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桥浩苏联进攻阿富汗东北时的碟战片

    因“网络出错”,只好重新发贴,请读者原谅。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血肉长城  胡世奕
言  本人花了十余年时间撰就了长篇历史小说《中华演义》,记叙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余年间的风云历史;全书分八部,计三百余章节,约三百二十多万字。  为了便于写作,本人将这百余年中发生的大﹑小历史事件按时序列了一个表,约计一千二百余件;即按各事件发生之先后进行撰写,遂成该书。  第一部《太平歧途》,包含: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定都天京﹑太平军北伐与南征﹑天京内讧,及捻军﹑回民等农民起义与灭亡;第二次鸦片战争﹑巴夏礼事件﹑火烧圆明园,洋务运动……  第二部《王朝末日》,包含:左宗棠收复新疆,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日“甲午战争”,康梁 “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辛亥革命﹑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宣统退位 ……  第三部《共和罡风》,包含:袁世凯篡权﹑称帝,二次革命,中日《二十一条》﹑蔡锷护国讨袁;张勋复辟 ,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曹锟贿选……  第四部《革命大潮》,包含:第一次“国共合作”﹑黄埔军校创建,冯玉祥北京政变,孙中山北京逝世,五·卅惨案;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第一次北伐,李大钊遇害,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政变”……  第五部《民国湍流》,包含:中共“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朱、毛井冈山会师;济南“五·三惨案”、“平江起义”,“皇姑屯事件”,东北易帜;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  第六部《丹心炼狱》,包含:中共五次反围剿,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伪“满洲国”成立,长城抗战;中共《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过雪山草地等,张国焘另立中央,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结束……  第七部《血肉长城》,包含:“西安事变”,卢沟桥“七·七事变”,第二次“淞沪会战”,“平型关伏击战”;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花园口决堤;南京汪伪政府;百团大战,皖南事变,国民政府对日本宣战、《中美英开罗宣言》,日本投降 ……  第八部《天翻地覆》,包含:国、共重庆谈判,马歇尔来华调停﹑失败,全面内战;延安保卫战,“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等,渡江战役﹑南京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国大典……  该书即将杀青,尚有第八部的约二十多章节还在写作中。  因为,明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为铭记这一中华民族难忘的日子﹑并志庆贺;本人特将已撰毕的第七部《血肉长城》与抗战有关部分稍加增删后先予发贴,以飨读者。  该部经增删后共六十六章﹑约六十余万字,连同“《血肉长城》史要索引表”一并献上﹑供阅览。  因为,本人学识有限﹑资历浅薄,书中必有不少谬误;且本书所涉内容较为敏感,望读者多加斧正,谨此先予致谢为感!  第
章 北伐军威迫京津 皇姑屯张帅丧命  第
章 张学良东北易帜
除隐忧杨常事件   第
章 关东军蓄谋侵华
万宝山寻衅滋事    第
章 九一八辽吉失陷
不抵抗少帅自误   第
抗日激起学生潮
宁粤休战求和议  第
章 国联促日本撤军
马占山江桥抗战   第
章 清逊帝梦想复辟
土肥原天津事件  第
锦州拟建中立区
蒋介石被迫下野  第
章 廿六路宁都起义
南京珍珠桥惨案
章 阎锡山重返太原
张学良弃守锦州   第 十一 章 孙内阁黯然倒台
蒋介石二次复出   第 十二 章 国联李顿调查团
上海一二八事变  第 十三 章 新国府迁都洛阳
十九路淞沪抗战  第 十四 章 陷哈城日军得逞
溥仪执政满洲国  第 十五 章 殊日寇虹口爆炸
再辱国淞沪协定  第 十六 章 国民党还都南京
关东军榆关事变  第 十七 章 反围剿黄陂大捷
失热河少帅下野  第 十八 章 何应欣塘沽协定
同敌忾长城抗战  第 十九 章 十九路福建事变
五次反围剿失利  第 二十 章
红军二万五长征
关东军张北事件  第二十一章 再阴谋华北自治
一二九爱国运动  第二十二章 蒙西百灵庙起义
陈济棠两广事件   第二十三章 介石与桂系妥协
傅作义绥远抗战  第二十四章 蒋介石顽固不化
张学良西安事变  第二十五章 少帅义释蒋中正
介石翻脸囚汉卿  第二十六章 东北军二二事变
国共同祭黄帝陵    第二十七章 七七卢沟桥事变
宋哲元丢失平津  第二十八章 蒋介石得寸进尺
战南口虽败犹荣  第二十九章 八一三淞沪抗战
红军改编八路军  第 三十 章 中共平型关大捷
山西太原保卫战  第三十一章 保四行八百壮士
战淞沪上海陷落  第三十二章 国民党迁都重庆
叶挺挂帅新四军  第三十三章 唐生智南京失守
日军南京大屠杀  第三十四章 韩复榘山东弃守
日政府近卫声明  第三十五章 宋哲元豫北溃败
保临沂张庞弃仇  第三十六章 王铭章滕县捐躯
李宗仁台儿大捷  第三十七章 晋东南九路围攻
花园口水障阻日  第三十八章 毛泽东论持久战
张发奎弃守九江  第三十九章 薛岳万家岭大捷
日军偷袭广州城  第 四十 章 汪精卫叛逃投日
蒋介石溶共反共  第四十一章 汪精卫河内遇险
国民党再失南昌  第四十二章 苏日诺门坎战役
太行夏季反扫荡  第四十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四十四章 国民党冬季攻势
昆仑关桂南会战  第四十五章 十二月晋西事件
杨靖宇英雄喋血  第四十六章 阿部规秀被击毙
傅作义五原大捷  第四十七章 幡悔悟高陶事件
终卖国汪伪政府  第四十八章 日德意三国同盟
八路军百团大战  第四十九章 新四军黄桥大捷
国民党皖南事变  第 五十 章 陕甘宁生产运动
鼓士气上高会战  第五十一章
苏日签中立条约
国军中条山惨败  第五十二章
重庆大隧道惨案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五十三章
日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五十四章
第三次长沙会战
中国远征军入缅  第五十五章
杜立特空袭东京
孙立人解救英军  第五十六章
曼德勒会战流产
戴安澜为国捐躯  第五十七章
冀中五一反扫荡
宋美龄访美求援  第五十八章
六战区鄂西会战
共产国际被解散  第五十九章
中印军重振军威
保常德重挫日军  第 六十 章
中美英开罗宣言
中印军达罗之战  第六十一章
中印军反攻缅北
远征军打通滇缅  第六十二章
汤恩伯豫中惨败
张德能长沙冤杀  第六十三章
方先觉血战衡阳
八路军秋季反攻  第六十四章
新桂系桂柳会战
日军止步深河桥  第六十五章
汪精卫死有余辜
日军遭遇滑铁卢  第六十六章
共征讨日寇投降
齐庆贺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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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北伐军威迫京津 皇姑屯张帅丧命    【史要】北伐军威迫京、津;日,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丧命……  话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与宋美龄联姻了,终于东山再起,一跃而成为了“北伐军总司令”。  然而,当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抵达山东济南后,被日军所阻﹑暴发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蒋介石唯恐得罪日本人,遂绕道济南继续北伐,各路北伐军很快都进入了直隶;然后,向京、津全线推进。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取得彰德战役胜利后,已沿京、汉线北上,又攻占了邯郸、邢台等地;而阎锡山亲率的第三集团军两个军团,也已突破了安国军杨宇霆部在娘子关的阻截,并与冯玉祥部会师于石家庄了。  两军会师后,即又兵分两路进击。  冯玉祥派韩复榘率其第三方面军,随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继续沿京汉路北上,攻打有京畿重地之称的保定,目标即是北京。  冯玉祥自己则亲率第二集团军其他各部折向东进,以靖定京、汉线以东地区,兵锋所向直指天津。  而朱培德所率的第一集团军渡过黄河后,也已迫近了处于直鲁边界上、有“神京门户”之称的德州。退驻在德州的张宗昌与孙传芳自知难守,遂又弃德州而退往沧州了。  而此时,彰德兵败后的褚玉璞也已退守在沧州;于是,张宗昌与褚玉璞一起,欲将沧州守住。  而张学良虽是放弃石家庄北撤了,但在保定却派驻有万福麟的第八军、王树常的第十军、胡毓坤的第十六军、荣臻的第十七军等四个军的重兵,欲将北伐军阻截在保定以南。  果然,当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与第三集团军徐永昌部先行抵达保定时却是受阻了。徐永昌见正面攻击受阻,遂欲从西南侧绕道突破;然而,进至方顺桥却被安国军胡毓坤与荣臻部包围了。  阎锡山见徐永昌孤军深入被围情况堪忧,赶紧命尚在石家庄的杨爱源率其第三军团前往驰援。杨爱源受命后即率部往援,徐永昌部才得以解围;于是,第三集团军与安国军在方顺桥激战两天难解难分。  最后,阎锡山命第七军军长张荫梧出满城、第十军军长李维新经唐县,绕至安国军侧背发起攻击,这才将安国军驻守在保定北面康关一线的王树常的第十军击溃。  王树常溃败后,驻守保南要隘、正面迎敌的万福麟部,及正在方顺桥激战的胡毓坤、荣臻部军心被撼,遂也都相继败北。  于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终于攻取了保定;然后,一路无阻地向北京进军了。  而此时,第三集团军商震部也已击溃安国军张作相部;张作相部溃败后,直退往榆关去了。  于是,商震部突入雁门关;然后,又在第三集团军傅存怀的第四军、丰玉玺的第六军等部配合下一举攻取了大同、张家口等地,兵锋指向北京。  就在北伐军的兵锋迫向北京之时,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派遣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也来催迫张作霖了。  原来,自从一九一六年寺内正毅出任日本首相后,将张作霖视作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代理人,日、张间算是过了一段蜜月期;也因此,当郭松龄“反奉倒张”时,日本政府出兵帮助张作霖击败郭松龄重新把他扶上了台。  日本人原以为,张作霖该会感恩俯首帖耳于日本人的指挥棒下了。但谁知,张作霖渡过难关恢复元气后,却并没有如日本人所愿的那么听话;特别是,在日本人要求修筑满蒙铁路及获取“三权”时,张作霖总是暗中耍花招使绊作对,令历任日本首相心中都很不爽。  而日本政府内部、特别是军部,要求去除张作霖的声音一直来不绝于耳。甚至于,连本来主张利用张作霖的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后也开始改变态度,对张作霖看不顺眼了。