈恭澍发现目标后便立即起身，示意行动人员准备，当王克敏的车准备左转的时候，他已将拿在手上的礼帽戴在了头上，暗示行动人员开枪射击。看到信号已发出，两名军统特工兰子春和徐自富便拔枪向王克敏的专车连连射击。杀手兰子春共有四弹击中王克敏所乘汽车。不料，当天日本顾问山本荣治搭乘王克敏的专车，与王克敏共同坐在汽车后排，兰子春打出的四枪中，一枪击中山本荣治头部，另一枪打穿发动机后又击中山本荣治的右脚，山本荣治当场毙命。陈恭澍误以为击中目标，遂下达了撤退命令。事后，陈恭澍才得知所杀之人并非王克敏。更为遗憾的是，刺杀行动中，兰子春腿部负伤，留下了血迹。日寇出动军犬沿着血迹搜寻，最终抓获了兰子春和徐自富。不久，二人都惨遭杀害。至此，刺杀王克敏行动彻底失败。[1]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极力反对抗战，主张投降。他带头和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散布“抗战必亡国”的论调，遭到全国人民的痛斥。但汪精卫决意在投降的道路上走下去，不惜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
日，汪精卫出走越南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2月，蒋介石派出与汪精卫素有渊源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赴河内劝汪精卫迷途知返，遭到汪精卫的拒绝。鉴于汪精卫的叛国行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党内职务，并命令戴笠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前往南京组建伪政府之前把他除掉，戴笠随即向陈恭澍下达了锄奸令，要求以最严厉之手段制裁汪逆精卫。陈恭澍接到指令后，不敢怠慢，立即率领特工潜入越南河内，伺机刺杀汪精卫。[2]
陈恭澍亲自探查，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处高级寓所，这是一栋西式楼房，这栋洋房，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一大一小相连的两间对街屋。在了解了地势之后，陈恭澎当即布置行动。
经情报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的，就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个含毒面包，由特工人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卫当天食欲不佳，不吃面包，而予退回。陈恭澍再次策划，欲在汪精卫住宅的浴室中放置毒气罐，只等汪精卫洗浴时散发的水蒸气引发毒气，将汪精卫毒死。但苦于没有内应，此计划无法实施，只得作罢。
过了两天，汪精卫要到离河内八十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陈恭澍立刻布置暗杀行动，由陈恭澍率行动员分乘两辆小汽车，埋伏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精卫在车上时，便尾随追击。不料，汪精卫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返。陈恭澍只好调头，决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安全脱身的问题了。军统局的两辆追击车追到市区十字街头，汪车穿过马路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两辆追击车被阻，这次行动又无果而终。[3]
最终，陈恭澍决定孤注一掷，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深夜直捣汪宅，实行武装袭击刺杀。日凌晨，陈恭澍亲自指挥行动人员来到汪宅附近，军统特务翻墙进入汪寓。特务侦得三楼朝南的一间，几个晚上电灯通夜未熄，断定此房必为汪精卫卧室无疑。特务冲上楼去，发现房间中正有一人躲在床下，特务认为此人就是汪精卫本人，于是乱枪齐发，将此人打死，即下楼夺门而逃。其实，被杀之人并非汪精卫，而是其秘书曾仲鸣。至此，河内刺杀汪精卫行动彻底失败。[3]
1937年11月上旬，上海沦陷。青帮流氓头目张啸林公开投敌，沦为汉奸，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并筹建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省长。鉴于张啸林丧心病狂的恶劣行径，军统局长戴笠向潜伏在沪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陈恭澍随即建立行动组并制定了锄奸计划。行动组长陈默接到任务后，策划了两次暗杀行动，但均未成功。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枪法好的人的当保镖保护自己。林怀部是在张啸林的司机阿四的介绍下进的张宅，起初只当了个门卫。在阿四的引荐下，林怀部向张啸林展示了精准的枪法。就这样，他取得了张啸林的信任，被聘为保镖。
日有客来访张啸林，林怀部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除掉张啸林。但不一会引客的管家下来去翠芳楼叫妓女前来侍酒陪赌，赌局饭局交替能到深夜。如果这样就无法下手。林怀部见阿四在院中擦车，便故意上前与他争吵。楼上的张啸林听到声音，忍不住跨到窗前厉声喝问。林怀部见时机已到，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张啸林抬手一枪，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啸林当场毙命。[4]
上海沦陷后，傅筱庵出任伪上海市市长，军统局长戴笠指示陈恭澍对傅筱庵予以制裁。因傅筱庵防范严密，陈恭澍一时难以得手。最终，陈恭澍策反了傅筱庵府上的仆人朱升源，对其晓以民族大义，希望其协助军统除掉汉奸傅筱庵，朱升源表示同意。日凌晨，傅筱庵参加了一个日本人举办的宴会，喝的烂醉如泥，回到家里倒头便睡。朱升源觉得时机已到，他拿起一柄早已准备好的菜刀，悄悄的走进傅筱庵的房间，见傅筱庵早已熟睡，他举起菜刀对着傅筱庵的脖子连砍三刀，顿时鲜血飞溅而出，傅筱庵当场毙命。[1]
