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振兴发展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序开展的轴心。中华传统文化既表征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又彰显着其特有的精神气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离不开中国佛教文化。

　　一．佛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即是儒、佛、道三家文化。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原本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但当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的土壤上经过消化吸收与创新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国佛教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三大主干之一。

　　儒佛道三教的融合，开始于汉魏南北朝（最早的雏型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牟融的《理惑论》），发展于隋唐，成熟于宋代，至明代达到高峰。三教各有所长，南宋孝宗在《原道辨》中云“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儒家谈仁者爱人，礼乐教化；道家尚道法自然，清净无为；佛家讲好善乐施，觉悟自在。三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深刻影响。

　　禅宗六祖慧能（也称惠能）是中国佛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将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结合，将其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记载慧能一生得法传法事迹及教法的《六祖坛经》是中国佛教史上唯一一部由中国人创作而又被尊称为经的佛教经典。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对中共广东省委陶铸等领导人谈话时曾说：“慧能在哲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能够提出高深的理论，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六祖坛经》有个偈子：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其中的“恩、义、让、忍”本是儒家的核心思想，慧能以一种虚怀开放的态度，将其吸收到禅宗里来，让佛教和儒家相生相融，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建立了禅宗。禅宗又直接影响了儒学由外而内的的转向，宋明理学由此而兴。而道教则参照禅林制度建立了自己的丛林制度，甚至将本来属于佛教的燃灯古佛、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人物一并吸纳进道教的神谱，使其变成了燃灯道人、慈航真人、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等等。

　　中国历史上众多文化名人都有三教融和的思想情愫。宋朝王安石作宰相时，厅堂里挂了一幅傅大士的画像，上面有佛印禅师题的一首赞诗：“道冠儒履释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忘却兜率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南宋时期《虎溪三笑图》，亦可作为例证，其说的是晋僧慧远居东林寺时，送客不过溪；一日陶潜(陶渊明)、道士陆修静来访，与语甚契，相送时不觉过溪，虎辄号鸣，三人大笑而别；后人于东林寺建三笑亭；唐英(年)题三笑亭联云:“桥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语；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如果与世界上其他几种的主要文明相比较，基督教、伊斯兰等文明只是一种单一宗教文明，而中华文明则以儒佛道互补为基本特征的复合结构，其三足鼎立，既有分别又互相支撑。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也历经坎坷，其主体民族也曾多次被游牧民族征服，由统一而转向分裂，但中华民族不但没有在分裂中解体，反而更加强大，并且中华文明还绵延几千年而不中断，其奥秘就在于三元一体的稳定文化结构。

　　但现在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在讲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时只注重儒家，而把佛、道排除在外，这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作为中华文化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佛教文化，是我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忽视并且是必不可少的宝贵文化遗产。

　　二．佛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契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十八大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24字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正式提出，体现了中华民族关注世界、社会、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干之一的中国佛教文化与其有多维度的深度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每一项，都可以在佛教文化中找到丰富的理论回应。吴言生教授在《佛教文化可以映证、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文中进行了很好的归纳，下文据此而行展开。

　　1.富强，指国家富足而强盛。

　　佛教思想中有非常鲜明的护国思想，出现了《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多部佛教经典，“护国”就是护佑国家的富足强大。在《般若经》、《法华经》、《菩萨本行经》及《华严经》等大乘经典中，都提出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思想，就是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自然条件极其美好、政治清明，没有战争、文明富强、美丽庄严的乐园，佛经中常称之为“佛国”或“净土”。因此，佛陀经常劝勉菩萨们以建立人间净土，实现庄严国土为己任，如《无量寿经》有“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菩萨本行经》云：“欲得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严净国土，教化众生，皆由精进而得成办”；《大方广佛华严经》说：“菩萨摩诃萨……教化众生，庄严国土，施作佛事，现大威德，无有休息”“普贤愿行诸佛子，等众生劫勤修习，无边国土悉庄严，一切处中皆显现”；《华严经论》有：“谨遵教典，大启法筵，仰祝：国基巩固，治道遐昌”。

