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需求紧急程度家,想把自己的一个肾卖了,有人要吗?

卖掉自己一个肾还拉别人来入伙_新浪新闻
  原标题:卖掉自己一个肾还拉别人来入伙  本报讯 据印度媒体7日报道,印度泰伦加纳邦警方日前打掉了一个国际肾脏倒卖集团,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嫌疑人先是卖掉自己的肾脏,后来干脆入伙,从事非法勾当。
  印度警方1月6日捣毁了这个肾脏倒卖的犯罪团伙,逮捕了一个名叫卡萨帕拉朱·苏雷什的嫌疑人。苏雷什现年23岁,是一名酒店管理专业的大学生。
  印度警方称,2014年12月,为了改善生活,苏雷什以5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4.9万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脏。后来,苏雷什摸清了行内的门道,干脆加入该犯罪团伙,自己当“中介”,做起了倒卖肾脏的生意。截至目前,苏雷什已经唆使15人接受手术,购得他们的肾脏。
  该犯罪团伙购买一个肾脏的价格是50万卢比,转手再以270万卢比的价格出售。另外,每介绍购得一个肾脏,苏雷什这样的“中介”能够获得5000到1万卢比的酬金。警方表示,现在这种肾脏交易大多在互联网上联系。“捐献者”决定卖肾之后,首先要到医院接受检查,保障安全。随后,卖肾团伙负责帮助“捐献者”办理护照,将他们送往斯里兰卡,同时报销其酒店差旅费用。印度警方称,肾脏摘除手术主要在斯里兰卡科伦坡的三家医院进行。
  印度警方目前已经发现了更多的类似案件,正在调查、确认有关的案情细节,肾脏“捐献者”的实际数量可能会更多。目前,印度多地警方已经展开合作,共同调查此案。据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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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黑恶势力首脑,竟披上人大代表“红衣”;身为矿企实际控制人,却是操纵基层政权的“土皇帝”……根据群众举报,在山西省公安厅的指挥下,吕梁市公安局从日开始,陆续抓捕了张志雄黑恶势力团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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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常识,是很可疑的东西。你以为是常识的东西,在有些人眼里,就是需要学习的知识,这没什么奇怪。这不代表你的智商就比那些人高出一截。
刀剑没有知觉,刀剑做什么,只有使用者知道。菜刀仅是一种工具,内核是使用的人怎么去使用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个赌徒悔恨的梦:我愿卖出一个肾挽回幸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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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赌徒悔恨的梦:我愿卖出一个肾挽回幸福的家
日11:06  华龙网-重庆晨报
  昨天,一个堕入绝境的赌徒声泪俱下地对记者说:“谁买我的肾?我要卖掉一个肾挽回我的家,我要用卖肾的钱重新做生意。”  这个想卖肾的小伙子叫张建洪,今年28岁,璧山县人,他曾是做铝合金门窗生意的老板,赌博使他一贫如洗,老婆和5岁的女儿也离开了他。  据张建洪介绍,在此之前他和老婆在长寿街上开了一个做铝合金门窗的店铺,有3个工人,生意也不错。去年冬天,一个在长寿街上帮面馆洗碗的同乡约他出去打“金花”,先是10元铺底、200元封顶,一场下来输赢要上千元。后来更发展成50元铺底、500元封顶,一场输赢就上万元。张建洪说,有一次同乡约几个社会上的朋友打牌,对方发给了他3个K,并连续用200元“闷”他的500元。他想3个K还怕你“闷”?10手后,对方提牌又贴了10手仍不开牌,张建洪沉不住气就主动开了牌,结果对方是3个A,仅这一手张建洪就输了1万多元。  张建洪说,输了钱总想捞回来,生意不管,家也不管,老婆警告多次也不听。仅2个多月时间,张就输掉了20多万元,最后连店铺里的材料、工具都卖了捞本钱,结果输得一分不剩。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老婆抱着女儿走了,并向法院提出离婚。“为了挽回我的家,我只有卖掉一个肾才能获得重振旗鼓的资金。”  张建洪哀求记者,一定要把他卖肾的消息登出去,“为了我的家,什么都顾不到了。”  然而,买卖人体器官在我国是被禁止的。张建洪的经历也足以警醒所有赌徒们。  本报记者