抗战胜利后，陈恭澍任中央训练团河北大队长、绥靖总队上校总队长，驻守北平、河北一带，负责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所谓的政治作战。1949年解放前夕到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晚年著有回忆录《英雄无名》一书，因深入揭露军统内幕，一度成为台湾出版界的抢手货。但因其杀人无数，树敌过多，即使在时过境迁的晚年，依然保持着杀手不得见光的习性，很长一段时间无人知其生死，至今其去世年月及墓葬位置均不可考。[5
军统四大金刚赵理君
赵理君（），四川蒲江人，军校五期政治科毕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四大杀手之一，江湖人称“追命太岁”。抗战初期赵理君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而被戴笠调到重庆，最初任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
因山西土皇帝与不和，蒋为了控制阎锡山，下令戴笠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监视控制人员往来。戴笠以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渡黄河到晋南转进延安为借口，保举赵理君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
在黄河渡口，赵理君以检查为名，敲诈勒索，胡作非为，稍不遂意，轻则打骂，劫夺财物，重则把人打死投入黄河灭迹。中统特工人员多次夹在渡河群众中搞情报活动，竟也遭赵理君及其手下抢劫或打死推入黄河。
在洛阳，赵理君又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督导专员，这个督导团是戴笠于1938 年10 月伙同天主教神父、比利时人建立的，其成员除天主教徒、军统分子外，吸收了许多土豪、红枪会徒，以及地痞流氓，在豫东沦陷区及晋东南一带活动。他们以抗日为幌子，实际上与日本人勾结，从事毒品走私，赵理君实际为汉奸，是日本人的走狗。
军统四大金刚韦孝儒案件
1941年底，赵理君的督导团公然用枪枝与换鸦片，并且数量有几船之多，被河南第十二（豫东）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的军队查获扣押，处死了首恶分子。
赵理君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1942 年3 月15 日，韦孝儒来洛阳出席河南省政府召集的省政会议，他与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是朋友，就住在复旦中学校内。但第二天却离奇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两名韦氏随从。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得到河南省府的呈报，急忙召集军统河南站负责人兼河南省政府调查统计室主任，限令十天内弄个水落石出，活着要找到人，死了要见尸首。岳烛远经过两天调查，此案告破，凶手竟是赵理君，赵也毫不在乎地地承认。
河南省党部和教育界人士上街游行，要求严惩凶手。这时在重庆的，一再上书蒋介石，要求缉拿凶手，以平民愤。蒋介石接到蒋鼎文呈报，要求立即将赵理君拘捕审讯。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将赵理君移交给了军法执行分监部监押审讯，赵理君在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无法抵赖，供认了作案意图和经过。并根据中统提供的确凿证据，赵理君为日本蓝衣社特务，是一个早已投降日寇的汉奸。
军统四大金刚戴笠“爱将”
戴笠闻讯，矢口否认赵君理为汉奸，企图保全赵理君的性命，便致电战区长官部；要求提人，交由军统内部处理。蒋鼎文鉴于案情重大，又加之河南地方官员的强烈呼吁，便直接电请蒋介石，要求将赵理君等就地正法，蒋介石命令于洛阳将赵君理就地正法。
对赵理君的死戴笠流了几滴眼泪。他确实有些欣赏赵理君。赵理君死后，戴笠总感到少了什么。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上报告此案时，戴笠情不自禁流露出爱惜之情，“赵理君是一位勇于冲锋的同志，是组织中的佼佼者……”
戴笠指示军统有关部门将赵理君的尸体厚葬在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以后戴笠每经过成都都要去墓前凭吊一番；并指示军统人事、会计和总务部门对赵理君家属给予厚恤，以示安慰怀念。（说赵理君是秘密投敌的日特，是陈果夫和陈立夫为了致其于死地而编造的黑材料。事后证明子虚乌有。）
军统四大金刚沈醉
沈醉（1914——1996），字叔逸，湖南人。国民党少将，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军统特务头子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28岁）、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1949(待考)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军统四大金刚王天木
王天木（1883--？）原名王仁锵，化名郑士松，东北人(一说河北人)。他和戴笠差点成为儿女亲家，也是戴笠手下的一员大将，军统“四大金刚”之一。抗战初期，王天木是华北区的副区长，1939年给日本人逮捕了，他是通过日本人的关系参加汪伪组织的。初任76号的高级顾问，也出席了汪伪召开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中央委员。 1939年10月，任特务委员会委员兼特工总部第一厅长。迨肃清委员会成立，调任该会委员，兼所属“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总指挥为唐蟒），后又升为总指挥。中间一度因在兆丰总会枪杀何、陈事件上有重大嫌疑，为拘押，1941年释放后任汪伪特工总部华北工作团副团长兼天津站站长，1943年任地区行政督察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