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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市2016届高三上学期摸底考试历史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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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表为我国夏商周时期使用的部分农具简表,从中可以看出当时
A.已经出现铁犁牛耕
B.木石等原始农具已不复存在
C.耕作方式不断进步
D.农业管理经验比较丰富
2.西汉设立内外朝,尚书权力发展,东汉尚书权力进一步扩大,到魏晋时成为宰相机构,
再发展到隋唐时期的三省制。这反映了古代中央机构
A.受宗法关系影响渐趋淡化
B.是相权与皇权妥协的产物
C.有效防范了宰相的擅权
D.分工逐渐细化,利于合理决策
3.宋太祖曾发布诏令:“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又诏:
“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这表明当时
A.统治者注意保护商人的权益
B.商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较大提升
C.商业税率比较低
D.官商勾结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4.中国古代科技取得了杰出成就,下列关于中国古代科技说法正确的是
A.对外来科技排斥和不兼容,形成了独立的科技体系
B.比较注重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C.富含理性探索精神
D.不断发展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有紧密关系
5.著名画家俞剑华在谈某一绘画特点时,认为这是由于“（文入学士）非专门名家,并未受
绘画上基本技能之严格训练。不过心中有一段意思,借笔墨以为摅写之具,所写之究
为何物,所写之物似与不似,并未加重视”之故。这一绘画艺术
A.属于山水画派
B.能集中体现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
C.属于市民文化
D.对研究当时社会风土人情具有熏要价值
6.唐甄说:“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嘉庆《嘉兴府志》
卷4记,平湖县的乍浦镇,“番舶凑集,居...[来自e网通客户端]
试题试卷,联考,高三,河北,2015
审核人：历史李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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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0℃的江苏无锡街头，环卫工用双手疏通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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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图：周文利
　　宋代上承秦汉、下启明清，在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上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重要转型时期。而作为北宋都城的开封，在1000多年前是世界上第一大都市，这与北宋的商品生产、商品市场、市镇经济、货币金融均有划时代的发展密不可分。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和商业发展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以往各个朝代，进入了比较繁荣和成熟的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无疑是商税制度的确立和禁榷制度的强化。
　　具有历史意义的商税制度
　　赋税的征收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在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上均有重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商税制度的确立无疑是一个重要内容。宋以前的商税在国家整个税收中所占比例较小，加上重农抑商的思想影响，对商业征税一直没有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北宋时期，城市工商业兴旺发达，商品货币关系蓬勃发展，商业在整个国家经济中所处的位置不断提高，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原来封闭的经济结构，改变了政府统治的物质基础，迫使国家的商业政策作出相应调整。
　　这一时期，统治者开始农商并重，大力发展商业。宋代对商品经济的管理特征，是从行政干预逐渐向依靠经济手段和市场调节过渡，国家已经越来越多地利用市场手段来贯彻自己的政府意志、行使政府管理权。统治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创新理念和形式，加强对商税征收的管理，形成了一系列富有时代特色的商税征收管理制度。
　　宋代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征商制度，在各地交通要道、关津渡口及城镇交易市场对民间私商经营贩运的货物征收商税。《宋史&食货志》明确记载：“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这里可以看出，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立起完备、严密的商税网和专职商税机构，并制定了统一、规范的征商则例和税率。此外，早在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就下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的一道诏书中，则更是明令：“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当算之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板榜，置官宇之屋壁，以遵守焉。”这两道诏令把商税征收作为一项制度性的政策固定下来，使商税制度成为宋王朝历代皇帝遵循的明确纲领和祖宗之制。
　　此外，宋太宗还明确规定了征商之制的内容及对偷税、漏税的惩处办法：“国朝之制，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茶皆算。有敢藏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仍以其半与捕者。”到了宋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朝廷再次下诏：“令户部取索天下税务，自今日以前五年内所收税钱并名件历，差官看详，参酌税物名件、税钱多寡，立为中制，颁下诸路，造为板榜，十年一易，永远遵守外，辄增名额及多收税钱，并以违制论。”
