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税务报》1版）

大江流日夜，青山托忠魂。

今年清明时节，有一家人在默默地祭奠着亲人：80岁的老母亲一遍遍摩挲着儿子生前的获奖***，轻轻地，像抚摸刚出生的婴儿；刚刚参加工作的陈鹤至和自己的母亲一道，一遍遍擦拭父亲生前用过的简陋书柜，小心整理着父亲留下的十几本日记。

今年“五一”前夕，营改增全面推开一周年之际，长丰县国税局的税务干部们分外想念自己的战友，想念为“国家工程”而奋斗的日日夜夜。

半年多来，有不少纳税人只要一走进办税服务厅，总是有意无意地找寻他们熟悉的，贴心人的身影……

他就是优秀税务干部，合肥市优秀***员，“中国好人”陈道玉。

坚守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今年4月20日上午9点多，纳税人陈长清来到长丰县国税局，一进办税服务厅，就习惯性地用眼光将办税柜台里外“扫”了一遍，正要向熟识的大厅人员问一句“陈科长呢”，心里突然一阵难过，“我才想起陈科长已经不在了……”说话时，这位曾与陈科长打了8年多交道的安徽金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主办会计再一次红了眼圈。

回忆将陈长清拉回6个月前的2016年9月18日，“上午10点半我到大厅时没看到陈科长，就随口问大厅的小姑娘他去哪了，对方回答说陈科长病了，神情语气让我感觉有点不安，但还是没有想到，再也见不到他了。”

陈长清口中的“陈科长”，是安徽省长丰县国税局纳税服务科科长陈道玉。那天，就在她到达前10分钟，陈道玉在工作岗位上突然昏倒，被同事和医生抬上救护车，第一时间送到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令人悲痛的是，虽经全力抢救，他却再也没有苏醒过来。而从陈道玉倒下直到深夜，他的手机屏幕依然不停地亮起，满屏都是纳税人咨询的税收问题。

安徽浩悦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董慧莲是当天最后一个打通陈道玉***的人。“上午9点半的时候我打***问，我们公司能否适用环保服务企业的***优惠税率，他答应回头核对政策依据后回复我。”可是等了两天，从不爽约的陈科长却一直没打来***。再次拨通他的手机，董慧莲得到的却是陈科长两天前出事的消息，“当时我就头皮一麻，心里特别特别难受。”

“2016年，长丰县国税局大事、难事、要事不断，既要推行金税三期工程上线，又要落实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政策，这两项工作本身就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再加上7月办税服务厅迁往新址，工作量增加了，人手不够，我们持续开启‘5加2’‘白加黑’的工作模式，陈道玉同志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长丰县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司家明说。

作为纳税服务科科长，陈道玉的工作任务尤其繁重。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前，凭借过硬的业务水平，他积极组织业务骨干，带领大家在模拟环境下对同一个业务要求，反复进行全流程测试。营改增期间，陈道玉又主动请缨，申请加入了县国税局营改增***员突击队。每天总是忙碌在办税服务最前沿，奔波在营改增工作第一线。“哪里有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他每天关注微信群动态，吃透系列政策文件精神。”同事吴晨佩说，大家有业务难题解决不了，只要找陈科长，疑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每天都要在办税服务厅了解工作动态，维持窗口办税秩序，现场解答各项咨询，往返地税机关处理衔接问题，做好对营改增纳税人的宣传。5月来临前的十几天，陈道玉和他的纳税服务团队连续加班加点，圆满完成了业务办理、数据维护、政策咨询和报表报送等工作。

“营改增前后那段日子，陈科长忙得脚不沾地‘连轴转’，经常连续几天不回家。”纳税服务科同事单宁回忆，2016年6月的一天，陈道玉在大厅工作时，突然感到心痛胸闷，气喘不匀，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催他去医院好好做个检查。结果他第二天去检查，开了些药就回来了。“他谢绝了医生让他马上住院检查的要求，总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心里只有忙、忙、忙。”