黄显章  新闻背景:  人体器官不能买卖  我国开始实施献血法后,卖血行为已经被禁止。1997年修订通过的刑法第334条,对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品已经作出处罚规定。民法、刑法中,虽无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规定,卫生部也尚无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行政法规,但根据立法精神和国际法通用原则,买卖人体器官是绝对不允许的。  重庆静升律师事务所的法律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在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框架内,人的身体器官不能成为买卖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面,人的生命及身体是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样用价值来衡量的;另一方面,现有社会道德及普遍价值观念也不容许人的身体器官作为买卖的对象,也就是说将人的身体器官进行买卖是违反社会公德的。  专家分析,目前我国基本的道德要求也不认同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从各国惯例来说,也不允许人体器官的买卖。所以器官买卖不存在合法的前提,是被禁止的。  (庞凡)
(07/30 13:32)(07/30 05:42)(07/29 14:01)(07/23 05:57)(07/22 17:05)(07/20 10:41)(07/20 08:24)(07/18 11:56)(07/11 07:43)(07/11 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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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肾卖五万,谁买?”(图)
.cn 日11:12 南方都市报
“一个肾卖五万,谁买?”
  卖肾“小广告”频现街头,记者调查地下器官买卖活动,卫生部有关人士表示此类行为虽无法律明文禁止但违背了有关法律精神
  核心提示
  最近,在广州一些医院或广场的小角落里,常可见到一些卖肾的“小广告”,声明一只健康的肾脏用数万元就可换取。在某医疗网站的BBS上,几个月来有关肾脏买卖的信息竟有100多条。记者颇费周折地和多名四处兜售自己器官的人取得面对面的对话,每一个卖肾人背后都有他辛酸而且鲜为人知的故事,但身体上活生生的器官真的能拿来做交易吗?卫生部门有关负责人指出,器官买卖的行为肯定应受到制止,但国家的有关法规建设还不够健全。资深律师刘涛则说,买卖器官的行为违背了我国法律的基本精神,交易双方都可能遭受法律的严惩。广州华侨医院的肾移植专家认为,医院在进行肾移植手术上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有偿交易的发生。
  1 现象 卖肾广告像牛皮癣到处贴
  最近,记者接到读者报料,说在广州一些医院的厕所和公共广场的小角落常可见到一些用价格标签纸书写的“小广告”,声明可以出售自己的肾脏。像牛皮癣一样,这些小广告被撕了又贴,甚至还有人用喷墨笔把内容喷到墙上。
  7月1日下午,经知情人士指引,记者在广州市中山二路某医院3楼的男厕里就发现了一张这样的小广告,上面写着:“卖健康肾,血型A,5万以内。联系电话3708××××”。在该医院住院部的墙角,记者还发现了多张类似内容的卖肾广告,但联系人各不相同,一些人还表明“中介重酬”。当天傍晚,记者还在广州火车站候车室的一个角落看到卖肾小广告。随后,记者和发布小广告的人一一取得联系,所有人都在电话中确认了小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并表示合适的话价格问题可以商议。记者还发现,不少人留的手机号码均是外地手机号码,从口音听也大多不是本地人。
