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已经产生了跨学科的广泛影响，而追踪福柯的思想谱系与方法逻辑，对考古学反思自身同样具有启发性。

福柯临死前不久曾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努力使自己变成别人或者异乡人。因此，他不仅在思想与行动上特立独行，最后死于因同性恋而引发的艾滋病，也一直选择疯子、妓女和古希腊人、同性恋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使他不断有新的体验和发现，并作为思想界的异类而彪炳于世。但是福柯的意义和影响可能主要还是他最终不仅重返思想界的主流，而且对诸多学科都具有方法论方面的启示。

我不关注福柯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结论，而更加关心他的方法。

福柯在研究题材的选择上像是一个探险者，不断走入幽僻的领域，去发现其他人难以窥视的景致，加上他刻意为自己经营的生活经验和体会——这一点的确是一般人难以模仿和望其项背的——更关键是他从中摸索出了一些方法，而这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比如知识考古学，或者思想的考古学；比如谱系学；还有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思想与知识的“真”——关于观念本身及其形成与存在环境之真，等等。

我对这最后一点尤其感兴趣。福柯所用的这些方法可能在考古学中早已有之，但今天它们能成为关于思想史领域的具有开创性的方法论，甚或可以说是事关思想、观念和意识等生产与传承的方法，因此也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显示了物质文化史与非物质文化史的殊途同归或者高度同一性。用考古、谱系的方法去还原知识与思想的真伪，追寻其与其生存和演变基质的错综复杂但更接近于事实和本质的关联，透过表面看到本质。福柯将考古学中具体、具象的真，成功地移植到了抽象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精神领域，这也许这就是福柯所谓“真”的本义吧。因此，尽管福柯有各种头衔和标签，但是就任法兰西学院一职时，他的自我选择是：思想体系史教授（Professorof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思想谱系颇有些杂糅了考古学、符号学、现象学、现代语言学或文学的观点与方法。考古学同样对语言的起源及其文化表征很有兴趣，语言可能是人类迄今最重要和成功的超肉体适应工具，是信息与知识的载体，甚至是思想的源泉。语言有一种自然展开的特点。语言本是人发明和用来交流的工具，但是在文明的某个节点，它却丰富发达到具有内生逻辑的地步了，让人可以沿着语言和概念自身进行逻辑的推演并形成新的知识和思想。有了文字之后，人还可以储存、筛选、跨时空享用信息、知识和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意外的收获。有些文化和语言可能会将这个做得更好一些。这让我想到古希腊哲学、文化的兴盛和语言文字所可能具有的内在联系。字母记音文字系统的诞生，使得对话、探讨（dialogue , discuss） 以及记录、回放等，都可以沿着语言的逻辑爬上更高的智慧的高峰；还有汉语与汉字，赋比兴的意象式思维与记录形式，与中国文明、中华文化所可能具有的内在联系。海德格尔就曾经发问：为什么德国人和古希腊人比较适宜讨论哲学？我想，从语言文字以及符号化世界的路径，总比从人种、性格或者社会、环境等其他方面去寻找原因，可能会更靠谱一些。

考古是什么？考古的初意是指通过调查与发掘，发现已逝历史的物证及其相关背景以作为复原历史探寻规律的资料和方法。福柯将其用来发现思想或者知识的内核及其周围存在着的基质，并析解它们和思想或知识的生成构成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到写作《规训与惩戒》（Discipline and Punish） 时，福柯已经开始形成了谱系的思想。他说，这本书是关于现代科学的法规体系的谱系。思想的变化并非仅仅由新的思想所引发，也并非由时代精神或者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般具有必然性，更非是人的无意识的产物，它犹如一种复杂的化学机制，比如印刷术所引发的知识增值和传导机制，或者资产阶级的产生而因其对旧社会全面的解构和新的生产与文化关系的重新建构，显示出来的复杂的社会后果，都是一连串的复杂演进的综合结果。

