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湘雅和中信湘雅哪个医院好做三代有时间限制吗?


我国每年约有30万名试管婴儿诞生:走出生殖辅助误区
随着二孩、三孩生育政策相继放开,尽快提升出生率、提高人口质量不再仅是家庭事务,而是关系国家命运前程的重大决策。在我国,由于不孕不育发病率上升、高龄生育困难等各种因素,生育意愿与生育结果无法匹配的情况愈发多见。越来越多的有生育意愿的人士尝试通过人工干预的生殖辅助手段,生育后代。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每年开展辅助生殖例数最多的国家。我国每年约有30万名试管婴儿诞生,为更多家庭带来幸福与希望。生殖辅助技术的普及也始终伴随着苦恼和来自大众的误区。未来,消除认知误区、完善保障机制,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资料图:护士准备为患者注射促超速排卵药物新华网杨锘摄。来源:新华网
被忽视的“不能生”群体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人,处于较低生育水平。除了“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也是不少家庭面临的问题。目前我国辅助生殖需求仍然很大,是保障我国人口数量和质量的重要手段。
今年34岁的山东韩女士求子11年,过程历尽坎坷,精神和情绪数度徘徊在崩溃的边缘。最终,她和丈夫决定求助试管技术。今年4月,经过促排卵、取卵、移植等一系列艰辛的过程,韩女士终于怀孕。
根据北京大学乔杰院士团队的最新全国生殖健康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结果,2007年至2020年间,我国不孕发病率已从12%升至18%,每年约有30万名试管婴儿诞生。据统计,目前我国治疗的总周期数已超过100万周期/年,成功率已基本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有迈向更高水平的趋势。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底,我国经批准开展人类生殖辅助技术的医疗机构共523家。尽管如此,各地之间医疗资源仍待进一步平衡,上海、北京、广东等地的每百万人口体外受精治疗周期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治疗数量较低。
近年来,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推广,一些乱象和误区也频频出现,对公众健康乃至社会伦理构成威胁。例如,中部地区某知名医院生殖中心专家告诉半月谈记者,因为医院的生殖专科在全国名列前茅,吸引了来自周边省份的诸多患者,一些民营机构打起了“傍名牌”的主意,在医院边办起了真假难辨的多家生殖中心。有的民营机构借做试管婴儿之名,违规选择胚胎性别。有的患者做辅助生殖主要不是为解决生育困难,而是想人为获得双胞胎。还有的“黑机构”的小广告公然打出“求卵子”“提供代孕”等服务……
别让生殖辅助误区“误事”
从辅助生殖技术的开展来看,公众的生育观念正普遍趋于科学、理性。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兼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李蓉表示,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患者对生殖辅助技术存在认知误区,应当引起重视。
——及早筛查。一些患有不孕不育的夫妻在接受包括试管婴儿在内的辅助生殖技术前,往往走了不少弯路,其中很多人甚至忽略了婚检与日常体检。有临床医生表示,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花了很多钱寻求偏方,接受了非正规治疗,等到去医院做正规治疗时发现钱已花光。另外,试管婴儿技术并非“万能药”,比如在女性年龄超过40岁后,成功率会明显下降,显示出及早治疗的重要性。
