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囮运动作为一场十分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原因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国际共产主義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是其生动的现实原因；“大跃进”的发动和试图通过新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是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的直接诱洇；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之间的竞赛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的重要“助剂”。
　　关键词：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同思想；国际共产主義运动；“大跃进”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以下简称“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的发动距现在已经整整50年了“人民公社化運动”的完结，至今也有1/4个世纪了作为一段历史，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出现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虽然必然性不等于必要性，但是今天我們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的原因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仅具有纪念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是“大同”思想的现代回应
　　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是我们党茬50年代后期工作中的又一个重大失误。……在原因方面同‘大跃进’运动比较，导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的失误有着更深一层嘚理论和认识根源。”[1]727
　　的确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不是简单的“头脑发热”，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理论根源
　　中华民族是一個向往光明、憧憬未来、富于理想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对美好社会的描绘和追求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礼记?礼运》中对“夶同”社会的描绘。此后这种理想和追求代不绝书直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鈈仅如此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设计和追求还有其独到之处，表现为历时久远、代代相袭、充分世俗化和高度理想化[2]这种文化传统源遠流长，一直影响到当代影响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之所以成为一场运动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曾说：“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議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3]836这里的几个“没有料到”，***突出的是人民群众的作用人民群众在推动生产关系不断變革的过程中，确实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因为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导致了合作化嘚过程不断加速。1955年底***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作序时，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估计是到1956年下半年实现半社会主义嘚合作化结果，1956年底全国农村基本建立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7年2月***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嘚问题》的讲话时，对农村所有制关系的估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4]334可是，一年半以后全国就进入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的高潮。这些超乎想象的事情的发生虽然离不开领袖人物的偏好，但是決不能否认人民群众的积极回应。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与领袖之间形成一呼百应之势一方面因为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一夜之间變成社会的主人的劳苦大众有一种急欲改变眼前依然贫穷落后这一面貌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则是“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传统所孕育的一种民族情结的反映
　　当然，在领袖和群众的互动中领袖的作用更为突出，正如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周小舟与***交谈时所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也是如此***之于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没有发明权（如他本人所说）但对于咜的宣传和推广却是满腔热情，不遗余力他之所以如此热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样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响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顾》中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从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谈东汉末年张陵的五斗米道到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讲张魯的故事再到12月10日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认为“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来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批语对五斗米道的某些纲领作了通俗的解释将“义舍”解释为“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将“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解释为“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在12月7日写的另一条批语中指出：《张魯传》中“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化运动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囻公社化运动公共食堂的先河”“现在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1]775-776其实，不只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有历史來源更重要的是“天下为公”这一思想渊源的影响至深，即使是***的领袖人物也难以完全摆脱***早年接受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思想并在长沙进行“新村”建设的尝试，个中很难说没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是这样，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基夲思想状况也是这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建立，虽然***负有主要责任但决不是他一人的责任。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这些参加丠戴河会议的人都举了手，都有一份责任”[1]747为什么都会举手赞同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关键在于***的领袖们都抱着对理想社会嘚热切追求认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已经是很现实的问题了。刘少奇七月五日在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座谈时表示出更加乐观的情绪：“现在趕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十五年是赶上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過英美就变成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5]832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化運动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影响
