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日报社2
第07版：文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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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共里被遗忘的中国知青
稿件来源：&&
　　在缅甸的中国知青
　　　　上世纪60年代末，一批分到云南边疆的知青越过国境线，奔赴缅甸参加革命。战争结束后，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就走上了各自的人生旅途。而属于他们的那段历史，在千里之外的故国已经很少再有人提及。　　到缅甸去支援世界革命　　“日。这一天是我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刚满20岁！这一天我离开了养育我19年的亲爱的祖国！这一天我第一次踏过了国境，来到了缅甸这块秀丽的国土上。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意义深刻、最伟大、最光荣的日子，我参加了缅甸人民军，投入了光荣的国际主义的战斗行列。”　　“从这一天开始，我将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光荣地献给正在争取解放的缅甸人民的革命斗争，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　　王曦有写日记的习惯，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也未曾中断，这些日记一直被他带在身边。在这本日记的扉页上，他写下“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接下来是他凭记忆写下的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渡（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致因为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而悔恨，在他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能骄傲地说：我整个的一生，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翻身解放而斗争！”　　在去缅甸之前，王曦是在滇西德宏州陇川县弄安村插队的一个知青。他父亲、奶奶和弟弟则被遣送到滇南石屏。“一家7口人有4口被弄到农村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弟弟才13岁，我没办法，申请调到滇南，将（1969年）年终分的七百斤口粮用来救济父亲，不然他们要饿死了。”　　王曦在滇南没有待满一个月，就回到了昆明。“那时城市的大批斗已经结束，但农村方兴未艾，隔三岔五四类分子就要批斗，我们这些子女也跟着挨斗。和父母在一起更糟糕，各奔生路吧，我没和父亲打招呼，拔腿就跑。”　　母亲还在昆明，理解他，但却无钱给他充当回滇西的路费。他向同学借钱回到了陇川县插队的村子，但当地已经不再接收他，理由是他已经调走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有生路我还愿意留下来。”王曦说，此前他在生产队表现最好、出工最勤，曾被公社推荐参加当地先进知青大会，后因审查成分不好，取消资格，“这些都是刺激，表现再好也没出路。又穷，我工分最多，但也就分几百斤谷子，活不下去。”　　他早已听说缅共招收中国知青，曾有几次冲动想要参军，都忍住了。这一次，他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我对革命陌生得很，在昆明21中读书时就文绉绉的，喜爱无线电，文革也没参加过武斗，枪都不敢动，不是当兵的料，谁知21中第一个去参加缅共的就是我。我对支援世界革命完全没有概念，知道是去战争，实在是被迫。”　　王曦的这个说法，很难说不带有事后的智慧。准确还原王曦当时的心境有些困难。当时的日记显示，他对革命具有相当的狂热,他现在说这是当时的一种话语习惯。　　