  当天下午,记者上网看到,各个网站上的卖肾信息同样让人眼花缭乱。在某医疗网站的留言板上,最近3个月来有关卖肾的帖子居然有180多条,而且都留下了具体的联系方法。不过,和热闹的“叫卖”声形成反差的,是这些帖子大多无人回应。
  昨天下午发稿前,记者还接到一封奇怪的信,一名湖北男子甚至希望通过报社为自己联系到买主。
  2 个案 “给我五万卖个肾给你”
  7月2日上午,通过某医院厕所内张贴的小广告提供的电话,记者假称表哥得了尿毒症需要尽快换肾得以和卖肾者“阿力”(化名)取得联系,并在天河某广场边上进行了一次长谈。
  阿力说他来自陕西,今年34岁。上世纪90年代初在老家的时候,他曾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卖皮衣、皮具赚了不少钱,但由于自己野心比较大,导致在1997年亏得一塌糊涂,还欠下朋友和银行10多万元的债款,多年来一直无法还清。此间,心灰意冷的他怕拖了家人的后腿,就跟妻子离了婚,7岁的男孩随母亲一起生活。2001年,他来到广州期待一切从零开始,但后来的工作一直很不稳定,几乎赚不到什么钱,有时候连吃饭也成问题,让他每次春节回家都觉得没脸见人。
  在记者面前,阿力说他还有梦想,希望重新做回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但缺少再次创业的“第一桶金”,因为不可能还有人愿意借钱给他,向退休的老父母要又于心不忍。几年前他听朋友讲过一个“传奇”,说有人换肾给别人得到了数十万元的补偿金,于是也就打起了这样的主意。“卖掉一个肾能拿到5万元,我就可以东山再起了。有过失败的经历,我相信自己还是能获得成功的。”阿力颇有信心地告诉记者。
  从去年开始,阿力就在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地的隐秘角落张贴自己的“卖肾广告”,盼望能完成一笔5万元的交易。他说,一年多以来找他的人有数十个,但最后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谈妥,最让他痛惜的是今年4月和一个香港人说好交订金了,后来那名香港人却因非典事件回港,然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此间,记者问到他是否担心换肾后的健康问题,他说自己曾做过医药生意,据他了解一只1/4的正常肾就能维持一个人一生的正常活动,所以不担心会有什么不良后果。阿力说他知道医院是禁止买卖器官的,如果知道其中有交易的话,肯定不会做相关手术,所以他只能以亲属身份履行无偿“捐肾”的手续,“君子协定”私下再收钱。他还表示自己身体相当健康,随时都可进行手术,希望有关买卖的事情能尽快定下来。
  临别前,记者表明了身份,阿力没有特别的诧异,只是说不介意自己被写进报道里面,只是要求不要暴露他的真实身份,因为他也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做的。
  7月2日深夜,记者还在网上接触了一名希望卖肾的女孩。她说自己来自重庆万州,在广州打工3年,感觉前途一片渺茫,父母在老家生活困难对她期待又比较高,所以想卖掉一只肾解决生活问题。通过与多名企图卖肾者交流,记者发现绝大多数人卖肾的理由都是因为一个“钱”字,而且对后果不觉得有什么忧虑。一些希望卖肾的人甚至告诉记者,地下卖肾市场也有“蛇头”,这些人为希望出卖肾脏者寻找买主,事成之后,能依照总成交额提取至少3%―5%的“劳务费”。
  3 医院 拒做有金钱交易的手术
  7月2日下午,广州华侨医院肾移植科主任王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发现器官捐赠过程中有金钱交易,医院肯定不会实施相关移植手术。
  据有关专家介绍,早在1986年,国际移植学会就发布了有关活体捐赠者捐献肾脏的准则,其中指出:只有在找不到合适的尸体捐赠者或有血缘关系的捐赠者时,才可接受无血缘关系者的捐赠。接受者本人或家属,或支持捐赠的机构,不可付钱给捐赠者,以免误导人们器官可以买卖。王平还说,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规定不可进行器官买卖,我国医学界在这方面也有此共识,作为医院肯定不会实施有买卖器官的手术。目前的器官捐赠也只限于亲属之间,由于移植手术不能保证100%成功,如果是有偿交易的话,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理所当然地马上将矛头指向医院和医生,所以医院方面只能“洁身自好”,规避器官买卖的发生。此外他还指出,卖肾者动辄要价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但其实根据医院的正常程序换肾,器官的成本也就一两万元,卖肾者的“期待”还是过高了。据悉,目前在医院做的肾脏移植手术把关相当严,检查捐肾者有无血管歧型、配型是否合理等工作都会做得相当细致,必要时还须通过公证部门公证。