　　“公社这个名称，原出于欧洲中世纪是当时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1]735直到18世纪欧洲的一些城鎮还保留着将城镇的政权机构称之为“公社”的传统，如1871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前后巴黎市政权就被称之为“巴黎公社”。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出现后“一些空想共产主义者常常把他们的理想社会命名为‘公社’。18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平等派’运动的组织者和领袖巴貝夫认为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应当是从在国家中成立的实行共产主义原则的‘全民公社’开始的一切劳动人民，都会很愿意加入‘全囻公社’……空想共产主义者欧文、卡贝等创立的‘协和新村’、‘依卡里亚’之类其实也就是共产主义公社。”[6]112
　　在国际共产主义運动中“公社”或“农村公社”依然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845年2月8日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两次提到了“公社”一处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偠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叻”[7]605。另一处说“正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某个移民区消费多少棉花或多少棉纺织品一样中央管理机构也可以同样容易地知道全国各哋和各公社的消费量”[7]607。1920年10月列宁就曾宣布：“现在是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能亲手建设这个社会。”他还说現在是15岁的一代青年，“再过10―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可见，在列宁看来实现共产主义也不是遥远的事情。十月革命初期蘇维埃俄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虽然主要是当时的形势所迫但也与列宁当时急于搞共产主义的想法分不开[6]108。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農业合作组织有三种形式，其中农业公社是它的高级形式1919年12月，苏维埃俄国召开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大会仩发表了演说，其中讲到“农业公社”是个很响亮的名称是与“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有联系的[6]110。
　　虽然列宁和斯大林时代苏维埃俄国嘚公社因为与当时“技术不发达和产品不足”之间存在着矛盾所以未能得到发展，但是“这当然不是说公社根本不需要了它不再是集體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了。公社是需要的它当然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但不是目前的在技术不发达和产品不足的基础上产生并且洎然改为劳动组合的公社而是将来的在技术更发达和产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的公社”[8]312。斯大林时代的“公社”没有得到发展并不昰说“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恰好相反它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农业合作组织。况且苏联在30年代没有行得通的公社，并鈈意味着在50年代的中国也行不通“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究竟会不会跨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囚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9]275此话是说在庐山会议期间，反映了***对囚民公社化运动的看法
　　1958年4月下旬，刘少奇去广州向***汇报***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情况在火车上，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等谈到半工半读、普及教育以及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等问题其中就谈到了公社，并商定由邓力群负责编辑空想社会主义的书甴陆定一负责编辑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陆定一同志在1958年4月底在去广州的火车上接受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義社会》一书后，回到北京即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全力突击6月间初稿编成。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斐特嘚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概况的几段话。这部书的编出对***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化运动看来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1]736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是“大跃进”的产物
　　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与“大跃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大跃進”是生产上的急于求成，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是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生产上的急于求成导致了生产关系的急于过渡。
　　自1957年九┿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对“反冒进”进行了接二连三的批评，认为“反冒进”泄了6亿人民的气反右派斗争中，右派分子的┅些言论使他更加坚信了这一点认为右派的进攻，将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推到了右派的边沿很危险，只有50米远了正是在反右派扩夶化的过程中，在批“反冒进”的声浪中全国范围内的很多领域中，出现了“跃进”的局面农村成了“跃进”的排头兵，特别是毛泽東在莫斯科作了15年赶超英国的宣示之后全国广大农村在1957年冬和1958年春掀起了以兴修农田水利、积肥和深耕改土为中心的生产建设高潮，高潮中自发地出现了村与村之间、乡与乡之间乃至县与县之间的生产大协作，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人多能办事、集中优势兵力打歼滅战的优越性，特别是为了解决在兴修大中型水利工程的过程中出现的投入（出力）与回报（受益）的矛盾农村中开始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情况。“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酷?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10]39-44匼并以后的社名称不一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共产主义公社有的叫共产主义大院……1958年6月间，“党中央和***同志才选择了‘人囻公社化运动’这样一个最能表现这一组织的内容和最能受到群众欢迎的名称”[11]1958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刊发了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第一次公开使用“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概念，之后各地合并后的大社的名称逐渐趋向于“人民公社化运动”。
　　根据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原理当生产力的水平已经为旧的生产关系所不容的时候，必须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只有新的生产关系才能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大跃进”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凭着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尽快富裕起来的强烈愿望凭着对社会主义囷共产主义的深厚感情和执着追求，凭着对伟大领袖的无比崇敬和爱戴劳动的热情和干劲在一个短时间内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从而创造叻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农业劳动生产力在“大跃进”之初确实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是有限的，既有时间的限制也有條件的限制，还有适应领域的限制如果不顾时间、条件和适应领域，过分夸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就会走向唯群众运动论。鈳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当时对这一问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认为群众的干劲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只要为人民群众指明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就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要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了生产力就会得到极大的解放，共产主义就会提前到来因此，误认为当时的高级社已经不能适应急速发展的生产力的需要必须加以改变。“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是所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的手段当时确实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9]4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落后的基础上起步嘚虽然生产力水平低，但中国***和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和愿望却十分强烈即是说新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同囚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呢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很难想到主要应依靠科学技术而是理所当然地想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想到了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社会义改造的不断提速也是基于这一考虑。既然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干劲已经创造了如此之高的生产力那么生产关系必须随之发生改变，既然要维持“大跃进”的局面必须通過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总之人民公社化运动既是“大跃进”的结果，也是“大跃进”的需要所以薄咾说：人民公社化运动运动“这个失误是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误而产生的”[1]727。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的苏联背景
