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军在保定“文革”中（《猛将王猛》节录）
&&&&由原三十八军某师参谋长邵宝殿同志策划，原三十八军某师老新闻宣传干部、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长宋永佳同志撰写的《猛将王猛》一书，是一本好书，很值得一阅。
&这本书好就好在作者亲自采访了当事人——三十八军老政委王猛同志，如实记载了三十八军在保定“文革”中风雨如磐的悲壮历史。使人们看到了当时三十八军奉命调入华北保定地区后，是如何在中央文革阴谋家插手，肆意表态制造分裂、煽动动乱，而处在风云际会、云蹂波诡的漩涡中心，举步维艰的处境，以及保定地区在党中央、周总理的领导下，由乱到治的艰难历程。对于本军的过来的老战友来说，读后又好像回到了当年那风雨飘摇的艰辛岁月。
&&&&这段历史虽然过去30多年了。然而，当今仍有相当的数量的人，不能正确地、客观地认识保定“文革”中那段动乱的历史。不是吗？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为给其老子翻案，不惜随意编造伪史，极力把当年制造分裂和动乱、破坏保定军队之间、军地之间、军民之间团结的太上皇陈伯达，打扮成一个为稳定保定局面做了大量工作的好人。一些在解决保定问题上犯过严重错误，做过检讨的原某大军区高级领导干部，也曾授意其秘书撰写相关著作在香港出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声称：他“当年没有欺负过三十八军！”一些历史学者、“文革”专家，也在其相关“文革”著作中，毫无根据地否定当年毛泽东曾做出的关于陈伯达“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正确结论，声称什么：“陈伯达在军队的影响很小，他到军队视察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请问是奉何人之命？纯粹是无稽之谈）……（详见《“文化大革命”简史》）。以及“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并未与陈伯达狼狈为奸”，“批陈整风”运动十分复杂，既有正确的方面，更有不正确的方面，正确与错误混杂。总的说来，问题没有抓准，批陈颇多牵强附会，没有打中要害，若干问题没有正确处理，人为地制造了纠纷”云云（详见《大动乱的年代》第三章&&林彪事件·四、批陈整风运动），极力否定批陈整风乃至批林整风的伟大成果。由此看来，如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十分必要，《猛将王猛》中关于保定“文革”的史料，就显得弥足珍贵。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千秋功罪，人民将会评说，历史将会公正地评说！博主仅对原文的小标题序列做了一点调整。
&&&&第十五章&&动乱狂“逆流”翻&&移师华北陷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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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切明仁之君和有道之臣，无不信守冶理国家的根本宗旨，在于使人民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准则。一贯酷爱研究历代帝王行权谋略的毛泽东不会不精通这一道理，更何况他一向宣称自己是代表“草根”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就更理所应当的时时处处为老百姓过安稳的日子着想。他的大半生也是勤政为民的楷模，“人民的救星”。可是一向不拘常理的毛泽东，为了打倒自己的劲敌，铲除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竟被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利用，造成了中国的十年动乱。
&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把刚刚让人民吃上几天饱饭的中国经济推向了几乎崩溃的边缘。给党、国家、军队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与创伤，直到今天，给人们造成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影响，政治信仰上的危机，思想作风的败坏，人际关系上的扭曲，党和军队光荣传统的丢失等等，还不时地显露他的痕迹和危害。
&&&&这十年是狂吼造反的十年，是文攻武卫的十年，是政治旋涡翻滚的十年。他冤屈了多少革命老干部，他屈死了多少从迷信到清醒的正直百姓，他把多少奸臣和“党棍”推到了领导之巅又扔进了历史深渊。他把多少不明事理又血气方刚的少男少女，卷入政治狂热的大潮胡作非为。没有经过这段历史的人，是难以想象这场斗争的曲折复杂，难以体会他的诡谲险恶。
&而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中，在这个巨浪滔天的政治旋涡中，38军在是非之时，到是非之地，遇是非之人，被难以驾驭的是非之事卷进去了。而能带领38军将士没有被政治恶浪打昏头脑，没有被巨波埋葬海底，没有被“借用力量”推人绝境，依然心明眼亮，巍巍挺立，就是猛将王猛和以他为主的领导班子。让我们看看他的传奇生涯吧。
&1、统帅促动乱，元帅闹翻案。
&日是中国人民的一个灾难日。就在这本应是鲜花怒放，阳光灿烂的春天里，不愿欣赏这花草美景的人，硬是搅起了漫天的黄沙黑风。陈伯达等“理论家”起草制定了《五·一六通知》，把与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对着干的彭真领导的五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这五人领导小组是1964年，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的，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指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常设机构）打翻在地，在毛泽东的允许下重新设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给一批学阀、党棍和投机家，赋予了凌驾中央政治局之上的特权。这个《通知》吹响了要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造反、夺权号角。
&&&&紧接着，陈伯达在6月16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出了煽动全国燃起“文革”大火的动员令，提出了对老干部“斗臭、斗垮、斗倒”的口号，于是，“打到一切，全面内战”的形势在全国愈加猛烈地扩展开来。忧愁、紧张、恐惧和不安，像一股巨大的西伯利亚寒流袭击着党内高中级干部。
&当时，极为崇尚阶级斗争理论的毛泽东，以乱得还远远不够，还要继续大乱下去的极大耐心在杭州时刻注意观察这场斗争的动向。对负责向北京大专院校派出治乱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毛主席抛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批评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刹时间，中南海的高墙外，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狂叫。
&在经过运筹帷幄之后，毛泽东站在象征中国皇权的天安门城楼上，连续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串联造反的红卫兵，既为牢固树立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创造了空前未有的迷信高潮，又将他迷恋已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撒播到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当时，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入迷惑地望着北京的方向，“中国这艘航船驶向何方?&&当时，有些人看着抄砸抓抢的混乱局面，背地里发出怨恨，“想要怎么的？难道刚吃几天饱饭就又要折腾吗？”
&也有不怕死的人上书中央和毛泽东。一位年仅19岁的四年级大学生向毛泽东激烈地发出了“敢打龙袍”的质问：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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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
&&&&&&&&&&&&&&&&&&&&&&&&&&&&&&&&&&&&&&&&&&&&&&&&&&&&王容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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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毛泽东当时是无法看到这封信的。他要听到如此放肆的斥责，以他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的性格和“主宰沉浮”的大权，可能在信上打上大大的一个红叉，判为死刑。
&然而，这个大学生仍未逃过无期徒刑的治罪，直到1979年3月才被宣布无罪释放。
由“文化大革命”催生的夺权运动，如洪水决堤一样，淹没了中国的城市、农村，厂矿、学校，军队三总部，各大区也无一幸免。“揪军内一小撮”，“批判资产阶级的带枪路线”的狂叫声在各大军事机关里整日不绝于耳。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眼看着林彪等一伙野心家拉毛主席这杆大旗做虎皮，肆意阴谋篡党乱军夺权，忧心如焚，忍无可忍。终于在1967年2月中旬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两军对垒，全面摊牌，发生了被称为“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搏斗。
&2月13日下午3时，周恩来照样坐在会议桌的头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人，与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分坐左右两边，形成了极其鲜明的两军阵线。叶剑英、徐向前和陈毅等老帅们，一个接一个怒目圆睁，拍案而起，大义攻奸。
&老帅们，老革命家们一句句铿锵、锋利的责问，像一把把匕首直刺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一伙的五脏六腹，这是对他们妄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罪恶阴谋的揭露，是对革命正义的伸张，是对“文革”的控诉和抵制!
