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为什么是爱国主义的时代追求

疫情防控进思政课教学建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建议

2020年新春前后,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华夏大地。疫情是“大考”,抗疫是“大战”。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军民干群团结一心,打响了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夺取了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再次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彰显了中国制度优势和伟大民族精神。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要紧密结合疫情防控实践,拓展教学内容,帮助大学生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一、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

打赢疫情防控之战,党的领导是根本力量,人民群众是主体力量,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广大人民。

1.人民群众是抗击疫情的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抗击疫情是一场全民行动,人民群众是这场斗争中的主体力量。几个月的抗疫实践充分证明,群防群治既是我国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也是防控疫情的关键举措。

2.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把保护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并将其作为全党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千方百计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竭尽全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

3.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疫情袭来,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的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自觉遵从疫情防控总体安排和部署,有的义无反顾逆行去湖北武汉医院,有的“宅在家作贡献”阻断病毒传播,有的下沉社区抗“疫”一线,形成群防群治的强大合力。人民群众这个战“疫”主体是打赢这场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重要保障。

二、抗疫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这次中国抗击疫情的奇迹背后是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把抗疫行动变成了全国上下连成一条心、拧成一股绳的集体自觉。这种“中国速度”“中国规模”和“中国效率”,愈发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反观一些欧美国家在这次抗疫中的糟糕表现,世人有目共睹。中国和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根本区别,直接决定了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采取的对策不同,也再一次印证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在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显著优势。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植于中国大地,深得人民拥护,是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好制度,它能围绕共同目标集中各方面力量、调动各方面资源,高效有力办成各种大事难事、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三、抗疫的全局意识与辩证思维

中国抗击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伟力和科学思维方法的重大价值。

1.抓住主要矛盾。“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党中央高度重视,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共同的敌人;把武汉和湖北的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坚信“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2.注重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方法从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角度揭示事物的关系,侧重于人与世界的整体关系。系统方法就是在承认普遍联系的客观实在性的前提下去研究系统的最优解。我们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动员全社会力量、调动各方面资源,迅速形成了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3.运用战略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统筹运用综合国力,开展了全方位的人力组织战、物资保障战、科技突击战、资源运动战。

4.坚持底线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积极的思维能力。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我们仍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弱项和风险挑战,要有前瞻性谋划。

四、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警醒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注重生态保护。自然环境提供了社会生活和生产资料的来源。自然生态平衡对社会生活起重要作用。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是社会得以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对于病毒潜在发生过程,科学界将研究目光聚焦于野生动物。为了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2.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以合乎自然规律的方式来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观点。他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应该更自觉地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以合乎自然发展规律、合乎人类幸福生活和对美的追求的方式来改造和利用自然,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动态的平衡。

五、紧紧依靠科技进步战胜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对疫情防控的重要作用。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时强调:“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指出,“要把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任务”,“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并明确提出“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为应对本次疫情指明了行动方向。

1.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马克思认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和社会的巨大进步。

2.紧紧依靠科技进步战胜病毒。我们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不到一周时间就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分离得到病毒毒株,及时推出多种检测试剂产品,迅速筛选了一批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案,多条技术路线的疫苗研发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可以说,病毒溯源靠科技,病人施救靠科技,疫苗研发靠科技。

3.相信科学,拒绝谣言。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出现了一些谣言,如喝酒吸烟有助于预防等。破除这些谣言,要靠科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一些政客屡屡发表“中国人为制造病毒”“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病毒是中国的生化武器”等谣言,肆意抹黑污蔑中国。对于肆虐全球的病毒最初来源,目前科学界尚无定论。显然,这些污名化中国的表述无关公共卫生,而是暗藏意识形态“心机”。破除这些政治谣言,离不开科技进步的作用。

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中国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推动了全球治理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关注国内外疫情形势,高度重视抗疫国际合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频频与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会见谈话、通电话、致函致电,亲自推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这些谈话、通话、函电的核心要义是强调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彰显了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中国在全力抗击本国疫情的同时,始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支持和援助,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事实胜于雄辩。在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中,中国身体力行推动抗疫国际合作,既是中华民族雪中送炭、扶危济困的侠肝义胆,又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写照,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抗击疫情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担当,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以及疫情防控中涌现出来的感人故事,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彰显的中国制度优势和伟大民族精神,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案例。“概论”课教学要紧密结合疫情防控的实际,拓展教学内容,帮助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对疫情防控进行专题研究部署,并深入抗疫一线,调研指导,对疫情防控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如2020年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2月5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2月10日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3月2日在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就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工作座谈时的讲话,3月10日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3月26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重要讲话,5月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5月18日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6月17日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的主旨讲话,等等。这些重要讲话,确定了疫情防控的战略使命,即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明确了疫情防控的战略目标,即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出了疫情防控的战略要求,即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制定了疫情防控的作战计划,即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对其他省份加强分类指导;论述了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关系;对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抗击疫情的方向。

这些重要讲话虽然都围绕疫情防控展开,但并不仅限于疫情防控。这些重要讲话包含的丰富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应该有机融入“概论”课教学内容之中。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结合这次疫情防控,“概论”课教学要讲好以下几点内容:

1.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历史,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斗争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曾经先后遭遇过“三年自然灾害”“唐山大地震”“98特大洪水灾害”“非典疫情”“5·12汶川特大地震”等各种各样的灾难。然而,多难兴邦,危机本身就包含着“危险”与“机遇”,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的磨难考验中艰难前行,在应对一次又一次灾难的伟大斗争中奋起,从而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2.疫情防控就是一场伟大斗争。由于此次疫情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大,涉及面广,因而它事实上构成了一次任务空前复杂艰巨的社会公共危机。疫情防控对于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是一种严峻考验,对政府和人民也是一种严峻考验,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是一种严峻考验。因此,疫情防控就是一场伟大斗争。

3.疫情防控这一伟大斗争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疫情防控,对于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来说,是一场保卫战;对于阻断疫情的传播来说,是一场阻击战;对于医治感染者来说,是一场歼灭战,也是一场科技突击战;对于参与防控的人员来说,是一场全民战,是全方位的人力组织战;对于疫情防控的资源调动来说,是物资保障战、资源运动战;对于疫情防控的持续性来说,是一场持久战。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就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4.面向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不会轻轻松松,前进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过去,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铸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辉煌。今天,中国人民也一定能够战胜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艰难险阻,铸就更大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代大学生理应具有这样的自信。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此次疫情防控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党中央统一部署、协调各方,为“概论”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教学中,要通过讲好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帮助学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1.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加强疫情防控的顶层设计。党中央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分类指导各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协调调度,及时协调解决防控工作中遇到的紧迫问题。

2.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行动。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各地区成立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小组。他们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3.基层党组织雷厉风行。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坚定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打头阵、作先锋,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基层党组织全部行动起来,有的成立疫情防控后勤保障队,有的成立疫情防控爱心团队,保障了疫情防控的顺利进行。

4.普通党员群众积极投入疫情防控过程中。在疫情严峻之时,共产党员总是挺身而出,坚定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疫情防控过程中,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下,涌现出许多感人故事。

实践证明,党和政府建立起来的防控疫情体系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面前的应对能力,也彰显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强大力量,更彰显了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显著制度优势。这一点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四、疫情防控充分彰显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疫情防控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次集中考验,对于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方面的社会治理也是一次集中考验,对于我国的制度优势是一次集中检验。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快速、及时、科学、高效的大动员、大集结、大作战中得以充分展现,在中外制度的比较中得到充分彰显。

1.“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疫情防控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在防控疫情中采取的所有措施,包括局部阻隔、延长假期等举措,都是旨在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维护人民正常生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2.全民动员,齐心协力,彰显了紧紧依靠人民抗击疫情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保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把14亿中国人凝聚起来的巨大力量。在这场防控疫情阻击战中,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全国动员、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构筑起最严密的防控体系,全国各族人民都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了这场疫情防控斗争,凝聚起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3.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我们举全国之力予以支援,组织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340多支医疗队、4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迅速开设火神山、雷神山等集中收治医院和方舱医院,优先保障武汉和湖北需要的医用物资,并组织19个省份对口支援,真正做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优势得到充分彰显。疫情防控中,我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广为弘扬,涌现出大批英雄模范,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充分展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

5.中国国家制度的其他优势也得到充分彰显。比如说,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建设方面的制度也得了充分检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得到了充分检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优势也得到了检验。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的表现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充分彰显了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优势,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疫情防控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整合能力,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完全可以转换为治理效能的,是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我们一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五、通过改革完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高风险化解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党要时刻牢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来说,是国际性公共卫生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此,疫情防控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疫情防控也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概论”课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讲好以下内容:

1.要有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一项长期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

2.总结疫情防控经验。此次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战略性成果,但疫情防控过程中确实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短板,也暴露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深入调查研究,查找问题,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要善于总结经验,加强前瞻性谋划和规律性思考。

3.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以上是我们就“概论”课如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疫情防控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的几点建议。应该说明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内容十分丰富,有一些内容,如关于加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关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的重要论述,在教学建议中我们并没有充分展开,需要我们在教学中高度重视,并将这些讲话精神渗透到教学过程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建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近百年间,党带领人民群众曾经同多种重大瘟疫作斗争。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与此前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重大疫情防控斗争,都是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重要内容。