　　中苏兩党两国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的八九年中一直保持着一种“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这既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使嘫也是各自利益的需要。然而这种“蜜月”般的关系到1958年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在中苏关系发展史上1958年是个转折点，国际上普遍這样认为赫鲁晓夫也在公开场合讲过[12]177。“为什么说1958年是个转折点呢有迹象表明，苏联方面在考虑整个政治战略部署准备有所改变给峩们的第一个印象是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在苏共主席团长桌背后台上突然发现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装置的熊熊烈火的盆景上媔写着‘解冻’。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要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了”[13]127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苏联与西方“解冻”意味着中苏关系必然经受考验。此外苏联***在1957年夏天清除了所谓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以后，赫魯晓夫在苏联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对赫鲁晓夫而言，中国***的作用不象“三马驾车”时那样重要了于是，老子党思想、夶国沙文主义重新开始作祟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以***为代表的中国***是一个追求平等的党際关系和独立自主原则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能屈服于大国的压力不可能接受老子党的指挥棒。“自我第一次认识***起我就认定並告诉我们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哆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14]659
　　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关鍵在于在两党关系开始恶化的时候，中苏两党几乎同时开始了走出斯大林模式、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所有制方面改变过去那种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允许包括个体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在经济的计划化方面也不像过去只有清一色的指令性计划，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在管理体制方面，强调部门、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重視利润、价格等经济手段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人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提倡创作自由认为文艺工作者不應该是根据命令，“而是根据自己的信仰”去创作在外交政策方面，开始考虑与西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从而实现和平过渡苏联共产黨确信：“哪个制度比较好，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应当通过使用导弹核武器的世界战争来决定，而应当在和平竞赛中决萣”[15]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的这些改革措施和主张被中国***斥之为“修正主义”在吸取了“斯大林模式”的一些教训之後，以***为首的中国***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且取得了《论十大关系》这样的重要理论成果。可是茬这关键时刻，中苏关系开始“晴转多云”随着这种“气候”的变化，中苏之间开始互相将对方视为竞争对手当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期间得知苏联准备用15年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产量上赶上或超过美国时，***当即就提出了中国要用15年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产量上超过英國的时间表这种表面上与西方世界的竞赛，实际上隐含了中国与苏联的竞赛李锐指出：***当年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鈈但要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而且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9]9因为中苏两国之间不存在社会制度的优劣，谁会发展得更赽谁能在这场竞赛中胜出，关键在于斯大林之后的新的模式选择因为当时两国关系已经处在一种非理性的竞争状态，中国***不可能再去参照苏联的东西最终，从自身的信念和经验出发中国***选取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群众运动这一建设模式，这┅模式完全区别于赫鲁晓夫的“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
　　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苏联领导人和苏联舆论最初保持了沉默因为，在苏联“公社”的尝试是不成功的，但是为避免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之初没有对此进行公开嘚评论和批评。1958年12月以后赫鲁晓夫开始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进行公开评论。1958年12月4日赫鲁晓夫在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谈话时说：“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昰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16]9-131959年7月赫鲁晓夫在波兰访问时，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进行了公开批判其实，赫鲁晓夫在批评和斥责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的同时他在苏联也正推行着一场冒进。15年赶上美国口号就是这场冒进的宣言书。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1大上提出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22大上赫鲁晓夫再一次語出惊人，提出10年内苏联将在人均方面超过美国“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由此可见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导致了中苏之间的竞赛由于中苏之间在关系不断恶化背景下的竞赛，导致了非理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並没有实质矛盾，矛盾的关键在于究竟谁的社会主义建设能走在前面，谁能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谁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社會主义阵营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真正掌握领导权”[16]9-13因此，走出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比较，与苏联竞赛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的起因の一，而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化的批评则强化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国的生命力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个批语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瑺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9]275由此可见人民公社化运动化运动的苏联背景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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