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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个性解放者的困境
2006年第7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要：鲁迅的《伤逝》主要反映了“五四”个性解放者的困境，着力表达的是作者对“五四”时期盛行的“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时代思潮进行冷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 中国论文网 /5/view-1875494.htm　　关键词：鲁迅 《伤逝》 个性解放者 困境 　　 　　鲁迅一九二五年十月写作的《伤逝》，无疑是一部很耐读的优秀短篇，自问世以来，就评者如潮，至今不断。观其论者，多作道德批判，或同情子君，或严斥涓生，皆为他们的婚姻悲剧唏嘘不已。但实际上这样的阅读并没有完全扣准作者的本意，因为就作品的叙事重心来看，是叙述涓生的回忆和忏悔，也就是说，作者是在借着涓生的“伤逝”来探讨些什么问题。因此，我们的关注重点理应更多放在涓生身上，从他的思想行为，从他的忏悔中，探寻作者所赋予的思想意义。那么，鲁迅借涓生形象究竟要传达什么思考呢？是对个人的一段经历和感受作“自叙传”似的表达，还是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现实批判？抑或是在传达一种超现实的哲学思考，比如揭示人类“说”与“不说”之类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①这些都曾是人们探讨这部作品采用过的问题预设和得出的一些研究结论。然而，在我看来，直面现实人生的鲁迅在这部作品中集中精力探讨的主要还是一个现实问题――这就是“五四”个性解放者的生存困境，作品着力表达的实际上是对“五四”时期盛行的“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时代思潮进行冷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作品创作的二十年代中期正是“五四”落潮的时期，退去“五四”高潮时的激情与冲动，寂寞冷静中的人们开始有了合适的心境、时间和距离得以反思“五四”。正是这样的时代思想氛围孕育了这部作品的产生。 　　“五四”个性解放者一直是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关注重点，他们作为近代末期中国最先觉醒的少数知识精英，担负着传播真理，启蒙民众，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历史重任，他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②的光辉形象，不能不令人感动和关注。作为那少数知识精英的一员，鲁迅感同身受，自然将这些个性解放者作为了他关注的重点。从最早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到《药》里的夏瑜，《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鲁迅塑造了个性解放者的系列形象。尽管姓名、性别和身份不一样，但这些个性解放者都有着相似的精神气质和相似的处境和遭遇，“独战多数”的倔强与勇敢，被围困被绞杀的命运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如果说《伤逝》与他们有不同之处，我以为就在于此前的作品多呈现个性解放者的抗争与被围困的命运，表达作者的同情与愤怒，而《伤逝》不止于此，它更多在对“个性解放”本身进行反思，在伤悼和反思个性解放者的悲剧。 　　 　　一、个性解放者的现实遭遇 　　 　　在中国文化史上，“五四”是一个“人的发现”和“人的自觉”的时代，人的个性大解放的时代。“五四”个性解放者秉持西方传过来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思想，与封建专制统治抗争，自然为传统守旧势力所不容，于是冲突与悲剧的发生不可避免。 　　鲁迅在多篇作品中表现了这些“五四”个性解放者在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所遭遇的现实困境。《狂人日记》表现了一个觉醒的反抗者“狂人”所遭受的精神危机，被包括他大哥在内的一伙人围逼恐吓得几近精神疯狂；《药》中革命者夏瑜惨遭反动势力捕杀；不仅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反被误解和被围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独战多数”，虽是那样的顽强，也终被守旧势力逼得处于绝境。《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也曾是那样的勇敢无畏，并取得了自由恋爱的成功，但最终还是被守旧势力逼得家庭破裂，以至子君牺牲性命。小说详细写出了这对个性解放的新人在与封建势力斗争中遭受围困的全过程。早在恋爱之初，这对个性解放的新人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他们中有子君“威严”的父亲和胞叔，有“嫉妒”或“胆怯”忠告涓生的“几个朋友”，有“托辞拒绝”的房主人，有脸贴在“脏的窗玻璃上”“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的“鲶鱼须的老东西”和擦了“加厚雪花膏”的“小东西”，有“嗤笑”他们的房东太太，有施予“冷眼”的租房人和他家的女工，有投来“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的路人，这些习俗势力合起来构成了一股巨大的精神压力，对这对新人的自由恋爱造成了有形无形的巨大的干扰，令涓生有时都不免“全身有些瑟缩”。然而，子君的坚定勇敢激励着涓生，使他们互相支撑，最终迎来了自主婚姻的实现。 　　但这对新人的好景不长，不过大半年，涓生的骤然失业就给这个来之不易的幸福家庭以沉重打击，连“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涓生的失业因得罪“搽雪花膏”女人所致，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如涓生所说是“早已料到了”的。这立刻使我们联想到鲁迅笔下的另一个个性解放者魏连殳，他也曾有过相似的遭遇，守旧势力在舆论中伤，精神绞杀无效的情况下，终以失业断绝生计相威胁，逼使魏连殳妥协。经济扼杀正是守旧势力围困个性解放者的“杀手锏”。在这样的打击面前，个性解放者面临信仰与生存的两难选择，处境十分艰难，魏连殳被迫违心妥协，痛苦活着，悲哀死去；涓生与子君建立的婚姻家庭也因经济难以维持而破裂，终致子君在无爱的人间悲哀死去，留下涓生痛彻心肺地忏悔。 　　涓生与子君的恋爱与婚姻悲剧，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者所共同遭受的现实困境与精神伤痛。面临强大顽固的守旧势力和沉睡不醒的庸众，少数如涓生与子君那样较早觉醒的个性解放者敢于自我做主，反抗封建礼教制度，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其精神行为确实令人惊喜和振奋。然而他们在争取自我幸福的过程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遭受到精神的绞杀甚至牺牲生命。但他们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他们作为“历史中间物”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他们的牺牲如哥白尼殉道一般最终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向前发展。 　　 　　