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２）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不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３），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４）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ＭｉｎｎａＫａｕｔｓｋｙ，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５）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６）（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

　　（２）“美麦”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棉麦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五千万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购买美麦，五分之四购买美棉。

　　（３）关于题材的积极性问题，当时曾有过讨论，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学》第一卷第二号“社谈”栏《文坛往何处去》一文就曾谈到：“其次是‘题材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题材便没有‘积极性’，必须写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才是题材有积极性；又以为仅仅描写大众的生活痛苦或是仅仅描写了他们怎样被剥削被压迫，也就不能说有积极性，必须写他们斗争才好，而且须写斗争得胜。究竟所谓‘题材的积极性’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呢，抑或别有理论？这也是当前问题的一个，亟待发展讨论，俾创作者可资参考。”（４）尉特甫格（１８９６—？）德国作家，一九三三年迁居美国。他是中国问题研究者，著有《觉醒的中国》、《中国经济研究》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史》等。

　　（５）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１８３７—１９１２），通译敏娜·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作家，著有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等。

　　（６）这里所引恩格斯的话，现译为：“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页，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连环图画”这名目，现在已经有些用熟了，无须更改；但其实是应该称为“连续图画”的，因为它并非“如环无端”，而是有起有讫的画本。中国古来的所谓“长卷”，如《长江无尽图卷》，如《归去来辞图卷》，（２）也就是这一类，不过联成一幅罢了。

　　这种画法的起源真是早得很。埃及石壁所雕名王的功绩，“死书”（３）所画冥中的情形，已就是连环图画。别的民族，古今都有，无须细述了。这于观者很有益，因为一看即可以大概明白当时的若干的情形，不比文辞，非熟习的不能领会。到十九世纪末，西欧的画家，有许多很喜欢作这一类画，立一个题，制成画帖，但并不一定连贯的。用图画来叙事，又比较的后起，所作最多的就是麦绥莱勒。我想，这和电影有极大的因缘，因为一面是用图画来替文字的故事，同时也是用连续来代活动的电影。

　　麦绥莱勒（Ｆｒａｎｓ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４）是反对欧战的一人；据他自己说，以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弗兰兑伦的勃兰勘培克（ＢｌａｎｋｅｎｂｅｒｇｈｅｉｎＦｌａｎｄｅｒｎ），幼小时候是很幸福的，因为玩的多，学的少。求学时代是在干德（Ｇｅｎｔ），在那里的艺术学院里学了小半年；后来就漫游德，英，瑞士，法国去了，而最爱的是巴黎，称之为“人生的学校”。在瑞士时，常投画稿于日报上，摘发社会的隐病，罗曼罗兰比之于陀密埃（Ｄａｕｍｉｅｒ）和戈耶（Ｇｏｙａ）（５）。但所作最多的是木刻的书籍上的插图，和全用图画来表现的故事。他是酷爱巴黎的，所以作品往往浪漫，奇诡，出于人情，因以收得惊异和滑稽的效果。独有这《一个人的受难》（Ｄｉ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ｅｉｎ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乃是写实之作，和别的图画故事都不同。

　　这故事二十五幅中，也并无一字的说明。但我们一看就知道：在桌椅之外，一无所有的屋子里，一个女子怀着孕了（一），生产之后，即被别人所斥逐，不过我不知道斥逐她的是雇主，还是她的父亲（二）。于是她只好在路上彷徨（三），终于跟了别人；先前的孩子，便进了野孩子之群，在街头捣乱（四）。稍大，去学木匠，但那么重大的工作，幼童是不胜任的（五），到底免不了被人踢出，像打跑一条野狗一样（六）。他为饥饿所逼，就去偷面包（七），而立刻被维持秩序的巡警所捕获（八），关进监牢里去了（九）。罚满释出（十），这回却轮到他在热闹的路上彷徨（十一），但幸而也竟找得了修路的工作（十二）。不过，终日挥着鹤嘴锄，是会觉得疲劳的（十三），这时乘机而入的却是恶友（十四），他受了诱惑，去会妓女（十五），去玩跳舞了（十六）。但归途中又悔恨起来（十七），决计进厂做工，而且一早就看书自习（十八）；在这环境里，这才遇到了真的相爱的同人（十九）。但劳资两方冲突了，他登高呼号，联合下工人，和资本家战斗（二十），于是奸细窥探于前（二十一），兵警弹压于后（二十二），奸细又从中离间，他被捕了（二十三）。在受难的“神之子”耶稣像前，这“人之子”就受着裁判（二十四）；自然是死刑，他站着，等候着兵们的开枪（二十五）！耶稣说过，富翁想进天国，比骆驼走过针孔还要难。（６）但说这话的人，自己当时却受难（Ｐａｓｓｉｏｎ）了。现在是欧美的一切富翁，几乎都是耶稣的信奉者，而受难的就轮到了穷人。这就是《一个人的受难》中所叙述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鲁迅记。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一个人的受难》。

