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启疆 前言 本文是根据采访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张昌龄先生的口述和相关材料编辑。张昌龄教授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组的成员，也是五十年代初北大和清华校园建设工程的参与者。他作为工程设计者、现场组织和技术指导者之一，见证了包括
本文是根据采访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张昌龄先生的口述和相关材料编辑。张昌龄教授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组的成员，也是五十年代初北大和清华校园建设工程的参与者。他作为工程设计者、现场组织和技术指导者之一，见证了包括北大中关园教职工宿舍和学生大饭厅在内的建筑工程。在同一时期张昌龄教授还参加过新中国第一个薄壳屋顶和声学实验室的设计。张昌龄先生当年曾经担任过梁思成妻子林茵徽教授的助手。多年来除了在清华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张昌龄先生还是中外合资的大地建筑事务所的创建者之一，参与了中国政法大学等多项国内大型建筑设计。张昌龄教授目前退休在美国芝加哥居住。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在长期饱受战争摧残的土地上计划和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自从1947年***在西柏坡会议上和以米高扬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会谈，***最终采取了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的决策。根据斯大林和***1950年在莫斯科签署的《中苏联盟友好互助条约》的精神，在苏联“老大哥”的工业化和教育体制模式的影响下，为了改造和重建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否定欧美西方教育制度而全面移植苏联模式，中国教育部在1951年开始实行了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系大规模的调整。
1952年1月，教育部决定把原址在北京沙滩的北京大学和在西郊燕园的燕京大学合并。两校合并后迁至燕京大学校址（即现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其校舍就在乾隆四女和嘉公主位于马神庙的府中,是典型的清朝王府风格的建筑。和嘉公主府里的主殿成为大讲堂并开启了北大的“讲堂文化”。后来在2000年北大拆除学生大饭厅而建的“百年纪念讲堂”就是试图能与老北大的讲堂文化一脉相承。据说老北大校园里当年充满一种皇府气派和韵味。那时从景山俯瞰，老北大和紫禁城可以同时映入眼帘，就好像是一座皇城里面的大学府。
现在曾经在老北大校园呆过的人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但最重要的是蔡元培第一次提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校训，才使得北大成为中国近代培养大批具有思想自由，造诣深邃，影响力颇大的中国著名学者的摇篮。这一办学传统并没有因为中国社会的动荡和战争的冲击而受到任何影响，反而是众心所向，弘扬光大。解放后，由于诸多政治原因，北大校训不知从何时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北大也只提兼容并包，而极少再倡导思想自由了。
北大和燕大合并后保留了北京大学的校名，当年人们亦称“新北大”。这也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为北大题词“新北大”的来源。不过老毛心中的“新北大”已经不再代表北大和燕大合并后新生的北京大学，而是用来表示“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建设物资匮乏，加上正值抗美援朝和全国三反五反运动（即在党政人员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物资的分配和审批控制严格。在北京建筑营造商偷工减料、欺骗盗窃现象严重的情况下，为了加强资金的管理和保证建校的质量与工期，教育部决定清华、北大和燕大三校自行组织力量规划和施工建校。1952年初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梁思成、北京大学张龙翔为首的清华、北大、燕京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简称三校建委会。