福柯一生最关注的问题其实是权力及其与知识的关系（知识的社会学），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位势或“能量流”。福柯说，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以及他们应该怎样——知识标榜、论证并支持权力。福柯不将权力看作是一种形式，而将它看作是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并从而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控制方式。

尼采的意志力概念，以及透视科学与宗教背后的权力及其关系的观点，对福柯影响很大。福柯自认上承康德的启蒙使命。启蒙是什么？在康德看来，所谓启蒙，就是人意识到一切都应该靠自己，而不是任何外在权威的那毅然决然的一刻。人们普遍将启蒙看作是一场近代历史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以理性将人们从禁锢他们的不合理的知识、宗教以及政治等传统权力体系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更具超越性的空间。启蒙让理性之光更多地照亮了人生活的世界。如果说，启蒙的初期阶段还是主张人重新发现自己，到波德莱尔，则认为仅仅探索发现自己的秘密已经远远不够，现代人应该重新发明自己，创意自我。今天的科技已经发现、揭示乃至修改了建基于信息化基础上的人工智能，使得有数百万年历史的人所独具的自然与文化的双重适应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福柯则在幽僻的人性黑影中继续高举启蒙主义探索自我的大旗，他关注疯子等特殊人群（这可能与荷尔德林、尼采等疯子的杰出成就有关），并认为如果人不知道理性的边界，又如何知道理性的局限何在？

福柯认为，所谓现代性和现代文明，不光是经过启蒙、探索而对人性的重新发现，也包括对人的身体和思想在新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的规训， 使其不仅能够做社会所期望的，而且是精确和高标准的，使人与社会更为理性——这就是现代文明在精神与社会领域中的文明成就。

人类很早就在人造物的使用功能之外赋予其信息传达的新功能，或者象征性功能。比如建筑，在文明社会出现时很快就有了非实用的功能性建筑，或者将建筑的原有功能复杂化、装饰化、表意化。其实建筑某种程度上就是衣服功能——遮风挡雨的延伸。可以想见，我们看不见古人的衣服，如果能，它们一定也是相当复杂，犹如今天仍然残存的民族志材料中那样，承载了很多的符号性意义。早期农业社会村落中彩陶的普遍兴盛，也一定和这种功能有关——人们刚刚定居，刚刚聚集，但是仍然忘不了交流和显摆，彩陶大概是最能体现这种功能的物品和艺术了，是当时文化中的纪念性和交往性精神所在。后来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艺术的发展，还会发生巫鸿所说的纪念性转移的问题，比如玉器、青铜器、礼仪性建筑等都曾经发挥过重要的象征性作用。

文明的进化，符号化与人类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也总是伴随着一些新的规制的不断产生。福柯在意义的纪念性之外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其规训与监视的意义。在福柯的眼中，其实现代具有普遍性的建筑尤其是公共性建筑，比如监狱，还有学校、医院、军营、商场、企业的生产线，包括我们经常谈论的博物馆等等，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因为，人们在其中的行为不仅被特定的空间设计所规范，而且被展示、被监视。这是现代的公共性逐渐增强了，还是文明对人的驯化在渐渐深化，或是人类享受文明生活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互联网所标志的信息时代里，关于信息知识公开性与个人的隐私性的悖论性焦虑，已验证了早已被福柯所洞悉的人类历史演进的大趋势。

能够提出规训这样的问题，被认为是福柯在考古学和谱系论之后的第三个方法论。其实严格地说，这算不上方法论，至多只是一种发现，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策略，是人类接受信息之后的一种效果。

福柯其实也将自己所有的研究定位为求“真”。不过这不是一般的物质性之真或者真理之真，而是文化复杂化进程中早已被遮蔽的思想之“真”或者抽象之“真”，是关于真的游戏规则。关于真的游戏（games of truth） 就是福柯所关注的知识本体或者体系的历史过程自身，也是他所关注的问题。它们都和人的存在有关。福柯希望通过系统的讨论，使这些规则与权力、文明的内在联系、这些规则与所获真知本身及其与其他对象的关系，都被置诸历史脉络或者客观性之中。前者用考古，后两者用谱系。前者揭示本真，后者揭示关系之真。至此，我们可以确定，福柯的知识考古乃是观念考古、权力及其关系的考古。他试图追寻文明背后如同蛛网一般错综复杂的各种要素、关系及其深层逻辑。

