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前后基金会的问责开始引起广泛关注至今，基金会的发展如何由政府选择转向社会选择一直是公益慈善领域的重要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社会选择机制的分析模型，采用案例比较研究方法，描述了TY、FJ、YG三个基金会的成长历程，剖析了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转型中所采取的策略、所获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
研究表明：社会选择机制已经产生并开始对部分基金会发挥主导作用；社会选择是追求效率的自然结果，对基金会发展的正向作用明显；社会选择是个渐进的过程，政府选择仍是重要的力量；基金会呈现丰富的转型与发展特征。最后从基金会发展战略及法律政策的视角提出完善基金会发展动力机制的建议。
▲本文转载自《中国非营利评论》，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全文约/abstract=716381）的时候，其与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捐赠方、受益人、公众等）的关系是如何确定的，如何使其像政府与上市公司那样接受公共监督？对这种关系的思考并反映在政策和实践中，就是对公益慈善组织的问责体系的建构。问责实质上“能被广泛地看作是一个关系问题——对他人负责并由他人问责，或者被看作是一个身份问题——对理想或者使命和自己的责任意识负责”（Ebrahim,
；Najam, 1996：555~573）。这种关系责任，体现在政社关系上就表现为：基金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为何？基金会如何从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政府主导向社会推动过渡？社会机制及其优势为何？
基金会属性及发展动力研究概述
根据《民法总则》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是以捐赠财产设立的“捐助法人”，属于“非营利法人”的一类。社会性是基金会的本质属性。一方面，基金会的捐赠来自社会，属于“社会公共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7条。）基金会的生存和发展是由社会（尤其是捐赠人）予以捐赠决定的，社会对基金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陶传进、刘忠祥，）。从这个方面分析，基金会是一个接受社会检验的被选择者。
另一方面，作为募集、管理、使用社会捐赠的法人（朱传一，2000），基金会在社会中扮演着社会服务提供者和社会理念倡导者的角色（陶传进、刘忠祥，2011:22）。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基金会要通过资助社会中其他群体（受助方）来实现其社会目标。基金会又是受助方的选择者，它根据自己的宗旨、业务范围和实际情况来选择受助方，同时它也可以通过是否接受捐赠来选择资源方。在这个意义上，基金会又是一个主动选择的主体（徐宇珊，）。
虽然社会性是基金会的本质属性，但并不排除政府在基金会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无论在哪一种国家制度安排中均是如此。在基金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基金会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完全是由社会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力量，要么限制，要么促进或者兼而有之。政府通过控制资源来主导基金会，基金会在选择受助方或选择资源方时，也不能完全自主。如果基金会资源来自政府或主要来自政府，或者自身尚不具备足够的从社会获得资源的能力，那么在选择受助方上同样要遵从政府的意志，在接受资源时就要顺从捐赠者（包括政府）的意愿，从而决定资源用于何处以及怎样用，决定是通过政府自身的系统来执行项目还是选择来自社会的其他组织来执行项目（葛道顺等，2009）。
基金会的上述特征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它在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需要经历一个由政府主导到社会化运作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是渐进的，转变前后的基金会主控力量不同，运作机制也不同。中国基金会的发展与政府和社会之间分别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哪一种机制在制约或推动着基金会的发展？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许多研究认为，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次整个治理结构的变迁（颜如春，），传统的以行政权力为主体构成的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的社会管理体制正在发生改变（姚华平，2010），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俞可平，） ，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洪毅生，），这种改变给予了社会部门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孙立平等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也认为，因为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对资源和社会活动空间的垄断的弱化，