2016年9月18日是中秋节后上班的第一天，长丰县国税局办税服务厅的监控录像显示，当天早上7点，陈道玉又是第一个到岗。像往常一样，他在大厅内外巡查，检查电脑、叫号机和自助办税终端的运行状况，收拾遗漏在大厅台面上的纸屑杂物，与当天的值班领导交谈工作事项。单宁回忆说，当天上午10点03分，正在开会的陈道玉还在工作微信群里给她布置任务，让她查询两户纳税人的申报信息。但等她将查询到的信息发给他时，却再也没有收到科长的回复——长丰县国税局纳税服务科工号001的办税员陈道玉永远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7天后的9月25日，原本是因工作太忙，而一再推迟的为儿子陈鹤至举行婚礼的日子，却成了陈道玉的遗体告别日。他的二妹陈道凤痛哭失声：“大哥，我们一再催你把儿子的婚礼办了，你总是说，实在太忙，再等等，再等等，你还是没有等到啊！”

本报记者深入长丰县企业和税务机关，找寻这位被众口传颂的“陈科长”生前的工作生活轨迹。听着税务人和纳税人的述说，他的音容笑貌，一次次被还原，仿佛就在眼前，历历在目。

1964年1月，陈道玉出生在安徽省肥东县一个普通的农家。1986年，他毕业于安徽省财政学校，同年入职长丰县税务局成为一名税收专管员。30年来，他先后在造甲、陶楼、朱巷、下塘、双墩等乡镇及县局纳税服务科从事税务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很快进入角色，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优秀***”等荣誉称号，并荣立三等功一次。

他的大学学长、多年同事程家旺说，“道玉爱学习，特别勤奋，走上工作岗位后在笔记本上写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令人敬佩的是，他30年矢志不移，践行自己的座右铭，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道玉工作起来不怕苦、不怕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他在朱巷税务所承担4个乡镇的机动车辆营业税征收任务，虽然路难行、车难坐、税难征，但他几乎每天都走村入户，催缴税款，每年征收的机动车辆营业税高达100多万元。”多年同事和好友、长丰县国税局副局长李少怀回忆说。

“道玉为人正直，坚持原则。2006年他到下塘国税分局主持工作，当时村办砖瓦窑场生意红火。道玉坚持依法征税，承受了很大压力甚至受到人身威胁，还有很多求情送好处的，都被他严词拒绝了。”多年好友、同事崔兴武说，陈道玉顶住压力，公平公正地依法征税，一个月时间清理征缴砖瓦窑场税收50多万元，使当地的税收征管秩序得到规范。

依法征税刚直不阿，服务纳税人则满腔热忱。“道玉脾气好，有耐心，税务方面的政策法规都烂熟于心。”同事周世贵说：“有时候，纳税人提出的问题我们无法解答，就把道玉的手机号码留给纳税人，让他去解释。一起出去办事，就数他手机最忙，绝大多数都是纳税人打来的。”

对于陈道玉的“忙”，同事们有个“经典”的描述：“经常看见他一边接固定***，一边接手机，有时还要腾出手敲打键盘，眼睛盯着电脑屏幕。”

在办税服务厅，陈道玉就像大医院里的“名医”，前来办事的纳税人都喜欢找他。“他对一些新入行的小会计非常耐心，一步一步讲解政策和流程。有的纳税人自己不懂还跟他嚷嚷，我们在旁边很着急，他却从不发火。”经常向陈道玉咨询税收“疑难杂症”的合肥酷瑞财税服务有限公司的会计吴红燕哽咽着说，“听到陈科长去世的消息，我真的接受不了。”

“只要是企业正当的要求，再难再晚，加班加点，陈科长都会给你办好。”纳税人陈长清回忆，几年前的一个星期天，公司的一家外地客户坚持周一拿到***，企业只好向陈道玉求助，看能不能在星期天领***，“结果他二话没说，下午坐了一个多小时车来大厅帮我们办了。”

“打交道20多年，陈科长既热情似火又淡泊如水。”合肥江淮铸造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郑家福说，“上次我们计划与外单位合资成立新公司，我向陈科长请教新公司组织形式和纳税方式，他尽心尽力帮我们筹划方案，防范税收风险，避免经济损失。当我们提出请他吃饭时，他又一次谢绝了。认识20多年，请他吃一次饭的心愿再也不能实现了……”

 好好工作，清白做人，是陈道玉多年来一直秉持的家训。虽然家境贫寒，负担沉重，但他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家老母亲张有翠都不厌其烦地交代：“伢来，一定好好工作，家里再穷，咱也不能把公家的钱往回拿。”结婚27年来，妻子袁劲松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贴补家用。不少企业主动找到陈道玉，愿出较高的工资聘用袁劲松，都被他一次次拒绝。他对妻子说：“如果我把你送到企业上班，以后税收的事就理不清、道不明了。”对于丈夫的做法，妻子也给予坚定的支持：“家里的事我来做，你安心在外面工作。”

