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同市城西发掘了一座金代墓，
生前是西京地区的道教领袖。
共岀土了90余件器物，
包括木制明器家具、瓷器、丝织品等等。
这些对于研究金代的墓葬习俗
以及当时道教人物的丧葬习俗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大同市博物馆馆长王利民的文章：
金代阎德源墓的研究与审视
阎德源，西京“玉虚观宗主大师”，是西京地区的重要道教领袖。1973年，他的墓葬在大同市城西齿轮厂附近被发掘，是目前为止大同地区出土文物最多的金代墓葬。
这个墓葬不仅深刻体现了墓主人生活的时代特征，而且还出土了大量随葬物品，为其他墓葬出土文物提供了重要的断代标准。此外，阎德源其身份是道教“宗主”，其墓葬形制、随葬物品也为我们研究金代西京地区或周边地区的道教人物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近年来，随着专家学者对金代墓葬的研究，尤其是对同时代南北丧葬习俗的逐步深入了解，金代阎德源墓所体现出来的墓葬习俗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大量文物的出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尽管如此，关于阎德源墓的研究为数甚少，笔者认为如今我们有必要对阎德源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其墓葬中出土器物，结合近几年的考古认知，对该墓所体现的历史现象、墓葬特征作一探讨。
据阎德源墓志记载，“先生法讳德源，……乡居汴梁也”，也就是说阎德源的故乡是北宋都城汴梁，阎德源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墓志又载，阎德源“卒于大定乙酉十二月”，即大定二十九年(1189)，“享寿九十有六”，倘若这一年龄记载无误的话，阎德源应生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宋哲宗10岁即位，由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25岁病殁，在其统治的短短十多年间，北宋内政黑暗，朋党之争不断，变法与反变法矛盾重重，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一政治环境下，文人雅士便极力去寻求避世的方法，而道家的“无为而治”“仙骨之风”便深受世人青睐。女真族策马扬鞭倾覆整个北宋王朝以后，道教更为兴盛，并一直延续到元末。
阎德源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出生、成长，故“少而寤道，顿舍尘缘”，师从当时的宣和侍晨张公，后“为职箓道士，命授金坛郎”。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金统一北地。此时，神霄派传人元真子张侍晨被迎至云中，主持开元观，其徒阎德源遂“稽首向风，携塵而来，寓迹此地”。阎德源先是继任开元观主持，后又“既而卜筑……，兴创土木”，在西京修建玉虚观。此外，他还“度集徒众，琳宫壮丽，计日而成，清高之行宣传宇内”，西京的“贵戚、公候、大夫、士庶敬之如神”，可见，阎德源深受时人的敬仰与爱戴。
后来，阎德源又受命到了十方大天长观(即北京白云观)主持传戒活动，在阎德源墓中出土的五枚印章中，就有“天长方丈老人”印一方，“天长”即中都(北京)天长观。这一印章的出现，有力地证实了《中都十方大天长观重修碑》中所言之：朝廷召阎德源住持中都天长观确为事实。阎德源“少而寤道”，直至终老，在传戒授道上不遗余力，正如其墓志中所言：“使太上之教丕阐于朔方者，先生之力也”。他也颇受官府的重视，被“朝廷累赐师号为羽流之宗”，同时也是西京地区道教的重要领袖之一。