当时除了教学楼外，北大计划要建造的宿舍包括燕园内一至十五斋和南门校内马路两侧的十六至二十六斋以及学生大饭厅，还有后来的中关园的教职员工的平房住宅和一公寓。为了迎接十月份开学和新生入校，三校建委会提出所有宿舍要当年设计、当年开工、并在当年内竣工完成。
院系调整后的清华大学土木系和建筑系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根据三校建委会的部署，全部停课一年，投入到建校的工程中。全部工程项目由两系的教师们进行设计，学生辅助制图、勘查和测绘。三校建委会下设了七个工区来承担建校不同工地的建筑施工任务。
为了充实建筑设计和施工技术力量，清华建筑系还从外地调来年轻教师作为建筑工程的负责人。比如胡允敬老师负责中关园工程，汪国瑜老师负责北大一公寓工程。除了建筑营造商来具体施工，许多高年级学生承担了工区的行政和工程技术指导，并负责建筑材料的采购。中、低年级学生则负责管理和协调工作。
这是新中国工程建设中首次采用边学习、边设计、边购料和边施工的建设活动。这种建设方法在当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在北京十大建筑和其他工程中不断被借鉴和采用。在全国集中上万人进行北京十大建筑会战时，周恩来即根据北大清华建校经验提出“古今中外、皆为我用”和“三边”工作法（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使得十大建筑在短短十个月内高质量地完成了从设计到竣工的全过程，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原本作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央科学技术馆在建设过程中不幸夭折下马。1958年，中央科技馆由周恩来和聂荣臻批准，并由清华大学梁思成教授主持设计方案。建设原址就在北京火车站北面的长安街十字路口东北角的位置，大致是现在北京国际饭店所在地。科技馆当时已经破土动工，但突然被叫停。对外的解释是“因资金、材料等的紧缺，为了给人民大会堂等工程让路，中央决定科学馆工程停建下马”。但实际内幕是负责工程的建材供应商偷工减料，建筑施工中又不按标准操作，结果导致整个水泥浇筑的地基出现大面积蜂窝体，无法再继续施工。当时除了拆除所有地基重新浇筑，别无选择。
这个重大工程事故迅速上报到工地指挥部和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们愤怒和尴尬的处境可想而知。一个国庆十周年的重点献礼工程居然因为奸商导致质量问题而无法完成，还大量浪费了国家资金和建筑材料。这在当时无疑成了一个重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事件。由于工期紧，返工重建已无可能。为了防止事故影响的扩散，中央只得放弃中央科技馆作为十大工程之一。而“三边”工作法为此也遭到专业人士的质疑。中央科技馆的建设因为当年初出师不利，后来也是一波三折。这都是后话。
在北大清华两校建筑设计和规划中，对建筑总体设计曾出现不同的意见。梁思成作为中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北大清华的建筑应当具有中国传统的民族风格,既要推陈出新，又要与原燕大和清华的建筑风格和环境协调。梁思成一向认为建筑、绘画和雕刻是三位一体的艺术，不但建筑本身应当追求形式上的完美，与周边地形与环境也要协调和融合。他还强调形式要服务于功能。而有人则强调，新中国的成立，要创造表现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建筑风格，不能搞封建的复古主义或西方的现代主义。他们反对按照欧美建筑师为清华和北大设计的仿古建筑形式进行设计。
这种辩论始终没有停止过。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方针是“勤俭建国”，三校建委会强调适用和经济的原则,加上工期的压力，校园内前期的教员和学生宿舍的建设不得不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了。当时房屋的设计寿命不过十年，结果有的居然用了五十年。蒋南翔主持清华工作时则提出百年大计，更是要求学习苏联经验。在他主持下设计建造的高十层的清华大学主楼，就是仿效莫斯科大学主楼的风格。
北京大学迁址燕园与燕京大学合并建校，就不能不提当年燕京大学精美的建筑和布局。1921年至1926年，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聘请，承担了在北京西郊燕京大学的整体设计和布局。当年燕京大学是由三所教会学校组成：北京崇文门内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和北京灯市口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建校资金由美国出版商人筹款。所用土地一部分是燕京大学通过拍卖获得，还有一部分是从清朝皇家后裔手中购买而得。其中淑春园旧址就是用六万银元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下的。
