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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杀医事件调查
　　一场历时19个月的医疗纠纷，最终以患者向医生举刀作为结局，继而引起全国医疗界的抱团取暖，悲剧背后，是现有医疗体制下，处于尴尬境遇的医生群体
　　记者/杨迪(发自浙江温岭)
　　医生王云杰最后一次坐在温岭市人民医院的诊室里，是日。
　　这也是患者连恩青最后一次出现在医院。
　　在过去19个月里，连恩青不断地到这家医院找医生，他对家人说，他的鼻子
“太难受了”，“喘不上气”；而医生王云杰一直在劝他，“你的鼻子没有问题”，“心理压力不要太大”。如此循环往复。
　　日，连恩青为了治愈鼻炎，在这家医院做了鼻中隔纠正及双侧下鼻甲下部分切除的微创手术。院方结论是：手术成功。但手术后，连恩青鼻子仍感难受，不断到医院请求再次手术治疗。医院经过多方会诊，始终不认为具备再次手术的适应症，不必再次手术。
　　一场在医院看来仅仅属于患者对手术效果期待过高的小纠纷，最终以患者向医生举起屠刀，一死两伤的惨剧作为结局。这一切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致命的坐诊
　　“王云杰被刺了！”温岭市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陈增杰的手机里传来同事急火火的声音。陈增杰正在参与一个手术会诊，一时没反应过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无意识地挂掉电话，又突然梦醒般把电话拨了回去。
　　“到底什么情况？”
　　“耳鼻喉科的王云杰被刀刺伤，情况危急。”
　　奔到急救中心，陈增杰看到王云杰躺在抢救室里，四肢摊开，脸色蜡白，胸口一个大窟窿，鲜红的血一股股向外涌着。
　　这时是日早晨8点25分，一个本来很平常的星期五。按照门诊安排，星期三和星期五上午是王云杰的专家门诊。因为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正在住院，最近一段时间，王云杰都是7点钟就到医院，趁出诊前和父亲聊会儿天。
　　10月25日早上7点多，10公里以外，箬横镇浦岙村村民连恩青也提着CT片踏上了开往温岭的中巴车。和19个月来许多行程一样，他的目的地是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只是这一次，他还带上了一把刀和一把榔头。
　　显然，33岁的连恩青已经下定决心。出门时，他将一年前买的金立手机和深色夹克口袋里的200多元钱放在了门口的凳子上，只留下5块5毛钱单程车费。在他房间里的白色墙壁上，留下了用粗重的记号笔写的黑色大字：7.31王云杰、林海勇死。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虽是属三级乙等医院，但却是全市唯一一家综合性医院，因此是市民看病的首选医院。在2011年，医院门诊人次达116.8万，年手术量亦达到了2.5万次例，在浙江省的县市级医院中排名前十。
　　和所有城市的热门医院一样，温岭人民医院的发条从凌晨就拧紧了。凌晨4点多，挂号室外就排起长队；7点钟，已有患者在各科室候诊室等候；8点整，候诊室里排队系统的电子声音开始叫号，门诊医生的工作正式开始。
　　连恩青到医院后，并没有在一楼挂号，而是径直来到位于北侧五楼的耳鼻喉科候诊室。最近这一年多时间里，他来过这里近百次。他很安静，因此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王云杰这天的1号门诊患者刚从门诊室内出来，连恩青就不顾护士阻拦，直接冲了进去，门，在身后关上了，没有人知道两个人在室内做了哪些交流。
　　同为耳鼻喉科医生的王伟杰也是这天上午出诊，他的诊室就在王云杰诊室的对面。他说，大约在8点20分，他突然听到门外有争执的声音。“当时以为是医疗纠纷，患者闹上门来。”王伟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今年60岁，还有一个月就要退休，“一辈子在医院里工作，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件”。
　　因为年纪大，人们多少会给些面子，王伟杰每次遇到类似的情况，都会出面帮忙调解。但他没想到，一出门，就看到王云杰从对面诊室跑出来，诊室的地面上，有一个断了柄的榔头。王云杰一边用右手捂着头，一边踉跄着向外走，白大褂的左胸前，已经鲜血斑斑，连恩青面无表情地跟在后面。
　　但在耳鼻喉科候诊室的大门口，王云杰被一辆手术推车挡住了去路，倒了下来，连恩青追上来，突然亮出藏在袖管里的刀，朝王云杰后背猛刺过去。
　　王伟杰马上冲上去，准备夺刀，连恩青转过身，盯着他说了一句：“你来帮，就捅你。”伸手一刀，就扎到了王伟杰的右侧腋下。连恩青没有犹豫，回过头继续用刀向已经倒地的王云杰身上扎去。王伟杰形容是“像捣蒜一样，一下一下扎”。
　　候诊室里此时充满了尖叫声，逃跑的脚步声，乱作一团，没人敢靠近握着刀的连恩青。办公室在走廊最里面的同科室医生蔡朝阳也听到了动静，打算出来看看情况，诊室里的患者拦住了他：“蔡医生，你千万别出去，外面动刀子了。”
　　没人知道连恩青一共扎了多少刀，但他很快就跑向了楼梯，向楼下跑去，受了伤的王伟杰挣扎着去追。此时，得到消息的保安陆续赶向五楼，原来，他们在楼梯上遇到了连恩青，后者淡定地告诉保安：“凶手在上面。”
　　躲过了保安的连恩青，直接奔向了放射科。他大概是在寻找在家中墙壁上写的第二个名字：林海勇。林海勇是放射科医生，曾多次给连恩青的鼻子拍过CT。
　　但林海勇这天没有上班，正在办公室里看片的是江晓勇医生。连恩青一进门，就举着刀从江晓勇腰间斜向刺了过去，又向他胸部连刺两刀，江晓勇依稀记得，连恩青在扎完第三刀时问他，“你是林海勇吗？”江晓勇回答，“不是。”连恩青突然愣住了，手下略有犹豫，江晓勇便使出全身的力气夺下了他手中的刀，保安此时也冲了进来，将连恩青一下摁在了地板上。
　　此时，众人已把王云杰送到抢救室，但插上心脏监视器后，屏幕上已是一条直线。不过，人们仍然期待出现奇迹。
　　作为耳鼻喉科主任，王云杰在温岭人民医院里一直以医术高明、性格诙谐闻名。他是院内第一个被称为“教授”的人，除了医学专业，王云杰还喜欢民国史，打桥牌。
　　“开胸，抢救。”心胸外科医生陈增杰作为主刀医生换上了手术服。看着曾经一起玩桥牌的队友躺在自己的手术床前，陈增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感觉一块蜡正堵在他的喉咙里。他用手术刀划开了王云杰的胸膛，刀口的肌肉已经泛白，这意味着病人的失血量非常大。陈增杰本希望能清除外伤造成的心脏内部的积存的血液，争取恢复心跳脏复率，但开胸后他有点不知所措。“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创伤，整个胸腔都乱了套。”
　　全世界只剩下鼻子
　　连恩青与温岭市人民医院的联系开始于19个月前。
　　一直以来，连恩青有严重的鼻炎，鼻塞、流涕、闻不到味道等症状，日，他到温岭市人民医院就诊，接诊医生是耳鼻喉科医生蔡朝阳，诊断为：鼻中隔偏曲及慢性肥厚性鼻炎，并开处了鼻炎治疗药物。
　　服药一个星期后，鼻炎症状没有减轻，连恩青再次来到医院，希望医生能为他手术治疗，他认为手术是根除病症的最好办法。
　　由蔡朝阳医生为他主刀。据王伟杰介绍，此类手术是耳鼻喉科常见的微创手术：用小圆片刀在鼻左侧开L型切口，通过用剥离器分离鼻中隔粘软骨膜，切除偏曲的筛骨正中板和梨骨部分，再水平切除宽约3mm的鼻中隔软骨条，使鼻中隔居中；之后，在两侧下鼻甲后端，切除粘膜下肥厚增生的部分，以改善肥厚性鼻炎症状。
　　整个手术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手术费约为5000元。人民医院院长助理郑志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手术过程很顺利，《手术记录》中写道：“患者安返病房”。
　　住了8天院后，连恩青没感觉有好转，他多次对家人说，“比手术前更难受。”因为骑电动车摔伤了腿，连恩青错过了半年后的复查，到2012年10月底时，他感到鼻子越来越不舒服。
　　连恩青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在镇上修过车，去过广州工厂，腿伤之前在镇上一家麻将机厂工作。他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即便是堂兄弟也很少来往。但大家都知道，他做事很认真，三叔连德林的年糕店忙起来时，他总是一言不发地去帮忙，做得又快又好。他每月只有一千多块工钱，但居然还能有积蓄。连德林说，与一般的年轻人不同，连恩青不介意穿打补丁的衣服，只穿橡胶底的解放鞋，加上手机费，每个月零花钱不会超过两百块。
　　连家也并不富裕。虽然十几年前盖起了楼房，却一直没装修，楼梯上的栏杆、房间里的衣柜都露着木色，一根电线上接一盏白炽灯泡，就是屋里的照明设备，像样的家用电器只有一台老式电视机和一台冰箱。连恩青的妹妹连俏说，每年赚一点钱，就装修一点。十年前，连恩青谈过一场恋爱，因为穷，他不肯结婚，最终不了了之。
　　腿伤，再加上鼻子问题，去年10月，连恩青辞了工作，开始不断地跑医院。
　　医院为他复查，结论是：鼻腔通畅，不影响通气功能。连恩青不能接受，向家人抱怨：“明明很难受，为什么说没事？”“明明我的鼻子是向右歪的，为什么从左面开刀？”“一定是手术时，我没给红包，所以把我的鼻子开坏了。”
　　连恩青到医院医务管理处投诉。这是温岭市人民医院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部门，也负责管理全院的医疗质量管理。在医院里，类似功能的部门还有门诊管理处和医患协调中心，分别负责门诊医疗纠纷和服务态度投诉。
　　温岭市人民医院医务管理处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于日收到了连恩青的投诉。经过分析，院方认为，连恩青的问题主要是对医疗结果期待过高，“在手术知情书里，医生也说明了，对于鼻炎这种病，手术的改善效果不会太大”。针对此类医疗纠纷，院方大多劝说解释并加以安抚。