只因,昭和天皇有《御训》“要耐心,不可操之过急”,田中义一这才克制了没有狠下措施。然而,他通过江藤丰二与町野武马向张作霖提出的《满蒙新五路协约》,时间已过去了半年多,至今却仍迟迟未予明确答复,这令田中义一不由得心急如焚了。于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田中义一又派遣芳泽谦吉前去催促。  因此时,蒋介石已举兵北伐并节节胜利兵锋迫近京、津了,张作霖因形势吃紧心情甚是不好;他见芳泽谦吉前来,知道日本人定是趁火打劫地又来要挟什么了;因此,本不想接见。然因,芳泽谦吉毕竟是日本国的使臣,容不得他不见。于是,张作霖只得让正在与他议事的梁士饴、李宣武等人暂时回避;然后,接见了芳泽谦吉。  两人在客厅坐定,芳泽谦吉见张作霖气色不佳,知道他定是为北伐军迫京之事烦忧;于是,利诱道:“大帅莫忧,只要你继续与大日本帝国修好,我们可以帮你阻止北伐军。”  芳泽谦吉原以为,已处于窘境中的张作霖定会闻言大悦;但谁知,张作霖却只是淡淡地回了句:“谢谢你的好意。这是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不劳邻居费心。”  芳泽谦吉想不到会碰软钉子,遂换了口气问:“那么,你能阻止得了北伐军?”  张作霖仍不以为然,道:“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我可退到关外去。”  张作霖的回答完全出乎意外,芳泽谦吉心中暗暗骂道:“不识好歹的家伙,恐怕未必回得去。”只是,他不宜明言;遂言归正传,直言要张作霖就《满蒙新五路协约》做出明确答复;否则,日方将不允许他再使用南满铁路。  张作霖差点被芳泽谦吉盛气凌人的态度激怒了,心里也骂了句:“老子面前,耍什么威风?”  因为,此时的张作霖毕竟是堂堂的安国军陆海军大元帅;虽是形势十分严峻,但还没有输光;何况,关内外的大片地盘还是自己的;所以,他不甘心就此趴下,更不愿再让日本人把他当儿子般使唤。而对于芳泽谦吉的来意,张作霖其实早就揣测到,他对日本人如此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已是厌恶极了;只是,自己现在要面对北伐军,无意把精力放在对付日本人上;所以,才勉强克制住自己,没有当面与芳泽谦吉闹翻。  张作霖强抑住心中的火气后,这才慢慢地踱入后堂,取出那份《满蒙新五路协约》交给芳泽谦吉,拈了下八字胡子后,笑了笑说:“拿去吧,你不就是为了这个?我已签了。”  芳泽谦吉听说“签了”,心想任务已经完成,不由得喜上眉梢。因为,文件是被密封了,芳泽谦吉不宜拆视;于是,又与张作霖客套了几句后离去;然后,兴冲冲地赶回关外向田中义一交差去了。  田中义一见芳泽谦吉从张作霖处取回了《满蒙新五路协约》,揣想必是自己所需的,心中也暗喜了;但谁知,当他开封展视后却大惊失色了。  原来,张作霖在《满蒙新五路协约》上只签了一个“阅”字,根本没有“同意”之类的文字,甚至于连他的名字也没签。如此,张作霖实际上是不认账;这简直是在愚弄人,令田中义一恼羞成怒了。  看来,张作霖确是与日本离心离德了;帝国欲落实对华政策,已不可将希望寄托于如此一个善于玩弄花招的人身上。在田中义一看来,现在的张作霖非但不配作代理人,且已成了日本帝国实现宏大目标的障碍。因此,田中义一打算换马而“弃张”了;但终因,天皇的御训在耳,田中义一虽有此意却没作进一步的计划。
  且说,张作霖将芳泽谦吉打发走后,复又注心于对付北伐军了。  而此时,保定与张家口均已丢失;保定是北京的南大门,张家口是北京的北大门;而今,两地均失,南、北大门都被打开了,北京危在旦夕。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打算放弃京津、退守关外了;只是,如此败走脸上甚觉无颜;所以,一时难下决断。  而此时,张学良等安国军将士都已被济南惨案震撼了;皆有所醒悟,意识到“中国人自己争斗不休,最后只会让日本人从中渔利”。因此,觉得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应速息内争、一致对外。  张学良将所思告诉乃父,并建议:“不若主动休战,回关外休养生息,保住东三省为要。”  已有退意的张作霖闻后,倒是觉得可行;因为,休战无所谓胜负,如此退出关外也就不会怎么丢面子,倒是可作顺势下台阶的托词。  于是,张作霖依从乃儿之言,拍案道:“行,就这么办!”  五月三十日,张作霖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动宣布“休战”,并决定“退出京、津,返回关外”。  因为,长期的战乱已让国民吃尽了苦头;听说休战,谁不高兴?所以,张作霖此举确是甚合民意,让他脸上觉得光鲜了许多;现在,只待南京国民政府作出反应了。  而蒋介石见张作霖主动提出休战,却是想不好该如何回应了。  因为,鉴于目前局势,自己在军事上已完全占了上风,最终将张作霖击垮几已成定局;而若是同意休战,让奉军撤回关外,岂不如同放虎归山?心中却是有点不愿。然而,若是不同意休战,则要背“继续挑起战乱”的骂名。虽然,蒋介石对此并不在意;因为,在他觉得,只有傻瓜才会顾此虚名;他要的是实惠,只相信“成者王,败者寇”之理;所以,只要是对自己有益无损,他可不管会不会背什么骂名。  不过,蒋介石虽是已有取胜的把握,但心底里多少还是有所顾虑;因为,张作霖毕竟还没有把老本输光;若是把他迫急了,定会狗急跳墙地拼个你死我活;真要那样,到头来自己或也会赔进去许多。而现在,张作霖愿意退出京、津,自己则可不费一枪一弹、不损一兵一卒得此两地而完成北伐大业;这一得一失的两笔账谁都会算,蒋介石心中当然也清楚;看来,自己还是捞取眼前的实惠为好。  想到此,蒋介石也就决定同意休战了,并立即给予回应。  于是,蒋介石让已兵临北京城下了的阎锡山出面,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去与张作霖谈判,并负责接收京、津。  阎锡山受命后,则派遣山西民政厅长南桂馨、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孔繁蔚为代表,进北京与张学良、杨宇霆等人谈判,以商议有关和平接收京、津事宜。  双方很快议定,安国军主动让出京、津及直隶,而国民政府须给安国军撤离以方便。对此,国民政府当然答应,并满口承诺:“奉军撤离时,国民政府的军队绝不追击。”  如此,谈判告成;奉军可以放心地撤退了,张作霖则也决定离京返回奉天。  因此前,张作霖已遭遇过多次暗杀;所幸自己命大,都让他躲过了。为此,张作霖每次出行,都多了一个心眼;这次亦然,张作霖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  然而,张作霖知道,自己因反苏、反赤已得罪苏联人太深,因遏力阻止蒙满五路的修筑也得罪了日本人;因此,苏联人或日本人都会想要他的命;所以,无论走哪条道都无绝对安全可言。  且取道古北口走的是公路坎坷不平要受颠簸之苦,过惯戎马生涯的张作霖倒是呒啥,但随同返回的家人如何受得了?再说,取道古北口沿途荒野多山;若真有人要暗算自己,反而利于其埋伏阻击;因此,看来这并非可取之道。  而此时,奉天省长刘尚清闻知张大帅要返回奉天,即已向京奉铁路沿线各县发出《密电》“务须妥为警备,毋可疏懈”。先期退至榆关了的张作相,也已在北京至榆关的铁路沿线增派军队严密设防。而坐镇奉天的吴俊升,也在榆关至奉天的铁路沿线加强了防备。如此,北京至奉天的铁路沿线都已严加防范了,看来是万无一失。  张作霖闻报后,心想“是呀,京奉铁路毕竟是由自己控制的,看来还是走铁路保险。”因此,张作霖决定了乘火车回奉天。  不过,张作霖为防万一又故意布了个迷魂阵;先是,将原定于六月一日的行程往后推迟了一天;而到了第二天,张作霖又让他的五姨太及一班仆役人等登车先行,自己却延至三日子夜一时才启程。张作霖以为,自己如此三易其时变化无常,即使有人想图谋他也定会扑空。但是,张作霖哪里知道,虽是他十分乖觉,还是躲不过被暗算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原来,田中义一迟疑不决之时,日本陆军军部中要求去除张作霖的声音却不绝于耳。  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更是耐不住了,在他觉得“除了杀死张作霖,此外断无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于是,村冈长太郎打算撇开田中义一而自己行动了,决定派遣武官竹下义晴赴北京去刺杀张作霖。  然而,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却认为“张作霖在北京耳目众多防范严密,赴京行刺恐难成功且会打草惊蛇;不如在他返回东北途中动手,方可一举成功。”  村冈长太郎然其言,遂将刺杀张作霖的任务改交于了河本大作,并关照“只可成功,不得有误。”  河本大作受命后,即在关东军参谋部里挑选人员,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队;然后,制订了一套严密的暗杀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  就这样,村冈长太郎与河本大作合谋后张网以待,只等张作霖前来送死;只是,张作霖自己还懵懂未觉,田中义一也不知情。
  而张作霖三易其时后,这才觉得可以安全出行离京回奉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子夜,张作霖在其亲家、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及时任安国军政府国务总理兼交通总长潘复、农工总长莫德惠、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总司令部参谋长于国翰、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与仪峨诚也等人陪同下,偕同他的六姨太马岳清、三公子张学曾及大帅府副官王宪武、管家温守善、医官杜泽先等人,乘坐泰山号专列终于启程返回奉天了。  车至天津,靳云鹏、潘复及日本顾问町野武马皆因有事下了车,换上了前交通总长常荫槐陪乘。车抵山海关,早已迎候的吴俊升也上车陪行了。一路上,透过车窗可见,铁路沿线两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都有兵士守备着;看来,固然是戒备森严万无一失,纵然是有人欲加害自己也无从下手。  六月四日凌晨,专车驶进皇姑屯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等人也已在车站迎候;并告知奉天省长刘尚清已率文武官员在奉天新站迎候。  皇姑屯是奉天的一个小站,到了此地也就抵达了奉天,曾经悬着的心则可放下了。且因离终点站已是不远,也就只有张景惠上车陪同,齐恩铭则驾车原路返回。然后,专列又缓缓启动继续向终点站驶进。  皇姑屯车站以东不远就是老道口和三洞桥,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在此交叉;京奉铁路在下,南满铁路在上。因为,南满铁路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修筑并管理,沿线两侧都被划归日军的警戒区;因此,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处的老道口和三洞桥,也就在日军的警戒区内,不远处即设有日军的岗楼;所以,吴俊升的军队在此处没能布防。谁知,正是此处的失防,给张作霖和他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原来,河本大作正是选中了此地;他派人在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桥下埋了大批炸药,将导线引至不远处的岗楼中,只待张作霖的专列到来就起爆。  果然,当专列驶至三洞桥,忽然一声巨响,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被引爆;有十多节车厢的专列,顿时被炸得都脱轨掀翻甚至于粉碎;死者血肉模糊难以辨认,伤者大声惊呼哭嚎不止。  张作霖的六姨太马岳清及莫德惠、温守善、张景惠、刘哲、于国翰、日本顾问仪峨诚也等人,都程度不等地受了伤。而张作霖乘坐的那节曾供慈禧太后专用、有“蓝钢车”之称的豪华车厢,被崩出有三、四丈远;陪同张作霖的吴俊升,已被一枚铁路道钉穿入脑部而当场毙命了。  张作霖虽然没有当场丧生,但已满身是血伤势甚重。幸免于难的三公子张学曾、副官王宪武、医官杜泽先等人忙乱中终于找到了张大帅,众人见他伤势严重赶紧加以救护。  