我们不禁要问，被福柯这么考古之后，人文社会科学会向何处去？我们同样要问，启蒙之后，发现了身边新的光源与黑暗之后，人又将去往何方？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7月8日6版）

2017年的第一期思想界，我们关注豆瓣评分风波和媒介新年展望。

人民日报App转载的一篇文章点名批评豆瓣、猫眼，称不负责任的恶评伤害了中国电影产业一事，在电影观众中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互联网一时掀起一场“保卫豆瓣”的运动，大批影迷自发到豆瓣给贺岁档的几部大片打“一星”，使得它们的豆瓣评分不升反降。在电影产业遭遇寒冬的2016，“豆瓣事件”似乎是所有失望、矛盾、积怨在岁末的总爆发，然而责怪观众，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最下策。

2016年，很多陪伴我们多年的纸媒选择了告别，从《京华时报》到《东方早报》，纸媒的转型似乎是大势所趋，辞旧总是带着伤感与不舍，迎新却也充满机遇和希望。而对于美国主流媒体而言，2016年是更为艰难的一年。对于总统大选的报道使媒体公信力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然而危机并没有随着2016的结束而远去，特朗普的美国会给媒体人带来更艰巨的责任和挑战。新年伊始，让我们听听媒体人对未来的展望。

《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豆瓣：伤害中国电影的，是恶评还是权力的干预？

12月28日，《人民日报》APP发文，点名批评豆瓣和猫眼，称其电影评分系统面临信用危机，“恶评伤害了中国电影产业”。在此之前，《中国电影报》发布了类似内容，此后CCTV6的《中国电影报道》也发布了论调相似的报道。三个报道不仅质疑了豆瓣上的大众评分，称评分可以轻易被黑客操纵，网友跟风打分，并且评分结果与第三方咨询机构的数据不符；而且批评了猫眼上的专业影评，称其背后有复杂的经济利益，个别大V、公众号为了博眼球、圈粉丝、流量变现等目的，发布恶意差评，破坏了中国电影生态，导致猫眼将“专业评论”功能下线。不到一天，事情就发生了反转，28日下午，人民日报评论部发表题为《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肚量》一文，并针对与人民日报口风的矛盾，表示“以此为准”；随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公众号“侠客岛”也发表《子产不毁豆瓣》的评论，算是为此事盖棺定论，官媒引发的一场风波来得快去得也快。

然而网络上批评讨论的声音却没有偃旗息鼓，熊阿姨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发表《保卫豆瓣评分，保卫我们的精神病角落》一文中写道，豆瓣创立的11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音乐早已衰落，图书不温不火，只有电影市场正在经历爆炸式的增长，作为国内唯一一个类似imdb的电影评分平台，豆瓣上亿用户的打分突然成了可以影响票房的重要指标，成了它最具商业价值的业务。

而2016年的中国电影票房可谓经历了滑铁卢，全年450亿的票房仅比去年的440亿增长了2%，距离预期的660亿相差甚远，12月的《长城》《摆渡人》和《铁道飞虎》这最后一套救市组合拳也没能挽救颓势。关心电影票房的不仅有影视公司，还有利益相关的管理者，面对惨淡的受益和完不成的业绩，唯一出气的办法，就是拿豆瓣这样的软柿子捏一捏。

而豆瓣之所以成为式微已久的“软柿子”，在消费主义和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中坐拥上亿用户却毫无变现能力，正是因为它的评分系统被算法死死钳制，没有被资本收编，这也正是豆瓣的核心价值所在。