社会逐渐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并因此形成了一定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孙立平，2005）。在此基础上，随着政府控制范围的缩小和控制力度的减弱，以及规范性的增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得到发育（王建军，），这就使得社会自身在发展社会组织上有了实际的能力，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具体到这种变迁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王名、刘国翰与何建宇分别从中国社团改革的宏观和微观视角切入，探讨了社会团体发展与变革的内在动力和机制问题，他们认为影响社会团体的发展的力量有两股，即“政府选择”和“社会选择”，也就是说社会中已经存在“社会选择”。“政府选择是指社团的成立、活动和注销过程完全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王名等，2001：64），“社会选择则是由各种社会力量决定是否成立社会组织，成立什么样的社会组织，以及维持多大规模的社会组织”（王名等，2001：119）。并提出了改革的政策选择方向和组织变革机制。
徐宇珊利用资源依附理论，从基金会资金的生成和使用的视角，认为我国基金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的主要动因一个是政府推动，一个是市场内生（徐宇珊，），得出了政府推动型基金会在面临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开始逐渐转型，呈现独立化、社会化发展方向的结论（徐宇珊，）。
赵荣等通过对汶川地震后募捐组织的发展轨迹的研究，认为与市场机制相类似，第三部门也存在一种非营利组织之间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它是由这一领域各主体对其他主体的选择(尤其是捐赠人对募捐组织的选择)撬动的，被称为“社会选择机制”（赵荣、卢玮静，2011:12），而且这种选择机制已经在局部范围内形成并开始对基金会发挥作用，使得基金会被迫社会化。他们同时发现，主导基金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政府，因为主要的大型的基金会仍然与政府有着依附关系（赵荣、卢玮静，2011:12）。
陶传进、刘忠祥在《基金会导论》中描述了社会选择机制下基金会主动对捐款人做到“可信、专业、参与、时间距离、目标清晰”等，并将其概述为“社会化公益下的五原则”。该研究已经开始对社会选择机制下基金会具体的运作规律进行尝试性的探索 （陶传进、刘忠祥，2011：255~258）。
还有一些研究关注的是社会选择在当前阶段能否成活的问题。如康晓光认为，中国的第三部门发展仍然受控于政府，不管是“限制策略”还是“发展策略”，都是政府掌控社会的方式和手段，社会力量还非常有限，不具备社会选择的能力和空间（康晓光，2011:10）。这样的观点只是在讨论社会选择所处的阶段，并不妨碍关于社会选择是什么、怎样发挥作用的思考。
基金会发展动力：一个社会选择模型
对中国基金会发展动力多角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服务中的功能匹配等视角，而进入了对基金会本身的运作机制与运作动力的讨论阶段。鉴于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是一个重要而有深度的社会变革，对于其具体面貌以及具体的转化过程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而不是停留于泛泛而谈的层面。
社会选择的定义与作用条件
基金会以接受捐赠财产为基础开展公益活动，资源方（捐赠方）是基金会的衣食（生存与发展）父母。资源可以流向这个基金会，也可以流向那个基金会。众多的基金会为能够获得资源方的捐赠或更多的、持续的捐赠（选择）而不断改善自己，因而在公益领域就建立起来类似于市场的一种特殊的运作机制，可以称之为社会选择机制。就像价值规律作用于市场一样，社会选择机制也在公益领域发挥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本文将“社会选择”界定为“社会公众通过知晓、评价、参与（捐赠）来影响甚至决定基金会的存亡与兴衰，从而将基金会置于竞争之中并实现对基金会的优胜劣汰和公益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社会选择”相对应，“政府选择”是指政府通过资源分配与政策区别来支持、引导、控制基金会，从而影响甚至决定基金会的产生、发展与消亡。
社会选择机制的产生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公益人”的存在。“公益人”是从来就有的，与市场部门中的“理性经济人”相对应，表现为人们会基于实现自我的社会责任感而进行种种利他行为，在追求“工具理性”的同时也追求“价值理性”。“公益人”的存在保证了基金会和资源方之间的互动和“交易”是公益性的而不是营利性的。二是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渐被厘清，社会渐次从国家中脱离出来，个人和政府以外的组织有了更多的自由活动空间，包括自主地发起设立基金会、从事公益事业、解决社会问题的空间。三是自由流动资源的拥有。与市场的发育相伴随，私有财产不断积累，一部分人和企业先富裕起来，拥有和自由支配了越来越多的财富，成为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的源泉，并愿意以此回馈社会。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和增加，为公益事业和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以上是社会选择机制产生的三个基本条件。在基本条件得到满足之后，社会选择机制就可以初步建立起来。但完善的社会选择机制，还需要以下两个附加条件。一是足够数量的基金会和资源方。足够数量是指在公益领域，有众多的基金会和资源方作为候选方或替换者，不至于形成一家或少数基金会、资源方垄断的局面，以便真正实现基金会的优胜劣汰以及基金会与资源方的最佳匹配，从而确保选择的公益性和公益效率的最大化。二是充分的信息披露。足够数量的基金会和资源方出现后，要实现双方最佳匹配，进而达到公益效率最大化，就要求二者在相互选择过程中能够互相识别，特别是资源方对基金会的识别，使资源方能够拥有有关基金会的公信力、专业性、针对社会问题的判断力等方面的信息。这需要基金会面向社会及时、真实、充分地披露信息。
作为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的法人组织，基金会依照自己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自主地开展活动，在社会中寻求自由流动资源，同时资源方也在选择基金会，以实现最佳匹配，解决社会问题。寻找和选择贯穿社会选择的全过程，社会选择机制运作过程也就是基金会和资源方相互寻找和匹配的过程。