&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皱着眉头，来回转圈地听着先来的恶人告状。
没过几天，在毛泽东批评老帅们的风头带动下，林彪和“四人帮”一伙，掀起了清算，反击的浪潮。当时，作为这批乱臣的领头犬之一的陈伯达，拿出了他一贯善于“戴高帽”的看家本领，把怀仁：堂的斗争污蔑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从此定性为“二月逆流”。
&随之，在林彪和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10万学生的游行，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把全国人民已经忍耐不了的动乱形势，又向大乱、特乱的深渊推进了一大步。
&2、二月南移防，巧合与必然?
&几乎就在“四帅三副”&&(四个老帅、三个副总理)&&“大闹怀仁堂”，发生“二月逆流”，有的还称为“二月政变”的同时，38军奉命从东北长白山下，移防到华北大地上的首都南大门——河北省会保定。&
&日凌晨四时，一道特急电波从沈阳军区发往38军。
&叮铃铃，叮铃铃……
&正在酣睡中的王猛，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王猛激楞打了一个冷颤，嗖地拿起电话。
&这是他多年养成的“神经质”。几乎在全军各部队都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叫做：“天不怕，地不怕，领导就怕夜里来电话”。因为在深夜特别是下半夜，十个电话有九个，不，几乎个个都是部队发生重大事故的报告。哪个领导这个时候听到电话铃声，都要心惊肉跳。
&&&&“哪里又出事啦？快说！”
&&&&“不是事故报告，请首长立即到作战室?”司令部作战值班室的通知。
&&&&“到作战室?”王猛一看表，才凌晨四点，他知道不是一般的工作大事。一边急忙忙地披上皮大衣，一边急匆匆地往外走去。凛冽的寒风全然不觉。
&&&&“老王，预先通知，有特级电报准备快收。”已等在作战室里的军长，把沈阳军区的预先通知送给了王猛。内容是，即令李军长、副军长、副政委、各师师长和作训处长到沈阳军区受领任务。
&&&&“什么任务这么紧急呀?”王猛又象是问军长又好象问自己。
&&&&“我也在着急呢，是不是有什么仗要打呀?”李光军也在猜测。
&&&&“像，除了作战，平时怎么能有这么紧急的电报呢。”可王猛刚说完又否定了自己的看法，他指着去受领任务的人员名单说：“又不像，部署作战任务，还有不让参谋长和政委去的可能吗。”
&作战室里的常委们，都懵头懵脑地互相传递着疑问的目光。
&&&&东方漏出了鱼肚色。当受领任务人员凑齐后正要出发的时候，军区派飞机到通化附近的三源浦机场来接他们。
&&&&这越来越紧急的情况，让王猛深感部队将有大行动。
&果然在16日零点十五分，沈阳军区转来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关于38军调动，移防保定的电令。任务是五保卫：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保卫华北，保卫“文化大革命”。第一批部队2月18日出动，所有部队务于3月8日前到达指定地区。什么农场、幼儿园，在地方工作的家属，一律随部队调走，不留任何尾巴。而且军委规定，对移防地点、任务暂时要绝对保密，对下对外一律不要传达泄露。最早出发的部队只有二天准备时间，最晚出发的也只有十来天的时间。这么大一个军的调动，时间之紧迫，行动之神秘，即使战争年代也是极为罕见的。
&既然部队调动不是象打仗那样机动，不是为了作战，为什么还要如此的紧迫、神速和保密呢？王猛作为一军之主官不能不想得更远、更深、更广一点。因为他当时知道全国的形势是一片乱糟糟的。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王猛还来不及想的更多，也一时难以想通。他和留下的常委成员立即分工，分头抓好部队调动的教育，制定运输计划以及移交营房的准备等工作的安排和落实。正在他紧张进行部署的时候，上级来电令王猛到北京参加会议。使这次行动更增加了紧张气氛。走前，王猛向参谋长交代：“头脑中要多根弦。部队不是打仗机动，也要有充分的战备观念，防止发生意外事件。”
&王猛利用在沈阳转乘飞机之前的时间，特意赶到64军驻地，秘见军区曾绍山政委。这不仅是因为这次调动就要改变38军的隶属关系，“嫁’到北京军区，以后很难见到“娘家”的领导了。更是由于不久前在军区传达中央关于贺龙的问题时，正赶上司令员陈锡联和刚上任不久的政委曾绍山，被机关和直属队的造反派贴大字报，揪上主席台坐在小马扎上挨批斗。那时，王猛就亲耳听到陈锡联告诫过：“你们自己掌握好部队，我们可能控制不了啦，我和曾政委，还有杨迪除外，别人打的电话不要听，要把部队抓紧，一定不能出乱子。”王猛关注着他们的政治命运。
&对这两位战争年代出生人死，南征北战的老首长，王猛怎么能相信他们是什么走资派呢。“不管它三七二十一，反正中央还没撤他们的职，该看还得看。”王猛怀着这种心情找到了曾政委。
&后来，军长李光军告诉王猛，到沈阳军区领受任务时，副司令员江拥辉，这位38军的老军长十分关心地告诉他们：对突然移防他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只知道上面要调38军到古城保定。最后一句非常严肃的话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江拥辉说：“因为我是38军的老军长，我只能提一个要求，‘文化大革命’是很乱的时期，情况很复杂，有很多事情可能出乎预料。到北京后，不要去找一些老首长。”
&王猛早就听军里的同志介绍过，江拥辉是一个政治嗅觉十分敏锐的领导，轻易不对什么政治问题表态。现在这个时候，他这样嘱咐自己的部下一定有他的特殊用意，我们必须牢记，格外谨慎。这些情况让王猛对部队的这次调动增添了几分忧虑。&&
&王猛来到北京根本不是原先通知的参加生产会议，而是听军委领导讲话。叶帅讲，按毛主席的部署，“文化大革命”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用红卫兵冲击；第二步是夺权；第三步是把解放军放出去支左(文革中的左派)。后来听林彪讲话，他极其强调，军队要坚决拥护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要毫不犹豫地听毛主席的指挥。王猛后来到保定听说了“二月逆流”的传说以后，才清醒地意识到林彪讲话的用意。
&&&&军长和政委等领导同志相继离开后，部队在参谋长范天恩、政治部主任肖健和后勤部长刘安民的指挥下，争分夺秒地向关内开进。他们以临战姿态组织部队实施跨战区机动。全军部队编成133个列车梯队，每个列车梯队都组成兵种协同，部署了对空防御火力。部队从思想到装备随时准备展开战斗，以应付突发情况。全部人马干净利落地提前2天到达指定地区，迅速接替了69军的防务。
&&&&前来接站的军领导们，看到坦克车一律没有放水放油，火车一停，就哗哗地开丁下来，人员也是整装待战，一切紧张有序，心中都无比高兴，对完成移防后新的任务充满了信心。
&&&&38军到达新区后，受到北京军区、原驻军69军、河北省军区、保定军分区及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照顾。
&&&&69军移防出保定之前从军部大院到各部队营区，张贴的欢迎标语—十分醒目，到处打扫得窗明几净，炉灶边堆着煤饼，灶堂里放好了生火柴。有的连队还给准备了饭菜。河北省军区给军部送菜送肉，领导带领宣传队前来慰问演出。北京军区领导和机关到百里之外迎接前到军区汇报请示工作的38军小组，并举行了欢迎会。
&&&&干部战士说，就象刚从外面执行光荣任务回到营区受到欢迎一样，感到舒适与温暖，受到教育和鼓舞。
&&&&38军这次移防牵涉到华北两支驻军防区的变动。69军移防到21军驻地太原，21军转隶到兰州军区，移驻西安、宝鸡一带。
&&&&38军刚来华北不久，各种赞扬和传言声接踵而至。
&&&&有些部队领导说：“38军是万岁军，能打仗。”
“四野的一只小老虎来了。”
&&&有些群众传言说：“38军是林彪的部队，到北京嘴边来是为了镇压‘二月逆流’，以防生变。”
&&&&有人说的有鼻子有眼：“就是这么回事，你看那些老帅大闹怀仁堂就是发生在二月中旬，38军恰恰就是这个节骨眼上调来的，而且神不知鬼不觉。”还有的说：“他们不仅来的神速，而且人不离枪，马不离鞍，坦克车随时能开动，那不就是为了防备有人闹事吗。”
&&&&有的传的更蝎虎：“毛主席预防‘二月逆流’生变，相信林彪的38军，不然为什么把北京军区的两个军调走，让38军从大老远的东北移防过来，占据保定这个要地呢?”
&&&&这些传言无论是出于无心的善意，还是出于别有用心，客观上一下子就把38军的这次移防行动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有的干部战士也被这种传言搅乱了头脑，对为什么调防到保定提出了种种猜测。对这种种反响，王猛和李光军引起了高度的警觉。