  记者提出,大多卖肾者都不觉得手术后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有什么不良影响。王平指出这种认识相当幼稚可笑,因为肾脏是生命器官,手术完成后捐肾一方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一些医疗专家长期观察的结果表明捐肾者身上的肾小球功能在若干年后都会降低,证明捐肾这一行为确实有潜在性的危险。换句话说,将肾脏出卖的做法确实是对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的不负责任。王平说移植手术本身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建议市民不要轻信贴在一些公共场所的卖肾小广告,病人或者家属应该到医院进行检查,积极听取医生的建议。
  4 卫生部门 器官移植亟须法律指引
  7月2日中午,记者在中山二路某医院的血液净化中心门口看到,一块告示牌上满满地挂了几百个姓名卡。医务人员介绍说,这些人都是排期做透析的,每周两次,大概要花上380元。病情严重者,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坏肾换掉。但是,这么多的健康肾从何而来,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7月2日下午,广州市卫生局有关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信息:一些一心卖肾的人甚至将电话打到卫生局,结果当然是一一遭到拒绝。该人士指出,器官买卖肯定是受到禁止的,否则很容易导致一种新的犯罪方式――――贩卖别人器官的出现和盛行,目前最合适的移植方式还是亲属捐赠,其他人的捐赠也只能是无偿的。当天下午,记者打电话到国家卫生部,卫生部法规处有关人士表示,关于器官买卖的国家立法目前还没有完成,但根据刑法精神有关交易肯定是不被允许的。
  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陈忠华教授指出:由于没有相应的立法保障,亲属器官捐赠数量极少,许多急需通过器官移植挽救生命的病人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因此,应加快制定《脑死亡法》、《器官移植法》、《器官捐献法》和《亲属活体器官移植伦理学指南》等器官移植和捐赠相关法规,以促进中国器官移植实现正规化、合法化、公开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陈忠华说,以脑干死亡作为人体死亡的标准已被世界许多国家所采用。但由于中国没有执行这一标准,临床医疗中耗费了大量不必要的费用来“抢救"和为那些实际上已经脑死亡的病人进行安慰性、仪式性的治疗。据估计,每年为此支出的医疗费用达数百亿元人民币。
  今年5月初,来自深圳的消息说,该市人大审议了《人体器官捐赠移植条例》,该条例将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与国际先进国家相应法律接轨的地方法规,将对我国器官捐献移植专项立法工作产生重大影响。该条例明确指出将重罚人体器官买卖行为:以任何方式买卖人体器官的,将没收其非法所得,同时处违法所得(购)1―2倍的罚款,特别是对于门诊部、诊所及其医师违规实施人体器官的摘取或者植入手术的,将处以30―50万元左右的罚款,并吊销其执业许可证及医师的执业证。这,也许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5 律师 器官买卖双方都可能受罚