社会选择机制的运作过程及结果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选择机制的三个基本条件和两个附加条件具备后，基金会与资源方就会互相寻觅，寻觅的过程也是二者相互选择的过程。选择基于二者均为“公益人”，目标都是解决社会问题，在解决社会问题这个共同目标下，二者达成了一致：一方提供资源，另一方提供专业化运作。基金会和资源方是合作关系，合作是必需的，但与谁合作是可以选择的。当社会拥有足够数量的基金会和资源方的时候，社会选择规律开始发挥作用，不同的基金会和资源方通过寻觅，寻找与自己相匹配的一方，资源开始向优势基金会（专业化程度高、公信力强的基金会）集中。如同市场中的生产者（企业）与消费者（顾客）相互选择一样，但又有所不同，可见图2。
* 图1 基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选择
在图2中，我们把基金会视为市场部门的企业。在市场领域，企业生产产品，向顾客销售自己的产品，顾客既是企业的服务对象同时也是其资源方，受益对象与资源方二者合而为一。与企业不同，基金会面对的顾客有两类。其中“顾客1”是基金会的服务对象或资助对象（受助方）；“顾客2”是基金会的资源方即捐赠人：受助方与资源方产生了分离。尽管如此，基金会和企业逻辑仍是一样的，都是通过“销售产品（提供服务）”获得资源，体现自身的价值。区别在于基金会生产的是公益产品，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企业则以追逐利润为目的。
*图2 基金会的两个“顾客”
从理论上说，基金会“销售产品”，资源方“埋单”，为最终受助方“代购产品”。资源方是否购买基金会的公益产品取决于基金会是否满足以下三方面的要求：
（1）公益产品的公益价值即基金会拟解决社会问题的类别与意义；
（2）公益产品的质量即基金会运作项目的专业性；
（3）基金会的公信力即基金会是不是把资源方投入的资源最大限度地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帮助受助方，并使资源方知晓。资源方三方面的要求促使基金会增强三方面的能力。
上述对基金会的三方面要求主要来自顾客2（资源方），但最终都指向顾客1（受助方），即顾客2希望通过基金会为顾客1提供高质量公益产品来最大限度地践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当然顾客1本身也有这方面的要求。在基金会为顾客1提供产品的过程中，不管是出于自身的宗旨和使命，还是迫于资源方的压力，满足资源方的要求，都会产生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内源性动机取代了外源性责任要求和社会成分的自我发育两个效果。基金会在主要回应“顾客2”的选择过程中产生了三个效果，在主要服务“顾客1”时衍生出两个效果，最终在“顾客1”和“顾客2”的共同作用下共产生五个效果（图3）。
* 图3 社会选择的五个效果
图1、图2、图3展示了社会选择机制的运行过程以及所产生的效果。在社会选择的五个效果中，“社会成分的自我发育”（横向纽带关系的建立）本身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与社会选择机制本身和基金会发展动力的关联性也不强，故不将其纳入本文研究。本文只关注社会选择机制的四个效果，即基金会的公信力、专业性、社会问题的瞄准度、内源性动机基础上的团队建设。
以上分析了在理想状态下，社会选择机制中资源方对基金会的选择，而事实上完善的社会选择机制是资源方和基金会二者之间的相互选择，即除了资源方对于基金会的选择之外，基金会还会对资源方加以选择。
社会选择机制下的政府角色
在社会选择机制下基金会的健康发展是一种什么情形呢？与政府选择下的情形有什么不同？在从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过渡阶段以及社会选择机制产生以后，政府应做些什么？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金会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当看到一家基金会出现丑闻的时候，公众便对所有基金会甚至整个公益领域失去信任并归咎于政府。不论“去行政化”的观点还是希望政府“加强监管”的观点都与这种认识相关。在社会选择机制下，人们应当认可基金会的差异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不苛求所有的基金会都是理想的化身。因为社会选择机制如同市场机制一样，具有优胜劣汰的功能，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基金会和资源方。
那么，社会选择机制发挥作用需要多少家理想的基金会呢？严格地说，只要有一家基金会是理想的，具有公信力和专业性，社会选择机制就可以成活并发挥作用。当然，同时要求必须有理想的资源方。双方通过相互寻觅，最终实现理想的资源方与理想基金会的匹配，优质的资源集中于理想的基金会，理想的基金会就可以成长、壮大，从而引领、激励更多的基金会追求卓越，促使社会选择机制不断完善，形成“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局面。
在社会选择机制下，要求基金会“只要有一家好的”。而与此相反，在政府选择机制下，要求基金会“不能有一家坏的”，只要出现一家“坏的”，公众就会归咎于政府，并殃及所有基金会。那么，在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过渡阶段，以及社会选择机制形成之后，政府的角色如何呢？
社会选择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在社会选择产生的过程中以及社会选择机制形成后，政府仍然可以大有作为。首先，政府要为社会选择创造条件，促使社会选择机制的产生；其次，要保证社会选择中的双方（资源方和基金会）不跌出公益底线，防止“公益失灵”局面的出现；最后，要防止基金会和资源方形成公益垄断。除此之外的有关基金会发展的其他问题，都可通过社会选择来解决。
中国基金会动力发展机制的案例分析
基于上述中国基金会动力发展机制模型的建构，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基金会对社会选择机制这一基金会动力发展机制进行分析。
TY基金会：迈向社会选择