　　（２）“长卷”窄长的横幅卷轴国画。古来题名《长江万里》、《江山无尽》的长卷很多，著名的有宋代夏、明代周臣、清代王等人的作品。以陶渊明《归去来辞》为题材的长卷，有明代徐贲等人的作品。

　　（３）“死书”（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又译“死者之书”，古代埃及宗教文艺的一种。本为王公、贵族的陪葬物。它将多种咒语、祷文、颂歌写在长卷纸上，冒于死者棺中。许多“死书”还附有冥间的图画。

　　（４）麦绥莱勒（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译麦绥莱尔，比利时画家、木刻家。曾为美国惠特曼、法国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作家的作品作插图。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还出版过他的连环画《光明的追求》、《我的忏悔》和《没有字的故事》。（５）陀密埃（１８０８—１８７９）通译杜米埃，法国讽刺画家，擅长石版画。戈耶（１７４２—１８２８），西班牙讽刺画家，擅长铜版画。（６）耶稣的这段话，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涛声》的寿命有这么长，想起来实在有点奇怪的。

　　大前年和前年，所谓作家也者，还有什么什么会，标榜着什么什么文学，到去年就渺渺茫茫了，今年是大抵化名办小报，卖消息；消息那里有这么多呢，于是造谣言。先前的所谓作家还会联成黑幕小说，现在是联也不会联了，零零碎碎的塞进读者的脑里去，使消息和秘闻之类成为他们的全部大学问。这功绩的褒奖是稿费之外，还有消息奖，“挂羊头卖狗肉”也成了过去的事，现在是在“卖人肉”了。于是不“卖人肉”的刊物及其作者们，便成为被卖的货色。这也是无足奇的，中国是农业国，而麦子却要向美国定购，独有出卖小孩，只要几百钱一斤，则古文明国中的文艺家，当然只好卖血，尼采说过：“我爱血写的书”（２）呀。

　　然而《涛声》尚存，这就是我所谓“想起来实在有点奇怪”。

　　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个缺点。看现在的景况，凡有敕准或默许其存在的，倒往往会被一部分人们摇头。有人批评过我，说，只要看鲁迅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这是真的，自民元革命以至现在，好人真不知道被害死了多少了，不过谁也没有记一篇准账。这事实又教坏了我，因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过给他们大卖消息，大造谣言，说我的被杀，其实是为了金钱或女人关系。所以，名列于该杀之林（３）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涛声》上常有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文章，这脾气和我很相反，并不是幸存的原因。我想，那幸运而且也是缺点之处，是在总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中国人虽然自夸“四千余年古国古”，可是十分健忘的，连民族主义文学家，也会认成吉斯汗为老祖宗（４），则不宜与之谈古也可见。上海的市侩们更不需要这些，他们感到兴趣的只是今天开奖，邻右争风；眼光远大的也不过要知道名公如何游山，阔人和谁要好之类；高尚的就看什么学界琐闻，文坛消息。总之，是已将生命割得零零碎碎了。