&&&&王猛是河北盐山人，保定东部紧挨沧州地区，也可以说是他的半个家乡，深知保定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
&&&&明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有云：“重山西峙群川东汇。宣府、大同为之屏障，倒马、紫荆为之阻碍。联络表里，翊卫京师，诚重地也。在昔河朔有难，保定横先受之。”
&&&&据说，早在五十年代，由刘伯承元帅任组长的军委战略小组，鉴于保定素有北京南大门之称，与京津三足鼎立，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元、明、清建都北京后均重兵镇守保定，因此向中央军委提出研究报告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组建一支以战斗力强的部队为骨干的战略预备队，部署在包括保定在内的战略纵深地区，作为中央军委的战略拳头，稳定对外防空，保卫首都安全。
&&&&王猛考虑当时正值苏联对我虎视眈眈，在我“三北”边境地区当面陈兵百万，对我空中、海上也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这次38军调防华北完全有可能是中央军委的整体战略部署的具体实施，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在军委调动38军的命令中已有加强战备的要求。
&&&&但是命令中首先十分强调保卫“文化大革命”，而且来到华北后，北京军区部署的任务就是“支左”工作，没有强调要做好打仗的准备。难怪被人议论和传言。
&&&&由此，王猛感到社会上的“传说风”太可怕了。这无形之中就在38军与华北部队之间，与北京军区领导机关之间，隔上了一道墙，挖开了一条沟。如果北京军区个别领导和机关的同志接受了这种传言，一定要对38军“另眼相看”。这实际上等于为38军种下了被孤立的祸根。就可能使得一些领导和部队，对你38军又烦又怕。烦的是你38军夺了人家的宠位，在心中添堵；怕的是你38军向最高统帅部不时反应情况，告状诉冤。如果38军处处听招呼，时时顺着办，那日子可能还好过，如果对军区稍有不慎，表现出“难摆弄”，有意见的苗头，那就可能没有好果子吃，甚至要经受磨难。可是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这这样复杂混乱的局面中能完全避免吗?时间长了，难免在工作上发生意见不一致的看法。加上李光军和王猛的性格和脾气，天生的就是一对的宁折不弯，如果屡屡遭到不公正的批评和强制的意见，就有可能出现思想上的矛盾和行动上的迟缓，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王猛的这种预见完全不是多余的。是被后来的实践完全所证明了的。
&&&&&2004年，陈晓农在为他的老子陈伯达翻案的《陈伯达》一书中坦然承认：38军与1970年初调入华北的27军，28军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不相信北京军区所至。陈晓农在书中第336页从第五行开始写道：这次在华北进行的军事大调动“似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调动的关键之点是将郑维山曾任军长的六十三军从石家庄调至太原，另调原驻无锡的二十七军，北上进驻石家庄。原驻太原的六十九军调至大同。从纯军事角度讲，如果陕西军力需要增强，可直接将二十七军调至西安，可节省大量财力、物力和时间。可是中央却舍易从难，实施几个野战军的连环大搬家，大换防。这显然有政治原因”。&&“另外，增调叶非(实际是宋时轮)所部二十八军至晋南，也非偶然。”
&&&“二十八军与二十七军即可协同三十八军，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可以说，这次调动是向北京军区掺沙子的重大步骤。”
&&&&按陈晓农的观点，不管调入哪个部队来华北都是对北京军区的不信任和打击，这显然是把肆北部队看成是一个山头，不能动一锹土的。而且陈晓农直言不讳地说：他的“这一分析，并非单纯是个人的看法。”
&&&&那么，这到底是谁的看法呢?请不要忘记，陈晓农不是一般的普通群众，他是一向自称为“小小老百姓”而实际上是大大的“太上皇”陈伯达的儿子。是可以任意陪同陈伯达到华北各地包括军事要地视察的贵戚，是“1968年春至1970年夏”与华北军政领导人“都有过一些接触”的要人。陈晓农的观点不仅是代表他老子的思想，而且从他的“陈伯达同北京军区以及六十三军关系良好”自白中，似乎可以猜测到，他的观点也代表着华北一部分主要军政领导的看法。
&&&&陈晓农为其父的翻案，完全证实了当时社会上传说的“上面调38军来保定，是对华北部队不相信”的传说是有出处的，是别有用心的人在后面做文章的。
&&&&回过头来，再说当时王猛想到此处，不禁冒出了一身冷汗，“绝不能让这种局面出现，要从自己带头做起。”他抱着这种决心，即刻与李军长和“一班人”进行通气商量。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要迅速教育38军的各级领导和部队官兵，不要被种种传说搅得昏头涨脑，不能有盲目的自豪感。要十分清醒地确信，调动不调动，调哪个部队，调到哪里去，担负什么任务，这完全是党中央、毛主席和最高统帅部的决策。我们38军自己就是一句话，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号令，坚决听从北京军区的指挥。军党委向部队发出了政治思想工作指示，做出了不准提“万岁军”，不准在群众中唱38军军歌的规定，不准向地方群众提供38军史料。要立即改变群众反应的“人野、车野、猪野、马野”的“四野”形象，要求部队谨慎谨慎再谨慎，谦虚谦虚再谦虚，不允许有半点的优越感和特殊感，严防骄傲自满的老毛病在新的环境下重犯。要大力加强同友军的团结与合作，搞好与地方广大人民群众的军民关系。并立即派出刘海清副军长带领司、政，后领导和机关人员30余人，赶赴北京军区领导机关对口移交业务档案和请示汇报工作，主动争取上级指挥机关的领导。
&&&&尽管如此，38军的调动仍然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怀疑。
&&&&有的说，“那么多能打大仗的部队，为什么偏偏就看上了林彪的小老虎?”有的甚至对是谁提出要38军来保定的，也乱加猜疑，好象要从中找出什么对谁有利或不利的轶闻来。
&&&&但是，无论是谁提议38军到保定的，都是经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决定的。绝不是38军自己想来就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除了毛主席)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得了一个军的部队的。在林彪事件出现后，有人想借机栽赃陷害38军，对38军是怎么来保定，是干什么来的，更加“关心有余，进行追查，并企图与林彪挂起钩来。这要么是愚昧无知，要么是别有企图。
&&&&直到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军委一位领导还问王猛：“人家说是林彪给你们下的命令，叫你们到华北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王猛当时的心情极其复杂和悲哀，“整整过去了15年，可还是有人继续拿调动这件事做38军和我王猛的文章，真是多灾多难啊！”如果是一般的群众这样提出疑问还可以一笑了之，因为他们不了解军队调动的程序和规定。但是作为一个军委的领导，还提出这样极其幼稚可笑的问题，实在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是何用心？
&&&&王猛当时十分严肃地说：“首长，这可以查呀。是中央军委主席签署，下达命令调动38军进入华北，是沈阳军区转发给我们的电报，还派工作组检查指导，我作为38军的政委有什么资格和权利不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呆在东北通化不动呢。我有那个胆吗？再说38军的调动，直接涉及到北京军区两个部队的移防，还涉及兰州军区建制的变动。如果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38军想拉到保定，69军就给你腾地方吗？69军自己到太原，21军就给腾地方吗？21军到兰州，他们就敢随意扩大接收一个军的部队吗?”
&&&&“是这么回事呀。”这位领导笑笑说。
&&&&他是真的如梦初醒才明白，还是早就知道怎么回事，而有意装糊涂，进行刁难，只有天知道了。他当时的笑笑，可能也很不自然，是一种尴尬的笑，是一种装模作样的笑。
