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姚枝仲
　　【摘要】2020年世界经济受新冠疫情冲击，绝大多数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同时，世界贸易显著萎缩、国际直接投资断崖式下降、全球金融市场大落大起、全球债务水平快速攀升。2021年及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新冠疫情本身的发展趋势，全球价值链的调整，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预计2021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约为5.5%。
　　【关键词】世界经济 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 国际金融
　　
　　一、概述
　　2020年世界GDP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约为-4.4%、按市场汇率计算约为-4.7%[1]。这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最大幅度的产出规模萎缩。这次产出规模萎缩主要是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造成的。各国政府限制人员流动、关闭人员密集的活动场所等疫情防控措施，以及居民面对病毒威胁自发减少外出活动等行为，同时造成供给受限和需求减少，从而导致世界经济规模的大幅度萎缩。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六次名义GDP的萎缩，分别发生在1982年、1997至1998年、2001年、2009年、2015年和2020年。其中1997年至1998年的萎缩是由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2001年的萎缩是由互联网泡沫破裂引起的，2009年的萎缩是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1982年和2015年并没有发生经济和金融危机，其名义GDP萎缩是由经济增速和通胀率下滑以及汇率变动引起的。前五次名义GDP的萎缩，除2009年之外，均伴随着实际GDP的正增长。2009年世界实际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正增长0.01%，但按市场汇率计算负增长2.0%。唯有2020年这一次，世界名义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和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实际GDP均出现大幅负增长。可以说，新冠疫情带来的世界产出损失是空前的。
　　在上年度报告中，我们预计2020年世界GDP按PPP计算的增长率为2.9%，低于当时预计的2019年3.0%的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10月在预估世界GDP当年增长3.0%的情况下，预计2020年世界GDP增长率将上升到3.4%的水平。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组织也大都预计2020年世界GDP增长率会比2019年有所上升或者持平。我们是少有的在当时预计2020年世界GDP增长率会下降的机构。当然我们并没有预见到会有这么大幅度的下降，因为我们并没有预见到2020年世界上会出现一场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没有哪个经济预测机构预见到了这场疫情冲击。
　　二、世界经济总体形势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形势表现为八大主要特征，分别是：世界生产总值大幅负增长，失业率开始上升，通货膨胀率普遍下降，国际贸易显著萎缩，国际投资断崖式下降，全球金融市场大落大起，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涨跌不一。
　　（一）生产总值大幅负增长
　　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大幅下降，主要经济体实际GDP普遍出现大幅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世界GDP增长率比2019下降7.2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2020年GDP增速为-5.8%，比2019年下降7.5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为-3.3%，也比2019年下降7.0个百分点[2]。
　　主要发达经济体无一例外出现实际GDP负增长。2020年美国GDP增长-4.3%，比2019年增速回落6.5个百分点。欧元区GDP增长-8.3%，比2019年增速下降9.6个百分点，其中德国增速下降6.6个百分点至-6.0%，法国增速下降11.3个百分点至-9.8%，意大利增速下降10.9个百分点至10.6%。英国和加拿大的GDP增长率分别下降至-9.8%和-7.1%，日本经济增速下降至-5.3%，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总体上下降至-3.8%。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也出现了普遍的实际GDP负增长。经济最活跃的亚洲新兴经济体2020年GDP增长-1.7%，比上年下降7.2个百分点。中国和越南是少有的仍然保持正增长的国家。尽管如此，中国和越南也经历了大幅度的增速下降。其中中国GDP增长率从2019年的6.1%下降到2020年的1.9%左右，越南GDP增长率从2019年的7.0%下降到2020年的1.6%左右。除中国和越南以外，其他主要亚洲新兴经济体均出现负增长。印度GDP增长率从4.2%下降到-10.3%，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东盟五国的整体GDP增长率从4.9%下降到-3.4%。新兴与发展中欧洲经济体在2020年同样出现大幅度负增长，GDP增长率从2019年的2.1%下降至2020年的-4.6%。其中土耳其经济雪上加霜，其GDP增长率从2019年的0.9%下降至2020年的-5.0%，俄罗斯GDP增长率也从2019年的1.3%下降至2020年的-4.1%。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发展中地区，该地区整体GDP增长率从2019年的0%下降到2020年的-8.1%。其中阿根廷GDP增长率从2019年的-2.1%进一步下降到-11.8%。巴西和墨西哥GDP增长率分别从2019年的1.1%和-0.3%下降到2020年的-5.8%和-9.0%。中东北非地区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和油价持续低迷导致GDP增长率从2019年的0.8%下降到2020年的-5.0%。其中沙特GDP增长率从2019年的-0.3%下降到2020年的-5.4%。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也未能幸免，其GDP增长率从2019年的3.2%下降到2020年的-3.0%。
　　（二）失业率开始升高
　　疫情爆发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均处于历史低位。疫情爆发后，各国失业率明显上升。特别是在疫情爆发初期，不少国家均采取了相对严厉的防控措施，加上居民对疫情的恐慌，一些国家短期内出现了大规模失业。随着各国政府的经济救助政策不断出台，疫情形势好转，经济活动在疫情防控状态下逐步复工复产，部分国家失业状况有所缓解，但与上年同期相比，世界各国失业率均有所上升。且秋冬季疫情反弹，全球失业状况再次恶化。
　　美国出现大规模失业。疫情爆发初期，美国失业率从2020年2月的3.5%迅速上升到4月的14.7%，此后虽所回落，但到2020年10月仍为6.9%，相比2019年10月，上升了3.3个百分点。美国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2020年10月美国失业人数为1106万人，相比2019年10月增加了520万人。与此同时，美国就业人数大幅减少。2020年10月美国就业人数为1.498亿人，相比2019年10月减少了874万人。就业人数减少幅度超过失业人数上升幅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即在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过程中，部分劳动年龄人口退出劳动市场，不再寻找工作，成为自愿失业者。2020年10月，美国劳动参与率为61.7%，相比2019年10月下降了1.6个百分点。美国劳动市场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工资水平的上升。美国非农私营企业全部员工平均时薪从2019年10月的28.24美元提高到了2020年10月的29.50美元，平均周薪从971.46美元提高到了1026.60美元，涨幅分别为4.5%和5.7%。一般情况下，就业人数下降和失业人数上升意味着劳动需求减少，且劳动供给超过劳动需求，因而工资水平会出现下降趋势。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出现工资上升，是比较费解的。对这一反常现象，目前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美国政府对失业人员的补贴提高了就业的机会成本，且部分针对企业的救助是以保留就业为条件的，因而导致劳动成本上升；二是认为疫情主要导致低收入劳动者失业，留在岗位上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因而在统计上表现为平均工资上升了。
　　美国以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也出现了失业率上升。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开始恶化。欧盟整体失业率从2019年9月的6.6%上升到了2020年9月的7.5%，欧元区失业率从2019年9月的7.5%上升到了2020年9月的8.3%，英国失业率也从2019年9月的3.8%上升到了2020年9月的4.8%。日本是发达经济体中失业率最低的国家，其失业率也有所上升，从2019年9月的2.4%上升到了2020年9月的3.0%。另外，加拿大失业率从2019年9月的5.0%上升到2020年9月的8.1%。澳大利亚失业率从2019年9月的5.1%上升到2020年9月的6.8%。
　　新兴经济体也普遍经历了失业率上升的过程。疫情爆发后，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019年12月的5.2%迅速上升到2020年2月的6.2%，此后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逐步展开，失业率不断下降，至2020年9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已回落至5.4%。俄罗斯的失业率从2019年9月4.5%上升到了2020年9月的6.4%。阿根廷的失业率则从2019年6月的10.6%上升到了2020年6月的13.1%。南非在疫情爆发前就是失业状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疫情出现后其失业率从2019年9月的29.1%%进一步上升到了2020年9月的30.8%。
　　（三）通货膨胀率普遍下降
　　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率均有所下降，部分经济体出现了通货紧缩。疫情及疫情防控导致各国供给和需求同时减少，但是通货膨胀率普遍下降的现象表明，各国需求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总体上表现为总需求不足。