影评人杨时旸在《豆瓣和影评人搞不跨中国电影，烂片才会》一文中指出官媒和大众对于影评是什么，以及影评和电影工业之间的关系可能都有所误解。影评不是电影工业的一部分，而是写作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它只需要表达写作者自我、真诚、独立的观点，而不需要也没有义务为电影工业，或者为一部电影的票房负责。很多人将评论视作“寄生”，作品视作“宿主”，这种看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而在中国当下，影评人分为两种：独立的影评人，和接受甲方授意和钱财、以影评文章作为媒介为甲方服务的枪手。抛开软文枪手，影评人本身也普通影迷，只能代表自己的审美趣味，并且它的构成人群复杂，有媒体人、文化学者、电影研究者等等，因此它只是一个文化身份，而并不是一个经济身份、或者一个职业。

而2016年的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发生了变化，烂片不再能肆无忌惮地骗钱了。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精英在评论，大众在消费，两个群体泾渭分明地分割开来。而现在，广大的电影观众成熟了，专业领域内的口碑会很快在他们中间激起回响，进而被部分观众作为购票选择的参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捞钱困难的片方才会迁怒于影评人。

南开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熊培云和媒体人羽戈则认为，“保卫豆瓣”的背后其实是《人民日报》恐惧症在发作。熊培云在《“必须保卫豆瓣”与“〈人民日报〉恐惧症”》一文中指出，所有人都清楚，伤害中国电影的并不是所谓“恶评”，而是无所不在的让人拍不好电影的禁忌。然而为什么当《人民日报》刊出这样无稽的指控时，影响力依然如此巨大？

熊培云认为，这个社会还没有从《人民日报》恐惧症中走出来。而这一“恐惧症”背后有一条复杂的反应链：首先，普通读者对《人民日报》有着双重印象：它不好看，但代表国家意志；其次，当《人民日报》对豆瓣提出了批评，读者从心理上会认为是《人民日报》代表国家批评豆瓣；第三，普通读者会由此产生恐慌，《人民日报》的权威性再次得到确认，并且演化为一个公共事件，本质是国家与社会之争；最后，相关政府官员也会产生恐慌，把《人民日报》的批评当作对其职责的敦促，于是开始介入事件，事态由此进一步升级。因此，在作者看来，是读者的恐惧而非文章的内容放大了《人民日报》的影响力，这才是对时局最大的反讽。

羽戈则认为，此次的“豆瓣事件”反映了公众的一种政治心理，即擅长从会议报告、领导讲话、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等官媒的只言片语、字里行间，发掘当权者的微言大义。这一面导致了官媒的神圣化和权力的神秘化，另一面造成了公众的恐惧。而恐惧的前提，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迷信，公众不仅是恐惧的结果，还是恐惧的源头，换言之，恐惧症的生成，不仅需要权力施压，还需要公众想象，后者所发挥的力量，未必弱于前者，相较于压迫的恐惧，想象的恐惧更能摧残人心。而正是在泛政治化的国度，即便是以远离政治为生存策略的豆瓣，也难以逃脱政治的干涉。

公众号“微思客”的撰稿人重木则反驳了熊培云和羽戈的观点，认为由于《人民日报》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的特殊角色，我们很难将它当做是一份普通报纸。《人民日报》从创立之初到现在，一直承载着发布党和政府的一些重要指示、政策、意志的关键作用，它的内容和传播会牵动后续的一系列改革，影响深远。而一直被定位为党媒、官媒的《人民日报》在如今高度市场化的社会舆论场域中，也在努力争夺渐渐从手中流失的话语权。正是由于这种暧昧杂糅的身份，让我们不清楚到底是谁在说话，是党和政府的意志在发声，还是只是一篇日常评论？

因此，所谓的“《人民日报》恐惧症”其实是对于它模糊身份下的权力的警惕和不安。我们恐惧的对象，是暧昧不清、模棱两可的权力、法律和规则，及其造成的那种任何立场随时可能被否认的可能。

报纸，再见：纸媒的转型与特朗普治下的“第四权力”