TY基金会是一个处于社会选择机制萌芽状态的基金会，正缓慢地行走在从典型的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过渡的初始阶段。通过对TY基金会的观察分析，可以了解大多数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前成立的公募基金会的成长过程，加深对政府选择和社会选择的认识。
TY基金会的发展及转型
TY基金会成立于1984年，由政府部门发起设立。在2009年之前，TY基金会在人员和职能上与发起的政府部门高度重合，相当于政府部门的内设机构。基金会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均来自政府部门，资金主要来自政府，在人、财、活动等方面依赖或受控于政府，主要工作是筹款并协助政府部门相关活动的开展，从社会上接受的捐赠也被政府部门指定用途，活力严重不足。2009年，TY基金会换届产生新的一届理事会，开始进行改革，重新确立了基金会的定位和战略，开始瞄准社会问题面向社会募集款物，通过公开招聘建立工作团队，并注重公信力建设。TY基金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出现了从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过渡的萌芽。
TY基金会向社会选择迈进始于2009年，原因如下。
一是关键人物的推动。由于“双重负责”管理体制的影响以及理事会的虚化，主要负责人（理事长）个人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TY基金会新任理事长抓住基金会公益属性的本质，从三个方面推动TY基金会改革：确立发展战略，组建执行团队，完善规章制度。上述努力促使TY基金会从一个准政府部门开始向一个独立的“公益人”转变，至少从形式上开始具备了作为一个“公益人”的某些特质。
二是社会资源更多地进入。社会资源的更多进入为基金会的转型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使基金会不再完全依靠政府资源，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基金会可以拥有相对独立性，可以自主地设计和开展项目。
三是自由活动空间的拓展。随着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的转变，政企、政社的职能边界越来越明晰，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让渡出更大的活动空间。目前TY基金会虽然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地开展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业务主管单位，但是，业务主管单位的控制权已经逐步弱化，TY基金会可以自主设计和开展一些项目，在沟通充分而畅顺的情况下，还能够得到业务主管单位的支持，促进项目的开展。两者之间开始形成合作共赢的关系，基金会拥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开始建立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基金会与政府不再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
TY基金会在上述几方面力量的作用下,逐渐从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转型。虽然这种转型尚处于初级阶段，社会选择表现出来的特征尚不明显，但已露端倪。具体表现为四方面。
一是开始针对社会问题设计、开发项目。2009年之后，基金会随着定位和战略目标的调整，确立了解决本领域社会问题（即那些群众需要、社会关切的问题）的工作思路，在这样的目标和思路的基础上，设计和开发项目。但是由于政府选择的历史惯性，也出于获得更多政府力量支持的考虑，在具体的项目设计和运作上，还必须资助政府关注的项目，即使自主设计、独立开发和运行的项目也依然无法完全以社会取向为出发点。
二是项目运作的专业性初显。2009年以前，TY基金会的主要工作是为业务主管单位组织的相关活动提供现场服务，依靠和利用的是政府的资源和行政体系。在这种情况下，TY基金会只需对政府负责，满足政府的要求即可，项目经费也主要来源于政府。项目缺乏连续性，也无多少专业性可言。2009年以后，TY基金会项目资金仍有部分来源于政府补助，或依靠政府而获得捐赠，但是项目运作专业化水平在慢慢提升，并开始以项目的公益性和专业性为核心竞争力面向社会筹资。虽然目前TY基金会的项目设计和运行的专业化程度尚未达到公益领域的前沿水平，但已展示出在朝着专业化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势头，这是在社会选择机制下逐渐激发出来的基金会追求自我发展积极因素的综合体现。
三是公信力建设开始受到重视。TY基金会在向社会选择转型的过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开始注重公信力建设，注重公开透明和向捐赠人负责，包括建立网站、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自身行为、信息公开确保项目的透明度。社会选择促使基金会开始努力注重自己的公信力建设，开始关注公众评价和捐赠人的问责。
四是团队建设得到加强。TY基金会在社会化运作转型的过程中另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其团队的成长。2009年以前，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数量很少，工作热情不高，且都是离退休的老同志或兼职人员，员工缺乏自主性和独立空间，整个团队毫无生气可言。2009年以后，新一届理事会开始加强团队建设，到
2012年3月，TY基金会的员工中大都是新面孔，包括秘书长在内的全职员工均开始从社会招聘。基金会开始出现一种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工作氛围。基金会工作人员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了强烈的内源性认同，而且由此不断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再加上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领导不断正向激励，促使员工的个人价值感和人生意义的实现突出地表现出来。在这种团队中，员工不再仅仅是对上级负责，而是成为一个对自己负责，具有一定公民责任感和自主意识的人，而由这样的个体组成的团队也充满积极乐观的工作氛围和相对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是社会选择机制下团队建设的典型特征。
