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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责任
正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日程过半，与会各国继续围绕德班平台谈判，并就2015年巴黎协议所需包含的主要要素等进行磋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歧不断，发展中国家继续敦促发达国家达成承诺，并进一步提高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的减排力度，兑现做出的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承诺。随着第二周部长级会议的启动，重点问题进入更高层面磋商，有助于相关问题取得进展。
绿色气候基金缺口仍很大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天气频繁肆虐，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损失巨大。发达国家尚有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去应对并做好灾后恢复工作，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则因财力有限，无论在灾难应对和灾后恢复方面都有心无力，蒙受着巨大损失。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下属的环境服务及资源保护局负责人阿塞普·苏基哈尔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不少发达国家对这些资源开发利用，但发达国家不能仅仅开发资源，而不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做出相应的回报和补偿，发达国家有责任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绿色气候基金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建立，通过各种金融工具、融资窗口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在直接提供基金方式中，以帮助向发展中国家实施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为目标，提供充足和可预见的财政资源，并需要在气候变化适应和气候变化减缓行动之间实现资金的均衡分配。然而，截至记者发稿，启动4年的绿色气候基金仅筹集到99.5亿美元，这还远远不够。澳大利亚因拒绝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两获由民间环境组织组成的“气候行动网络”评选的颁发给减排不力国家的“化石奖”。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发布的气候适应差距报告，即使是全球升温2摄氏度的安全线得以保全，仅2050年一年需要用于气候适应的资金就会达到2000亿到3000亿美元。发达国家需兑现在2020年前每年注资1000亿美元的承诺。
西方国家做得还远远不够
今年10月，欧盟宣布到2030年，将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排40%；11月，美国宣布到2025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26%到28%；利马气候大会的第三天，德国宣布了气候计划，以保证到2020年，能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的目标。
这些计划看起来都雄心勃勃，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国家宣布减排承诺后，其境内碳排放市场都未发生太大动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减排力度都太小了。巴西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何塞·安东尼奥·马尔孔德斯对本报记者说，欧美国家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得远远不够。他还表示，发展中国家应发出更大的声音，推动发达国家履行责任和义务。
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前发达国家在提高减排力度方面迟迟不做出承诺，甚至不同意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成立接触小组进行督促，双方已经形成僵局。绿色气候基金问题也一直没有大的进展，“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能在已有的政治承诺基础上继续努力，我们欢迎他们已经做出的努力，同时认为目前的资金量与《哥本哈根协议》所确定的承诺相比差距还很大”。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合作部气候变化政策顾问罗密欧·贝托里尼对本报记者表示，绿色气候基金的初级筹备工作对于此后推进全球气候变化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1000亿美元的基金筹备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需要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共同努力。不过罗密欧也强调，钱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一些主要工业国家能够在低碳、减排方面拿出切实有效的行动来，有区别地对待发展排放和工业排放，进一步推动生物质能、太阳能、风电等可持续能源的发展。
发达国家应做出更大承诺
苏丹共和国灌溉与水资源部下属的健康安全环境局局长穆罕默德对本报记者说，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发达国家是有历史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是受害者。发展中国家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发展，而且缺乏节能减排的相关技术和资金，这就需要发达国家提供先进的技术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同时减少排放。目前所筹集的绿色气候基金是远远不够的，希望能够形成相应的机制来推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做出更大的承诺，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
埃塞俄比亚非政府组织公众卫生和环境联盟创始人内卡斯向本报记者表达了对部分发达国家的不满。他说，美国、欧洲等国已经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发展，本该做出更有力度的减排承诺，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援助，但能够这么做的只是少数。
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发展中国家所做行动的效果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看起来发达国家在采取措施，加大力度，但实事求是地讲，目前发达国家做的非常有限，作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历史责任方，发达国家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则直截了当地对本报记者说。
挪威生命科学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教授阿里尔德·安迪森则呼吁更多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和太平洋岛国。他对本报记者说，绿色气候基金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开始，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的减排承诺显然还有提高的空间。
绿色农业也是将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部分，对此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环境和气候部负责人赫尔诺特对本报记者表示，绿色气候基金的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将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希望未来关于这笔基金的去向使用机制等有明显的规划，真正做到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因此而受益。除资金以外，更重要的就是行动起来，他举例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可持续能源应用非常广泛的国家之一，希望未来中国可以引领更多发展中国家为气候变化做出努力。