　　佛教认为“植福富强”，“造罪贫弱”，“多饶财宝”，并主张富裕以后要把财富回报给社会。《佛说善生子经》中有“凡人富有财，当念以利人，与人同财利，布施者升天。”《大智度论》中有：“贫穷故自不能利益何能利他。若不利他则不能成就众生。若不能成就众生，亦不能净佛世界。”指出建设富强的社会，需要人人献出爱心。

　　2.民主，即是人民民主，其实质是以人为本，由人民当家作主。

　　佛教主张以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全民的利益。原始佛教非常讲求民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羯摩制度。《长阿含经》中有：“数相集会，讲论正义，则长幼和顺，法不可坏。”

　　早期佛教的僧团管理，依据戒律，执行教团制度的权力交由大众，凡僧团的重大事务事皆要会议，杜绝独断专行，凡事必经交付提案，大众集会讨论、决议，以多数表决通过，始能公布、实施，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这个议事过程称作羯摩。

　　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度的遗产》一书中，对佛教“三番羯磨”的民主会议制度，有相当详细的论述，因此塞德兰侯爵（Marguess of Zeiland）说：“我们今天国会制度的基阶，竟可从两千多年前印度佛教徒的会议中见到，真是令人惊奇不已。”

　　佛教非常强调以人为本。《华严经》云“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佛教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获得觉悟，人人皆可成佛。《六祖坛经》中，随处可见类似的句子，如“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前念迷则众生，后念悟则佛”；“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六祖慧能从一个大字不识的樵夫而成为中国佛祖，这些都是佛教民主精神的体现。

　　3.文明：文明包含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精神文明等诸多方面。

　　佛教的仁王、转轮圣王治国思想，是政治文明的阐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法华经》、《金光明经》并称为“护国三经”。佛经中将非常杰出的治世的帝王称为“转轮圣王”。《华严经》上说，真正治世的转轮圣王，功德和佛一样，是在家的佛，是十地菩萨转生的。当转轮圣王治理天下时，会用正法来治世，他所统治的国家，国土丰饶，人民和乐。

　　佛教的“依报（环境）随着正报（人心）转”思想，是生态文明的体现。“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的佛教缘起思想，充分说明了人与世间万物有着和合共住生、唇齿相依、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佛教强调众生平等与尊重生命的思想，尊重包括植物与动物在内一切生命形式，《大智度论》中说：“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梵网经》中说：“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佛教还特别重视心灵的环保，《维摩诘经》倡导“心净则国土净”，禅宗中有“净土在世间，莫向西方求”的论断。“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世界的净秽与否主要是看我们的心，心里清净，世界就会随着我们的改变而变得清净。

　　佛教的五戒、十善和四摄、六度等集中地反映出佛教精神文明的内涵。佛教主张勤修戒定慧，对治贪嗔痴，要求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的思想，并且还要“广修四摄六度”。“四摄”是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六度”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种大乘佛教修行的方法。契此和尚之偈“面上无嗔真供养，口里无嗔出妙香”，揭示了和颜布施、爱语布施在生活中的具体运用，体现了极高的文明素养。

　　4．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

　　和谐是佛教最为显著的特质之一，是佛教的核心价值和主要精神。佛教和谐的基本内容，就是人心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及自然的和谐。

　　佛教的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利和同均的“六和敬”思想是“和谐”理念的一个生动体现。

　　民间神话中的“和合二仙”即由唐代僧人寒山与拾得演化而来。在清代雍正帝正式封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这是佛教倡导“和谐”价值观的一个生动例证。