为从历史角度讲深讲透疫情防控彰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提出如下教学建议。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重大疫情防控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群众卫生运动的口号,并在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开展了疫情防控斗争。当时,造成根据地疫情发生的主要原因,一是严重自然灾害(如洪灾、涝灾等);二是军阀混战或国民党军队进剿、残害根据地军民;三是根据地经济文化落后、缺医少药。面对这一情况,1929年1月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常委会,讨论防疫问题,决定“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由于当时苏维埃政府系统卫生机构还不健全,会议“责成军委军医处拟定办法和条例”。次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发表专题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这是中华苏维埃政府大规模开展卫生运动,开展疫情防控运动的第一个动员令。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这一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军民都结合本地实际,重点开展了防控霍乱、赤痢、伤寒、天花、斑疹伤寒、猩红热、白喉、鼠疫、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恶性疾病,且收到明显成效,从而为这一时期革命斗争的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做出了加强卫生工作的决定。同年,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在施政纲领中作出规定:“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疗设备,开展全边区卫生运动,以达减轻人民疾病的目的。”这一时期,疟疾一度是边区群众和部队中发病最多、流行最广、危害最大的传染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日军扫荡,根据地遭到大肆破坏;二是有的地区洪水泛滥,蚊虫大量滋生,易于疟疾等疾病流行;三是根据地缺乏有效的防治药品。面对疫情,边区军民在抗日民主政权领导下采取了多方面的防控措施。在边区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抗日民主根据地得以在艰苦的环境中逐步巩固和扩大,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依托。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环境下,1947年夏,东北西满鼠疫流行,时值人民军队发起夏秋攻势,因而直接影响部队的调动和后方供应。1949年,人民军队在江浙一带整训,军队中血吸虫病患者多达3万余人。在某些传染病季节,部队进入疫区作战,大批易感者罹病。面对这种情况,军队医疗机构加速了免疫制剂和预防药物的研制与供应,在品种和数量上,自我供应能力都有了明显提高。此外,部队建立了卫生防疫专业队伍,提高了应变能力。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在鼠疫流行区建立了专业防治机构,铁路和口岸卫生检验组织相继在某些地区建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重大疫情防控斗争有如下特点:第一,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条件下领导各根据地军民开展的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其他各项建设紧密相连;第二,坚持卫生防疫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疫情防控得到根据地军民的衷心拥护;第三,党和苏维埃政权从各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对军民动员到位,军民广泛参与;第四,坚持“预防第一”“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指导原则,防控措施因地制宜,收效可观;第五,重视比较充分地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医学优势,同时重视应用中西医两法防控疫情。

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根据地军民所进行的疫情防控斗争,从一个重要方面为党领导的人民卫生事业初步奠基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积累的宝贵经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疫情防控斗争

新中国成立伊始,疫情防控,特别是重大疫情防控,就成为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1949年10月27日,政务院召开防疫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扑灭察哈尔省北部的鼠疫疫情。同日,中央防疫总队成立。该队先后编组九个大队,派赴各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1950年4月21日,卫生部发布《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4月22日,卫生部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关于预防霍乱的指示》。此后,党领导的疫情防控斗争始终没有间断,其中包括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地方性氟中毒等地方病的防控;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等寄生虫病的防控;鼠疫、天花、霍乱和副霍乱、脊髓灰质炎、麻疹、白喉、回归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非典肺炎等急性传染病防控;结核病、性病、麻风病等慢性传染病防控。其中,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重大疫情防控斗争、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血吸虫病重大疫情防控斗争、2003年非典肺炎重大疫情防控斗争,都是疫情防控的重大事件。

在抗美援朝期间,我国开展了防控鼠疫的斗争。1952年2月,朝鲜战场上发生鼠疫、霍乱等传染病。3月份,有志愿军战士被感染,并有几十人死亡。为做好防疫治疗工作,国内先后向前线派出三批包括有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毒物化学、病理学、营养学等50余名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为前方提供鼠疫疫苗,并开展消毒工作。采取这些措施后,前方很快控制了疫情发展。1952年12月,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第三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于1953年12月召开。会议要求更加努力地培养卫生工作干部,坚持不懈地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预防流行性疾病的工作开展下去。

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是由于人或牛、羊、猪等哺乳动物感染了血吸虫所引起的一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曾流行于我国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共348个县、市,整个面积共200多万平方公里,有一亿多人口受到该病的威胁。党中央极为重视该病的防控工作。消灭血吸虫病中间宿主钉螺是一项改造自然的艰巨任务,必须组织各有关部门协作,并且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做好。为此,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55年成立了由党政领导同志主持、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以及血吸虫病防治办公室。省、地、县各级政府也都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自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为此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的诗篇后,该病防治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从1966年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国对血吸虫病患者实行免费治疗。此后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至21世纪初,我国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

2003年2月下旬,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性肺炎(以下简称“非典”)疫病灾害在我国发生,它先在广东局部地区流行,后于3月上旬在华北地区传播和蔓延,至4月下旬波及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呈暴发状态。除我国内地外,全球有30个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先后发生疫情。面对此状,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做出一手抓防治“非典”,不放松,一首抓经济建设中心不动摇的重大决策。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各界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住了该疫情。6月15日,中国内地实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数均为零的纪录。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并将北京自疫区名单中剔除。至此,我国抗击“非典”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的重大疫情防控斗争积累了如下宝贵经验: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新中国重大疫情防控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政治保障。第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是这些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坚实群众基础。第三,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努力提升和壮大新中国的综合国力,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和科学技术的力量,是这一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可靠物质保障和硬核技术保障。第四,科学分析和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变化,是这一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考量。

三、新冠肺炎重大疫情防控斗争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形成了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纲要”课教学可着重讲授以下疫情防控斗争的重要时间节点。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根据党和国家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统筹安排,1月23日10时起,武汉市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即对武汉实行封城。

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协调作用。之后,至2月23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又先后主持召开3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1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疫情防控工作和复工复产工作。1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湖北武汉考察指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抵达湖北省武汉市。1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

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连线湖北和武汉抗疫前线,听取前方中央指导组、湖北指挥部工作汇报。在此前后,他还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等会议,从不同角度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这段时间,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部署工作,中央指导组积极开展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作为,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形成了抗击病魔的强大合力。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主要分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部署下一步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军事医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医学院调研,主要考察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工作进展情况,看望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科研工作者。他强调,协同推进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科技支撑。

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鉴于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他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六项要求。3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在会上做了“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的发言。他指出: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为此,他向大会提出4点倡议。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果断采取的一系列防控和救治举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4月8日,武汉“解封”,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数字清零。4月30日,北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至二级响应;5月2日,湖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至二级响应……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他强调:“经过艰苦卓绝努力,付出巨大代价,中国有力扭转了疫情局势,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为努力推进全球疫情防控,他向大会提出六点建议和五大举措。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7日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统计,截至2020年5月31日24时,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3 017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8 307例,累计死亡病例4 634例,治愈率94.3%,病亡率5.6%,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这对最大程度地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

这场重大疫情防控斗争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提供了最根本的领导保障。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生命至上原则,尽最大努力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第三,实行全国一盘棋和充分调动各方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为抗疫斗争提供最重要的物质保障。第四,采取最广泛的社会组织动员,实施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为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五,坚持科学防治,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及中西医结合在疫情防控中的巨大作用,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在防护、隔离、检测、救治、追踪等重要领域采取有力举措,为疫情防控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第六,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积极主动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举措,分享中国经验,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捐赠了医疗物资。第七,坚决反对个别国家对中国采取的污名化和疫情政治化等一系列倒行逆施。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建议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坚韧奉献、团结协作,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力量,特别是青年人同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展现了时代新人的担当精神,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优异的“青春之问”答卷,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提供了生动的、鲜活的教学内容。“基础”课要从思想道德修养和法治教育的角度,讲深讲透疫情防控彰显的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最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引导大学生坚定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现提出如下教学建议。

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这次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有力支撑。在这次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守望相助、同舟共济,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执著态度和牺牲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坚定信仰和信念。没有这种信仰信念的支撑,就不可能有这种全民奋起的精神状态,也不可能取得抗疫斗争的重大胜利。在这次斗争中,共产党员坚决听从党中央的号令,舍生忘死、冲锋在前。这不只是纪律的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体现。在这次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在疫情中坚定地相信党和政府,党和政府一声令下,迅速实现了社区隔离,阻断了病毒传播。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这种信赖,也是人们坚定理想信念的一种重要体现。

要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讲好中国抗击疫情的动人故事,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凝聚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引导大学生体悟“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深刻涵义,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要选择好运用好典型案例,从理想信念维度生动展现疫情防控伟大实践对人们心灵世界的强烈震撼,以无可置疑的事实确证社会主义的人民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帮助大学生认知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全社会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这次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力量。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武汉、湖北、全体中国人民,以高度的自律并自觉作出自我牺牲,充分承担作为社会成员的职责,在整个社会较快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大格局,创造了以最大的可能救治感染患者的机会和条件,这是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展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也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在广阔的疫情防控战场上,涌现出一大批青年师生的青春身影,他们在疫情阻击战中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与祖国人民一道奋战在抗疫最前线,充分展现了在应对重大困难和挑战中积极向上、争做时代先锋的青春力量,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科学高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次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深切体悟到,只有建立共同的价值目标,一个国家和民族才会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才会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才会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要结合在抗击疫情过程中迅速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控”局面的成功实践,深刻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量。以疫情防控中挺身而出的青年先锋的感人事迹,说明“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人生追求并不过时,它正是新时代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选择。

要辅导大学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的回信和在五四青年节的寄语,结合大学生特别是本校大学生在疫情中的成长和收获,引导他们在实现伟大梦想征程中进行的伟大斗争中,大力弘扬疫情防控过程中孕育生成的战“疫”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人生出彩,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疫情防控实践,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统一的中国精神的具体、生动写照,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要充分讲解疫情防控中,英雄模范、医护人员、人民军队、公安警务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立足岗位,团结奉献,生动诠释了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厚的家国情怀。要充分讲解以爱国主义为“灵魂”的战“疫”精神,在疫情防控中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展现了爱国主义的强大功能和磅礴力量。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作为疫情防控一线主力军的“90后”“00后”青年群体,在战“疫”中充分展示了青春热血和智慧,用他们的感人事例,生动阐释了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和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责任担当的统一。

要对比个别国家的资本、选票重于生命,尤其是极个别国家的推诿甩锅、栽赃嫁祸的令人不齿行为,充分彰显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天下情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要深刻认识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引导大学生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大力弘扬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人。

四、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在疫情防控中,重视整体利益,强调责任奉献的中华传统美德得到彰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的中国革命道德得到传承和弘扬,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强大力量;中西医结合诊治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的突出效果,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疫情防控中英雄模范的奉献牺牲精神,各族人民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展示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强大功能和磅礴力量。在疫情防控中,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的先进事迹,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疫隔离规定,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行为,体现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要求,是新时代我国人民遵守公民道德准则的生动实践,印证了新时代我国人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的提升。