　　这个工作就落在了耳鼻喉科主任王云杰身上。在王云杰的解释下，连恩青渐渐理解并接受了两侧开刀效果一样的说法，但始终无法理解，为何手术后仍有鼻塞、头疼、睡不着觉等问题。
　　连家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连恩青确实总是说鼻子难受，用头撞墙，还用隐形眼镜的塑料夹子或者折断的牙签撑开右鼻孔，甚至会让妈妈用筷子帮他捅捅，说这样能通气，不过妈妈始终不敢下手。
　　“十句话里面有八句是鼻子，”连俏说，“几乎全世界只剩下鼻子。”家里来了客人，他也会让人家看他的鼻孔，问是不是一边大一边小。
　　不断抱怨，不断地做CT、做检查，院方为他组织了两次会诊，一次是院内全科室会诊，另一次是邀请省内耳鼻喉专家会诊，结论始终未变——未见明显异常。
　　连俏说，哥哥曾跪在医生面前，请求重新治疗，“医生我不骗你，我的鼻子真的难受”，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但医生告诉他，“我们已经尽力了。”连俏站在一边，既心疼哥哥，又不知所措。
　　为了看鼻子，连恩青还去过椒江、台州、杭州、上海，结果都一样，但连恩青认为，“医院都联网的，他们肯定都串通好了。”
　　连家人开始觉得连恩青脑子出了问题，连恩青也开始觉得所有人都不相信他。有一次，三叔连德林陪他去医院，但王云杰单独把连德林叫走说，连恩青的问题有可能是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建议他们去做心理咨询。话刚说一半，连恩青就不耐烦地把连德林拉走了，“说来说去，还是认为我是精神病。”
　　觉得没人相信他，连恩青变得暴躁、易怒，一旦有人说他的鼻子没问题，他就大发雷霆、砸东西。他砸碎了家里的玻璃门，水壶、电饭锅都被摔变了形，也开始动手打一向疼爱的妹妹和妈妈。“不让我好受，我也不会让医生好受，早晚我杀了他们，然后我再跳楼。”他的话语让家人害怕。
　　今年8月，家人将连恩青送到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诊断为“持久的妄想性障碍”，需要入院治疗。
　　“这些医生就该杀几个”
　　日，连恩青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出院回家。家人本以为他应有所好转，没想到，他回家后第一句话就是，“没病的你们让我去治，有病的不给我治，你们以为住这个院，我的鼻子就不难受了吗？”怕激怒他，家人不敢多说什么，只能让连母多加看管。
　　但连恩青似乎已决心开始执行某个计划。有一天，他特意去镇里拍了张照片，交给妈妈说，“这个给你留个纪念，以后你就看不到我了。”
　　10月25日一早，连母去河边洗衣服，连恩青出发了。不到两个小时后，在先后袭击了王云杰、王伟杰和江晓勇三位医生后，他被双手反扣着按倒在CT室的地板上。
　　上午10点30分，陈增杰无奈宣布：对王云杰的抢救无效。
　　很多等在手术室外的医生流了泪。但更让他们吃惊的是，围观群众竟然是一片叫好声。急救中心一名护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少急救中心的患者听说医生被刺后，议论说“杀得好”，还有人说“这些医生就该杀几个”。
　　一位医生向《中国新闻周刊》陈述了他当时的感受：他每天6:00起床，6:45就要到医院查房，8:00出门诊，一上午看50多名病人，午休后要值班收病人或者写病历、手术，直到晚上8点，才能坐下歇一歇，等待第二天同样的轮回，五一、春节、十一，几十年几乎每天一样，最终却几乎成了“敌人”。“所以我们不只是在哭王医生，也是在哭我们自己。”
　　一位CT室医生迅速创建了一个微信群，宣布要自己维权。更多消息在微信群内扩散，响应者众。10月28日上午，温岭市人民医院医生整齐地列队在医院广场上，举起了“医疗暴力零容忍”“还我尊严”等口号。
　　很快，声援从浙江全省、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医疗同行那里传来，借着网络与微信群的扩散，王云杰之死引发了全国医疗界的抱团取暖，也使他们忽然发现，医生在社会上的形象已经与“白衣天使”相去甚远。比如：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微信朋友圈中转发了温岭医院的消息后，有位高中同学评论道：这些黑心医生就该杀！
　　“我没引来同情，反倒引来仇恨了！”他不解，又委屈。
　　也有人试图分析此次事件的成因。
　　有人说，也许从第一次来看病起，连恩青就对医院产生了不信任感。连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连恩青第一看病回家后就对她说：医生瞧不起乡下人，不给仔细看病。虽然医生认为，他们不过是按正常的程式化处理方式。“虽然限定一个上午只看35个号，但通常都会加到50个左右，”王伟杰说，“连上厕所，接电话的时候都没有，所以一切力求简短、高效。”
　　在浦岙村，与连恩青有同样观点的村民不在少数，只要提起去市人民医院看病，村民们都说，“他们态度很差的，看不起我们这些乡下人”，“城里的有钱人都去上海杭州看病的，基本没人去人民医院”。
　　这样的最初印象，或许已为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助理郑志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人民医院每个季度都会根据病人的投诉，召开全院的医疗纠纷分析会。并根据患者诉求和医疗问题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
　　但应对方案大多以息事宁人为主要目标，手段多是：赔钱。
　　温岭市人民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泌尿科医生说，他曾经接诊过一个病人，术后一直声称患上了尿失禁。这名患者在医院住了近半年，院方无法排除没有尿失禁，最终赔了钱。出院时，这名病人对他说，“不拿到赔钱，太没有面子。”
　　温岭市人民医院也曾希望以退钱的方式解决连恩青的投诉，但连恩青不要钱，强烈要求再次手术，只好作罢。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上述北京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每家医院都设有“纠纷办”等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部门，但解决方式类似。他所在的医院也大多采取赔钱的办法，以求尽快了结，恢复正常医疗秩序，但医生们普遍不能接受这样的方式。“赔钱就证明医生做错了吧？但我明明没错啊？”
　　他说，这种解决问题方式造成的后果是：患者们认为“闹”可以解决问题，能得到钱；而医生们则认为自己的职业尊严受到了伤害。这位医生不否认很多医生有多高价药、收红包等行为，但他认为，医生所有行为的背后，是现在医疗体制的大背景，医生个人无力抵抗，反而被推到了医患矛盾的最前沿。他所在的医院没有发生过极端的杀医行为，但几乎每个医生都被患者推搡过，被家属骂过，闹事时有发生，说“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一点也不过分。
　　据统计，2012年全国共发生恶性伤医案件11起，造成35人伤亡，其中死亡7人，受伤28人(其中患者及陪护人员11名、医护人员16名、保安1名)，涉及北京、黑龙江等8省市。另据公安部的统计，今年以来，各地公安机关制止的侵害医务人员现行犯罪达200起，另有协助排查化解矛盾纠纷9700余起。
　　甚至连英国专业医疗杂志《柳叶刀》也表示了对这种现象的关注。2010年8月，它刊发了报道《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在温岭医院事件后，这篇报道又被搜索出来，译成中文，在医生们的微信群里传播。
　　“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报道说。它进而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政府对医疗投入过少，媒体缺乏医疗常识的错误报道，以及由于医生过度医疗和和收受红包等行为，导致病人对医生和医院的极度不信任。
　　“为使不适当的利益冲突最小化，中国政府通过立法防止医生接受来自医药公司的金融回扣。因为医生的标准工资即使从中国的标准来看也比较少，因此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环境下，许多医生就必须在职业道德与收支平衡问题面前挣扎。这种压力，加之感觉到自己的服务价值被政府与社会总体严重贬低，迫使许多医生改行易辙另谋生路。”
　　这个预言正在得到证实。上述北京医生就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医生群内已经在开始讨论“脱离临床的办法”。
　　国内知名医疗网站丁香网的总监李天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国，有强制医疗保险制度，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医生购买，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一部分由患方购买，用于医疗意外的风险救济。所以，在美国无论发生医疗事故还是医疗意外，都有保险做后盾，解决问题也有非常法律化的程序。但在中国，获得救济的渠道，要么是靠漫长的诉讼，或者来个直接的——“医闹”。如果这种状况再不改变，中国医疗环境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很可悲的。
　　连恩青已被正式刑事拘留，案发时他是否具有行为能力仍需调查。温岭市人民医院也已恢复如常。一位医生在博客里写下这样一段话：“王主任走了，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如小池塘里扔了一块石头，等涟漪散去，留下的继续是一池麻木和无奈。”&