　　5.自由，指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发展的自由。

　　佛教是充满自由精神的宗教，佛教的自由包括个体解脱的自由和社会生存的自由。从社会生存自由来看，佛陀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仁王之治，是民主平等的政治，是人人自由的政治。仁王之治不是用刀杖来强制执行，而是德化来润物无声。从个体解脱自由来看，禅宗呵佛骂祖，焚烧佛像，充分张扬了自由精神。佛教修行追求身心的解脱自在，成佛由己不由人。《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要让人看清事物存在的真相，从而达到自由的境界。佛教是充满了自由精神的宗教，是唯一没有偶像崇拜的宗教。

　　6.平等，指人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处于同等的地位，具有相同的发展机会，享有同等的权利。

　　佛教就是为了追求平等才创立的。释迦牟尼佛生在古印度。古印度的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释迦牟尼佛出身高贵，却毅然抛弃王位，创立佛教。他所收的门徒涉及到古印度的各个等级，这是最为朴素的平等思想。佛教早期经典《杂阿含经》中言：“但使堪运重，不问本色生。”无论是哪一个种姓的人，只要他信佛教并修行，即可得到解脱。

　　正如宋代高僧清远所言：“若论平等，无过佛法，惟佛法最平等。”众生平等的思想，是佛教最为基本的思想之一。佛教所倡导的平等是全面的平等：人与人平等，佛与佛平等，人与佛人与动物都是平等，即是所谓“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甚至超乎物种的限制，既包括“有情众生”，也包括“无情众生”。《大般若经》有“上从诸佛，下至傍生，平等无所分别。”《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说：“出家菩萨所应作，无缘大慈摄众生，犹如一子皆平等”。《新华严经》说：“一切众生平等、一切法平等、一切刹平等、一切深心平等、一切善根平等、一切菩萨平等、一切愿平等、一切波罗蜜平等、一切行平等、一切佛平等，菩萨若安住此法，则得一切诸佛无上平等之法。”

　　7.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

　　佛教认为，世上最公正的就是因果二字，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业力论的最主要和最根本之原则，因缘果报就是“种如是因，得如是果”。这种思想在佛教社会中，获有极深入和普遍的信仰，“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无量寿经》有：“天地之间，五道分明，恢廓窈冥，浩浩茫茫，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之，无谁代者。”

　　此外在佛家的丛林制度(佛教寺院制度)、无尽藏制度（寺院储蓄生息金融事业）等佛教特有的经济行为中也蕴含了丰富的经济公正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众生平等”的经济公正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生产公正观、“自利利他”的交换公正观、“惠及人人”的分配公正观、“清心寡欲”的消费公正观及“业因果报”的生态经济公正观。

　　8．法治，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佛教僧团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有赖于一套完整的法治体系。为了使修行者有法可依，佛教制定了非常严谨的戒律制度，在佛教经、律、论三藏中，律藏就占了重要的位置。在家信徒要守在家戒（5条），比丘要受比丘戒（250条），比丘尼要受比丘尼戒（348条）。戒律的目的，就是防非止恶。佛教要求信众遵从四个方法来修行，第一条就是“依法不依人”。意思是即便是佛学权威，如果他说的不符合真理，也要加以舍弃。

　　《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云：“依彼论法治国理民，是名如法能护众生。”佛教的五戒十善思想、六和敬思想，都是佛教“法制”观的体现。佛教禅宗的能得到兴盛发展，就得益于《百丈清规》的建立。佛教戒律是佛教的基础，是出家人和居家佛教信徒应该遵守的具体规范。

　　佛陀教导弟子们“不漏国税，不犯国制”。《优婆塞戒经》说：“若优婆塞受持戒已，商估贩卖，不输官税，盗弃去者，是优婆塞得失意罪。”“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犯国制，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佛弟子不尽义务纳税、犯了国家的制度或法规，不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还要背负佛教的戒罪。