  7月2日晚上,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刘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我国的法律层面上看,对器官买卖确实还没有明确规定。不过,根据有关立法精神,人体器官属于法律禁止的流通物,相关交易肯定也是违法的。此外,根据我国的红十字会法和医疗方面的法律法规,处理原则首先是禁止买卖,其次是提倡和鼓励无偿的捐献。刘涛律师指出,如果有证据表明器官买卖交易成功,买卖双方都可能受到法律的严惩。卖肾者所得的收入可认定为非法所得予以没收,购买者也可实施相同金额的罚款。
  此外,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我国现行的立法中虽没明确规定器官能不能买卖,法律无明文规定可以被视为允许,但根本前提是不与社会公共道德相违背,如果违背了就是法律禁止的行为,按照《民法通则》规定,这种法律行为无效。目前我国基本的道德要求还没有认同买卖器官的行为,从各国惯例来说也不允许人体器官的买卖,所以器官买卖不存在合法的前提,应该被禁止。
  记者从广州红十字会了解到,目前还未开展“器官捐赠”申请的项目,但“遗体捐赠”的申请已启动。市民可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暨大医学院、军医大等3所学院办理登记、申请手续,遗体的接收工作也是由这3所学院直接办理。亲属活体器官捐赠无需到政府部门申请,亲属之间达成共识便可直接进行器官移植。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荣
  (报料人:刘先生 报料奖:200元)图:
  贴在广州市中山二路某医院三楼男厕所里的卖肾“小广告”,然而并没有多少人关注这样的“买卖”。 本报记者 刘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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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男子网上从事肾源买卖中介 卖一个肾能拿3.5万
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作者:罗双江
原标题 [换肝发现“财路” 他干起换肾“中介”]
  他原是肝移植人(换肝人),发现器官买卖挺来钱,便在网上干起了肾源买卖“中介”。昨天,南京市白下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涉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案件,被告人梁小秦因组织两人到南京卖肾,站在了被告人席上。案件没有当庭判决,将择日宣判。
  通讯员 白妍 扬子晚报记者 罗双江 文/摄
  卖肾人:卖一个肾只能拿到3.5万
  2012年4月,在深圳打工的19岁四川青年张军在QQ上结识了一个网名叫“和尚”的人。“和尚”神秘兮兮地和张军说,他有个快速挣钱的方法,那就是卖肾。张军没理和尚。6月份,张军想带女友到西双版纳去旅行,但是身上又没钱。随后,张军就与“和尚”聊起了卖肾的有关情况。“和尚”说,卖肾的价格是三万五,患者家属还会另给两千块的红包。一周后,张军思前想后,又与“和尚”联系,“和尚”让他去济南,到时有人接他。
  就在张军与“和尚”在网上相识后一个月左右,27岁的山东人王诚也因为手头缺钱,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网名叫“长期受肾”的人。之后,王诚和对方谈了卖肾的事,价格也是三万五。王诚让他自己买票坐火车到济南。去年5月31日下午两点多,王诚从临沂坐火车到了济南火车站,被两个男子接到了一处地址不详的公寓里。 根据王诚对警方所作的描述,那处公寓里还有其他好几个准备卖肾的人,都由一个叫“超哥”的人管理,不许和外面联系。在他入住一个月后,张军也来到了这处公寓,他们在聊天中互相认识了。7月23日早晨5点多“超哥”带着张王两人说要到南京卖肾,把他们交到了一个叫“小徐”的人手上,并坐上了开往南京的K515次列车。
  如配型成功将到外地小医院做手术
  在火车上,小徐说他也刚卖过肾,拿了三万五,还把肚子上的伤口掀开给张王两人看。当日下午4点多,徐、张、王三人到了南京火车站,一个人称“林哥”的男子把三人带到汉中路附近一家快捷酒店住了下来,随后拿着张、王两人的身份证走了。7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林哥带着张王两人去南京某医院体检,体检的目的是看供体和受体的相关组织能否相配。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几名患者家属。下午两点,张王两人开始做检查,一直做到下午5点多,中间,几名家属一直陪着他们。