那个时候，支援世界革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辞令，“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在官方媒体上，也不时可见对缅共的舆论声援。在王曦前往缅甸前50天，《人民日报》刊发报道称，“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缅甸共产党领导缅甸人民，坚持革命武装斗争已经有二十二年之久。近几年来，缅甸人民武装和缅甸各族人民武装不断粉碎反动派发动的大规模反革命‘围剿’，狠狠打击敌人，使武装斗争出现了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在缅甸共产党‘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缅甸人民必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夺取缅甸革命的最后胜利。”王曦也带着缅共必胜的信念，扛起了枪。几个同学将王曦送到陇川县城，他又沿着从遮放镇到芒海镇那条专用公路，走向陌生的邻邦。一年多前，康国华也是沿着这条公路，踏上异域武装革命的征程。　　“那时路还没有修好，正是雨季，泥石流下来两次，规模并不大，缓缓地冲到我们的大腿根。”康国华说。　　毛泽东思想指引缅共人民军　　康国华的家庭出身与王曦类似。父亲是“大资本家”，同样是“黑五类”，文革中被遣送乡下。在去缅甸之前，康国华在腾冲上山下乡。“我们学校初一、初二的学生基本都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是黑五类子女，去不了。不能选择，只能去腾冲插队，挣工分。我在那里只待了几天，觉得在国内没有任何前途。”康国华说。有一次，在腾冲县城，康国华碰到在盈江县当知青的亲属，彼此在一家小吃店聊了起来。“他说，缅共革命最欢迎知青。保山军分区在芒海设有兵站，可去那里报名。最关键的是出身不好也可以。我问：如果是黑五类呢？他说：真刀真枪干革命，据了解可以。”　　这深深吸引了康国华，他从小胆子就大，并不害怕战争。没有知会家人，他就毅然奔赴缅甸。　　康国华说，到缅甸后，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图片，缅共前主席德钦丹东的手绘图片反而少很多。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毛选。至于前来参军的中国知青人数，康国华曾从缅共司令部征兵站的花名册上获悉，被正式登记在案者不下3000人。他们大部分是像康国华这样的“黑五类”后代。　　深入了解后内心的反差　　最初的战役，令王曦印象最为深刻。日，王曦由新兵连补充到4045部队枪炮连2排。十几天后，经过艰苦的夜行，王曦在奶蒙山顶迎来第一场战斗。“以前从没有摸过枪，现在开始把枪口对准人，扣响时，心情不一样。当时青春热情，认为这是报效国家的机会。缅甸成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内心有光荣自豪的感觉，这种兴奋感驱使我去战斗，动力有点畸形。”王曦说。　　缅共的战争，曾在某个时段节节胜利。但随着对缅甸了解的深入，王曦内心却产生了其他想法。“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王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坝子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青黄不接地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有些可笑。”　　按照缅共的革命理论，该国存在阶级差别，在此基础上，需划分贫农、地主等，进行阶级斗争。王曦认为，缅甸本是佛教国家，信仰宗教的民众对互相杀伐批斗并不习惯，虽然有被煽动起来的参与者，但毕竟是少数。缅共在“解放区”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使民众深受困扰，“后来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解放区一贫如洗。因为贯彻不下去，慢慢就顺其自然了，1975年之后，土改之类的政策无形中就流产了。”　　