　　这说明，北宋商税管理体系日臻成熟，商税的征收已经成为一项制度性的政策措施，成为一种系统、完善的制度。商税的征收，是国家对私营商业利润的强行分割。另外，商税的制度化也表明了这一时期国家从法律形式上明确了对民营商业的承认和保护。这和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所实行的以国家行政干预为中心的商业政策是截然不同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在重农抑商的政策指向下，国家利用专制政权严格控制商业的发展，排斥私商经营，垄断商品流通，力图遏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于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成为影响、控制商业和商人的最主要方法。而在宋代商税政策下，国家对商业采取的更多是“经济强制”，国家管控商业的方式从直接变成了间接，通过征收商税，允许私营商业发展，旨在瓜分商业利润。
　　这种商业政策导向的转变无疑与宋代以来商品经济的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息息相关。在一些学者看来，正是由于宋代商品经济远超前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使国家不再把商业看成是危害、腐蚀其统治的因素，而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抑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而且，此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与此前相比已具有不可摇撼的地位，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商品流通、商品交换的范围不断扩大，商品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都从人们日常生活的外围日渐扩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不可能也无力对每一种商品生产、每一宗商品交易都亲力亲为进行管理，要想从中获得高额利润，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商品经营权给予广大的民间私营者，并以商税的征收作为交换条件。在国家确立的商税制度下，商人的经营贩卖活动比以前自由多了，只要按章缴纳商税，商人就等于取得了合法经营权，可以自由地往来兴贩。
　　宋代商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否定了此前特别是唐末及五代割据时期混乱、繁杂的地方性征税，打破了各个割据政权在各地所设的重重障碍，大大方便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使国家商税不断增加。因此，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对促进商品流通、扩大商品交换具有重要作用。
　　商税，国家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从宋代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着越来越大的比重。北宋时商税征收数额从宋初至宋仁宗时期一直呈逐年增长的态势：宋太宗至道时全国商税征收数额为400万贯，宋仁宗庆历年间暴增至2200万贯，在当时国家岁入总额中占据了56.4％的比重，达到整个北宋时期商税征收数额的顶峰。
　　商业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宋人早有认识：“本朝经国之制，县乡版籍分户五等，以两税输谷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谓取于田者也。金、银、铜、铁、锡、茶、盐、香、矾诸货物，则山海坑冶场监出焉，此所谓取于山泽者也。诸管榷征算斥卖百货之利，此所谓取于关市者也。”
　　宋代以前，商税的课征只能作为政府财政上补充的手段，它在国家的赋税结构中处于次要的、无足轻重的地位。而从观念形态上看，以商业税收的扩大支撑国家经济运行的办法也是与祖制训条不相符合，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对商业的课税课征，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对商人课以重税来达到国家抑商、困商的目的。
　　到了北宋时期，这种抑制私营商业的政策则发生了根本转变。国家建立了渐趋完善的商税制度，从而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民营商业的存在及其合法性，而商税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国家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正常运行和两宋王朝赡军养兵的巨额费用。宋代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商业及其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正如当时一些士大夫所言：“以朝廷雄富，犹言采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则或阙均需。”宋仁宗在一道诏书中也称：“商贾不通，财用自困。”
　　当时的统治者确实把商业税收视为国家巨大的财源，因而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上对商业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利用。例如唐宋以来，商业镇市的崛起和繁荣，不但在工商业的繁荣程度上表现出日益赶上并超过其所在府州县城的趋势，对于国家而言，更重要的则在于镇市的发展所带来的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所以宋代设镇的标准是：“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很显然，国家设镇的中心意图乃是征收商税，以税收为核心成为宋代设镇的主要标志。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所创造的商业税收也确实在财政上为宋朝政府提供了巨大帮助：“州县官凡有所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从宋政府在商税征收中对监税官的选拔、考课的发展变化中也充分反映了国家对商税收入的日益重视。