　　9. 爱国，是基于每个人对自己祖国依赖关系的深刻情感，也是调节个人与祖国关系的行为准则。

　　佛教从诞生以来就有爱国爱教的传统。当佛陀得知自己的祖国受到外族攻击的时候,立即前去阻止。虽然最终没能挽救祖国灭亡的命运,但他也尽了作为一个国民的最大责任和努力。

　　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四天王护国品》等经典中,都谈到了在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如何护国的问题。《梵网经》云：“若疾病、国难、贼难、......亦应读诵讲说大乘经律，斋会求福。”在国难当头之际,佛教徒有责任有义务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如举行祈祷法会,读诵讲说大乘经律,设斋求福等宗教仪式积极参加护国救难运动。佛教弟子一直秉承着佛陀爱国爱教的精神。“七？七”事变后，弘一大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暴行非常愤慨，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抗日救国。

　　佛陀要求弟子们“不作国贼，拥护国王。”《梵网经》云：“佛子不得为利养恶心故，通国使命军阵合会，兴师相伐杀无量众生。而菩萨不得入军中往来，况故作国贼。”其意思为作为佛教徒不得为了名闻利养有通敌叛国和卖国的行为。

　　佛教提倡报四重恩，《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提到：“世出世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国王恩也称国土恩，也就是要报国家之恩，报答生养我们的国家。在《增一阿含经·力品》有：“为家忘一人，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为身忘世间。”此是说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不惜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10.敬业，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

　　古代的高僧大德们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敬业精神。玄奘大师历尽艰难险阻，九死一生，“宁向西方一步死，不向东土半步生”，前往印度求学取经，取经回国之后，致力于翻译佛经，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其爱国敬业的精神和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鉴真大师五次东渡失败，而且双目失明，仍然不改其志，终于在六十六高龄时到达日本，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六祖坛经》有“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这些佛门大师们都是精进敬业的表率。

　　佛教修行“六度’中有“精进”一法，体现的就是敬业精神。高龄的百丈怀海大师每天仍亲自坚持下地劳动，以身作则地修行，留下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言。在佛门中，每位修行者都要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数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巨大的愿力，其实质是极其难得的敬业精神。

　　11.诚信，即诚实守信。

　　佛教最强调诚信，在《成唯识论》第六卷四，对“信”下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云何为信，于实德能，深忍乐欲，心净为信，对治不信，乐善为业。”《金刚经》云：“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佛教戒律中的“不妄语戒”等，表达了诚信的内涵，强调了守信用、不妄语在社会交往和修学佛法中的重要性。只有守戒的人，才值得信任。进而言之，只有遵守社会公德的人才可信。

　　12. 友善，指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和睦。

　　对人友好，心存善意，广种福田，广结善缘，是佛教最根本的思想。《大般涅槃经》中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佛学提倡大慈大悲、同体大慈、无缘大悲、普度众生的博爱精神，《大智度论》有“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容可掬的布袋和尚（契此）堪称佛教友善的形象代言人。明代袁了凡做善事改变命运、清代六尺巷等脍炙人口的故事，都是佛教友善观念的生动体现。

　　综上，佛教思想及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多维度的深度契合，可为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的映证、阐释和支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佛教文化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中国佛教文化的伦理规范中, 不仅没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矛盾、相抵触和相冲突的内容，而且还是多维度的深度契合，因此可以相互借力、共同发展。

　　1、利用佛教文化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一是数量众多的中国佛教信众本身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践主体。中国佛教的信众庞大，根据2018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可知：中国佛教教职人员有22.2万人，占全国宗教教职人员总数的58.42%，白皮书虽然没有点明佛教信徒的具体数量，但根据推算肯定会超过1亿人。另外，根据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在2010年公布的数据，中国佛教信仰者人数在人口比例中最大，大约占18％，按此计算其信众在2亿人左右。不管如何计算，佛教都是中国的第一大宗教！这些庞大的信众是中国的公民，自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因理念契合且都爱国爱教、崇德向善，如善加引导，必能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坚力量。