当人们都在忙着告别2016年的时候，许多媒体在告别整个“纸媒时代”。12月28日，上海报业集团宣布，上海国资以6.1亿战略投资入股澎湃新闻，同时，《东方早报》于2017年1月1日起休刊。11月13日，《京华时报》通过其官方微博宣布，由于“新媒体的冲击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京华时报》纸质版将于2017年1月1日起休刊，同时保留和发展新媒体业务。2016年国内宣布停刊的纸媒还有《国际先驱导报》《伊周Femina》《新视线》《芭莎艺术》等等，而在国外，也有英国《独立报》这样的老牌纸媒选择告别。

而在美国，主流媒体也经历了十分艰难的2016年，对于总统大选的报道，暴露了业内的许多问题：媒体被精英把持，与底层失去联系，过度卷入政党政治，假消息满天飞等等，这也使得公众对媒体的信任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而面对新任总统对媒体的打压，刚刚开始的2017年依然挑战重重。

新年伊始，让我们听听媒体人的自白。

《上海书评》采访了英国老牌文学刊物《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主编斯蒂格·阿贝尔（Stig Abell），谈了谈新媒体时代严肃刊物的机遇和复兴。

阿贝尔指出，我们身处的时代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技术变革，这种变革将速度和便捷置于深度和专业性之上，使得叫卖式吸引点击的标题党横行。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传统严肃媒体构成了一种“逆流文化”，当人们开始拒绝为可轻松复制的大众市场内容付费时，他们会转向定制的、有深度有思想的长文章。

而谈到对社交媒体的看法是，阿贝尔说，社交媒体是一种联系人群和分享思想的巨大中介，它的贡献应该得到认可，但是技术入侵具有长期的影响，会分散我们思考的注意力，冲击我们的集体感，二十年后我们才能认识到技术的真正危害。

曾在《太阳报》任职的阿贝尔认为，比起主导公众情绪，小报更多地只是反映公众情绪而已。在英国有很多人非常强烈地感到他们的最佳利益在欧盟之外，在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是类似人群，他们拒绝全球化、都市专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现代潮流，在许多方面，小报代表了这种世界观。但阿贝尔也表示，报纸的影响力一直都被夸大了，但不断宣布它们的衰亡也有点过头了。

纽约时报的撰稿人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 Kristof）在《特朗普时代对媒体失败的反思》一文中指出，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三大广播公司在他们的晚间新闻节目中一共用3小时40分钟来做独立报道，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降到了仅36分钟，而对于贫困、气候变化和毒品问题的独立报道，干脆消失在了晚间新闻中。

在对总统大选的报道中，媒体的失败不仅在于让特朗普获得了平台、掌握了话语权，还在于媒体工作者的背景不够多元，他们中鲜有工人阶级出身者或新教徒，这也使得他们对特朗普支持者的报道流于肤浅或者居高临下，没有抓住这股将特朗普推向胜利的底层的愤怒和绝望。

在新的一年，克里斯托弗呼吁所有媒体工作者专注于实质性的内容，而非追捧名人，因为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监督作用变得空前重要，对于媒体行业的新年展望就是，要做尽职的看门狗，不做温顺的宠物狗。

《华盛顿邮报》的撰稿人詹妮弗·鲁宾（Jennifer Rubin）在《2017年媒介展望》一文中对新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提出了几点展望：

鲁宾指出，在“后真相”时代，“假新闻”从一种故意捏造的故事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接着又变成了左翼和右翼用来指责他们不喜欢的报道的借口。她希望读者能够分辨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主流新闻机构的报道虽然也会出错，也会有偏颇或者盲点，但是他们至少努力核实事实、恪守新闻准则、及时纠正错误。读者还需要分辨评论员、专栏作者和新闻记者的区别，记者只负责报道事实，而评论员则需要提供世界观。

同时她也告诫媒体，不要试图去揣测政治家的行为和意图，因为政治和其他一切人类行为一样，都比我们想象的更难预测。相对于预测，媒体应该专注于解释和分析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样，媒体也不要试图去说服选民，媒体的工作是追寻和呈现真相与真相存在的社会语境，至于选民会根据媒体提供的信息作出怎样的选择，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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