  7月25日上午11点多,林哥又来到酒店。在房间里,林哥给了王诚一张当晚9点到济南的火车票,说他的血型和客户的要求不符,让他回济南。随后,林哥又说这家酒店太贵,带着他们换了另外一家小旅馆。下午3点多,林哥到宾馆找到他们,并和小徐、张军三人在房间里打牌,王诚则在一边玩电脑。当晚,南京警方根据国家公安部提供的线索将他们几人抓获。审讯中,王诚供述称,他在济南的那处公寓里听其他人说,如果配型成功,他们将被带到石家庄的某小医院去做移植手术。
  前卖肾者帮组织者“跟单”成帮凶
  警方还查明,小徐是山东东阿人,时年25岁,高中文化。去年3月,欠了赌债的小徐在网上搜索卖肾的信息,找到了一个手机号码,便联系上对方。小徐被蒙上了眼罩,并被带到一家小医院的病房里。在病房里,小徐写了个自愿捐肾的协议。写完协议后,一位绿衣护士给小徐打了一针,然后把小徐推进了手术室。等小徐醒来时,他的左侧肾脏已经被摘除了。六天后,小徐出院了。出院后,小徐又被人蒙上眼罩送到了石家庄。次日,他查了一下银行卡,果然有三万五在里面。小徐打了个电话给军哥,军哥让他回家好好养伤,以后还需要他帮忙。
  到了7月22日,军哥就打电话喊小徐到南京“跟单”。所谓跟单,就是负责看着军哥找来的供体,也就是张军和王诚,防止南京的中介“林哥”捣鬼,甩开军哥把张军和王诚单独领走。军哥承诺小徐,跟单一次,按手术成功的人头,每人给三千块钱报酬。
  至于“林哥”,警方查实,他是黑龙江人,真名叫梁小秦,时年26岁。昨天的庭审中,梁小秦称,他自己也是个肝移植者,他发现器官买卖挺来钱,就自己在网上发布信息,联系买肾和卖肾的人。后来,南京的王姓和孙姓患者家属就找到了梁小秦,梁小秦则到网上找到了“军哥”,随后便发生了上文提到的情况。根据梁小秦提供的情况,警方查明,“军哥”名叫胡大军,并将他上网追逃。去年7月30日,胡大军被石家庄警方抓获。法官告诉记者,刑法只对组织者进行处罚,对于出卖者及收买者并不定罪。
  买肾人:换个肾要花26.5万
  随后,警方找到了南京的两名准备买肾的患者。两名患者说,他们是在医院住院时被一个病友介绍给梁小秦的。梁小秦跟他们说,换一个肾的价格是26.5万元,至于那些卖肾的人从哪来的,能从梁小秦手上拿到多少钱,他们并不清楚,他们所想的就是尽快做完移植手术。如果在医院排队等的话,他们一般要等五年时间,甚至更久,期间要支出高昂的费用,他们等不起。
  记者从有关医疗业内人士处获悉,卫生部在2007年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该条例第十条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对于能够进行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该条例也有明确规定,必须是卫生部批准的才行,移植手术前要经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批准。但现实中,由于供体缺口较大,排队时间长,导致一些人为了利益,绕开正常的法律程序进行非法地下器官买卖。
  长期代理医患官司的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医药法律部主任龚拥军告诉记者,器官移植涉及到深层的医学伦理问题,按正规程序要经过一系列法律审查,不是两个人坐下来随便谈谈价格就能进行的。对受体而言,如果有钱就能买到器官而不用排队,势必导致生命权的不平等。对供体而言,即使拿到了补偿,也是一种伤害。所以这种行为是必须坚决打击的。
  (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new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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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尼泊尔“卖肾村”:几乎人人只剩一个肾 高珮莙
  今年4月的尼泊尔大地震造成了数千人死亡,也让加德满都及周边的许多家庭失去了遮蔽风雨之处。