　　在获取商业利润的驱动下，北宋统治者在商税的征收上也相应作了一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调整。宋代自太祖开始，几乎历朝均颁布过优恤商贾、减免商税的诏令。如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下诏：“关市之租其来旧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以部内州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类似的史料在宋代文献中均有记载。北宋年间诸帝的减税之令，王孝通先生在《中国商业史》曾加以总结。
　　此外，为了保障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北宋政府还对各级官吏侵扰商贩、勒索商贾的种种不法行为规定了惩处办法。如宋太祖、宋太宗时均明令禁止官吏滞留、勒索商人，对于非法扰商者还规定了明确的处罚条例：“留滞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国家允许商人告发官员的非法行为，“许被告人径诣尚书省越诉，即将漕臣重置典宪”。以法律的形式允许商人到尚书省越级上告不法官员，这在前朝是不可想象的。
　　正是由于政府明令减免商税并采取种种通商惠工的政策措施，大大放松了对民间私营商业的限制，鼓励了人们经商的积极性，社会各阶层从商人数激增，经商致富的观念在民间非常盛行，人们经商的热情不断高涨，像前代社会由于政府对商业的极端管控而导致的大量商人资本退出流通领域而致窖藏的现象大为减少。《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盖所获利博，岂肯蓄藏于家！”经商人数增多，征税范围扩大，国家税源也随之而增加，因此国家虽有明令减免商税，但税额反而增加了。
　　禁榷制度进一步强化
　　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盐业体制改革方案》。《方案》提出，取消食盐产销区域限制；鼓励食盐批发企业与定点生产企业兼并重组，鼓励国有食盐批发企业引入社会资本；放开食盐价格。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对盐的专营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管仲相齐桓公，开中国盐法之始，官收官运官销，将租税置于官府专卖盐价之中，以增加国家收入。这种中国古代政府对某些商品实行专卖的行为称之为禁榷。除了盐之外，茶叶和铁也相继纳入禁榷的范围。两宋时期是禁榷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禁榷制度得到强化，朝着更细密化的方向发展，体现了当时政府的商业化，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一时期，禁榷范围较前代有所扩大。当时最有利可图的一些商品，如食盐、酒、茶叶、药品、香料、矾、醋、铜、铁、锡、铅、粮食、纺织品、煤等，都在禁榷之列。由于对外贸易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也成为禁榷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禁榷中的食盐、酒、铁、茶叶、矾等都是继承于前代。诸项禁物中，以盐、铁、酒的禁榷为最久，汉武帝时期便开始了。到唐代以及五代时期，各项禁物也多集中于传统的盐、酒、茶等，其中五代时对酒的禁榷多侧重于酒曲的生产和销售。这些传统禁榷项目在北宋得到了继承，而香料、醋的禁榷却是北宋的首创。禁榷制度品种之多，大文豪曾巩在《元丰类稿》中这样写道：“自时以来，兵簿既众，他费稍稍益滋，锢利之法始急。于是言矾课则刘熙古，深茶禁则范若水，峻酒榷则程能，变盐令则杨允恭……自此山海之入、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这段文字很恰当地说出了宋代禁榷制度的特点。
　　此外，政府加强了对禁榷物品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的全面控制。北宋政府不但扩大了禁榷物品的范围，更加强了对禁榷商品的全程管理，以从中攫取厚利。但是这种全程控制并不能对所有禁物一概而论，而是针对不同货物或同种货物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对解盐和四川官盐井的产盐，从生产、运输到销售全过程由政府进行。再比如对茶的管理，北宋初年到宋仁宗年间，东南八路的禁茶主要形式为：园户生产茶叶，绝大多数为官府收购，然后由官府出卖给商人，政府只是控制了流通领域。从蔡京改茶法直到南宋，主要实行的是茶引法。宋史专家姜锡东在《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一书中表示：“官府一般不向园户支付本钱收购茶叶，只是通过出卖茶引控制园户茶叶销售，获取专卖利润。”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则认为，政府既不控制生产领域，也不控制流通领域，只是通过更严密的管理来达到保证禁榷收入的目的。
　　北宋政府对禁榷物品的立法更加严厉。为了保证政府的禁榷收入，减少因民间私贩造成的收入流失，当时的政府制定了严刑峻法，与私贩者问罪。唐代对私贩茶也有规定，据《新唐书》记载：“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宋代茶法虽然屡有更易，但法律对民间私贩的惩处则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百钱以上者杖七十，八贯加役流，主吏以官茶贸易者，计其直五百钱，流二千里，一贯五百及持仗贩易私茶为官司擒捕者，皆死。”
　　宋神宗熙宁年间，在蜀地严禁私茶交易，稍有违犯则处以刑罚。漆侠认为：“禁榷制度发展到宋代，越来越严，到蔡京集团当权达到了极点，茶、盐、酒等征榷制更加严密和完备。”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宋代的禁榷制度并非铁板一块。北宋时期，自由商业一直是存在的，政府对禁榷之内的物品视具体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开放，如食品、服装等民间日常生活用品，一般由民间资本自由经营，国家则予以宏观管理；粮食、纺织品、药品等，由民间资本和国家共同经营；即使是榷货中最重要的食盐、茶、酒曲，甚至是绝对由国家控制的海外贸易，也都予以不同程度的开放。《宋史》中记载：“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经济学家周伯棣在《中国财政史》一书中写道：“天下之茶，多由政府垄断（行公卖法），惟于川、陕、广南，听其自由卖买，这便是自由贸易制。”
　　利弊并存的禁榷制度
　　禁榷制度是一个历史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对北宋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宋朝加强禁榷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宋史专家汪圣铎认为：“宋朝禁榷收入在财政中居于与两税并驾齐驱的地位。”