（本报利马12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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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闻热搜榜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有责任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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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有责任有能力　　诸大建 　　有报社记者撰写有关巴黎气候大会的社评文章，来电问笔者：为什么世界重要媒体都把巴黎会议通过气候变化协议列为头条新闻？我说这当然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划时代事件，历史会不断对此做出证明。 　　今年以来笔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包括7月份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科学大会，多半与巴黎会议有关。现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希望的实现并超过了预料。如果说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因为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那么和平奖同样应该颁给为巴黎会议做出重要贡献的联合国、法国以及中美等国家的领导人，巴黎会议的成功同时也揭示了全球环境气候治理领域的三个转变。 　　首先，全世界将由此从化石能源时代进入能源转型和低碳经济时代。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转型的确立需要科学与政治两个方面的认同，从科学的角度，证明气候变化是否确有其事以及为什么与人类经济活动有关；从政治的角度，证明世界要不要发起一场抵抗气候变化，以实现能源变革的新经济社会运动。科学方面的认同，开始于IPCC 20多年来的工作。IPCC 1988年成立，1990年发表第一份气候变化报告（AR1），到2007年AR4报告证明全球气候变化有90%的可能性，由此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政治上的认同，源于1992年联合国通过有将近200个国家签约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是后来的发展有波折。这次2015年巴黎会议，表明科学的结果和政治的结果终于达成了一致。巴黎会议表明，全世界正式进入化石能源减少、可再生能源增加的能源转化时代已经铁板钉钉，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到普通老百姓均要适应这样的发展趋势：2016年将是全球新能源时代的元年。 　　其次，全球治理从各自为阵的零和博弈走向了有底线的相互妥协。正如有人所说，要200个各自活蹦乱跳的猴子一起正步走，是极其困难的。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涉及多种多样的国家利益。以往各次谈判，200个签约国各有各的主张，这次巴黎会议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谈判各方的心态从你死我活到相互妥协，很大程度源于在全球治理运动中倡导一种有弹性的体制安排，即从自上而下的强制减排模式，转向自下而上的志愿减排模式。我相信，巴黎会议的范例，可以成为全球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新起点，为解决类似的多边问题提供借鉴。 　　另外，中国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从被动走向主动开始显现领导力。中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曾经是个问题。增长经济学家通常把增长放在高于资源环境的地位，认为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超过了中国现有的能力；更有一些阴谋论者强调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陷阱，说他们自己已经发展了，现在就抑制中国发展。然而，近几年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不是人家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需要做，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其实与解决国内资源环境问题方向一致，是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远见大大超过了国内许多学者。2014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发起中美之间、中法之间、中德之间、中英之间的首脑会议，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提出每隔5年做一次检查。所有这些，均为巴黎会议打下了关键性的基础，是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在国际重大事务中有责任有领导力的表现。（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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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男子被车轮压住，当场没了生命体征，小孩大声哭喊。
这批“高标准二人间”住宿费也是普通四人间的两倍。
　　“发达国家应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时承担更多责任。”这种说法是基本正确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出“共同但有所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这一概念被广泛认可和接受。具体是指：
　　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在来看，发达国家都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还是很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控制应该和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来源京都议定书
　　接下来我们看看具体的原因。首先是CO2的排放
　　这是2009年的全球CO2排放图（来源Worl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data by country: China speeds ahead of the rest ）图中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国家，面积越大排放越多，下面还有全球排名，以及上升或下降趋势。不难看出中国排第一，还是上升，美国排第二，下降。下面花花绿绿的表格貌似是具体到各个国家的情况，实在看不清了。不难看出，美国，欧盟，日本等老牌发达国家的排放仍旧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高，但是有下降趋势；中印等新兴国家排放也很多，而且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其它大部分国家纷纷表示躺着也中枪。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咱中国人排放的最多就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或者说咱就按照排放量把责任划分到位不就得了？
　　要是这样就图样图森破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洋人也讲究罗马非一日建成的。气候变化好几十年了，难道就凭这一年的排放承担责任吗？显然不是。我们看这个：
　　来源： The record of recent Man-made CO2 emissions:
　　这是1965年至2013年的碳排放曲线。红色代表以美帝、欧盟、毛熊、11区、枫叶国、袋鼠国等发达国家，绿线代表中印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显然发达国家的排放一直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一直到21世纪后才被发展中国家超过。但是我们考虑排放的累积，也就是曲线和时间轴围成的面积，显然红线构成的矩形面积远大于绿线的三角形。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发达国家的排放是远超发展中国家的，或者说，气候变化的一开始的主要原因还是发达国家排放的碳，后来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增多又使得这一问题更加棘手。
　　有些同学又问了，那是不是按照历史的排放算清楚就行了？也不是，还要考虑的问题不少哪
　　首先，随着全球化的进行，发达国家逐渐将高排放的生产通过国际贸易的形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比如世界工厂――中国
　　来源： http://www.pnas.org/content/107/12/5687.abstract
　　上图展示了工业生产产生的碳排放被哪里“消费”了。看到从中国出发到美、欧、日的三个大箭头了么？那就是说，中国生产了好多鞋子，产生了好多CO2，然后鞋子出口到发达国家，所以实际上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应该为这些碳排放买单。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 emission transfer via international trade between Annex B and non-Annex B countries for six aggregated regions from 1990 to 2008 using the TSTRD method. Net emission transfers represent the emissions from the production of exports (SI Appendix, Fig. S4) minus the emissions in other countries from the production of imports (SI Appendix, Fig. S5). The colored areas are the emission transfers for each region, the solid black line is the net emission transfers for each reg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e dashed black line is the net emission transfers for the Annex B with non-Annex B countries (comparable with Fig. 2).