　　这可以使《涛声》的销路不见得好，然而一面也使《涛声》长寿。文人学士是清高的，他们现在也更加聪明，不再恭维自己的主子，来着痕迹了。他们只是排好暗箭，拿定粪帚，监督着应该俯伏着的奴隶们，看有谁抬起头来的，就射过去，洒过去，结果也许会终于使这人被绑架或被暗杀，由此使民国的国民一律“平等”。《涛声》在销路上的不大出头，也正给它逃了暂时的性命，不过，也还是很难说，因为“不测之威”，也是古来就有的。

　　我是爱看《涛声》的，并且以为这样也就好。然而看近来，不谈政治呀，仍谈政治呀，似乎更加不大安分起来，则我的那些忠告，对于“乌鸦为记”（５）的刊物，恐怕也不见得有效。

　　那么，“祝”也还是“白祝”，我也只好看一张，算一张了。昔人诗曰，“丧乱死多门”（６），信夫！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涛声》上，果然发出《休刊辞》来，开首道：“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本刊奉令缴还登记证，‘民亦劳止，汔可小康’（７）。我们准备休息一些时了。

　　……”这真是康有为所说似的“不幸而吾言中”，岂不奇而不奇也哉。十二月三十一夜，补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月十九日《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２）“我爱血写的书”参看本卷第２５页注（５）。（３）名列于该杀之林一九三三年一月，作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举为执行委员，因此招致国民党的忌恨。同年六月；该盟副会长杨杏佛遭暗杀，作者也被列入黑名单。

　　（４）这里说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指黄震遐。参看《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５）“乌鸦为记”的刊物指《涛声》。它自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起，刊头上印有乌鸦的图案。

　　（６）“丧乱死多门”语见唐代杜甫《白马》诗。（７）“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语见《诗经·大雅·民劳》。汔，庶几，差不多。

　　上海的少女（１）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的女人。这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通的白眼来。

　　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在店铺里购买东西，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这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们在日报上，确也常常看见诱拐女孩，甚而至于凌辱少女的新闻。

　　不但是《西游记》（２）里的魔王，吃人的时候必须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类中的富户豪家，也一向以童女为侍奉，纵欲，鸣高，寻仙，采补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餍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猪芽茶一样。现在这现象并且已经见于商人和工人里面了，但这乃是人们的生活不能顺遂的结果，应该以饥民的掘食草根树皮为比例，和富户豪家的纵恣的变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国是连少女也进了险境了。

　　这险境，更使她们早熟起来，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俄国的作家梭罗古勃曾经写过这一种类型的少女，说是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３）然而我们中国的作家是另有一种称赞的写法的：所谓“娇小玲珑”者就是。八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九号，署名洛文。

　　（２）《西游记》长篇小说，明代吴承恩著，一百回。写唐僧（玄奘）在孙悟空等护送下到西天取经，沿途战胜妖魔险阻的故事。（３）梭罗古勃在长篇小说《小鬼》中，描写过一群早熟的少女。上海的儿童（１）上海越界筑路（２）的北四川路一带，因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热闹了，店铺从法租界搬回，电影院早经开始，公园左近也常见携手同行的爱侣，这是去年夏天所没有的。

　　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上，映进眼帘来的却只是轩昂活泼地玩着走着的外国孩子，中国的儿童几乎看不见了。但也并非没有，只因为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现在总算中国也有印给儿童看的画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然而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从此又以作供给儿童仿效的范本。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

　　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九号，署名洛文。

　　（２）越界筑路指当时上海租界当局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

　　——借此又谈萧伯纳

　　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２）先生命令我做文章。这实在好像出了“学而一章”（３）的题目，叫我做一篇白话八股一样。没有法，我只好做开去。

　　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４），现在呢，就是“幽默”（５）。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６）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７）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

　　况且作者姓氏一大篇（８），动手者寥寥无几，乃是中国的古礼。在这种礼制之下，要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这气息令人悲观，加以不爱，就使我不大热心于《论语》了。

　　然而，《萧的专号》（９）是好的。

　　它发表了别处不肯发表的文章，揭穿了别处故意颠倒的谈话，至今还使名士不平，小官怀恨，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会记得起来。憎恶之久，憎恶者之多，就是效力之大的证据。