　　二是佛教有相对成熟的载体。中国佛教在不断的发展演化过程中, 积累了大量的理论、方法, 载体丰富多彩,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充满智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出的道德规范, 同时也是佛教长期以来就坚持、倡导和弘扬的, 这就决定了佛教在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佛教界可以在弘法利生、公益慈善、文化交流等方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贡献应尽的力量，积极参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佛教徒可利用佛教的智慧来帮助解除社会普通民众之惑，净化社会风气；佛教徒还可发挥信众的群体优势，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在扶贫、济困、助残、助学、养老、义诊、心理咨询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

　　三是可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在建设“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我国与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尤为重要。中国佛教文化在其中可作为非常好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核心价值取向的重要渠道，并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例如世界佛教论坛的持续成功召开，产生了极大影响力，中国文化的声音不断发出并得到认同，第五届与会代表共同发布的宣言：“我们真诚呼吁全世界佛教徒共同弘扬中道圆融精神，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精进不息。”这正是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深层次的文化沟通及对话，发挥佛教文化的作用，“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禀赋和生存耐性”的体现。

　　2.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佛教改革创新，体现时代性与创新性。

　　一是有针对性地中国佛教理论体系进行充实、提高和升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中国全体佛教信徒的梦想。科技在不断进步，社会在不断发展，佛教也必须与时俱进，有不断自我革新、自我超越的气魄。佛教应该对旧的理论体系进行充实、提高和升华，将其赋予时代精神。佛教可以结合自身思想的精华,经过创造性的转化,有针对性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加以解释引导、强调和弘扬。这样佛教既能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贡献力量,又能实现自身的变革和发展,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使佛教焕发出新的风采,承但起护国利民的责任, 发扬慈悲济世的精神情怀,努力发挥在实现中国梦中的积极作用。

　　二是正本清源，严律风、正道风、兴学风。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众对宗教文化的内在需求越来越强烈，佛教界相关联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出现了寺庙商业化、烧高价香、假冒僧尼、抽签卜卦等乱象。这与一些“打着佛教旗号”的非正信佛教主体的非法行为有关，也与在市场经济的商业化浪潮冲击下，佛教界自身修持弱化、戒律松弛、道风不振有关。佛教界应该正本清源，严律风、正道风、兴学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的价值目标阐释佛教教义教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价值取向加强宗教组织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价值准则规范佛教界人士和信众的个人言行，结合抓好国家宗教局等12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积极应用好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处理违纪违法之徒，净化自身环境。政界、学界、教界同心协力，坚持佛教中国化的创新与实践，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禅文化可以作为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灵动载体。

　　在中国佛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共同发展中，禅文化以其特殊性可作为其灵动的载体。禅文化虽然来源于佛教，但是自六祖慧能以后，其融儒释道于一体，具有即世而出世的特点，极具创新性而又空灵脱俗，幽默又和谐，为东西方文化共同接受。禅文化广泛而深度地渗入了国人的血脉之中，并以禅诗、禅画、禅书、禅茶等等诸多方式盛行至今，并且越来越受各界层的喜欢。《六祖坛经》曾被钱穆老先生推崇为研究中华文化的必读经典，近期也选入中宣部、文化部等部门支持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中。

　　中国历代文人之所以广泛推崇禅宗，是因为禅宗的人间化与简易化，并具有革命性、平民性及普世性三个特点，使它不再执着于仪规、不再像宗教，而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智慧参照、一种哲学道理，成为了“禅学”、“禅文化”，而非仅是“禅宗”。由此而看，禅文化源出佛教，却非宗教，更非迷信，更容易让广大群众接受。因此，可用禅文化来创新性地滋养和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就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传承和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1.《佛教文化可以映证、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凤凰佛教”--《海潮音》，作者：吴言生）

　　2.《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结构：儒释道互补互融》（《中国宗教》2015年第1期，作者：张广保）

　　3.《佛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宗教》2013年第11期 作者：魏道儒）

　　（成稿于2019年4月8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