　　来源： Growth in emission transfers via international trade from 1990 to 2008
　　上图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和中印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净排放（net emission）转移。（这图没看太明白，可能理解会有偏差。上面的英文是原文图注）正值是排放，负值是减排；黄色是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其他暖色；深蓝是美国，其他发达国家是其他冷色。显然发达国家的许多净排放都通过贸易的形式转移了发展中国家。
　　所以说，就好像美国人坐在办公室吹着空调，设计了个肾机，然后中国工厂冒着黑烟没日没夜地生产出来，再运回美国让美国消费者使用，这排放能全算到中国头上吗？不行的。
　　不仅是国际贸易带来的碳转移问题，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到责任划分的公平性。比方说，世界上的国家有大有小，能简简单单地以国家的排放认定责任吗？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来源： http://www.pnas.org/content/108/21/8533.extract
　　上图表示发达国家（紫色）和发展中国家（绿色）自1990年以来的总CO2排放（第一个）、人均排放（中间的）和每GDP（美元）排放（下面的）的情况。虽然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排放越来越多，但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庞大的人口，那么人均的排放还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每GDP的排放也是类似，说明，每产生一美元的GDP，发达国家会排放更少的CO2。
　　再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科技水平，让他们负主要责任也不现实嘛。Peter 不是说：
　　所以说，发达国家理应对全球变化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像咱们中国这样，说实话离发达国家也不远了，而且即使除去那些转移来的排放总量还是很大，所以希望大家都能为节能减排作出自己的努力～
　　来源：知乎
　　作者：杨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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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习近平发出过这些“中国声音”
11月2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总统奥朗德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高度评价法方为筹备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作出的巨大努力,坚定支持法方办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中方也为推动大会成功作了实实在在的努力。资料图
青年网北京11月29日电 (记者 杜美辰)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关乎全人类利益与福祉,是一场各国携手才能打赢的“硬仗”。
“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重视节能减排低碳发展,将节能减排作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保持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活跃在各国和各国际组织举办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会议舞台,并以大力度节能减排的实际行动赢得世界人民的广泛赞誉。
11月29日至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法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表达中国态度,贡献中国智慧。此前,在诸多重大场合,习近平就各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发表了诸多观点和言论,表达了中国携手各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一贯立场和原则,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
今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对进行国事访问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双方应当携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但同时也应当承担不同责任。
习近平表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异。就像一场赛车一样,有的车已经跑了很远,有的车刚刚出发,这个时候用统一尺度来限制车速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公平的。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多作表率,符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等重要原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愿。
就发达国家如何多做表率,习近平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领导人工作午餐会时也提出了具体建议,“发达国家要履行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义务,落实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承诺,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友好型技术。”
中美是全球的主要大国,也是全球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将发挥巨大引领作用。日,习近平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开幕式时指出,“中美双方应该不断挖掘合作潜力、培育合作亮点,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深化两军对话,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
中国一直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虽然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各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各大场合,习近平用数字有力证明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
习近平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2014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比2005年下降29.9%和33.8%。中国向联合国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这既是着眼于促进全球气候治理,也是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为实现公约目标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中国宣布建立规模为200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用以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领导人工作午餐会时,习近平也强调,中国一直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发展道路,“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力度,争取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中国愿意继续承担同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
在节能减排的目标下,中国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未来,中国也将积极发出中国声音,传递中国力量,成为促进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催化剂”。
中国认真应对气候变化,发出积极信号获得多方认可
长期以来,中国认真应对气候变化,将节能减排的目标落到实处,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日,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北京出席记者见面会时,高度认可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所采取的行动,并认为这对说服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参与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具有重要意义。
奥朗德表示,中国近期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发出了很多积极的信号。首先,中国作出了加入绿色气候基金和众多发展基金的决定;其次,李克强总理6月份访法时,访问期间宣布了中国减排方案;最后,两国刚刚达成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奥朗德也希望,中国能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展开对话,从而就参加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努力实现减排目标达成共识。
而此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也表示,中国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令人印象深刻,可称榜样。
菲格雷斯说,作为一个仍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国采取了“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在正式提交给联合国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确定将使温室气体排放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并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列入“十三五”发展规划中。这些都表明,中国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上“非常非常认真”。
在即将到来的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习近平将把“认真对待气候变化”的“中国态度”传递给各国首脑,积极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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