儿子陈鹤至说，由于家里经济紧张，爷爷又患了重病，加之个别纳税人在大厅无理吵闹责难，父亲也有郁闷烦心的时候，“他排遣的方式要么是帮着种种地，要么是写诗，然后睡一觉又去上班，从不会将困难和委屈告诉领导和同事。”

“他是一个优秀而高尚的人。了解他的背后有着那么多的不易，才能更加体会到他无私奉献精神的可贵！”2015年调入长丰县国税局、与陈道玉相处一年多的局长司家明一脸凝重、语气沉痛，“陈道玉身上集中展示了我们税务人不畏艰难、敢于创新、优质服务的作风。他把属于自己的时间都奉献给了纳税人，奉献给了税收事业。他的高尚品德，值得我们全体税务干部学习、传承、发扬光大。”

“现在网上有一些人总是批评社会风气不好、国家干部不好，那是因为他们没看到陈道玉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数年来一直通过QQ、***向陈道玉咨询税收业务的合肥鼎力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代账会计张佑云，与陈道玉素未谋面，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这位从事会计工作40年，头发花白的老大姐，心情久久难以平复，写了纪念文章，准备在网上发帖点赞，但没有成功。于是，她一次次拨打合肥市长***表扬优秀税务干部陈道玉，寄托哀思，“我不会用电脑上网发帖，只好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好人的支持和爱戴，希望政府能带着我们，一起弘扬社会正能量。”

传承 税务人接力前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陈道玉去世后，他的事迹深深打动了长丰县乃至合肥市的无数税务人和纳税人。告别仪式上，许多人站在他遗像前泣不成声，更有数以千计的网友留言悼念。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合肥市的领导也都分别就陈道玉事迹作出了学习宣传的批示。而更让人动情和欣慰的是，许许多多他生前的亲友、同事和纳税人，乃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已默默接过陈道玉的接力棒，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来纪念陈道玉，传承陈道玉精神。

陈鹤至告诉记者，父亲去世后，亲人们悲伤之余，郑重相约：再困难也不给组织添麻烦！亲人间也更加相亲相爱。2017年春节，50多位亲朋在肥东县农村老家相聚，吃了顿年饭，“村里出了我爸这么一个人，乡亲们提起来也感到面上有光，都觉得以后做事可不能丢他的脸。”

单宁是2015年参加工作的税务新兵，她和年轻的伙伴们在陈道玉去世后的这段日子里快速成长，“以前遇到难题我们都会推给陈科长，他就像家长一样指导和呵护着我们。”她说，科长的离世让纳税服务科的年轻人突然间失去了倚靠，也让他们学会了独立、坚强和承担。“再没人早来晚走替我们做准备和收尾工作，再没人挡在前面替我们解决纳税人的‘疑难杂症’，于是大家自觉地开始早上班、晚下班，更加自觉地学业务。”记者了解到，陈道玉去世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原先他领导的纳税服务人员都已成长为长丰县国税局的业务骨干，其中有人获得省、市级“纳税服务之星”称号，有人成为系统岗位学习标兵，有人成为金税三期工程上线工作先进个人……

长丰县国税局局长司家明和副局长李少怀都感到，陈道玉去世后，局里早到晚走的干部多了，发牢骚说怪话、叫苦叫累的人没了。“虽然大家嘴上不说什么，但是心里都拿自己的表现跟陈科长生前的奉献做比较。一比较，委屈就没了，动力就来了。”司家明介绍说，从陈道玉去世后到现在，长丰县国税局共获得国家、省、市级各类奖励和荣誉称号12个，全局85名干部里有50多人次获得省、市税务系统及政府部门的奖励和荣誉称号，多项工作取得可喜成绩甚至重大突破。

陈道玉的精神，甚至影响到了他生前服务过的纳税人和采访他事迹的媒体人。多次与陈道玉打交道的陈长清说，陈科长做人做事的态度深深影响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现在，即使面对分外的工作，我能做就做，看到同事有困难，也是能帮就帮。做人要像陈科长一样坦坦荡荡，不斤斤计较。”《长丰报》记者杨慧是第一位采访陈道玉事迹的媒体记者，她被他的情怀和人格魅力深深打动：“我们媒体常说‘永远在路上’。为什么永远在路上？就是因为我们的税务系统有很多很多像陈道玉这样的人爱岗敬业，默默奉献，就是因为我们各行各业有更多像陈道玉这样的人爱国爱家，默默守节，所以，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才无法停住脚步。”