此时,刚离开皇姑屯车站的齐恩铭忽闻三洞桥方向响起爆炸声,知道必是发生了意外;于是,赶紧也驶至三洞桥。于是,张学曾、王宪武、杜泽先等人七手八脚地将张作霖塞进齐恩铭的车内;然后,极速地奔往大帅府。齐恩铭等人将张作霖送到大帅府后,立即送上了张作霖五姨太的小青楼。  此时,在奉天新站迎候的刘尚清等人闻讯后也接踵而至了。刘尚清见大帅府内乱作一团,则一面约束众人  不可慌乱,一面立即组织对张作霖进行抢救。  然而,终因伤势太重,张作霖没能留下一句遗言即于当日上午九时不治身亡。就这样,堪称乱世枭雄的东北  王张作霖遽然离世了。因为,事发地离皇姑屯车站不远;故而,史称“皇姑屯事件”或“皇姑屯炸车案”。  且说,皇姑屯炸车案发生后,刘尚清揣知必是日本人所为;其目的无非是为了除去已被其视为绊脚石了的张作霖;然后,趁安国军群龙无首之机,占领奉天进而控制东三省。  事发当天,日本陆军部立即有关皇姑屯事件发表《声明》以示自己清白;同时,关东军以“协助勘查”之名将出事地段封锁了;并按计划将已准备了的两名中国人杀死后抛尸于现场当了替死鬼,诳称是炸车的间谍被当场击毙;且在两具尸体衣袋中故意放置了国民政府指示其行动的《手谕》,欲以此嫁祸于南方国民政府而为自己开脱。  果然,对事发现场进行勘查后,日本人即用中、日两种文字发表了《关于老道口现场调查报告》,以证明皇姑屯炸车案与日军无关,而是南京国民政府指使人所为。然而,日本人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明眼人很容易就能识破,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不打自招。  然因,刘尚清见张大帅已命归西天,安国军政府失了主心骨;即使明知是日本人所为,却也不敢将事情挑明了而与日本人翻脸;再说,在此节骨眼上东三省该何去何从?这却是摆在刘尚清面前的最大难题,令他一时不知所措了。  时有深沉练达的奉天省督办公署参谋长藏式毅建议:“应秘不发丧并严密封锁消息,绝不可让日本人获知张大帅的死讯。”同时,赶紧通知张学良,要他“返回奉天,主持大局”。  刘尚清采纳了藏式毅之言,遂故意放话“张大帅只是受伤,并无大碍,不久即可视事”。  于是,大帅府内一切如常,未见悲怆之态不闻哭泣之声;每天,厨房照常为张大帅张罗膳食;医官杜泽先按时为张大帅换药,连病历记录也一字不漏地填写无误;只是,允许进出小青楼的只有五姨太和贴身丫环。  果然,张作霖被炸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关东军第十师团长本庄繁及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等人即来探视,欲确证张作霖死讯后以作进一步行动。  不过,日本人的探视,都被刘尚清与藏式毅沉着地应付过去了。藏式毅以“张大帅刚受惊,须静养不宜打扰”为由,使探视者都只能隔着窗户瞧;而当瞧见头缠绷带的张作霖静卧床上无甚异常时,林久治郎等人也就信以为真了。就这样,刘尚清与藏式毅巧妙地将日本人忽悠了,方才免除了进一步的变乱。
  与此同时,刘尚清又急忙派遣张作霖的副官王宪武秘密潜入关内,带上所谓张作霖的口令,通知张学良速回奉天。  其实,张学良在六月四日就已获知乃父在皇姑屯被炸的消息;只是未知祥情,心中悬着。而此时,虽已与北伐军谈妥了双方休战,但驻于京、津的安国军尚未安全撤离,张学良一时不敢擅离。因为,张学良知道,在此非常时期,绝不该因此事影响了军心;否则,引起新的变故,后果会不堪设想。而自己作为张作霖的长子且是军中主将,一举一动更得慎之又慎。因此,张学良虽是闻知家父被炸后甚是揪心,但却只得竭力克制自己保持镇静。  恰好,这一天是张学良的生日;当晚,张学良不露声色神情如常地出席自己的生日宴会,谁也看不出他心底压着多大的痛苦。  第二天,张学良命其部将第四十七旅旅长兼北京戒严司令部副司令鲍毓麟留驻北京,以维持北京的秩序且与北伐军办理交接,自己则与杨宇霆率部向滦州撤离了。到得滦州后,张学良暂驻于滦河西面北山的大觉寺内。  此时,王宪武赶至滦州,传达张大帅的口令,要“小六子速回奉天”。  虽然,王宪武守口不言“张大帅已亡”;然而,张学良已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揣测到家父必是生命有危,并非先前所报的“只是负伤,无碍大事”;否则,何必派其副官专程赶至滦州催促自己回奉,且只是口令而无《手谕》。因此,张学良确是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急欲返回奉天不敢再有片刻迟缓了。  于是,张学良把军务交予杨宇霆;然后,只带了副官谭海、卫队营营长崔成义、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等几名亲随,化装后混于一辆军用的闷罐车内悄无声息地出关了。  六月十七日,张学良抵达奉天。进得大帅府后,张学良这才确知父亲已是归天;此时,他忍不住扑在父亲遗体上便放声大哭,十几天来憋在胸中的悲苦一下子全发泄了。良久,在刘尚清、臧式毅、王家桢及家人的一再劝慰下才渐趋平静。  当晚,刘尚清、臧式毅、王家桢等齐聚大帅府彻夜商议,皆认为当务之急应由大公子张学良出面主持奉天军务,以防不测。  于是,商定以张大帅的名义草拟一份《手令》,称:“本大元帅因病未能兼顾奉天军务,着派张学良全权代理,特予知照。”落款是由张学良模仿其父笔迹的“张作霖”三字。  接着,刘尚清即发表《奉天省长公署令》,宣布:“奉张作霖大元帅《手令》,张学良已于十七日全权代理奉天军务。”  由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已是尽人皆知;因此,张作霖不能视事了,由其长子张学良代理奉天军务甚至于放权给他,皆在情理之中无所厚非;所以,奉天的军、政界中无人异议。  其实,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系中曾有人欲请张作霖的拜兄弟、时任安国军第五军团长兼吉林省督军张作相主政东三省。然而,张作相却竭力主张应由张学良接任,自己绝不擅位。  于是,张学良返回奉天后,即召开东三省联席会议;会上宣布,张学良自任奉天省督军,张作相仍任吉林省督军,其亲信万福鳞则任黑龙江省督军;如此,在张作相等人的全力扶持下,安国军政府的军、政大权顺理成章地传到了张学良的手中,东三省的军心与政局才都稳定了。  只是,张作相将张学良扶上权位后,却对张学良诚恳地说:“小六子,你是主帅了;在公开场合,你完全有权指挥任何人,不必有任何顾虑;我老叔定然全力支持你,听候你的调遣。不过,你若是干得不好;私下里,我老叔可是要刮你耳光的。”张作相的坦诚赤心,令张学良甚是感激。
  第二章 张学良东北易帜
除隐忧杨常事件   【史要】张学良东北易帜;杨、常事件,中国统一;《田中奏折》曝光……  却说,张学良见时局已渐趋平稳,这才于六月二十日,以奉天省政府的名义将张作霖的死讯公布,并着手办理祭奠、发丧等善后事宜。  同时,刘尚清辞去奉天省长职,由翟文选接任其职。  第二天,张学良即《通电》全国,正式宣布自己就任奉天督军;从而,公开接过了乃父的权杖;只是,张学良没有如其父再称“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而是改称为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如此,安国军政府也就自行取消,安国军复称为奉军。就这样,张学良登上了主政东北的宝座;因为,此时的张学良年方二十七岁,故世人称其为“少帅”。  张作霖的丧事办得甚是隆重,奉天社会各界都前往祭奠,忽是友忽为敌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段祺瑞等人也都送来了挽联,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参谋长三宅光治及林久治郎、松井石根、菊池武夫、本庄繁等人也都前来吊唁。  然因,张学良已认定家父必是被日本人所害;所以,日本人的前来吊唁无异于猫哭老鼠,反而更令张学良心中甚是难受了。张学良一气之下本欲为父亲报仇,趁机将村冈长太郎等人杀了;不过,他的一时冲动让其老叔张作相与吉林省代理省长王树翰等人劝阻了,这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而田中义一闻知张作霖被炸致死后,料想必是自己人所为。果然,他很快就知道了这是村冈长太郎与河本大作等人的杰作,不由得乱了方寸不知所措了。  因为,田中义一虽是也想“弃张”换马,但并没有想过要用如此极端手段;昭和天皇必不赞成如此,定会怪罪于自己。而此时,日本国内的民政党等在野党趁机对田中内阁发难,要求“彻查事件真相,追究责任人”,认为“如果不澄清事实或处置不当,必会伤及国家信誉而有损圣德”。  在野党的发难更是给田中义一增加了压力,迫不得已遂打算对责任人进行查处。  然而,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永田铁山、山冈重厚、矶谷廉介、山下奉文等人却都表示了对河本大作的支持;同时,陆军大臣白川义则、陆军大学校长荒木贞夫、陆军航空本部总务部长小矶国昭等人也竭力反对处置河本大作等人,认为若是处置了,必会有损日本陆军的声誉。  如此一来,确是使田中义一深感左右为难了;最后,只得将此案实情隐瞒,并放弃了对村冈长太郎的查究;仅将河本大作解职,其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之职则由同样激进的板垣征四郎继任。  田中义一如此处置后,军方这才没有异议了。  然而,田中义一自己却因此失去了昭和天皇的信任;而在野党却仍不肯饶放地继续攻击,硬是要迫他下台。一年后的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民政党党首浜口雄幸取代田中义一出任首相;然而,竭力主张彻查的浜口雄幸上任后却一改态度不再主张查究了;于是,皇姑屯炸车案不了了之。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四六年七月,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而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河本大作也写了《我炸死了张作霖》的自供书,坦承了其策划、实行炸死张作霖之事。至此,轰动一时的皇姑屯事件方才真相大白,但那已是十八年后的事了。  且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潜回奉天接过乃父的权杖主持东三省了。  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觉得,未到而立之年的张学良毕竟年轻无甚从政经验,当比他的父亲张作霖要容易对付得多,这对于欲从东北攫取更多利益的日本来说应是有利的;所以,也就没加干涉而任由他了。同时,即派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去见张学良,趁火打劫地欲逼迫张学良同意实行《满蒙新五路协定》。  张学良也如其父,知道这个《协定》与东三省乃至中国的利害攸关;于是,以“家父丧事未了,良无心他顾,容后缓议”为由敷衍了。  田中义一见张学良如此回答,倒也觉得所言属情理之中,这才没再催迫。  然而,这却使刚主政东三省的张学良立即就面临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亟待他回答与抉择;这个问题就是自己该将东三省带往何方?是继续走父亲的老路,在日本的扶植下,保持东北名义上的自治、独立呢?还是另辟蹊径?  显然,若是走父亲的老路,就得听命于日本人,任由日本人摆布,方能苟安;否则,日本人会像对待父亲那样对付自己。  而这多年来,张学良清楚地看到,父亲对日本人小心翼翼、虚与委蛇、从不公开得罪,但到头来却是引狼入室仍惨遭了毒手。所以,,前车之鉴当引以为戒,父亲的这条老路看来是不能再走了;否则,自己与东三省的命运都岌岌可危,迟早会被日本人吞噬。何况,皇姑屯的爆炸声犹在耳畔,父亲惨死在日本人魔掌下的深仇大恨岂能就忘?仅此一点,他也该与小日本一刀两断了。  只是,日本的势力渗入东北已日久,且在东三省驻有不少兵力;自己虽与其不共戴天,权衡以后却觉得尚不可贸然与其决裂;因为,一旦决裂后势必会导致冲突甚至于引发战争,仅凭自己的力量难有胜算;所以,还得从长计议。  然而,若是如此长期忍气吞声,张学良却是不甘,这可如何是好?令张学良甚是为难了。不过,张学良很快想到,奉军与国民政府罢兵休战后,北伐军倒能信守诺言没有进图关外;可见,国民政府只在谋求统一,并不图吞啮奉系。既然如此,那就在已停战和好的基础上,干脆进一步与国民政府谈判,谋求合作以联手对付日本人。因为,毕竟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何必再同室操戈、兄弟阋墙?还是求得同心同德、一致对外,方为正着。  张学良想到此,心中有底了;于是,立即秘密派遣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等仨人前往北京,谋求与国民政府有进一步的合作,以利于自己与日本人抗衡。  七月十日,邢士廉一行到了北京,即前往香山拜会刚祭奠过孙中山的蒋介石。  蒋介石知其来意后,心中大悦。因为,此时的关内已是国民政府的天下了,只有东三省及尚在奉军控制下的热河还挂着五色旗;蒋介石正梦寐以求东北及热河都能易帜,以实现中国大一统的夙愿。此时,他见张学良派人前来谋求合作,觉得自己的愿望有实现的可能了。  于是,蒋介石在香山别墅款待了张学良的代表;席间,邢士廉等人转述了张学良的意愿。蒋介石给予张少帅竭力赞许,对于邢士廉等人的前来表示了欢迎;但接着,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张学良识事务、顾大局,实施东三省易帜,信奉三民主义,统一于国民政府。  蒋介石所议名正言顺,邢士廉等人也有同感;然因,易帜事大,须由张学良本人方能决定;邢士廉等人此次前来所负使命有限,难就此事作答。  蒋介石倒能理解邢士廉等人的难处,遂没强求;于是,派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时任国民党中监委员李煜瀛作为国民政府代表,随同邢士廉等人返回关外,赴奉天与张学良商洽东北易帜事宜。