&&&&上苍不会总干冤枉好人的事，大潮落了总要露出礁石。2004年，有人帮助王猛终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查到1967年中央军委关于38军、69军和21军移防的调令，让38军是怎样调动到华北保定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二十一、六十九、三十八军调动命令
&&&&北京、兰州、沈阳军区：
奉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二十一、六十九、三十八军的部署作如下调整：
&&&&（一），调二十一军进驻x
x地区，归兰州建制。军部率六十一师进驻x x地区，六十三师主力进驻x x以西和x x地区，以一部进驻x
x，具体部署由兰州军区确定。驻甘肃平凉地区之步兵六十二师归还&&一军建制。
&&&&调六十九军进驻x
x，接替二十一军防务。二十八师接替六十三师防务、一0七师接替六十一师防务。军部位于x x。
&&&&调三十八军归北京军区建制，进驻x
x一线地区。，接替六十九军防务，具体部署由北京军区确定。
&&&&（二）以上部队接到命令后，应迅速做好行动准备，进早开动，二十一军、六十九军务于3月5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三十八军务于三月八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三）注意事项：
&&&&(1)各单位派负责干部率先遣人员进行设营和交接工作。
&&&&(2)各部队一律不带营具，切实做好移交工作。
&&&&(3)切实做好车运的组织管理和各项保障工作，严防发生事故。
&&&&(4)加强教育，严格保密，部队开进中无线电静默。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各部队特别是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这次部队调整对保卫“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的重大意义。必须牢牢记住“四个念念不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动员工作，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抓好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加强全局观念，坚决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内外团结，保证圆满地完成毛主席、中央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作80号)
&&&&&&&&&&&&&&&&&&&&&&&&&&&&&&&&&&&&&&&&&&&&&&&&&&&&&&&&&&&&&&&&&&&&&&&&&&&&&&&&&&&&&&&&&&&&&&&&&&&&&&&&&&中央军委
&&&&&&&&&&&&&&&&&&&&&&&&&&&&&&&&&&&&&&&&&&&&&&&&&&&&&&&&&&&&&&&&&&&&&&&&&&&&&&&&&&&&&&&&&&&&&&&&&&&&&&&&&&—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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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发自最高统帅部的电令，为38军调动华北正名洗冤，也为王猛验明清白，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3、处处夹尾巴，难逃旋涡卷。
&&&&随着上海1967年的“一月风暴”，全国各地掀起夺权浪潮之后，林彪反党集团妄图乱军，打倒一批军队老干部，大搞“揪军内一小撮”。徐向前、陈毅等老帅们当面质问陈伯达和江青等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样把军队搞乱了，还要不要支柱啦？”
&&&&“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到底是想干什么?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老帅们与林彪一伙的坚决斗争，使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不能乱了自己唯一可依赖的军队。于是连发三道“金牌”。1月28日颁布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限制。从2月11日到27日，毛泽东又同意中央军委连续发布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几项规定》、关于执行中央军委这一规定的补充规定。
&&&&在这种相对稳定军队的背景下，毛泽东为了把他亲手发动的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推向新阶段，拿出了“撒手锏”，动用最有柱石作用的专政工具——几百万的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
&&&&日，毛泽东令他掌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用“四合一”最具权威的办法，公布了他的最新号令：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并做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
&&&&这个《决定》有五条指令：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了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并特别强调，要把“这一指示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为了落实这一要求，笔者所在部队立即召回所有探家在外的干部战士。有一个老兵刚到家就接到返营电报，他只好抹着眼泪看了看已病危的母亲登上了返回的列车。
&&&&从毛泽东的号令和“四合一”的决定中，稍微明智的人一眼就可以看穿，当时的支左对各个部队是一个多么大的政治压力，你不支持左派，就是支持右派，你不是站在支持“文化大革命”一边，就是站在反对“文化大革命”一边；你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执行刘邓的反动路线；你不是同走资派做斗争，就是当走资派的“防空洞”。非此即彼，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而这些全都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忠于谁的问题，对部队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二把手来说，哪一个问题都是要命的问题，都是决定你的政治生命和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哪一个部队不拼命地寻找左派，识别左派，支持左派，甚至是亲手动员、策划、组织、制造左派呢。
&&&&然而在那个发疯的年月里，哪一个群众组织扯起大旗，不是打着造反的旗号？哪一个群众组织不是宣布自己是最最最忠于毛主席的造反派组织？请看看那些组织的名称吧，什么红色造反团，红旗战斗队，千钧棒造反总团、百万雄狮军团，湘江风雷大军、云水怒战斗队……几乎哪个群众组织的名称都是与毛泽东的诗词和讲话有关的，都是与造反一脉相承的。实际上群众组织千万个也好，亿万个也罢，就根本没有左派和右派之分，都是为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服务的御用派、工具派。是毛泽东号召夺权所产生的“当官掌权”的巨大诱惑，为群众造反增加了内在动力，才使他们由原来对一些老干部的权利享受的不满，进行批、斗、打、砸、抢，转移到要夺权、掌权，对当官做老爷的巨大渴求上。在权力分配已经表面化，并具有浓烈火药味的激烈斗争中，哪个群众组织，哪个组织的头头，不想首先为自己涂上左派的色彩呢?不想要解放军这把最可靠的“保护伞”来罩住自己呢？由此可见，是人为的因素把群众组织分成了保守派和革命派，分成了左派和右派。
&&&&在那成千上万的群众组织中，在那异口同声的“我们是左派”的呐喊声中，识别左派的标准是什么？怎样识别左派呀？无数支左部队的指战员，都在苦苦思索这个难题，无数部队的高层领导，都在苦苦思索这遭一步不慎，满盘皆输的险棋呀!
