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来说，2020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尚未摆脱，“双循环”新格局被屡屡提起……企业家们如何看待目前的形势？危机与变局中，如何借力智能升级、新基建等机遇扶摇直上？

    在谈及危机与变局中的企业发展时，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志龙特别提到企业如何通过打造品牌走出去，形成分配价值的能力。

    在分享中，他谈及之前去香港的见闻时说：“各种商店里几乎看不到来自内地的品牌。如果我们的品牌走不出家门，主导价值的分配是很难的。因此，企业要举着我们的牌子走出去，要打出自己的品牌，才有可能有价值分配或支配的权利。”

    田志龙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有自主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要有过硬、持久的产品质量，要有好的服务和信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文化，通过品牌传递文化价值观，得到当地客户的认同。”

    田志龙坦言，这个过程中将面临对方政策限制和缺乏当地社会认同的障碍。“有一个学术观点叫做大市场营销6P策略，也就是说在市场营销组合的4P之外，要先用2P把对方的市场大门打开。”其一通过贸易协议，其二是通过文化价值观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

    在浪潮集团的数字化板块中，面向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称之为智慧企业。

    “工业互联网赋能智慧企业建设”平行论坛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伟表示，今天我们更关注的是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连接，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工业互联网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

    浪潮集团副总裁魏代森认为，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引导期进入成熟和推广期。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包含管控数字化、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三个层面。

    何伟称，当前，数字经济中20%为数字产业化部分，80%来自产业数字化部分，而未来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

    他说，针对数字化转型，疫情使得原来经济层面不可行的场景变得可行，在疫情这一外部因素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步入了加速的道路。

    何伟表示，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仅仅要关注大企业，也应该看到中小企业单靠自身很难获取大企业所具备的优势，“怎么让中小企业享受到规模经济以及IT服务的赋能，对数字化转型更加重要。”

    中国经济走到了新一轮产业转型的风口——2020年5月份，新基建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明确指出，应该加强我国新基建的建设，发展新一代的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数据中心等。

    新基建迅速成为各地区各行业和企业关注的热点。作为新基建的核心，数字新基建的发展更是被寄予厚望，数字新基建将为产业和数字发展注入新动力，成为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杠杆和加速器。

    中国企业联合会驻会副会长尹援平建议，有条件的头部企业和新兴企业要抓住新基建的战略机遇，加快突破新基建相关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卡脖子技术，为构建自主可控的国家基础设施做出贡献，为企业发展开辟新空间。

    “对于传统企业而言，要主动顺应发展潮流，积极应对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改造企业的产品、工艺、运营、管理和服务，不断丰富新基建的应用场景，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尹援平说。

    实际上，目前很多企业已经在新基建应用的道路上摸索多年。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原区域指挥长孙克炎说，中国铁建电气化平台业务目前主要涉及高铁领域、地铁领域和高速公路等，在交通、新能源、智慧城市、超大空间的能源管理等领域有涉猎。

    “我们在超大空间的领域融合创新取得了一些成果，目前在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了比较核心的十项专利，目前在我们实际运营当中有一些案例，比如我们的洛阳地铁项目、龙门高铁站的龙门枢纽。”孙克炎说。

    国电智深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张东明说：“我们做智慧化的企业有一个核心点是对于数据的一个处理，说到底就是对数据如何收集感知数据，如何把数据里面的信息和价值通过算法提炼出来，把提炼结果再反过来指导生产过程或者是运营管理过程。”

    阿里巴巴从2016年开始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带到工业企业，以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阿里云数字产业产研部算法研发相关负责人邓超认为，在探索数字新基建的过程中不要担心发生错误，企业要大胆包容，相互理解。

    谈及“双循环”新格局下的服务业发展，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馨莹结合企业的探索和实践经验强调，人力发展是第一资源，发展要谈人才，要充分认识到搭载人才生态体系的重要性。

    她说，传统用工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构建以技术赋能的人力资源生态平台将会成为企业获取人才的关键渠道。