(应受访者要求，连俏为化名)
温岭杀医案再调查：医生呼吁不能把看病当买卖
放下你的屠刀！
　　很多年后，我们回望今天，将会无比羞愧。社会风气败坏，族群精神萎靡，人人沉迷金钱的泥淖，个个追逐龌龊的名利，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经济上去了，精神下来了”——
　　良知犹存的人们不禁会想起古老的故事“索多玛”。
　　索多玛是一座淫恶沸天的古城。《圣经·旧约·创世记》记载，上帝听说“索多玛”人人邪恶，决定遣使考察。使者来到索多玛城，住在罗得的家里。没想市民们听说来了“督察”，就蜂拥而至，要罗得把人交出来任他们处决。罗得恳求无效，令上帝震怒，乃用天火把索多玛毁为焦土。
　　极致地说，我们现在离“索多玛”仅仅数步之遥，被物欲“高级黑”的人们不再仅仅“相互坑蒙，相互投毒”，不再仅仅“袭胸、袭警、袭幼儿”，他们甚至把手伸向我们生命的护法——医生。
　　不知何时起，“杀医”竟然成为热词。大概从哈尔滨杀医案开始，疯狂的薄刃，一次次捅入无辜的医生，本来为人们“止血”的使者，因此而汩汩流血……
　　杀手眼里，医生不能懈怠，处方不能失误，药物不能无效，CT不能漏诊，当所有人都被允许为自己的过失忏悔，甚至上帝都有自己的笔误时，唯独医生必须被捅、被砍、被高级黑。
　　但中国，毕竟还不是“索多玛”！无论多少不满、无论多少过失、无论多少“医学遗憾”，都不能成为杀戮的理由——在21世纪、在底线的怒吼中！
　　放下你的屠刀！屠医者，人不谴你，天谴！
　　(主笔)胡展奋
　　医生，发出最后的吼声
　　伴随着医闹－伤医－杀医的暴力演变，我们看到的是医护人员的“节节败退”——疑难杂症不敢看，检查程序增加，免责签字更多……当愤懑的医生再一次归于沉默，是否意味着防线的再次后退？
　　首席记者｜杨 江
　　33岁的患者连恩青在10月25日这天早上，提着一把刀、一把榔头走进了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46岁的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被残忍杀害。
　　医患矛盾困扰着中国社会，近年来更是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因素。
　　矛盾屡次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呈现，医生们愤怒了，发出了集体的怒吼。
　　如潮水般涌来的媒体记者在11月1日这一天又如退潮般撤离温岭，这起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杀医事件在舆论上开始逐渐平息，此后鲜见报道。
　　然而，就像医生们的情绪从愤怒走向沉默，这些转变并不意味着危机真正得到了解决。
　　新一轮的博弈，从王云杰医师倒下的那一刻开始推演。
　　被杀医生的同事们
　　从日，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生杀医事件，导致一名实习医生死亡至今短短一年半时间内，中国各地接连发生了多起伤医事件。因为医闹、伤医变得近于常态，温岭这起杀医事件发生伊始并未引发外界太大的关注，直至10月28日，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医院广场静坐表达诉求，事件开始发酵。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虽然只是一家三级乙等医院，但却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医疗机构。根据《新民周刊》对该院多名医护人员的采访，各种规模的医闹事件在该院也曾多有发生，但如此极端的杀医事件还是第一次遇到，因此在事发后的前三天，该院的医护人员们多是沉浸在同事惨遭杀害的悲愤与震惊之中。参与对王云杰医师抢救的一名护士通过朋友告诉《新民周刊》当时的心情：“懵了，头脑一度空白。”
　　连恩青在接连刺伤三名医生后被当场制服，扭送公安机关。出于稳定的需要，当地政府在迅速加强各医院安保工作的同时，也由卫生部门牵头，努力尽快善后，平息事态。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抢尸”源于一个误会，温岭市卫生局副局长俞妙祥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也明确辟谣不存在“抢尸”。
　　但在悲愤的情绪下，误会极易被放大，因此便出现了10月27日夜里，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部分医护人员护卫王云杰医师遗体的事件。一些医护人员通过个人微博对“护尸”进行动态直播，迅速得到了外界尤其是医疗界的声援。
　　温岭市医疗系统多名医护人员对《新民周刊》表示，辱医、伤医，甚至杀医，屡屡发生，“我们不情愿，但某种程度上也只能认了，不能接受的是，杀了我们的人，却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置”。
　　尴尬的误会道出了医护人员心里真实的焦虑，也道出了他们对法律庇护的期望。被杀害的王云杰医生的同事们担心这起案件在维稳的压力下“被和谐”，官方通报中，有关连恩青作案前曾接受过精神病治疗这一细节，更是加剧了他们的“误会”。
　　于是部分医护人员酝酿10月28日上街游行，表达他们的焦虑与对医院暴力零容忍的诉求。基于同样的诉求，温岭市、台州市甚至浙江省内省外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赶来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声援。
　　出于可以理解的稳定需要，温岭市动用了大批警力维护现场秩序，在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大门与前面的马路间构起了一道人墙。当时参与围观的一名群众告诉《新民周刊》，他在执勤人员中看到了公安、检察院甚至国家安全局的熟人。
　　温岭市委宣传部的一名宣传干部解释，她非常能理解医护人员的心情，并支持医护人员的诉求。“但我们确实怕这件事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为了安抚医护人员，温岭市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当天赶到现场与医护人员对话，倾听医护人员的诉求，承诺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
　　医护人员们最终没有走出医院广场，集会虽然响彻“严惩凶手”、“医院暴力零容忍”的口号，但由于参与者与现场秩序维护双方均保持了克制，集会在理性中逐渐平息。
　　多名参与表达诉求的医护人员表示，当天，他们就被请去谈话，“经过谈话，对上面的担心能够理解”。
　　被悲愤凝聚的同行们
　　王云杰医师是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重点学科带头人，他致力于鼻内镜外科学及耳外科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已完成各种鼻内镜手术3000余例及耳显微手术2500余例，其中包括许多疑难重症患者。他的遇害可以说是温岭市医疗系统的重大损失，对他的家庭而言更是不可弥补的伤害，据《新民周刊》了解，王云杰的女儿正在学业最紧张的高三阶段。
　　事发后，每天都有媒体记者试图采访王云杰的家属，但均被劝阻，理由可以接受更可以理解——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以及死者家属不愿接受采访的意愿。
　　对他的善后方案，官方目前尚未公布，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位不愿公布身份的中层干部透露，补偿王云杰家属两百多万元，对王云杰的妻子以及女儿将来大学毕业工作方面都作出了安排或承诺。
　　记者就此向俞妙祥副局长求证，俞局长婉拒，只是确认对王云杰医师的家人做出了合理和必要的帮助。
　　10月28日，是这起杀医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分水岭，从这天晚上开始，此前情绪十分激动的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护人员似乎恢复了平静。医院秩序得以恢复，各科室恢复了往日的人头攒动，但从医护人员们的神色中仍可看到抑制不住的悲情。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助理郑志坚神色凝重地告诉《新民周刊》，这起事件发生后，“一些医生拿手术刀的手都是颤抖的”。
　　平静，在10月31日再次被打破了。这一天是王云杰医师的追悼会，由于医院正常接诊，各科室只能派一些代表前往温岭市殡仪馆参加追悼，即便如此，加上从各地赶来的追悼人员，上千名各界人士还是将殡仪馆最大的一个追悼厅挤得水泄不通。
　　记者在人群中看到了温岭市市委书记周先苗，他神色凝重，紧随其后的温岭市卫生局副局长俞妙祥眼睛通红。王云杰生前的同事们无不泣不成声。
　　殡仪馆前的广场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场。有同事边哭边问：“医生和患者共同的敌人是疾患，为什么患者要将刀子对准战友？”还有同事泣诉：“从医二十多年，心寒了。”
　　更有人痛斥媒体记者：“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能有什么想法！医患关系紧张，媒体功不可没。求求你们这些媒体报道时不要再对我们医生持有偏见就可以了！”
　　当然也有人痛陈医改的失败，悲愤之下，言词难免过激，这让宣传部的干事们很紧张，一名护士慷慨陈词时，吓得一名女宣传干事不断悄悄拉采访她的记者的衣角。“人之常情，宣泄一下无妨。”在旁人的劝说下，女干事最终放弃了干扰。