&&&&后来林彪好象很“体谅”军队的难处，出了一个主意，划分了一个标准：“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要以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其实这等于没说一样，哪个群众组织还有说自己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还有说自己反对毛主席的。
&&&&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个介入支左的部队愿意做“不认真、不积极、不得力”的保皇派呢?可哪一个部队又能有孙悟空那样用火眼金睛鉴别妖魔鬼怪的能力呢?哪一支部队能当好不偏不倚，说是“好球”就是“好球”，说是“犯规”就是“犯规”的“政治金哨”呢?任何一支部队，当你支持了认为这个是左派的群众组织，就等于宣布了那个群众组织是右派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是要被取缔的组织，是不能掌权的组织，甚至是要被砸乱，打跨，镇压的组织。就必然把自己置于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对立面上，遭受围攻，冲击。结果又人为地把广大群众分为拥军派和反军派。这实际上又是人为的把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推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旋涡里，推到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逼进到群众组织的分裂和对抗之中，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内战”之中。解放军支左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犯错误的，是要遭倒霉的，要解放军支左的决策就是极大的错误，解放军也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御用工具之一。
&&&&在各个群众组织挤破脑袋前来要求解放军支持的大环境下，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部队领导不急于表态。头脑发热，急于表明自己是“三忠于”的部队领导，一进去就忙于宣布左派，刹那间陷进了派性泥潭而不能自拔。更有甚者，凭着“四合一”&&&决定)赋予的可以“镇压反革命组织”，对动武的“应当坚决还击”的大权，一开始就干起了摧毁群众组织，逮捕人民群众的勾当，曾几何时，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的消息从全国各地纷纷传来。青海省军区出了个被定性为“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组织”的副司令员赵永夫，武汉军区出了个“错误”支持“百万雄狮”群众组织的反革命司令员陈再道……全军部队，几乎没有一个不因支左而犯过错误的，没有一个不深深陷人“文革”的政治旋涡之中的。
&&&&是支左把群众搞对立了，是支左把军队自己搞臭了，是支左把军民关系破坏了。人民解放军被扔进了火坑里，谁也逃脱不了烟熏火烤，有的指战员，轻者，满身政治或肉体的伤疤；重者毁掉了政治前程，甚至牺牲了生命。这个账该算到还能算到哪里去呢？至今，“文革”过去了30年，有相当多部队的军民关系因支左而带来的裂痕还没有完全消除，要不是有几次1998年那样的抗洪救灾的斗争，使解放军又恢复了一点名声，真不知道一旦有了战争，还能不能看到人民群众一队队用独轮车支前的情景，还有没有沂蒙山那样用自己的乳汁抢救解放军伤员的红嫂啊！
&&&&1967年3月初，38军各部刚刚陆续进驻指定营区，在交接工作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北京军区即令该军介入保定地区“文化大革命”，与河北省军区及保定其他驻军共同完成对河北省机关(当时保定是河北省省会所在地)，保定地区的“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并向38军提出了“河北省军区和69军支持谁，你们就支持谁”的指令。
&&&&当时王猛心急火燎，“刚到华北，如同钻进了茫茫大海，不仅对保定‘文化大革命’的态势一无所知，就是对这里的人文地理和社会情况也是毫无耳闻，在一头雾水的情况下，马上靠我们自己去辨别左派群众组织是根本不现实的，必须全力依靠河北省军区和其他驻军部队原来的基础，同他们保持一致。”他把这个想法与军长李光军进行了通气。
&&&&李军长说：“就得这样，我们现在还是个瞎子，但是不能搞瞎子摸象，就一定要借助原来的老部队这根拐棍。”
&&&&他还告诉王猛，“我前几天到北京军区报到，郑维山代司令员指示我们，‘关于参加保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69军、省军区怎么支持的，你们就怎么支持，军队嘛，要讲个一致性。’我当时就表了态，要坚决执行军区的指示。明天，咱们主动跟河北省军区取得联系。另外69军还有一个张副政委在这里交接，我们赶紧找上门去了解情况。”
&&&&当晚，军班子经过全面研究，决定李光军先是带领李忠信副军长、邢泽副政委，不久又加上刘海清副军长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由王猛政委和参谋长范天恩、政治部主任肖健、后勤部长刘安民分管部队的正常工作。但为了稳妥起见，特别是要保证支左工作不出差错，两方面的工作都要定期向军党委常委汇报，支左有较重要事情，常委随时研究，集体决策。
&&&&王猛虽然在支左第二线，但他深知作为军政委肩负着领导全军政治工作的主要责任，对“三支两军”这个最重大的政治工作，必须时刻挂在心上。
&&&&第二天，经过主动联系，王猛和李光军亲赴河北省军区，找到69军的副政委，推心置腹地交流感情，认认真真地了解情况。69军和河北省军区的同志，热情地介绍了保定地区“文化大革命”和部队支左的发展态势和动向。
&&&&保定地区有一市和二十一个县。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后，保定造反派联合起来于日夺取了旧省、地、市委的党政财文大权。69军和河北省军区等部队介入保定“文化大革命“后，肯定了这一夺权大方向，坚决支持了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但不久，支左部队发现在“一·二三”夺权中联合起来的群众组织大部分是“保守组织”。其中怀疑人数较多，主要由荣誉复转退伍军人组成，影响较大的“八一红卫兵总部”，是个与全国性的反动组织“荣复军”、“红旗军”，有着紧密联系的“反革命组织”。于是河北省军区和69军经过秘密布置，于日发动了另一些群众组织和省、地、市三级公安，出动了27个连队的兵力，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对拥有三万多群众的“八一红卫兵总部”，予以武装取缔，逮捕了骨干1200余人，关入监狱238人。随后又成立了“彻底粉碎反革命指挥部”，在全区城乡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肃清“八一”组织流毒的活动。大搞群众检举，控诉和游街批斗。凡参加“八一”或与“八一”关系密切的群众组织，都必须请罪认错。有180多个大小群众组织被连带肃垮。
&&&&69军的副政委还向王猛介绍，他们和河北省军区制定了“三步打击计划”准备继续有步骤地对与“八一”有牵连的群众组织进行整肃。
&&&&在了解了基本情况以后，38军与河北省军区组成厂联合支左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各师团也与保定市的三个区和各县武装部，对口组成了联合支左领导机构。王猛虽然在部队主持全面工作，但也参加支左领导小组的一些会议。军党委要求参加支左的同志要主动与友军人员从领导到基层，融为一体，互通情况，互相支持，真诚团结，形成合力。对友军原先支持的所有群众组织一律予以无保留的支持。