  李煜瀛到奉天后,即与张学良进行了多次秘密晤谈。对于蒋介石要求东北易帜、统一于国民政府,张学良闻后倒无异议。  因为,此时的张学良已经觉到了,父亲与人争锋多年,甚至于也进关南下风光过一时,但结果却仍败退回关外了,甚至于丢了性命;而国民政府举兵北伐所向披靡,现已席卷了南北,大有囊括华夏之势。有道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纷争多时也该到统一的时候了。看来,求得中国统一,结束国家分裂局面,休兵养民应是人心所向、国人期盼,且实也是自己所愿;如此时势潮流,岂可违逆?而现在,奉军虽是偏安东北一隅,却已难再有大的作为;既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有此意且有此能;自己不若顺应潮流,东北易帜,融入国民政府,以实现中国统一算了。  如此,从表象看虽似如归附降服,但实质上终是中国人一家子的和睦之举,无甚荣辱之议不必顾忌。再说,与国民政府融为一体后,泱泱中华就成了自己的后盾;届时,日本人即使对东三省有图谋,想必也该有所顾忌而收敛,不敢太过放肆张狂了。  张学良如此思后,也就爽然地答应易帜了;并立即《密令》尚驻于热河的奉军第五方面军第十二军军长兼热河都统汤玉麟先于七月十九日换挂青天白日旗,自己则准备在七月二十二日易帜。  汤玉麟接到张学良的命令后,即于是日在热河宣布易帜了。热河易帜后,立即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警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揣知,热河易帜必是受了张学良的默许甚至于怂恿,不由得担心张学良或也会宣布东北易帜。这一下,可使田中义一不知所措乱了手脚;想不到,张学良并没如他原来想象的那样年轻不谙政治而易对付;看来,对于张学良当刮目相看认真对待了,以免他做出有损日本权益的出格事来。  于是,田中义一即于热河易帜当天《密电》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晤见张学良,告诫:“勿与南方妥协,应采取维持现状,保境安民,观望时局之策;此乃东三省自身之需要,也是日方之立场。”  同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更是直言警告张学良:“不要易帜。”否则,关东军不会坐视不顾。  而此时,奉系内部的一些元老对于张学良的欲易帜,也表示了异议甚至于反对。  有辅帅之称的张学良的老叔张作相,担心日本人觊觎东三省已久,绝不会允许东北易帜;一旦易帜了,当会给日本人寻衅的事由;若是日本人藉此挑起兵端,如何是好?  而以周公自诩的杨宇霆则直言反对易帜,其理由是:“北伐军虽统一了南北,但大局未固,尚无力伸手关外;奉军虽败,却仍据有山海关,可战可守,彼能奈何我?且有道是,落草为寇强于入朝称臣;奉军尚有兵数十万,岂可委身屈从于人?今据东北自守,主权在我;一旦易帜,失去自主,听命于人,则东三省迟早不保;故而,断不可为。”  张学良在内外压力下,只得暂缓易帜了。  然而,蒋介石闻知张学良暂缓易帜,倒是急了;于是,派遣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兼太原政治分会委员方本仁与第一集团军参谋长何成浚,以吊唁张作霖的名义前往奉天,敦促张学良易帜。  而田中义一因对张学良仍不放心,又于八月初派遣曾是日本驻华公使、时任关东厅长官林权助也以吊唁的名义,赴奉天会晤张学良,以进一步施压。  会晤中,林权助明确地向张学良转达了日本政府的意见:“历史上,满洲与日本及朝鲜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在满蒙有着许多权益;日本不反对中国统一,但却不能牺牲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所以,日本不能允让南方势力侵入满洲,希望少帅能维持令尊和日本的友好关系;必要时,日本会不惜一切给予援助。”  同时,林权助又倚老卖乖地说:“我与令尊是好朋友,才将你当作自己的子侄如此忠告;因为,我不想看到你面临危险。”林权助的话绵里藏针,张学良能听出其言外之意。  张学良本想坦言己见甚至驳斥,但转而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以大局为重巧言应付,不可图一时的口舌之快;于是,他不卑不吭地回道:“前辈之言,学良自当铭记;我是中国人,又是东北人,所作所为当然得对东三省父老负责;不过,请前辈放心,只要日本人不损害中国人的利益,日本在满州的权益自然能得到保障。”  张学良的回答,虽然没能令林权助完全满意,但却无可批驳;因此,林权助只好喏喏几句:“当然,当然,日中和善要紧。”然后,去向田中义一回报了。  只是,张学良虽是打发走了林权助,但却更是不敢贸然宣布易帜了;因为,他毕竟得掂一掂林权助言外之意的分量;真要易帜,也得有时间作一番准备;否则,引出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如何向东北父老交待?为此,他让方本仁转告蒋介石:“自己易帜的决心是铁定的,只是得有充分时间容他准备;所以,何时宣布易帜尚须伺机而定。”  蒋介石见张学良如此言,虽是不可强求,但心中总不免别扭,且恐夜长梦多日久生变。  十月三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依照胡汉民改组国民政府的方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等政要都各自拔得了头筹;而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让位于蒋介石,则改任为了行政院院长;胡汉民因给蒋介石出了个好主意,非但出任了立法院长,并与孙科一起被补选为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委。至此,国民政府又一次改组完成,新一届的国民政府决定于双十节宣誓就职。  会议临结束的十月八日,蒋介石提名尚未宣布易帜的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并要张学良在双十节时一起宣誓就职,为的是促使他能早日易帜。  然而,张学良仍觉得易帜的时机尚不成熟;故而,回复蒋介石道:“东北不能立时易帜,非良食言欺人,实有两难。不易帜,华夏不统,无以对国人;然易帜,恐立生祸乱,无以对三省父老。故为大局计,不必急此一时;吾拟在三月内易帜,此意已决;指天盟誓,绝无戏言,敬祈鉴察。”  张学良已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蒋介石这才觉得不宜再催促了,只得耐心等待。
  十月十日,蒋介石及新一届国民政府要员如期宣誓就职。至此,蒋介石大权在握如愿以偿了;蒋介石心里高兴,遂下令解除对程潜的监视并免于查办。如此,被羁押了半年之久的程潜终于获得了自由;但因未复职,程潜则偕其夫人去往上海寓居了。  而张学良迟迟没有易帜,蒋介石倒是体察到,无非是忧心于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于是,蒋介石请求曾任美国驻华公使、时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克谟能给予帮助,以使日本政府放弃对东北易帜的干涉,而让张学良减轻压力。  因为,美国也担心日本在东三省渗透过深,会有损他们的在华利益;因而,马克谟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愿意从中斡旋给予帮助。  十一月六日,日本裕仁天皇举行加冕典礼,各国都派遣特使出席;马克谟因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参事,也应邀出席了。张学良则派了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与外交委员莫德惠赴东京致贺。  马克谟趁机向田中义一放话:“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东三省是谋求统一还是独立,是中国人的家务事,日本不应干涉中国的内政。”  田中义一知道,马克谟的话实际上是代表了英、美等国政府的态度,感到了一种压力;为避免国际社会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的谴责,这才对于张学良的可能易帜不敢公开加以干涉了。  加冕典礼后,田中义一接见了王家桢与莫德惠;晤谈中,田中义一对王家桢道:“日本政府十分关心在东北的权益,绝不允受损;然而,苏俄或会凭恃中东铁路侵犯东三省;所以,张少帅当务之急,应是防范苏俄;必要时,日本愿全力协助,以尽邦交友好之义务。”  王家桢闻后,知其用意无非是想借“共拒苏俄”为由,要张学良继续与日本合作搞所谓的东三省独立;于是,故意答道:“贵邻友谊,张少帅早已心领了。确实,仅凭东北一隅之力,难与苏俄抗衡;而欲借助外力,一有远水近火之虞,二有恐与国际法相悖之忧;故而,依我愚见,若能中国统一,一旦有事,则可倾全国之力相抗拒;如此,苏俄欲图利东三省,也就有所顾忌而不敢妄为了,这比东北独立强百倍。首相阁下,您认为呢?”  王家桢一番话着实将了田中义一一军,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因为,马克谟已警告过他“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所以,在公开场合,他尽量避免议论中国东三省的统、独;此时,王家桢如此问,田中义一也就只好讷讷道:“东三省的独立、统一,我不过问,这是你们中国的内政。”  一直默不作声的莫德惠闻言,赶紧追问一句:“首相阁下,真以为这是中国的内政?”  田中义一被追问,更觉得尴尬了;但话已出口,堂堂的一国首相岂可改口?无奈之下,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权作回答。这次会晤,令田中义一甚觉懊恼;但谁叫自己出言不谨,以让对方套了话去而弄巧成拙。  而此时,日本国内的在野党正藉皇姑屯事件对田中内阁发难,欲迫他下台;田中义一处于了内外交困之中,更无心顾及东三省了,只得视事态发展再说。  至此,张学良觉得时机已到,这才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元旦实施易帜。  蒋介石闻报后,又迫不及待地电告张学良:“不必等到元旦,应提前三天。”  这次,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之言。于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与吉林省督军张作相、黑龙江省督军万福鳞联名《通电》全国:“为谋统一,求和平,东三省于即日起易帜;遵奉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特宣告周知。”  