    尤其是今年在疫情的影响下，用工需求迎来风口，一方面是国家出台政策，支持灵活就业发展，强调灵活就业对稳就业、保民生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调整部分岗位的雇佣模式，合理调配人力资源，降低雇佣风险成本。

    “未来人才对用人主体的依赖度将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降低，灵活用工强度会迎来快速发展的增长期。”冯馨莹认为，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的组织形态必将逐步向平台化转型，进而实现人才生态链的重新构造。

    在平行论坛“圆桌”环节，谈及对新格局的建议和想法时，郑州时空隧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乔松涛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他说，他们的目标是将整个体系搬到线上，未来有一天公司员工可以在家里、小山沟、写字楼或是厨房里等，都能够随时办公。

    “未必我们的企业一定是雇员制，它可能是联盟制，比如闲暇时间你帮我们做技术顾问，不用从别的企业离职，只要每天抽两个小时看一下就可以了，未来的组织一定是走向这种形式，更加万物可共享，万物可共帮，可以在更大的网络空间里面存在。”乔松涛这样认为。

摘 要：本文选取了注册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制糖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传统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业务发展进行分析，发现传统企业出现的发展瓶颈，主要集中表现在创新能力薄弱、资源配置较慢、成本控制不易等问题，并总结了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特点，结合实际情况给出对应的改进方案及建议，通过对广西制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为广西乃至全国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过程提供理论及实践经验支持。

关键词：数字经济;传统企业转型;蔗糖

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巴西和印度的蔗糖生产和消费大国，作为我国的传统农业产业和重要的战略性农产品之一，蔗糖产业与我国食糖供给安全、农民增收以及大量产业工人的就业稳定息息相关。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蔗糖生产大部分仍处于“望天吃饭”的粗放式经营模式，信息匮乏及信息不对称性导致产业链各环节之间长期以来处于相互脱节状态，产业竞争力亟需提升。

2019年，广西下辖的11个地市及64个县区累计拥有甘蔗种植面积1115.76万亩，食糖总产量634.06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371.11亿元。广西制糖行业的税收是很多市县的支柱财源，蔗糖产业的兴衰直接影响到各地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甘蔗种植更是广西800万蔗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主渠道。广西蔗糖业从业人员约占广西总人口的40%，蔗糖业产值约占广西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15-20%，因此，蔗糖业已成为广西农民脱贫致富、地方财政增长的重要途径。蔗糖产业在促进广西农业经济发展和确保国家食糖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我国糖业发展竞争力偏弱，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生产成本偏高;二是糖业流通环节交易成本偏高。从糖业流通环节看，国内食糖贸易由于流通环节多，交易渠道较少，贸易商实力普遍偏弱等因素，制约了食糖贸易环节的运转效率。糖业的整体经营环境恶化，直接导致了行业内大部分企业无法顺利从金融机构取得授信，进而导致国内食糖产业受到融资难，融资贵的制约，部分企业甚至被民间借贷拖垮。金融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严重不匹配，已经直接影响产业发展，成为制约产业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广西传统制糖企业开展数字化探索

广西年产糖10万吨以上企业集团共9家，累计产糖608.62万吨，占全区95.99%。本次研究选取广西制糖行业产糖量高于80万吨的4家制糖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累计产糖364，36万吨，占全区67.46%，且在4家研究對象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家，民营投资及控股企业1家，外商投资及控股企业1家，在规模及企业性质上具有研究代表性。分别是广西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洋浦南华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东亚糖业集团。

（一）广西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糖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下辖14家制糖工厂，2019年甘蔗种植面积139.52万亩，累计产糖量85.95万吨。集团针对数据收集难、处理难的突出问题，开展信息化建设。具体举措包括，一是运用大数据平台整合信息数据，推进集团农务管理进入数字化时代;二是开发建设了“广西糖业集团农业信息管理系统”，对农务信息进行电子信息化处理，把好信息数据精准关。