那么，阎德源所属的是哪个道教派别呢？与金元时期盛行的全真教有无关系？
要梳理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其墓志中所言的“师事宣和侍晨张公”说起，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颁布的《宋大诏令集·改定道阶等御笔手诏》记载：“以侍晨为待制，以授经同修撰。至直阁为道职”，“冲和殿侍晨同中大夫，葆光殿侍晨同中奉大夫，燕颐殿侍晨同中散大夫，蕊珠殿侍晨同朝议大夫，凝神殿侍晨同奉直大夫”。可见，这里说的侍晨是一种道职。《宋史·卷八五》又载“宣和殿，在睿思殿后，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殿成”，因此，所谓的“宣和侍晨”，应该指的就是阎德源的师父张公在宣和殿所任“侍晨”这一职务。
阎德源所任为“金坛郎”，是道职中最低一级。政和四年(1114)正月，宋徽宗“御笔设置道阶，自六字先生到额外鉴义，品级和俸禄相当于中大夫到将仕郎，一共二十六等”，以此确定了道士在宋朝政权中的地位。重和初年(1118)，徽宗全面确立道士职官制度，“合以太虚大夫到金坛郎，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为道阶……”，共11等。由此可见，阎德源所任的金坛郎一职即相当于文官中的迪功郎，属北宋道职中最低一级。
北宋时期，道教中的符箓科教道法特别兴盛，这一教派不仅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而且百姓也经常需要道士为他们做法事。当时，符箓派中最有影响的是茅山、龙虎山和阁皂山，合称‘三山符箓’，分别代表符箓道教的三种不同教法”。
然而，在北宋末期，由于徽宗崇尚道教，以“逍遥帝君”自居，道教兴盛。这时，出现了新的道派。首先以林灵素为代表的神霄派得到徽宗青睐，并成为当时盛极一时的道派，其次是以饶洞天为代表的天心派。阎德源“少而寤道”，又曾为“职箓道士”，其所属教派应该属于北宋时期的符箓道派，但到底是三山符箓的其中之一，还是后来新出现的逍遥派或天心派，抑或是后来借鉴其他门派的道义创立了新的道派，这还需要进一步查阅资料以佐证。
相较于元代在西京大同地区道教领袖“清虚德政助国真人”冯道真来说，二者似乎并不存在些许传承关系，倘若有联系，我想应该是符箓道派在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而各自分化演变出了新的派别，并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有的受到统治者青睐盛极一时，有的逐渐没落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阎德源墓为仿木结构的砖砌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南北向，全长4.8、宽1.28米，地面修台阶直通甬道。甬道两壁用条形砖错缝平砌，全长1.32米、宽0.87、高1.32米。甬道与墓室相接的地方又用三层单面沟纹青砖立砌封堵。墓室平面呈方形，南北长3.12、东西宽3.11、高3.28米，墓顶为四角攒形的圆锥形，中心嵌入一件素面大铜镜，并在镜的周围绘制莲花纹图案。墓室四壁用长30.5、宽15.5、厚5厘米的单面沟纹青砖错缝平砌，并用白灰勾缝，再在砖壁上抹一层极薄的白灰。墓室后壁砌长方形平面棺床，棺床前方放置各类随葬器物。
该墓基本完整，没有被盗痕迹，墓内随葬器物丰富，共岀土了90余件器物，包括木制明器家具、陶器、瓷器、骨器、铜器、石雕器、印章以及丝织品等。尤其是木茶几、木榻在该区域属首次发现，其制作精细，工艺水平较高，是研究辽金家具发展概况的重要实物资料。