张学良宣布易帜后,即在奉天省政府大礼堂内举行了东北易帜典礼,欧、美各国驻奉天总领事都应邀出席,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等人也到场,唯独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未到。  东北易帜后,奉军即改称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  于是,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同时,任命翟文选为奉天省主席、万福鳞为黑龙江省主席、张作相为吉林省主席,先期宣告易帜的汤玉麟为热河省主席。  四天后的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又成立了以张学良为主任委员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张景惠、汤玉麟、王树翰、刘哲、莫德惠、刘尚清、袁金铠及国民政府派遣的代表方本仁等十三人为委员。接着,将“奉天”更名为“沈阳”,奉天省则改称为辽宁省;于是,刚被任命为奉天省主席的翟文选则改任为辽宁省主席了。  然而,以周公自诩的杨宇霆,对于张学良坚持要东北易帜却竭力反对;因此,易帜当天,杨宇霆拒不出席易帜典礼。恰此日,正好是杨宇霆父亲的生日;杨宇霆非但没有出席易帜典礼,却还在其青云寺胡同内的私邸中为其父大办寿诞。且因为,杨宇霆是奉系元老,许多奉系军政要人免不了要前往致贺巴结;如此,杨府中盛宴三日鼓乐喧天甚是排场,反倒使易帜典礼显得冷清了,这令张学良很不高兴;然因,杨宇霆毕竟是前辈,张学良虽是生气却奈何他不得只好忍了。  而田中义一见张学良真的易帜了,不知该如何是好。  虽然,日本人事先有言“若是东北易帜,日本绝不会放任不顾”。然因,日本在东北的驻军毕竟只有不足二万人,自知根本不是尚有二十多万兵力的东北军的对手;所以,张学良真的易帜后,日本人却不敢再唬了。  只是,田中义一却心中不甘;他想,易帜之事虽是阻不住了,但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仍得设法捞取。于是,他又指令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去见张学良;欲逼迫张学良对于日本索要的满蒙五路给予满意的答复,以换取日本对其易帜的承认。  日本的要求无异于讹诈,张学良岂能答应;于是,张学良又以“东三省已归属国民政府,此事也就得由国民政府管了,我无权决定”为由推托,令山本条太郎空手而回。  山本条太郎在张学良处碰了壁后,即转向了杨宇霆。  因为,他知道杨宇霆与张学良有隙,且杨宇霆反对易帜而仍愿意与日本合作;所以,欲利用杨宇霆迫张学良就范。于是,山本条太郎派町野武马去见杨宇霆。  町野武马见到杨宇霆后,即迫问:“满蒙五路是张作霖生前答应了的,为何至今还迟迟不允建?”  杨宇霆被町野武马唬住了,连声道:“大帅答应的事,当然要办。”  町野武马接着又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去跟张学良说,叫他早日将此事办妥,我国政府可是不容再等下去了。”  杨宇霆又连声喏喏,唯恐得罪了町野武马。  杨宇霆打发走町野武马后,即于一月十日下午,拉上与其关系甚密、时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常荫槐,一起去见张学良。  因为,在杨宇霆眼中,张学良是个乳臭未干的晚辈,一直没把他放在眼里;所以,张学良虽是主政东三省了,杨宇霆见到他时却仍要摆出一副依老卖老的样子。  这次,杨宇霆一如往常,见面就质问张学良:“大帅答应了的满蒙五路,为何至今还没给日本人答复?”  张学良见杨宇霆如此质问,心中已是不好受;但他还是忍耐了解释道:“此事重大,应慎重考虑,从长计议。再说,而今东三省易帜了,修铁路的事理该归南京政府管,我怎能答复呢?”  一提易帜,杨宇霆更是上火了;因为,他本来就竭力反对易帜;此时,听张学良如此说,忍不住埋怨道:“小六子,你看,易帜有什么好处?连这点自主权都没了。不行,东三省得自主,你得立即给我将此事办了。”
  同时,以“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指挥”为由,逼迫张学良立即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将中东铁路纳入管辖,且推荐常荫槐为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督办;并抛出一份已经拟好了的文件,说道:“此事,我们俩已经商定;你签个字,马上公布,我们晚上来取。”一副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言毕,留下文件,顾自与常荫槐走了。  杨宇霆盛气凌人飞扬跋扈的态度,令张学良很不好受;俩人走后,张学良越想越不是滋味不由得怒火中烧。心想,自己已是堂堂的东北边防军总司令,他却没把自己放在眼里,还到头上来拉屎撒尿;如此下去,自己岂不成了一个傀儡?再说,杨宇霆逼迫自己满足日本人的要求;实已是在讨好日本人,行卖国之举。此俩人必为东三省之祸患,不若将俩人除了以免后患;一则,是为华夏剪除卖国贼;二则,是为自己扫除碍手碍脚的障碍。  张学良如此思后,即将奉天警务处长高纪毅叫来,对他说:“杨宇霆、常荫槐欺人太甚,非但阻挠易帜,还迫我将满蒙五路卖给日本人;成立什么东北铁路公署,真是岂有此理。现在,我命令你立刻将杨、常俩人处死。”  总司令之命,高纪毅自然得执行;只是,询问了一句:“在哪儿?”  张学良则道:“他俩马上就会回来,就在这儿 —— 老虎厅。”  于是,高纪毅作了周密部署,在大帅府的老虎厅内张网以待,专等杨宇霆与常荫槐前来送死。  两小时后,杨宇霆与常荫槐又来到大帅府,全不知自己死期已近;当俩人大摇大摆地进入老虎厅坐定,欲向张学良索要文件时,即被守候多时的高纪毅等人逮住;然后,不由分说地将俩人处死在了老虎厅内。  老谋深算的杨宇霆怎么也想不到,张学良竟敢对自己下手,致死不明白是何故?而常荫槐更是稀里糊涂,陪着杨宇霆一起命归黄泉了。就这样,张学良没费多大周折就将杨宇霆与常荫槐剪除,史称“杨、常事件”。  张学良殊死杨宇霆与常荫槐后,即召集东北保安委员会的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人,通报事件经过;众皆惊愕,面面相觑。  孙传芳与杨宇霆交好,这才随同来到关外;且俩人意气相投,也曾劝说张学良“割据东北,依靠日本,伺机再进关,复与蒋介石争天下”。  此时,孙传芳见杨宇霆被杀,唯恐祸及自身,且自知已难再在东三省安身了;于是,即于翌日晨,潜逃入关去大连避祸。  后来,孙传芳又潜往天津,在清修禅院内,以佛教居士的身份隐居了下来;从此,置身空门脱离红尘,以为可清静了。然而,六年后,孙传芳还是死于了非命。  原来,十二年前,奉军南下征讨,张宗昌的部将施从滨在安徽小蚌埠战败被俘;孙传芳非但把这名白发老将杀了,还将他曝尸三天遭受羞辱。虽然,此事已过去多年;但是,孙传芳因杀俘、曝尸埋下的祸根却一直未消,心怀仇恨的施从滨的家人终欲伺机复仇。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终于寻觅到了孙传芳的下落;于是,在天津的佛教居士林中,将隐居多年的孙传芳刺杀了。就这样,孙传芳还是为他自己的暴虐行为付出了代价。此是题外话,顺提。  张学良杀了杨宇霆与常荫槐后,与俩人关系密切者人人自危了;与杨宇霆关系较密、时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郑谦吓得一病不起,不久也一命呜呼了;如此,奉天城内顿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  张作相埋怨张学良道:“杨、常虽有过错,但如此处置未免太过。”  张学良这才也觉到了自己做得有点过头,且民情骚动亟需平复,遂发布《公告》:“东北易帜,华夏统一,始呈和平,乃万民福幸。然杨、常阴事阻挠,怂恿播弄,欲再兴战祸;此不独祸我东省,更害我中华;良夙夜警惕,不得已殊此俩人,以去祸患,而保东省安泰。今杨、常伏法,乃其私罪所致,绝无坊间所传有杨党之说;故勿信谬传,绝不株连,各安其所,特予周知。”  同时,张学良还特意派人到杨宇霆与常荫槐的府上,给俩人的家人给予了慰问,并各予恤金万元以作安抚。  杨、常两家见人死不能复生,且张学良已派人抚慰;虽是心有怨怼,也只好忍了。  如此,奉天城内骚动不安的情绪这才渐趋平息。而张学良杀了杨宇霆与常荫槐后,也才将东三省真正控在了自己手中;终于,没人再敢对其易帜事表异议了。  杨宇霆与常荫槐被杀后,对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想不好该如何对付张学良了。  且不久,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了一条以《惊心动魂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 ── 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为标题的令全世界震惊的新闻;从而,将秘而不宣的《田中奏折》公布于世了。  原来,《田中奏折》虽被放入皇室的御文库中搁置不宣,但有道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的消息很快就被外界侦知。而张学良主政东三省后,有关《田中奏折》之说已传得纷纷扬扬了。  英国《泰晤士报》有记者宣称“已探知《田中奏折》的要旨”。  法国《费加罗报》驻东京记者更是报道:《田中奏折》已为苏联取得。  据说,《田中奏折》的外泄曝光甚是曲折颇具传奇色彩。  还在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后,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以田中义一为首之政友会与反对派民政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致使该会议的核心主张“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已被外泄;因此,引起了各国的关注,美、英、苏等国均派出了大批谍报人员云集东京欲探取秘密。  其后,又有传《田中奏折》已被俄国人以三十万日元的高价从日本外务省某高官手中获得;于是,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立即派员秘密前往哈尔滨,拟出价五十万大洋,欲从俄国人手中购取此一机密。而美国也愿出资二十万美元购取,但不知是消息有误或是其他原因,结果都没有成功。   时有在日本经商的台湾苗栗县人蔡智堪,因日本侵台后,自幼饱尝亡国之痛;闻知此事后,也欲设法将《田中奏折》探取并公布于世,以遏制日本人的侵华野心。虽然,蔡智堪知道想探取《田中奏折》并非易事,可谓是步险棋甚至于有性命之危;但出于爱国之情,蔡智堪却不顾一切地必欲放胆一试。  因为,蔡智堪在日本经商多年,与日本朝野政客多有交往,且与日本民政党的前任内务大臣床次竹二、前任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及现任外务大臣永井柳太郎更是交好;且蔡智堪知道日本民政党与政友会矛盾甚重,遂决定加以利用。  于是,蔡智堪择日宴请了床次竹二和牧野伸显;道明意向,许以重金,请求帮助。  果然,床次竹二觉得若是将《田中奏折》外泄,必能引起舆论关注,导致政友会的田中内阁倒台;而主张“要尽量使皇室避免卷入政治”的牧野伸显,也对田中内阁的政策颇多异议,故愿为蔡智堪提供方便。于是,牧野伸显又通过其妻弟山下勇买通了日本皇室书库官,为蔡智堪提供了夜间进入皇室书库的机会。就这样,在牧野伸显等人的帮助下,蔡智堪潜入皇室书库,经过两个昼夜的抄录,终于将《田中奏折》搞到手了。  蔡智堪得手后,则从东京赶到沈阳,将《田中奏折》的抄件交予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次日,张学良即命王家桢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报告。于是,《田中奏折》就见诸报端面世曝光了。  虽然,后来有学者对《田中奏折》的轻易取得及其真伪提出疑问;但鉴于日本帝国此后的所作所为与《田中奏折》所述如此的吻合,令世人不得不相信其确曾存在而非伪作杜撰。  而当时,《田中奏折》一经曝光,就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一片哗然,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恰逢泛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国民政府在会上公布了《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欲侵略扩张的阴谋。  虽然,日本政府矢口否认;然而,田中内阁已是惊恐万状如坐针毡不知所措了。为此,日本政府追查泄密者,将山下勇等二十八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免职;返回日本了的蔡智堪则被缉捕身陷囹圄,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获得自由返回台湾定居。  而已失去天皇信任了的田中义一,也因此而更如雪上加霜了;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经不住在野党的猛烈攻击,田中内阁不得不宣布辞职;两个月后的九月二十九日,田中义一本人则在郁闷中死去。  此皆后话,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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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关东军蓄谋侵华