要用好疫情防控中涌现的鲜活、感人的道德案例,引导大学生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及其时代价值的理解,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的“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内涵要求,正确认识新时代我国公民的道德风貌,积极从疫情防控中英雄模范身上获取前进动力,做有高尚道德情操的时代新人。

五、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力量

依法防控实践,为法治教育提供了丰富教学资源。其内容主要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一系列公共卫生及疫情防控的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中央依法治国委员会等机构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等政策精神;一切组织和全体公民依法防控生动实践的法治精神。

要精准讲授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法防控疫情及应急处理,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法律依据,发挥了特有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要将其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教育,深刻阐明修改完善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立法,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公共卫生及疫情防控法律规范体系。要进一步强调法治实施体系建设,政府部门严格依法实施防控措施,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妨害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违法犯罪,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要突出强调全民守法自觉是全面打赢这场特殊战争的广泛群众基础,既要讲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响应中央决策部署,服从政府防控措施,配合社区有关工作的先进事迹,也要讲极少数人不服管控,信谣传谣,隐瞒疫情,逃避责任,甚至恶意传播,抗拒执法的违法犯罪案例。引导学生进一步提升守法自觉,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养成守法习惯,以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为夺取疫情防控的最后胜利尽责任、作贡献。

花了几小时的时间看完了全部146个回答,发现没有一个把什么叫【主义】说清楚的,能完整把【国】、【国家】定义了的也是没有,就更不用说【爱】是什么意思了;题主带着情绪和主观立场加的【真正的】定语也很少有人把【虚假的】作为其对立统一的辩证对象进行举例分析。

下面逐一定义,然后再给出完整的解答:

1、【主义】:成体系的思想。(百度百科就有完整的定义,而这146回答中我没看到一个给出了关于【爱国】的完整思想体系);

2、【国家】:在2021年12月3日的中文语境下,【国】就是【国家】的缩写,而【国家】包括了从自身到家庭到邻居到乡里到省市到全国到中华民族到亚洲文化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下而上、立体多维、穿越时空、虚实兼备的混合体;

3、【爱】:“爱”与“喜欢”的本质区别是:喜欢一个人、一件物品、一个国家是喜欢TA的优点;爱人/物/国是爱TA的缺点;

4、【真正】:“真爱”和“真主义”的区别是:前者是纯感性判断,后者是纯理性可量化、可实践的成体系思想。

题主的问题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一、首先要严格区分在中文语境下的【爱国主义】与西方的Patriotism的本质区别: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11月印发实施的,第30条,“涵养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理性平和的国民心态”中提到“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所有不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不愿意与世界共享我们的发展成果的、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持敌对态度的国人,都不是【真正的爱国者】

而西方的Patriotism没有“必须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约束条件。

这里多说一句,patriotism的词根用大白话说就是“干爹/主人/金主”,所以欧美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他们的patriotism时都是以“为干爹/主人/金主抛头颅洒热血”的形式出现的。

理解了什么是patron,你再看这种众筹包养网也就不会感到迷惑了。

二、虽然在中文语境下的【爱国】就是狭义的“自爱、爱家庭、爱老家、爱中国、爱亚洲、爱世界的知行合一”,但如果把【爱国】这个词放在中国以外的各地区翻译成当地的语言后,是可以再细分成八种不同的AIGUO形态的:口头爱护照国、行动爱理想国、默默爱投资国、被PUA爱资本国、被骗爱主人国、被洗脑恨指定国、弃神谕鄙视移民、信纳粹种族灭绝。

这八种不同的AIGUO形态,均以现实中的真人真事为佐证;而之所以这些人符合他们自定义的AIGUO行为就可以被称之为AIGUO人士,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给出过像的成体系【爱国主义】的明确定义和对于爱国行为知行合一的指导纲要。

三、中文语境下的【爱国】是暗含了“爱是对完整的希望和追求”、“爱是对美的追求”、“爱是非理性在渴望理性”、“爱祖国 爱人民”、“齐同慈爱 异骨成亲”、“墨家 兼爱”……对【爱】的诠释及知行合一对应行为的约定的。

从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在爱国的同时,也有“国”爱我的亲身体验——互不相识异乡国人的不求回报的帮助、街道专人上门协助免费打疫苗、警察叔叔智勇双全帮忙寻回半年多前的笔记本、午夜独自外出的安全感…… 虽然由于一百年来我兔被的奴隶及其走狗大肆掠夺资源、压缩生存空间,导致现在国内仍然还有很多人和很多地方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合法不合理,但爱国不是爱国家的优点,而是爱它的缺点——爱缺点不是纵容,而是在外人面前适当解释寻求理解,在自己人面前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完善和改进。

我希望百年以后的祖国,是一个兼爱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志、维护和平、确保人类有更大生存空间、助力人类文明向【全宇宙一千万亿总人口】的高峰不断攀登的核心动力源。

四、列一些我认为符合的知行合一的【真正爱国主义】行为:

  1. 阅读全文,并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实现路径(反例:)
  2. 舆论上声援“公平教育”“共同富裕”的政策、人、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行动支持公平教育共同富裕。(反例:赵薇、吴签、柳元庆、郑爽)
  3. 严格区分“被NED购买的舆论洗脑的同胞”和“卖国求荣的千古罪人”,对待同胞要摆事实讲道理不厌其烦的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服,对待敌人要稳准狠的举报或揭露。对于拿不准、也许是战忽局卧底的同志的,要采取:“只动嘴不动手”的键盘侠姿态,争论归争论,但不人肉不威胁不动气,见好就收。
  4. 为增强我兔的文化自信,关注/钻研考古中国学的发现,给出自己的解读,并结合唯物辩证法给出适用于自身能力提高的经验总结。
  5. 为填补国内科技空白,申请专利和著作权。
  6. 为净化网络环境、舆论环境、文娱环境,配合清朗行动,该举报的举报,该施加压力的加压力。
  7. 为净化社会环境、人文风气、基础教育,配合扫黄打非,该举报的举报,该施加压力的加压力。
  8. 遇到举手之劳就能助人为乐的机遇,马上抓住,乐一把。
  9. 在国内所有的的奴隶及其走狗们被清算之前,宁可躺平也不要助纣为虐。
  10. 用行动支持反消费主义、反浪费、反金钱至上的享乐主义、反犬儒、反历史虚无……
  11. 关注地缘政治,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关注中央精神和新的法律,确保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与国家立场完全一致(反例:为什么美国新冠确诊几千万,国家还没崩掉? - 知乎 )
  12. 学习哲学,思考人生价值,思考人类未来的方向,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该如何体现在每一个国人的行动中。
  13. 遇到【虚假的爱国主义】真正的流氓无产者(例如砸日系车),如果判断对方并非全无理智,可以采取曲线说服的方法:“你先别砸我车,我先把我车过户给你,你再砸就是砸你自己的车了,这样你既爱国,又不犯法。我不希望你因为破坏他人财物坐牢被抓,咱们都是爱国青年,我支持你!”
  14. 在工作中,监督公司不对外泄露国家机密(包括但不限于:国人的打车信息、网上购物信息、收货地址、电话号码、收入状况、国家安全部门地址、联系方式……),一旦发现,立刻举报。
  15. 为推进祖国统一,主动与台湾省同胞建立一对一的联系,提前为支持梧桐的同胞提供梧桐期间在大陆这边吃喝玩乐的安排日程表,避免误伤好人。
  16. 关注东部战区日常动向,但不在网上发表个人的梧桐日程表猜测,除非已经发过20次错误的预测了,那请随意。
  17. 关注印度国内局势,有条件的可以学习一两种印度常用的语言。
  18. 关注伊朗国内局势,有条件的可以学习一两种伊朗常用的语言。
  19. 关注阿富汗局势,有条件的可以学习一两种阿富汗当地语言。
  20. 关注非洲局势,有条件的可以学习一两种非洲当地语言。
  21. 关注美国国内局势,有条件的可以搬运一两个州的地方政府最新动向。
  22. 关注新冠最新毒株,在国内配合国家、省市、小区的防疫工作;在国外的保护好自己。
  23. 关注国外反华媒体协同造谣的各种热点话题(人杈、毒品、女拳、宗教、历史……),在同学群里与谣言斗争到底。

先写这些,今后慢慢补充。

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伴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华夏文明、华夏城市文明的发展,不仅丰富多样精彩纷呈,而且日益以其独具特色的华夏城市文明风格、文明魅力,令国人关注,引世人向往。为了更好地认识华夏文明,更好地评价华夏城市文明的历史与当代价值,本章对文明与文明论研究以及新时代城市文明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做些分析阐述,以确定本书对华夏城市文明研究的视域与方法。

在对文明的各种定义、文明与文化、文明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后,才能对文明作出新的诠释。

(一)文明定义的多样性

文明一词源自近代欧洲,最初是用来形容人的行为方式,和“有教养的”“有礼貌的”“开化的”这一类词意思相似。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civitas”(城邦),所以文明也有“公民的”“市民的”这样的含义,即它和当时兴起的资产阶级有密切的关系。[1]法国的启蒙学者最早使用这一名词,“该词最初确指对知识进步、技术进步、道德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朦胧向往,也就是所谓‘启蒙思想’”。[2]在使用中,文明的含义逐渐由指个人的行为而具有了社会的意义。文明与野蛮相对应,用来指社会的一种进步的过程,一种进化所达到的状态,一种发展趋向。

但是,对文明的界定又各有不同的视角。于建荣博士考察分析中外关于文明的35种定义,按照其密切程度进一步把这48种要素归纳为16种类型,并且统计出每一种类型的定义所占的比重。如:认为文明是主体的,占17%。文明主体可以是整个人类、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民族;认为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占21%。这种社会文明可以是社会生活文明,也可以是社会的类型(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还有认为文明指文化的,占11%;另有认为文明是一种进步状态的,占20%。这种进步可以指社会的光明、开化、现代和新内容,也可以指社会的发达和较高阶段,等等。

以上种种不同的文明定义,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要合理地界定文明,必须厘清文明与文化以及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系。