　　某种程度上，禁榷制度为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制定了一定的规范。这些禁榷的商品大多是不便由私人经营的大宗货物，如对外贸易，由于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海路凶险，风险过大，私人很难经营；或者是与国计民生及国家财政有着重大关系的物资，如食盐、酒、茶、粮食、铜、铁等，如前所述，这类物资若交由私人资本经营，则很难形成规模，而且对国家安全也将构成威胁。
　　宋朝与少数民族的边界贸易，也加快了民族之间的融合，有助于宋朝和西夏等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榷茶是宋代禁榷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茶马贸易则是榷茶的重要内容。宋代与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通过茶马互市贸易促进了双方经济的繁荣。首先，扩大了茶和马的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茶业的发展；其次，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换，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他农副土特产大量流入汉族地区，而汉族地区的绢、布、陶瓷、食盐及其他手工业品和农副土特产也大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不仅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等产业的发展，同时频繁的经贸活动，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对推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茶马贸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吐蕃驱马来买茶，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既有官员，也有百姓，与汉族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联系和接触，这就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沟通，增进理解与友谊。西部地区的吐蕃就是通过茶马贸易而愿意接受宋王朝统治的，边疆地区也比较安宁。西夏与宋对峙时，茶无来源，引起了西夏人民的不满，迫使西夏与宋议和，购进茶叶。在宋孝宗时，四川黎州青塘羌族就曾因为宋朝一度中断茶马贸易而聚众扰边，要求恢复互市。因此，茶马贸易对增强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虽然禁榷制度为宋代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禁榷制度最大的害处就在于它严重阻碍了中国封建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宋史专家姜锡东认为：“禁榷制度排斥、限制私人经营，垄断产销经营之利，凭借政权力量对商品流通（有时包括生产）进行垄断，通过垄断价格，攫取高额垄断利润。这种制度对民间商业资本的阻碍作用是非常大的。”北宋时期，一些地区的部分行业里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先进生产方式，然而，由于政府垄断，民间商业资本始终无法同商业生产直接联系起来，这样，民间商业资本就无法自由地转化为产业资本以扩大商业再生产，所以宋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无法发展壮大。另外，宋代通过禁榷制度与民争利，严重压缩了中小商人的利润空间。由于利薄甚至无利可图，无法刺激商业生产者扩大商业生产，严重降低了民间商业资本投资商业的热情。
　　总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叶坦在《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一书中写道：“当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之后，政府收入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非农业收入占着越来越大的比重，这其中必然隐含着对商业利润的扩占。若这种扩占不是通过通商抽税而是以官营禁榷的方式，直接盘剥工商业者，那么，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这种阻碍将妨碍社会形态的演进。”
　　禁榷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许多人为原因导致了种种偏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的政府固然是为了维持中央财政的需要强化禁榷制度，然而若由财政需要走向极端，就会成为不择手段的搜刮。例如，北宋时期为了保证禁榷收入，对官员实行立额之例，以定额的完成情况作为对官员赏罚的标准。地方官员出于自身仕途的考虑，往往将定额强行摊派给百姓。而官造产品常常质量差，百姓不想买也得买，受其残害至深。蔡京为了增加茶盐之利而屡变茶盐之法，导致许多商人破产。榷利太大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王小波起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北宋政府对四川地区实行榷茶，王小波、李顺都因贩茶失职。
　　由于政府的榷法过于严厉，北宋的私贩盐商屡禁不绝，这些武装起来的私盐贩子经常成群结伙活动，给社会治安造成了严重威胁。在河北、山东地区，由于政府的过分压榨，流民问题也很严重，许多人甘愿冒着被政府捉拿的危险成为盗寇。这些都给社会稳定构成了威胁。由此，许多士大夫认为政府应该减轻禁榷的程度，不与民争利。欧阳修、苏轼明确反对过度剥削商人。
　　总之，禁榷制度在宋代发展得更为复杂，也较先前更为严厉。虽然在某些方面，它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榷利过大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而且比起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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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高三历史；本试卷分第I卷(选择题)和第II卷(非选择题)两；第I卷(必做，选择题，共45分)；注意事项：；1．答第I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号、考试；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请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一、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1．读下列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简表，据此能够得出的认；A．中枢权力体系日趋完备；B．中国的行政区划历史最悠久；C．县是中国历史上