亨利·墨菲自从1914年来到中国，深受中国古典建筑设计的影响。他折服于中国建筑的美。虽然他来自西方，却在校园里努力建造中国式的宫殿庙宇和亭台楼阁。
亨利·墨菲先后为多所教会学校主持校园设计，包括长沙雅礼大学（后为湘雅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后为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现南京师范大学），以及用部分庚子赔款建造在北海西岸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等。他还曾在抗战胜利后，应蒋介石邀请为迁都南京进行首都城市规划。从南京城市基本布局和大街两边的法国梧桐树还可看到亨利·墨菲设计规划的痕迹。
亨利·墨菲当年利用在圆明园废墟南边众多清朝历代皇家贵族遗留下来的皇家园林和不同的地形分布，巧妙地运用中国古代园林技术，采用了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来设计教学楼和宿舍。在明代勺园（明代画家米万钟故居）和清代淑春园（乾隆赐和珅的皇家园林）旧址的基础上，建成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园林式校园——燕园。
与燕园连接的还有蔚秀园（咸丰赐醇亲王奕譞的皇家园林）、朗润园（咸丰赐恭亲王奕訢的皇家园林）、承泽园（光绪赐庆亲王奕劻的皇家园林）、畅春园（曾为康熙的皇家园林和故居)、鸣鹤园（嘉庆赐五子惠亲王绵愉的皇家园林）和镜春园（嘉庆赐四女庄静公主的皇家园林）等建筑群，合称燕西八园。其中有些园林当时并没有为北大所有，比如朗润园和镜春园等都是到北大和燕大合并后才从私人手中购入。承泽园则是到了1953年才从民主人士张伯驹手中购得。
对于建筑风格的选择，司徒雷登这样回忆：“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照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这样，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办学的目的，也就是要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当年亨利·墨菲为了燕大的设计，还曾特意到颐和园的佛香阁上去观察地形。他从玉泉山上的那座塔获得了灵感：“那就是我想找的端点，我们校园主轴线应该指向玉泉山上那座塔”。
玉泉山塔就成为亨利·墨菲设计燕京大学东西轴线的基准点。他把校友门（现北大西门）的大门正对玉泉山塔，中心道路经石拱桥和小河、经道路左右两个华表（取自圆明园废墟),直通一片草坪和坐落在中央的贝公楼（现办公楼）。草坪两侧是白墙红柱、彩画流畅、飞檐灰瓦的穆楼和民主楼。贝公楼南北两侧搭建了同样风格的宗教楼和图书馆，沿贝公楼后中轴线继续向东，一直到未名湖旁的的思义亭，连接博雅塔和临湖轩。临湖轩的遗址原为和珅的漱春园内的“临风待月楼”，后为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宅。
南北轴线则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男生院和南部的女生院。男生院包括德、才、均、备4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现一体）。女生院包括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静园和鲍氏体育馆（现二体）。燕京大学建筑群在外部模仿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庄重典雅，但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则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电灯，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等等。燕京大学校园至今仍然被公认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园林式大学校园。
面对优雅大气的燕园，北大校长胡适曾这样赞叹：“中国学校的建筑，当以此为第一”。