(二)文明与文化的关系

在文明一词流行的同时,文化一词也逐渐被使用。所以,阐释文明的含义,必然涉及文化。据说德国人早先宁愿使用文化一词而不愿使用文明,后来他们用文化来指宗教、艺术、思想等精神方面的事物,而文明则用来指政治、经济等社会中的现实事物。到了19世纪,文明这一概念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民族扩张和殖民运动的辩护词。他们认为文明这一进程在自己的内部已经完成,“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的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不断向前发展的整个文明进程在他们的意识中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他们用文明的结果炫耀自己,以示自己的天赋高于他人”。[3]

1.文明是包括文化的最大的实体

英国宗教社会学家道森认为,文明在概念等级上处于比文化更高的层次,即文明包括文化,而不是文化包括文明。一个文明可能涵括深刻而广泛的文化分化或文化多样性。因此,可以在讲法国文化、德国文化等的同时,不否认它们均属于一个共同的西方文明。[4]也就是说,文明是最大的具有区别意义的生活共同体,在它之上不存在能将它囊括在内的更大的实体。文化却不是这样,它并不是最大的具有区别意义的实体,因为存在着能够将它囊括在内的更大的实体。虽然文明和文化在许多情况下有语义重叠,但如果采用道森的方法区分,则它们在概念等级上的重要差别便更能凸显出来。它们的所有语义差异中,这种概念等级上的差别也许是最重要的。

文明实体论的另一个杰出代表是法国当代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他强调文明的整体性内容,认为文明首先体现在一个地理区域。因此,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其次,文明等同于社会。他认为这两个概念指的是同样的一个现实,文明与社会两者是永远不可分离的,只不过文明所隐含和包括的时段相比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现象都要长得多。[5]布罗代尔的这种文明观及其研究可追溯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把世界各民族分为文化民族(或称文明民族)与原始民族两大类,认定世界历史是文明民族创造的,而世界历史可分为八个独立的文化形态: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浮士德文化)和墨西哥文化;每个伟大文化都来源于一个民族最深层次的民族精神,都有自己表现于文化各个方面的基本象征。

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思想,认为历史研究的最小单位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个的社会或文明。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6]他认为当代世界主要有八种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当代人在文明的作用下组成文化共同体,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最有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的关系,即文明间的竞争性共处——冷战与和平,也可能是高度敌视的关系。他还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基本被等同为世界上的伟大宗教。“因此,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7]

2.文化是文明的典型表现

文明展示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所有方面,所以,人们才把社会发展称为文明的进步,把人类社会称为“文明的社会”,而没有称为“文化的社会”。文化的社会只是表现出文明社会的某一方面。与文明相比,文化集中表现人的精神内涵,或把人的精神思想以物化的形式记录下来,使后人从中看到人类精神思维发展的轨迹,因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典型表现。

首先,古老的文明孕育深厚的文化。一种文化形态可以越来越成熟,甚至走向衰老,而文化却因其文明的古老,能够建立起非凡的伟大的文化。如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史,尽管这种文明在近代已经落后并被资本主义文明击败,但建立在几千年封建文明史上的中国封建文化却是如此的博大精深,以致成为封建文明的代表。它并不因为封建文明的消亡而消亡,相反,它成为永远消失的那个古老文明时代的人们精神的表现,并因而具有永久的魅力。

其次,文明形态的不断发展,使旧的文明不断被新的文明取代,旧文明的价值也随着存在理由的逐步消失而慢慢降低;而文化由于在历史继承性上的特殊规律,成为新文化形成的基础,其中代表这个文明形态精华的理性思维成果,在新的文明发展阶段得到发扬光大。如古希腊哲学是超乎寻常的古希腊文明的产物,尽管这个人类的“超常儿童”消失了,但古希腊哲学思想作为人类幼稚时代对周围万物的成熟思考,而成为启迪和培植西方中世纪、近代、现代乃至当代思想文化的宝库与沃土。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主要指人类精神思想的凝聚和发展。

对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界定是:“文化中的积极成果作为人类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便是文明”,“人类文明从来是以进步文化为基础,没有进步文化的发展,就不会有文明的发展”。所以,文明包括文化,且高于文化,文明是文化的升华;文明离不开文化,文明要以文化为基础,但又不等同于文化,而是文化精华之所在。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和物质形式的成果,其中既有优秀的传世之作,也有落后以至腐朽的糟粕,而只有真正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成果,才真正称得上是文明的因素,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链条上的一颗颗珍珠。

(三)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系

如前所述,法国当代史学家布罗代尔强调文明等同于社会,不仅因为这两个概念指的是同一个现实,而且是两者不可分离。离开社会的支持,离开社会带来的张力和进步,文明便不能存在。所以,这里必须先说明文明与社会的关系。

狭义的社会,一般与经济相对应。所以,常常会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来指称社会,反映社会的发展水平。广义的社会,一般在以下三个层面来表达:一是社会包括经济、文化、生态的大社会概念;二是对社会的发达程度的指称,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三是对人类社会的演进的指称,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显然,以上三个层面关于社会的含义,从动态演进的意义上看,无论是从“农业社会”演进到“智能社会”,还是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反映的是文明在社会领域的进步。

如果说人脱离动物世界,脱离愚昧落后是一种文明的开端,那么,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不仅表明了人类创造的文明不断从低端走向高端,而且表明人类文明的储存方式进入了以信息、数字等方式来储存、表达、交流的社会,文明的信息以几何级倍数增长。在上述意义上,文明与社会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与一致性,讲文明,不能脱离承载文明与促进文明发展的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布罗代尔关于“文明隐含和包括的时代,相比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现象要长得多”的论断。毋庸置疑,文明从其不断提升、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看,肯定比某一社会形态以及某一社会现象长得多。但是,布罗代尔对特定社会现象缺乏准确的分析说明,特定的社会现象可以指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社会理想、社会价值观、社会思潮,等等,文明的时段自然比它长。这样的说明意义不大。重要的是阐释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系。

社会文明一般是指:(1)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文明,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文明,明显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文明。两者的水平不能简单地以“文明有礼”“友好互助”等伦理道德来评价。因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文明是在“社会分层”“社会利益”“社会结构”等大调整之后的社会文明,两者只有相对可比性。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科技进步,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而形成的社会文明,虽然还有种种不足,但它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社会文明提升。(2)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社会文明水平。如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社会文明相对高于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的社会文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仅从公民出行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来观察,其社会文明程度远低于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所以,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到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建成,社会文明程度与市民文明素质明显提高。

对社会文明做分析后不难看到,文明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的状态,相对于社会文明时间段更久远、包容性更宽广,而社会文明则是特指某一社会时期、某一社会阶段的文明。然而,社会文明比一般意义上的文明更直接、更具价值,它直接反映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社会文明和谐有序状态,直接影响该地区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响该地区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和谐。所以,社会文明的提升更难,它是对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市民的习俗、文化、风尚的整合、改变和提升。

在对文明与文化、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系做分析之后,我们对文明从如下几个阶段作出新诠释:(1)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看,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2)从文明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判断文明,文明即社会,社会的发展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文明虽然不如文明更久远,但它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反映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社会文明和谐有序状态。(3)从文明伴随人类劳动实践的发生与发展看,“文明是实践的事情”。

概括上述三方面含义,一般可说: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成果中丰富多样的文化样式,标示着永不歇息地追求未来、引导人类不断地从地球文明向宇宙文明拓展的趋势。

概括近现代以来的种种文明论研究,有突出影响的主要有以下三种:

1755年4月,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在题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论文中,一反长期以来人们对文明的一致赞美之声,对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祸害给予了严厉的鞭挞,从而成为文明批判论的先驱。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卢梭文明批判论中所充满的革命辩证法。他说:“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作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8]显然,恩格斯从卢梭对文明带来的另一面——即不平等的批判中,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社会平等与不平等的辩证法。

2.傅立叶的文明批判论

圣西门和孔德将文明作为进步状态来看待,法国的夏尔·傅立叶则对文明持批判态度。他揭露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对商业文明的批判更是尖锐和深刻。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说:“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9]

3.法兰克福学派等对文明的批判

继卢梭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揭开了批判科技文明的序幕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罗马俱乐部、汤因比以及爱因斯坦等人,都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工业文明社会,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变成对自然和人进行控制和压抑的统治工具。因而,工业文明是压抑性文明,而发达工业文明是压抑性文明发展的顶峰。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文明是单向度文明。一方面,它是一个富裕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病态社会。在技术帷幕和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全面的奴役和对个人精神压抑的日益加剧,是人的尊严的丧失。“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10]

1993年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之后又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系统地论证了他的有关文明冲突的思想。他认为,全球政治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的政治在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的同时,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而是文化上的差异,即文明的冲突。

在众多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认为有两大文明与西方冲突最大,其一就是伊斯兰教,其二是以中国为首的儒教世界。西方世界认为伊斯兰教最不容易接受外来价值观念,是最难同化的。而对于中国为首的儒教世界、亚洲世界而言,也是未来与西方发生冲突的一个焦点。亨廷顿认为,儒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联系在不断扩大和加深,将可能形成对抗西方的儒教—伊斯兰联盟。亨廷顿还对普世文明持否定的态度。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从普世文明的来源上否定了“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而世界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正是其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但从根本上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文化决定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实质上是一种内含着文化霸权的理论。

马克思对文明的分析论证很系统、完整。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第一卷到三十卷,使用文明一词即达2600多次。在前面四种文明论的研究中,我们已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在总结前人对文明研究和认识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把文明的发展同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文明的本质。这里再把它作为文明论(也是本文)的哲学基础加以阐释。