——控制多胎率已成国际共识。近年来,生殖领域专科医生普遍发觉: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开,公众对试管婴儿技术的期待也在不断调整。由于植入的胚胎发育阶段不同、移植成功率不同等原因,每次往往会给女性移植1到2个胚胎,这就造成试管婴儿产生双胞胎的概率比自然怀孕更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借做试管婴儿的机会生“双胞胎”,甚至最好是“龙凤胎。”李蓉介绍,学界公认单胎妊娠比多胎妊娠更为安全,因此辅助生殖应尽量控制多胎率已成为国际共识。
——不必盲目追求新技术。近年来,不少民营辅助生殖机构和海外机构都打出“三代试管”等广告吸引客户。事实上,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即指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主要用于排查染色体异常和明确的家族单基因遗传病。“‘三代试管’对技术的要求很高,国内有资质开展治疗的机构并不多,且遗传诊断需从胚胎上获取少量细胞进行检测,也可能对胚胎安全构成一定潜在风险,因此没有明确的单基因遗传病或怀疑染色体异常的夫妻,不必盲目追求‘三代试管’,可根据医生建议因地制宜,并在怀孕后按规范进行产前诊断。”李蓉表示。
期待法律“高门槛”,补贴“低门槛”
按照治疗难度和方案的不同,辅助生殖技术的花费少则几万元,多则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为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李蓉告诉记者,生殖辅助治疗中,近两年可供选择的国产促排卵药物比例逐渐增加,打破了以往进口药物占主导的局面,能为患者节省约20%的费用。
随着全国各地生殖医学中心不断提质增量,更多患者首选就近治疗,来知名机构治疗的患者则多属于情况复杂难治,如此一来,优质医疗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应用。
“当下,我国的生殖辅助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尽管技术不断进步,但医学仍然有很多未知领域。”李蓉表示,在全部不孕不育患者中,有约5%到10%的患者始终找不到明确病因,即使采取了生殖辅助技术,一些人仍无法顺利生育。希望公众能够对医学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有正确的认识。
半月谈记者与许多尝试辅助生殖的夫妻交流后发现,当事人几乎都承受着来自经济和心理的巨大压力。其中约一半女性因治疗需求常年奔波在外没有工作,身体的痛苦和悲观的情绪导致家庭陷入阴霾。对此医患一致呼吁,倡导健康的生育观念,完善对生育困难群体的支持,增加对生育困难者的心理疏导与关怀尤为重要。
尽管目前辅助生殖技术没有被纳入医保,但在一些地方,对特殊困难家庭的关爱正通过公益援助等形式开展。例如,浙江、陕西通过设置公益基金等方式,对“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予以适当补贴。
近年来,一些非法机构动起了“代孕”等歪脑筋,部分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了“代孕致富”之风,对妇女身心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也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的通知,提出严厉打击代孕等违法行为。
此外,专家表示,辅助生殖技术禁止用于性别鉴定,是不能触碰的“高压线”。辅助生殖技术的开展会涉及诸多伦理与法律问题,相关部门应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和打击力度。
中国夫妇不孕率升至18%,三胎放开,辅助生殖民营玩家能否迎来新机会?
“大量外部资金在等着,想进入这个领域。”
三胎政策的出台,为本就火热的辅助生殖赛道添了一把火,相关概念股一度应声暴涨。
资本市场的反应,昭示了非公医疗在辅助生殖领域的野心。
2018年全面放开二胎时,辅助生殖曾经历过一段短暂的繁荣。如今,中国不孕不育人口已多达千万人,但辅助生殖仍被公立医院把控着90%的份额。
余下的10%的民营机构,和试图入场的后进者,在利好的三胎政策之下,如何与公立医院争夺日益扩大的辅助生殖这块蛋糕?