（二）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下辖11家制糖工厂，2019年甘蔗种植面积167.77万亩，累计产糖量92.15万吨。通过建设符合制糖行业特点及实际业务需求的数字化信息系统，成为制糖行业首家被国家工信部评定为“国家级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加快糖料蔗生产信息管理子系统建设，实现甘蔗全产业链信息化、精准化管理，提升糖业生产效率、降低糖业生产成本。

（三）广西洋浦南华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洋浦南华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辖11家制糖工厂，2019年甘蔗种植面积152.11万亩，累计产糖量80.21万吨。在数字化转型探索过程中，曾开展过一个大而全的数字化系统，但从实际过程来看，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所有数据全部纳入使系统变得庞大而复杂;其次，延长了系统的建设周期，加大了后期维护难度。最后，成本高昂，投入产出比不高。

（四）广西南宁东亚糖业集团

广西南宁东亚糖业集团下辖6家制糖工厂，2019年甘蔗种植面积186.90万亩，累计产糖量106.05万吨。高度重视企业数字化建设，持续发力夯实企业数字化战略根基，已分别与广西移动、广西联通、中国东信等数字化领先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特定项目紧密合作，积极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构建互利双赢、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进“互联网+智慧糖业”改革创新，努力构建新型企业合作模式促进共同发展，不断开创企业、客户、社会多方共赢的良好新局面。

广西制糖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多措并举支撑和服务糖业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转型中积累的经验，也为广西以及全国其他传统产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一）数字化建设应遵循统筹管理原则

对已建设系统及数据资源进行全面梳理，建设产业全产业链数据标准，梳理数据目录，推动信息系统整合，合理布局，避免重复建设。对未建成的系统加快建设，对已建成的系统优化升级。在建设过程中，应统筹各相关部门、相关市县及企业资源，协调推进，从“单打独斗”向“集团作战”转型，利用先进技术，加强科技创新前瞻布局，促进资源共享，营造产业“线下+线上+监管”一体化协同发展，打造产业服务的共享连接器。

（二）数字化建设应着眼于提升企业效率

以服务产业发展为中心，以便农利企为导向，以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加强科技和产业链深度融合。重点解决系统分散、数据孤立、偏差、管理、协调、联动机制不完善等不利于产业数字化建设的问题。通过技术创新和流程升级，形成政府联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信息渠道，提升效率。

（三）数字化建设应提高服务精度

坚持“集约化建设与应用百花齐放”的大数据治理理念，重点打造数据基础设施，构建产业信息网，支撑产业生产、管理、服务等业务数据可用、可查、可溯。通过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数据共享交换方式，通过高精度的数据为政府、企业、产业参与主体、金融机构等提供精准的数据服务。

（四）数字化建设要为企业创造价值

以产业数字化平台建设为抓手，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简化传统劳动，以提效降本的方式，使全产业链参与主体等多方有效益，为产业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动力。利用大数据的发现能力，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宏观洞察，利用大数据的预测能力，可直接为微观生产活动节约成本。全面深化产业对其他相关产业合作互动，加快培育发展开放型的产业数字经济。同时可降低企业成本、拉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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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大命题，也是一个大趋势。未来一段时期，数字经济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各行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步伐将大大加快。据此，发改委提出了如何解决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三点具体举措。

虽然有了政策利好，但对于大多数传统企业来说，实现数字化转型在实操层面缺少足够的行业解决方案和企业成功案例。对此，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分析了数字化转型的五个关键问题。

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问题分析— — 如何让企业“会转、能转、敢转” 

世界经济正在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这将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飞跃，它将会涉及社会治理、经济运行、企业经营、个人生活等全方面的变革。从社会经济总量来看，每一次大的经济模式飞跃，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都会有数以十倍计的提升，也就是说，数字化转型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是我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必须要抓住的机遇。也正是着眼于世界格局的重构，国家对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频出，为企业转型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政策环境。3 月 23 日，国家发改委提出了如何解决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三点具体举措，抓住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支持的核心，应该说对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大多数传统产业而言，虽然有了政策利好，但在面对数字化转型时，依然会一头雾水，在实操层面上还缺少足够的行业解决方案和企业成功案例。这也使得很多传统产业在面对数字化转型时往往浅尝辄止，不敢对经营模式做太大的变革。那么企业面对数字化机遇时，如何才能大胆创新、勇于开拓呢？本文分析了数字化转型的五个关键问题，力图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找到根本的市场推动力、为建立数字化转型理论找到基本入手点，并建立一个数字化产业生态的基本架构。