　　美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从2019年9月1.7%一度上升到2020年1月的2.5%。疫情爆发后，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至2020年5月，CPI同比增长仅为0.1%。受美联储迅速降息、无限量等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国政府强行推动经济恢复措施等影响，CPI从6月开始逐步回升，至2020年9月，CPI同比增长率回升至1.4%，但比2019年9月仍下降0.3个百分点。美国核心CPI和美联储用于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也表现出相同的变化。其中核心CPI同比增长率从2019年9月的2.3%，一度下降到2020年5月的1.2%，此后略回升至2020年9月的1.7%。美国核心PCE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从2019年9月的1.7%，一度下降到2020年4月的0.9%，此后回升至2020年9月的1.6%。
　　欧洲和日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欧元区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ICP）2019年10月同比增长率为0.8%，已经处于通货紧缩边缘。疫情爆发后，通胀率继续下降，至2020年8月，HICP同比增长-0.2%，且9月和10月均保持同比0.3%的负增长，通货紧缩已经显现。整个欧盟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ICP）也从2019年9月的同比增长率1.0%，下降到2020年9月的0.2%。欧洲总体物价水平接近于零增长。疫情进一步爆发很可能导致欧盟整体上进入通货紧缩状态。日本物价本已徘徊在通货紧缩边缘，其CPI同比增长率在2019年9月仅为0.2%，此后有轻微回升。疫情爆发后，CPI同比增长率再度下降，至2020年9月已至零增长。且其核心CPI从2020年4月开始出现-0.2%的增长，至9月，核心CPI同比增长率为-0.3%。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普遍下降，有个别国家2020年下半年通胀率回升较快。俄罗斯CPI同比增长率从2019年9月的4.0%下降到2020年9月的3.7%。巴西全国CPI同比增长率在2019年9月时为2.9%，2020年5月曾下降至2.1%，此后快速回升，2020年9月已达3.9%。印度CPI同比增长率在2019年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至疫情爆发前，已经从2019年1月的0.8%上升到2020年1月的8.8%。疫情爆发后，通胀率有所回落，2020年9月CPI同比增长7.3%。南非CPI同比增长率从2019年9月的4.1%下降到了2020年9月的2.9%。中国CPI同比增长率从2019年9月的3.0%下降到了2020年9月的1.7%，10月进一步下降至0.5%。通货膨胀严重的阿根廷，其CPI同比增长率也从2019年9月的50.5%下降到了2020年9月的36.6%。
　　（四）国际贸易显著萎缩
　　受中美两国经贸冲突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影响，全球国际贸易在2019年出现了萎缩。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国际贸易再次萎缩，且萎缩幅度显著扩大[3]。2020年一季度和二季度，世界货物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4%和-21.3%。比上年同期降幅分别扩大4.0和18.1个百分点点。排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世界货物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7%和-16.3%，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3.3和16.0个百分点。
　　中国最先受到疫情冲击，2020年一季度国际贸易额迅速下降，出口额同比负增长13.4%。二季度疫情得到控制后，复工复产迅速推进，尽管世界其他国家疫情相继爆发，外部需求受阻，但中国对外贸易仍然开始快速恢复，二季度出口额实现了0.1%的正增长。
　　美国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其国际贸易受到的影响也最为严重。2020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美国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0%和-29.8%。比上年分别下降4.4和26.9个百分点。
　　中美以外的世界主要地区和主要经济体也都出现了贸易萎缩现象。2020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亚洲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8%和-10.1%，比上年同期降幅分别扩大5.6和7.4个百分点。日本和韩国的疫情并不严重，但其对外贸易受到的影响仍然较大。2020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日本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4%和-23.7%，韩国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8%和-20.37%。欧盟货物出口总额2020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5.2%和-24.1%，比上年同期降幅分别扩大1.1和20.5个百分点。其中德国货物出口额2020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1%和-25.2%，比上年同期降幅分别扩大0.6和18.1个百分点。拉美地区货物出口总额在2020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7.3%和-19.4%，比上年同期降幅分别扩大2.3和15.0个百分点。
　　（五）国际直接投资断崖式下降
　　2019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为1.54万亿美元，比上年小幅上升3%[4]。新冠肺炎疫情中断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复苏势头。疫情不仅使投资机会减少，而且使已有的国际投资项目不得不推迟甚至取消。2020年上半年，全球FDI流入额比上年同期下降49%，其中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下降75%，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减少16%。联合国贸发会估计，2020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将比2019年大幅下降40％，2021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将在2020年的水平上进一步减少5%-10%。
　　分地区来看，2020年发达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额预计将下降25％至40％。其中欧盟下降约为30%至44%，北美下降约为20%至36%。亚洲发展中国家流入的FDI在2020年预计减少30％至45％。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非洲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流入FDI的降幅预计分别为40％至55％、25％至40％。转型经济体流入的FDI预计下降30％至45％。
　　新冠疫情不仅对当前的国际直接造成短期重大负面影响，还将对未来的国际投资造成长期负面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疫情期间关键医疗用品的短缺，实施了投资限制措施。2020年3月25日，欧盟委员会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对外国投资实施审查措施，防止因外国投资者收购、控制公司导致欧盟安全或公共秩序受到威胁。2020年3月29日，澳大利亚宣布对所有外国投资申请进行审查，并将审查时间由原来的30天延长至最多6个月。2020年4月17日，印度政府也宣布了新修订的外国投资政策，对来自与印度有陆地接壤国家的投资加强了审批。这些措施长期内不利于国际直接投资活动。
　　（六）全球金融市场大落大起
　　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后，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出现大幅震荡，美国股市四次熔断。各主要中央银行实施大力度货币宽松政策，并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进行救助，推动各国股市重新走高，在实体经济衰退过程中制造出了股市繁荣。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美元指数下行。黄金避险功能强化，金价大幅上升。
　　2020年3月9日至18日，美国股市在8个交易日内4次熔断，两周之内，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下跌25%、22%和20%。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股指也纷纷大幅度下挫。美联储迅速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1.25%-1.5%下降至0-0.25%，并宣布实施无限量宽政策。世界各主要中央银行也纷纷降息，甚至实施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加大量宽力度。全球主要股指不断上升，屡创新高。截至2020年11月16日，美国三大股指相比3月最低点涨幅均在60%以上。从2020年初以来至11月16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上涨5%、12%和33%；日经指数上涨10%；上证指数上涨9.5%。欧洲各大指数在3月以后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升，但并没有回升至年初的高点。
　　美元常常在国内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或危机期间显著升值。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一般都会伴随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而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时具有一定的避险资产功能；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金融市场动荡期间，美国境外资金会回流本土救助国内企业。2020年3月美股熔断和全球股市暴跌期间，美元指数再次迅速升高。从2020年3月9日至19日的几天之内，美元指数暴涨8%。此后，因美国成为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和实体经济受到的严重负面冲击，美元开始了较长时期的贬值过程。截至2020年11月16日，美元指数相对3月19日的高点下跌了9.9%，相对年初也下跌了4%。与此同时，世界各主要货币相对美元纷纷升值。从2020年年初到11月16日，欧元对美元升值了5.9%，日元对美元升值了约4.2%，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约6.3%。