本试卷分第I卷(选择题)和第II卷(非选择题)两部分，共10页，满分100分，考试时间90分钟。答题前，考生务必用0.5毫米黑色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座号、准考证号和科类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规定的位置。
第I卷(必做，选择题，共45分)
注意事项：
1．答第I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号、考试科目涂写在答题卡上。考试结束时，将答题卡交回。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请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涂在答题卡上，只答在试卷上无效。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每小题1.5分，共计45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读下列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简表，据此能够得出的认识是
A．中枢权力体系日趋完备
B．中国的行政区划历史最悠久
C．县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一级行政区
D．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只有二级制或三级制
2．《诗?大雅?板》载：“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大宗：周王同姓的宗族。翰：栋梁。怀德：有好的德行。宗子：周王的嫡子。)以下对材料中“宗子”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拥有王位继承权
C．政治上拥有特权
B．在自己的领地内是大宗 D．要为周王镇守疆土
3．《明史》记载，太祖“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笞，裁决机宜，悉由票拟”。据此，以下表述不正确的是
A．宋朝时已有殿阁大学士参与决策
B．明太祖时六部分掌行政权
C．明成祖时内阁开始参与国是
D．明仁宗时大学士拥有票拟权
4．邓嗣禹曰“(隋创进士科之后)历代踵行，时加修正，以迄于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吕思勉曰“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二者均认为科举制
A．延续时间长且不断发展完善
B．有利于破除结党营私、徇私舞弊之弊
C．选拔方式规范、公平、公正
D．提高了从政人员的文化素质
5．易中天曾经说道：“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是一场历时三百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儒墨争雄，儒道争锋，儒法争用，可谓纵横捭阖，机锋迭起，智慧纷呈。”材料中的“争”本质上指的是
A．争夺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
C．争夺学术霸主的地位
B．寻求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途径 D．探寻国家实现统一的新途径
6．《汉书?食货志》在谈到先秦的农业生产时说，“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这种生产体现的特点是
A．男耕女织
B．自给自足
C．精耕细作
D．因地制宜
7．宋太祖曾发布诏令：“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宋
太宗诏曰：“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税；当税各物，令有司件拆揭榜，颁行天下。”这表明宋时
A．政府税收主要来源于商业
B．商业交易以货币结算
D．官商勾结严重 C．统治者注意保护商人的权益
8．“明清之际，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发生了激烈的冲击和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导致材料中“碰撞”“转向”发生的主要原因是
A．黄宗羲等人对君主专制的抨击
C．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空前加强
B．理学思想日益走向僵化 D．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9．唐甄说：“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嘉庆《嘉兴府志》卷4记载，平湖县的乍浦镇，“番舶凑集，居民成市”。两则材料都反映了
A．政府放开“海禁”
B．我国丝织业生产出现专业化趋势
D．国内市镇已同国外市场建立联系 C．国内长途贩运贸易比较兴盛
10．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此火器局之可推广者二。
??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材料表明魏源
A．认识到西方只有军事技术发达
B．认为西方民用技术优于中国
C．具有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思想
D．正式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
11．以下是晚清时某国领事馆为其本国国民所颁护照的具体内容。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A．列强势力已深入到中国内地
C．中国的司法主权开始遭到破坏
B．清政府已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 D．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12．读“外国在华铁路直接投资估计表”，据此可知
A．甲午战后外国侵华以修筑铁路为主
B．甲午战后外国开始了对华资本输出
C．俄国在对华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
D．外国在华投资铁路便利了经济侵略
13．张鸣在《重说中国近代史》中说，当时我们只要了白菜，而没有要到种子和种植方法。通商贸易，没有按规则出牌；经济改革，也没有走完该走的路。文中的“当时”是指
A．清朝末年
C．民国后期
B．民国初年 D．“文革”前后