二、破解“爱情至上”的神话 　　 　　“自由恋爱”与“婚姻自主”曾是“五四”个性解放青年经常挂在嘴边的流行话语和不惜一切甚至牺牲生命首要追求的做“人”的权利。冯沅君小说《隔绝》中的人物纟隽 华响亮叫出了那个时代个性解放青年的强烈心声：“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毋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取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③“不得自由毋宁死”一语是何等的惊天动地！柔弱而勇敢的子君为争取爱情自由也“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④的豪言壮语，这几句话震动了涓生的灵魂，以致“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这些“五四”个性解放者对“爱”与“自由”的热烈追求，所表现出的果决刚毅和宗教般的情感，充分体现了“个性解放”巨大的思想力量，直到今天都依然感动着我们。 　　“五四”个性解放者率先以“自由恋爱”与“婚姻自主”作为突破口，向封建礼教发起冲击，无疑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因为封建礼教抑制人性的荒谬性，在他们身上有切肤之痛，这就是封建宗法制度对他们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粗暴干预。于是，在这些个性解放青年走出家庭参与社会革命之前，他们首先应做的就是先“自救”然后才能“救人”，先家庭革命然后才可能社会革命，抗拒宗法礼教势力，首先争得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便是他们理所当然的选择了。 　　然而，“自由恋爱”与“婚姻自主”是否就是个性解放的唯一目标或终极目标？实现了自由恋爱婚姻的青年男女是否从此就可以自由幸福安宁地生活了？这却是一个需要严肃认真思考的大问题。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敏锐地看到了个性解放潮流中隐伏的这一个严重问题。一方面，他赞赏这些个性解放者对自由恋爱的勇敢追求，但另一方面，他也对这些个性解放者“爱情至上”的思想行为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
　　鲁迅在《伤逝》中用了大部分篇幅来细致叙写子君与涓生的恋爱婚姻生活，实际上就是在向人们分析和形象演示“五四”“自由恋爱”与“婚姻自主”思潮存在的问题。子君与涓生勇敢地顶住了来自各方面习俗势力的威胁，最终实现了他们的理想――“自由恋爱”与“婚姻自主”，然而两位主人公却并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并未从此过上自由幸福安宁的生活，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如此的短暂，不过大半年就以家散人亡的悲剧告终，令人悲叹不已。小说以这样的悲剧故事形象演绎了“自由恋爱”与“婚姻自主”的某种虚幻性，破解了“爱情至上”的神话。 　　对于这出婚姻悲剧，涓生事后的悔悟道出了主要缘由，那就是“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他们忽略的东西确实太多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然而，他们当时却并未意识到这点，只是沉醉于甜蜜的爱情婚姻生活中，无心顾及其他。同居后，子君与涓生便全身心投入到家庭生活中，整日快活地忙碌，至于“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涓生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而每当“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他们就这样反复回味咀嚼爱情，真有点像是把爱情当饭吃了。然而这样的温习久而久之也会让人感到烦厌和无聊，于是涓生提醒着子君“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虽然“子君也领会的点点头”，但终究没能时时更新。这样狭隘的生活注定了危机的存在，涓生也预感到了危机的潜伏，他说“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事实最终应验了涓生的预感。当涓生失业，生活出现危机时，他们的爱情最终也因当不了饭吃而受到严重影响，婚姻因此破裂。 　　子君与涓生的爱情婚姻悲剧，一方面显示了“五四”个性解放运动中青年男女在自由恋爱追求中普遍存在的盲目性与狭隘性；另一方面也形象地证实了“爱情至上”可能带来的悲剧后果。他们的悲剧无疑可以给那时正在热恋中和即将要恋爱的时代青年男女以有益的警示。 　　 　　三、对一种个人主义的批判 　　 　　个人主义作为“五四”个性解放者持守的思想武器，本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发现、十八世纪的“天赋人权”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哲学思想。传到现代的中国后，便被分解吸取，进而形成了多种类型。有“假的个人主义”，即“为我主义”，不管群众利益，只顾自己利益的“自私自利”；有“独善的个人主义”，即不满意于现实社会，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就只想逃避，跳出这个社会去寻找一种超出社会现实的“理想生活”；有“真的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独立思想，不肯盲从，对自己的思想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这几种类型的个人主义在“五四”时期都曾被鲁迅、胡适、李大钊等人辨析批判过。比如胡适认为，周作人多次介绍的“新村生活”，就是这种想逃避社会的纯属个人主义的生活，指出这种完全离开现实社会的“独善的个人主义”，实属一种主观的有害的幻想⑤。因此对“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是需要仔细辨析的，不能一概而论。对此，鲁迅也早于一九零七年就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过：“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⑥事实正是如此，比如在鲁迅的个性解放者人物系列中，魏连殳的个人主义就与吕纬甫有些不同，子君和涓生的个人主义也与他们有明显差别，鲁迅在这些人物身上寄予的感情也是各有不同的，这正是我们需要“深知明察”的。 　　《伤逝》中的涓生与子君这对个性解放者，不同于狂人与吕纬甫的“妥协的个人主义”，也不同于魏连殳身上那种“真的个人主义”，他们身上有更多的“为小我”的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品质。在他们的思想行为中，我们看到的个性解放就是解放自我。固然，解放自我也是值得肯定的，它毕竟是解放社会的第一步。但他们却是以解放自我为唯一目的，完全“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这正是鲁迅要予以批判的，因为鲁迅是将“立人”与“立国”联系起来考虑的，主张个性解放者不但要有个人的意志自由，也要承担社会责任的。 　　特别是涓生这一个性解放者，在他身上的独善其身的利己的个人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他不但没有承担社会责任，连对维持家庭照顾子君的责任都不愿承担。在危难时刻竟抛弃子君独寻生路而去。以传统道德眼光看，涓生的做法是有些薄情寡义的，难怪要受到许多论者的谴责。仔细探究涓生个人主义思想的渊源，似乎与他谈论过的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思想有关。