　　在王云杰的追悼会结束后，他的一名女同事曾呼吁：医学是一门残缺的学科，有很多未知领域，希望社会上对医学有正确的认识，端正心态，不能把看病当作做买卖。
　　记者采访了多位温岭市民，主流的声音是对暴行的谴责，但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恶性事件会倒逼医生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比如改变对患者的态度。
　　阴影已经留在医护人员心理，王云杰的女同事哭着告诉记者，这件事发生后，一个小男孩陪母亲看病，因为排队久了，孩子就对医生嚷嚷：我要拿把刀杀了你！
　　“我真的怕了。”女医生坚定了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报考医学院的念头。“以后没人当医生了，你们怎么办？”
　　伴随着医闹—伤医—杀医的暴力演变，我们看到的是医护人员的“节节败退”——疑难杂症不敢看，检查程序增加，免责签字更多……
　　当愤懑的医生再一次归于沉默，是否意味着防线的再次后退？
　　“最终的埋单者还是患者。”女医生说。
　　短暂的追悼会，王云杰的同事们流下了泪水，表述了他们对社会偏见的失望，留下了他们对医患关系的绝望，以及对医改的寄望。而后扭转身，回到了让他们爱恨交加的工作岗位。
　　他们重新恢复了沉默。
凶手穷凶极恶之谜
　　按照当地习俗，出殡要在距逝者家最近的一条河边完成祭奠仪式，由于王云杰的家在温岭市区，亲属们只能在闹市区的一条河边沿着马路排成长队捧着他的遗像寄托哀思，亲属们抑制着悲痛，保持安静且不影响主干道的通行，这成了10月31日，温岭市区最让人唏嘘的“街景”。
　　围观的群众一改10月28日在医院门口围观医生集会时的嘈杂，多了一份尊重。10月28日，在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广场曾发生过一个不和谐的小插曲，有一名群众指责集会的医生，大意是“你们这些医生杀18个都不为过”。这番话当即引起了医护人员与其他围观群众的不满，指着其鼻子斥责：滚！
　　当理性逐渐回归，从围观者的窃窃私语中才可以看出真正的人心。10月31日祭奠仪式的围观者，大多表达对逝者的惋惜，对家属的同情，虽然人们对当前医生的素质包括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口碑并不叫好，但“纵有千万条缘由，也不应对医生诉诸暴力”，这样的基本常识，没有人否认。
　　对医患关系以及医改，每个人早已“久病成医”，从药价到纠纷处置路径，谁都能说出一两条道道来。市民们焦虑的是，问题的症结“地球人都知道”，但死扣什么时候才能解开？还有，那个凶手——连恩青，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箬横镇浦岙村是媒体记者聚集最多的地方——连恩青就在这里长大。媒体记者同样想在这里寻找到他行凶的动机，但他们遭遇了面对医护人员时一样的尴尬——连恩青的亲属甚至附近村民对媒体记者持有戒备，这让一些记者对医护人员的处境有了隐隐约约的感同身受。
　　当地政府派出宣传干事与驻村干部驻守连家，虽然他们没有对媒体的采访进行直接的干扰，但确实导致了连恩青亲属对媒体记者的误会，认为记者们并不是奔着真相而来。
　　连恩青的母亲不会说普通话，但仍被媒体轮番提问，最终崩溃，嚎啕大哭一个多小时，谁也劝不住。一名电视台记者下了车，未采访就在连恩青家里录像：“这是犯罪嫌疑人连恩青的家……”结果，没来得及说第二句，就被连家赶了出去。
　　从外观看，连恩青家五层楼的房子与周围邻居相比并不寒酸，但走进去就可以发现，家居设施非常简陋，建成十多年以来，很多墙面还是裸露并未装修粉刷。
　　连恩青的父亲、63岁的连德友告诉《新民周刊》，他知道10月31日是王云杰医生的追悼会，“我不敢去，怕被打”。
　　连德友是一个石匠，一直在广西桂林打工，连恩青杀人后第二天，他赶回温岭，作为父亲，他备受打击。“医生的口碑怎么样，你去问问周围的群众就知道了。但不管什么样的原因，杀人是不对的，王医师这么年轻就走了，很惋惜。我代表家属，对王医生的家人道歉。”这是事发5天后，连家首次就这起案件表态。
　　连恩青有一个小他两岁的亲妹妹连巧巧，还有两个叔叔以及几个堂兄弟，但他似乎却是一个孤独的人。连家介绍说，连恩青“老实到连一个朋友都没有”，甚至与堂兄弟们之间都鲜有交往。
　　与连恩青交往最多的三叔连德林解释，因为穷，“他整天穿着橡胶鞋，穿着随便，我问他怎么没有朋友，他说没有钱怎么交朋友”。
　　33岁的连恩青至今未婚，曾经在20岁左右经人介绍谈过一个女朋友，女孩也是本村的，但连德友说因为发现这个女孩子尿床，就把婚退了，从此连恩青没有再交一个女朋友，主要原因还是“穷”。
　　连家并不认为连恩青性格上有什么问题，比如“孤僻”或者“偏执”，因为他们眼里的这个小伙子为人忠厚、老实、孝顺，这个评价与邻居们的反馈基本一致。
　　连恩青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先后学过汽车修理、当过石匠(给石狮子雕发球)，事发前最近一份工作是在镇上的一家麻将厂。连恩青的生活交际圈子狭窄，他的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卧室，甚至连亲友们都不踏足，以至于案发后，亲属们才在他的卧室发现了墙壁上非常醒目而又让人不寒而栗的9个字：“7·31,王云杰、林海勇，死。”连恩青写这几个字时下笔很重，字迹就像刻进了墙壁。
　　连家以及邻居都确认连恩青在去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看鼻窦炎前并无精神疾病，连家祖上也没有精神病史。但根据连德友的观察，自从日，连恩青在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了“鼻中隔矫正术与双侧下鼻甲黏膜下部分切除术”后，精神就逐渐变得反常，最终于2013年8月被送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了为期两个月的治疗。
　　连家询问了很多前来采访的记者，“以你们的经验，他会不会被判死刑？”“我们尊重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但我真的希望政府帮我们搞清楚连恩青脑子到底有没有坏？脑子如果坏了，跟手术有没有关系？”
　　连德友另一个不解之谜就是，儿子案发前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一直在嚷嚷着鼻子“不舒服，憋气，睡不着” 。
　　“他的鼻子到底有没有问题？”
　　鼻子到底怎么了
　　“满世界都是鼻子！”妹妹连巧巧道出了连恩青案发前生活的全部。在连巧巧看来，无论真正的“疾患”来自鼻子还是来自精神状况，连恩青都一直饱受病患的折磨，她强调，“我不是在为我哥找借口，杀人肯定是不对的。”
　　连恩青的卧室里算得上电器的就只有一架破了的落地电风扇，床单被褥凌乱不堪，掀开，席子下面压的是鼻炎药物的说明书。警方搜查了连恩青的卧室，带走了有用的物证，但残留的十几张就诊卡、几十张医疗单以及大量的鼻炎药都验证着连巧巧的那句话——他的世界只剩下鼻子。
　　连德友回忆，连恩青小的时候就曾反映鼻子不舒服，但连德友认为他年纪小，长大后会好起来。2012年3月，连恩青难以忍受鼻患，给父亲扔下一句“你不同意我也要去看”，他第一次来到了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蔡朝阳诊断其患有“鼻中隔偏曲、慢性鼻炎、左上颌窦炎、筛窦炎”
　　为摆脱病患，连恩青要求医生给他做手术，3月18日，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其收住入院，并在两日后进行了“鼻中隔矫正术与双侧下鼻甲黏膜下部分切除术”。来自医院方面的记录是“术后恢复良好”。
　　但连德友介绍，出院后不久，连恩青就抱怨鼻子“难受、憋气，睡不着觉”。有时候，不得不用镊子或者用牙签顶起鼻孔才能呼吸。因为感觉“透不过气”，连恩青整宿睡不着觉，精神状况也每况愈下，连德友说，麻将厂的老板特意找到连恩青的母亲，让她给儿子补充一点营养，因为连恩青“干活没力气”。连恩青则诉苦，“老娘，我不是营养不良，我是鼻子难受睡不着觉啊。”
　　连德友时常看到儿子大半夜在自己房间里双手别在后背，走来走去。“我一看，不对啊，疯子才这样，我就骂他！”起初连恩青还抱怨是因睡不着，后来不吭声，连头也不抬，继续踱步。
　　医院记载，日，连恩青术后第一次到医务管理处投诉，反映鼻孔不透气，认为手术效果不佳。但医院当场会诊，结论手术效果良好。连家则反映，连恩青在此后至少五六十次去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不是投诉，就是要求医生给他再动一次手术，解决痛苦”
。连德林说，很多次，连恩青还没踏上去温岭的车，就被家人拦下来了，如果把这些也算进去，起码上百次。
　　连恩青好几次跪在医生面前，有一次连母也陪着他跪下来。对这个细节，院长助理郑志坚证实，确实有跪过，“他自述病情时思路清晰，并不过激，只有谈到鼻子曾伤心落泪。”
　　不过，连德友并没有听儿子反映过医生的态度问题，唯一的不满就是“他们不同意再手术”
。对此，郑志坚解释，按照医学管理的规定，不能过度治疗。
　　早有迹象的杀机
　　连恩青杀医的动机根据家属回忆早在2012年年底就曾有过一次，连恩青跑到温岭一家菜场，偷走卖肉摊上的一把刀，被紧随其后的连德林、连巧巧夺了下来。“那时我们就怀疑他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因为对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不信任，从2013年年初开始，连恩青多次前往台州、杭州等多家医院耳鼻喉科就诊，但所有医院的结论都是认为手术没有问题，CT检查没问题。连恩青也多次将这些医院的检查报告拿回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嘀咕：“怎么跟你们的结论一样？你们医院是不是串通了？”