　　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美元贬值，导致黄金价格大涨。伦敦黄金现货价格从2020年初的每盎司1500美元左右上涨至8月份的每盎司2063美元。此后金价虽有所回落，但截至11月16日，黄金价格仍保持在每盎司1888美元，相比年初上涨24.5%。
　　（七）全球债务水平快速攀升
　　受大规模经济救助和刺激政策影响，2020年全球政府债务水平大幅度攀升，且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水平上升幅度明显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从2019年的105.3%上升至2020的125.5%，一年之内提高20.2个百分点；政府净债务与GDP之比从2019年的76.7%上升至2020年的96.1%，提高幅度也接近20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总债务/GDP从2019年的52.6%上升到2020年的62.6%，提高约10个百分点，总体上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债务/GDP从2019年的43.3%上升到2020年的48.8%，提高约5.5个百分点。
　　美国政府总债务/GDP显著提高，2019年为108.7%，2020约为131.2%。日本政府债务状况继续恶化，政府总债务/GDP从2019年的238.0%上升到2020年的266.2%。从2014年以来，欧元区政府债务状况持续好转，其政府总债务/GDP水平一直处于回落过程中，但2020年再次明显恶化，政府总债务/GDP从2019年的84.0%大幅度升高至2020年的101.1%。欧元区所有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均显著上升，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重债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上升幅度更大。其中希腊的政府总债务/GDP从2019年的180.9%上升到2020年的205.2%，成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政府债务/GDP超过200%的高收入国家；意大利政府总债务/GDP从2019年的134.8%上升到2020年的161.8%，葡萄牙从117.7%上升到137.2%，西班牙从95.5%上升到123.0%。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债务水平总体上升幅度虽然比发达经济体要低，但其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较大，特别是那些债务水平本来较高且继续大幅上升的国家。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政府总债务/GDP超过60%国际警戒线且继续上升的国家数目，从上一年的7个增加到了22个，且有3个国家超过100%，分别是安哥拉（120.3%）、巴西（101.4%）和委内瑞拉（232.8%）等[5]。低收入国家政府总债务/GDP超过60%且继续上升的国家数目，从上一年的5个增加到了11个，且有4个国家超过100%，分别是刚果（104.5%）、莫桑比克（121.3%）、苏丹（259.4%）和赞比亚（120.0%）等[6]。这些国家隐藏的债务风险比较大。
　　各国企业债务在2019年和2020年均有所上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从2018年底至2019年底，全球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92%上升至95.1%，2020年一季度进一步上升至96%。发达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2018年的89.3%上升至2019年的91.5%，2020年第一季度进一步上升至92.1%。新兴市场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2018年的96.1%上升至2019年的100.7%，2020年一季度进一步上升至102.1%。疫情爆发引起的经济衰退将大幅度降低企业收入，到2020年底，全球企业债务水平还会大幅度提高。
　　全球居民债务水平在疫情爆发后反而有所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疫情限制了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救助缓解了居民收入下降，两方面因素导致居民储蓄大增，债务水平反而下降。2020年一季度末，全球居民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从2019年年末的61.6%下降到了60.5%，其中发达经济体从73.4%下降到72.1%，新兴经济体从43.1%下降到42.2%。
　　（八）大宗商品价格涨跌不一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2019年10月到2020年9月期间总体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大宗商品综合价格指数下跌了13.1%。大宗商品综合价格指数下跌主要是由燃料价格大幅下跌引起的，除燃料以外的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2019年10月到2020年9月期间，全球燃料价格指数下跌了31.3%，除燃料以外的其他商品价格上涨了16.5%。在燃料以外的其他商品中，食物价格指数上涨10.5%；农业原料价格指数上涨2.5%；矿物与金属类商品价格指数上涨20.9%，其中贵金属价格指数上涨27.3%，矿物与非贵金属价格指数上涨13.3%。
　　2020年的原油价格相对于2019年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受OPEC和俄罗斯没有达成减产协议以及新冠疫情影响，原油现货价格曾从2019年底和2020年初的70美元/桶左右的高点一路回落至15美元/桶以下。其中英国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于2020年4月21日跌至13.28美元/桶的全年最低点，阿联酋迪拜原油现货价格于4月22日跌至13.56美元/桶的低点。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现货价格更是在4月21日出现了-37.63美元/桶的负油价，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此后，由于OPEC与俄罗斯等产油国达成减产协议，国际油价有所回升，2020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在40美元/桶左右。2020年11月15日，布伦特、迪拜和西德州原油现货价格分别为43.2美元/桶、43.9美元/桶和41.3美元/桶[7]。
　　三、影响世界经济的几个关键因素
　　2020年世界经济受新冠疫情冲击而出现衰退，2021年世界经济仍可能在新冠疫情阴影笼罩之下，但经济活动会有所恢复，经济增速会有明显反弹。反弹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各国对疫情的防控能力有所提高，防控策略更加适当，防控物资的生产和准备也更为充分，疫情防控对经济活动的损害程度降低；二是居民和企业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更为充分，自我防范和适应能力更强，疫情期间从事经济活动的安全空间更大；三是疫苗的出现将遏制疫情蔓延并加速经济活动的恢复。2021年世界经济的恢复程度和增速反弹力度还取决于一些关键的因素，其中包括：新冠疫情本身的发展趋势，全球价值链的调整，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因疫情爆发而衰退，也将因疫情结束而恢复。疫情虽然对世界经济产生一些长远影响，但若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短期内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若疫情无法得到控制，甚至进一步恶化，则世界经济活动将持续受到疫情和疫情防控的抑制；且疫情持续时间越长，经济受到的长期损害越大，越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因此，未来一段时期，特别是2021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冠疫情本身的发展趋势。
　　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冠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在屡创新高。2020年9月，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每日30万[8]，而到11月，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数最高时超过每日65万例，新增死亡人数最高时超过每日1万例，相当于每分钟约450人确诊、约7人死于新冠病毒。疫情最为严重的美国，到2020年11月13日，创出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9万的新高，疫情处于失控状态。欧洲、拉美、非洲和亚洲也在秋冬季出现疫情再次爆发。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中国，也偶尔有零星病例出现。2021年新冠疫情会有多严重，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从目前来看，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2021年疫情控制取得有效进展。一是疫苗的出现并投放使用。当前已有多个疫苗研发在顺利推进并取得突破性进展，2021年疫苗投放使用是大概率事件，这将对遏制疫情扩散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疫苗研发成功和取得生产许可的时间、产能的大小和使用方式等均会对疫情趋势产生影响。二是拜登政府上台，有利于美国疫情控制，也有利于国际抗疫合作。
　　总体来看，2021年新冠疫情仍将会持续，特别是2021年春季还存在进一步爆发的可能。同时，新冠疫情在2021年逐步得到控制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但是疫情会不会在2021年完全消失，仍然是个未知数。疫情越早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增速反弹就会越强劲；疫情越严重，世界经济恢复就越难实现；且只要疫情没有消失，世界经济就难以得到完全恢复。
　　（二）全球价值链的调整
　　全球价值链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一直在调整。2021年及未来几年，全球价值链将在两大因素作用下加速调整，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关键因素之一。加速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一个因素是中美经贸冲突，另一个因素是新冠疫情。