司徒雷登更是对燕园情有独钟：“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以至于我们也逐渐相信了，它肯定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中关园是唯一和北大校园内八大园风格不同的“园”。在解放初期那种大环境下，它既无法体现清代皇家园林的传统的风采，更不可能传承亨利·墨菲打造燕园的概念和布局。中关园的住房建设和解放后在北大校园里建造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一样，都未能和燕京大学原有的建筑风格和布局真正融为一体。可以说从亨利·墨菲到梁思成，北大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是后无来者。
即便如此，中关园和当时周边中关村的农舍、成府的四合院以及海淀镇里的民居相比，还是有着其本身独特的中西结合，朴实开放的设计，居住条件也大大改善。最重要的是中关园里居住的不再是皇亲国戚，也不是劳苦的贫民百姓，而是一群两袖清风，才智满腹的大儒们。这些大儒们命运的起伏决定了未来中关园和北大的兴衰。
清华、北大和燕大三所大学在征用土地上，遇到有优先使用土地的中国科学院。当时中国科学院是国家建设重中之重。北京市长彭真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梁思成对科学院的建设非常关心和支持。
梁思成在刚解放时曾主张中央政府机构不进城，在西郊新建政府行政中心以保护北京古都布局和历史文物。***看过方案后说：有那么一个教授，要把我们从北京城里赶出去。”“紫禁城皇帝能住，为什么我不能住？”
可是梁思成心中那个四四方方的北京古城在他首都规划中总是第一位的。他又提出要把科学院布局在北郊的黄寺前后，为的是让科学院坐落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让科学院和古老的北京城形成连带关系并保持北京中轴线布局的延伸。而且科学院的建设不会进城而破坏中轴线上古建筑群的天际线。
但北京市领导考到那里是旧城郊区，一切建设都得从头开始，资金投入会增加，施工时间也会加长。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最后研究决定把科学院建在靠近北大、清华这些大学院校附近。那里地下管道和供电都是现成的，对于建院更有利。而且将来和周边学校搞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很方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教育和科研中心。
当时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已将西北郊规划作为北京的文化区。院系调整后的各个学校都在积极筹备建设和土地的征用申请。根据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日记,科学院当时也在北京到处寻找建院土地。他在和梁思成的一次讨论中听说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土地征用申请已获批准，北大清华也在谋取燕园以南和农科所（现农科院）以北的土地。竺可桢认为“若科学院不去要地，势将落空”。
结果中国科学院捷足先登，直接向政务院（即国务院）申请，并得到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慷慨和优先的批准，把大泥湾（知春里路）以北、成府村以南的4500亩地全部划给科学院使用。而北大后得到批准的用地则是在科学院用地的南面，即大泥湾以南至农科所以北的地段上。显然这块地和北大校址不连，很难进行规划安排。
三校建委会请当时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出面，要求将北大的用地和科学院的用地合理对调一下。可是因为科学院的建设规划已经确定，而且作为优先安排的重点工程近代物理所大楼（原子能所），已破土动工一个多月了，这一请求没有得到科学院的同意。
在视察科学院建设工地现场之后，教育部方面不得不放弃要求科学院与北大用地全盘对调的建议，而另提方案在燕园东侧为北大扩展用地，要求科学院割让其北面部分用地。三校建委会还特别请原清华大学校友、当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出面协调。
科学院和教育部对此交换意见和进行讨论后，双方原则同意这个方案。经科学院院长会议讨论，决定从原来拨给科学院的4,500亩土地中划出北面的1,000亩左右给北京大学。以后又补偿北大中关村科学院宿舍的19楼（研究生楼｝，23楼，25楼和26楼之一半作为北大教职员工宿舍。北大则放弃大泥湾以南批准的所有的土地。
1952年2月，北大接受了科学院的“割地”方案。开始在燕园东侧修建校区外新的教职员工及家属宿舍，包括一公寓和中关园平房。后来还有二、三公寓。中关园最终有了自己建房的土地。