　　“我们只好跟他说，不信浙江省内的医院，可以去省外试试。”郑志坚回忆，为解决连恩青的问题，医院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日，医院特意请来浙江省邵逸夫医院五官科的汤建国教授对连恩青会诊，结论依然是手术效果良好，不需要再次手术，同时建议对患者作心理安慰。
　　医院曾提出退还连恩青五千元的手术费用，但连恩青表示自己是来看病的不是来退钱的。
　　久而久之，连家愈加认为连恩青出了精神问题，“我们相信医生，这么小的手术应该不会出问题。”
　　这成了连恩青另一个苦恼，他越纠结鼻子，家属越认同他脑子坏了。连恩青往返不断在各家医院拍片子，让本就窘迫的家境变得更加困难。母亲劝阻他不要再看了，“看病的钱都是老娘打零工赚来买菜的。”脾气变得焦躁的连恩青于是打了母亲，并砸烂了家里的吊顶、电饭煲、铝锅。
　　日，连恩青在镇上一家照相馆给自己拍了四张小照，照片中的他面带微笑，透着阳光。谁也没有意识到背后暗藏的杀机。7月29日，连恩青又到照相馆将这组照片放大成7寸，7月30日，他将取回的照片拿给了母亲：“老娘，我没办法做人了，你们以后想我了就看照片吧。”
　　连德友吓坏了，他安抚儿子，说送他去上海“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连恩青乐了，上网搜索并记录了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专家门诊的信息。
　　8月初，连恩青在连巧巧陪同下到了上海，检查的结论依然与浙江方面一致，连恩青就怀疑温岭医院已经串通到了上海。他让妹妹一个人回家，留给他一千元，他要匿名再挂一次号。连巧巧赶紧给父亲打了电话：“一定要送恩青去看脑子。”
　　连德友和两个侄子赶到了上海，差不多是押着连恩青到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连恩青无奈地说：“我脑子没病，鼻子长在我身上，这种痛苦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到。既然你们坚持认为我脑子坏了，那我就看吧。”
　　因为连巧巧说他精神反常，连恩青当着精神病医院医生的面打了妹妹，并摔坏了妹妹的手机。医生摇头说这个人不行了，连恩青就这样被收治，两个月后的10月15日，连巧巧接连恩青出院。在出院小结上，精神卫生中心诊断“持久性的妄想性障碍”。
　　动车刚开离上海，连恩青就对妹妹说鼻子不舒服，妹妹没敢接话。当晚11点多到了温岭的家中，吃了晚饭后，连恩青突然说，“你们以为我住了两个月的院，鼻子就好了？我还要去看的！”连巧巧吓出一身冷汗，“我心想，完了。”
　　连恩青第二天就去了椒江一家医院，结论还是与此前一致。谁也不知道他何时准备了刀和榔头。在从精神病院出院后的第十天，连恩青来到了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发前，他将手机、多余的钱都留在了家中，只带走了单程车资。
　　他当场刺死了曾参与处置纠纷的王云杰医师，刺伤了前来救人的王伟杰医师。他提刀冲向蔡朝阳医师的诊室，砸破了门上的玻璃，因为其他患者拼死抵住门，他未能进入，蔡朝阳医师幸免于难。
　　整个行凶的过程显得惊人的冷静而有逻辑性，他一句“凶手在楼上”骗过了赶来的保安，而后径直走到CT室对着医师江晓勇的心脏部位就是一刀。胸前口袋里的手机救了江晓勇一命，他问江晓勇，你是不是林海勇，江晓勇说“不是！”
　　据目击者回忆，发现杀错人之后，连恩青愣住了，说了一句：“哦，那没事了。”
　　这一切的表现让人匪夷所思，他像一个精神病人吗？
　　链接：扭曲的医患关系
　　没病+没做检查=会不会看病，怎么可能没病？
　　有病+没做检查=不做检查就说有病，你才有病！
　　没病+做了检查=尼玛就是骗钱的！
　　有病+做了检查+确诊了=救救我吧！有病+检查+确诊+治愈=花一堆钱尽是无关的检查。
　　有病+检查+确诊+未治愈=医德败坏谋财害命！&&&&&&&&&&&&&&&&&&&&&&&&&&&
(来自网络)
　　触到了医生的底线
　　“如此残忍杀害医护人员已经触动了全体医护人员底线的底线，医护人员挨骂挨打的经历都不少，现在演变到在工作岗位上被无辜杀害，是不是已经触动底线的底线？”
　　首席记者｜杨 江
　　杀医事件的发生也将温岭市卫生局副局长俞妙祥推到了风口浪尖，从各地赶来的媒体记者寄望从温岭这个案例上找到医患关系的症结，甚至找到医改的出路。这让俞妙祥颇感为难：“我不过是一个县级市的卫生局副局长，面对医改这么一个如此宏大的全国性难题，我给不了答案。”
　　但这并不妨碍他结合基层的经验，谈谈自己的思考，向上传递一些“来自基层的声音”。
　　医院赔钱，迫于无奈
　　《新民周刊》：温岭市目前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有几条路径？
　　俞妙祥：有三条——第一条是医院与患者自行协商调解；第二条是通过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第三方调解；第三条是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如果都不行，还可以选择司法诉讼途径。
　　温岭市2009年建立了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此后又建立了医疗纠纷专家咨询委员会，各家医院也参加了医疗风险保险。对于医疗纠纷的处理办法，浙江省发布过省长令，明确规定，最终赔偿款在1万元以内的纠纷可以由医院与病人自行调解，1万元至10万元的必须经过医疗调解委员会调解，如果数额超过10万元，必须经过医疗事故鉴定。
　　目前，我们主要依靠的还是第三方调解，因为人民群众对第三方调解信任度比较高。
　　《新民周刊》：请介绍一下温岭市每年的医疗纠纷发生情况？
　　俞妙祥：温岭全市共8家医院，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在150起至200起，2012年经过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第三方调解的是108起。
　　2013年前三季度，受理调解的纠纷是74起，另有8起申请医疗事故鉴定。
　　《新民周刊》：第三方调解效果如何？
　　俞妙祥：目前调解成功率100%。
　　《新民周刊》：今年前三季度调解成功的这74起纠纷，有多少比例是医院赔钱的？
　　俞妙祥：基本上都是医院赔钱。平均每起赔偿5.78万元。
　　《新民周刊》：确实都是医院有过错吗？
　　俞妙祥：调解不是裁定，只需要双方认定即可，是非难定，可以这么说。
　　《新民周刊》：是否存在医院认为自己并没有过错，但不得不赔钱息事宁人的情况？
　　俞妙祥：有！医院意见很大，但在目前的舆论形势与社会压力下，医院也迫于无奈。
　　《新民周刊》：舆论也希望处理医疗纠纷时恪守原则，不助长医闹。
　　俞妙祥：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和谐嘛？
　　《新民周刊》：你的意思是你也有维稳压力？
　　俞妙祥：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和谐吧！
　　《新民周刊》：2012年闹得比较厉害的医疗纠纷，也就是俗称的医闹，有几起？
　　俞妙祥：8起。有的在医院摆灵堂、打横幅、停尸。
　　《新民周刊》：如何处置？
　　俞妙祥：我们只能努力劝他们走上述三条解决路径。
　　《新民周刊》：但患者就是不走这三条路径，比如连恩青这样，医院已经竭尽所能，但哪一个医生讲的他都不信，怎么办？
　　俞妙祥：我们真的没办法。希望国家层面制定一个措施。
　　《新民周刊》：比如说？
　　俞妙祥：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上升到《医疗事故处理法》，给纠纷处理提供法律依据。
　　什么是医患矛盾之本？
　　《新民周刊》：对连恩青这个案例，卫生主管部门有没有调查过，医院在纠纷处理过程中是否存在方式方法的问题，比如态度方面？
　　俞妙祥：这个案件是一个突发事件，现在谁也没有定性与什么原因有关。待案件侦破结束才会有结论。
　　《新民周刊》：伤医事件国内发生了多起，为何此次医生群体如此愤怒？
　　俞妙祥：如此残忍杀害医护人员已经触动了全体医护人员底线的底线，医护人员挨骂挨打的经历都不少，现在演变到在工作岗位上被无辜杀害，是不是已经触动底线的底线？
　　对伤医问题，我们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并采取应对措施，这不，卫计委刚刚下发通知要求加强医院安保，就出现这个案件，当然反响大。
　　《新民周刊》：你觉得像卫计委要求的那样增加医院安保，或者像浙江省计划的那样在医院增设安检，能解决问题吗？
　　俞妙祥：这些措施尽管是指标，但有总比没有好。
　　《新民周刊》：治标的成本呢？比如增加安保人员，开支谁出？会不会最终还是转嫁到病人身上？
　　俞妙祥：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我只能说温岭市委市政府对加强医院安保已经制定了一个初步方案，还在落实过程中。
　　《新民周刊》：如何治本？
　　俞妙祥：医患矛盾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解决，首先公立医院要回归公益性。不能把医院简单推向市场。
　　《新民周刊》：如何回归公益性？
　　俞妙祥：国家必须加大对卫生行业的投入，全国对卫生行业的投入占GDP百分之四点几，你说这是多还是少？
　　《新民周刊》：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收入与财政补贴情况怎样？
　　俞妙祥：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年总收入五六个亿，每年净结余1000万元左右，至于财政补贴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新民周刊》：你觉得医院还存在哪些困境？
　　俞妙祥：医疗纠纷发生的主动权不在医生而在于病人。但我们认为医院要采取主动措施预防，比如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与技术水平，这是一个需要持续改进的过程，医学科学的追求无止尽，人民群众也有这样的需求。