&&&&“保定工人总部”是保定地区工人群众的大联合组织，拥有六百多个基层组织和七万多群众。是69军和河北省军区于1967年1月协同组建支持的。38军介入后，当即表态承认并派出人员协助开展工作。
&&&&原省委机关的“红色造反兵团”因在取缔“八一”组织时持有不同看法而被一并取缔解散，后来省军区的支左同志经过调查，发现它不是一个反动组织，想给予重新承认。省军区政委曾美说：&&“这个组织是个老左派，革命持续时间长，斗争精神也强。”
&&&&李光军把曾美的这一表态告诉了王猛，王猛明显感到友军需要38军的支持，俩人立即给予积极响应，共同支持了该组织的新生。
&&&&三月中旬，省军区按原定打击与“八一”有联系的群众组织的计划，提出保定运输局“红色造反团”是“八一”组织的发源地，是“八一”总部的嫡系别动队，要撤消支持，征求李军长的意见。为了慎重，李光军向常委作了汇报。王猛认为，我们刚到20天，对以前的情况也不了解，现在也来不及调查，就要尊重省军区的意见。大家也同意他的分析，于是于3月29日，河北省军区与38军共同发表了撤消对该组织的支持。
&&&&为了尽快实现群众组织的大联合，38军与省军区一起努力，于4月8日支持保定市大中学校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保定地区的新城、徐水和望都等县经过联合支左小组的支持和批准，成立了三结合(革命的老干部、革命造反派，支左解放军)的“革命委员会”&&(这是毛主席赞赏和支持的新的政权机构，是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果)。
&&&&种种事实和迹象表明，在两家联合支左的开始一段时间里，支左人员互相信赖，谦虚谨慎，工作中形成一派团结友好的气氛，保定“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也比较稳定。
&&&&对此，北京军区予以称赞，称38军到华北“带来了新鲜空气”。四月中下旬，北京军区黄振棠副政委带工作组对38军考察后，向总参、总政的报告称“38军有好作风，对上跟得紧，对下抓得紧，雷厉风行，不怕困难。”
&&&&随着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各派群众组织争先恐后地要求支左部队，给予承认和支持其左派的地位。为了在解放军面前争功邀宠，把自己当成左派组织予以支持，各派之间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黑帮派”，甚至不惜造谣中伤，发生武斗。支左部队由于仓促上阵，不知深浅，又被夹在中间，有时被迫强行表态，有时不得不出兵造势解散群众组织，于是，这里部队被群众组织冲击营房，那里部队遭到围攻殴打，一时间，问题不断迭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改变支左部队的政策，让中央军委于日急匆匆的抛出了又一个《十条命令》，概述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盖不追究。
&&&&(五)对较大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
&&&&(十)对业以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对此命令，军委要求全军所有机关和连队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其急迫程度，在我军的历史上，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可见当时部队支左出现问题是多么的严重。上面是多么的焦急和不安。
&&&&收到这一紧急命令的当晚，王猛和李光军立即组织班子学习。他们拿出军委1月23日的命令对照讨论。大家把两个命令念了又念，看了又看，都惊讶得目瞪口呆。同志们议论着，疑惑着，“短短二个多月，支左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把原来对反动组织的判断权、宣布权、镇压权甚至可以动武的清剿权，全都给收回去了，全在‘不许’之列。”
&&&&“对有些群众组织宣布错了的，还要承认错误，给予平反，这一下子得有多少群众找上门来喊冤，有部队好瞧的了。”
&&&&有的同志庆兴地说：“看来，我们到保定介入支左晚，占了便宜，有些部队还没弄明白支左是怎么回事呢，就稀里糊涂犯了错误，自己种下的苦果要自己往肚里吞了。”
&&&&有的同志不赞成这种观点，说：“这个责任不应该往部队身上推，军队是执行命令的。”这种看法理所当然是正确的。
&&&&李光军发言说：&&“我看这个命令，是个纠偏的文件。不仅仅是对部队支左的具体方针政策上的重入变化，…而是指导思想上的根本变化。今后的支左，已经把支持左派变成了支持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就连你认为被个别坏人控制的群众组织也不能宣布为反动组织，要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派别的泥潭里拔出来，眼睛再也不要盯在群众身上去寻找和鉴别谁是左派了，决不能搞支—派压一派，更不能支一派打一派。”
&&&&王猛很严肃地说；“这次的命令，是挽救我们军队的一个根本性的重大决策，也是从军队支左的源头上消除群众派性的重大措施。要求我们的支左部队必须转换角色，从过去当左右派的‘政治裁判员’，转变为当好说服教育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矛盾调节员’。而且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从过去调查追究一些群众组织有没有错误，有没有反动行为的‘审查员’，变成让群众组织天天找上门来，让你交代为什么要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为什么不支持我们的‘被审员’。要教育我们的支左干部看到以后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下一步，群众组织到河北省军区要求平反的不会少，工作很困难。因为我们是联合支左，38军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家还要团结合作，同舟共济，坚决执行好《十条命令》。”最后，王猛建议与河北省军区共同商量，在联合支左领导小组的安排指导下，先组织支左人员用几天时间好好学习军委新的命令，把双方的思想都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李军长很同意王猛的建议，经与河北省军区协商后，由两家各自收拢支左干部举办学习军委命令学习班。
&&&&电波飞传，布告满街。&&《十条命令》象四月的舂雷，在古城保定上空炸响，一场暴风骤雨不可避免地扑了过来。
&&&&正在支左人员组织学习的时候，在年初2月11日被69军和河北省军区，共同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并被取缔的“八一红卫兵总部”，及在肃清“黑八一”流毒中被摧跨的与之有联系的其他群众组织骤然而起，一个个手拿《十条命令》到联合支左办公室门前敲锣打鼓，强烈要求新生。提出彻底解散专为搞垮“八一”及其“流毒影响的群众组织”，而设立的“彻底粉碎反革命指挥部”，立即停止一切继续的镇压活动。要求河北省军区及69军向群众公开做出检查，要求给予被压跨的和解散的“八一”及其他群众组织彻底平反。强烈要求38军给予支持。每天人山人海的群众送上一张张控诉镇压“八一”组织的大字报，无数老人小孩向支左人员哭诉着他们们的儿子和父亲，由于参加“八一”而遭到毒打至残，有的至今仍被关押入狱，一家人无处躲藏，四处流浪的悲惨情景。
&&&&上访的群众专门找38军的领导和支左人员求救喊冤，而要求向群众检讨的群众组织带头人，专找河北省军区甚至到山西太原找69军的领导要求昭雪平反。面对这一比原来预想要复杂得多的局面，王猛和李光军感到非常棘手。但是他们“决不让群众在两军之间造成裂痕，要用一个声音说话”。