对于这一片新的教职员工及家属宿舍区的命名，根据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大老宿舍记事：中关园》一书的说法，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物理系教授沈克琦回忆，中关园所在的地方属于中官村范围。还有人回忆当年二公寓前面有一个小平房上钉着写有“中官邨”三字的小木牌。而在一次校务会议上，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汤用彤教授听了负责基建的同志的汇报后，拍板将新家属区命名为“中关园”。该书提出先有“中关园”，后有“中关村”。自从有了“中关园”的称谓，“中官村”才改为大家所熟知的“中关村”的新名。
将北大新的教职员工家属区称之为中关“园”是非常贴切的。它和北大校园其他八大皇家园林的称谓遥相呼应，融为一体。但书中认为先有中关园，后有中关村的说法则难免有些牵强。
据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考证，今天的中关村一带原为永定河故道，因此这一带曾经被叫做“中湾”。后演变为中官，中关等名。1949年以前，中关村是个有70户住家、276口人的自然村，它以经营农业为主，周围的坟地占了很多土地。当时中关村自然村归北平市十八区十八保管辖。历史记录十八保设在保福寺，下辖保福寺村、中关村、蓝旗营和三才堂村。中关村自然村的地界大至东起清华小西门外。南至保福寺村的北头，大致为现在的北四环路。西至燕京大学东墙，大致为现在的五四操场以东。北至成府南头，大致为现在的成府路。
那时民间对这一地带的叫法比较杂乱，比如中关、中官村，中官屯，中关儿等等，1928年6月，中关村正式划入北平市辖域，属北郊区。同年制印的《最详北平四郊图》中记为“中关”地名。1932年《北平市自治区坊所属街巷村里名称录》里就开始使用“中关村”，属第15自治区第22坊。这是北平市最早记录“中关村”的文件。
到了1949年北平市***局行政科印制的《北平市***局郊六分局中关村、三才堂、保福寺、蓝旗营、东大院户口调查表，1947年至1948年》中，北平市派出所***在村子里户口登记的官方记录地址就是“中关村”。由此可见中关村是早于中关园而存在的。
五十年代，在中关村丁字路口东面和科学院西门出口道路的南侧有一家“单干户”。户主好像姓邸。他们家周边的地划分到现在中关村幼儿园一带，以前种玉米和红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时有人钻过铁丝网偷摘他家的玉米或挖红薯。他家后来养了条狗，主人常常带着狗护青。四清运动时，这家单干户还作为海淀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反面典型，经常有人组织来参观,开现场批判会。那时他家种了不少蔬菜瓜果和鲜花，附近居民有时会悄悄地到他家买菜。改革开放后，这家人有时还在科学院西门外的路口买菜。直到八十年代才被拆迁。他家当年大门的木框上就保留着一块锈迹斑斑的解放前用的蓝色的门牌号，是用繁体字写着“中關村XX號”。显然，这个单干户就是原来中关村自然村的一户农民。
随着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立，中关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北京市政协委员们提议为中关村设立一个永久性的纪念碑。侯仁之先生到实地考查并以他多年对北京历史地理的考证和研究，建议“中关村纪念碑”应座落于中关村大街太平洋大厦东侧。其地理位置正好是当年中关村自然村的中心，即中关村的发源地。中关村纪念碑的建立成为北京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理座标。
至于中官村或中关屯的说法也都有其历史根据。清代康熙皇帝在西郊开始兴建大量皇家园林。他本人就有一半的时间居住在北大西校门外的畅春园里，最后还驾崩于园中。大批皇家园林和官府的出现，就伴随带来大量的太监，亦称“中官”。当太监们离宫或年老后，无亲无靠，多在附近捐款建庙和修建养老的房屋，同时购买“义地”即墓地为自己养老送终之用。
清代建造的“中官官房”就是位于现在北大五四操场一带。在北大物理楼楼北的院落中，还有太监祭祀的刚秉庙。埋葬太监的义地就在中官官房的东面一带。现在中关村幼儿园园内还有当年墓地种的两棵高大的白皮松。北大三公寓和中关村23楼前也保留有一些围圈墓地常用的柏树。据说当年科学院建楼时，曾挖出很多棺材板。到了六十年代末中苏边境紧张，为备战而挖掘防空壕时，也出土了不少棺材朽木、碎瓷瓦片和清代铜钱。甚至在中关村南区直到中关村医院都有当年墓园遗留下来的高大松树。可见当时那一大片土地不是太监墓地就是乱葬坟崗。
至于其他口述或小报上关于中关村名字的流传，大概都是传有其事而追无其源，没有确凿的历史佐证或官方记录文字。