　　《新民周刊》：很多医生反映没有安全感，全国也普遍存在医护人员配比不足，人员流失，但又招不到人的现象。
　　俞妙祥：医生护士工作量大，很辛苦，医学上也是精益求精，对病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但即便这样还是不能被患者理解。心里会觉得很冤。
　　《新民周刊》：你觉得有医生自己的原因吗？
　　俞妙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问题，不能说是某一个因素导致的。所有的因素归根到底还是体制问题。
　　我总得感觉，国家对医疗的投入是不足的。
　　医院一定要回归公益性。
　　链接：
　　最近两年暴力事件中的被害医生
　　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王浩医师，男，28岁。
　　日，湖南省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结核内科陈妤娜医师，女，33岁。
　　日，广东兴宁市慢性病防治院精神科李小莲副主任医师，女，49岁。
　　日，广东兴宁市慢性病防治院精神科李国庆主治医师，男，42岁。
　　日上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戴光琼护士长，女，39岁。
　　日，天津中医一附院针灸科康红千主任，女，47岁。
　　日，宝钢医院神经内科朱玉飞主治医师，女，35岁。
　　日，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五官科王云杰主任医师，男，47岁。
　　用脚抗议
　　当被问及“你是否有过转行的想法？”时，回答“有”的人数高达81.9%。
　　记者｜应 琛
　　10月31日，上午8点20分刚过，上海中山医院的医护人员已经陆续来到了院内的孙中山像前，自发排起了队伍。他们身着白大褂，手持写着“沉痛哀悼温岭遇害同仁”的标语。
　　原定于8点30分开始的活动，因为不断有医护人员加入队伍而稍微推迟了一会儿。待百余人的队伍站定，静默的3分钟正式开始。
　　因为温岭杀医案，医生群体第一次对伤医事件集体发声。中山医院的同行们便用沉默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愤怒，同时也呼吁建立医患新关系、医疗新秩序，呼吁对医患矛盾的理性反思。
　　默哀完毕后，现场一位负责人宣布“大家尽快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不要影响工作”，话音回荡在小小的广场上空。
　　除了用沉默的集会表达对医生职业处境的担忧外，近年来，不少医护人员离开医疗一线岗位，转而选择其他“性价比”更高的职业，用转行来回避日渐恶化的职业环境。医生改行，正在从医生们的嘴上说说变成实际行动。
　　温岭案发生当天，网友“金色葡萄”在果壳网写下《医生改行指南》；而一项来自中国最大的医学学术交流网站“丁香园”的调查显示，当被问及“你是否有过转行的想法？”时，回答“有”的人数高达81.9%。关于导致医务人员转行的主要因素，医学圈网友们投票认为，除了“工作负担过重”、“对收入情况不满意”，“伤医和杀医事件比例的增多”赫然位列第三。
　　行医高风险？
　　“中山医院巴林特小组活动：为温岭遇害医生默哀3分钟……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请本院同仁着白大褂前往，默哀不喊口号——巴林特心家园，我们守望相助。”10月29日晚，陆林(化名)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
　　陆林曾是全国某著名三级甲等医院的一名医生。他告诉记者，温岭事件发生后，朋友圈中的医生朋友们几乎每天都会转发一些有关“抵制医院暴力”的消息。“还是第一次见到医生们如此愤怒，或许是因为前两天广医二院多名医生被打的事情刚出，再遇到温岭事件，医生的情绪一下子就爆发了。”
　　陆林说，他至今对医生职业感情深厚甚至十分留恋，他坦言，若不是出于一些职业发展以及现实因素的考量，他不会选择放弃当医生。在多年前当医生的时候，陆林也时不时耳闻有医生或护士被打伤的消息，但他不曾料想医患关系会恶化到“挥刀相向，伤人性命”的地步。
　　“记得2002年我刚毕业，那时的医患关系开始变得‘微妙’，但不至于恶劣。后来就一年不如一年，直到我离开的时候，可以说是医患关系最差的时候。这其中，可能也有微博等自媒体发展的原因，让消息传播得更快和更广。一旦双方有什么较大的冲突，人人都会知道。”陆林回忆道。
　　2011年，有报道称，未来5年内中国大陆地区可能有1.4万名医生改行到外资医药公司任职。当时，陆林已经在一家外资药企市场部工作了3年。
　　“去外资药企是一些医生转行时会考虑的选择。”陆林说，换个角度来看，这些年来他其实并未真正离开医疗圈。
　　“不论是我当医生的时候，还是现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医生，不好的当然有，但肯定是少数。可以这样说，读了这么多年书，熬了很多年才能正式成为一名医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由衷地希望自己能够救助病患。”陆林说，“可惜的是，我们的医生正在渐渐失去成就感。”
　　陆林指出，年轻医生收入相对少是一方面，而工作中缺乏成就感与成长机会也是一个问题。“虽然说有住院医师培训制度，但有多少住院医师得到了真正的锻炼和机会呢？终日只有简单重复的跑腿劳动。加之大陆医生除了医疗任务外还有很多其他不必要的任务，比如科研任务和职称评定。”
　　陆林认为，现在紧张的医患关系则是让医务人员身心俱疲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这些天，让陆林不放心的是他当麻醉科医生的妻子。陆林说，自从温岭事件发生以来，妻子的情绪就很低落，“麻醉科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科室，经常会遇到医患矛盾。几天来，特别是到了晚上，每当听到或看到相关新闻时，她总是默默流泪。她对我说，想不明白当医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早在去年哈医大杀医案发生后，陆林的妻子就曾萌生去意。当时，为了鼓励还是女友的妻子，陆林向她求婚。“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妻子一些正能量，让她能够坚持下去。这些天，我也经常跟她聊天，开导她，同样希望能给她一些正能量，让她振作。”但陆林强调，医院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态度才是最大的正能量，“若医院为了息事宁人或者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牺牲了医生的利益，这会让医生感到更心寒。”
　　医不二代
　　今年6月，拥有252万微博粉丝的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于莺辞职引起了不少关注。
　　于莺对辞职做了解释：“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但也有人猜测：她是遭遇了不公正对待，还是别有隐情？要知道急诊科的工作既辛苦又存在高风险，收入比起一些专科也有不少差距，没有良好的体力和心理素质，很难胜任这份工作。
　　风险大、责任重、辛苦、挣钱少、不能照顾家庭是急诊科医生真实生活的写照。实际上，各家医院急诊科医生的流动性一直比较大，于莺的离开只是唤起了人们对医生，特别是急诊科医生生存状态的更多关注。
　　据“丁香园”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医师“医不自医”现象突出：超过四分之一的医生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35岁以上男性医生高血压患病率是健康人群的两倍，七成以上医生患有不同程度的颈椎腰椎疾病。
　　而现在，暴力袭医则是让整个医护群体的生存环境堪忧。
　　据中华医学管理学会统计，自2002年9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一些受访人士坦承，医患关系恶化和频发的暴力事件让医生心理负担很大，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对一些年龄大、手术风险大的患者有时更愿意推荐保守治疗。
　　于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暴力袭医对医生整体来说都是一个打击。有些医生选择离开这个医疗行业；有的医科院校毕业的医学生，选择毕业后不当医生，“(他们)辛辛苦苦读这么多念书，到社会上去工作，不是为了被打，甚至被杀的。”
　　“这两年医科院校的招生分数线一降再降，有的学校还是招不满。厦门大学医学院甚至还免费招收医学生，就是因为想更多地吸引学生来读医学专业，也是因为招不满学生。”于莺进一步表示，“长此以往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人才流失和医疗断档。”
　　培养一个医生的周期非常长，五年的本科，三年的硕士，三年的博士，十一年出来还只是一个住院医生，还另外需要三年的住院医生轮转培养。“14年之后，他才可能积累一定的临床经验和知识技能，独立地去为患者服务。这样一个长的周期是不允许断档的。一旦当中断了一个层面，后面的人接不上，那就会出现，有一个时期，它的医生资源会非常少。也许我们这一辈人，还有医生为我们服务。如果这个局面不扭转的话，可能到了我们的子女，为他们看病的医生就会大量减少，到时候群众看病难，找不到一个合格的好医生为他看病，那这个矛盾就会更加突出了。所以还是呼吁大家理性地对待医患矛盾，对待医患纠纷。”于莺说。
　　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培养约60万医学生，但是只有约10万人可以穿上“白大褂”。另有报道称，目前医学毕业生的转行率居高不下，学以致用的难度较大。
