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新时期是这样开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新时期是这样开始的
】【】【】【】
　　[摘　要]&“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问题堆积如山，邓小平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为正确决策打下基础。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思想；完成拨乱反正，部署并展开全面的改革开放，还进行了经济调整工作，顺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十二大第一次高举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规定20世纪末的目标是“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新时期就是这样开始的。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规模还是速度，都是许多人没有料想到的。全世界都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它，议论它是怎么发生的，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在各种条件都已具备的顺利环境下开始的，相反，倒是在异常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迈出了第一步。　　那时候，两大难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方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遗留的问题堆积如山，人们的思想相当混乱，一时仿佛还看不清该从哪里下手才能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又不能只停留在应对当前种种迫切而棘手的问题，还要从长远的战略眼光出发，形成一条全新的思路，为打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必须在不长时间内同步完成。没有非凡的战略眼光、智慧和胆略，很难在这种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局势下勇敢地作出历史性的决断。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中国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三中全会的前夜　　走上这样一条路实在不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夜，中国经历过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从危难中得到拯救。接着，中央抓了两件事：一是揭批“四人帮”，二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那时，“四人帮”和一批他们的骨干分子已被隔离审查，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局势迅速得到控制，但他们多年经营的帮派势力遍布全国，有些还掌握着一定权力，如果不认真清理便会留下隐患。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调整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在短时间内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始终保持着社会的稳定，没有出现动荡或混乱。同时，又发表大量文章，清除极左思潮的流毒，取得明显成效。　　国民经济，在这两年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6%，1978年又增长11.7%。许多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明显进展。1977年，还为全国6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这是10多年来第一次为职工提高工资，改善了人民生活。　　这两件事，都是应该做的。但是，前进仍处在严重的徘徊中。最重要的是：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多年来存在的“左”的错误，不敢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真正解脱出来。这就是大家熟知的“两个凡是”。这个思想束缚不打破，“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好，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评价也好，都不能改变，中国便无法走出一条成功的新路，更谈不上开辟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　　新的时期，新的任务，需要有新的领导人物。邓小平由于他在长期革命中的历史功勋，由于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和在动乱时期主持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巨大的威望。在全国人民的殷切期待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负的中央领导职务。邓小平没有辜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他一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坚定有力而又有条不紊地从混乱中打开新的局面。　　事情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做起？邓小平断然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　　恢复工作前，他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鲜明地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并且对去看他的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可见在他看来，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不只在理论上鲜明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立刻果断地付诸行动。恢复工作后，他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并且立刻作出一项重大决定：恢复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制度。这件事涉及的社会面很广，向无数知识青年重新敞开了进入高等学校的大门，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它震动全国，以行动打破“两个凡是”，对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起了先导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但也受到相当大的政治压力。邓小平这时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以后不久，邓小平到东北三省去考察。用他的话讲：我这是到处点火。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讲话。他讲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指导和支配的。事实证明，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在思想受到严重束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迈开大的步子的。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便从千头万绪中抓住了要端，成为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的起点。　　新时期基本格局的形成　　思想解放的闸门一打开，什么样的主张都有。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前进，必须有坚定正确的共同方向。没有方向，就像大海上的一叶扁舟，随着潮流漂来漂去，是很危险的。紧迫的客观形势又不容许长期议论不休，必须尽快作出决断，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能够统一认识，万众一心地前进。如果犹豫迟疑，拖延不决，便会丧失时机，以至重走弯路。　　邓小平不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时刻，他经过深思熟虑，当机立断，清晰地绘制出一幅新时期中国如何前进的蓝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会最突出的贡献，是冲破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抛弃在社会主义时期依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全会公报明确地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公报要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决地实行全面改革：“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还要求实行对外开放，也就是要努力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20多天，理论务虚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进一步澄清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是非。