万宝山寻衅滋事
    【史要】“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东北军入关,张学良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坐镇北平;蒋介石发动对中共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广东国民政府成立,起兵“讨蒋”;关东军密谋  入侵东三省,“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  却说,张学良除掉杨宇霆与常荫槐、“东北易帜”以后,中国算是统一了,人们本可以安享盼望已久的太平了;然而,蒋介石为了削平各派“山头”,又打起了内战。  于是,今日“蒋桂战争”,明天“蒋冯战争”,一忽儿讨伐张发奎,一忽儿又平定唐生智,仍终日不得安宁。  也真亏蒋介石的,好不容易把各方摆平了;谁知,各地军阀忽又联合起来与蒋介石来了个“中原大战”;这下,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聚在一起,够蒋介石受的。  就在蒋介石几乎要被打扒在地时,时在关外“坐山观虎斗”的张学良忽然表态支持蒋介石﹑率领二十万东北军入关来助战了。  顿时,蒋介石时来运转﹑一下子扭转了乾坤;冯玉祥溃败到吕梁山中,阎锡山躲到天津租界内,李宗仁则龟缩到西南一偶。  蒋介石能转危为安﹑反败为胜,全亏了张学良;于是,蒋介石对张学良予以厚报,让他当“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将华北交予张学良,溃散的西北军也由他收编;蒋介石与张学良还互换金兰﹑结为兄弟,可谓风光之极。  由于,张学良有吸毒的陋习而惹下病根常感不适;因此,入驻北平后,干脆住进了“协和医院”以便于治疗。后来,张学良干脆将他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也移至北平了。  而已入关了的东北军也都留驻在了关内,没再班师回东北。  此时,因蒋介石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而被迫举行“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的中国共产党,趁着军阀混战之机,已在江西井冈山等地开辟了一片苏区。  蒋介石“削头”后,就又急着派兵到江西“围剿”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总是没完没了地“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引起了国人的共声反对。  然而,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硬是要“剿平”中共及其红军不可!  可是,事与愿违。  蒋介石第一次“围剿”,动用了十万兵;结果,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打得落花流水,连“‘围剿’军副总司令”张辉瓒也毙命了。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调集了二十万兵进行第二次“围剿”;结果,同样遭到惨败。蒋介石恼羞成怒,更是调集了三十万大军继续第三次“围剿”;但是,仍进展不大。  然而,在广东的李宗仁﹑胡汉民﹑陈济棠等人成立了一个“广东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并又起兵“讨蒋”了,这使蒋介石更是头疼不已。  而此时,早已渗透入中国东北了的日本关东军见张学良入关了没再回东北,则蠢蠢欲动了﹑蓄谋趁机滋事,以实施其侵占东三省的野心。  其实,日本欲侵占中国的东三省由来已久。  早在一九二七年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的“东方会议”上,就提出了日本的“新大陆政策”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并据此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及《对‘满蒙’的积极对策》即所谓的《田中奏折》。  而此时,日本的陆军参谋本部中有一批俗称“少壮派”的年轻军官已组成了一个名为“一夕会”的秘密团体。“一夕会”的前身是由在德国考察的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结成的“三杰盟约”,仨人回国后在陆军大学中相继组成了“二叶会”和“国策研究会”;一九二九年五月,两会合组成“一夕会”,其宗旨是“取得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一夕会”由时任参谋本部战史课长冈村宁次为会长,成员有河本大作、山冈重厚、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小笠原数夫、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渡边久雄、工藤义雄、饭田贞固、山下奉文、冈部直三郎、中野直晴、桥本群、草场辰巳、七田一郎、石原莞尔、横山勇、本多政材、北野宪三、村上启作、铃木贞一、冈田资、沼田多稼藏、土桥勇逸、下山琢磨、武藤章、田中新一等人。  一九三○年九月,由桥本欣五郎、根本博、长勇等人组成、名为“樱会”的团体也加入了“一夕会”。  桥本欣五郎等人的主张更为激进,崇尚“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竭力主张“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与主张“对内则恃集中的资本主义以掠夺劳动阶级,对外则恃国民的暴力主义以掠夺他国土地”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的大川周明阴谋发动政变,企图成立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的军部政权,以利于其主张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然而,田中义一虽是确定了要“征服满蒙”,但采取的手段表面上还显得温和;他只想通过对张作霖施压以达到目的,这与日本军界中的少壮派所竭力主张的“武力侵占东三省”产生了严重分歧。  结果,少壮派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尔后,《田中奏折》的曝光,田中内阁黯然倒台;从而,日本军界中少壮派的“武力侵占东三省”主张开始占上风了。  可是,接任的滨口雄幸内阁也不想急于用武;因此,内阁与军部又有了分歧。且张作霖死后,东三省很快就被少帅张学良控住了;而且,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有了南京国民政府作后盾,加上他手上的东北军毕竟有二十五万之众,显得并不好惹;因此,虽已决意要用武力侵占东三省的日本军界中的少壮派,一时却也不敢妄动。  但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畑英太郎还是为此进行了积极的筹划,他命令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今田新太郎等人,先后对北满、南满及辽西等地区进行了所谓的“参谋之旅”;以熟悉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及对各地中国军队的军情进行刺探,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侵占中国东三省的作战计划。  经参谋旅行后,板垣征四郎已对东北军在各地的部署有所了解。  张学良留驻关外的东北军虽有十五万之众,但大部驻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铁路及中东铁路沿线等地,驻守沈阳的只有一万七千人。  不过,关东军驻于沈阳附近的兵力也只有一万人,相较于中国军队数量上仍处于劣势。然而,板垣征四郎仍准备孤注一掷冒险一搏,将沈阳选定为了武力侵占东三省的突破口,并制定了欲以少胜多的策略;决定以突然袭击、先发制人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先夺取沈阳;然后,迅速占领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战略要地,进而控制东三省全境。  正在板垣征四郎等人为武力侵占东三省秘密制订计划之时,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奉、苏战争爆发了;而在这场战争中,张学良的东北军大溃。  东北军如此不经战,这让板垣征四郎等人壮胆了更是蠢蠢欲动;石原莞尔甚至于轻蔑的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可以吓退张学良。”  接着,国民党内部忽又狗咬狗似地重新上演了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北伐结束后好不容易统一了的中国复又呈现分崩离析之状;最后,甚至于酿成了蒋、冯、阎的中原大战。  而血气方刚的张学良,竟然置东三省的安危于不顾,命东北军入关去助蒋介石参战了。且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十万东北军全都留在了关内,连张学良自己也坐镇到北京去了没再回东北。  如此一来,驻守东三省的东北军骤减至十五万,这无疑让早已虎视眈眈了的日本关东军有隙可乘了;于是,板垣征四郎等人加紧了将入侵计划付诸实施的准备,只须有一个可供挑起战争的借口。