中关园的平房有的说法是梁思成先生设计了中关园。其实中关园和其家属宿舍并不是梁思成先生亲自设计的，而是由清华大学建筑系青年教师和毕业生共同操刀完成的。梁思成先生只是提供了基本构想和指导。梁思成先生当时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周恩来总理交付的国徽设计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筹划设计工作上。他当时长期劳累病倒，一直不得不躺在病榻上坚持工作。有一段时间建校工作完全由体弱多病的妻子林徽因主持。
梁思成主张要“中而新”，要推陈出新，要有民族特色但形式要服从于功能。中关园的住房设计是以独立平房为蓝本，有不同平面设计和建筑面积的住房。既考虑了中国四合院平房的建筑结构，又加入了西式民宅内部的居家功能，除了睡房和厨房以外，还有客厅、带洗浴的卫生间、书房、储藏间和庭院、有的还带壁炉。而且还采用传统室内很少采用的半墙设计，将有限的面积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区。这在当时是非常西式的设计。
为了充分利用土地，中关园住房是几家连成一排。由于外表形式统一，住房排列过于整齐，使得一排排的平房颇有军营的味道。一眼望去，房屋没有传统园林错落有致的变化，布局也缺乏曲线而显得比较死板。然而由于中关园的地盘本身是不规则的，布局是开放式，不设围墙，与周边农村环境自然过渡，多少增添了点儿田园风光。虽然采用了传统的东西和南北两条中轴线将中关园分为沟东和沟西两部分，中间的小河沟的走向和自然弯曲多少打破了住房排列带来的平铺直列的感觉。
中关园中间的小河沟实际上就是一个天然排水沟。当时因为没有地表水的地下排水系统，雨水雪水无法进入地下污水排放管道，地表水只能依地势而自然排放。从现代小区建设的角度看，这个河沟其实可以在小区形成天然小河或小湖，增加景观并调节小区气候。可惜中关园这个小河沟由于缺乏管理，没有发挥类似的作用。后来反而成了垃圾沟、臭水沟了。那一座连接沟东和沟西中轴线上的的”筒子桥“也没有能增加中关园的景观。
中关园中轴线的道路是用碎渣和沙石铺压。主路面没有用砖块或柏油也是由于当时工程资金和材料紧张。路两边栽种垂杨柳，一是比较容易成活，二是成长快。这种垂杨柳和未名湖畔的垂杨柳是同样的品种。长高以后的垂杨柳的确为中关园带来与众不同的园林和绿化效果。
为了居民生活方便，中关园社区内附加建造了合作社、粮店、幼儿园和一个小操场。一公寓的食堂也面对中关园教职员工开放。孩子们上学则在校园内北大附小的旧址（位于现在的北大图书馆）。后来北大附小搬到中关园对面的王家花园，小学生们上学就近多了。
就在中关园建房的同时，中关园南面的科学院也在大兴土木建造家属宿舍，而且大都是楼房。为什么当年科学院宿舍盖楼房而北大清华却要盖平房呢？
一种说法是梁思成主导北大清华家属宿舍的基本构想源于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平房并借鉴了美国独立民宅的结构。他认为平房更具备良好的居住条件和环境。不但住家独立，同时可保持邻里互动，而且有自己的庭院养花种草，符合他住房和居住环境要协调的设计理念。
另一种说法是中关园住房的设计在当时主要还是考虑经济和时间因素较多。比如红砖比青砖便宜，材料来源广泛。简单一些的房屋结构对学生设计和制图也相对容易操作。现场施工技术和流程也容易控制。能保证施工速度来迎接十月份新北大的第一届新生入学和教职员工迁址入住。
一反北大校园内采用的灰色清水砖墙混合结构，中关园采用了红砖白浆灰瓦，一砖到顶的山字形简易结构，搭配红色门窗框架，在色彩上一不小心突破了燕园各个园林里固有的青灰色的色调。可以说建筑材料的选择是出于成本考虑，可反而达到了后来意想不到的推陈出新、墙红柳绿的效果。
但蒋南翔上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却认为平房占地面积太多，浪费土地，房屋建筑过于简陋，对三校建委会提出批评。后来在北大清华继续建造平房宿舍的计划就终止了。继而替代的是北大清华公寓楼房的建造。
另外一个因素是建筑材料匮乏。木材、水泥和钢筋都是紧俏物资。当时科学院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建材由国家统一调拨提供。而三校建委会全部要学校自己筹集和采购建筑材料。唯一充足而便宜的的建筑材料就是砖头。中关园建房部分用砖还是就地取材。在中关园北边和清华小西门之间的三角地，农民盖了砖窑，就地取土烧砖。取土剩下来的是一个大坑。后来生产队把大坑改成了一个冬天储存大白菜的菜窖。
据在中关园工地上负责技术指导的大学生们的回忆，他们不仅没有盖过房子，连施工课也没上过，对现场施工实际一窍不通。三校建委会和清华建筑系和土木系让还在念书的大学生去承担中关园的工程任务。但他们当时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热情很高,也敢想敢干。系里领导为他们聘请了六级的木工和瓦工师傅做指导。从盖房子第一道工序到质量检查等，都是师傅们做示范才学会的。每天开工前，大学生们向工人做详细的技术交底，同时征求他们对施工图纸的意见。中关园宿舍区的建设工地实际成为培养新中国第一代建筑设计师和工程师的实习地。