马克思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11]这就是说,文明是个实践范畴,具有实践性。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劳动是实践的基本形式。如果没有劳动,没有劳动实践,就不会有人类,也不会有人类社会文明。实践活动不仅使人类创造了文明,也推动着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主体(实践着的人)和客体(进入实践领域的客观世界)存在着双重关系的相互作用:客体不断地主体化,自在的自然变成了“人化自然”,主体又不断客体化,在自然界打下自己的印记,物化为客观对象。这种主、客体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关系说明了人们正是在变革客观世界、创造物质世界成果的同时,也改变着主观世界、创造出精神文明。这种物质的、精神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便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体现出来的进步状态——即文明;在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本质是人在实践(劳动实践以及交往实践、创造实践)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物质的、精神的成果,这种成果折射出文明的状态、趋势。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说,文明本质上是实践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文明实践论给我们的启示是:首先,文明是一个实践价值的概念,它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实践价值的自我确证。人在实践中创造了文明,反过来文明也确证人的价值,塑造人的素质;文明引导人类走出野蛮的生存状态,在不断创新生产工具、推动生产力进步的过程中,提升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方式的品质。其次,文明是一个实践时空的概念。文明既具有历时性,又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即地缘文明,正是这种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文明实践,才会有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才会有不同种族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再次,文明是一个生活实践的概念。文明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人们积极进步的、合乎人性的生活方式,它包括特定的文明生活条件、生活规范、生活习俗、生活关系、生活内容和生活观念等一系列生活要素。正是通过文明的生活才使人与动物相区分,才能标志出人类不同时期生活的水平、质量及其发展程度。

(四)文明论研究对象的价值选择

马克思的文明实践论不仅揭示了文明的本质,而且奠定了文明论研究对象价值选择的基础。换言之,对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对象的选择,包括把文明城市作为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实质上是基于文明实践内蕴的价值需求。

以马克思的文明实践论来解读近现代以来西方学者的种种文明论,可以发现: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实践的研究,从研究对象的关联来看,经历了三次转型。

第一次,从文明起源论向文明形态论的转型。该转型标志着对文明的研究,从一般的人类文明起源的纵向研究,到以横向文明形态(对世界上不同文化形态的分析)研究为主,结合不同文明形态起源(即纵向研究)为辅的文明论研究。该转型既标志着人类文明实践的进展,使人类社会的文明不仅仅摆脱了蒙昧、野蛮状态,而且形成了种种不同的文明(文化)类型。因此,对人类文明的研究要引入文明类型的方法,要研究并揭示不同的文明形态背后的民族文化精神。

第二次,从一般文明形态论向轴心期文明形态论的转型。这也是随着人类文明实践的发展,西方学者雅斯贝斯在了解并研究了中国和印度文明之后,才对东西方不同文明形态同时发生的轴心期(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作出了判断。该转型的意义在于:轴心期文明形态论,既是对人类真正的“精神文明”(雅斯贝斯称作“精神革命”)起源的发现,对人类“精神文明”“精神力量”的展示,又是判断史前文明、古代文明等不同文明形态分界的评价标准;既是人类对未来文明思考、创造和发展的思想精神基础,又蕴含了不同文明形态相互区别的思想精神的历史脉络、历史轨迹。

第三次,文明批判论向文明冲突论的转型。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突出矛盾。如果说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西方学者对文明的批判,着力于揭示工业化、现代化(现代性)时期资本的负面效应,而在资本主义后工业化、后现代化时期,实际上也是资本的全球化时期,资本面对旧的两极对立世界格局解体的现状,它要寻找并发现有碍于资本全球化的新的“敌对力量”;同时,为了保证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资本帝国能减少国内种族冲突、一致对外,于是,正在崛起并日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东方文化,成为资本全球化的一个“假想敌”;文明冲突论的提出,正迎合了这一需求,自然为西方世界普遍接受。这时,资本的原罪不是种种负面效应,也不需要深化文明批判,而是要研究并把握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冲突和融合的新特点、新趋势、新影响等。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批判论向文明冲突论的转型,是资本(相对于封建等级而言亦是一种文明)在走向全球化的实践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文明转型。文明实践的转型不会停留于一种水平、一种类型,它将随着人类文明实践的拓展、人类文明实践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发展。

2.文明实践的地缘特点

实践的历史性、区域性决定了文明实践的地缘特点。所谓地缘,也可以说是特定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的集合,不仅包括地貌和地形,还包括气候、各种矿物资源等。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讨论文明就是讨论空间、土地及地貌、气候、植物、动物种类,以及自然方面或其他方面的优势。讨论文明也就是讨论人类是如何利用这些基本条件的;一种文明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是为地缘—自然条件所根本决定的。[12]

这并非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强调:其一,同一地缘的文明,一般都起源于同一个地缘世界,或者说发端于直观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空间格局。如属于印度文明的人们大多生活在南亚次大陆;属于西方文明的人们一千五百年前主要生活在欧洲中西部,尽管公元16世纪以后他们迁移到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非洲南部等地区;属于伊斯兰文明的人们主要生活在从北非、中东至阿富汗再至印度尼西亚这一狭长而广大的地带;属于东正教文明的人们主要生活在欧洲东部和乌拉尔山脉以东的亚洲北部。

其二,发端于同一地缘世界的文明,其深层是共同文化基因的影响。如犹太文明(当然是否存在犹太文明还有争议)共同起源于巴勒斯坦地区;[13]公元2世纪上半叶,犹太人失去了现今巴勒斯坦一带原有的家园。自此,犹太文明“流散”(Diaspora,也译为“散居”)世界各地。一方面,“流散”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既有共同的犹太文明基因,又在融入当地(寄居国)文化、认同当地的文化和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寄居国文化特征的犹太文明。如18世纪法国犹太人对法国国家的认同、美国犹太人对美国国家文化的认同,均高于对犹太民族的认同。正因为如此,才有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摩洛哥犹太人、德国犹太人、波兰犹太人、俄国犹太人、美国犹太人等差异和区分。另一方面,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虽然在融入当地中有“变异”,即带有寄居国文化特征,但若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犹太文明的一种扩张方式;也正因为犹太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共同的犹太教信仰(也可以说是犹太文化精神),所以使他们即使身在他国也会每天向耶路撒冷朝拜,并于1948年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属于犹太文明的以色列国。

3.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

马克思主义文明实践思想,揭示了人类文明本质特征:人类的文明实践是人的自由自觉实践活动的体现,是人类对文明实践自由境界的追求。

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文明的自觉选择、自觉创造;人类既选择适宜其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又选择适宜其生存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人文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又成为文明实践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如人类在文明实践的活动中,以其独特的自由自觉的探索创新精神,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字、绘画、戏曲、舞蹈、音乐等来印证人类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

轴心期的精神文明,实质上是人类在进入自由自觉的文明实践后才发生的。换言之,文明实践是人类能进步到轴心期文明的动力,文明实践是区分轴心期文明与非轴心期文明的基石。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实践,形成了具备东西方历史文化特色的精神文明;当今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仍然需“自觉意识”的指导,根据文明实践的需求,进行新的文明论的探索。

总之,文明实践的转型要求我们:对文明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满足或停留于传统的文明研究,必须根据新的文明实践的需求,研究世界文明、东西方文明;在放眼世界、比较世界多种文明的同时,更要重视对具有地缘特点的当代华夏(中国)文明的研究;文明实践的自觉意识,要求我们对当代中国文明论的研究,更应关注与重视当代中国千百万民众创建文明城市的实践,更应自觉地把文明城市作为当代中国文明论研究的对象。

三 从文明冲突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20世纪80年代,在冷战结束之际,有关国际秩序有两大预言:一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它宣称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取得了对其他所有意识形态对手的全面胜利,甚至预言会出现一个单调乏味的和平、宁静的未来;二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如前所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建构了一项相当完整的政治理论。它关心的是冷战后的世界政治特点,提出新阶段全球冲突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国家间经济摩擦和政治对立,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它解释了冷战后文明冲突论上升的六点原因,预测了相同文明的集团或国家将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凝聚在一起,而儒家文明将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文明,形成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局面。但是,2008年以来由美国发端进而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经过10年的风波,全球不仅未能完全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反而因2018年美国向全球挑起的贸易战,使美国的盟友反击美国。社会主义不仅未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全球赞扬、学习的一种制度,削弱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一)文明冲突论的终结

随着福山历史终结论淡出历史舞台,文明冲突论试图维护西方价值观、西方意识形态的种种努力,因其自身理论的错误,也失去了昔日曾经拥有的光环。

1.文明冲突论反映了当代西方一种迷惘和绝望的情绪

亨廷顿“一方面看到西方中心论正在破产,但在深层意识上却仍陷于西方中心论不能自拔”。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东亚已经出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以东亚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正在崛起。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亨廷顿看不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世界权力格局转换,仍幻想保持西方霸权,实质上是面对不同发展力量、发展模式的形成而产生的一种迷惘。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许多专制政权岌岌可危。人均产值超过5500美元的国家,除了中东产油国和新加坡等极少数国家之外,全都是西方国家。即使在东南亚国家,民主诉求也势不可当。日本皇太妃是在哈佛大学受的教育,英语通行于全世界。无论非西方的人士嘴上怎么说,他们心里其实都向往西方模式。所以,亨廷顿预判,现代化即西化,在走向西方式工业化的同时,西方思想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但是近十年来的西方民主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自治,日益被世界看好。

亨廷顿担心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会联合对抗西方文明,有其敏感和远见之处。但是真正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的是五千年前的华夏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世界性影响。

2.文明冲突论对于国际政治的视角过于单一

亨廷顿理论自有其精彩之处,但只道出了一部分事实,不应极而言之,成为大道理,而涵盖、排斥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角度对于国际冲突的解释。他的理论缺乏多层次的分析,很难断言文明冲突与政治、经济冲突相比哪一种最为本质、最为关键。[14]如果文明冲突的范式成立,它是否应排斥其他国际政治范式,当代世界各文明是走向冲突还是走向融合?