FJ基金会：成功转型的个案
FJ基金会在成立之初的近10年里，具有典型的政府选择的特征，行政化色彩浓厚。由政府部门发起设立，依靠政府获取资源，履行政府职能或紧紧围绕政府的职能开展工作，对政府负责。虽然其所在领域的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但由于FJ基金会没有自身的特色，人们分不清政府还是基金会在从事这项工作，自然也不会给予基金会很多的关注，FJ基金会在社会选择机制中“先天不足”。但它能够把握机遇，不断依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加强自身建设，成为从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转型的典范。
FJ基金会的发展及转型
FJ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89年至1996年。FJ基金会1989年成立，当时的理事几乎都是离退休或时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是时任大中型企业领导人。其中很多人德高望重，经验丰富，人脉关系广泛，在提高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促进基金会的对外交流、争取优惠政策、筹集资金、牵线搭桥以开展项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FJ基金会的章程中对于基金会宗旨概括比较广泛，且从表述上看，基金会与政府部门没有明显的区别，似乎可以解决一切本领域内相关的问题。此阶段，FJ基金会具有政府选择的典型特征。
第二阶段是从1996年至2004年。1996年FJ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例行换届，二是改革管理体制。所谓改革管理体制就是改会长负责制为秘书长负责制，淡化行政色彩，现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再兼任基金会的负责人。2000年，民政部批准FJ基金会重新登记注册。FJ基金会开始“摘帽脱靴”，不要行政级别，取消事业编制，将原来的事业单位编制改为社团编制，建立了新的人事管理制度，实行全员招聘制，打破“铁饭碗”。此阶段，FJ基金会向社会选择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第三阶段是2004年以后。《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之后，FJ基金会进行了新的一轮改革，进行全员预算管理，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项目运作的专业性，同时注重公开透明，以此吸引社会捐赠。目前，FJ基金会已成为一个规模大、管理专业、具有较高社会声誉的基金会，在资源获取、项目运作、内部治理等方面均有较高的社会化水平。此阶段，FJ基金会具备了社会选择的典型特征，走在了向社会选择转型的前列。
FJ基金会转型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力量的促进和偶发事件的倒逼。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行，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具有了一定自由活动空间。但有了自由活动空间不一定有自主运行的能力。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FJ基金会依靠政府资源生存，尚不完全具备自我运作与发展的能力，陷入资金和项目短缺、组织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下降的困境，基金会虽然“活着”，却没有公益组织的“存在感”，需要通过改革，增强自我运行和发展的能力。
政府让渡空间给社会和社会组织，公众的参与权利与参与能力的提高，为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动力，同时也使其面对着巨大的压力。1996年，FJ基金会遇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这些问题暴露了FJ基金会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是与生俱来的，有些问题是长期积累的，这些问题积聚到一定程度就造成了FJ基金会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也成为FJ基金会改革的发端。
二是“公益人”属性和关键人物的推动。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存在的全部意义以及工作人员在实现组织的公益价值过程中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认可，成了基金会改革的内在推动力。传统的毫无活力的组织运作方式与自主性之下产生的社会责任感冲突激荡，形成了推动基金会改革转型的内在动力。在FJ基金会改革初期，具有改革意识与社会价值取向的几位关键人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是自由的流动资源的增加。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自由流动资源进一步增加，使基金会有了不依靠政府资源生存和发展的可能，为基金会走向社会选择提供了物质基础。
FJ基金会的社会化运作