  恰此时,发生了一起“中村事件”,几让关东军有了武力入侵的借口。  所谓的“中村事件”,乃是由于日本的一名叫中村震太郎的间谍在搜集情报活动时被中国军队捕杀了,故实是一起日本间谍案。  自从决定“武力侵占中国东三省”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即加紧了搜集中国军事情报。一九三一年春,主管情报活动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则派遣佐久间、森赴、长勇、中村震太郎等间谍,先后到中国的东三省活动。  六月初,为搜集驻于兴安岭索伦山一带东北军屯垦区的军事情报,中村震太郎与助手井杉延太郎、白俄翻译米罗阔夫及作为向导的蒙古族人留存宝等人,化装成中国农民,自齐齐哈尔出发,经昂昂溪西行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并《密电》日本驻洮南领事馆,告知自己抵达洮南的时间,要求给予协助配合。  因当时,潜伏在洮南、化名“金凤”的日本女间谍植松菊子已探得东北屯垦军情报,正欲送出;于是,派遣另一间谍片仓衷前往索伦山接应中村震太郎一行。  但结果,在索伦山王爷庙附近的接头点,中村震太郎等人尚未与片仓衷会面,却被驻于该地的东北屯垦军第三团第一营第三连的哨兵察觉并拘捕。  因为,中村震太郎的行囊中被搜出手枪、军用地图、测绘仪器及已搜集的有关屯垦军的情报,足以证明其一伙是日本间谍;因此,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一怒之下就将中村震太郎等人处死了,遂有了所谓的“中村事件”。  而片仓衷没有见到中村震太郎,日本驻洮南领事馆与植松菊子虽已心生疑惑恐有不测;但因,中村震太郎等人毕竟是间谍,即使出事了也不宜张扬;且尚未有确切消息可证实中村震太郎是否出事,也就只得暂秘而不宣而暗中打探。如此,这件所谓的“中村事件”因一时尚未曝光,也就没有被关东军用以作为“武力入侵中国东三省”的借口。  “中村事件”虽未曝光,但接着发生的一起“万宝山事件”却令世人惊愕了。  其实,万宝山事件完全是由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蓄意制造的,目的就是为武力入侵中国东三省制造借口。  原来,自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一直采用“商租”形式向东北的南满铁路沿线两侧大量移民,以对中国东三省实施渗透与蚕食;此类移民有日本人,但大多却是来自于已被日军占领的朝鲜半岛上的朝鲜人。  张作霖尚在世时,察觉到日本的这种图谋,遂暗中进行了抗衡;为此,他曾秘密下达了数十道《密令》,其中有“国民不得将土地私租与外人”的规定,且强令“否则,以盗卖国土罪论处”。虽然,这不是明令布告,但没人吃了豹子胆敢违抗;从而,日本欲以“商租”形式进行渗透与蚕食之势被遏阻了。  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虽已作古;但他的那些《密令》至今仍在暗中起作用,令一心想吞噬东三省的日本人仍甚是无奈。  为此,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想了个办法;他指使家居长春万宝山的亲日华人郝永德,在长春头道沟成立了一个由其自任经理的私立长农稻田公司。公司成立后,即以郝永德的华人身份将万宝山乡姜家窝堡萧翰林、张鸿宾、裴殿等十二家农户的五百垧地租用了;尔后,在未报呈当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又将这些地转租给了三星堡水稻农场的朝鲜侨民李升薰等人。  李升薰等人将地租到手后,决定把这五百垧旱地改为水田;于是,雇佣了四十户朝鲜农民计二百余人从事开垦;且为从二十华里外的伊通河中取水灌溉,拟开筑一条引水渠。  当引水渠挖至马家哨口时,因与当地中国农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此事闹到了长春市政筹备处。  且因,郝永德未报批而将地转租给了朝侨李升薰等人,此举已属明显违法;因此,长春市政筹备处又将此事转告到吉林省政府。  吉林省政府即作出批复并指令:“朝侨未经允许,擅入我境,有背公约;着令县公署派员会同公安警察,往劝止,令朝侨出境。”  于是,长春警察署长鲁绔,带上一批警察前往马家哨口执行吉林省政府的命令。终于,时在马家哨口修渠的朝鲜人,经鲁绔劝说后,即有一百多人自动离去了;另有近百人虽暂时不走,但也已由代表申永钩等六人具保“愿限期撤离”;如此,一场纠纷似已平息。  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见这场纠纷若是如此就平息,自己的阴谋岂不落空?心中自然不甘。  于是,七月二日,田代重德派出了土屋波平、高桥等三十余名日本警察和五十名守备队骑兵也赶至万宝山,给李升熏等人撑腰;且竟然在引水渠工地上架起机枪,以武力威吓当地的中国农民。就这样,李升熏等人有了日本人撑腰而胆壮了,硬是将引水渠工程筑成。  同时,田代重德又指使《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了一条新闻,谎称:“中国农民与朝侨在万宝山发生冲突,中国出动六百名骑兵驱逐朝侨;朝侨处境危急,有二百名朝侨被杀。”  如此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在朝鲜汉城的《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轰动。于是,朝鲜半岛上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排华浪潮,致使一百四十二名华侨被杀、殴伤五百多人、失踪九十一人,财产损失无数。  虽然,排华及杀害华侨等事均发生在朝鲜半岛上;但因,事件的发生源于长春的万宝山;故而,史称“万宝山事件”。
  恰在此时,一直不知所踪的中村震太郎终于有了消息。  原来,延至七月二十日,植松菊子忽然在洮南的一家名为“大兴”的当铺中发现了一只俗称“三道梁”的手表;因为,这种手表是由日本厂家生产、只供日本军官佩戴;而中村震太郎也有一只,植松菊子揣测这或许就是他的佩表。  于是,植松菊子顺藤摸瓜地查到了,此表是一个在余公府一带修筑铁路的工头王翼先典当的。植松菊子遂又设法找到王翼先,方知他是在赌桌上从一个东北屯垦军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手中赢得的;同时,王翼先还向她透露了“屯垦军最近抓获几个日本人、俄国人、蒙古人,全都杀了”的内情,那手表就是被杀的日本人所佩。至此,植松菊子方知中村震太郎确是出事已被杀害。于是,她将此情况向上司报告。  时任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闻报后如获至宝,即向建川美次汇报。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闻报后,觉得是老天爷恩赐给他们的机会。且此时,又刚出了所谓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绞合在一起,正可作为“武力入侵中国东三省”的借口了。只是,此时的日本政府倒想假惺惺地欲先礼后兵,以便其武力入侵时师出有名。  于是,由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与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就中村事件进行交涉。  交涉中,林久治郎避而不提中村震太郎的间谍活动,而将中村震太郎说成是大日本臣民,诬陷其被杀“是东北军士兵图财害命”;从而,逼迫中国政府交出凶手。  张学良闻讯后,唯恐日本人以此为借口寻衅滋事;赶紧派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将涉事的屯垦军三团团长关玉衡等人秘密转移到沈阳保护起来,以免节外生枝。不过,对于中村震太郎之死,日方并无真凭实据;且中村震太郎毕竟是间谍,日本人也不敢太过张扬;所以,臧式毅拒绝了日方要求,令林久治郎深感无奈。  与此同时,日本驻吉林总领事射猪太郎也向吉林省政府就万宝山事件提出了“保障韩人生命财产”、“赔偿损失”等要求。  然因,《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见万宝山事件闹大后死了那么多华侨,倒是甚感愧疚良心发现了。  于是,七月十四日,金利三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声明》,承认了是自己捏造假新闻。如此一来,日本人贼喊捉贼的真相大白;射猪太郎只得缄口,日本人欲以此为借口武力入侵东三省的阴谋不攻自破。  田代重德见阴谋未能得呈,却如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显得甚是狼狈难堪,恼怒之下即派特务将金利三暗杀了。  万宝山事件真相大白后,中共中央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万宝山屠杀中国民众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也制订了《关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以揭露日本政府的罪恶。  然因,此时的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剿共;而陈济棠、石友三的叛逆和广东国民政府欲再举北伐,实令他难以应付显得焦头烂额,也就无心去管东三省的事。因而,蒋介石以“该事件属地方性质,应由吉林省处理”为由,只派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去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射猪太郎交涉。  但同时,蒋介石又唯恐发生在东三省的事件扰了他“剿共”、“平叛”的大局;遂于七月二十三日,在南昌行营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其中有言:“唯攘外须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蒋介石的“攘外须先安内”论一出,无疑是给对万宝山事件的交涉处理定了调。因而,由钟毓出面的交涉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只是日本军警撤出了万宝山,其他绪如“受害者索赔”及“惩办肇事凶犯”等都因遭到日方的拒绝后没再坚持追究。  关东军参谋本部见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都没能派上用场,但却并不甘心。不久,多门二郎的第二师团从朝鲜半岛调至辽阳,为武力入侵东三省的准备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而驻于沈阳的关东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则经常在东北军的沈阳北大营周围举行所谓的秋操演习,此种寻衅般的演习分明是在向中国军队显耀武力,虽是没有滋事却已令人震惊。  如此,关东军司令部虽尚远在旅顺,但此时的沈阳、长春等地却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时被聘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顾维钧凭着多年从事外交的经验,敏感地觉到东北的形势严峻;于是,写信提醒张学良:“须防关东军采取激烈行动。”  然而,张学良对顾维钧的告诫并不重视,也未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必要的调整;留驻关外的东北军仍大多集中在从北平至沈阳的“北宁铁路”的山海关至辽河之间路段及中东铁路沿线等地,却没有对沈阳等主要城市增防。  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与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俩人,见日军在东三省不断寻衅且眼下又在北大营周围搞所谓的秋操演习,都感到情势吃紧担心会有不测事件发生。于是,臧式毅派黄显声专程赴北平,向尚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的张学良报告情况,希望他能有所准备以防万一。  然因,石友三的叛逆甫靖不久,华北的局势尚未完全稳定;且张学良的身体也尚未完全康复,一时也不宜回东北。所以,当张学良闻报东北局势吃紧,想不好自己该不该回去而举棋不定了。因此,他一面打发黄显声回东北,一面则向蒋介石转告了东北的局势希望他的这位拜兄能替自己定夺。  其实,蒋介石对于东北局势心知肚明,且洞悉日军不断寻衅意在图谋东北;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却想把张学良继续留在关内,以帮他稳住华北。因为,石友三被击溃后藏到了韩复榘的羽翼下;此人出尔反尔,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闹事?所以,仍须张学良替自己坐镇华北。若是张学良回关外,自己既要剿共,又要对付粤逆,再要顾及华北,如何忙得过来?  说到底,此时蒋介石的心中,唯有“剿灭中共”与“平定粤乱”才是第一要务;而日本人在东三省寻衅之类,皆属其次权可缓议。