  尼泊尔“卖肾村”村民展示自己在印度医院手术后的伤疤。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贫困山村里,许多人靠卖肾赚钱,以至于出现了“几乎人人只有一个肾”的“卖肾村”。今年4月的地震后,更多无家可归、没有生活保障的人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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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偷走我的肾,地震偷走我的家”
  在距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不远的Hokse村,37岁的吉塔和丈夫带着4个孩子,住在用废铁皮做屋顶、防水布和食品袋当墙的简陋棚屋里,对面是那堆曾用心血砌成、遮风避雨之所的废墟,吉塔已无力重拾自己关于“家”的梦想。
  就在今年4月夺走数千人生命的大地震发生前,一直坚定地对卖肾说“不”的吉塔,在嫂子的反复劝说下终于松了口,去印度一家医院做了肾脏摘除手术。
  手术只花了半小时,她醒来后“感觉像什么都没发生”,这让她很惊讶。在医院恢复了3周后,她拿着赚来的20万尼泊尔卢比(约合人民币1.26万元,下文简称卢比)回了村,买下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并在上面盖了房子。她不知道,在印度南部的医院被“收割”后,她的肾能在富有的病人那里卖出6倍的价钱。
  吉塔并不孤单。在这个被称为“肾谷”的村庄,几乎人人都卖过肾。近10年来,每年都有所谓的“器官经纪人”来到加德满都周围的贫穷村庄,说服人们出售身体器官。
  和其他被骗或自愿出售肾脏的村民一样,吉塔回村后也成了当地人讨论的“热门八卦话题”。致力于保护卖肾者权利的尼泊尔律师克里希纳·纳卡尔米透露,有人被社区排斥,在别人异样的眼光和避之不及的态度中变得失望和沮丧,就连他们的孩子也在学校被歧视。有些将肾脏卖出高价的人甚至遭遇谋财害命。
  有了房子,吉塔可以对这一切置之不理。但在突如其来的地震中,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崩塌了,她的梦想再次化为泡影。
  “嫂子偷走了我的肾,地震偷走了我的家。”吉塔心灰意冷地告诉英国《每日邮报》。如今,这对无家可归的夫妇已各自失去了一个肾,重建家园遥不可及。
  相比之下,那些曾对吉塔既羡慕又鄙夷的村民似乎“幸运”得多。至少,他们仍有重新致富的“资本”。
  活下去才是头等大事
  22岁的赛达·塔芒是3个孩子的父亲,砍柴和在玉米地干活曾是他惟一的经济来源。在地震中被压碎了左腿后,他失去了劳动能力。
  “我来自山里,但现在在平地上都爬不动。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怎么养活母亲、妻子和孩子。”塔芒在帐篷外告诉《今日印度》报。
  据该报报道,尼泊尔地震造成了2.2万多人受伤,他们可以在政府的资助下免费接受手术和最基本的医疗护理。但出院后,当地只有极少数大医院有提供康复练习的物理治疗设施和专家。
  “如果不能尽快得到适当治疗,他们以后就不可能恢复,这些伤害会造成真正的长期残疾。”非营利组织成员奥雷利·维亚德说。但对于焦虑的塔芒而言,活下去才是头等大事。
  45岁的彭巴在地震中失去了右脚。他没有家人照顾,也不知以后怎么办。他邻床的凯蒂·玛雅多处骨折、右脚脱臼。
  “我没法干农活了。”她说,“我连站都站不起来,怎么拿锄头或收割庄稼?”
  对更多人而言,即使身体无恙也不意味着能活下去。漫长的雨季即将开始,山体滑坡的危险笼罩着生活在山区的人。英国《卫报》报道,雨季来临前,震后已有1000多次山体滑坡发生,砸死和摧毁了更多牲畜、农作物、道路和灌溉系统。
  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多数人以农业为生,但他们只能生产维持家庭最低生存标准的粮食和牲畜,任何损失都会立刻导致盘中的食物减少。地震中牲畜死亡、农具丢失,给当地农民的收入带来沉重打击,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随处可见。
  如今,这些农民正不顾一切地从废墟、垮塌的蔬菜大棚甚至牛棚里抢救财产。没人知道,雨季到来后该怎么办。走投无路之际,卖掉自己的身体器官似乎成了惟一的活路。
  据《每日邮报》称,地震后,越来越多急需用钱的尼泊尔人投向黑市,出售器官以渡过难关。医学专家预测,尼泊尔人卖肾的数量可能在未来几年翻倍。到目前为止,器官贩卖还局限在某些地区,但有人担心地震后这一趋势可能蔓延。
  一年歉收或一场大病,就能倾家荡产