稀缺的牌照,是竞争的焦点。
为减少高门槛、耗时长的牌照获取成本,不少民营机构选择了“曲线救国”的路线。一些大型产业集团通过收购有牌机构成功进入辅助生殖领域;医疗专业水平欠缺的相关概念公司,则成了市场化投资人的“香饽饽”。
已有牌照的民营机构则在服务上做起了文章,在相差不大的价格下,更个性化的服务为他们争取到了一些空间;有一些机构还计划增加辅助生殖中的男科比重,以拓宽传统上侧重妇科的辅助生殖市场。
转变正在发生。近几年,辅助生殖机构已经开始从公立三甲,走向非公医疗机构或者说混合所有制机构的过程。处于辅助生殖业务第一梯队的医院中,仅两家是纯粹的公立医疗机构。
虽然牌照数量的放宽缓慢,三胎政策的效应仍需较长时间才能显现。但从业者对这一行业的远期发展充满期待,随着公众对辅助生殖或试管婴儿这项技术的逐步认可,民营机构有所作为的空间会更广阔。
01、稀缺牌照背后的生意
稀缺的牌照,是入场的第一道门槛。
截至去年年底,公立医院占据着国内辅助生殖的主导地位。536家持牌辅助生殖服务机构中,公立医院占90%,民营医院仅占10%左右。
“大量外部资金在等着,想进入这个领域。”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八点健闻。
不过,要想进入该领域,首先要跨过一个相当高的“门槛”——经省级卫健委批准,获得相关牌照(目前以试管婴儿牌照,即IVF牌照为主)。
牌照申请难度大、时间长,提高了后来者的入场难度。
辅助生殖牌照申请一般有四个核心环节,论证、评审、获取人工授精牌照、获取第一、二代试管婴儿牌照,以及申请第三代PGT牌照。正式获得第一、二代试管婴儿牌照约需要4到5年,获得第三代牌照,甚至长达10年左右。
漫长的申请时间之外,要获得并保住牌照,还需满足多个条件:必须是国家批准的三级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实验室负责人和临床负责人为高级职称;拿到牌照后,每年试管婴儿周期数、妊娠率须达到一定标准,且每2年校验一次,不通过即被暂停资质。
为了节省牌照的获取成本,较大规模的民营辅助生殖机构,选择并购拥有牌照的机构。而如果要用价格衡量,一个这样的牌照,在一线城市可能值四到五亿元。
2019年,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耗资5亿元,收购了当时业绩并不算突出的宝岛妇产医院。一位医疗投资圈人士透露,当时谈的时候(2018年),宝岛的业绩可能连1个亿都不到,但就因为有这张牌照,溢价非常高。“牌照的溢价很强。比如北京,只有三家民营医院有IVF牌照。2015年之后就没再发过牌照,还是很稀缺的。”
除了美中宜和,一些大型央企医疗集团,如华润、通用、国药,甚至诚通,以及大型民营妇产连锁机构,如和睦家等,也在寻找公立医院资产的同时,积极物色并收购已有牌照的民营辅助生殖机构。
“但这方面的资产特别少。尤其三胎政策放开之后,算是一个催化剂,对辅助生殖赛道起到了增强作用,虽然还不是很明显。”上述医疗投资圈人士表示。
在有限的医院资产之外,辅助生殖相关概念创业公司,比如近两年连续获得两轮融资的好孕帮,成为市场化投资人追捧的“退而求其次”。这些公司主做检查、筛查、教育,以及孕产妇体检,从而给大型医院如中信湘雅、北医三院等导流。
国家卫健委严格控制辅助生殖牌照发放,理由是:这种技术涉及医学、社会、伦理、法律等诸多问题。
今年年初,国家卫健委妇幼健康司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原则(2021版)》,并在同时发布的文件解读中指出:为保证这类服务的质量和安全,严防妊娠风险,确保母婴安全,新筹建的辅助生殖技术应规划在“具有较高妇产等相关专科水平和综合医疗救治能力的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或妇产医院”。
“拿到牌照的难度很大。符合条件的机构又大多是公立医院,毕竟民营医院达到三级的屈指可数。”一位业内人士对八点健闻分析。
陕西省去年核发的10个牌照中,已确定8家公立医院,民营机构要争夺仅剩的2个名额。
“其中有一家民营医院基本上已经落定可以拿到牌照,即便还没拿到牌照,也会被几个大产业集团争抢,这就是目前的现状。”上述医疗圈投资人士透露。
三胎放开后牌照数量会放宽吗?三胎政策放开后,理论上会刺激辅助生殖的需求,这会使得牌照的获取,更容易一点吗?