在上述问题中,会涉及文明之优劣问题。在当代严肃的政治对话或社会科学探讨中,如果有人说基督教文明优于伊斯兰文明,或者印度文明优于中华文明,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因为,把文明看作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加以研究,是有学术意义的。但是,亨廷顿的问题是把文明提高到比民族、种族、经济利益等等因素更为重要的位置,这就缺乏根据了。至于他一定要把世界各大文明的差异说成冲突,而且还是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冲突甚至会引发战争,那就更加危险,误导性更强。

3.文明冲突大于文化冲突吗

享廷顿理论的误区,主要不在于他过分强调了文明文化及意识形态对国际冲突的影响,而在于他认定今日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必定大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按照亨廷顿的界定,文明是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文明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种族或民族,而是宗教。按照一般理解,文化的概念则同民族相联系,即如康德所说:“它的内核最终系于每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哲学观念。”

但是,文明都又有文化冲突。在欧洲历史上,欧洲文明意识与民族文化意识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交织、融合。冷战结束,两大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的斗争偃旗息鼓,代之而起的是文明冲突。假如能够论证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跨民族文明的认同强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国家认同,那么亨廷顿的理论便言之成理。然而他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反而在论文中几次混淆了概念。对于同属精神信仰范畴的当代思潮民族主义,亨廷顿在强调主要以宗教划分的文明,说文明是民族之间的最高文化组合,实际上贬低了民族主义所起的作用。为什么对宗教的认同会高于对民族的认同?这是亨廷顿难以说明白的一个问题,也是在文明冲突论中最大的理论漏洞。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在于文明可以是跨民族跨国家的,民族也可以是跨宗教跨文明的。只有在日本这样的少数例子里,文明和民族、国家才近乎是完全的统一体(如果不承认日本文明自成一体,又另当别论)。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义密切相关,但伊斯兰教的世界化又同阿拉伯民族主义有矛盾(阿拉伯人是不是个统一的民族,也是有争论的)。伊斯兰教本来是一种民族宗教,其内在核心是阿拉伯人特有的。然而随着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伊斯兰教的民族纯正性被皈依它的众多民族破坏了。土耳其人、伊朗人、库尔德人、马来人、哈萨克人、阿塞拜疆人等民族,都成为伊斯兰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在当代世界政治生活中,宗教冲突与民族冲突犬牙交错。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冲突,也是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的重合。在多种原因导致一种结果的情况下,认定其中一种原因是主因,是不合理、不明智的。

4.当今世界不同文化的借鉴和吸收

当今的文化,虽然有差异、有矛盾,甚至有冲突,但也不能否认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如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吸收,说明不同文化之间关系以融合为主导。所以,我们不能因地域、文化、文明、种族、肤色等方面的异同模糊了自己的视线,切忌以“东方”“西方”划线,而应从自己切身的文化关怀出发,培养像托尔斯泰、爱因斯坦和甘地这样的博大胸怀,在这个被种族、宗教、语言、文化分裂及至破坏的世界上,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和困境,不但负起对自己的命运,而且也负起对全人类命运道德的责任。这也就是习近平同志所倡导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该命运共同体为平台,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明与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借鉴。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随着世人对美国民主的质疑,对美国金融霸权、贸易霸权的批判,文明冲突论基本上已无什么影响。尤其是,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的提出,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被世界各国的接受,全球开始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1.马克思关于真正共同体的思想

马克思1842年在《莱茵报》工作时期,第一次对普鲁士这一国家共同体进行了反思。后来,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在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行分析时大量使用了共同体的表述。尤其是在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批判资产阶级国家虚假的共同体的同时,提出了建立把人从被奴役、被统配和被忽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真正共同体。马克思设想的真正共同体是人的个性自由在共同体中得到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在批判虚假共同体中提出真正共同体的思想,既是一种理想追求,又是一种现实的期待。当然,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缺乏构建真正共同体的基础和条件。不过,马克思关于真正共同体的思想,既是习近平同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依据,又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构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思路和方法论启示:一是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彰显了人类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质。人类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基于个体特殊利益与群体共同利益之间的共性需求、共同利益诉求;二是只有当个体的特殊利益与群体的共同利益完全一致时,共同体才能真正代表着每个人的利益诉求,才能真正成为代表一切人的真实共同体;三是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展现了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走向科学的价值诉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提供了思想与理论依据。

2.习近平同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新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高瞻远瞩,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是新时代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创新,充分彰显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和新时代和平外交的核心价值。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上着重展示的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思想,在国内则是以中国梦为共同目标,通过“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利益共同体,进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1)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期间的主旨演讲中,第一次向全世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习近平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以及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先后两次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演讲时,习近平同志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提出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2017年10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标志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确定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

(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如马克思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思想,“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从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基础的经典论断;更是马克思批判虚假共同体,追求真正共同体的思想,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中国积极倡导联合、合作、共享价值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将马克思一生追求的真正共同体所蕴含的价值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国际关系难题,凝聚关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更难能可贵的是:习近平同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键是中国已从“一带一路”、金砖合作、上合组织等层面,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的核心要义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一是“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一路”的建设根植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这既是对丝路精神的传承,也是中国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了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了务实合作,促进了协调联动发展,使各国民众在合作中得到了实惠,彼此距离进一步拉近,各方愈发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开辟了合作共赢的新天地。

二是金砖合作机制。金砖合作机制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共同建立的人类历史上首个以非西方大国为主体的合作机制。2017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金砖国家外长代表团团长时指出:“金砖合作是一个创新,超越了政治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建立了结伴不结盟的新关系;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老思维,走出了相互尊重、共同进步的新道路;超越了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观念,实践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这三个“超越”是对金砖精神的深刻诠释,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和实践发展。

三是上合组织。2001年6月14日,“上海五国”成员国元首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在上海举行会晤,吸收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上海五国”机制。六国元首共同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从2001年到2018年,先后组织了18次峰会。尤其是2018年第十八次青岛峰会,习近平同志发表题会《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强调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提出“上海精神”,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互赢的合作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显然,上合组织正在成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清洁美丽的世界命运共同体。

四 新时代城市文明的利益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合作、上合组织的实践,展现的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负责任的大国的担当和世界胸怀,期待引导人类建立一个共治、共生、共荣、共享和共赢的世界,展现了中国坚定不移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关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实践,又以新时代国内全体人民追求城市文明中国梦的实践为背景和基础。

1.文明城市何以成为利益共同体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之所以能成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原因在于:一是人民普遍希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城市经济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缺乏精神追求,城市文明治理水平不高,市民文明行为养成难等问题,成为困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难题。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最佳选择、最佳载体;二是文明城市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城市。其协调发展不仅体现在城市的形态文明、城市的功能文明、城市的物质文明方面,而且是城市形态、功能、物质文明的有机统一;三是20年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等创建活动的实践,不断向世人证明“文明创建”实践是千万民众共建共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2.深化全国文明城市的利益共同体建设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之所以能经久不衰,是因为已从六个层面构建起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一是共建共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国文明城市必须是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排头兵”。所以,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不仅要营造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氛围,像空气一样渗透到工作、生活、交往的方方面面,而且针对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群体,根据不同的身份、地位和职业特点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培育“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观,从个人层面践行“爱国、敬业、诚信”的核心价值观。

二是共建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全国各地文明城市创建,不仅通过“文图博”以及基层文化阵地、优秀传统文化讲座、经典诵读、优秀传统戏曲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等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通过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广泛开展具有各地文化特色的弘扬与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这些活动参与群体广泛、参与热情高、参与效果好,能够广泛开展共建共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全国文明城市的一项重要测评内容。

三是共建共享民生幸福工程。文明城市创建不仅突出创建为民、惠民、利民,而且从文明城市的“硬件”“软件”环境以及测评项目的设置上,体现民生幸福工程:(1)硬件设施突出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集贸市场改造、老旧小区生活环境改善、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城市村”环境卫生的整治,等等;(2)为市民营造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便捷高效的出行环境;(3)发展“文图博”等公共文化建设事业。

四是共建共享服务文明。城市窗口单位的服务文明水平,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是一个城市的“软环境”。服务文明不仅仅是窗口单位的事,也与市民相关。

五是共建共享城市秩序。文明城市测评对“文明出街”“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消费”以及市民在公共场所的文明行为的测评,可以说是2011年提出文明城市要成为培育核心价值观“排头兵”的要求之后,共建共享“核心价值观”的行动,不仅在文明城市中广泛推进,而且正在成为全国人民的价值共识。

六是共建共享城市文明环境:(1)城市公园、广场、铁路、长途汽车站等环境卫生,离不开市民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2)城市的垃圾分类之所以推进艰难,与市民的参与度低有密切关系,这说明更需要大家共建共享;(3)城市的绿色生态环境,不仅需要政府投入,文明城市创建积极引导市民参与植树护绿,发展环保志愿服务,还包括相关单位的管理等。这说明,一个城市的秩序文明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共建共享的成果。

五 新时代人文特色厚重的文明城市

城市文明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引导全国各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城区)的目标动力。2005年以来先后评选表彰了197个全国文明城市(城区),391个城市(城区)被命名为全国文明城市(城区)。这些城市不仅普遍追求崇德向善,营造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而且形成了各具人文特色的文明城市,厚重的人文特色在全国文明城市(城区)创建中不断彰显其魅力。

(一)以厚重的传统文化彰显文明城市之魂

1.马鞍山:中国诗歌之城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文明的承载、城市的“精气神”。2009年元月,作为工矿城市的安徽马鞍山,当时在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整体形象、居民生活环境等显性条件没有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一跃成为中部地区第一个全国文明城市,凭借的正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用厚重文化建设城市文明,用文化力量涵育文明市民,使文明创建之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马鞍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终老之地,他在这里留下了《望天门山》等5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作。从1989年起,马鞍山充分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已连续举办29届中国李白诗歌节,弘扬诗歌文化,传承中华经典,被誉为“中国诗歌之城”。每年重阳节前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诗歌创作者、爱好者与马鞍山市民一起,开展吟诗诵典、诗歌创作、歌舞表演、李白研讨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把李白诗歌节打造成“诗歌的盛会、宣传的窗口、人民的节日、朋友的聚会”。

同时,马鞍山把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全市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组织编写《课本上的马鞍山》,在校学生人手一册,让孩子们从小就记住李白的《姑孰十咏》、刘禹锡的《陋室铭》、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等一篇篇耳熟能详,与马鞍山历史密不可分的优美诗文,并以古诗文吟诵、古诗文表演、古诗文书法比赛和戏曲进校园为载体,广泛开展“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中华经典系列主题教育和“跟着课本游马鞍山”特色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润物无声。