　　中美经贸冲突中加征关税和美对华高技术企业打压均引起全球价值链调整。加征关税引起部分企业将生产活动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和美国等地，也有部分美国企业将更多的生产活动布局到中国。这种转移在2018年和2019年就已经发生过，2020年因疫情暂停。未来的转移压力取决于中美之间是否能尽快达成取消加征关税的协议。美对华高技术企业的打压对全球价值链调整的影响更为深远。若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企业进行持续打压，则中美之间在高技术领域的价值链将出现更大程度的分离，并引起全球价值链逐步分裂为两个体系甚至多个体系，而不是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新冠疫情使各国政府和依赖国际供应的企业均认识到外部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安全风险，供应链安全将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考虑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重要因素。安全因素将引起供应链朝着三个方向发展：一是更加自给自足的供应。各国政府和企业均可能将更多地供应链集中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二是更加多元化的供应。对于无法自给自足的供应，各国政府和企业可能有意识地寻求可替代的多个供应来源地，防范单个供应来源中断带来的风险。三是更加伙伴化的供应。部分国家之间可能组成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合作伙伴，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关系，为国际化的供应链提供更好的政治安全保障。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等新的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或者双边协定，有利于在区域或者双边层面发展跨国供应链。上述三个发展方向表明，考虑安全因素后，全球供应链中会有一部分向国家内部集中，但不会所有的全球供应链均成为国内供应链，全球供应链会因多元化和伙伴化供应关系的建立，继续在国际上扩张。越是紧张的国际环境，全球价值链越可能朝着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越是宽松和缓和的国际环境，全球价值链越可能朝着多元化和伙伴化的方向发展。
　　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将深刻影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生产与分工格局，也将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影响。
　　（三）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对外经济政策，破坏了稳定的多边经贸关系和多个区域及双边经贸关系，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世界经济增长均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将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对国际贸易投资和世界经济会带来新的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仍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关税战升级的风险下降。若中美能较快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甚至达成更广泛的开放型经贸协议，则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以及全球贸易投资均会受到积极影响，世界经济有望加速恢复。若中美之间迟迟达不成取消加征关税的协议，则不仅中美贸易投资将继续受到抑制，全球贸易投资和世界经济恢复也将需要更长时间。在与中国科技企业的竞争问题上，拜登政府是继续采取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和限制科技人员交流的方式，还是采取增强美国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企业竞争力的方式，对世界经济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前者不利于全球技术创新和世界经济增长，后者有利于世界经济创新发展。
　　拜登政府若致力于回到多边体系和通过区域协定来调整贸易投资政策，将对稳定全球贸易体系有一定帮助，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的贸易投资活动也可能受到积极影响。但若拜登政府在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中采取一些排他性的安排，在国际经济规则调整中设置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优势的条款，则国际贸易投资活动仍将受到抑制，世界经济增长潜力将受到削弱。
　　拜登政府还可能致力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这对全球绿色发展将起一定的正面作用，对能源效率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将具有推动作用，但将抑制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价格上升，并对石油出口国造成不利影响。
　　（四）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效果
　　新冠疫情造成的人员流动和经济活动受限导致大量居民和企业出现短期收入骤降甚至收入中断，各国政府和央行迅速采取了大力度的救助措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为应对疫情引起的经济困难，截至2020年9月底世界各国共推出财政计划11.7万亿美元，超过全年世界GDP的12%[9]。全球主要央行除迅速降息或者保持负利率和采取收益率曲线控制外，还实施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美联储甚至采取无限量宽政策，约2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首次使用量化宽松[10]。另外，央行直接对企业提供贷款、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政府债券等过去不被使用的手段被纷纷启用。财政货币政策得到极限式使用。
　　2021年可能有两种情况需要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一是疫情可能再次爆发，经济活动可能再次停顿，需要新的财政货币救助措施。二是疫情虽然逐步得到控制，但是持续时间较长，居民和企业受到损害的时间较长，特别是出现大量企业倒闭现象，经济难以得到有效恢复，需要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刺激。
　　然而，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将面临两大制约。一是财政能力的制约。2020年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已经大幅度提高了各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2021年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扩大政府债务受到的政治阻力会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美国、欧盟和一些主权债务余额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二是货币政策空间的制约。除中国等少数国家之外，各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均已处于利率下限附近，几乎没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量宽、直接给政府和企业提供资金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虽然看起来仍有空间，但若通货膨胀率上升较快，或对通胀率上升存在担忧，则会对其造成较大约束。美联储改变了货币政策框架，通胀目标由2%修改为平均2%，把容忍的通胀率提高到2%以上，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宽松货币政策的使用空间。但是，大量投放货币是可能提高通胀率和通胀率预期的。一旦通胀率或者预期通胀率较大幅度地超过2%，则宽松货币政策空间就会受到限制。
　　财政能力约束和货币政策空间约束会对2021年各国的财政货币扩张力度和扩张时机造成影响，并降低其救助和刺激经济的效果。
　　（五）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和大规模财政货币资金投放从三个方面极大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一是企业收入大幅度下降和企业债务大幅度扩张，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降低了银行和整个金融部门的资产质量。财政和货币救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能舒缓企业的财务风险，但一旦救助停止，或者疫情延续使得企业收入增长过慢，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就可能爆发，企业倒闭和破产潮还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冲击。
　　二是政府债务水平增长过快，主权债违约风险上升。特别是那些没有主权货币的重债欧元区国家，和那些债务水平本来就高、且再次快速上升的发展中国家，主权债违约风险尤其大。2021年各国仍需使用财政手段支持经济恢复，政府债务水平还会进一步上升。一旦某个国家出现主权债违约事件或者出现主权债融资难的事件，金融市场对主权债的信心就会受到较大冲击。这种情况既会造成金融市场动荡，也会制约各国进一步刺激经济的财政能力。
　　三是股市繁荣的实体经济基础不牢，股市下行风险较大。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市盈率分别从2020年初的22、24和33，快速上升到2020年11月16日29、35和69。其他主要国家股市的市盈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市盈率的快速上升反映了股价表现和实体经济表现之间的严重背离。2001年和2007年美国股市崩溃前，市盈率均出现短时期内的急剧上升，说明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股市繁荣是存在较大风险的。2021年实体经济会有所好转，这对股市稳定来说是有利的。但企业债务风险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可能降低，企业财务不可持续的风险可能爆发，这些不稳定因素也有可能造成股市震荡。
　　四、2021年世界经济展望