根据简报示意图来看，随葬器物除木椁、木棺、藤拐杖、漆方盒、象牙戒板、漆盂、石枕等放置于棺床之上外，其余皆布置在墓室东西两壁，以墓室正中尤为集中。
木器20件，置于墓室中央长方形大供桌上，有影屏、巾架、木榻、茶几、盆架、木椅、木地桌、炕桌、蜡台、绑架、帽架等，其中盆座、影屏、巾架、蜡台与1958年在大同市西北宋家庄发掘的冯道真墓中的同类木制家具极为相似，而桌椅类则与元代王青墓、崔莹李氏墓中的陶制家具相似，其二者应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传承关系。
漆器14件，其中漆方盒、漆盂放置在馆内，大漆碗、小漆碗、漆碟、带盖圆漆盒则分布在棺床南侧靠东边的供桌上，后来因供桌腐朽坍塌，这些器物便散落在附近。这批漆器在大同地区同时代的墓葬中岀土数量之多、工艺之精，是研究该地区漆器发展历史的重要实物佐证。
《韩非子·十过》云：“尧禅天下，虞舜受
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子，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书其内，缦帛为茵，将席颇缘，……食器雕琢，觞酌刻镂，白壁恶墀，茵席雕文。”如果上述所言非虚，那么中国的漆器工艺将追溯到尧舜时期，经汉唐、魏晋、宋元等千年演变，形成了独特的漆器文化。然而，由于漆器保存环境受外界因素影响颇多，因此流传下来的漆器并不多见，故而阎德源墓出土的多件漆器就显得尤为珍贵了。
瓷器16件，豆青暗纹长颈瓶、白釉瓷罐、白瓷大碗、钧瓷小香炉、白釉小碗、白釉刻花小笔洗、油滴釉小碗、酱釉鸡腿坛等，多数散落在墓室偏东的地面上，其中白瓷大碗，放置在墓室两侧的南壁下，碗内有少 量油物，但已成黑色固体状。专家推测，这可能是作长明灯之用。
丝织品24件，分别是晕头海桃口鞋、尖头棉鞋、丝织腰带、长条罗纱、围裙残边、福禄夹衬垫以及道袍和鹤氅等，其中道袍呈土黄色，宽袖、细腰、下敞，袖子下垂呈弧状。另外，在领边、袖口、对襟、下敞边 缘，还镶有黑边，黑边上绣90只仙鹤和卷云纹图案。
这批丝织品虽历经千年尘封，仍光泽如新，特别是丝绣鹤氅，104只仙鹤以不同姿态翱翔于云纹间，它们或两两相对或展翅高飞，其工艺之细致、制作之精良，是金代丝织手工业繁荣发达的有力见证，也是我们研究金代丝织品发展概况的重要材料。
此外，还有石刻器5件，包括石雕八卦香炉、石雕狮子、石枕、墓志等，其中墓志介绍了墓主人阎德源生平简况。除此外，另有牙簪、小木梳、小铜镜、象牙戒板、骨刷、念珠、料环、陶方斗、银勺、银筷等20 余件日用生活器具。另外，还有牛角印章五方，即“德源”印、“龙山道人”印、“玉虚丈室老师”印、“天长方丈老人”印，以及“青霞子记”，再次印证了墓主人的道人身份。
据阎德源墓的墓室结构、随葬物品以及墓志铭所呈现出来的文字资料来看，阎德源墓与同时代大同地区发 掘出土的金代墓葬有明显区别，这可能是受其道士身份的影响，抑或是道俗与世俗的不同，先将其特点整理如下。
据现有考古资料看，大同地区共发掘了9座金代墓葬，除了阎德源墓和大同西郊的另一座金墓为尸骨葬外，其余皆为火葬（表二）。西郊金墓墓主没有明确的身份记载，那么，阎德源的尸骨葬是不是因为他的道士 身份呢？
其墓志中作了这样一段记录，阎德源“特谓门人弟子曰：‘云中故俗，人亡则聚薪而焚之，吾所弗欲也，当以遗骸瘗之于丈室之后，无扰乡人。’众垂涕而应之曰：‘敢不奉教。’”金之前，大同地区属辽代西京道辖区，辽代佛教盛行，西京地区更是“奉安诸帝石像”，成为辽国的佛都之一。受佛教影响，辽代的很多墓葬都采用火葬（表一），西京地区亦不例外。