　　中国年轻一代开始重新审视医生这一职业。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据媒体公布的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另据一份有效问卷为11910份的医生自己的调查，“反对子女或者亲属选择医疗行业”的人接近60%。
　　对此，陆林表示会尊重孩子自己的意愿，“将来我的孩子无论希望从医，还是别的职业，我只希望他能在一个公平、公正、法治的环境中工作。”
　　暴力零容忍
　　针对近期暴力袭医事件，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日前印发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要求医院保安员数量当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每20张病床配1名保安的标准配备。
　　但这一规定立即引发了热议。
　　一名不愿具名的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批评这样的规定是“官僚作风的指导意见”。“20张床配1个保安，是配公安还是保安？保安执法权谁给？费用谁支付？国家本来就不给医院什么钱，却还要让医院自己付钱保护自己，不说能不能保护，就是费用也付不出，总不能让医生自己付吧！”在该工作人员看来，此《指导意见》难以缓解医患关系，也跟不上伤医案的节奏。
　　11月5日，上海华山医院邀请宝山公安分局教官，向职工培训面对暴力侵害如何自卫；同一天，中山医院也邀请世界跆拳道联盟黑带四段高手，前来传授防身绝招，吸引了大批医护员工。
　　如此看来，医生们纷纷开始“习武防身”，医院全员练武，难道是想制造出一番“以暴制暴”的“盛景”？
　　“(这)是鲜明的犯罪和犯法，就是伤人罪，这是罪，而且没有什么可以模棱两可的地方……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钟南山院士曾因之前广医二院多名医务人员遭受毒打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5次强调“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是与非的问题”。
　　10月31日，公安部下发通知，要求公安机关坚持“零容忍”，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侵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中国医师协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卫生法学会在之前就联合发表声明，呼吁全医疗行业、全社会动员起来，“对医疗暴力零容忍”。
　　其实，为了防暴力伤医，从2005年以来，中国的各大医院便开始设立警务室，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暴力事件的发生，往往带有一定的突发性，难以预测和防范。
　　“如今患者对医生极其不信任，媒体的误导也是一个原因。关于医院、医生、医药的负面报道太多，个案是存在，但不是普遍现象，不是每个医生都拿黑钱、办黑事。医生队伍总体是好的，在社会上是出色的一群人，有教养的一群人，有理想的一群人，以及有责任心的一群人。”上述工作人员称，“最重要的还是国家没有把应该担起的责任担起来，把风险转嫁到医院、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要想解决医患纠纷问题，不破除以药养医的机制是不可能的。而要打破以药养医的机制，意味着要对庞大的医疗产业链条动大手术，触动相关的利益格局，难度相当大，也绝非短时间内能够完成。“就看接下来的这十年时间吧。”陆林做出了这样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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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对中国医生的暴力侵害
　　中国医生陷入了危机。近年来，他们在工作期间的人身安全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威胁。国内的一些医院或者诊所的部分患者或其亲属对医生实施暴行：包括虐待、故意伤害甚至是谋杀行为。正如《柳叶刀》杂志今天在网上公布的信件内容，最近发生了一个惨痛的事件——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名男实习生被病人刺死。
　　为了缓解中国医生的危险处境，中国政府上周表示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医院内部警戒。根据卫生部和公安部的联合声明，扰乱医院的日常运作，或携带危险物品出入医院，或威胁医务人员的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虽然这是保证医院的高度安全性的必要手段，但只是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治标不治本。
　　追根溯源，中国的医生为什么会面临危险，这其中有许多可能的原因。这些原因包含体制因素：国家对于医疗体系投入不足，用于培训和支付给医生的资金也捉襟见肘，这就可能会导致医疗差错、腐败问题以及医疗人员和患者之间的沟通不畅；还有一些社会因素，包括媒体对医生的负面报道，社会公众对于医学理解不够，患者对于治疗结果的不现实期望，还有大量的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犹如天价的医药费用。
　　无论这些暴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它们对于医学的影响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宁波大学医学专业的一个学生——李杰面对这样的情况感到茫然失措，他在信中写道：“不知道是否要继续研究医学，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与病人之间复杂、令人不安的关系。”
　　在中国，医生曾一度被尊敬，如今在许多其他亚洲国家仍然是这种情况。中国需要将医生重返一个有吸引力的，受人尊敬的，安全的职业地位；同时也需要从病人的角度利益出发，保护现在以及未来的医生。而要做到这些，首先，政府需要追究暴力行为的源头并寻求解决之法。《柳叶刀》日
　　就算有空鼻症又怎样？
　　输入“空鼻症“的词条，记者轻易找到了不下十个由所谓的“空鼻症”患者建立起来的谈论群、自救群，但加入后记者发现，群里的大多数患者，均无法拿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所患确系空鼻症。
　　记者｜王若翰
　　随着温岭杀医事件的发酵，凶手连恩青一年半以前因术后鼻子不适，对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投诉的经历也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结合连恩青之前对自己鼻部不适症状的描述，和家人对其变得暴躁、易怒的评价，一个陌生的词汇开始渐渐进入公众视野：“空鼻症”。
　　主观疾病？
　　空鼻症，英文名称为：empty nose
syndrome，简称ENS，美国空鼻患者网站将其定义为：一种后天造成的鼻子生理缺陷，多半是因过度的鼻甲骨切除或矫正手术所引起的副作用。该病症最早由梅奥诊所的尤金科恩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但由于诊断非常复杂，业内至今对该病症的研究仍旧停留在初级层面，缺乏针对此症的长期研究。
　　关于空鼻症的症状，台湾林口长庚医院耳鼻喉部鼻科主任黄启哲这样描述：鼻腔有过滤空气中的灰尘、加温空气的温度及滋润空气中的水分的功能，但一旦因为不明原因或先前手术治疗而导致鼻腔过度通畅，使鼻腔固有的功能丧失，那就形成所谓的“空鼻症候群”。手术不当造成的“空鼻症候群”，此类病人多因为先前过敏性鼻炎、肥厚性鼻炎或鼻窦炎而接受手术，将下鼻甲或者中鼻甲作过度的修除，而致鼻腔过度通畅，此时病人常会抱怨咽喉干燥或有异物、鼻塞、头晕、睡眠品质差、胸闷和心情沮丧。结合这样的症状描述，连恩青之前的症状似乎与空鼻症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
　　术后检查中，医生一直认为连恩青的手术没有问题，CT片也显示一切良好，但这样的结论显然与连恩青主观的感受不相符。
　　2011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等医院的耳鼻咽喉科医生发表论文指出：很多时候，空鼻症的症状易被医务人员忽视，因为医生无法清楚解释这种宽阔鼻腔的患者出现这种矛盾的鼻塞的原因，而且CT检查也是正常的，只会显示患者鼻腔在术后变大。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耳鼻咽喉科甚至有医生表示：空鼻症是一种主观性疾病，需要依靠患者对症状的描述才能确定，单靠检查是检查不出来的。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空鼻症患者屡次复查结果均会显示正常。
　　不仅是在中国，即便在一些医疗水平发达的其他国家，空鼻症的确诊依旧是一个难题。美国空鼻患者网站中的一个研究指出：很大的问题在于，空鼻症的许多症状平均要手术7年后才能明显显现出来，所以很难追溯手术的关联性和责任。因此，可以说空鼻症是一种慢性病，它的症状可以是许多别的问题引起，诸如鼻炎一类的病症，在症状上有时也与它相似，故对于空鼻症的确诊需要长期的研究和观察。