　　202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将强劲反弹，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5.2%，比2020年提高9.6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GDP整体增长3.9%，比2020年提高9.7个百分点。美国增长3.1%，欧元区增长5.2%，日本增长2.3%，比2020年分别提高7.4、13.5和7.6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整体增长6.0%，比2020年提高9.3个百分点。中国增长8.2%，比2020年提高6.3个百分点。印度增长8.8%，俄罗斯增长2.8%，巴西增长2.8%，南非增长3.0%，比2020年均有明显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按市场汇率计算，2021年世界GDP增长率为4.8%，比2020年提高9.5个百分点。其他国际组织也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提高。世界银行预测2021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4.3%，比2020年提高8.4个百分点；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4.2%，比2020年提高9.4个百分点。经合组织预测2021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5.2%，比2020年提高11.2个百分点。
　　我们预计，2021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5.5%，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约为5.2%，均比2020年上升9.9个百分点。2021年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反弹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好转和世界应对疫情能力的提高。我们的估计略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主要是考虑到三个因素：一是2020年四季度疫情再次爆发将再次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影响，2021年的增长基数相对更低。二是拜登政府上台有利于美国疫情控制、国际抗疫合作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三是从目前看来，疫苗研发相对较为顺利，有利于2021年的全球疫情控制，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的疫情控制。另外，考虑到2021年春季疫情仍有爆发的可能，且疫苗普及需要时间，再加上财政货币政策受到的约束和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风险，世界经济增速反弹乏力的风险仍然存在。
　　（本文选自《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21)，张宇燕主编，孙杰、姚枝仲副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

浮动汇率制度与“固定汇率制度”相对而言，一国货币对另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根据供求关系自由波动的汇率。当供过于求时，汇率就下浮;
求过于供时，汇率就上浮。1973年2月12日，美国宣布美元贬值10%，接着各国货币不再与美元维持固定比价而实行浮动汇率。从此，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就成为历史的陈迹。1978年4月1日起生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二次修改的协定，正式取消关于固定汇率制的条款，而代之以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此宣告了战后固定汇率制的结束和浮动汇率制的实行。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类型有：以政府是否干预区分，可分为自由浮动和管理浮动;
以汇率浮动的方式区分，可分为单独浮动和共同浮动。
简介
浮动汇率制度
(Floating Exchange Rates)是指汇率完全由市场的供求决定，政府不加任何干预的汇率制度。鉴于各国对浮动汇率的管理方式和宽松程度不一样，该制度又有诸多分类。
按政府是否干预，可以分为自由浮动及管理浮动。自由浮动：政府任作凭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决定本国货币同外国货币的兑换比率，不采取任何措施。
管理浮动：政府采取有限的干预措施，引导市场汇率向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向浮动。
按浮动形式，可分为单独浮动和联合浮动。按被盯住的货币不同，可分为盯住单一货币浮动以及盯住合成货币浮动。
特点
一，汇率浮动形式多样化，包括自由浮动、管理浮动、盯住浮动、单一浮动、联合浮动等。
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并不是纯粹的自由浮动，政府在必要的时候会对汇率进行或明或暗的干预。
三，由于汇率的变化是由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因此浮动汇率比固定汇率波动要频繁，而且波幅大。
四，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汇价成为汇率制度的组成部分。
制度
一、浮动汇率制度的概述
一浮动汇率制度涵义
浮动汇率制度
1. 概念：一国货币当局不再规定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比价和汇率波动的幅度，货币当局也不承担维持汇率波动界限的义务，而听任汇率随外汇市场供求变化自由波动的一种汇率制度。
完全任凭市场供求自发地形成汇率，而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的国家很少或几乎没有。各国政府往往都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或明或暗地对外汇市场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
⑴自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崩溃，1973年主要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浮动汇率制度却不是1973年以后才出现的新的汇率制度。
美国在1879年开始正式实行金本位制以前，曾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行过浮动汇率制度。在各国普遍实行金本位制以后，一些银本位国家的汇率仍然经常波动。例如，印度在1893年以前一直实行银本位制，印度卢比与金本位制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就经常随着金银比价的变化而波动。奥匈帝国的货币盾在1891年金本位制法案正式通过前，也曾一度处于浮动状态；甚至在1891年以后，仍有一段短暂的浮动时期。俄国的卢布在1897年实行金本位制以前，也曾经实行过浮动。
1919年 3月～1926年(1924年除外)，法国实行法郎完全无管制的浮动汇率制度。在30年代大危机时期英国曾于1932年底试行浮动汇率制。美国从1933年4月至1934年1月也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即使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时期，也照样有许多国家在其中某段时期实行过浮动汇率制度。
加拿大1950年9月实行浮动汇率，一直到1962年5月底再恢复为固定汇率，但1970年5月底又实行了浮动汇率。1971年5月，联邦德国与荷兰实行浮动汇率制。1971年8月美国政府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后，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实行浮动汇率，直到1971年12月“华盛顿协议(Washington
Arseement)”后，才恢复固定汇率。1973年初，又爆发了一次新的美元危机，各主要金融市场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马克和日元，金价上涨，外汇市场关闭。同年2月12日，美国政府再次将美元贬值10%，黄金官价从每盎司38美元提高到42．23美元。
美元第二次贬值后，西方各国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承认浮动汇率制度。1978年4月，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关于第二次修改协定条例”，正式废止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至此，浮动汇率制度在世界范围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种类
按政府是否干预来划分
浮动汇率制度
1．自由浮动或清洁浮动：指汇率完全由外汇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决定，自由涨 落、自由调节，政府不加干预。
2．管理浮动或肮脏浮动:指一国货币当局为使本国货币对外的汇率不致波动过大、或使汇率向着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动，通过各种方式，或明或暗地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3.联合浮动汇率：是指当一些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组成集团，在成员国货币之间进行固定汇率制的同时，对非成员国货币实行共升共降的浮动汇率。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欧元区。
按浮动程度或浮动方式划分
⒈钉住型或无弹性型。将本币按固定比价同某一种外币或混合货币单位相联系，而本币对其他外币的汇率随钉住货币与其他外币汇率的浮动而浮动。
⑴钉住某一种货币：于历史、地理等诸方面原因，有些国家的对外贸易、金融往来主要集中某一工业发达国家，或主要使用某一外国货币。
为使这种贸易、金融关系得到稳定发展，免受相互间汇率频繁变动的不利影响，这些国家通常使本币钉住该工业发达国家的货币。如一些美洲国家的货币针住美元浮动；一些前法国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法国法郎浮动等。截止到1994年12月31日，钉住美元的国家有23个，钉住法国法郎的国家有14个，钉住其他单一货币的国家有9个。
⑵钉住“一篮子”(也称“一揽子”)货币。一篮子货币通常是由几种世界主要货币或由与本国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的货币组成的。特别提款权是一种最有名的一篮子货币，它由美元、英镑、欧元、日元、人民币五种货币按不同的比例构成，其价格随着这五种货币的汇率变化每日都进行调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逐日对外公布。
其他一篮子货币的货币构成都是由实行钉住政策的国家自由选择和调整的。这种浮动有两个特点，一是保值，二是波动幅度小，汇率走势稳定。实行这种汇率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避免本国货币受某一国货币的支配。至1994年年底，钉住特别提款权的国家有4个，钉住其他一篮子货币的国家有21个。
⒉有限灵活型或有限弹性型。
一国货币的汇价钉住某一种货币或一组货币浮动，但与钉住货币之间的汇率有较大的波动幅度。
⑴钉住某一货币浮动。亦称相对于一种货币的有限浮动型：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允许有一定的波动幅度，这个幅度必须维持在所钉住货币汇率的2．25%范围内(超过这个幅度即为较
浮动汇率制度
高弹性人而前边讲的“盯住某一货币”型不存在汇价波动的幅度问题，即使有波动，其幅度也极小，一般不超过上下限1．0%。目前相对于一种货币有限度的浮动的国家有四个。针住一组货币浮动：称联合浮动或整体浮动，是指一些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组成集团，在成员国中的货币之间实行固定汇率并规定波动幅度，对其他国家货币则实行联合浮动，即浮动幅度保持大致一致。