2.双鸭山:以北斗星形象为城市布局的古城

黑龙江双鸭山人类文化历史悠久。饶河小南山古城遗址出土的墓葬玉器可以证实,我国最早的玉器在双鸭山出土,距今九千多年,被学者称誉为“东亚文明的曙光”;凤林古城遗址,是目前已知三江平原汉魏时期乃至东北亚极边地区发现的结构最复杂、规模最大、宫城与宫殿出现最早、保护最好的古代王城,也就是说,在双鸭山市区域上,曾出现过早期国家的形态;位于挠力河岸边的炮台山古城遗址顶城中的“北斗七星祭坛”,是我国目前发现的以天文星座——北斗星形象为城市核心建筑布局建造的首例古城遗址,说明双鸭山区域古人类已经将天文学运用于生活;据考古考证,在距今一万三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双鸭山区域就有人类文化的传承,说明了双鸭山所在的北大荒区域亘古不荒凉。

双鸭山多种文化交融。以满族先人挹娄人和赫哲族为代表的东北渔猎民族渔猎生活写就的渔猎文化;抗联时期,东北抗联军民写就的东北抗联文化;百万官兵垦荒,南泥湾精神写就的东北屯垦文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千百万下乡知青用青春年华写就的知青文化;现代农业建设,大农场、大农田、大农机写就的北大荒文化。多种文化的交融,丰富了双鸭山的文化内涵。

双鸭山城市文化传承。城市博物馆、抗联纪念馆、知青村、民俗馆、湿地文化宣教中心等一批文化场馆,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阵地,多种文化的交融,让人们在复读历史的同时,坚定了阔步向前的信心。

3.浏阳记忆:重现浏阳千年古县底蕴

《三国志》记载,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孙权拜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浏阳为其四俸邑之一。浏阳之名最早即见于此处,至今已历经一千八百多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湖南浏阳这座古老的城市,孕育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文化代表和反映着一座城市的特色品味和形象风格,也是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九曲浏河绕城过,两岸文化潮涌起,浏阳以其历经千年孕育出来的气质,成为湘楚一颗璀璨的明珠。风华卓越,传奇仍在续写。2015年4月14日,“咚咚咚……”一段尘封的古乐,重新回响在世人面前,这是继1948年浏阳文庙进行最后一次祭孔后,浏阳古乐67年来再次公开亮相。2015年11月6日,浏阳古乐第一次走出浏阳文庙,亮相第十二届中国(浏阳)国际花炮文化节的现代舞台,成为浏阳又一张文化名片。

浏阳古乐、浏阳花炮、浏阳文物、浏阳夏布、浏阳贡纸、浏阳戏曲……千年古县,文化悠长,一张张名片如同一幅幅厚重的画卷,让人热血沸腾。市志档案局“浏阳记忆”陈列展览馆,重现了浏阳千年古县的底蕴,流淌着时间和历史的烙印。

传承,是对浏阳文化推陈出新的基础。2018年6月22日,“欢乐潇湘品质长沙美丽浏阳”浏阳市戏曲文化进校园暨文化志愿者进少年宫启动仪式,在浏阳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报告厅举行。文化进校园,这是浏阳文化的再度发光发热,意味着浏阳的戏曲文化传承工作又往前迈出了一步。

据省志、浏阳地方志及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湖南卷》等记载:1659年就有了“二人转”“对子戏”“打花灯”等浏阳地方花鼓的演出。浏阳文化之浏阳戏曲,同样有着滚烫的历史印记。

底蕴悠长,浏阳夏布也历经过几度浮沉。如今,浏阳对这一传统手艺加大了保护和传承的力度,高坪镇政府已在太平村建立了浏阳夏布文化展示中心,帮助成立浏阳夏布生产手工艺传承保护协会,建立浏阳夏布信息平台。浏阳夏布的传承人谭智祥,更是受邀前往北京服装学院上课,向学生讲解示范浏阳传统夏布的生产过程,其作品受到海外诸多国家地区的青睐,影响深远。

更多的历史文化,在新的时代舞台散发出夺目光彩。浏阳文庙祭孔音乐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性项目名录;大围山镇楚东村被批准为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2016年,浏阳花鼓戏、浏阳客家山歌、浏阳皮影等四项列入省级非遗项目;浏阳夏布、浏阳豆豉、浏阳油饼、浏阳油纸伞、古山贡纸、浏阳小曲古法酿制技艺列入长沙市级非遗项目;谭嗣同纪念馆被确定为“长沙市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厚重底蕴的流淌,是这座千年古城最让人着迷的风韵。

4.许昌:打造三国文化、钧瓷文化的文化地标

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精气神”,是城市的灵魂。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底蕴不是说它有多美、规模有多大、有多么著名,而是说这样一座城市应该是一种或多种文化的发源地、聚集地,构成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果一些原来颇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的城市被“千城一面”了,那么还有什么城市特色可言呢?建设文化厚重之城,河南许昌以其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紧紧抓住时代机遇,以文化对接产业,把资源变成资产,大力发展城市建设,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打造一个个文化地标,让三国文化、钧瓷文化、生态文化、姓氏文化逐渐叫响海内外。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文化之于城市,是历史记忆,更是现代时尚。许昌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地上地下文化遗存非常丰厚,享有“魏都”“钧都”“花都”“药都”“烟都”和“中国三国文化之乡”“中国钧瓷文化之乡”“中国蜡梅文化之乡”“中国烟草文化之乡”的美誉。全市共有不可移动文物3812处,建设文化厚重之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短板,主要表现在文化形象与“三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还不相适应,文化特色不够鲜明,特别是还缺少能够体现三国文化、中原文化特质,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文化地标。

许昌文物古迹众多,其中的汉魏故城,关羽辞曹挑袍的灞陵桥,关羽秉烛夜读的春秋楼,曹操的射鹿台、练兵台、屯田处,曹丕登基受禅台,神医华佗墓等三国胜迹颇为有名。因三国文化丰富,许昌被国家列入“三国文化旅游圈”的重要城市。同时,以“三曹”为首的建安七子,开创了彪炳史册的建安文学,使许昌成为建安文学的发祥地。在数千年历史中,许昌还孕育了法家韩非子、杂家吕不韦、画圣吴道子、楷书鼻祖钟繇、三国名士“荀氏八龙”等一批名人先贤。这些都是建设文化厚重许昌的优势。

许昌建设文化厚重之城的最大优势是资源丰富、品牌突出、基础扎实、前景广阔。许昌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发生过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孕育出众多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积累了大量文化典籍和历史遗存,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城地域文化、名人圣贤文化、姓氏根亲文化等可供传承弘扬,而且也保留有精美绝伦的陵墓碑刻、馆藏文物、名优特产可供开发利用。特别是经过多年打造,厚重博大的曹魏文化,瑰丽神奇的钧瓷文化,多姿多彩的生态文化,韵味无穷的戏曲文化已成为许昌的文化品牌。许昌戏曲曾8次进京汇报演出,有30多部富有时代特征和许昌特色的剧目被搬上银幕荧屏,在中国戏曲史上创下多个第一。不过,传统文化资源挖掘整理工作分散、零碎,有的研究也欠系统、科学;文化艺术产品生产大作、力作较少。

许昌建设文化厚重之城优势颇多,主要体现在文化资源丰厚,人文环境优良。许昌禹州是大禹的封地,大禹因治水有功,被封于夏,大禹以封地夏为国都,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社会。许昌之禹州因大禹而得名,所以许昌是人类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公元196年,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许昌,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国。所以许昌是曹魏文化与建安文学的重要发源地。许昌还是关羽建功立业之地,关公文化的精彩篇章均发生在许昌,或跟许昌关系密切,所以许昌是关公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建设文化厚重之城,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好这些优势。

(二)革命文化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1.广安,一片红色的热土

广安历史悠久,早在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有记载的文明史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春秋时期,这里属巴国领地。公元969年,取“广土安辑”之意设广安军,广安因此得名。自宋开宝二年至民国,历朝历代在广安设置军、州、府建制历史达九百多年。

广安曾隶属古巴国,巴文化底蕴深厚,在民间至今遗存的“下里巴人”、“巴渝舞”、“竹枝舞”、“滑杆抬幺妹”、岳池灯戏等民间艺术里还找得到巴文化的影子。

广安民俗文化独特,武胜嘉陵江国际龙舟旅游文化节、岳池川东农家文化节,内容丰富,剪纸、高亭、灯戏、手掌木偶等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安文化遗存丰厚,这里有被考古专家认为是代表新石器时期的一种新的地方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华蓥代家嘴遗址;被誉为“国内罕见、蜀中第一”的川东军事要塞——宝箴塞;13世纪文物精粹——安丙家族墓地;隋唐冲相寺摩崖造像;展示古代巴人粗犷神韵的武胜山水岩;汉至南北朝崖墓群出土的一批手工捏制陶俑;被专家认定为同时期同类器物传世品的断代标本的华蓥安丙家族墓地出土的青玉童子;被国内外青铜器专家视为宋代青铜器的标准器的广安区宋代窖藏青铜器;还有张大千、徐悲鸿等许多名家书画作品……这些文物是广安文化遗产的精品,成为广安人引以为豪的资本。

内涵丰富的广安文化孕育了一大批仁人志士。汉有一代名将庞雄,宋有鲁国公安丙,明有户部尚书王德完,还有刘邦部将纪信,三国蜀将王平,晚清名将李准,近现代有四川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秦炳,数学泰斗何鲁,《红岩》作者杨益言等。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一代代广安儿女,在中国历史上各领风骚,名扬四海。一代伟人邓小平,更使广安名扬天下,举世瞩目。

广安红色文化厚重,先烈们的战斗遗迹比比皆是,尤其是1948年爆发的华蓥山武装起义,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小说《红岩》中许云峰、“双枪老太婆”等英雄人物的原型都诞生在广安。

广安是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的家乡。邓小平15岁自广安县城东门码头顺渠江而下,从重庆启程远赴法国,开始了他一生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家乡,其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场所已成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成为广安红色文化的精髓。

翰林院子、蚕房院子、洗砚池、邓家老井、德政坊、神道碑、佛手山邓家先孺墓、北山小学堂,这些凝聚传统历史人文的地方,因邓小平同志的光辉业绩而熠熠生辉。邓小平故里以邓小平同志故居为核心兴建,占地面积55.33公顷,这里郁郁葱葱,布局井然,游客至此,仰慕之情油然而生,是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华蓥山是广安红色文化的灵魂,也是“红岩”的故里,更是“红岩精神”的源泉。广安武胜籍作家杨益言参与创作的名著《红岩》使华蓥山的红色文化名扬天下。如今,在华蓥山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还留有战斗遗址、中共南方机关报《新华日报》造纸厂遗址等红色文化遗存。