“三胎政策放开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市场上并没有很明显的表现。毕竟怀孕这件事有周期性,从备孕到生产还需要较长时间。”美中宜和医疗集团生殖健康部负责人李洋说。
不过,李洋仍然看好辅助生殖的市场空间。毕竟,受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等因素影响,全球的不孕症患者都在不断增加。
中国也一样。今年5月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知名生殖医学专家乔杰,在《柳叶刀》在线发表的一则报告中提到,我国的不孕率从2007年的12%上升至2010年的15%,2020年又上升到18%左右。
“大部分不孕症患者,通过简单的调理或干预即可正常怀孕。”李洋介绍,如果有器质性问题,比如输卵管阻塞、卵巢有问题等,才需要辅助生殖的介入。“不过,这个比例现在也是不小的。”
医学界通常认为,这一比例为20%左右。按此计算,中国不孕人口的数字超过了1000万。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一位在上海的从业者对此表示乐观:“上海在‘十三五规划’中,新增额度是两块牌照;而我听说,在‘十四五规划’里,可能会新增6块牌照。”
另一位从业者,则认为机会仍然渺茫。他指出,以北京地区为例,北京卫健委近日印发的规划提出,到2025年可增设三家,这较为符合国家卫健委的规划指导原则。“北京有2100万常住人口,现有12块牌照,已经比较符合现有人口数量。”考虑到北京“还承担着部分外地疑难重症患者的诊疗任务”,本次才会提出增设辅助生殖机构。
按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原则(2021版)》,每个省份的辅助生殖牌照发放数量主要根据两个标准来确定:一是区域内人口数量,每230-300万人口一个牌照;另一个是未来该区域内辅助生殖的需求量。满足其中一个就可以适当增加牌照数量。
“还是要看区域,”一位医疗圈投资人士认为,“上海的牌照数量可能会增加,因为上海本身有牌照的医院不多,但需求量很大。广州的牌照已经高负荷,大概有六七十张,应该不会再发了。”
长远来看,三胎政策确实会增加辅助生殖需求的数量,但需求的释放是缓慢的。业内人士认为,牌照数量的放宽也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而民营辅助生殖机构,要和公立医院竞争有限的牌照,在满足硬性标准之外,还要让位于有优先权的公立医院。“类似于排队,先让公立医院拿到,然后才轮到民营医院。”投资人士称。
申请试管婴儿牌照需三级医院以上。而在全国约400家民营三级医院中,能满足负责人中高级职称标准和基础设施标准的,大约在30%至40%,也就是六七十家。
民营医疗机构之间有明显的梯队差异,有能力拿到牌照的都是当地的龙头民营医院,甚至可以跟头部公立医院比肩。“比如,东莞的东华医院、康华医院,都是港股上市公司。类似于这种层次的医院才拿得到辅助生殖牌照。”
已被美中宜和收购的北京宝岛妇产医院原为二级医院,其诞生背景较为特殊,是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签署背景下建立的两岸合资妇产医院,所以在牌照上享受到了一定的特殊待遇。
三胎政策的影响还需要较长时间才会显现,而辅助生殖赛道一直颇受资本市场追捧。未来,民营机构在牌照争夺的竞争将更趋白热化。
02、拿到牌照后,仍有获客难题
赢得了牌照的竞争,等待民营医院的,还有同公立医院之间患者的竞争。
“其实,(社会整体的)生育意愿在下降。所以,全国范围来讲,好多生殖中心连获客都是个问题。”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中国人的传统,就医还是会往公立医院去。例如,在上海辅助生殖生意比较好的,还是九院、仁济等公立医院。”他表示,不少有牌照的非公医疗机构,即使有好的专家和技术,客流都比较少。“民营在这一块,很难做。”
辅助生殖行业通常以一年里完成的“周期数”为单位,衡量一个生殖中心的体量。常用的单位“取卵周期“,是指从取出卵子开始,到卵子与精子结合产生胚胎的过程。
年周期数过万的医院,可算是辅助生殖业务量第一梯队。它们主要包括: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锦欣集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爱维艾夫等。
而全国范围内,不少拿到牌照的民营医院,一年都只能做几百个周期数。
辅助生殖在非公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中,价格没有太大的区别,一个取卵周期一般都是3万到5万。而非公医疗的产科定价,通常比公立医院高出许多。
这是因为,产科已变成拼服务的科室。
“公立医院服务肯定不如非公医院的,对吧?”李洋分析,“能接受(私立产科定价)的消费阶层,基本上都是在追求服务。毕竟生孩子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大风险,也并不是那么高技术门槛的。”
但辅助生殖与产科不同。“所有客户最关注的,肯定都是成功率。”李洋说。
在这方面,已有多年口碑的知名公立医院和知名医生,往往更容易得到患者信任。
民营生殖医院要吸引患者,首先要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以确保成功率。
辅助生殖的技术水平由两种人才决定:医生和胚胎学家。
在门诊,医生会根据客户具体情况做判断,做出诊疗方案;当卵和精子取出来之后,后期操作都在实验室里,由胚胎学家来完成。
在实验室环节,胚胎学家的水平、与接诊医生之间的配合都是重要条件。实验室的环境要保持无菌,对温控、湿度的要求非常高,还需要配备高精尖的仪器设备。
一位业内人士也表示,辅助生殖对技术水平要求很高,而实验室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部分民营机构在这方面可能有欠缺。他说,一些生殖中心是妇产科医生为主,缺乏懂胚胎的人才,成功率就会受到影响。
此外,有了技术水平之后,缺乏知名度和推广能力,仍是许多民营辅助生殖医院面临的重要问题。
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民营医院,是“辅助生殖领域第一股”锦欣生殖。
锦欣集团通过收购和自建,旗下已拥有五家辅助生殖中心,包括成都西囡、深圳中山、武汉锦欣,以及两家在海外的医疗中心。得益于港股上市的先发优势,锦欣生殖有大量的资本可用于并购,并能利用自己知名度为旗下医院导流。同时,手握大笔资金的锦欣,还用股权激励等方式吸引高水平医生加入。
03、民营的出路在何方?