项目是基金会的核心产品，凝聚着基金会的理念、技术，包括社会问题瞄准性、专业性和公信力，甚至团队精神也与项目密切相关。项目一头连着资源方，一头连着受助方，在社会选择下，基金会基于项目向资源方争取资源，同样也是基于项目向受助方提供资助。通过设计和运作项目，基金会展示了其社会问题瞄准性、专业性和公信力，团队建设也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得到加强。FJ基金会从社会选择的角度设计和运作项目，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围绕社会问题设计项目。在政府选择下，项目的设计和运作是指哪打哪，关键在于打没打，关心胜没胜不够；在社会选择下，情况恰好相反，项目的设计和运作关键在于“怎样打”“打得胜”。所以，基金会必须重视项目设计，告诉出资人要做什么（解决什么社会问题）、怎么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以及怎么确保项目的成功与有效（解决了怎样的社会问题，效果如何），以获得资源开展项目。在转型过程中FJ基金会宗旨和业务领域从一个宽泛而宏大的概念和国家战略逐步转变为面向问题所设定的公益倡导、扶贫援助以及民间组织发展三大类项目，并进一步细化为针对不同人群的若干项具体项目，每一个具体项目都是针对社会问题设定，体现了很强的专业性。
二是专业性不断提升。在一段时间里，FJ基金会的项目实施也主要借助政府力量，依靠政府从上到下的行政体系来执行项目。2000年以来，基金会开始实施品牌项目发展战略，逐步建立和采取了完整、系统、科学的项目管理制度和操作方法，体现了很强的专业性。在整个项目运行过程中，FJ基金会实行民主决策机制和采用社工技术，降低了风险，这种专业性在政府选择下是很难产生的。
三是公信力逐渐积累和加强。公信力是社会公众选择基金会的主要依据，它的形成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FJ基金会的公信力建设是一个不断加强的过程，从向捐赠人和公众的公开透明，提升专业性，发展到拥有一套自己的文化价值，形成了属于基金会的精神和人格，如今已经能够以自己的专业性、文化价值影响、改变、选择资源方。这主要是通过信息公开、构建平等互动关系、改革资源获取方式等措施来实现的。
四是社会化的团队建设。对于FJ基金会来说，团队建设既是改革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改革转型的重要支撑，为基金会的专业化运作和公信力提升提供了理念、制度、人力资源的支持。FJ基金会的团队建设的基础设计是社会化，改革的目的是谋求基金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是褪去FJ基金会的政府特性，回归社会“市场”，回归专业。
YG基金会：社会选择的产物
社会力量作用下的设立与项目化运作
YG基金会的发起设立，是理论模型中三个基础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当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出现后，理想的公益人通过自身努力争取到了自由流动资源，在自由活动空间中开展公益活动，基金会的成立就水到渠成了，基金会具有了天生的社会选择的特征。
在理论模型中已经提到，基金会与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同时面对两个“顾客”：资源方与受助方。基金会的社会化运作过程实质就是基金会与两个“顾客”互动的过程。对YG基金会来说，资源方以捐赠人为主，也包括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提供各类专业技术支持的合作方；最核心的受助方主要是贫困地区儿童，同时也不同程度惠及当地的教师、基层教育体系以及儿童背后的家庭。基金会的项目实质上是连接两个“顾客”的桥梁，基金会通过项目活动同时服务于资源方和受助方，且项目活动是动态的，如YG基金会所表述的，是不断“有机生长”的。可以说，项目是基金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YG基金会的社会化项目运作则通过针对社会问题设计项目、注重自身专业性提升、加强公信力建设以及团队建设的内源性动机的生长等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针对社会问题设计和运作项目。基金会项目的设计和运作是从社会问题开始的，真实存在且具有价值的社会问题既符合受助方的需求，又能调动资源方的投入。资源方之所以给基金会捐赠，看重的是基金会能够发现并解决社会问题。基金会的项目设计必须瞄准社会问题，透过复杂的社会现象抓住问题的核心和本质，明白地告诉人们是什么问题，怎样解决问题。当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不会一步到位，项目设计需要在运作过程中不断完善。
二是围绕问题拓展项目。单独的、孤立的项目并不一定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YG基金会没有停留在仅让教师从培训中受益这个层面，他们的目标始终瞄准改变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现状。
三是在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整合资源。通过教师培训项目，YG基金会获得当地教师及教育部门的高度认可，有些当地的政策就是在他们的反复沟通下慢慢推进的。这样，以初始项目为依托，引进多种外部资源，不断拓展项目内容与网络，最初的项目在项目开展中通过资源整合变成了基础教育质量综合提升项目。
四是不断深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在“教师培训项目”实施过程中，YG基金会对农村基础教育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渐呈现清晰、明了、立体的映像，形成了“问题树”，逐渐触及问题的本质和核心。
在项目运作中提升专业性
项目是基金会的核心“产品”，专业性是“产品”的核心技术，是项目的全部支撑。专业性包括项目的设计、项目的实施、项目设计和实施的完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系统解决同类问题的科学方法,一种可复制的模式。YG基金会在项目运作中不断提升专业性。
一是随着项目的开展提升专业性。YG基金会对农村教育问题的认识不是一直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项目运行方式也不断调整，进而吸纳了更多的社会资源，逐渐形成了推动一个地区整体环境发生变化的项目模式，他们称之为“项目的有机生长”。
二是借助于专业性获取和整合各种资源。正如理论模型所分析的，资源方为受助方“埋单”，让基金会“代购产品”，针对社会问题设计和运行项目关乎的是“产品”的种类，项目的专业性则事关“产品”的质量，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基金会获取资源的能力。