数字化转型的根本驱动力是释放数字消费：价值赋能

企业数字化转型要做到“能转、敢转”，必须要让企业看到转型的价值远远大于成本。那么仅仅停留在现有的市场消费之中，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必须创造各行业消费新业态和新模式，释放每个传统产业巨大的数字消费市场，才能让企业看到转型的价值所在，并加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数字消费是指人类社会针对商品的数字内涵而发生的消费。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单一的工业品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无论是工程机械还是日用百货，都需要具备以数据和链接为基础的数字内涵和文化内涵。

房屋需要为居住者提供大量的数据、而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汽车需要为乘客提供与周围链接的平台、而不只是代步工具；服装需要变成人类获取健康数据的重要载体、而不再只是美观和蔽体……

无论是在 2B 市场还是 2C 市场，当产品被赋予了这些数字性能之后，其消费模式就会发生很多改变，市场正在逐渐形成愿意为产品的数字属性买单的潮流，从而会大大拓展企业的经营空间和盈利方式，给数字化转型后的企业带来巨大的价值成长空间。

所以，如何创造和释放本领域的数字消费，是企业在思考数字化转型模式的第一出发点。企业要能够和合作伙伴一起，创新由大数据、可信、链接、智能等特性所带来的消费新模式、并利用新市场规律推广开来，这样企业才能有足够低的转型成本和足够大的价值空间。通过转型创造新的利润空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不能转、不敢转的问题。

数字化转型必须要理顺数字化生产关系：理论赋能

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如今的数字文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两者相匹配会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往往是领先于生产关系的，所以人类需要不断创新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现今全球主流的生产关系是在工业时代所形成的层级化、职能化的生产关系，这是为了适应大规模生产分工协作需要而建立的。现今社会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以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使得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其需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与先进生产力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数字化转型，归根结底就是寻找能适应新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个国家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上领先，哪个国家就能够脱颖而出。

当前，不能匹配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已经导致了全球经济发展出现了大量问题，一方面大数据时代使得社会向着透明、诚信、公平的方向、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立足于层级社会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导致了大量的不公平现象。

在中国的经济生态中，原有不够透明的生产关系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产业生态，这是导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的重要因素。因而，数字化转型必须要从全社会、全产业、全供应链的角度，创造匹配“大智移云区”等数字生产力的数字化生产关系。

数字化生产关系具有数据透明、全员可信、身份对等等基本特性，国家大量出台的促进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已经为建立数字化生产关系的宏观环境逐渐铺平了道路。

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还需要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比如改变对国企转型的考核方式等，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先进生产力的价值。

准备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要从所处产业和企业自身的特点出发，从微观上思考和创新局部的数字化生产关系，才能从理论上解决自身发展的动力问题，并能够更系统地付诸实践。

数字化转型需要政府引导建立数字基础设施：技术赋能

数字化转型是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传统产业走向产业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产业互联网不同于消费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的核心是流量、产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可信。只有建立一个全社会可信的、技术可靠、成本相对低廉的数字基础设施，才能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最坚实的技术基础，这些基础设施正是国家所提出的“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传统的基建支撑起了原有的实体经济产业生态，那么新基建所支撑的就是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需要更多、更发达的数字基础设施。

5G、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产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是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必需。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价值，这有些像是 100 年前的铁路时代和 70 年前的计算机时代，哪个国家高瞻远瞩在这些领域里取得了优势，就可以全球化发展、拥有后续几十年的发展空间。因此，中国在新冠疫情时开展起来的新基建，对中国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除了硬件上的基础设施建设，软环境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非常重要，比如全国征信体系的升级和普及应用、市政数据的开放方式、包容审慎的监管模式等等。为了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要，在现有征信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经济系统可信机制，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信息分布存储、不可篡改等特性，通过设计相应的奖惩机制，保障产业生态中的信息公开透明，从而促进交易的公平性。