这种浮动形式是由1973年3月欧洲共同体的六个国家(法国、联邦德国、荷兰、卢森堡、比利时；丹麦)以及非共同体的瑞典和挪威共同建立联合浮动集团开始实行的，它规定成员国货币之间仍保持固定汇率，其波动幅度限制在2．25%以内。当两个成员国之间的货币汇率超出这个限度时，两国中央银行就有义务进行干预。对于成员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则任其受市场供求关系而自行上下浮动，不加干预，但其浮动幅度保持大致相同，联合浮动。英国的英镑和意大利的里拉虽曾一度加入这个联合浮动体系，但在1992年9月份的欧洲金融市场动荡中退出。截止1994年12月底，参与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包括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荷兰盾、比利时法郎、丹麦克朗、爱尔兰镑、西班牙比塞塔、葡萄牙埃斯库多和奥地利先令。
⒊更为灵活型或高度弹性型。即汇率波动不受幅度的限制，以独立自主的原则进行汇率调整。
⑴根据一套指标浮动。指标因国而异，但大都是以本国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状况、消费物价指数及与本国贸易关系密切的有关国家物价变动的情况等作为调整本国货币汇率浮动的依据。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有智利、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家。
⑵较灵活的管理浮动。指一国政府对汇价的制度与调走有一定程度的干预。但这种浮动方式常常达不到预期效果，从而使汇率处于持续的波动之中。采用这种浮动方式的有中国、新加坡、韩国等32个国家。
⑶单独浮动。单独浮动是指一国货币不与任何外国货币形成固定比价，其汇率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实行浮动。采用这种浮动方式的有美国、日本、英国等58个国家。
上述根据浮动弹性分类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归纳的方式，易于被人们广泛地接受。
特点
浮动汇率制度
⒈汇率波动频繁且幅度变化剧烈。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各国政府不再规定货币的法定比价和汇率界限，也不承担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其波动之频繁、波幅之大是固定汇率制度下所远不能比的。有时一天彼动幅度高达5%以上，一周波动竟能达10%以上。一遇政治、经济形势变动，其波幅更大。汇率的频繁剧烈波动，对国际经济秩序带来了不稳定的影响。
⒉有管理的浮动是共性。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是不存在的。各国货币当局出于各种动机和考虑，都采取措施不同程度地对汇率的浮动进行干预，实际上都是管理浮动。只不过干预力度、干预频率大小有别。
⒊单独浮动是主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各种汇率安排中，单独浮动是主体，1994年已达 58个国家，占
IMF178个成员国的32.6%，形成三分天下具其一的局面。由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实行单独浮动方式，且它们对外贸易总额占整个世界贸易总额的70%左右，因此，它们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单独浮动是当前各种浮动汇率方式的主体。联合浮动的国家有10个，与单独浮动的国家一起，占IMF成员国的38．2%。这两种浮动方式的货币种类包括了当今世界上的多数主要货币和全部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故以上两种制度构成浮动汇率制度的主流。较灵活的管理浮动方式有32个国家，占18%，也是应予以充分重视的一种浮动制度。
⒋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在国际金本位制度时期，英镑是各国的主要国际储备；实行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后，英镑被美元取而代之。在当前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的国际储备除了美元、马克、日元外，还有英镑、法国法郎、瑞士法郎、荷兰盾等，出现了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格局。
三个要点
浮动汇率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发挥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二是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幅度，发挥“有管理”的优势；三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即从一篮子货币的角度看汇率，不片面地关注人民币与某个单一货币的双边汇率。
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就是要实现国际收支大体平衡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供求大体平衡时资源配置有效性高。如果供求不平衡，资源配置就难以实现最优。当总出口长期小于总进口，表明资源并未充分向出口部门配置，结果是外汇短缺，无法满足包括消费品和生产投资品在内的进口需求；当总出口持续明显大于总进口，就表明资源过多向出口部门配置，出口争取到的外汇无法通过进口消化，而是变为对外投资，当投资集中于境外低收益领域时，表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自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起，就已明确了基于市场供求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从实际考虑，由于经常项目中还包括收益，而收益和资本项目相关，所以在分析经常项目差额时，一般不考虑收益，而是直接分析贸易收支状况。鉴于数据的滞后，从数据的可获得性看，用海关口径的贸易收支更加直接和实际。
二、根据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平衡状况来把握对汇率浮动的管理
对汇率浮动的管理主要体现三个取向：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要应对国际国内市场异动，防止汇率过大波动和金融市场投机；二是汇率向引导优化资源配置、趋向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调整；三是与大多数企业在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的承受力相适应，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关闭和裁员。
根据均衡汇率决定理论，可将汇率看作经常项目差额或贸易收支差额的函数。如果函数关系是线性的，就可以根据差额情况相应地调整汇率。当然，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函数关系很可能是非线性的，因此汇率浮动过程中，要注重渐进、适度，根据国民经济的条件和国际收支的条件进行动态调整。
三、以一篮子货币作为汇率调节的参照系
汇率浮动主要是调节实体经济中的总进口和总出口，所以调节不能仅对一国的双边贸易状况，也不能仅看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从理论上看，最能代表贸易品国际比价的指标是实际有效汇率，即由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它既反映了美元和其他国际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的变化，也经过了对各国通货膨胀差异的调整。对货币篮子的构成存在多种意见，尽管要考虑贸易状况和参照资本流动等因素，但由于资本流动的规律性较差，因而总体上以贸易加权为主、适当加入其他考虑。具体选择上，有效汇率篮子中的货币应该多元化，以体现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在计算权重时，主要根据经常项目收支的情况，并结合资本项目收支和本国经济主体跨境收支的币种结构，选取与本国经济来往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以及经济交往中使用频繁的货币作为篮子货币。
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易变性的各种解释都把汇率看成一种资产价格，因而这些理论被统称为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的出发点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因为汇率是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因此根据定义，它是一种资产价格，汇率行为同其他资产价格(股票和债券价格)行为是一致的。资产市场分析法对汇率易变性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其一是“扩大效应理论”，即把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汇率易变发现看成是一种扩大效应，是汇率决定的弹性价格货币分析法的解释。根据这一理论，汇率是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因而汇率是由货币存量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由于货币需求是实际收入、价格水平和名义利率水平的函数，因此，汇率由货币市场均衡时的收入水平、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决定。在理性预期条件下，现在的汇率是所有将来预期货币供给、收入水平、利率水平、价格水平等基本经济因素“贴现值”的和。如果经济当事人预期将来的货币供给和收入水平等基本经济因素发生变化，。
其二是“超调效应理论”。超调一般指对于一个给定的扰乱，一个变量的短期反应超过了它的长期反应，随后会发生相反的调整过程。产生超调的机制是由于单调性变化而产生的振荡效应，产生这一现象的基本原因在于存量的持续变化需要流量的暂时变化。超调是资产价格的一般特征，但它在外汇市场上引起了超调的注意。卡塞尔在20年代就注意到了外汇市场上的超调现象，但他没有系统地分析这一现象。第一系统的汇率超调模型由多恩布施于1976年提出，对汇率超调现象的证明基本上是借用了化学中的拉查理瑞定理。汇率超调理论借用了该定理，认为汇率超调实际上是一种补偿行为，超调模型都假定一些名义变量在短期内是固定的(或者是粘住的)，例如，麦金农假定外汇市场缺乏足够的投机资金，弗兰克认为新的信息对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具有不同的效应，布朗森认为资产所有者面对外部扰乱不能迅速恢复其资产组合余额。在多恩布施的超调模型中，假定短期内价格是黏性的，购买力平价在短期内不成立，因此，资产市场能迅速调整，而商品市场调整却相对缓慢，经济体系的调整过程在短期内是通过资产价格，即利率和汇率进行的。假定货币供给量增加，在黏性价格条件下，会立即引起实质余额上升，国内利率下降，而国内利率下降导致资本流出，货币贬值。由于无抛补的利率平价条件总是成立，因而国内利率下降会产生将来货币升值的预期。对于给定将来升值的预期，货币贬值的幅度必须超过由购买力平价决定的长期均衡值，因此，在短期内，汇率超过了它的长期均衡值，但是，随着利率下降和货币贬值，商品市场会出现超额需求，推动价格水平上涨，从而削减国内货币余额，使国内利率上升，资本流入，货币升值，经济体系逐步达到长期均衡水平。因此，从一般意义上看，汇率超调是指对于一个给定的外部扰乱，汇率在短期内的反应超过了它的长期均衡值，随后会发生相反的调整过程，汇率最终回到长期均衡值。所以，根据超调理论，汇率易变性是汇率在动态调整过程中的一种短期行为。