YG基金会专业性的提升不仅吸引了社会资源，而且争取到了政府资源。在拥有了一定的专业性后，YG基金会与政府不再是依从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即使YG基金会从政府那里获得了资源，也能秉承自己的理念，保持自身独立性，二者更多的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基金会把政府的关注整合到项目中来，赢得当地基层政府的认可和支持。资源的获取过程也是社会选择的过程，最终专业化程度高的基金会在社会选择中得到更多支持，能够更好地发展下去。
三是在为受助方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提升专业性。资源方看到基金会在不断地满足受助方日益增长的需要，就会提供更多资源；基金会的专业性在不断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提升，基金会有了与资源方平等对话的能力，可以对资源方说“不”，由此形成了基金会与资源方的相互选择。
项目成为基金会联系资源方和受助方的桥梁以及相互选择改变的管道，随着项目的开展，基金会的专业性得到提升，同时也将自己的专业性传递给资源方，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影响着资源方，也可以说选择了资源方；资源方通过项目选择了基金会，受助方通过项目，接受了基金会和资源方的理念和物质帮助，或多或少地发生了改变。在这个过程中，社会选择在起决定作用。
在社会选择中加强公信力建设
YG基金会在提升专业性的同时，公信力建设也得到了加强。
在日常工作中，YG基金会非常重视公信力，具体到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推门审计是YG基金会倡导的理念，即无论何时，无论是资源方、政府部门还是基金会本身要求的审计，都可以直接进行，而不需要较长的整理准备时间。
在财务公开透明方面，基金会每月将财务报表进行网上公示。为了让社会大众都能读懂公示的资料，根据这个标准推出了每项财务数据每月公示的原则，报表不仅反映收入，其中还有使用款的去向及未使用款的金额，整个报表能清晰明了地反映了收入、支出、结余情况及资金的使用情况，报表内容包括每一笔小额的捐赠。同时，在网站首页，基金会随时公示所收到的每一笔捐赠及用途。
加强公信力建设是基金会社会选择的必然要求。公信力在过去可能以获得政府的认可或支持获得，有的老牌公募基金会曾经如此，但是这种自上而下获取公信力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采取社会化的方式加以维系。而YG基金会的公信力是在社会选择过程中依靠自身的专业性建立起来的，社会的关注反而使其进一步显现和加强。
基于理念和责任的团队建设
YG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来自基金会的价值理念与使命，即社会责任感，在社会责任感这个内源性动机的激励下，基金会建成了相互鼓励、相互合作的团队，促进了基金会的成长。很多工作人员长期驻扎在项目地，十分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擅长思考、沟通和突破瓶颈。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分工不分家。相互之间充分交流、信任尊重、密切配合、默契程度很高。
在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YG基金会呈现了上述四方面的积极效果，还有一个隐含其中的重要变化，就是基金会的角色。YG基金会发起的缘由和初始的核心项目是支教，通过支教活动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引发人们尤其是青年大学生对贫困地区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的关注。
伴随着在项目活动中问题不断被发现，“问题树”在成长，YG基金会的角色也在逐渐拓展和转化，不仅是做基本的支教、资助教师学生，而且开始探索解决一些相关联的、深层次的问题，做到了项目的有机生长。
项目有机生长的目标开始并不十分明确，也不能被量化，但基金会的发展方向是清晰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厘清了思路，YG基金会逐渐成为贫困地区农村教育问题乃至整个农村教育的探索者。自2010年开始，YG基金会开始摸索对教育领域草根组织的支持帮扶，成为“资源方”，参与到社会选择中，引导选择草根组织的发展。
如此，YG基金会一路走来的轨迹是这样的：“支教发起行动者—贫困地区教育问题探索行动者—草根组织的引导支持者—社会发展创新、政策变革推动者”。这是一个社会化运作基金会的典型过程。
通过对三家基金会的详细分析，进一步研究了社会选择机制和基金会发展规律问题，以案例回应理论模型，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社会选择机制已经产生并开始对部分基金会发挥主导作用。“公益人”、自由活动空间、自由流动资源、资源方和基金会以及基金会的信息披露决定着社会选择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其中，“公益人”是社会选择的内在动因，自由活动空间是社会选择的场域，自由流动资源是社会选择的物质基础，资源方和基金会是社会选择的主体，基金会的信息披露是社会选择的保障。五个因素在三家基金会都有体现，决定了它们走向社会选择。但是，由于五个因素各自发生作用的强弱不同，三家基金会步入社会选择的进程不同。
二是社会选择是追求效率的自然结果。社会选择的出现并主导社会组织的发展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够通过建立与政府分工合作的关系，促进社会的自我发育，也不仅仅因为它在功能上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社会选择机制提供服务的内容类似于政府，但没有政府机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运行方式类似于市场，也没有市场机制那样的利益驱动。社会选择机制是一套独特的机制，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比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更有效率，更注重公平。从这个意义出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将有更广阔的空间。