目前该地区发掘的23座辽墓，除了五法村、周家店以及东风里两三座辽墓外，其余无一例外都是火葬，直到金代，这一习俗仍然延续，也就是阎德源对其弟子所言的“云中故俗”，很显然，对于这一故俗，阎德源表示了极度忧虑，明确表示“弗欲也”，而是安顿弟子“以遗骸瘗之于丈室之后”。这说明了当时社会并没有明确规定道士一定可以土葬，如若不然，阎德源便不用有此后顾之忧了。综其以往的生活环境考虑，这一遗愿的形成应该是受其家乡汴梁的丧葬习俗影响。
上述我们讲过，阎德源生于北宋都城汴梁，尽管北宋统治者大力提倡火葬，但多数汉族人认为：火葬是对死者极其严厉的惩罚，所谓古人之法，必犯大恶，则焚其尸。因此，时人多以为聚薪焚尸是对先人的极大侮辱。随着佛教的影响和统治阶级的大力宣传，北宋的葬俗中虽土葬与火葬并行，但土葬依然是汉族人士的主要葬式，这些在近些年的考古墓葬中已得到佐证。
北宋末年，河南地区的墓葬多采用土葬，如中牟县白沙镇的3座宋代砖室墓、新密市平陌镇的宋代壁画墓。因此，阎德源深受其家乡习俗影响，遗命按照乡里故俗安排后事，与其道士身份没有任何关系。此外，到了元代，大同地区除了道士冯道真的尸骨葬外，还有王青墓这样的俗人尸骨葬，故而冯道真的尸骨葬更与他的道士身份无关。因此，金元时期的大同地区亦无只有道士才可土葬的习惯。
（二）家具组合与五供组合器
在阎德源墓中出土了影屏、巾架、木榻、茶几、盆架、木椅、木桌等家具模型，以及香炉、瓷瓶、蜡 台、供桌等组成的完整的五供组合器。然而，在大同地区同时代的墓葬中并没有发现类似随葬品，那么，这样的葬俗特征是否是受道俗的影响呢？
理清这一问题，首先要追溯到辽代大同地区或周边所属辖区有没有此类随葬习俗。
从目前大同地区发掘的 辽代墓葬资料来看（表三），只有和平社17号辽墓出土了一件陶供桌和一 件三足陶炉，卧虎湾4号辽墓的随葬器是一件长方形小木桌和衣架，东风里辽墓则是一件石供桌和蜡烛，其他的辽墓中并未发现类似器物。也就是说，在辽代大同地区并没有形成家具组合或五供组合的随葬习俗。
然而，同属于西京道统辖的宣化地区则出现了较完整的家具组合，如1993年在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发掘的张氏家族壁画墓中就出土了多套木盆架、木镜架、木衣架、木桌、木椅为组合的随葬器。因此，有专家认为：燕云地区木质家具模型较为广泛地应用应始于宣化辽墓，并确定了以木桌、木椅、镜架和衣架为主要类别的家具组合。金代木制家具则是在辽代桌椅组合的基础上，加入盆架、巾架和影屏这三种新类型，而早期流行的衣架则渐渐淡出，从而形成了通用于金元墓葬的家具模型式样。
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大同地区的金代墓葬中应该出现至少可以表现其有一定演变、传承关系的实物资料。然而，恰恰相反，除了阎德源墓中出现了完整的家具组合和五供组合，以及云中大学两座金墓各出土了一件黄绿釉陶烛台外，其余的金墓中并没有一件家具模型。倘若没有新的墓葬资料加以佐证的话，就阎德源墓个案，很难说明该墓的家具组合是受宣化辽墓的影响。
那么，这一葬俗特征是否是阎德源的道士身份而偶然出现的呢？
由大同地区辽墓中零星出现的家具模型来 看，阎德源墓中的家具组合应该是受世俗墓和现实生活的影响，与其道士身份并无太大关系，而瓶、炉、蜡台等完整的五供组合器出现，则具有浓重的道教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继金代阎德源墓之后，大同地区的元代墓葬中出现了多套完整的家具组合与五供组合。1958年，在大同市宋家庄发掘的元代冯道真墓中，出土了影屏、巾架、盆座、镜架、木桌、蜡台、木瓶、香炉等成组的木制家具和五供组合，而这一随葬习俗并不只限于道士墓。在元代崔莹李氏墓和王青墓中，除了茶酒具等随葬物品外，还出土了成套的陶质供桌、影屏、陶椅、巾架、火盆架，以及香炉、烛台、长颈瓶等。此外，在大同西郊的齿轮厂元墓也发掘了木榻、巾架、木桌、盆架等木家具模型。