其三是“投机泡沫理论”。根据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即使没有货币供给和收入水平等基本经济因素的变动，只要预期发生变化，汇率也会发生变化。汇率一旦脱离基本因素而变动，预期能自我强化，形成投机泡沫。外汇市场上的投机泡沫是不能由基本因素解释的汇率上升，投机泡沫主要依赖于一些市场心理因素。投机泡沫是一种理性泡沫，如果投机者是完全知道由基本经济因素决定的市场均衡汇率，即使现在的汇率高于均衡汇率，只要将来的汇率上升能补偿投机者承受的风险。投机者购买也是理性的，因为他知道价格在某一天会回复到均衡水平。如果所有的投机者都这样预期，那么，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个泡沫存在的概率。一旦形成泡沫，汇率上升会越来越快，因为汇率必须上升更快以补偿投机者所承担的风险。投机泡沫的存在说明，汇率有可能完全脱离基本经济因素而产生自我强化运动。
其四是“货币替代理论”。货币替代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经济当事人出于交易动机、投机动机和预防动机，都会持有国外货币。产生货币替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和经营，他们有强烈的动机使他们的现金余额构成多样化，以方便他们在不同国家的经营，减少交易成本。同时，投机者通过买卖货币获得利润，他们也要持有国外货币，以便得到流动性更高的国外资金，很容易同其他货币交换。另外，中央银行也持有用国外货币表示的国际储备，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和宏观经济。因此，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经济当事人有动机持有一篮子货币，以减少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各种货币在货币资产组合中所占的比重随每一种货币的风险和收益的变动而变动，随着各国外汇管制的放松，货币替代已成为浮动汇率制度下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存在货币和国外货币之间替代，这样就加重了货币贬值和升值的压力。货币替代弹性越高，汇率越不稳定，因为在高货币替代弹性的情况下，较小的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会导致汇率的巨大变动，因此，货币替代会加重汇率波动的幅度，使汇率更加易变。
其五是“新闻”理论。汇率决定的“新闻”理论认为，在外汇市场上，新的信息能引起预期的变化，预期的变化能很快在汇率中得到反映，因此，新的信息对汇率变动有决定性作用，这些新的信息就是“新闻”，即不可预料的事件。常见的影响汇率变动的“新闻”包括经济统计数字的发表、政治事件、新的国际货币安排、谣言等等。由于“新闻”是不可预料到的事件，因此，与“新闻”相联系的汇率变动是不可预料到的，外汇市场对信息的反映不是取决于这些信息是“好”还是“坏”，而是取决于这些信息比预期的是“更好”还是“更坏”，预期到的信息已包含在现在的市场汇率之中，汇率只对未预期到的信息作出反应。比如，当政府公布货币供给贸易差额等统计数字后，市场汇率的变化并不取决于这些统计数字本身的大小，而是取决于这些统计数字与人们事先预期之间的差额，这种“新闻”都会影响
汇率的变化。汇率决定的“新闻”理论反映了汇率的本质特点，汇率是一种资产价格，是在资产市场上决定的，具有易变性和不可预测性，在资产市场上，现在的资产所反映了对将来事件的预期，它对新的信息能很快作出反应，因而易变性是资产价格的内在特点。其六是“非理性预期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外汇市场上的预期并非都是理性的，从外汇市场交易的实际情况看，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外汇市场上各种不同的预期，根据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外汇市场交易的统计，全世界每天的外汇交易量高达4300亿美元，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报告同时显示，只有4．9%的交易是在非金融机构之间进行的，4.4%的交易是在非银行之间进行的，也就是说，进口商和出口商所占的比重很低。因此，外汇市场上的交易主要是银行之间的交易，而且交易量越来越大，这说明市场上存在各种不同的预期，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交易量，所以外汇市场上的预期并非都是理性的。在外汇市场上，不同的预期是由不同的预测方法引起的。在外汇交易中，普遍采用的预测方法是基础分析和技术分析。所谓基础分析，是指通过分析汇率变动的基本因素推测汇率运动的趋势，这些基本因素包括货币供给、利率水平、价格水平等因素，各种以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为基础所进行的预测都是基础分析。基础分析根据给定的汇率模型计算出汇率的均衡值，当市场汇率偏离均衡汇率时，基础分析者预期汇率最终会回到均衡汇率水平，这是汇率稳定的一个来源。技术分析又称图表分析，是指通过分析过去的汇率变动来推测将来的汇率运动趋势。图表分析者常使用的方法包括移动平均分析、动量分析等。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当市场指标(汇率指数、交易量或者某一特定的汇率变动率)从一个低点上升到一定比例时，交易者预期汇率会继续上升，当市场指标从一个高点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交易者预期汇率会继续下跌。图表分析者的预期被称为“赶浪头效应”，这是汇率不稳定的一个来源，由于技术分析所使用的信息仅仅是过去的汇率变动，而理性预期要求当事人利用所有相关的信息来预测将来的汇率变动，所以以技术分析所有相关的信息来预测将来的汇率变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汇率的易变性会加深理解，我们知道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汇率的大幅波动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会造成较大的冲击，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中国汇率制度目前尚不具备自由浮动的条件。目前全球经济并不平衡，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今后会有较多的调整，同时，国际资本流动性较强，中国经济体制还不能承受急剧的非秩序化调整。从理念上来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在宏观上要有管理，因此，汇率制度也应当是有管理的浮动机制。
影响
有利影响
防止外汇储备大量流失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当局没有义务维持货币的固定比价。当本币汇率下跌时，不必动用外汇储备去购进被抛售的本币，这样可以避免这个国家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
节省国际储备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随着外汇供求的涨落而自动达到平衡，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听任汇率由外汇市场支配，减少干预行动，国家需要的外汇储备的需求量自然可以减少。这就有助于节省国际储备，使更多的外汇能用于本国的经济建设。
自动调节国际收支
根据市场供求，汇率不断调整，可以使
一国的国际收支自动达到均衡，从而免除长期不平衡的严重后果。当一国国际收支逆差，本国通货就会开始贬值，这种情况对出口有回将同时分布在盈余国和赤字国身上。
维持经济政策的独立性
浮动汇率制度使各国可以独立地实行自己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各国政府为了维持汇率的上下限，必须尽力保持其外部的平衡。如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往往采取紧缩性政策措施，减少进口和国内开支，使生产下降，失业增加。这样国内经济有时还要服从于国外的平衡。在浮动汇率制度下，通过汇率杠杆对国际收支进行自动调节，在一国发生暂时性或周期性失衡时，一定时期内的汇率波动不会立即影响国内的货币流通，一国政府不必急于使用破坏国内经济平衡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国际收支。
减轻通货膨胀的影响
使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减少到最小限度。贸易上有密切联系的国家间容易通过固定汇率传播经济周期或通货膨胀。1971年至1972年发生的国际性的通货膨胀，就是同固定汇率制密切相关的。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若一国国内物价普遍上升，通货膨胀严重，则会造成该国货币对外货币汇率下浮，该国出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上涨便会被汇率下浮抵消，出口商品折成外币的价格因而变化不大，从而贸易伙伴国就少受国外物价上涨压力。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各国不得不经受相同的通货膨胀。
缓解
国际游资
的冲击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由于要维持货币的固定比价，会使汇率与货币币值严重背离，各种国际游资竟相追逐可以用来保值或用来谋求汇率变动利润的硬货币，这会导致国际游资的大规模单方面转移。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因国际收支、币值的变动等频繁调整，不会使币值与汇率严重背离，某些硬通货受到巨大冲击的可能性减少。在浮动汇率制下，资本外流会使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贬值。这种贬值又会使该国的生产者更容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利于国内经济政策的独立性。5．使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减少到最小限度。
不利影响
助长投机，加剧动荡
在这种制度下，汇率变动频繁且幅度大，为低买高抛的外汇投机提供了可乘之机。不仅一般投机者参与投机活动，连银行和企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1974年 6月，德国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赫斯塔特银行因外汇投机损失2亿美元而倒闭，其他如美国佛兰克林银行、瑞士联合银行等也都曾因外汇投机而导致信用危机。这种为牟取投机暴利而进行的巨额的、频繁的投机活动，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
汇率波动导致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使人们普遍产生不安全感。外贸成本和对外投资损益的不确定性加大，风险加大，使人们不愿意缔结长期贸易契约和进行长期国际投资，使国际商品流通和资金借贷受到严重影响。
货币战
加剧
实行汇率下浮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刺激出口，减少进口，改善贸易收支，进而扩张国内经济，增加生产和就业。浮动汇率可能导致竞争性贬值，各国都以货币贬值为手段，输出本国失业，或以它国经济利益为代价扩大本国就业和产出，这就是以邻为壑的政策。而实行汇率上浮政策，则主要是为了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减少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例如，从 1980年第四季度起，美元汇率上浮，到1983年