易卜生说：“我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涓生就是这样在他与子君共渡的“婚姻家庭之船”被撞沉之时，首先救出了自己。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曾得到胡适高度肯定，称其为“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⑦。如此说来，对涓生这一思想行为的理解就不应那么简单化了。以个人主义的道德标准衡量，涓生的行为倒是理所应当无可厚非的，涓生自己似乎也并未有多大良心不安，要不是子君死去的话，尽管在做出决定抛弃子君之前，他也曾有过一些犹豫和内疚。 　　涓生在抛弃子君之前反复考量的“自救”还是“救人”的内心矛盾，其实也体现了“五四”个性解放者秉承思想的复杂性或曰矛盾性。在“五四”时期，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曾是作为两种重要的思想武器被引进和大力倡导，并为个性解放的时代青年所吸取，用之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这两种思想本质上有矛盾但并不一定构成尖锐对立，但当“自我”与“他人”出现利益的两难选择时，这种尖锐对立就形成了，并给个性解放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困扰。涓生的内心困境其实就正是他内心深处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选择陷入了两难，“自救”就不能“救人”，“救人”就难以“自救”，十分痛苦。这种矛盾鲁迅也曾有过。鲁迅在一九二五年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⑧涓生的内心矛盾其实是投射了鲁迅的许多心境的。但作为一般个性解放的青年涓生却并没有先驱者鲁迅那样高尚，鲁迅虽有内心的矛盾，但终究选择的是救人的人道主义，涓生却只救出了自己。这都说明了“五四”时期一般个性解放者个人主义思想的狭隘性。 　　 　　四、个性解放者的路 　　 　　“五四”时期对个性解放的提倡，是与当时反帝反封建拯救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密切相关的，革命先驱们在寻找救国救民之道路的多次失败中，最终认识到了民众启蒙的重要性。于是引进西方民主科学与个人主义思想，在中国掀起了个性解放的思想潮流。因此，“五四”个性解放者最初的角色定位就是被设计用来承担反封建的道义，捣毁压迫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制度。对此，“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的提倡者多有论述。如鲁迅认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途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⑨。把个性解放视为建立“人国”的根本途径。陈独秀也认为个性解放者当“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⑩，强调个性解放者的社会责任。
　　于是，觉醒的个性解放者，带着时代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首先充满激情地投入到反封建争自由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如子君涓生那样勇敢无畏，他们飒爽的战斗英姿，光亮照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美好的镜像。 　　然而，个性解放者在完成家庭革命与婚姻自主以后，未来的路又该如何选择和前行呢？早期的个性解放提倡者们也不曾为他们设计，于是他们陷入了迷惘。而那时也正是新文化运动落潮而新的革命运动未起之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在此时都陷入了迷茫。连鲁迅这样的先驱者也都产生过“两间杂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感觉。 　　《伤逝》真实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个性解放者人生（革命）道路选择的迷惘。涓生和子君在实现婚姻自主后就陷入停顿，若不是家庭出现危机，涓生也不会想到去寻求别的生路。然而别的生路又在哪里呢？它看似十分宽广，实则难以抉择。涓生有几个白日梦表现了他对未来人生道路的想象，值得细细玩味： 　　 　　“屋子和读者渐渐消失了，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 　　“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很在前面……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 　　“我的心也沉静下来，觉得在沉重的迫压中，渐渐隐约的显出脱走的途径：深山大泽，洋场，电灯下的盛筵，壕沟，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击，毫无声响的脚步……” 　　 　　涓生这三个内容相似的幻梦，透露出了他内心深处的欲望，也显示了“五四”个性解放者可能拥有的生活道路。走出家庭的他们可以驰骋于深山大泽，蓝天碧海之间，拥有广阔的生活天地，或如渔夫之搏斗怒涛，士兵之拼杀战场，或如教授叱咤于讲台，运动者竞争于赛场，甚至如深夜的刺客那样，拥有多样的富有挑战刺激的战斗生活。确如涓生所说“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然而，面对如此多的可能的选择，选择反而变得困难了，更何况是否能觅得一条新的生路呢？从狭隘家庭被迫走出的柔弱的子君负着真实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终于走向了死路。坚毅的涓生抛弃子君后充满希望地在外面寻觅了许久也终无所获。因此，生路的诱惑尽管很多，却无从选择，这正如涓生所说：“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的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涓生这段话可谓真实地道出了“五四”个性解放者在寻觅人生新路（也包括革命道路）的现实与心理困境。 　　涓生的叙述中多次提到“生路”，描述了他对“生路”的渴望、想象与疑惑。在鲁迅作品中，这种对“寻路”意象的描写显然是有深意的。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寻找的“路”既有个人的人生道路意思，但更有革命道路的意味，他们对“路”的寻找是坚定执着的，相信“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1)，但也感到“生路”寻找的艰辛，有迷路的代价，有“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的困惑。《伤逝》真实表现了“五四”个性解放知识青年寻路的艰辛与彷徨，这正是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何云贵（１９６５－ ），重庆潼南人，重庆文理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可参见拙文：《近年来〈伤逝〉研究综述》，《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７年第９期。 　　②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见《鲁迅文集》第２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２页。 　　③冯沅君：《隔绝》，见《冯沅君创作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版。 　　