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晚期肿瘤患者，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候，在临床上面临着三个困难却又必须回答的问题：当患者苦苦的乞求医生自己的下一步治疗是什么？医生如何告诉家属接受患者死亡的过程？医生又该如何面对死亡？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在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2016年CPOS学术年会上，为在座的医生讲了一堂《医生的生死意识》课。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王一方教授

　　 在技术/消费时代，无论多么高龄故亡都是“因病-抢救无效”，这不是讣闻中的套话，而是一种社会意识，而这也是医改难题，“一切死亡都是病魔作乱的非正常死亡”，都有抢救的空间，都应该借助技术的力量予以抵抗和阻断。

　　救过来，皆大欢喜，救治失败，无限遗憾，人财两空的局面更是无法接纳与平衡，于是便很自然地归罪于医生的误治、失职、医学的无能。

　　生死哲学的观点与中国问题

　　观点：死亡不只是一个生物学事件，是一个精神事件，伦理事件。走出单纯的生物学视野。

　　生命母题：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苦难，如何面对诱惑（生与死，苦与乐），仅凭人的认知与意志无法单独面对，需要神的眷顾，期盼神的降临，渴求神助才能淌过这三条河。

　　中国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怕死不怕苦，在死亡与苦难之间选择苦难，秉持“好死不如赖（苦难）活”的理念。

　　技术对死亡的干预与意义重审

　　在我们今天这个技术崇拜的时代里，不仅“死亡是什么”需要重新定义，“我们如何死亡”也在重新建构，死亡的意义更需要重新诠释。

　　死亡已经绑定医疗技术，尤其是器官替代与支持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死亡就是关机时间，停电时间，而不是生物器官或生命体的瞬间自毁，意念中的油尽灯灭（寿终正寝），宗教的“圆寂”。

　　ICU技术延长了死期，使衰竭的生命垂而不死，多米诺骨牌，斜而不倒，造就了“不死不活”（植物人）的境地。即生理性（生物学意义）存活，思维、情感、尊严丧失的社会性死亡（PVS)。

　　死亡催生医学救助观的重塑

　　当所有的医院都在“前门”做诊断治疗时，“后门”心灵抚慰、魂魄安顿开始在西方医学重视起来，追求“疗身”与“疗灵”的统一，这一传统的淡化源自学科的分化，技术与财富的飙升。

　　什么是疗灵？是一种充满人性关爱的病中抚慰。它有两重功能，一是对患者进行信仰（生死观、疾苦观、医疗观）输送，二是对医者的信仰校正（医疗观、生死观）以及道德洗濯，行为自律。

　　缺失的死亡教育与死亡辅导

　　死亡教育：贯穿生命的全过程，必须从娃娃抓起。

　　死亡辅导：着眼于生死迷茫的终末期进行有效、有品质的灵性照顾。缓解三恐（恐惧、恐慌、恐怖）。

　　死亡解放：解开，放下，不再恐惧，节哀顺变（现场）

　　生死觉悟：觉知，彻悟，念纯（生命态度，哲学，宗教豁达）

　　死亡解放三步：死亡恐惧的摆脱（脱敏），过程痛-苦的消除（技术与药物），创设灵氛境界，灵性照顾，灵然独照，来世（身后世界）憧憬与想象，跨过一座桥，迈过一道门，穿越一条隧道，看见一道神秘的光，闻听一个神奇的声音，遁入一个神圣的地方。

　　医生丰富的生死境遇

　　医生面对生死境遇，比普通人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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