三是社会选择对基金会发展的正向作用明显。在社会选择的作用下，三家基金会的四方面能力建设都得到了加强。但由于三家基金会在社会选择中的进程不同，能力建设也呈现差异性。推而广之，中国基金会发展参差不齐，行业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同时也可以发现，基金会四个方面的能力是密切相关的，呈现很强的整体推进的特征。
四是社会选择是个渐进的过程，政府选择仍是重要的力量。社会选择是个历史过程，不是偶发的、突然的。基金会的产生就有社会选择因素的存在，即便是在政府主导之下，社会选择因素从成立之初就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随着社会选择因素的增强，社会选择逐渐主导基金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选择的力量虽然在逐步减弱，但依然强大，包括法律政策的制定、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的增大等均使得政府力量以更为规范的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是基金会呈现丰富的转型与发展特征。三家基金会虽然处在同一社会大环境下，但向社会选择转型和发展的表现和进程还是有所差异，TY基金会处在社会选择的初始阶段，FJ基金会则进入了以社会选择为主体的阶段，YG基金会是社会选择的产物，原因在于每个基金会的历史状况、自身机制、组织文化不尽相同。
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中，基金会等公益慈善组织将日益发挥服务、倡导和社会创新的重要功能。在这一过程中，其动力机制并不必然表现为线性的发展过程，而更可能是一种协同、合作的社会选择为主，政府选择为辅并提供法律政策保障的综合体系。
从社会选择机制理论模型中的五个条件出发，通过对三个基金会的具体分析和整个基金会行业的发展现状的了解，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基于社会选择规律，充分发挥社会选择的作用。社会选择在五个条件作用下产生后，便对基金会产生五个积极效果。如同市场中的价值规律决定企业的发展，社会选择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决定着基金会的发展。理论模型对这个规律有逻辑上的推演，三家基金会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个规律的存在和作用发挥。基金会的发展当然需要政府的作用，但政府作用应转向政治引领、宏观调控、底线监管，为社会选择创造条件，促进社会选择机制成熟等方面。
二是基金会应直面社会选择，加强自身能力建设。“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出现并增加后，社会力量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场域和机制，社会选择大势所趋。不论基金会承认不承认、接受不接受，社会选择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必须面对的现实，否则基金会就会被淘汰出局。社会选择如同市场选择，会有一些基金会被淘汰出局，但同时也会使一些基金会脱颖而出，从而形成基金会发展的健康生态。因此，基金会一定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社会问题的瞄准性、专业性和公信力。
三是进一步培养和规范“公益人”。“公益人”需要培养和规范。针对目前公益人才特别是职业化、专业化人才匮乏的状况，应加大公益人才的培养力度，建立公益人才职业标准，提高公益人才的道德素养和专业化水平。利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等各种方式和手段，提高公益领域从业者的工资福利，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引导、树立公民的公益意识，创造公益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同时，建立志愿者队伍，锻炼和储备公益人才。基金会应始终保持“公益人”的属性。除秉承公益理念外，还需要有足够的能力保持独立性，否则就会受到资源方的影响甚至控制，甚至丧失公益属性，在社会选择中被淘汰。
四是进一步拓展和充分利用自由活动空间。对基金会和资源方来说，所谓“自由活动空间”就是在不违背公益性的前提下，自己决定干什么、怎样干，即自主性。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自由活动空间不断增大，为公益事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基金会拥有自主性创造了条件，促进了社会选择的发展。基金会要积极争取并充分利用自由活动空间，同时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珍惜和充分利用已获得的自由活动空间。
五是进一步动员和有效整合匹配自由流动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富不断积累，自由流动资源持续增加。需要动员、鼓励、支持更多的自由流动资源进入公益领域，基金会要提高和展示自己的社会问题瞄准性、专业性、公信力，满足资源方和受助方两个“顾客”的需求，从而获得更多的公益资源。政府应面向社会建立统一的项目库，收集整理资源方和受助方的需求，实现“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和基金会有针对性地设计项目、实施项目。
六是进一步加大基金会信息披露的力度。基金会及时、全面、准确地披露信息，既是满足资源方和受助方的需求，提升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手段。进一步完善统一的网络信息公布平台，使基金会能够便捷地披露信息，使政府部门、资源方、受助方以及新闻媒体、社会公众方便地了解基金会，基金会要及时、全面、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促进自己走向社会选择，并在社会选择中发展自己。
刘忠祥.(2020).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中国基金会发展动力机制研究.中国非营利评论,000(001), P.227-248.（该引用信息为APA格式。如有其它格式需求，请将以上信息导入到文献管理软件中自行导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