但也有少数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及时作出了回答。他说：“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这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些作为新时期基本路线指导思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很短时间内都已十分明确地提出来。这样，就拨开迷雾，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使人们在前进中有了共同的方向和衡量是非的标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正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开辟出来的。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开始　　怎样在已经指明的大方向下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而国家的力量和资金都很有限，各项变革又需要有序地进行。如果一哄而上，齐头并进，必将一事无成，甚至把事情搞乱。当时最迫切的是两大任务：一是完成拨乱反正，一是部署和展开全面改革开放。　　拨乱反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做了大量工作。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三中全会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政治路线最根本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又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现在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　　组织工作方面，三中全会前后用很大的力量解决平反冤假错案和正确处理种种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就不可能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不可能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顺利地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接着，又着重抓了由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着手解决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新老合作和交替。1979年11月，邓小平强调指出：“选择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上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全会公报写道：“这次会议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全面改革也有一个从哪里入手的问题。改革的浪潮首先从农村掀起。中国当时是一个农民占全国人口80％的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正如陈云所说：“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　　为了使农业生产有较快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农户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它不是回到农业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经济，而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新的经营形式、经营体制。　　城市的情况远比农村复杂，农村的承包责任制不能简单地搬到城市中来，应该怎么做最初并不那么清楚，所以改革的步伐没有像农村中跨得那么大，在起始阶段主要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对外开放，首先在广东迈出较大的步子。广东地接港澳，又是重要的侨乡，一直有着对外经济交往的传统。接着，设置经济特区的问题便提上议事日程，要给予特殊政策，使特区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经济特区建设，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和效率，在人们面前展开。“深圳速度”对全国起了巨大的示范带动作用。为了吸引外资，还允许外商在华直接投资，1979年批准兴办六家中外合资企业。对外开放，从决策进入组织实施阶段。　　这段时间内还有一项重大措施，就是调整国民经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经济工作中曾再度发生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错误倾向，提出“要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斗争”等口号，要求“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都想大干一番，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但是，十年动乱留下的问题太多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生活积下大量“欠账”，被严重打乱的规章制度和经济管理工作有待重建和整改，经济增长的许多基础工作需要做好准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好比重病初愈的人，不让他休养一段时间，恢复健康，就要求他跑步前进，没有不跌跤子、不出问题的。　　邓小平在1979年3月指出：“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这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其中着重调整农轻重、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使改革开放得以在比较扎实可靠的基础上进行。邓小平在1983年3月说：“现在看起来，没有那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八字方针，而且以调整为核心，就没有今天的形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短短三年多时间内，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从容应对，在艰难复杂的处境中，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既积极又慎重，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中国在经历了十年动乱后，顺利地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　　邓小平曾用十分概括的语言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走上这条新路后，中国人应该举着怎样的旗帜前进？“一心一意搞建设”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放在中国各族人民面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总回答，是邓小平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出来的。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含义十分明确：第一，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绝不是其他什么社会。后来，邓小平同一位台湾朋友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第二，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必须按照中国的国情来办，具有中国特色。别国的建设和管理经验，无论是苏联的还是西方国家，都可以而且应该积极学习和借鉴，但是都绝不能照抄照搬。　　这是一面鲜明的旗帜。高举这面旗帜，就使十几亿中国人在前进中有了共同的明确方向。有如毛泽东早年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本世纪内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什么？邓小平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1979年12月，他提出中国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判断。以往，一直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容易导致提出许多过高的指标。20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状态”这个新的判断，规定了一个既积极而又脚踏实地、切合实际的基本设想。这就从根本指导思想上防止了重犯过去长期存在的脱离中国实际国情而急于求成的错误。　　这个基本设想在中共十二大上确定下来。十二大报告要求：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时人民生活就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这个决策是符合实际的，是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在20世纪末“翻两番”这个奋斗目标由此深入人心，成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力量。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只有三年多时间。但人们看到：方向已经指明，目标已经确定。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从此在新的起点上阔步前进，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作者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17〕　　（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责任编辑：李彦增(实习)）