9月，美元对10大工业国的币值平均上升了46%。实行高汇率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急剧下降，1979年～1980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2%～13%，1983年则降为3．9%。据估算，1981年～1983年美元汇率上浮使美国通货膨胀率下降45%。当然，高汇率也不利于美国的出口，其间美国同西欧各国贸易逆差扩大，这又迫使美国加强贸易保护措施。使其与西欧和日本的矛盾和摩擦加剧。
具有通货膨胀倾向
浮动汇率有其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可使一国长期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而不必担心国际收支问题。因为其汇率的下浮可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
国际协调困难
浮动汇率制度助长各国在汇率上的利已主义或各自为政，削弱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加剧国际经济关系的矛盾。
提高了世界物价水平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基金组织对国际储备的控制削弱了，以致国际储备的增长超过了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增长所需的程度。所以总的来讲浮动汇率制度是提高了世界物价水平。
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外汇汇率上升时，使广在发展中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价格上涨，而这些产品又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所必需，故进口成本上升。外汇汇率下跌时，出口初级产品价格下跌，而初级产品需求弹性小，不会在价格下跌时使外贸收入增加，贸易收支得不到改善。浮动汇率还加剧了外债管理的难度，增大了风险。
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在特定条件下均能发挥好的作用，条件改变后其缺点可能又很明显或突出。当今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是防止浮动“过度”。从长期讲，以货币购买力平价作为浮动汇率的平均线，浮动幅度偏离均衡线就是“过度”。从短期看，要从货币资产的行市中去找均衡线，因为金融市场的行市变化快，对汇率的反应十分灵敏。
中国发展
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都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应当考虑介于两者之间的、较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较优的选择，是因为它吸收了浮动汇率制下汇率的灵活性和固定汇率之下汇率相对稳定性的特点，是一种较为灵活的汇率机制，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以及我国经济、金融未来发展的态势。首先，我国的经济金融市场还不完善，宏观经济预期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金融市场还不是完善、有效的市场，还不具备健全的金融法规、高水平的监管队伍、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良好的投资理念等条件。同时，在我国进一步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实际对外开放的程度也比较低，不能过高地依靠汇率对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因此也就不适宜采用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其次，我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还比较低：我国在贸易领域、投资领域还存在着较多的管制，人民币利率还是非市场化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价格就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因此货币当局需要对这种状况进行及时纠正，即所谓的有管理就十分必要。再次，目前人民币还未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因此也就不宜采取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但是，面对日益频繁的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我国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从长期来看，放松对资本流动和外汇管制是必经的过程，而且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大部分都采用了灵活的汇率制度，因此我国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科学的正确的选择。
我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管理表现在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被明确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里就一篮子货币而言，是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这里不仅有币种问题，更重要的是有权重问题。即使央行公布了其中币种的构成，但权重还是保密。参考一篮子表明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化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资银行的经济学家们热衷于计算出这一篮子货币中各币种的权重到底是多少，以为就此就可以掌握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走势，殊不知，即使计算出各币种的权重，但是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节只是参照调整，不是直接挂钩，而是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其灵活性和可控性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新体制为央行进行汇率调控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也正因为如此，同时增大了汇率形成的影响因素和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这就相对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同时又给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从而保证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这正是我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所在。
我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管理还表现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这里所讲的主动性，就是主要根据我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汇率改革要充分考虑对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这里所讲的可控性，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要在宏观管理上能够控制得住，既要推进改革，又不能失去控制，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这里所讲的渐进性，就是根据市场变化，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有步骤地推进改革。
半年多的实践证明，我国央行2005年年中开始的汇率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事实说明央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选择是科学的正确的。当年底，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汇制改革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也是充满智慧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出台时间才半年，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们不可能朝令夕改，老是变化，这个政策会长期保持下去，汇率政策不应该经常、随意地变动，这是很慎重的事情。”展望2006年，央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将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不断深化。
更多信息
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选择汇率政策的时候往往倾向于保持更稳定的汇率水平。学术界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害怕浮动”。害怕汇率浮动的国家一般会呈现出三个特征：
(1)拥有大量的国际储备；
(2)汇率的波动性很小；
(3)国内利率的波动性很高。
理由是，这些经济体在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方面还很不完善，尤其是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全，汇率的波动往往会较大程度偏离真实经济基本面，给国内的宏观经济稳定以及金融市场安全带来严重的负面冲击。中国同样具有“害怕浮动”的特征和理由：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依然非常脆弱，国内的金融机构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金融还有很大距离。同时，监管体制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很不完善，各种类型市场的发育还非常浅，这从根本上限制了金融市场为汇率制定合理价格的能力。浮动的汇率会对国内金融市场安全与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汇率制度。否则，缺乏足够的汇率避险工具，将给企业和居民带来巨大的汇率风险。另一方面，私人部门也不具备规避汇率风险的管理能力与经验。人民币走向更高频率的浮动，需要各种类型远期外汇市场的发展与支持，而外汇市场的发展则依赖于国内金融市场全面建设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