而在陈道玉生前所在的上级领导机关合肥市国税局和安徽省国税局，学习、践行和传承陈道玉精神的行动也早已开始。在合肥市，全市所有国税办税服务厅都设立了“学习陈道玉示范岗”，大家自觉以陈道玉为标杆，擦亮窗口，赢得纳税人广泛赞誉。在2016年度全国纳税人满意度调查中，合肥市国税局位列全国省会城市第11名，比上年大幅提升11个位次。安徽省国税局领导在痛失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之余，又再次将目光转移到为基层税务干部和纳税人减负的部署上来，提出了逐步建立网上办税为主、自主办税为辅、实体办税服务厅兜底的办税模式。如今，全省占窗口业务量比例约80%的申领***、******和外出经营证明办理三项业务，已全部实行网上办理或自助办理，纳税人办税“只跑一趟”或“一趟不跑”成为新常态。与此同时，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安徽省国税局还向全省国税干部发出向陈道玉学习的号召，一批批“罗新兵志愿服务队”“马琴办税服务室”“好人吉权”志愿服务队等纳税服务团队如雨后春笋般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千千万万名税务干部在继续着陈道玉未竟的事业和追求。

本次采访将结束时，合肥市全盛兴汽车模具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纵晓波告诉记者，不久前的一天，她和同事曾专程为长丰县国税局送来鲜红的锦旗，感谢该局干部陆静、杨扣云冒雨加班为企业办理***专用***认证业务，“这种想纳税人所想，急纳税人所急的精神让我们又看到了陈科长的影子。陈科长没走，我们希望他永远不要走！”

　　【好了疮疤不忘疼】安徽往事（长篇连载）

　　第1章 安徽省狂热大 跃 进（1）

　　1951年起，曾书记长期担任中 共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及“大 跃 进”之前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在一点成绩面前，曾书记却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对人民的疾苦自然也就不那么敏感了。

　　１９５７年９月，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 跃 进”的纲领。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 跃 进”的口号。

　　１９５８年５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大 跃 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

　　曾书记在“大 跃 进”中是疯狂的。他紧跟主席的步伐，不恤民力，推波助澜，把个安徽省整个变成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试验场。

　　他执掌下的安徽同样在农业上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荒诞口号，大放特放虚假的“高产卫星”，并不顾实际情况强制发动“大办人民公社”运动，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在全省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在1958年的抗旱工作中，曾书记提出的口号更是过了头，《安徽日报》刊出的通栏标题写道：“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

　　主席看后都说：“搞经济事业跟作诗是两回事。什么‘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我就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是端过的，那个巢湖怎么端得起？”。

　　生产上的瞎指挥、虚报浮夸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在水利建设方面，提出了“三年实现淮北河网化、全省水利化”的口号，一窝蜂地上马许多大型水利工程。

　　施工中违反自然规律，盲目抢工期，造成极大的浪费，而巨大的土方任务更使农民苦不堪言。

　　在“大办钢铁”运动中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冶金系统盲目建设“小高炉”1260座，产品质量低，经济效益差。

　　同时在城乡掀起“群众性大炼钢铁”的“热潮”，白白耗费了大量资源、材料和人力、财力。

　　当时的安徽是极左的典型之一！

　　可以举两个当时曾沸沸扬扬很热闹过一阵子，至今人们还不能忘却的例子：

　　一是土法上马大办钢铁。

　　当然全国都在办，但安徽为此事引起主席的特别关注，不能不说。1958年9月，***曾来安徽视察，当***从安庆乘汽车到合肥后，9月16日曾给曾书记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

　　主席看到了什么, 使他这么高兴呢？当时省内报纸纷纷报道，原来主席沿途看到的，各地都在大炼钢铁，密密麻麻的全是炉火冲天地在用土高炉炼铁！

　　到处夜以继日的燃烧,不仅烧光了山上几乎全部的树木,甚至烧光了农民家里的门窗床板,而炼铁的原料竟然有的是百姓赖以生存活命的锅盆等用具。

　　结果炼出什么来呢？只是毫无用处的废渣,又烧焦了的农田, 也耗尽百姓的体力。

　　主席对曾书记这么一夸奖,曾书记在安徽更加有恃无恐。在曾书记领导下，安徽省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炼钢炉”：