如今,在广安这片红色热土上,每年都有“广安红马”等大型的红色文体活动上演。同时,广安独特的文化氛围,还吸引了上海文广集团、心连心艺术团、爱乐乐团等著名文艺团队赴广安演出。通过这些活动,既丰富了广安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广安注入了现代文化的血液。

广安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每年广安都会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广安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邓小平同志诞辰纪念日和邓小平同志逝世纪念日,广安都会开展一系列活动,纪念邓小平同志。同时,广安的广大干部群众,也会自发前往邓小平故里,敬献鲜花,寄托哀思,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接受红色文化的教育和洗礼。

广安各学校学生每年也会自发前往邓小平故里,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这样的活动能让我们铭记历史,铭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长大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广安区希望小学学生李艳说,她每年都会去缅怀邓小平爷爷,学习他崇高的风范。

2.淮北:构建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长廊

淮北,雕塑《相土东来》既是城市的地标,也是城市的徽标,讲述了公元前21世纪商汤十一世祖相土由商丘东迁于此建城的故事。“二十四孝”之蔡顺“拾葚供母”、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闵子骞“鞭打芦花”的故事就发生在淮北。作为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积淀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淮北一直用历史文化独有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在第38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濉溪县柳孜运河遗址入选其中。随后,淮北市以柳孜运河遗址为核心,编制《中国隋唐大运河柳孜运河遗址景区旅游规划》,并已经争取国家文化旅游发展专项基金,最终将其建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16年,隋唐运河古镇“五凤三阁”对外正式开放。而在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内,一件件精美的馆藏文物迎接着众多前来参观的市民,无声地诉说着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淮北地区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之一,曾有160多万民众和13多万辆小推车参战支前,当地有着深厚的爱国拥军传统和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近年来,淮北市积极传承红色文化基因,打造红色城市品牌,建成小朱庄战斗烈士墓等众多国家级和省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投资修缮小李家庄、文昌宫、双堆集等战场旧址20余处,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淮北红色文化长廊。

2017年3月30日,位于韩村镇淮海村的小李家红色博物馆举行开馆仪式。淮海村小李家庄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所在地。1980年,“小李家”成为安徽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现为安徽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纳入安徽省红色旅游线路。小李家红色博物馆落成,矗立总前委雕塑的红色主题文化广场建成,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进一步完善,作战处旧址、机要处旧址、首长小伙房旧址、首长住处旧址、思源井、防空洞遗址等完成原貌恢复,小李家红色旅游景区初见雏形。结合当地历史人文及特色民俗文化,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生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深入实施中国碳谷·绿金淮北战略增添了新活力。

(三)核心价值观厚植起大城市文化自信

1.北京西城区:文化植根于人民心中

作为首都核心功能区,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发达、人才荟萃,独特的人文景观、丰厚的文化蕴藏构成了西城的文化特色。近年来,西城区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凝聚民心、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以首都意识、首善标准、首创精神,围绕“记忆西城、书香西城、艺术西城、时尚西城”建设,做好“以文化城”这篇大文章,打造首都文化示范区。

作为北京胡同的发源地,西城区的砖塔胡同是元、明、清三代戏曲活动的中心。90多年前,鲁迅先生在这里创作了《祝福》《在酒楼上》等名篇。

如今,这条胡同依然不寂寞,胡同边上的万松老人塔被西城区政府引入民企打造成公共阅读空间,专营老北京书籍。“这儿有别处找不到的书,”一位读者说,“在充满京味儿的环境里,读有关北京的书,就像读自家的历史。”

像“砖读空间”这样的公共阅读空间,已在西城区遍地开花。体制机制的创新,带来了文化建设的活力。在整合文化资源的同时,西城区还千方百计挖掘区内潜在空间,如修缮一新的地安门雁翅楼、红楼电影院,筹划整修中的粤东新馆等古建筑,未来都将成为人们读书的好去处。

提起“天桥”,人们就会想起清人笔下“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的景象。如今,在天桥地区,4个剧场、3000多个座位的天桥艺术中心即将竣工。有“音乐剧之王”美誉的《歌剧魅影》,将作为艺术中心的开幕大戏登陆北京。

西城区文化资源丰厚,拥有国家大剧院、国家京剧院、中央芭蕾舞团等十几家国字号文艺团体,演出剧场30余个,每年演出6000余场,观众达300万人次。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西城区“万人走进艺术殿堂”优秀剧目展演季让居民大饱眼福。家住虎坊桥的杨红英说:“我今年70岁,与中芭做了一辈子邻居,以前却连一场芭蕾舞都没看过。”中芭带着《红色娘子军》《胡桃夹子》两个经典剧目在西城区展演,令百姓大呼过瘾。

为了让人们感知艺术的凝聚力,西城区建立社会文化资源共享机制,每年拿出上千万元文化公益金,推出“百姓戏剧节”、戏曲演出季等活动,通过“百姓看戏,政府买单”,把文化植根于人民心中。

故园一梦,沧桑百年。作为首都中心区,西城是燕蓟城、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的所在地,涵盖了元、明、清皇城的大部分地区,北部形成了以王府、宫殿等文物资源为特色的皇城文物区,南部形成了以民族文化、会馆、民俗表演为特色的文化资源区。此外,传统的戏剧、曲艺、杂技、民间舞蹈,传承百年的昆曲、天桥中幡、北京内画鼻烟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为西城的历史文化增加了厚重感。

在北京的4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西城占了18片,31.11平方公里的旧城占北京的49.8%。101所会馆,鲁迅、老舍、齐白石、梅兰芳、程砚秋等名人故居,见证了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

2.上海徐汇区:在“汇善汇美”中彰显核心价值观

2015年以来,徐汇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强市民文明意识,规范市民文明行为,营造城市文明氛围,努力建设崇德向善的中心城区。在这里,道德模范从来不是“朦胧美”的,而是常常走入社区与居民面对面来次“故事会”;在这里,历史风貌区内深秋的落叶总被善待,飘散满地的“黄金蓑衣”暗地里滋养着民众守护环境的自觉;在这里,九旬法式老宅内的居民可经常出入比邻的一流文化院团,为自身文化鉴赏能力“充值”;也是在这里,社区大妈和校园学生能步入一流美术场馆观看那些世界级大师的作品……

何谓文明。它应当是符合人类科学认知、精神追求,且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并接受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上海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地、近代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过程中,徐汇区委、区政府紧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为引领在实践中探寻出了一条适合徐汇的最优路径——弘扬崇德向善、厚植文化自信。

在这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创建工作的灵魂工程,始终在贯穿结合融入、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也体现到创建工作各环节、渗透到生产生活各方面。塑城区之魂、育城区之德,创建文明城区也成为市民文明有礼、人际关系和谐、公共秩序井然、社会风尚良好的生动标杆。

文明,厚重踏实,而又生动透气,徐徐而来,汇善汇美。

文化代表和反映着城市的特质品味和形象风格,也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要把城市的文化建设摆上重要位置,用建筑风格提升城市品位,用人文精神增添城市魅力,用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气质。

徐汇区有上海规模最大的历史风貌保护街区,面积达4.3平方公里,有1074幢优秀历史建筑,1620幢保留历史建筑。这些有故事的梧桐树和老宅子,是上海海派文化的主要来源,也是传承和弘扬海派文化、展现时代文明与情怀的最佳载体。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过程中,徐汇启动了一项“衡山复兴计划”,不断加大整治保护力度,推进历史文脉延续、城市记忆保存和环境品质改善,通过整体规划及个性化修缮,历经历史变迁而留下的斑驳与喧嚣,最大可能还原风貌区最初的风雅雍容。

2017年,徐汇围绕15条道路完成了整治擅自“居改非”284家,取缔无证无照经营215户,拆除违法搭建150处4400余平方米。今年计划整治道路18条,涉及“居改非”272家,无证无照经营335户,违法搭建150处。

同时,聚焦成片街坊修缮,徐汇有计划地推进优秀历史建筑修缮。2017年将实现3.5万平方米的修缮。比如九旬法式老宅克莱门公寓,院落内经过个性化拆违和修缮后,还原了当年的风采,与周边区域更为协调,老百姓生活也由此“神清气爽”。

创建文明城区,既要见事见物,更要见思想见精神。创建工作要体现思想内涵和价值导向,更要有人文精神和情感关怀。风貌区内的名人故居也陆续向居民敞开大门。看看巴金故居内的大书橱、摸摸张乐平伏案创作的书桌、瞅瞅柯灵当年的“朋友圈”……潜移默化中,居民们的家园认同和文化自信就这样一点一滴无声地滋长着。

文化生活能够彰显一个城市特有的气度风韵,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要把丰富文化生活作为重要内容。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集中体现,要深入挖掘城市文化底蕴和人文特色,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韵味,培育具有标志性的城市精神。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徐汇,致力于做厚文化,孕育更多“灵魂有香气的人”。全区成立了由区委书记、区长两位主要领导同时挂帅的文化发展领导小组,研究如何立足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充分发挥区域人文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地标、文化品牌,提升徐汇文化软实力。

针对全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错位、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服务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有待加强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共性问题,徐汇切实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率先破难题,补短板,在实践的基础上加强课题研究和理论总结,努力为公共文化政策制定和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灵魂香气”从何而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过程中,徐汇以“书香徐汇”为目标,将全民阅读当作重要战略任务,随时随地可阅读的图书馆、一个富有特色的全民阅读体系初显成型。就在2017年世界阅读日,一个“有魔法”的图书馆于徐汇亮相。它有着全市各类图书馆中最大体量的智能书架,提供自助式借阅归还服务;它主动刷新着自己的书库与上架书籍,读者可直接在书店把新书抱回家,图书馆负责“埋单”;它还把服务建到了“云”上,读者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图书预约,同时又在线下将周边区域的楼宇、医院、咖啡馆、实体书店都全成了阅读部落与服务站点。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 的文章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