这样，一排排的平房住宅拔地而起，一个由清华大学教师和学生设计制图、管理施工的中关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逐渐成型。中关园从此诞生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北大各系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教授和家属们的入住。中关园从此就开始了其生气勃勃的成长期。
中关园的平房里曾经藏龙卧虎，佼佼者众。为使北大成为中国文理学术的制高地，各系教授教师们呕心沥血，不分昼夜地为维护北大传统的科学民主和学术自由的校风而呼唤和努力着。十分可惜，也十分心痛，当北大不断地被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唯利是图的大本营后，中关园天生具有的雅儒和睦、知书达理的氛围渐渐地消失了。
在新的世纪里，随着中关园最后一排平房在拆迁中轰然倒塌，那个春风飘柳，花香满园的中关园就成为历史。中关园人也随着中关园平房的消亡而感到一种若有所失。
和清华大学一、二公寓一样，北大中关园一公寓是初期工程建造的唯一楼房宿舍，主要是为了解决单身教师住房问题。由于解放初期供给制的影响和集体主义思想的倾向，这个简易楼房的设计把厨房从每户的房屋平面图中简易出去。在公寓楼底层中间盖了一个公共食堂来解决教职员工的膳食。三校建委会认为这种集体住宿和吃饭的形式，可以把教师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教学工作的效率。
这也难怪，连***本人在公有化过程中对公共食堂的做法也始终是迷恋不已。就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饿死三千多万人，中央决定解散各地的公共食堂时，毛还用下面虚报的公共食堂的材料，表示“公共食堂还是可以办下去的”。
北大的教师们搬进去后，生活问题接二连三出现。当时中关园周边还是荒郊野地，什么其他服务设施也没有。赶不上食堂开饭时间就没有地方去吃饭。附近的中关园合作社是到点关门。最近的成府小饭馆还在北大东门外。生病了想喝口热水也没有。给孩子热奶或洗澡的热水也成题。生活变得非常不方便。逐渐住户意见越来越多。
北大后勤不得已就在楼旁边修了间锅炉房，雇人烧开水，临时解决用开水的问题。后来北大后勤觉得开销大，煤不好搞。更有不是住在一公寓的人也来打开水,而且还是不能解决过点吃饭的问题。北大后勤干脆就把锅炉房关掉，给一公寓每家发了一个煤球炉子，这样在过道里教师们自己就可以烧烧水、做做饭了。昏暗的楼道经常弄得烟熏火燎，各种气味横杂。原北大校长季羡林1952年从城里搬到北大时，也曾在一公寓住过一段。
建造一公寓和中关园平房不同，不但需要钢筋，对水泥的标号也要求高一些。而且打楼板时需要大量木板做楼板模具。这都是紧缺的建筑材料。有的教师参考美国建筑文献资料，提出做水泥预制板。这样同样的模板可以反复使用，减少木材的用量。问题是当时根本没有起重机械，要将很重的钢筋水泥预制板吊上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人建议用在美国流行的空心预制板来减轻重量，但营造商又没有制造空心预制板的工艺技术。
当时建筑系的年轻教师张昌龄老师大胆提出“槽型”水泥预制板的方案。这种槽型预制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重建工程中已经得到普遍运用。它可以减少水泥的用量和减轻预制板的重量。张昌龄在和搞结构的老师商量和计算后，认为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他们就在施工现场，和工地有经验的工匠师傅们一起，试验和建造出新中国第一块“槽型”钢筋水泥预制楼板。这种槽型预制板在清华第一、二公寓上也得到应用。槽型预制板后来也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授课内容之一。直到1956年北京第一建筑水泥制品厂成立，槽型预制板才成为中国建筑行业中一种标准的水泥预制板。
跟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将预制楼板吊装上去。中关园工地没有起吊设备，连电动卷扬机也搞不到，也无法在短期内到外地去找。在和工地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商量后，决定土法上马。用两根很长很粗的木桩作为把杆，上头固定滑轮组，用滑轮绳索绑住预制板，工人同时拉动滑轮绳索，慢慢将预制板一点点吊起来。当第一块预制板成功吊到位时，所有在场的学生教师和工人师傅们都很兴奋。一公寓的建设速度也因此大大加快。