　　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将山上的树砍一些，推下山沟，然后把铁矿石、收来的铁器推下山沟。再砍一些树推下去，再堆一些铁矿石、铁器，这样堆上三、四层，直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烧上几天。

　　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处是烧出来的铁疙瘩、还有没烧完的树木，没烧到的铁矿石、铁器。

　　于是调动人马，将铁疙、铁器选出来，敲锣打鼓，运到党委去报喜：炼出了多少多少吨“好钢”，放了多大多大的“钢铁卫星”。

　　消息传到四川，不甘落后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政委连忙派人到安徽去考察、学习。

　　考察的人回来把情况一汇报，连“左”得不能再“左”的李政委都说：曾书记真是胡搞，这个搞法四川不能学。

　　大片大片森林被砍伐,大量资源被消耗浪费掉,老百姓在繁重的劳役中一天天被拖垮！

　　第二个例子是盲目兴修水利。

　　安徽省委一班人，曾经津津乐道过的，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也是得到了主席关注的。

　　1958年12月9日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主席曾在会上说：

　　“学习曾书记的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工作中，开始计划搞8亿土石方，曾变成16亿，8亿是机会主义，16亿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没几天，又到了32亿了，16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最后到了64亿，我们把改变全国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我愿意当，当了有味道。”

　　八亿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什么？64亿又是什么？原来指的都是大 跃 进中兴修水利所挑土石方的总量。

　　发表于59年初某期红旗杂志上的数字,还是八亿八亿再八亿。

　　报刊上曾大吹大擂过一阵子，说是这些土石方，如果要铺成多宽多厚的路，可以从地球一直铺到月球！

　　说是天文数字真是名副其实。就说24亿吧,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为什么能把安徽几百万农民累死饿死？需要算算细帐的。

　　1958年安徽人口是3446万, 农村人口应是三千万左右,青壮年总数也就六七百万人吧,总不能全部去水库工地吧,还有大办钢铁那一档子事哩。

　　就算他有四百万人去水库,那二十四亿土石方,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每个人要负担六百立方土石方。

　　一立方土一般劳力大约要挑七八十担,湿土要挑上百担，随着水库挖的愈深，挑土的路也愈长，行走更艰难。

　　当时修水库施行机械化作业的地区，安徽除了国家投资的佛子岺水库梅山水库等之外，农村人民公社兴修水库，基本上都是土法上马，是人挖人挑的。

　　修水库一般在农闲水位低的季节，就算三个月吧，除去阴雨天，和各种杂事，实际挑土方的日子也就两个来月。

　　不能都去挑土，要有人挖土，有人开山，有人修路，有人做后勤，生病的乃至死亡的，尤其是到后期愈来愈多。

　　实际挑土人至多也就一半左右，那每人负担的土石方就在一百立方之上。

　　两个月一个人总量要挑一百立方土石，按每立方八十担计算，就是八、九千近万担，那每天就得挑上近二百担土石，即使是一天干上12个小时，也干不完！

　　不要忘了，当时农民手中早已家无余粮，靠公社食堂清汤寡水，都在半饥饿之中，大批人患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和干瘦症，把这样的饥民和病号，赶到如此繁重体力活的水库工地上，无异于催促农民们早死。

　　事实也是很多社员，特别是担负重体力活的青壮年，受害最深，很多人猝死在水库工地上。

　　更值得一说的是，这些耗尽农民体力乃至生命的水库工程，由于是土法上马，既无科学设计，又无钢筋水泥支撐，大部分皆毁于第二年春讯，形成次生灾害。

　　第2章 安徽省狂热大 跃 进（2）

　　最为严重的是，安徽省1958年至1960年三年实际粮食总产量仅为452.02亿斤，却“估产”为820.91亿斤。

　　“高估产”带来“高征购、高销售、高调拨”，把农村余粮征收殆尽，导致1959年和1960年安徽农村出现了大饥 荒。　　在曾书记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安徽许多地方都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亩产水稻13万斤的特大“卫星”，轰动神州，震惊世界！创下了世界吉尼斯“吹牛”最高纪录。

　　安徽也不甘落后，也不能落后！一颗颗“万字号”高产“卫星”相继放出。

　　一时间，“卫星上天，饿殍遍地”。吹出了高产，上面自然要下达高征购任务，粮食征缴后，饥 荒出现了。

　　安徽人民将这段痛苦时期称为刮“五风”，即“大 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刮“五风”时，安徽老百姓说：“解放前受难，吃饭；解放后享福，吃粥。”