　　登录腾讯QQ，输入“空鼻症“的词条，记者轻易找到了不下十个由所谓的“空鼻症”患者建立起来的谈论群、自救群，但加入后记者发现，群里的大多数患者，均无法拿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所患确系空鼻症。记者在各种讨论组中询问参与者，为什么认为自己得了空鼻症，90%受访者的回答均是：以前鼻子不好，做了手术，就变成这样了，且症状完全符合。很多受访者都表示，自己手术过后没多久就感觉鼻子不对劲。
　　不治之症？
　　在诸多关于空鼻症的讨论群中，比起对医疗部门的抱怨，大家显然更加关注针对此病症的治疗方式。但按照网络上的说法，空鼻症一旦形成，鼻内管道即永久失去其正常功能，即使再用手术缩小鼻内通道，也无法完全恢复。
　　通过网络搜索记者发现，一些关于如何治疗空鼻症的方法广泛流传。资料显示，针对空鼻症的治疗主要分为非手术性和手术性两种，非手术性主要偏重于药物治疗来维持鼻内湿度，增进剩余的鼻黏膜的健康，减低发炎的可能性，维持鼻腔内的血液流畅；而手术性治疗则着重于再度缩小原先过度扩大的鼻腔通道，通过生物移植的方法或人造组织来重建割去的鼻甲骨组织。但即便鼻甲骨组织可以通过手术重建，一些诸如鼻内纤毛细胞(鼻毛)等组织一旦因先前的手术被过度切除，也无法重建。换而言之，重建的组织再逼真，也无法具备原生态组织的全部功能，而空鼻症患者，则要注定痛苦下去。
　　在国内关于空鼻症谈论中，一些所谓的偏方也屡屡出现，但多数患者对这些偏方的反应都甚为消极，也有人对此病的治愈根本不抱希望，登录QQ群，只是纯粹为了发泄情绪，或与同病相怜者抱团取暖。
　　在记者说明身份后，仅有极少数人愿意接受采访，并表示希望记者通过媒体传播，为他们找到一个可以治愈的好方法，大多数人的反应仍是以抱怨为主，透过聊天窗口中一行行快速刷出的文字，一个个叠加的感叹号，使记者在这样一个虚拟空间中，感受到一种真实的焦虑与一点即燃的火药味。
　　对于一般生理上的病痛，旁观者或许能够理解，但永远无法感同身受，记者没有过患鼻炎或其他鼻部疾病的经历，包括记者在内的大多数人鼻子健康之人可能都无法想象，一个鼻子，何以难受到要人命。而在连谋杀以前，这样的痛苦甚至连理解都得不到。
　　五官科成重灾区
　　除此次浙江温岭连恩青杀医事件外，近几年来，国内发生的几起伤医、杀医事件中，耳鼻喉科的医生几乎占了受害者的大半。这是一个残酷的结果。
　　日，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代文红，被一名五年前曾在这里进行过鼻中隔手术的患者，以手术效果“不理想”为由，连捅11刀，刀口遍布前胸，后背，腹部，腹股沟区，最致命一刀捅在心脏要害部位，当时血流满地。后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
　　日，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部主任徐文，遭遇一位名为王宝洺的病人的暴力砍杀，双臂被砍十余刀，致肌腱断裂和颅骨、尺骨、胫骨骨折，经多学科专家全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日，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医院内，一陌生男子闯进耳鼻喉科，当场砍死耳鼻喉科医生，又对做胃镜的另一名医生和护士砍数刀，有一位看耳鼻喉的病人也被砍数刀，生命垂危。
　　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邢志敏在为患者看病时，被一名男子用刀捅伤。目击者称，行凶男子戴着蓝色口罩，伤人后便冲出了诊室，受伤的邢医生被送往急诊室救治。经过抢救，被刺医生脱离了危险。
　　日上午，一名43岁的男子在深圳鹏程医院候诊时突然拔出菜刀，将一名耳鼻喉科医生砍伤后，再砍伤一名女导医和一名保安，随后挟持一名护士狂砍，护士身中20余刀。
　　在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中，死神似乎格外垂青耳鼻喉科的医生，有人因此猜测，这其中可能有一个隐秘的内在联系，即伤人者可能是经该院手术治疗而患上空鼻症的患者。但目前为止，上述事件中，仍有部分凶手伤人动机不明，基于前文所述空鼻症的诊断之难，行凶者的真实动机可能永远是一个谜。
　　但几起恶性事件中的一个共同点是，凶手杀医似乎都是早有预谋，行凶过程中目标明确且毫不犹豫，并且众目睽睽之下，都带了些鱼死网破的味道。
　　在此次温岭杀医事件中，连恩青如果真患有空鼻症，是否会在之后对其的定罪量刑时有相应影响？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的洪流律师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表示，被害人过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确可以作为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但这种从轻不可能被无限放大。假设连恩青的空鼻症系因错误治疗造成，那么相应的医疗机构理应在民事范围内承担一定责任。从温岭杀医的个例来看，在对连恩青审理时，若故意杀人的罪名成立，即便有证据证明连恩青患有空鼻症，法院在量刑时对连恩青从轻处罚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他的行凶手段太过残忍，在公共医疗场所造成两死一伤的后果也极为严重。
　　连恩青再大的痛苦也不能成为剥夺他人无价生命行为的免死牌。此外，就目前我们对空鼻症的研究来看，连恩青的辩护人想要充分证明连恩青患有空鼻症，以及空鼻症给连恩青造成的痛苦与被害人之间有因果关系，并让法官从证据角度予以采信，这恐怕也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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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如何对待袭医事件
　　美国：袭击医护按重罪处置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今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从2000年至2011年，全美医院内共发生91起枪击事件，主要集中在急诊室；另外还有63起枪击事件发生在医院大楼外面。
　　病人或病人亲友对医护人员施暴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药物上瘾者或精神病患者最容易施暴，其他原因包括病人长时间等待、对医疗效果不满等。
　　目前，美国已经有38个州专门立法保护医护人员。很多州的法律规定医护人员必须参加政府相关机构义务提供的反暴力培训，同时还加大了对袭击医护人员的惩处力度。去年11月，美国纽约州通过了惩治暴力袭击医护人员法例，将袭击值班医护人员的行为按重罪处置。
　　日本：给医生买事故保险
　　日本非常重视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督工作，并提倡法治之下“以和为贵”。在处理医患关系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
　　首先，加大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督。在政府指导下，医疗评估机构纷纷诞生，一般每过一年就由民众、官员和独立专家对所有医院和在职医生进行综合评分，对评估合格者发给合格证书，对不合格者提出各种不同级别警告，并向媒体公示。
　　其次，在政府的监督下，要求医院给医生购买“事故保险”。于是大多数中、小纠纷便可通过保险公司获得解决，避免了发展为更大的医患矛盾。
　　第三，从事故吸取教训。厚生劳动省建立了医疗事故数据库，成立了由医生、律师、民间组织代表参加的医疗事故研讨会，着重查明事故原因，并举一反三。
　　印度：文身保镖进驻医院
　　印度医院每年都发生数千起医护人员遭遇攻击事件。财力雄厚的医院只好聘请身材健壮、手臂上有文身、看上去有足够震慑力的保镖站岗，防范闹事家属。
　　一家名为乌帕德希雅的印度医院，在医护人员遭遇患者曲棍球棒袭击后，无奈聘请了21位之前从事酒吧门卫或摔跤手的专业保镖协助医院安保工作。这些保镖分三班执勤，驻守在繁忙区域，重点守护手术室、急诊室。当然，在工作中他们遵循“动口不动手”的原则。
　　加拿大：“白色警戒”医院防暴反应机制
　　加拿大2008年4月出台《医院内攻击性行为的防范与治理机制(PMAB)》。这份被称为医院防暴反应机制的系统中，核心部分就是“白色警戒”。“白色警戒”主要指医院内配置专门的应急安全工作组，协助医疗工作者处理来自患方可能发生的暴力威胁行为。
　　“白色警戒”的启动和运行程序涉及医护人员、行动组负责人、行动组成员、系统负责人几个基本环节。比如，当医护人员发现危险状况时，可立即呼叫白色警戒行动组，程序即刻启动，行动组成员会立刻到位，协助排除暴力威胁。但PMAB同时也规定，如果遇到极端危险情况，如武装分子威胁，医护人员应当优先选择报警，随后再启动白色警戒。
　　澳大利亚：通过保障工作安全的决议
　　2011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护士学会第66届年会一致通过了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旨在加强各医院的安全保障工作，以确保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各医院及各急诊部门配置的保安人员数量不得低于强制要求的最低标准，同时呼吁加强其他安全措施，如强化安全培训、刀具(包括餐刀)管制、来访记录以及警方支援等。
　　(综合报道/应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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