&&&&38军党委要求各级党委、机关和部队人员，高举与河北省军区团结的旗子，主动帮助友军解决困难，对来访群众多做解释工作，多做调查研究，多听取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意见，要极力维护友军的威望。参加支左领导小组的李光军和河北军区的领导抓紧研究如何贯彻《十条命令》，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公开为被取缔的群众组织平反。王猛组织其他的支左人员深入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服群众掌握斗争大方向，正确对待军队，密切军民关系。
&&&&四月中旬，社会上很快出现赞扬3日军的大字报和批讦友军的大辐标语。王猛和李光军对此引起高度警惕。对内，李光军在联合支左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会议上，公开申明38军坚决反对赞一军贬一军的错误言行，要求双方支左人员提高警惕，严防坏人离间军队的内部团结。对外，38军发出《严正声明》，向广大人民群众表明坚决与河北省军区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保定“三支两军”任务的立场和态度。使有意和无疑损害两军团结的矛苗头暂时被压了下去。
&&&&根据《十条命令》精神和群众的强烈要求，联合支左领导小组经过反复协商，于5月上旬，对69军和省军区共同解散的河北农业大学的一群众组织进行了平反，使其新生。5月下旬，又为省军区和38军联合声明撤消支持的保定市交通运输局“红色造反团”，进行重审，并于6月5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给该组织平反。6月10日，两军又联合发表《严正申明》，公开向交通局的广大群众检讨了错误。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
&&&&在北京军区机关的直接参与下，6月初，原驻保定的69军、河北省军区和38军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被镇压和取缔的“八一红卫兵总部”进行重审调查。经过访问中央公安部、《红旗》杂志社、北京市公安局，询问了“八一红卫兵总部”下属的6个基层组织，查证了所有被捕头头和骨干的口供记录，并且充分听取了保定各个群众组织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一一核实、取缔“八一”组织时所定的13条“罪状材料”。客观事实完全证明，所列一切罪名都有性质上和原则上的出入，不应以反动组织取缔。
&&&&38军遂于7月初，将调查结果上报了中央、北京军区，并向北京军区肖文玖副司令员及保定两军支左领导小组当面汇报了情况，主张为“八一红卫兵总部”平反。但河北省军区领导有不同的看法，坚持“八一”是反动组织，“黑八一就是黑”，“不准平反”的既定原则。由此，两军在保定支左问题上出现了裂痕。但王猛和李光军仍从大局出发，并没有将此矛盾公开化，仍然耐心等待，积极做群众工作。
&&&&在省军区与广大要求平反群众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6月12日和13日，接连发生了少数群众到省军区要求交出过去“罗织”“八一”组织罪名的“黑材料”，在省军区门门静坐，绝食。对此，38军公开声明坚决反对，军长李光军亲自到现场向群众做劝阻和解释工作，教育群众正确对待解放军的问题。
&&&&6月中旬，有些群众组织杨言要揪斗保定军分区和有的县武装部的领导干部。38军获悉后，立即向群众组织做教育工作，表明“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有意见可以反应，但不论什么原因，都不允许揪斗解放军”。当有的群众组织揪斗省军区一位领导时，38军邢泽副政委亲自到场劝阻，耐心说服教育群众，为省军区同志解围。后来，王猛又让人主动把省军区的领导接到军部食宿，以保证其安全。
&&&&王猛本以为等群众组织消消气，稍微冷静下来的时候，河北省军区会以群众利益为重，实事求是地处理平反问题。因为他知道省军区司令员马辉同志当年也曾是685团的连长，在保定一带拉起队伍打日本鬼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出生人死，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纵横古城，在当地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今天，他不会背离人民群众的。
&&&&然而，王猛的善良愿望化成厂泡影。就在这个时候，河北省军区来了撑腰的领导、当时的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驾到保定坐镇。在他派来的以战友报记者为身份的工作组四处串联的基础上，出面替河北省军区讲话，有些竟超出了省军区领导的期望。他在保定联合支左领导小组会上，竭力反对给“八一红卫兵总部”平反。
&&&&这位代司令员脸朝着王猛和李光军，又像是问，又像是告诉他们说：“取缔‘八一红卫兵’对不对，没有更多的材料说明取缔不对嘛。”
&&&&他见王猛和李光军露出惊讶的眼神，觉得没有说服，于是更加严肃地说，目前保定形势“是好形势，还是—个坏形势？”，他停了停，看到王、李都没有表态的意思，就接着说：“我个人情况掌握不够。”
&&&&王猛心里咯瞪一下，看了看李军长，李光军此时也恰恰看了王猛一眼，两人目光接触的一刹那，都心知肚明，代司令员意在暗暗警告38军，你们主张为“八一”平反，破坏了保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这位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讲到这里，还觉得不够明确，竟直接否定38军李光军和王猛反复调查研究提出的，以主流派群众组织“工总派”为主进行大联合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在5月26日两军联合支左领导小组会上，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和政委曾美等领导当即表示接受。而这位军区代司令员却提出了与两军联合领导小组意见截然不同的“一个主流，两个盲肠”&&(“主流”指当时称“红楼派”的“工筹派”，“盲肠”指“工总派”的两个主要群众组织)的看法，公开表明了支持一派而压制另一派的立场和态度，他说：“红楼”和“红旗”两个群众组织的名称和几个方面讲，都是造反派，大联合他们是主流派，对他们不能压等等。
&&&&对北京军区代司令员的表态和批评，王猛既感到有些意外，但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后，又觉得对他的良苦用心应该理解。王猛对李光军说：“中央军委《十号命令》把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镇压群众组织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而69军和河北省军区取缔“八一”群众组织的时候，又动用部队，又动用公安警察，关押了那么多人，这与《十号命令》是背道而驰的。那位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怎么能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在中央眼皮子底下刚一上来支左就要向群众检讨，这对他来说也是个丢不起人的事。更何况他现在又有一个“代”字在身上，要是河北省军区犯了错误，对他去掉那个“代”字是很不利的。所以这位领导反对河北省军区认错，既是对自己部下的爱护，也是对自己的防护。这也可能是人之常情吧。我们挨点批就暂时忍耐一会儿，等等看再说。不要太急，太较真了，免得造成38军一来华北就不听北京军区招呼的印象。”
&&&&李军长也想过这个道理。可他想，38军不叫真，那些被镇压的群众肯定要较真的。军区代司令员的表态一传出去，保定还能不炸锅吗。到那时，“八一”组织的广大群众就会更加强烈地要求我们38军给予支持，甚至逼迫我们表态。这就把我们夹在中间了，弄不好，38军三面不是人，上得罪军区领导，中间省军区有意见，下面群众要骂我们是一丘之貉，这个皮球就推到我们的脚下来啦。”