梦想成空，无所归依　　在康国华和王曦看来，日林彪的出逃，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之后，中国政府明显疏远了缅共，开始逐步减少支援。　　其实，中国政府外交策略的调整，在林彪事件之前，即已开始。日，缅甸联邦革委会主席兼总理奈温接见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陈肇源，7月31日，奈温夫妇还受邀对中国进行“友好和非正式的访问”。《人民日报》及时刊发了简讯。　　一直与奈温政府作战的缅共，很自然地失去了支援。康国华说，顾问团最先撤走，留下的也回到了祖国。知青在1973年开始大批退伍，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我感觉茫然了，觉得国际共运和缅共的前景都有问题。我内心相当矛盾、复杂。我该怎么办？最后的结论是，只有更好地干，和缅共共存亡。”康国华说，在1973年6月前后，国内曾通过缅甸108医院政委，问他是否愿意回国，将给予正连级待遇，但前提是他父亲回哪里他必须去哪里。他想争取去昆明荣军医院工作，未被允许。康国华因此谢绝，也错过了这唯一的一次机会。“如果回去，连级残疾军人，当时会有每月八十多元的待遇，现在好几千。”　　1984年，王曦带着妻儿回到云南落户，他厌倦了战争。　　“到1987年，（缅共）北方军区根据地，90%都已丢失。”康国华两年后也回昆明去安置妻女，他本打算再返回缅甸，“可我1989年3月回国，马上缅共就发生政变。我就没回去。”　　这些年，缅共一直靠贩卖毒品，“以毒养军”，内部斗志已失。1989年，缅共终于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康国华和王曦失去了最初革命的母体，回到国内，他们也得不到任何正式的承认。　　中国仿佛异域，康国华要重新开始，为生存打拼，35岁的王曦则开始在父亲曾工作过的工厂，从学徒干起，工友都叫他“老团长”。　　成为特区的前缅共根据地，依然动荡不宁。2009年，在20年前率先脱离缅共的彭家声，又被新的政治势力所驱逐。康国华认得他，他想起在缅北岁月里，两人曾有的交集。　　回国前，康国华带回了一套缅共军服。20年过去了，2011年11月上旬，他第一次重新穿起它，秀给来访的记者看。它的确很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只是，康国华自己无法再看见自己穿军装的模样。　　据《看历史》&韩福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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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插队落户当知青那阵
文：木易& 配图：雷心恺
&我们这里离国境线很近，刚到那里的时候还经常有国民党蒋残匪来骚扰。有一次蒋残匪来偷袭边防军哨所，被边防军打败，还抓到几个蒋残匪，绑到区政府广场示众。后来靠中国的缅甸东北部闹缅共，中国支持的缅甸人民军占领了缅甸的一些边境地区，建立了缅甸人民军东北根据地，蒋残匪都跑到泰国金三角地区去了。
&缅甸人民军穿的、吃的、用的都是中国给的。枪支弹药也是中国给的，跟解放军的装备一样。在遮放还有一个解放军108医院专门为他们治疗伤病员。在那边打几战，又跑到中国来休整一久。他们的党中央领导前些年都住在中国。现在回来组织武装革命，要解放缅甸。
&在边境的芒海口岸还设了个招兵站，招募中国知青去当缅共人民军，称之为“国际支左”。有好多知青受宣传鼓动一心想为缅甸的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或是嫌当农民太苦，感觉前途没有希望的，也有家里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的，想到异国他乡寻找前途的，一大批一大批的知青跑去应征入伍。去的知青随便训练个把月就拉到前线去打战去了，有的就这么一去不复返，没有了音信，有的受了伤，借此回来住在部队医院，一住就好长时间都不回去了。
&我们寨子经常有这些回来休养的人民军战士来玩。在我们这里吃、在我们这里住，就给我们吹吹那边的故事，那时能接待他们好像还很荣幸，有面子。没缅共人民军攻打半赛时我们还专门跑到畹町去看人民军打战，站在我们这边可以看见缅甸人民军跟缅甸政府军对射，打到吃饭时间他们又跑到中国这边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休息又去打，有点像开玩笑。打了几天也没有把畹町对面的半赛镇拿下来。