北大一公寓的设计寿命只有十五年。直到今天它几经加固和修建，仍然屹立在中关园的土地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尽管一公寓不再是北大教职工的宿舍，但它是唯一保留下来的中关园建园初期时的建筑。可以说它见证了中关园六十多年风风雨雨的兴衰，陪伴在中关园里生活过的学术大腕儿和大儒们走完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坎坷之途。二〇一五年三月于美国芝加哥
在中关园建设的同时，北大学生大饭厅也进入破土动工的阶段。这是迎接新生入校的一大工程。当时设计考虑的是北大学生人数将不断增加，原有的小饭厅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和教职员工膳食的需要，加上办公楼礼堂的开会场地和一体二体运动场地也需要扩建。设计时就围绕一个综合活动场所来保证食堂、会场和室内体育场的三种功能。这种三合一功能的建筑在当时是一种全新设计。除了北大的学生大饭厅，清华也建了一个同样的西饭厅。
大饭厅主要还是一天三餐的食堂功能，但它又必须有舞台和放映室，还要有满足室内体育活动的场地。这就要求室内中间不能用柱子支撑重量。它的房顶结构必须是用大跨度的桁架拱的型式，建筑术语叫两铰拱架承重。大饭厅设计的跨度近三十米，是当时中国房屋建设最大的跨度。拱架为三角型，需要优质坚硬木材来建造十几个拱架并用金属的拱铰支座来承重。这两个构件成为当时建造大饭厅的难题。工区采购组跑遍北京的木材商行，不是没货，就是长度和木质达不到要求。不过他们从木材商人处得到信息，在东北大兴安岭的某木材厂可以找到需要的木材。
采购组和工区技术员向三校建委会汇报这个情况。学校决定派人直接去东北采购木材。工区于是派了高年级的学生，带着技术要求和资料，书包里装着几十万元旧币的采购費，揣着干粮，坐上火车就上路了。当时刚刚解放，东北地区还有土匪出没，深山老林碰上狼群也没救，不知当时领导是如何拍板决定的，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要是放到今天还会有携款潜逃的可能。几天后学生来到林区，但也不懂怎么挑原木，还得跟木材厂的老师傅们现学现挑。最后把需要的木料都买到了，押着这批木材平安地回到北京。
东北跑来木材，可到要把拱架调到墙上时，还是没有起重机，原来在一公寓吊预制板的把杆不够长也不够粗壮，根本无法吊起更大更重的拱架。工程组专门又派人跑到沈阳，请来一批有大型工业吊装工程经验的师傅来现场帮助吊装。可是到哪里去找足够长又足够粗的把杆呢？建筑系的教师知道北京故宫和许多庙宇里的大殿柱都是用从西南丛林里各种坚硬的树木。结果为了大把杆，又派人到西南去采购又长又粗的檀木。
另外一个技术难题是承重的拱铰支座的制作。当时工程组的技术人员和教师没有见过这种部件的实物。有人听说从美国回来的一位教授有样品，就跑去商量能否借用。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借出来。工程组的技术员就跑到光华木材厂去询问。当时光华木材厂正在帮助北大为拱架下料。美国留学回来的王凯厂长对北大清华的建设非常热情。听到需要拱铰支座时，表示自己有样品，可以借给北大。同时表示光华木材厂有自己的铁件加工厂，可以帮助制作。工程组没想到这个支座是铁鞋踏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王恺厂长是四十年代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林学院从事木材方面的研究。回国后根据朱老总的指示负责筹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木材综合加工厂——光华木材厂。他曾先后担任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等十大建筑所用的木构件和木制品的设计加工。后来还曾主持北京饭店、北京图书馆和***纪念堂的内部装修和家具的设计工作。北大学生大饭厅的建设和王凯厂长的大力援助是分不开的。
有了大把杆和拱铰支座,十几个大跨度的木拱架的制作也在地面成型完工。从沈阳请来的架子工师傅们和工人一同把沉重的木拱架抬起，喊着号子，慢慢移动到位。用绳索将拱架和滑轮绳索连接上，再系上几根保持平衡和控制方向的绳子。几个转盘式的卷扬机由工人们合力推绞，第一个拱架慢慢平稳地被吊起。起调到高度后再慢慢就位固定。就位后的十几根大跨度拱架排开的场面宏大。
北大学生大饭厅就是这样土法上马，在各方的支援与合作下矗立在北大的中心地带。它不仅服务了北大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近五十年，也曾经为中关园的居民带来过欢乐和心酸。大饭厅经历了解放后北大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和学生运动。见证了北大的风风雨雨和兴衰路程。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这个在北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