④本文对《伤逝》的引用皆出自《鲁迅文集》第１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⑤参阅黎山?：《胡适、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的个性解放思想及其比较研究》，《广东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⑥⑨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文集》第２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９页，第３５页。 　　⑦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４卷第６期。 　　⑧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第１版，第６７页。 　　⑩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４卷第２期。 　　（11）鲁迅：《故乡》，见《鲁迅文集》第１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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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个性”与人生价值&&&&&&&&&&
&作者： &&&&日&&
现实的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人生价值的实现是一种社会行为，直接受着社会条件的制约，尤其是受着社会制度的制约，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程度，也极大地受着社会制度的制约。所以，人生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实现到什么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制度。毛泽东正是通过对个人与社会关系、人生价值与社会制度关系的分析，提出尊重个性、解放个性、发展个性的问题。他认为个性解放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的要求，并把个性解放获得自由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和人的价值目标。
　　毛泽东关于个性与社会性、阶级性、党性的关系和“解放个性问题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人和其他动物“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49]第二，“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通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50]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结论中还说：“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即普通性与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内大大发展了个性，因为有了自由。《共产党宣言》中讲得清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那会有什么党性！只要服从党，在此范围内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不要只喜欢那些纸糊泥做的人。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有不同的意见，才算有个性。”[51]第三，“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52]“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53]“毛泽东在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稿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54]毛泽东阐明了人的社会性是人的一种基本特性。人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所谓人的社会性就是社会上每个人的共性、普遍性，阶级性就是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每个成员的共性、普遍性，党性就是每个党员的共性、普遍性，个性则是每个人的特点、特性、特征。人的个性离不开人的社会性，而人的社会性又存在于人的个性之中，个性比社会性更具体更丰富多彩。现实的人的个性必须是与人的社会性统一的。没有离开社会性的个性，也没有抹煞个性的社会性。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及其生活经历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每个人的个性，并在个性中也反映了人的生理特征，因而人也就有各自的个体特点，各自的兴趣、能力、才智、气质、性格等等。例如，人在中小学时的特点、爱好、天赋就不同，有的少年表现出更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赋，有的少年的才能在社会科学方面，有的少年的爱好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有的则什么爱好也没有表现出来。个体人的这种个性，不仅过去有，现在有，以后还会有，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人们的生活平等了，而个性仍然是存在的。如果不承认个性的存在，就等于否认个人的特征，否认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否认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也等于说，阶级地位相同的人，都应成为没有差异的人。其实，这种没有个性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片面强调人的社会性、阶级性，忽视个性，否认个性，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毛泽东多次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他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55]，“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56]