  48岁的科纳姆被侄子骗走了一个肾,诱饵很简单:一份工作和稳定收入。但对这个很久没有固定收入的中年人来说,这个诱惑实在无法抗拒。
  在印度钦奈附近游荡了一个月后,他被侄子介绍给一群当地人,说是给他安排工作。但有天晚上,他听到对方用印度语谈论到了肾,只是不太明白整个谈话的意思。第二天,他就被送进了医院。
  “侄子说我有很多肾,不会有任何并发症,还说肾割了一茬还会继续长出来。”科纳姆告诉美国《时代》周刊。
  他所在的村子坐落在加德满都附近的山上,茂盛的玉米地簇拥着一排泥砖屋,西面的一条主干道向首都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这里的男女老少都认为,在家里的小块土地上务农、每天赚不到两美元(约合人民币12.5元)没啥出息。
  但村里有个黑暗的秘密:75户人家中都至少有一个成员卖过肾。有些人不像科纳姆是被骗去的,而是心甘情愿这么做。除了种地和饲养牲畜,当地农民几乎没其他任何赚钱机会。哪年收成不好或得一场大病,一个家庭就马上倾家荡产。从第一个村民在“经纪人”那里接过相当于一年多收入的钱时,卖肾几乎就成了村里的时尚。
  42岁的库马里站在村里的3号病房外,双手和衣服在劳作中沾满了泥浆。她愿意卖肾,惟一让她踌躇的是器官贩子承诺的费用常不被兑现,也有人在回来后发现,卖肾的钱大多被花在了路费和治疗上。
  科纳姆的命运就是如此。他的肾卖了700美元(约合人民币4350元),但坐着大巴沿着蜿蜒的山路回到村子后,他手里只剩下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20元)。“一些钱用于手术后吃饭和买药,剩下的被我侄子买酒喝了。”他叹息道。
  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虽然尼泊尔政府2007年就通过了禁止卖肾的法律,但警方的镇压只是让器官贩子潜伏得更深。
  世界卫生组织称,全球每年约有一万桩涉及买卖人体器官的黑市交易发生,平均每小时超过1起。据非营利研究机构“全球金融诚信”的报告,每年有7000个肾出现在黑市上,非法器官交易产生的利润高达6.5亿英镑(约合人民币63亿元)。
  无知是器官交易泛滥的主因
  和多数尼泊尔农民一样,帕利亚尔靠卖牛奶和在附近农场打短工谋生,两头牛、一间房和一小块土地,是他的全部财产。
  几年前,他曾在加德满都当过建筑工人,工头偷偷告诉他,如果让医生从他身上割下“一大块肉”,就能得到3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8.6万元)的巨额酬劳。他没被告知,这块“肉”其实是他的肾。
  “工头告诉我,肉还会长回来。”他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如果肉能长出来,我还能拿那么大一笔钱,何乐而不为?”
  帕利亚尔曾问工头,如果他死了怎么办。后者保证他什么事都不会有,他将得到美食华服,还能看电影。于是,这个贫穷无知的人心甘情愿地被送到了钦奈的医院。
  “手术时,我反复听到医护人员说‘kidney(英语指“肾”)’,但我不知那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Mirgaula(尼泊尔语指“肾”)。”他回忆道。
  出院后,他只拿到了两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260元),不到约定数目的百分之一。器官贩子承诺不久后支付尾款,但再也没见其人影。
  回到尼泊尔后,疑惑不解的帕利亚尔去医院做检查,才知道自己的肾没了。如今,他的泌尿疾病和背痛越来越严重,却看不起病。“如果我死了,只能寄希望政府会照顾我的两个孩子。我不知道死亡哪天会突然降临,只是数着日子过罢了。”
  蓬勃发展的器官贸易让尼泊尔被称为“肾银行”。“器官交易泛滥的主因是村民贫穷无知,很容易被器官贩子洗脑。同时,这些村子离首都很近,交通便利。”人权律师拉坚德拉·吉米雷告诉CNN。
  回村后,粗劣的村酿成了卖肾者惟一的安慰,他们对健康常识几乎一无所知。这并不令人惊讶,村民都是文盲,不知道切除肾脏的危害,甚至无法理解这块“肉”为什么无法长回来。
当大多数人愉快地决定离开或留下时,一些家庭因成员选择不同的国籍而被分裂。欧洲中部夏令时间7月31日上午9点,“维基解密”网站爆出了美国政府对盟国日本的监听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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