&大多数知青去闹腾了一阵又跑回来了，混了一身军装。我们隔壁寨子就有一个同学去了几个月，就又跑回来了。当时我还算清醒，没去凑这个热闹。主要是害怕行军打战，他们就是在山区打游击，听说非常艰苦。
&过了些年月，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和缅甸政府关系正常化了，不再支持缅甸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了，缅甸是个信仰的佛教国家，人民根本不支持缅共人民军，这些年的战乱给他们宁静的生活带来的不是什么解放，而是灾难。缅共的革命事业也没有成功，缅甸人民军也被缅甸政府招安了。缅甸政府把缅共占领的地盘划给他们自治，只要不跟政府军对抗，不搞武装斗争就行。
&这些地方非常贫穷，是鸦片海洛因的主要产地。现在那些没有回来的知青都当了地方政府的官了。有一年知青聚会，我还见到一个据说是缅甸人民军东北军区的副司令，当年我们学校的同学，现在成华侨了。
&有很多描写当年知青参加缅共的故事，看着还很悲壮呢。现在回想起来还算当年没有冲动，要不然难说已经白把生命丢在异国他乡。今天也不能在这里给大家聊这些了。
&我们的社长很开化（我们那时称那些见过世面，比较开通的老傣为开化，现在想想有些太贬低人家了），五十年代他是坝子里傣族有名的歌手，傣族歌手会唱他们民族的史诗、爱情故事、和外族战争、和大自然斗争的传说。社长方岩曾经被选为德宏州傣族的代表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参观。毛主席还在中南海怀仁堂请他们吃过饭。
&我们的社长曾经还当过德宏州的团委书记，因为老婆拖后腿不让出去工作只好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当我们乡的副乡长兼我们合作社的社长。他对我们知青很好，见我们干不了重活，就专门安排了一个老仆涛（老大爷）带着我们做一些轻松的农活。给社里的菜地、甘蔗地、菠萝山除草、蕹土，挖橡胶树坑，砍柴火等杂活。
&老仆涛天天早上来叫我们起床啦，出工啦！几乎是把我们一个一个的从床上拖起来。我们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区上、乡上有摊派劳力的工也让我们去，大多是去修路、修水渠、到粮管所挑谷子碾米，有时还有些帮区上乡里写写算算的都让知青去，能捞到这个差事的叫挣扒工分，比在田里劳动好混些，每天工作时间短些，工分还给的高，每天可以挣到十分工分，我们在社里只能算小孩一样的劳动力，每天就三四分工分。
&第一年我们连玩带耍的没有挣到多少工分。年底结算的时候我们社的工分值为每十分合一块四毛八。年终分红的时候，全寨子的男女老少聚在社管会的打场上，会计一家一家的宣布；“老廖家工分多少，扣口粮款多少、扣菜款多少，扣肉款多少……分现金多少”，“老阮家工分多少……”，傣族家一个劳动力一年能挣四千来分，劳动力多的人家用背箩去装钱，那个时侯没有一百、五十的大钞票，分到一两万的真有一大箩筐啊。
&分红那天是寨子里最快乐的日子了，家家可以说是欢天喜地的。傣族也老实，会计说多少就多少，没有人质疑自己家分到的钱合不合。宣布到我们大家都笑的前仰后翻的，大多数知青分不到钱，还倒欠社里超支款。我还好，第一年就分到二十八块钱。其他同学家里有钱寄来，所以他们有钱到处去玩，串外五县，超支了家里寄钱来交。
&我家困难，没有钱寄给我，我只好待在寨子里出工劳动。拼命挣工分，今后要自己养活自己。还好粮食已经分到家，明年起码大米饭是有得吃了。这是我在的这个地方富裕啊，在别的县或是山区的同学就惨了，一年有大半年没有粮食吃，更不要说分到钱了，一个全劳力辛苦一天也就毛把钱。
&经过一年的锻炼，我们渐渐的也能吃苦了，能跟社里的成年人一起干活了，虽然不如他们些，但也可以干些重活了。有几个还跟傣族一样能使牛犁田啦。我也犁过田耙过地，但一直到离开农村我对这个也不在行，不是牛不听我的就是怎么也掌握不好。
&其他栽秧，薅秧、堆谷子，打谷子，上山砍柴，挖沟放水什么都干。我的工分也提高到干一天可以得七八分了。那个时候其实除了挣工分外还有个目的就是苦“印象”，表现好印象好也许招工回城就有希望。印象不好要待到那年那月都难说。