毛泽东纪念馆
周恩来纪念馆
刘少奇纪念馆
朱德纪念馆
镜像：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准包产到户？
  
16:56      【字号：  】
　　大乡小乡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全国开始恢复乡镇建制。大体上是一社一乡，一大队改为一行政村，一生产队作为一村民组。
　　新体制顺应历史，运行不久。1984年夏天，民政部长崔乃夫同志带了中央文件征求意见稿来江苏。他说这是彭真等同志的意见，乡大了不利于发扬民主，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如果把现在的乡镇改为区的建制，以大队建乡，小乡干部接近群众，谁家喝粥，谁家吃干饭；谁家的狗是黑的，谁家是白的，一目了然。当时江苏省分管民政的副省长李执中听了，觉得有道理，但又觉得不那么合适。他就把我找去，说崔部长来了，你搞农村工作，又是省委农村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农工部长，你来汇报商讨吧。
　　我赶到省委307招待所，崔部长笑说，你也是部长，咱们来个部长对话吧。我说岂敢，我是基层干部啊。江苏刚刚完成政社分设（开始还未明确取消公社），恢复了乡政权体制，运行正常。平均每乡镇人口为2。4万，面积45平方公里。乡干部骑个自行车，一天能兜得过来。千万不要再折腾了，如果乡改区，一个乡变成十几个小乡，一要增加大量干部，增加国家和农民的负担；二是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和中心集镇；三是如今要向信息社会走，还能单凭肉眼观察去实施领导和服务吗？崔部长听了深以为然，他说把文件带回去再研究。其时在个别省已开始试验，结果还未出来。
　　过了不久，我到北京香山饭店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议题是准备1985年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有一天早晨中央农村政研室杜润生主任找我，说政治局要讨论是否划小乡问题，我把对崔部长说的一番话作了汇报。到了下午，杜老开会回来，笑眯眯地告诉我：“你胜利了，但不要骄傲。”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听了多方不同的意见，最后耀邦同志很欣赏江苏同志的一个观点：乡镇规模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小城镇建设。
　　其时费孝通先生有一篇《小城镇大问题》的长篇调查。胡耀邦同志很欣赏并有长篇批语。
　　就这样，避免了一次重新再划小乡的折腾，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规模逐步扩大，以适应信息化、城镇化的需要。就江苏来看，一般乡镇规模已达10万人左右，面积80－100平方公里。
　　从那次与崔部长讨论乡镇建制后，每次到北京开人代会，崔部长常主动来找我议论农村的事情。1997年12月，我到北京参加农村改革20周年座谈会，谈及此事，杜老告诉我：当时要划小乡，彭真同志还有一个重大考虑，是要实行乡长的直选（至今全国多数还是乡人代会间接选举），后来感到条件尚未成熟，从国情出发，未推行直选。但我感到从方向来看，无论乡镇规模多大，直选和普选，应是改革的方向。
来源： 《中国改革》  编辑： 潘东
               4        
【】【】【】【】
第十一届深圳读书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内外布局---党建网
当前位置：&&>&&>&&>&&>&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内外布局
&&&&来源：中华读书报：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三中全会”似乎有某种魔力。每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总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历史性的转折:从“不要四面出击”到重提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从“两个凡是”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名，到价格闯关失利后被迫“整顿经济秩序”。历届三中全会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在困境中寻觅道路的历史脚步，也让我们看到了“转折”与“改变”的力量。
&&&&“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时代》周刊说，“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如今，当我们重新检索1978年发生的点点滴滴时，180度大转弯的脉络却清晰可见。
&&&&日，邓小平的头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他被这家媒体评为1978年年度人物。在序言里，杂志撰稿人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谷牧出访，为转型做准备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不久，便郑重地提出:要派人出去看看，特别要看看发达国家是怎样搞的，“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并表示，“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在他的推动下，仅在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
&&&&在这所有出国考察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影响最大的当属谷牧所率的考察团对西欧的访问。从日到6月6日，谷牧考察团一共访问了5个国家(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比利时)的15个城市。他们参观港口，乘坐汽车、轮船和火车旅行，一路听取情况介绍，收集各种资料。“我在法国看到一座低水头的水电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运行发电。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谷牧在其回忆录里说道。
&&&&考察团发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回国后，谷牧考察团立即向政治局会议汇报了出访情况，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于下午3点召开，直至夜里11点才结束。这次汇报给政治局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一致同意，中国应该抓住机遇，立即行动起来。会后，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纷纷赞成引进西欧技术，“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六月底，邓小平约谷牧谈话，在听了关于出访欧洲五国的汇报后，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日，在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的指示下，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召开了“四化建设务虚会”，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机会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在务虚会上，谷牧详细汇报了出国考察情况，从7月6日到9月9日期间，务虚会总共开了23次上午会，一向很少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华国锋参加了其中的13次。
&&&&9月9日，李先念在务虚会闭幕会上宣布，中国已进入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他说:“中国不能再维持封闭的经济，为了加快发展，必须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引进外国技术、设备、资本和管理经验……如果中国人能够充分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在20世纪取得重大进展。”
&&&&广东、四川、东北三把火
&&&&事实上，邓小平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思考，在他第三次复出时即已开始。他后来回忆说，我是到处点火。
&&&&第一把火点在广州。1977年11月，邓小平与叶剑英接见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时，让他们搞活广东经济。第二把火点在他的家乡四川。1978年2月，邓小平出访尼泊尔前，途经成都作短暂停留，与当地官员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半年后他在东北又点起了一把熊熊大火。