由此说明，元代墓葬中的家具和五供组合 与墓主是否为道士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元墓出土的此类家具和供器有木质或陶质之分，但基本上延续了阎德源墓的家具组合模型，从而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家具随葬品式样。因此，二者的传承关系不言而喻。
以大同地区现存的辽金元墓葬来看，随葬铜镜的比较少见，目前只有辽代许从赟墓和云中大学2号金墓分别出土了一枚素面铜镜、压字形铜镜，而阎德源墓和冯道真墓则都出土了两面铜镜，阎德源墓中的大铜镜直径32.1、厚0.7厘米，镶嵌于墓顶中心，小铜镜则置于供桌之上，而冯道真墓中的铜镜较阎德源墓的铜镜还要大，直径达38.2厘米，置于镜架之上，小铜镜直径11厘米，置于木房内。由此可见，阎德源墓中出现的一大一小铜镜，应该与其道士身份密切相关。
铜镜是道士施法和修炼的重要工具，《正统道藏》中详细地记载了早期道士在坛场安置铜镜的各种仪轨。此外，道士在室内或者岀行也要佩戴铜镜，用以避邪防身。唐代李绰《尚书故实》记载：“梁陶贞所著《太清经》，凡学道术者，皆须由好剑镜随身。”而《云笈七签·卷九十九》则载“栾谓徐曰：‘吾醉，遗所佩九寸镜，今端午将及，议欲重铸，宜卖酒收直以备资费’。”这段记载表明了道士有佩带铜镜的习惯。
此外，道士不仅修炼时用镜、出行时佩镜，平时还得照镜。在《洞玄灵宝道学科仪·明镜要经品》中对于道士用镜进行了明确的记载，文曰：“凡是道学，当知照镜”，并详细地介绍了照镜的方法以及相关规定，
如道士“照镜当以甲始立规之法，以明镜九寸，无令面中有瑕疵”。那么，道士为什么要照镜呢？首先铜镜可以带来光明、可以分形变，可以令人聪明，又能“逆知万年，又能令人与诸天神相见，形其道得法，则诸神仙皆来，道士得道矣。道士在石室之中，常当悬明镜九寸于背后，以辟众恶，又百鬼老物虽能变形，而不能 使镜中景变也，见其形在镜中，则变消也，无为害也”。
从以上记载可知，照镜是道士修功、炼法主要用具之一，它不仅可以“辟众恶”，而且“少而形其道得法，则诸神仙皆来，道士得道矣”，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阎德源墓中为何要放置两面铜镜。
在阎德源墓中出土了2件道袍、1件鹤氅，均丝绣仙鹤与云纹图案，尤其是鹤氅，长2.34、宽1.35米，幅巾丝绣四方连续的仙鹤和团云纹图案，鹤高14、展翅宽13.8厘米，共72只。鹤氅四周绣黑边，边宽11.3厘米，上绣34只鹤，因此，这件鹤氅共绣鹤106只。
此数据来源于《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该文物现在大同市辽金元民族融合馆展出，笔者多次查证，这件鹤氅的边缘应绣鹤32只，总数应为104只，不知《简报》中多出的2只是何缘由。不论如何，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丝织品，是研究道士服装以及金代丝织品的重要实物资料。
▲金代 罗地丝绣仙鹤纹覆衣（局部）
鹤氅应该是由羽服演化而来，《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子次于乾豁，以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执鞭以出”。这可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历史上关于羽衣最早的记载了。
羽衣即是用羽毛制成的衣服，它不仅美观，还承载了独特的身份标识，是古代方士修炼成仙的特定着装。《汉书·郊祀志》记载：“五利将军亦羽衣衣，立白茅，上受印以弗臣也。”颜师古注曰：“羽衣以羽毛为衣，取其神仙飞翔之意。”《汉书·艺文志》中有：“神仙者，所以保护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长生不老，拥有不坏之身，并在天地间自由翱翔的神仙、能人在志怪故事里也常以羽衣形象出现。东晋葛洪《神仙传》中记载：“须臾，忽有三仙人在前，羽衣持节，以白玉版、青玉介、丹玉字授与羲，羲跪受，未能读。”