  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天无二日”乃世之常理;若是粤乱不平、中共不灭,他们可是都要跟自己争夺权位与天下的,定会后患无穷。而日本人虽是蛮横无理时有寻衅,但无非是为了图利而已,并不会要自己的天下。且三年前的济南事件已让蒋介石有过一次经验,当时的小日本不是也凶得很,中国军队在与其冲突中吃了大亏;后来,自己采取了回避之策,让小日本得了些利后不是就平息了?所以,对付小日本,还是能忍则忍避免冲突为好。  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已于一九二○年一月十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生效日,由英、法两国发起成立了有四十四个国家参加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  国联有平息国际纠纷的功能,其所制订的《国联盟约》就“保障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防止战争的行动”、“和平解决争端问题”等都有明确规定,各成员国的行为都应受《国联盟约》约束。而中国与日本都是国联的成员国,两国间即使有纠纷与争端,也可通过国联裁决,而不应付诸武力。所以,蒋介石觉得日本虽是有图利东北的野心,还不至于会不顾《国联盟约》的约束而胡来吧?  想到此,蒋介石似乎觉得对于日本不必太多顾虑,反倒是担心张学良在日本人挑衅时或会忍不住气而干出可能使中日矛盾激化的事来。因为,张学良年少气盛敢说敢为,且与小日本有杀父之仇,激愤之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因此,蒋介石反而觉得应对张学良有所告诫,以免东北的局势失控。  于是,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告诫:“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弟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此时的张学良正进退维谷,日军时有寻衅,已可见其有图谋东三省之心;而东三省是老爹传给自己的基业,岂容有失?何况,家父在皇姑屯遇炸被害之仇至今未报;眼下,小日本却得寸进尺地又欲图谋东三省了;如此家仇国恨集于一处,张学良真想痛痛快快地与小日本打一仗以泄心头之恨。  但当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后,张学良不由得又犹豫了。其实,此时的张学良虽是气愤,但心底毕竟有点虚。因为,东北军曾在奉、苏战争中败给苏俄,而日本却曾在日、俄战争时打败过沙俄;由此推导,东北军若是与日军交手,是难有胜算的。  当年,张学良之所以选取只收回苏俄的中东铁路而不去碰触日本的南满铁路,正是觉到“日本惹不得”之故;岂料,结果连“苏俄也惹不得”而自招没趣。前番是自己行事草率考虑欠周之故,而今得吸取教训不可重蹈覆辙了;否则,再招致奉、苏战争那般的自辱,岂不更颜面无光了?此时的张学良似是一回被蛇咬、怕见烂草绳了,全没了当年东北易帜时的敢说敢为而枉有“少帅”之称。  而蒋介石的密《电》,更是促使他不想与日军直面对仗了;因此,张学良听取了蒋介石的告诫,决定对于日军力避冲突、不予抵抗。  于是,九月六日,张学良致《电》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对于日军,无论如何寻衅,我方务须忍耐,不可抵抗,以免致酿事端;当告诫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荣臻接到张学良的命令后,即遵照执行逐级下达。东北军将士对于少帅怎会下如此命令都甚感非解,但谁也不敢异议。  此后,张学良则继续留在北京,只是派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前往锦州,去见正在锦州老家为父奔丧的张作相,将东三省的军、政要务全权托付给了他的这位时任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兼吉林省省长、有“辅帅”之称的老叔张作相,请他速回沈阳主持大政。  然而,张作相因其父丧事未毕,没有立即返回沈阳.。
  第四章 九一八辽吉失陷
不抵抗少帅自误
    【史要】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沈阳、长春、吉林等失陷……  却说,由若槻礼次郎任首相的日本内阁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刚出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等人,见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都未能达到目的,也就打算暂不行使武力而另待时机。  然而,日本关东军中的少壮派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仍不肯罢休且迫不及待了;因此,他们打算背着若槻礼次郎、林久治郎、本庄繁等人,再制造一起事件以作为武力入侵东三省的借口。  于是,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等人商议,决定再制造的一起事件采用炸毁铁路方式,且将地点选在了距沈阳仅有五华里的柳条湖。  因为,柳条湖地处偏僻不宜被察觉便于行事;而爆炸点更是选在了距东北军的北大营仅八百米处,如此可嫁祸于东北军;且一旦事成,则又可迅速袭占北大营、进而攻取沈阳。  为此,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又与奉天特务机关的土肥原贤二、花谷正、今田新太郎等人密谋,并拟定了实施计划。  计划由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负责实施炸毁铁路,而驻于虎石台的独立守备第二大队负责攻取东北军的北大营,驻于沈阳的第二十九联队与奉天宪兵队负责攻取沈阳。  花谷正与今田新太郎受命后,又从虎石台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抽调了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专事负责柳条湖的铁路爆破。  同时,还准备了三具已被杀害的华人乞丐尸体,拟给套上中国士兵服装后置于爆炸现场,以制造假象嫁祸于东北军。而事发时间则定于九月二十八日,因届时北大营四周形如青纱帐的庄稼都应已收割了,便于拥有装甲车的关东军行动。  然而,直接由日本天皇掌控而设于宫内、负有制定国策之重任、由军政首长联合组成的日本大本营,得知关东军的意图后,却认为“目前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应该再“隐忍自重一年”;于是,准备派员前往中国东北去安抚关东军,以制止关东军的擅自行动。  但是,时任陆军大臣南次郎因也赞同武力侵占东三省;他在御前会议上得知大本营欲派人制止,遂将消息透露给了少壮派占主导的参谋本部。  果然,参谋本部中竭力主张武力侵占东三省的少壮派闻知后,即给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连发了三封《密电》,要他们赶在“大本营”派人至中国东北前采取行动,以造成既成事实。  因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就将行动时间提前到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  于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河本末守奉命在沈阳柳条湖附近、距北大营八百米处的铁路上引爆了一枚骑兵用的小型炸药;随着一声轰响,南满铁路一截约两米的铁轨被炸毁。  就这样,由日本关东军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精心策划并一手导演的所谓“柳条湖事件”制造成功了。  柳条湖的铁路被炸后,早已准备就绪的岛本正一的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即由虎石台向东北军的沈阳北大营发起袭击。日军分三路进攻,由小野正雄率第一中队、川上精一率第二中队、川岛正率第三中队,形同饿虎地齐向北大营扑去。  因此日,驻守北大营的东北陆军步兵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没在军营中,北大营的守护之责落在了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肩上。赵镇藩忽闻爆炸声,倒是警觉地一面召集已就寝了的士兵以防不测,一面即向时在沈阳城内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报告。  然因,张学良已有言“凡遇日军寻衅,不可抵抗”;因此,荣臻不敢下令“抵抗”。不过,荣臻又恐真若日军滋事,自己不作抵抗,岂不坐以待毙?该当如何,倒使荣臻一时拿不定主意了。最后,他觉得还是再请示一下少帅,以免日后被追究“贻误军情”之责。于是,他要赵镇藩“等待命令”;然后,即又向远在北京的张学良报告请示以求定夺。  而此刻,张学良却正为“庆祝东北军入关助蒋、中原大战胜利一周年纪念”,在位于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街上的中和戏院内,观赏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首、有“伶界大王”之称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  忽闻荣臻又有军情报告,张学良遂匆匆离开戏院,返回下榻的协和医院。  但当闻知仅是些不知何处的爆炸声时,张学良却不以为然。而荣臻的电话扫了他观赏梅兰芳演出的兴致,心中未免不乐;因而,有点不耐烦地复又下令:“即使日军挑衅,也不得开枪还击,违者严惩。”  荣臻得此命令后,即向赵镇藩转达。  少帅有令,谁敢违抗?于是,赵镇藩只得将已集合起来了的北大营士兵解散,并下令:“回营睡觉。”  赵镇藩下令后,睡眼朦胧的士兵刚被提起的精神即消懈了;然后,都带着几分困惑与不解返回营房复又入寝,有的很快进入了梦乡。  就在北大营士兵回营入寝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却悄悄地迫近了北大营并突然发起进攻。当赵镇藩察觉确是日军来犯了,却为时已晚;关东军已冲入北大营,情况出乎意料地严重了。  如此突变,赵镇藩来不及向荣臻报告了,慌乱中一时束手无策不知所措。  不过,攻打北大营的关东军仅有六百人,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却有近万;按说,东北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虽是遭受突然袭击猝不及防而处于被动,但仍应能击退进攻。  然因,荣臻刚传达了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赵镇藩不敢违令;因此,关东军攻入北大营时,东北军中却没人组织抵抗,任由日本兵如饿虎扑食般地在北大营内横冲直撞肆意杀戮;许多东北军士兵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就都倒在了日军的枪口和刺刀下,有的甚至于还在梦乡中就魂归西天了;整个北大营内顿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守营的东北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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