　　毛泽东的价值观，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尊重个性，重视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全面发展。早在学生时代，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提出“须重视各人之特性”，主张“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义为“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57]这种以唯心史观和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理论为基础的价值观，在总体上是非科学的，但对当时反封建斗争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便抛弃了自己早期价值观中的消极内容，发扬了尊重个性和个人价值的合理成分，并使其置于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价值观之上。毛泽东在强调人的集体性、社会性的同时，尊重个性，重视个性解放，个性发展，提出要为“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而奋斗。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毛泽东自己就具有独特鲜明的个性，他的一生是强烈追求个性解放的一生。他早年就认为：“吾人应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大焉。”青年时期，毛泽东常说自己“性不好束缚”。他的主导思想就是反抗一切束缚个性的规范和秩序。毛泽东的个性是绚丽多彩的、多层次的，又是复杂的，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身上兼有虎气和猴气，虎气为主。所谓“虎气”，是讲他的原则性以及坚持原则的斗争精神。毛泽东一贯重视路线、政策、方针、重大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总是坚持不渝，绝不动摇和妥协。所谓“猴气”，主要是讲执行原则时的策略上的灵活性，则与道家、老庄的超凡脱俗，浪漫洒脱，无拘无束，适应即兴颇有相通之处。在毛泽东的个性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巨人性格和挑战意识、造反心理以及潇洒、豪迈、浪漫和富于想象，从不满足于现状。毛泽东具有特殊的天赋禀性，在他的著作和诗词中，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58]，以及“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59]等等诗句，反映出他的凌云壮志、豪迈气魄以及他对自由解放的向往、追求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中磨练出一种坚强意志的性格特征。他特别倔犟，我行我素，好斗好胜，从不怕事，从不服输，从不满足，从不畏难，不怕天，不怕地，敢想敢说敢干，敢于抛弃城市暴动，以农村包围城市，敢于拒绝划江而治，指挥百万大军过长江解放全国，敢于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敢于战略藐视帝国主义，敢于顶住“高天寒流”，敢于战胜艰难险阻，具有一种叛逆的性格和超凡的意志力量。毛泽东确实智慧过人，胆量过人，精力过人，勇气过人，坚韧过人。据长期担任他卫士长的李银桥说：“毛泽东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性格。”他最喜欢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哪里人多爱往哪里去，一见群众就上去唠这唠那。他强烈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厌恶那些繁文缛节和排场。1955年在北戴河，他不顾台风刚过，海面风疾浪高，不顾医生的劝告，不顾警卫战士的拦阻，坚持下海，向大海挑战，这充分展现了他的个性。对毛泽东的个性，原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曾有过概括。他写道：“他的性格中，既有政治家的求实精神，又有诗人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他有农民的平易质朴，又有学者的高度机敏和智慧；他有惊人的耐心，又具有当机立断的魄力；他谦虚谨慎，却又非常自信、自尊；他诙谐幽默，却又严肃庄重；他外表洒脱不羁，工作却一丝不苟；他讲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却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含有深刻哲理；他重视情谊，却又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他不讲排场，不摆架子，却又令人肃然起敬；他举止安详文雅，有时又嬉笑怒骂，令人难以招架；他有深邃的感情，有时又含而不露。”[60]他还写道：“毛泽东喜欢动，不喜欢静；喜欢进取，不喜欢守成；喜欢旗帜鲜明，不喜欢中庸之道；喜欢刚毅，不喜欢柔弱；喜欢惊涛骇浪，不喜欢安逸平淡。”[61]
　　其次，把个性解放同社会解放紧密地联系起来。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历史是人们的个性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争取个性解放的历史。毛泽东认为，个性解放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和基本途径，而个性解放基本的内容是“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62]。他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还指出：“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个性、独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63]他还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些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大绳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64]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人民处在社会最低层，既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任何权利，还有什么人的尊严的价值可言呢？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改变奴役、压迫人的社会关系，就是要从这种社会压迫下解放出来，争取个性解放。所以，个性解放是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条件和途径。
　　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的时期，提出“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口号，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不过资产阶级的所谓“个性解放”，把人看作是孤立的个体，这种个性的解放所追求的是“个性绝对自由”、“抽象的个性”，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要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打破了封建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主义桎梏，人们在一定程度获得解放和自由。但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仍严重束缚着广大劳动人民的个性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把人的尊严变成的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65]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66]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意味着劳动人民个性的扭曲和异化，劳动者的天赋才智和兴趣受到压抑，人的尊严和权利得不到尊重，人们追求实现