　　莎士比亚虽然是“剧圣”，我们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时代绍介了一个易卜生，名声倒还好，今年绍介了一个萧，可就糟了，至今还有人肚子在发胀。

　　为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恶笑，是嘻笑么？并不是的。为了他笑中有刺，刺着了别人的病痛么？也不全是的。列维它夫（１０）说得很分明：就因为易卜生是伟大的疑问号（？），而萧是伟大的感叹号（！）的缘故。

　　他们的看客，不消说，是绅士淑女们居多。绅士淑女们是顶爱面子的人种。易卜生虽然使他们登场，虽然也揭发一点隐蔽，但并不加上结论，却从容的说道“想一想罢，这到底是些什么呢？”绅士淑女们的尊严，确也有一些动摇了，但究竟还留着摇摇摆摆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样，那就不成什么问题，所以他被绍介进中国来，四平八稳，反对的比赞成的少。萧可不这样了，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萧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

　　这怎么办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扬扬的嚷起来，说他有钱，说他装假，说他“名流”，说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们差不多，或者还要坏。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厕里的，他却从大茅厕里爬出，也是一只蛆虫，绍介者胡涂，称赞的可恶。然而，我想，假使萧也是一只蛆虫，却还是一只伟大的蛆虫，正如可以同有许多感叹号，而惟独他是“伟大的感叹号”一样。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罢，一律即即足足，自以为是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蓦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那么，——自然，它也是从茅厕里爬出来的，然而我们非认它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则不可。蛆虫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生物在进化，被达尔文揭发了，使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远祖和猴子是亲戚。（１１）然而那时的绅士们的方法，和现在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大家倒叫达尔文为猴子的子孙。罗广廷博士在广东中山大学的“生物自然发生”的实验尚未成功，（１２）我们姑且承认人类是猴子的亲戚罢，虽然并不十分体面。但这同是猴子的亲戚中，达尔文又不能不说是伟大的了。那理由很简单而且平常，就因为他以猴子亲戚的家世，却并不忌讳，指出了人们是猴子的亲戚来。

　　猴子的亲戚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但达尔文善于研究，却不善于骂人，所以被绅士们嘲笑了小半世。给他来斗争的是自称为“达尔文的咬狗”（１３）的赫胥黎，他以渊博的学识，警辟的文章，东冲西突，攻陷了自以为亚当和夏娃（１４）的子孙们的最后的堡垒。现在是指人为狗，变成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恶骂。但是，便是狗罢，也不能一例而论的，有的食肉，有的拉橇，有的为军队探敌，有的帮警署捉人，有的在张园（１５）赛跑，有的跟化子要饭。将给阔人开心的吧儿和在雪地里救人的猛犬一比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狗也有大小，有好坏的。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辨别。“幽默处俏皮与正经之间”（语堂语）。不知俏皮与正经之辨，怎么会知道这“之间”？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曰：“七日而混沌死。”（１６）这如何容得感叹号？

　　而且也容不得笑。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许孩子愤怒，悲哀，也不许高兴。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也会哭，会怒，会闹起来。更何况坐着有版税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闻其骚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这可见“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这也可见我对于《论语》的悲观，正非神经过敏。有版税的尚且如此，还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么？恐怕连“骚音怨音”也不会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谈不到。将来圆桌会议上也许有人列席，然而是客人，主宾之间，用不着“幽默”。甘地一回一回的不肯吃饭，而主人所办的报章上，已有说应该给他鞭子的了。（１７）这可见在印度也没有“幽默”。

　　最猛烈的鞭挞了那主人们的是萧伯纳，而我们中国的有些绅士淑女们可又憎恶他了，这真是伯纳“以无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办起《孝经》（１８）来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学》（１８）都已新出，《孝经》是一定就要出来的；不过另外还要有《左传》。在这样的年头，《论语》那里会办得好；二十五本，已经要算是“不亦乐乎”的了。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论语》第二十五期。