14．郑观应在《商务叹》中写道：“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贾。??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郑观应感叹的是
A．经营结构的不合理
B．自然经济的束缚
C．政府的盘剥
D．外商的挤压
15．“康有为的变法指导思想分为必变大变速度论、君权变法论、变于下论和兴民权论。它们回答了变法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基本方式和最终目的等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材料意在说明
A．康有为的变法解放了思想
B．康有为的思想形成了完整体系
C．康有为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
D．康有为的思想具有复杂性
“它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
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总结性的理性批判。”据此判断，下列评述正确的是
A．它指的是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
B．它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
C．它是在推翻了封建制度后出现的
D．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17．1913年，中国进口的各种机器总值仅800万关两，占该年进口总值的1.4％；但到1936年，已增至3800万关两，占该年进口总值的6.4％。其中来自英、日、美、德的纺织机械和电力设备名列前茅。究其原因是
A．“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
C．辛亥革命扫除了发展的障碍
B．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提供了有利环境 D．中国已广泛运用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
18．1923年陈独秀指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瞿秋白在同年提出：中国的民族运动“得最宜于组织最易团结的无产阶级之猛进”，要“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民族革命。”陈、瞿二人的共同主张是
A．改组国民党以进行民族革命
C．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两步走
B．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D．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19．蒋介石说：“所谓‘抗战到底’，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我们只有一心一德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这表明蒋介石
A．与中共主张相一致
C．坚持片面抗战路线
B．坚持积极抗战路线 D．决定依靠国际力量抗战
20．下图中的叙述是中共在某次会议前后提出的方针政策，它的作用在于
A．指导了各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C．保证了“八字方针”的实施
A．教育得到持B．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序展开 D．促进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21．观察下图，从图中统计数字的变化可得出的结论是我国 续发展
B．义务教育已经完全普及
D．“科教兴国”战略全面实施 C．“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得到落实
22．下表关于甲乙两人对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进行的比较，表述正确的是
A．二者的论点、论据都正确
C．甲的论点错误
B．二者的论点、论据都不正确 D．乙的论点错误
23．“哲人们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仰。相反，他们寻找一种与理智的判断相一致的自然宗教，结果产生了种种根本违背宗教正统观念的东西。”这表明该运动
A．传播了自由、平等观念
C．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B．促进了宗教改革 D．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24．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对罗马共和制度做过这样的评述：这种混合政体“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于一身，又不使其中任何一个原则过分地膨胀，从而蜕变为自己的对立面，每一种力量都被其它两个所抵消，任何一个都不能压倒和超过其它力
量。”这体现了当时的罗马
A．实行直接民主制
C．实行贵族政治
B．实行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D．王权与族权相结合
25．近代欧洲某思想家曾言：“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 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国家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和知识分子奉为贵族。
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该思想家所处的背景和下列名言警句产生的背景最为一致的是
A．“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B．“认识你自己”
C．“信仰即可得救”
D．“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愿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26．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说：“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
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这表明托克维尔
A．认为美国联邦宪法对其他国家毫无借鉴价值
B．反对片面夸大美国宪法对民主制度的贡献
C．认为美国联邦宪法是一无用处的艺术品
D．强调民情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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