　　说“吃粥”还是客气了，安徽的很多地方连树皮都吃光了！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兴起和失败》一书中介绍：凤阳县一年里发生人吃人事件六十三起！极左的安徽，当时是什么样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整人最凶，饿死人最多！

　　就整人而言，安徽的肃反反 右反 右 倾都是成就巨大硕果累累的。反 右抓了以省委书记李世农为首的高中级干部右 派之外，安徽抓的青年右 派按比例占全国之冠。

　　安徽省在继“反 右 派”严重扩大化之后，又进行了反 右 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关心民生的张凯帆等省委领导干部打成“反党集团”，使党内民主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省委第一书记曾书记不仅表现在搞－言堂，整肃异己方面，更重要的是猛刮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反瞞产私分，疯狂逼粮。

　　安徽百姓们尤其是农民体力耗尽，物质资源也耗尽，也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安徽风阳是明 朱元璋的故乡。这个县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合作化前有34户175人，30头牲畜，1100亩耕地，每年生产粮食18至19万斤。

　　1956年入了高级社，头一年收了16.5万斤粮食，卖给国家4万多斤。

　　之后23年再也没卖过。

　　到了1960年，小岗生产队只剩下10户39人，一头牛，100余亩耕地。

　　在三年中非正常死亡60人，76人背景离乡，寻找活路。

　　1962年“责任田”收回，只收粮食965斤，除留了900斤种子外，每人仅分到了一斤半小麦。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书记是把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抛弃地最彻底的领导人之一。

　　当然，在那个全党上下都不实事求是的时代，我们很难要求曾书记比最高领导人还要高明。

　　问题是曾书记在安徽大搞浮夸风是全国有名的,是创造性地发展了“左”的错误,其直接后果就是安徽在年饿死人的绝对总数（439万）列全国第二（仅次于人口总数比安徽省多一倍以上的四川省）,而饿死人的比例列全国第一。

　　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提供的数据,安徽省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年间,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万以上。

　　按全国平均比例看,安徽多饿死了200多万人。1959至1961年安徽省因饥饿而死的人数到底有多少，这点已很难说清了。

　　《安徽省志-人口志》承认有407万；《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显示：1958年底安徽人口为3394万（其中农业人口2908万，非农业人口486万），1961年底为2988万（其中农业人口2550万，非农业人口438万），净减406万。

　　对此，曾书记难辞其咎，他后来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人民犯了罪”！１９６０年３月，周恩来接到一封署名“一位不愿署名的政协委员”的来信。

　　信中反映：安徽和县和无为县粮荒严重，曾发生饿死人事情，有些农民逃亡在外，有的抛弃儿女，干部作风恶劣。曾书记在安徽搞得不少安徽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乞丐之乡”在安徽的“曾书记时代”得到了最大的诠释。严重缺粮和饿死人，这种事对于一个国家及其领导人来说，非同小可。接到信的周恩来立即批给曾书记，请他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

　　无法证实曾书记是否答复了周恩来，但安徽的严重饥 荒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才被揭露。

　　曾书记在安徽工作的最后四年（），安徽省粮食产量逐年下滑。1961年降到最低点，比1949年的639万吨还要少10万吨！

　　难怪最后三年安徽饿死那么多人，而此时安徽的人口比1949年（2787万）增长了五分之一。

　　安徽粮食生产的复苏,恰恰是在曾书记调离安徽以后（1962年2月,李葆华任中 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书记还算是有良心的。面对饥 荒遍野的惨状，他翻然转变。1961年4月提出在农村实行“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责任制办法。这实质上就是搞“包产到户”。

　　7月，主席路过蚌埠，曾书记在火车上汇报了推行“责任制”的情况。

　　当时已了解到饥 荒情况的主席听后同意他“试验”，于是他就放开胆子在全省各地大力推行责任田。

　　安徽搞责任田的成功很快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这使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情有独钟的主席心存忧虑。

　　12月，农村形势略有好转，主席要曾书记把责任田变回去，曾书记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再让群众搞一段时间吧？”曾书记的良心发现，应该予以肯定，但是他永远无法弥补他对安徽人民犯下的严重错误。

　　“大 跃 进”距今已40多年了，许多中老年人谈起来还心有余悸，现在青年人听了认为荒唐离奇，但这却实是历史事实。

　　正如中 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所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主席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 跃 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暗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