　　（２）语堂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曾留学美国、德国，早期是《语丝》撰稿人之一。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闲适”和“性灵”文学，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一九三六年居留美国，一九六六年定居台湾，长期从事反动文化活动。（３）“学而一章”“学而”是《论语》第一篇的题目。旧时的八股文，一般以《论语》等儒家经典中的文句命题。（４）“费厄泼赖”英语ｆａｉｒｐｌａｙ的音译，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后来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认为这是每一个资产阶级绅士应有的涵养和品德。林语堂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作者在《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曾批判过这一主张。（５）“幽默”英语ｈｕｍｏｕｒ的音译。林语堂从一九三二年九月创办《论语》起，就提倡“幽默”，他说“《论语》发刊以提倡幽默为目标”（见《论语》第一期“群言堂”《“幽默”与“语妙”之讨论》）。（６）圆桌会议中世纪英国亚瑟王召集高级骑士开会时，为表示席次不分高下，采用圆桌会议的形式。后泛指与会者地位在形式上平等的会议。

　　（７）唐伯虎（１４７０—１５２４）名寅，吴县（今属江苏）人。徐文长（１５２１—１５９３），名渭，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两人都是明代文学家、画家。过去民间流传不少关于他们的笑话。

　　（８）作者姓氏一大篇过去有些杂志为了显示阵容的强大，常列出大批撰稿人名单。《论语》自第五期起，在刊头下印有“长期撰稿员”二十余人。

　　（９）《萧的专号》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出版的《论语》第十二期《萧伯纳游华专号》。

　　（１０）列维它夫（nAoAXGLJQKL，１８９１—１９４２）苏联作家。他浴恫伞は舻南肪纭*一文中说：“说到萧和易卜生的对比，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易卜生和萧是资产阶级戏剧创作的顶点。然而这个顶点——易卜生——被浓密的永久的云雾掩蔽着。易卜生——是个天才的问号‘？’，没有答案的问题，没有解决的疑问。……萧——却是个伟大的惊叹号‘！’——这一个顶点被斗争化的思想的灿烂光线镀了金了；对于他，提出疑问，也大半是伦理道德的疑问，就等于解决这个疑问，因为疑问的解决就包含在疑问的正确的提出，像蝴蝶的包含在蛹里面一样。”（据萧参译文）

　　（１１）达尔文在《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第六章《论人类的血缘和谱系》中，描述了人类的始祖类人猿。

　　（１２）罗广廷广西合浦县人。早年留学法国，曾得医学博士。三十年代任中山大学生物教授时，发表《生物自然发生的发明》、《用真凭实据来答复进化论学者》等文，用物种不变论反对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声称他在“科学试验”中发现了“生物自然发生的奇迹”，说“由此推论，人猿，牛，猪……等生物，自然也是在古代某时某地的适应环境里产生的，而不是要经过几千亿兆年的进化才有的。”（１３）“达尔文的咬狗”赫胥黎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受到攻击时，极力为达尔文辩护，他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给达尔文的信中说：“至于那些要吠、要嗥的恶狗，你必须想到你的朋友们无论如何还有一定的战斗性……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以作准备”。（１４）亚当和夏娃《圣经》故事中由上帝创造的人类始祖，见《旧约·创世记》第一章。

　　（１５）张园旧时上海的一个公共游览场所，原为无锡张氏私人花园，故名。按当时上海赛狗的地方是在逸园、申园、明园等处。（１６）庄生（约前３６９—前２８６）即庄子，名周，战国时宋国人，道家思想主要代表人物。这里的引语，前两处见《庄子·齐物论》，后一处见《庄子·应帝王》。

　　（１７）甘地（ＭAＧａｎｄｈｉ，１８６９—１９４８）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主张“非暴力抵抗”，以“不合作运动”对付英国殖民政府，屡遭监禁，在狱中多次绝食。一九三○年五月六日“路透电”曾说到英国殷芝开伯爵主张对他采用武力。

　　（１８）《孝经》儒家经典之一，作者各说不一，当为孔门后学所作。下面的引语，出自该书《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

　　（１９）《中庸》《大学》儒家经书名，当时在上海以此为名出版的杂志有：《中庸》半月刊，徐心芹等主办，一九三三年三月创刊；《大学》月刊，林众可、丘汉平等编辑，一九三三年八月创刊。