&第二年我们还真的是老老实实的劳动了。天天早上一咬牙起来光着脚板下地，就只好出工去了。只要穿上鞋子就又动摇了，说不定就滥工了（偷懒不出工）。各人有多少工分还有个攀比，滥工多了工分比别人少了心里还急。讲个真实的笑话，有个同学在河对岸的寨子，要到遮放镇邮局去取钱，从他们寨子到遮放有20多公里，在我们寨子借住一夜，第二天一早自己起来就走了，过了一小时又回来了，说是忘了穿鞋，光着脚就走了，走出去几公里才想起来忘了穿鞋，所以又回来穿鞋，你相信吗？但这是真实的故事。看来这个再教育还是起作用了。
&这一年同学们都回去探亲了，回去探亲要昆明寄证明来，称家里父母亲病什么的县人保组才会给放行的证明，要不然过不了怒江上的功果桥、惠通桥。我父亲那个时候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发配到仓库劳动。父亲单位不可能给我开这个证明，我也只好老老实实的在寨子里劳动。
&同学们都回去了，剩了我一个，每天出工外还要照管我们养的三只猪。这样的时间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现在回想起来恐怕是下乡时期最痛苦难熬的两个月了。每天出工回来要自己做饭，三只猪你还得在自己吃之前先把它们喂了，要不然它就跳出猪圈去吃社里和邻居家种的菜，猪闯了祸社长就来找你了。
&记得有一天收工回来十分的累，把猪赶紧胡乱喂了把饭蒸上，那天还好社里分了青豌豆，我坐在凳子上剥豌豆，刚剥完站起来头一晕，一碗刚剥的豌豆撒了一地，滚得到处都是，我们的厨房很久没有打扫了，地上有厚厚一层灶灰，这个豌豆捡都捡不起来，今晚又没有菜了，只好削了个菠萝下饭。
&天色已漆黑，在煤油灯下端着饭碗一阵心酸，我可以说是下乡以来第一次流眼泪了。第二天一早起来胡乱吃几口冷饭，披上塑料雨衣，戴上草帽还是照样又出工去。
&为了养那三头猪，我们在房前开了一块荒地种红薯，要红薯藤用来喂猪。红薯藤发的很快，下一场雨就绿油油的长成一大片，这边的割完那边又长出来了，那边的割完这边又长成茂密的一片。别的地方自留地要过分，一户人家几分地。我们这里荒地多的是，只要你有劳动力你就去开，没人管你。种红薯最简单不过了，只要把地一垅一垅的挖好，从傣族家要来的红薯藤插下去，管都不用管就活了。红薯还抢生，生地种红薯长的特别旺盛。那一个夏季我们就省了找猪草的麻烦。
&我们还在房子旁边种了南瓜，南瓜藤爬到房顶上，结的瓜都在房顶上，一个一个的着实可爱。南瓜藤还顺着屋檐爬进我们的住房里，绕在梁上，睡在床上看着梁柱上缠绕着的瓜藤绿叶，其间有时还开着黄花，颇有些烂漫色彩。我们房子的篱笆墙上还爬满了丝瓜，用丝瓜瓤洗碗，丝瓜的种子落在地上自己长出来的，丝瓜也可以当菜吃，养老了晒干后剥了皮里面就是丝瓜瓤。
&种红薯本来是为了要它的藤和叶来喂猪，到秋天上面的藤蔓干掉了，想不到地下还挖出来好多肥大的红薯。就是因为是生地，我们也没有管它，红薯还长的特别的大、特别甜。傣族老乡都奇怪的说：“他妈的，我们好好种，不得大；他们乱种乱得吃啊！”。
&种黄瓜更有意思，我们在院里种了几棚黄瓜，用竹稍搭了架子，让它们爬上去长成一片凉棚，整个夏天我们在下面乘凉，同学们还在下面弹唱，打牌下棋。上面结满了小黄瓜，想吃就顺手摘。当菜当水果，一茬一茬的摘了又结、摘了又结，那一季是吃都吃不完。“养鸡种黄瓜”成了我们知青形容田园生活的新成语了，为什么都种瓜，种瓜简单嘛，不用管，生命力还特强。回城后一说我们养鸡种黄瓜那阵，就知道是说当知青那段生活了。
&这一年我们的猪有一头终于长大了，差不多有一米五那么长。我罗罗罗一叫它就来躺在我身旁，让我给它挠痒痒，非常乖。闲暇时我经常跟它玩，成了我的好朋友啦。我把它买来时才筷子那么长，养了一年多长这么大太不容易了。小的时候它还生过病，又打针又喂药的，差点还死了，硬是我把它救活了。那个时侯农村养猪不是喂现成的饲料，都是到田边地脚，山上去采猪草，傣族家小孩子每天的任务就是找猪菜，回来后洗净剁碎用淘米水，米糠拌了煮熟给它吃。
&芭蕉树、木瓜也可以做饲料。那个地方木瓜很多，到处都是，家家户户院里都有几棵。一棵树上可以结几十个果，傣语叫它“麻桑坡”生时做菜吃可以煮肉，切成丝可以炒，半生半熟的凉拌也很好吃，熟透了还是很美味的水果。看着我们的猪一天天长大了心里怪舒服的。
&可是长大了就是它的灾难到了，同学们都从昆明探亲回来了。人齐了，有一天晚上大家在一起玩，突然有人说想吃肉了，我们知青的老大就说要么把猪杀了，说干就干，拿起刀来就出去把猪给杀害了。我拦都拦不住，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一条生命就牺牲掉了，我伤心得要死。第二天全体知青忙活了一天，切的切、砍的砍、洗的洗、开膛破肚，煮的煮、烧的烧、炒的炒，炼油的炼油。好久都没见这么多肉啦。各人把自己的同学好友都请来，还有傣族老乡，足足一百来人，大吃大喝了一天，又唱又跳好不热闹。社长看见这么多人来吃，为我们以后的日子担心，急的来骂我们请来的那些同学；“你们良心不好喽，不要来帮他们吃饭了，你们吃完走了，他们怎么办？”。一天就把一头猪消灭干净掉，还搭上了几十斤大米，几十斤酒，席散人走后我们就只剩下一盆猪油，别的全部扫光。为这一事件区上还通报批评我们。