价值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因此，无产阶级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消灭个性异化，就必须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个性解放离不开社会解放。毛泽东说：“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67]这说明，在中国，离开革命，离开民族的社会的解放，也就没有个性解放，没有个性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个性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必备条件。毛泽东在1944年《致秦邦宪》的信中写道：“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68]解放个性，既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是社会主义的要求。要不是人的个性得到解放，社会本身就得不到解放，民主革命的任务也难以完成，更难以实现社会主义。要是没有亿万人民群众的个性解放，不发挥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又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呢？所以，社会主义与个性解放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尊重个性、解放个性，应当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他说：“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还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社会主义表现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使人们物质、精神等方面都得到充分的满足和健康的发展。劳动人民作为社会的主人获得前所未有的价值。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群众提供发挥自觉能动性、全面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前提条件，使人的价值的实现和提高成为可能。
　　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它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影响个性解放和发展，阻碍人的价值的实现和提高的客观因素。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主要是“旧社会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经济文化的落后不发达，以及现行体制中的某些不完善之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风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应该看到，我国经济文化基础的这种落后，是长期历史原因造成的，正如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思想作风上的问题，也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传统观念、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是有关的。所有这些，无疑是限制人们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阻碍人民群众的价值的实现和提高。所以，针对这种情况，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建立时，毛泽东就强调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现在的情况，当然和建国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经过50多年的建设，我国在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从总的来看，我国的经济文化水平在世界上还比较落后，无疑仍是今天个性解放和人的价值获得更大发展的限制因素。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前进，艰苦奋斗，全面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加快经济建设，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贫困愚昧，进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发展个性，使人的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和提高。
　　再次，强调解放个性获得自由的价值目标与共产主义目标的一致性。毛泽东把解放个性，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人的价值目标，并论述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与实现共产主义目标是一致的。因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将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人们打破旧式分工的束缚，“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69]人们的创造能力得到自由发展。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个性特征是“自由个性”，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70]“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1]只有这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72]一旦达到了“自由个性”，对于人类来说，个性的彻底解放也就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个性的彻底解放，也就是人类解放的实现，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实现。毛泽东认为，到了共产主义时代，是“全世界到了全人类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73]，是人的个性彻底解放的时代，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己的时代。
（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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