　　仿佛记得一两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见到记载着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说他是收集“小摆设”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记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摆设”了。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则只要不很破落，未将觉得没用的东西卖给旧货担，就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这就是所谓“小摆设”。先前，它们陈列在书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癞虾蟆，应该称为“蟾蜍砚滴”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现在呢，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像狂涛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２），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３）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地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絮》（４），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５），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６）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７）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鑣。明末的小品（８）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

　　“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Ｅｓｓａｙ），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然而现在已经更没有书桌；雅片虽然已经公卖，烟具是禁止的，吸起来还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梦。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Ｋｒｉｓｉｓ）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六期。

　　（２）《兰亭序》即《兰亭集序》，晋代王羲之作，全文三百二十余字。

　　（３）云冈指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武周山南麓，创建于北魏中期。现存主要洞窟五十三个，石雕佛像飞天等五万一千多个，其中最高的佛像达十七米。

　　（４）《六朝文絜》六朝骈体文选集，共四卷，清代许~氨嘌！玻怠场∏逖浴∪*国时魏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义，崇尚虚无，摈弃世务，专谈玄理，读书人争相慕效，形成风气，叫作“清言”，也叫“清谈”或“玄言”。到晋代有王衍等人提倡，此风更盛。

　　（６）罗隐（８３３—９０９）字昭谏，余杭（今属浙江）人，晚唐文学家。著有《甲乙集》十卷、《谗书》五卷等。

　　（７）皮日休（约８３４—约８８３）字袭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晚唐文学家。早年隐居鹿门山，曾参加黄巢起义军。著有《皮子文薮》十卷。陆龟蒙（？—约８８１），字鲁望，姑苏（今江苏苏州）人，晚唐文学家。曾隐居笠泽，著有《笠泽丛书》四卷。（８）明末的小品指晚明作家袁宏道、钟惺、张岱等人的小品文。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现在我假设以这样的话，来劝导青年人——“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路；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例如我自己罢，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２），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绍介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原也无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实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像明末的郑鄤（３）那样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的紧要。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个经验，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４），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５），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

　　这是处世法的精义，只要黄河不流到脚下，炸弹不落在身边，可以保管一世没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话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许要以为我是在教坏了他们的子弟。呜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费了。

　　然而倘说中国现在正如唐虞盛世，却又未免是“世故”之谈。耳闻目睹的不算，单是看看报章，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没有。“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而且，对于看了我的劝导青年人的话，心以为非的人物，我还有一下反攻在这里。他是以我为狡猾的。但是，我的话里，一面固然显示着我的狡猾，而且无能，但一面也显示着社会的黑暗。他单责个人，正是最稳妥的办法，倘使兼责社会，可就得站出去战斗了。责人的“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这是更“深于世故”的玩艺，倘若自己不觉得，那就更深更深了，离三昧（６）境盖不远矣。

　　不过凡事一说，即落言筌（７），不再能得三昧。说“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谛，在行而不言；我现在一说“行而不言”，却又失了真谛，离三昧境盖益远矣。

　　一切善知识（８），心知其意可也，（９）！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署名洛文。

　　（２）毫不相干的女士指金淑姿。一九三二年程鼎兴为亡妻金淑姿刊行遗信集，托人请鲁迅写序。鲁迅所作的序，后编入《集外集》，题为《〈淑姿的信〉序》。

　　（３）郑鄤号癮阳，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明代天启年间进士。崇祯时温体仁诬告他不孝杖母，被凌迟处死。（４）“官僚”陈西滢攻击作者的话，见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晨报副刊》所载《致志摩》。

　　（５）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陈西滢诬蔑女师大学生可以“叫局”，一九二六年初，北京《晨报副刊》、《语丝》等不断载有谈论此事的文字。

　　（６）三昧佛家语，佛家修身方法之一，也泛指事物的诀要或精义。

　　（７）言筌言语的迹象。《庄子·外物》：“荃（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８）善知识佛家语，据《法华文句》解释：“闻名为知，见形为识，是人益我菩提（觉悟）之道，名善知识。”

　　（９）梵文ｏｍ的音译，佛经咒语的发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