&大锅饭就是这样，你请了同学，我为什么不能请朋友，你也请我也请，不请几个来好像就没有面子，还划不着，还有“慕名而来”的，来的都是客，见者有份，滚雪球一样来了这么多。我好心痛啊！这头猪给我们带来一天的快乐，但我们为此辛苦了一年多，还搭上了我们半个月的口粮。其实能大吃一顿也不是主要的，远离亲人的同学们就是希望找机会就大家在一起聚聚，宣泄一下心里的情感。
&从此我们法破寨知青的名声大振，个个知青点都知道遮放有个法破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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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封号失联，长按下方奥巴马三秒，可加小编为微信好友（孙婧盈，ID：dsj007007），朋友圈文章更有种、有趣、有料。缅共知青作者：韩福东来源：《看历史》2012年1月版原题：《缅共里的中国战士》上世纪60年代末，一批分到云南边疆的知青因在国内受“黑崽子”不公待遇，听信“解放全人类”的口号，越过国境线，奔赴缅甸参加缅共的“革命”。但随着北京与缅甸政府关系改善，不再支持缅共，缅共转而“以毒养军”，知青开始大批退伍回国，他们的人生坎坷，下场悲惨。近日，当年赴缅甸的知青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而且和缅共区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冷淡，发现自己并不太受欢迎。所谓的“解放区”一贫如洗，人都跑得差不多了。缅共里的中国知青：被遗弃的青春康国华生活在黑暗中。他始终戴着墨镜，以掩盖深陷变形的眼眶。他是一个盲人，40年前在缅甸的一次战斗，令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双眼。他原本是云南一个知青，在文革“输出革命”的浪潮中，成为缅甸共产党内的士兵。他希望靠浴血奋战改变自己“黑五类”子女的命运，但40年前在缅甸的一次战斗，令他永远失去了双眼。缅共失败的革命，让他的梦想成了空；如今他是一个盲人。后来政策转折，让他在归国后也失去依靠，当年“革命者”的身份也再无人提及。另一位出生于“历史反革命”家庭、1970年5月穿越国境参加缅共战争的云南知青王曦，返乡后也一直生活在失落中，“在缅甸不被当作自己人，回来后，也边缘化。两边都不当作自己人。”但他说：“参加缅共最大的好处是不讲出身，基本没有阶级歧视。”王曦回国时间是1984年，彼时他在缅共内的军阶是正营级。负伤的康国华比他晚回来5年，那时缅共内部发生了政变。被称为“缅共人民军战斗英雄”、“缅共的保尔·柯察金”，已官至旅级的康国华，一时间一无所有。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个也是级别最高的归国缅共中国知青。到缅甸去支援“世界革命”“日。这一天是我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刚满20岁!”“从这一天开始，我将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光荣地献给正在争取解放的缅甸人民的革命斗争，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王曦日记)在去缅甸之前，王曦是在滇西德宏州陇川县弄安村插队的一个知青。他父亲、奶奶和弟弟则被遣送到滇南石屏。“一家7口人有4口被弄到农村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弟弟才13岁，我没办法，申请调到滇南，将(1969年)年终分的七百斤口粮用来救济父亲，不然他们要饿死了。”王曦在滇南没有待满一个月，就回到了昆明。“那时城市的大批斗已经结束，但农村方兴未艾，隔三岔五四类分子就要批斗，我们这些子女也跟着受斗。和父母在一起更糟糕，各奔生路吧，我没和父亲打招呼，拔腿就跑。”康国华的家庭出身与王曦类似。父亲是“大资本家”，同样是“黑五类”，文革中被遣送乡下。