在公立机构具有传统优势下,民营机构的出路在何方?
“客户第一关注的肯定是成功率,首先这方面要做好。在此前提下,不少客户还追求服务体验,会选择服务理念和就诊体验度更好的医院。”李洋说。
他举例说,公立医院的服务流程可能没那么快,“比如一个胎心监测可能要等很久才能做到”。
他说,收购宝岛妇产医院并更名为美中宜和北三环妇儿医院后,美中宜和对其做了医生团队、实验室设备、管理服务流程等多方面升级。“现在我们的北三环院区,2020年比2019年周期数和病人数基本都翻了一倍。周期数由前年的500多,增加到去年的1千多。”
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生殖中心还强调取卵过程的优化。“我们利用女性正常的生理排卵周期,不用药物或少用促排卵药物,每次只采集一两个正常卵子,更好地避免了取卵对身体的伤害,防止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发生。这种方案虽然获得成熟卵子的数量少,但质量高,最终累计妊娠率仍然高。”该中心医生刘颖介绍。
还有从业者计划推动辅助生殖中男科比重的增加,爱佰科技创始人陈斌忠就是其中一个。爱佰科技是一家专注AI和大数据在生育力健康领域应用的公司。
从性别角度来看,不孕不育症发生的原因有50%来自男方,仅有30%来自女方,还有10%来自男女双方,另有10%来自其他因素,如环境问题。其中,男方最常见的问题是精子精液异常。
而传统的辅助生殖过程,往往强调卵泡质量,对精子要求很低。“有多少个生殖中心的大夫都清楚跟我讲‘没事,男的有一个精子就行’。”陈斌忠说,但精子质量差必然导致受孕的成功率低。因此,他认为专攻男科的辅助生殖医院,应该有大量市场。
锦欣则在计划进一步并购的同时,致力于“牌照价值最大化”。争取更多原公立医院的知名医生,是其策略之一。
有业内人士称,辅助生殖在公立医院的地位比较边缘,往往只是妇产科下面的一个小科室,医生到民营医院后可能资源会变多,因此比较好的民营医院“挖角”相对不会特别难。
“民营机构在中国辅助生殖要走的路还很长。”一位业内人士评论,“现在要踏踏实实做一个中心,生存还是会比较艰难,除非去做一些大规模的资本化运作。但那样的话,重心其实会偏掉的,会偏向资本。所有的投资都需要有回报,还有时间限制。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实辅助生殖领域,已经开始了从公立三甲,走向非公医疗机构或者说混合所有制机构的过程。”李洋说。
“全国周期数过万的医院中,除了北医三院和上海九院之外,其实已经没什么纯粹的公立医院了,大部分都变成了混合制或非公医疗。”他分析,全国周期数最多的山大附属生殖医院和中信湘雅,都有外部资金进入,已经属于混合所有制医院。锦欣、爱维艾夫等也都不是公立。
近几年,中国辅助生殖技术总周期数已超过每年100万。“前些年还是80万。”李洋说,这个数字在逐年增长,“随着对大家对辅助生殖或对试管婴儿这项技术的逐步认可,会越来越多。”因此,他对这个行业充满期待。
他希望辅助生殖能纳入医保。“这样,可能大家能更快接受这项技术。在有些国家,比如日本,它就属于医保可报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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