&&&&1978年9月，邓小平应金日成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访问归来，他并没有马上回京，而是到东北三省以及河北的唐山，天津等地视察，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解放思想，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吉林省党员干部大会上，邓小平批评了鼓吹“两个凡是”的人，说他们没有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重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上，如果我们国家生产力水平老是很低，人民物质文化水平老是很低，我们就对不起人民……所以还是横下一条心来，抓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此言一出，与会同志心中被压抑10多年的激情喷涌而出，响雷般的掌声久久不能停息。
&&&&“小平同志在吉林对我们所做的指示，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间产生了重大影响……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现在敢讲了，这就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恩茂回忆道。
&&&&“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
&&&&日，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为期5天。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亲历者，于光远认为，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
&&&&日，北京京西宾馆，华国锋宣布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在讨论这三个议题之前，华国锋说，先讨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很显然，从华国锋最初的讲话中，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意识到这次会议将对他本人意味着什么。尽管他小心翼翼地不提“两个凡是”，但会议开始两天后，他的计划就被更广泛的政治讨论打乱了。
&&&&11月11日，陈再道、李昌和吕正操在他们的小组中发言，要求为更多的人平反。这一天结束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当天，叶剑英和数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小型会议，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
&&&&“他们决定，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他不敢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对他们委以重任，他没有得到高层干部的衷心拥护，而他们的支持对于领导党和国家至关重要。他们一致同意给予邓小平比华国锋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反对单独一人就能做出重大决策的想法，同意让陈云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与邓小平一起掌握党内实权。”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道，“这一天稍后，叶帅与华国锋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
&&&&11月12日，又有9人在分组会上发言，要求为华国锋和汪东兴此前拒绝纠正的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陈云。他说:“中央决定从明年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但是，安定团结也是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此有顾虑。华主席说，揭批‘四人帮’的遗留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解决，但对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然后，他提出所谓61个叛徒问题、陶铸及王鹤寿案件、彭德怀冤案、天安门事件及康生必须批判等六点意见。
&&&&不难想象，陈云是带着某种情绪发言的，但他并非唯一带着强烈情绪讲话的人，“他的发言引起巨大反响，大家积存已久的心里话就像开闸放水，一下子倾泻出来，汇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扭转了华、汪等人控制一切、压制一切的局面，彻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杜星垣回忆道，“会议气氛之热烈，是历次党的会议少有的。”
&&&&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小组中，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要求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并要求谴责已故的康生——他对许多人的死亡负有责任，而且他的前秘书李鑫甚至当时仍在协助汪东兴阻止平反冤案。正是这种情绪，使人们对汪东兴乃至华国锋的不满之火越烧越旺。到邓小平15日从东南亚回国时，会议的焦点已然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一些党内领导后来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
&&&&11月25日，华国锋按计划做了例行讲话。他对前十多天的会议感到满意，肯定“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对于大家提出的问题，华国锋一个也没有回避。他承认，在毛泽东去世后对导致批邓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批判是错误的。他建议，给1976年2月因抵制“文革”而受到迫害的人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将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陶铸案平反;摘掉给杨尚昆扣上的反党阴谋分子的帽子……对康生进行批判。华国锋承认，应当从事实出发，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解决政治问题。
&&&&邓小平几易讲稿
&&&&到12月2日，华国锋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做出让步之后，邓小平把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准备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当时，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书中写道，“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后来几经修改，“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1957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论会。接着，邓小平发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谈了四个重要观点: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会上，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这场大讨论作了总结。他既批判了“两个凡是”，又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不仅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总结，也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方向。它对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来说，是总结报告;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来说，则是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两天后(12月15日)，中共中央会议结束，这一原本计划开20天的会议整整开了36天。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大多还是住在北京的京西宾馆，迎接“新面孔”的进入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开幕，第一天，会议安排整个白天代表们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19日开始分组讨论，开始发简报。各分组会上的发言，不论我在西北组听到的还是在各组简报上看到的，没有什么超出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的内容。”于光远回忆道。五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大会首先通过关于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原则通过两个农业文件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全会公报。”陈云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公报》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此前所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三中全会作了如下的评述:
&&&&“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由此打开。
网站编辑：穆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