在去缅甸之前，康国华在腾冲上山下乡。他比王曦小两岁，去缅甸时尚不满18周岁。这里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图片，缅共前主席德钦丹东的手绘图片反而少很多。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毛选。“天天‘三忠于’。没跳忠字舞，但哪怕下倾盆大雨也要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面向东方，敬祝……。直到林彪出事后，1972年才不搞了。”前来参军的中国知青人数，康国华曾从缅共司令部征兵站的花名册上获悉，被正式登记在案者不下3000人。他们大部份是像康国华这样的“黑五类”后代。康国华大概是1969年3月下旬抵达缅甸的，他记得自己参与的第一场战争是在4月21日。那是一场伏击战，下着大雨，血流成河，“我们伤亡二十多人，敌方死伤约五十人。”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区”的人都跑了随着对缅甸了解的深入，王曦内心却产生其它想法。“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王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坝子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青黄不接地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有些可笑。”缅共在“解放区”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使民众深受困扰，“后来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解放区一贫如洗。因为贯彻不下去，慢慢就顺其自然了，1975年之后，土改之类的政策无形中就流产了。”康国华也曾经历与王曦类似的困惑。“开始我没考虑，到缅甸一年后，随着年龄增长，虽然对革命本身没有怀疑，但开始考虑革命会带来什么。百姓的生活和此前从电影、书本上看的不一样，他们没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里物产相当丰富，百姓吃的都是最好的大米。”康国华说，和缅共区内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冷淡，他发现自己并不太受欢迎。康国华经历大大小小三十余次战斗。日凌晨3时1刻，他手中的轻机枪被枪榴弹击中爆炸，没有了知觉，被送往昆明43医院疗伤，他立了一等战功，成为缅共东北军区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亲自去医院看望他，称他为“缅共的保尔·柯察金”。但无法忍受双眼失明痛苦的康国华，试图自杀，未遂。缅共失去支持“以毒养军”知青大批回国日，缅甸联邦革委会主席兼总理奈温接见了中共驻缅甸大使陈肇源，7月31日，奈温夫妇还受邀对中国进行“友好和非正式的访问”。此后，缅共开始走下坡路。在康国华和王曦看来，日林彪的出逃，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之后，中共明显疏远了缅共，开始逐步减少支援。一直与奈温政府作战的缅共失去了支援。康国华说，顾问团最先撤走，留下的也回到了中国。知青在1973年开始大批退伍，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1984年，王曦厌倦了战争，带着妻儿回到云南落户。“到1987年，(缅共)北方军区根据地，90%都已丢失。”康国华两年后也回昆明去安置妻女，他本打算再返回缅甸，“可我1989年3月回国，马上缅共就发生政变。我就没回去。”而这些年，缅共一直靠贩卖毒品，“以毒养军”。1989年，缅共终于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康国华和王曦回到国内，也得不到任何正式的承认，境遇凄惨。据说这是日本一张恐怖的毕业照，你看出问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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