即使到了清代，羽衣的形象依然不绝，在徐锡龄《熙朝新语》有这样一段故事：乾隆五十年间，邻近发生大火，“太夫人元孙媳妇陈氏，亦节妇也，居第内后楼，望见火势方炽，一星冠羽衣凌空指挥，若保护此坊也者。因得无恙”。
当然，我们熟悉的《西游记》里的神仙们也是“彩雾千条护羽衣，轻云一朵擎仙足”。东汉时方士、神仙家的活跃，使得道教应运而生，而当时的方士摇身一变成为了道士，所以道教的理想宗旨也延续了方士神仙家的学说，寻求长生不老、羽化升天，诚如苏轼云：“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由此，道士继承了方士的着装特征，身穿羽衣，成为道家最常见的服饰之一。
北宋道书《玉音法事·披戴颂》中记载，道士所穿法服包括：云履、星冠、道裙、云袖、羽服、帔、朝简七部分，其中“羽服”指的就是鹤氅，道士“披鹤氅以朝真，披星冠而礼斗”是道教中规定的着服形象。
在为数众多的禽鸟中，鹤常被作为长寿的象征，神仙也以仙鹤作为座骥，鹤的形象成了道教中重要的文化标识，
由此发展出羽衣的一支重要形态——鹤氅，然而鹤的羽毛并不容易得到，后来人们把周身绣仙鹤的衣服统称为鹤氅，这种衣服无领无袖，呈长方形，穿着时以纽扣绾结于颈部。例如中国古代传统戏剧诸葛亮、徐庶等带有道教色彩的人物常以身着鹤氅的形象出现。《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写到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他“审厂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以鹤氅为代表的羽衣，宽大飘逸，又仙气潇洒之风，这也是鹤
氅深受道家喜爱的缘由之一。
由此可见，金代阎德源墓与元代冯道真墓两座道士墓都出现了鹤氅，是有其必然因素的。
阎德源的一生历经宋金两朝，他“殆乎上天革命，稽首向风，携尘而来”，成了西京地区著名的道教领袖，在其传戒布道的数十年中，西京大同的道教得以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金末元初时代的西京道教，因此，研究该地区的道教发展概况，阎德源是不可绕开的人物。
由于其身份特殊，阎德源的墓葬规格要比大同地区同时代的金墓高得多，而其墓葬形制、葬俗特征以及随葬器物既有中原与雁北地区的习俗，又有道俗与世俗的结合。事实上，家乡汴梁的丧葬习俗对阎德源影响是极大的，他不愿行“云中旧俗，……聚薪而焚之”，而是想“以遗骸瘗之于丈室之后”，这在辽金时期的西京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一丧葬方式也直接影响了元代大同地区的丧葬习惯，土葬在俗人与道人间盛为流行。
此外，阎德源墓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尤其是桌、椅、榻、几等木家具模型以及香炉、瓶、蜡台等五供组合的出现，开启了大同地区家具与五供组合的随葬习俗，并直接为元代冯道真墓、王青墓和崔莹李氏墓效仿，而这些随葬的家具明器也是研究金元时期家具发展概况的重要实物资料。
此外，该墓出土了大批丝织品，包括鹤氅、道袍，坎肩、裤子、裙带等，上绣仙鹤云纹图案，绣工精致、设计巧妙，反映了金代高超的刺绣工艺，同时也是研究金代道士服饰的重要材料。而墓中出土的两面铜镜、戒板、杖、书、印章、八卦香炉等都与其道士身份密切相关，这些随葬器有的是墓主身前所用法物如印章、戒板等随其入，有的则可以助其得道成仙，比如铜镜，凡此种种皆是道俗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