有了硬、软两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本会大幅度降低、数字化转型的周期也会缩短，数字消费模式也更容易建立和推广，从而大大促进中国的数字经济新生态建设。

数字化转型需要国企、民企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生态赋能

由于工业时代生产关系的弊病，导致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伙伴关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究其根本，还是在由于不透明所导致的各种寻租行为。国企和民企并不是不相容的，两种所有制模式各有优缺点，不能够简单地让两者用传统的方式融合。

在反腐高压之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所形成的传统产业生态急需重构。数字化转型就是要促进这种重构，让国企和民企在新产业生态中找到各自的定位，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不会转”的问题。

构建新产业生态的基础是透明和可信的产业基础设施，比如用区块链技术来保证各参与方的可信性。所以政府和国有企业在构建数字产业生态中具有当仁不让的责任，应该起到引领和指导的作用。

针对每一个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需要，政府或行业协会监督、龙头国有企业领导，建立一个基于区块链的产业可信交易机制，从而保证产业生态中的各参与方都能够公平、透明地进行交易，避免了工业时代存在的各种利益输送。

对国企而言，杜绝了腐败的风险，同时能够通过构建数字产业生态，实现数字化转型，并占据数字时代的新兴市场空间、真正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对于民营企业，通过参与产业联盟链，形成与国有企业互补的生态关系，从而公平、稳定地参与市场竞争，解决了原来国企与民企之间交易的两难问题。此外，民企通过上链，与国企的交易是公开、透明、公平的，证明了民企自身的实力，从而提升了民企的交易信用，于是商业银行也可以根据民企的交易信用发放贷款，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贷款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此外，民营企业有了诚信经营的环境，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自己所擅长的数字消费模式创新和产品创新上，从而为产业生态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并带动整个产业生态的不断增值，让国有企业也能够在产业生态中获得更多利润。

数字化转型需要重视数字产业模式研发和人才培养：人才赋能

数字化转型在全球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不同于信息化等发展阶段，那时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很多经验。西方的发达国家现有的生产关系，同样是适应工业时代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在面对数字化浪潮时，也同样不能适应。也就是说，从发展产业互联网的角度，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全球缺乏可以借鉴的经验，需要我们自己走出一条可为全人类借鉴的发展道路。

正因为如此，数字化产业转型模式需要社会各界投入精力做好研发工作，国家发改委提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将会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能够极大推动中国对数字化转型模式的研发工作。

对于高校和其它智库机构而言，能够帮助政府和企业创新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模式和商业模式，也是中国对产业转型理论研究的重大贡献。

对于企业而言，也要积极开展数字产业模式的研发工作，要把它看作是比产品研发更为重要的企业创新投入，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在构建数字化新生态过程中不被淘汰。

数字化转型也需要大量的数字产业人才，因此政府和企业都要加大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力度。在这一过程中，要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尽可能通过实战的方式，整合信息科技、数字经济、现代金融等领域的知识，快速培育一批适应数字化转型需要的人才。

在宏观上，需要培养懂得如何构建数字化生产关系、制定数字化产业政策、思考产业生态重构模式的人才；在中观上，需要培养熟悉数字化企业经营模式、能够构建数字商业模式的人才；在微观上，需要培养一批能够进行产品数字化创新和服务的人才。

在现阶段，因为没有成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无法形成体系化的数字化转型人才培养方案。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更多地用数字化环境激发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实现员工的自我突破。企业需要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创新机制和模式，通过改变现有人员所处的环境、激发他们适应数字环境的主动性，只有这样才能加速数字化转型人才的培养过程。

通过“价值赋能、理论赋能、技术赋能、生态赋能、人才赋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就可以有更清晰的思路，在国家政策引导下，通过塑造数字化产业生态来实现转型升级。企业要努力用五个方面的赋能树立正确的数字化转型理念，着力解决转型的投入产出问题，从而做到“会转、能转、敢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