&&&&王猛对李光军的分析感到很有见地。在面临两难境地面前，他们立即召开常委会议，统一思想。经过深入讨论，一致决定这次先不向北京军区的代司令员提出不同意见，继续主动加强同省军区的团结。同时要积极深入群众当中了解情况，做好团结工作，防止发生激化矛盾的事情。
&&&&可是屋漏偏逢连雨天，越怕什么就越碰见什么。一个统领整个华北的军事领导人说的话，虽然不能向毛泽东那样一句顶一万句，可是在河北省会保定也是有跺一下脚就可地动山摇的威力。当他反对给“八一”平反，并且把支流当主流，把主流当“盲肠”的强硬声音，传遍保定山山水水的时候，保定局势大乱阵脚。已经联合的单位开始分裂，群众组织重新洗牌。两军原先共同认定的支流派即“红楼派”被代司令员推崇后，一夜之间迅速膨胀，不久改名为“工筹派”，成为足以抗衡原来两军共同支持的主流派即“工总派”的对立面。
&&&&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军报》6月17日刊登了毛主席对广州军区《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的报告的批示，“凡犯了错误必须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高。”王猛以为军区会按照毛主席的批示，同意为“八一”平反，改变以前的看法了。
&&&&谁知，河北省军区根据上级的指示，把支左工作改变为只支持“工筹派”一派组织。他们中一时转不过弯来的支左人员，包括有些领导干部全被撤离。由此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群众的对立，“工总派”把希望寄托在38军的支持上，昼夜派出人员缠住38军的支左领导干部。而“黑八一”的群众更加强烈地要求变成“红八一”。
&&&&就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军区代司令员支一派压一派直接造成的恶果发生了。6月22日和23日，在河北大学发生了两派群众的武斗，其参与人员不只是本校里不同观点的学生，而且还有保定社会上的“工总”和“工筹”两派的群众，规模达近万人，动用的武器已不只是棍棒和砖头，而且有土枪和炸药。38军闻讯后，在军领导的带领下，几十名干部、大批医扩人员带上宣传车、救护车，并先后调出七个连的兵力，到现场制止武斗。他们英勇果敢地迅速插入武斗群众之中，把两派人员隔开，一面宣传中央6月6日发出的制止武斗的命令，一面积极抢救受伤群众。干部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冲上一座大楼，把被包围的学生一个一个保护下来，安全转移到部队营房，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消除对立情绪。
&&&&&6月27日，38军召集各群众组织代表大会，向他们耐心宣传中央的精神、方针和政策大家掌握斗争大方向。同时积极向军区反应情况。
&&&&这次武斗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国家财产的损失，保定彻底形成了对立两派群众的冲突。团结一致、联合支左的两支部队也逐渐开始了分裂。表面坐在一起联合办公，但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思考着“对与错”，往往话说不到一块了，劲拧不到一起了。
&&&&在这种分裂气氛的影响下，特别是在那位代司令员派出的军区工作组的参与策划下，以“红楼”组织为主的“工筹派”，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单独组建了“工代会筹委会”&&(代表工人)，新的“红代会”(代表学生)和“贫代会筹委会”(代表贫下中农)，还建立了政法、商业、省直宣传、市宣传、卫生等系统的九个“联络站”，为下一步单独成立“三结合”的政权机构打下组织基础。在“三会和九站”成立大会时，军区代司令员指派河北省军区参加，公开表态支持。
&&&&面对事态的严重恶化，李光军和王猛都焦虑万分。
&&&&李军长忧心忡忡地对王猛说：“对这种想把生米做成熟饭的高压政策，另一派群众组织不仅不服，而且反抗的必将更加激烈。军区首长把38军排除在外，我们可以忍受，就是让我们撤出保定支左，都没有意见。可是‘工总派’的群众能答应吗，能老实下来吗。我们再做顾全大局，加强团结的工作也不起作用啦。两派将会越来越对立，前面发生过的武斗还要大范围的出现，保定从此可就无宁日了。”
&&&&王猛此时不仅忧虑而且十分气愤，他挥了挥手里的《人民日报》对李光军说：“毛主席批示的《十条命令》，他们不执行，对广州军区的批示，他们也不听。现在毛主席又讲话了，他们反倒变本加厉了，这叫什么行为？”
&&&&原来，7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对重庆驻军支左经验的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至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于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并发表文章，称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正确方法，号召全军支左解放军和各群众组织要大力加强说服的工作，团结的工作。
&&&&王猛紧接着义对李军长说：“看来，我们也不能光顾及与军区的关系，顾及与友军的团结，还要首先顾及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顾及保定的革命形势发展的大局，不能老是等待忍耐，你总一声不吱也没用。”
&&&&于是，王猛和李光军对上面这种进一步分裂群众，制造对立的做法，一方面对“工总派”的群众继续进行说服熄火的工作，一方面直接向北京军区代司令员写信反映情况，表达38军的建议。但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
&&&&7月19日，这位领导看到38军仍不同意他的作法，再次来到保定，在不听取38军汇报和反应意见的情况下，又一次发表分裂群众和分裂两军的讲话。他说：“河北省军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这一明确褒奖河北省军区的评价的背后，对38军意味着什么，用意已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位领导在讲话中继续坚持不给“八一红卫兵总部”平反。他再次强调“根据当时的情况，取缔这个组织并不能说是错误的”。并且以北京军区代言人的身份，肯定和支持保定以“红楼”组织为代表的“工筹派”。更为恶劣的是公开站在“工筹派”的立场上指责另一派，对不久前发生的武斗，一口咬定工总派的“农大造反团方面，采取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要责任在农大造反团方面”。
&&&&北京军区代司令员在联合支左领导小组会上，站到河北省军区一边，指责38军领导。随之，保定大街小巷出现了“38军反对北京军区代司令员”的标语和大字报。
&&&&至此，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与38军的分歧已彻底公开化了，“工筹派”的群众把矛头指向了38军。
&&&&在这种情况下，一向关注着保定支左工作的王猛，既没有按照上面的意图去责难在三支两军第一线兢兢业业，忍辱负重的广大指战员，也没有回击把矛头指向38军的一派群众组织。他耐心教育和引导部队继续按中央指示办事，严格遵守政策纪律，倾听各方面的群众意见，倾听河北省军区的意见，公平对待两派群众，不卷入派性斗争。
&&&&王猛期盼着保定上空密布的乌云尽快散开露红日，他告诫自己：“忍耐忍耐再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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