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川，泛指甘肃省永登县东部和皋兰县之间的山间盆地地区，地理上属断陷盆地，盆地内主要为洪积平原所占据，现为全国第五个、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所在地。有关秦王川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尤其是国务院批复成立兰州新区以来，这个地方聚焦了太多目光，以至于秦王川这个地名，似乎要承载起兰州新区这座新城的历史文化底蕴。但由于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梳理，既让人们觉得秦王川这个地名历史底蕴厚重，毕竟是“秦王”的山川，又让人觉得单薄，有根无据，谁也说不清秦王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文献典籍中寻找历史记忆

鲁迅先生关于治学有一个突出的见解：“治学要先治史。这是读书的途径，也是治学的方法。”为在历史文献中找到有关秦王川的记载，笔者翻阅了诸多史料典籍，以求在浩瀚史海中捞出关于秦王川的蛛丝马迹，寻找人们早已忘却的历史记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的民国抄本《永登县志》中找到了一点线索。据民国抄本《永登县志》记载：“秦王川，一名黑川，在城东南一百四十里，日色出时隐隐如海市蜃楼，移时即息。”且明确将秦王川归在“古迹”条目。又载曰：“黑川，城东南一百四十里，无水。”此处“城”即指永登城，可见，秦王川即黑川，黑川即秦王川，在永登城东南一百四十里，于今实际基本相符。此处虽未明确秦王川地名何意，但却是近代以来关于秦王川地名最有价值的记载。其一，民国抄本《永登县志》是永登县知事周树清等根据清代或更久远史料纂修，参与编修、监修、校阅的包括渭源、漳县、永昌、高台、崇信等多县知事，纂修过程中定考虑在古史和现实层面修订相关表述、记载，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其可信度较高；其二，民国抄本《永登县志》明确将秦王川定位为古迹，可见其具有一定历史传承，且年代久远，至少在清代人们已有这种认知。

▲《边政考·庄浪图》中关于“黑川”的记载

无独有偶，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成书、时任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张雨编撰的《边政考》之《庄浪图》记载：“（庄浪）本卫东至宁夏中卫界六百里，西至西宁卫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兰州卫界二百三十五里，北至古浪所界四十里，东北至扒沙二百五十里，东南至黑川一百四十里，西南至巴州三百里，西北至雪山二百六十里，至甘州九百三十九里。”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五年平定河西后，改庄浪县为庄浪卫，治今甘肃永登县。结合前述民国抄本《永登县志》所载秦王川、黑川条目内容可知，《边政考》之《庄浪图》所载“黑川”，当与民国抄本《永登县志》所载“黑川”为同一地名，且今兰州新区西南仍存小黑川地名。

▲《甘肃全图》中关于“秦王川”的地名标注

▲《大清分省舆图·甘肃》中关于“秦王川”的地名标注

同时，清康熙六年（1667年）《陕西全图》及同时期《甘肃镇图》、乾隆十九年（1754年）《大清分省舆图·甘肃》、同治三年（1864年）《甘肃全图》等诸多历史地图中均有秦王川地名标注。如《甘肃镇图》中，秦王川周边被长城环绕，长城圈内由北向南分别有大靖营、裴家营、永泰城、镇路堡（应为镇虏，疑错绘）、秦王川、保定堡、盐场堡等军事堡垒，长城最东边外至小芦塘堡，最西边外至安远堡；《陕西全图》中秦王川同样被长城环绕，长城圈内标注的地名有大靖营、裴家营、永泰城和秦王川等，长城所环绕范围与明嘉靖年间基本一致；《大清分省舆图·甘肃》中秦王川则被长城单独围绕，据图来看呈不规则矩形，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城池，且城内仅标注秦王川一处地名；《甘肃全图》与《甘肃镇图》《陕西全图》相比，长城所环绕秦王川范围基本一致，但所标注地名增加若干，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在长城北面内侧红水军塘处标注了“县丞”。乾隆三十九年（1764年）《皋兰县志》记载：“乾隆二十二年巡抚吴达善题请宽沟县丞移驻红水堡，其红水、永泰、宽沟、镇虏四堡钱粮归县丞管理。”综前所述，同治三年《甘肃全图》所标注“红水军塘”当为乾隆三十九年《皋兰县志》所载”红水堡“，县丞当为由宽沟移驻于此。彼时秦王川或与红水、永泰、宽沟、镇虏四堡为同一性质，仅是未驻县丞而已。

▲《甘肃镇图》中关于“秦王川”的地名标注

此外，结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时期彩绘本《甘肃镇战守图略》以及清代、民国等不同时期甘肃地图所绘制、标注图例、地名来看，秦王川区域周边环绕长城或为长城与无数烽燧、军寨、营垒等连接而成，且至少在宋夏之际已初具规模，成为一道道前沿防线。如今来看，这些烽燧、军寨、营垒所连接的边缘范围，基本以秦王川为中心，大致以靖远、中卫、流沙、凉州、古浪、永登、兰州为环绕，且大致呈东、南、西绕黄河、庄浪河走向分布。而据王宗元先生《汉金城郡令居县故城考》，今永登一线长城或最早为汉筑。综前所述，历代地图所标注环绕秦王川之长城亦或同期所筑，或属同一产物。

综上所述，在明清两代绵延交叉四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秦王川地名从未消逝，一直沿用至今。同时，我们可以得知，民国抄本《永登县志》所载秦王川当属古迹无疑，至少在明嘉靖年间秦王川大地已有黑川地名载于史册，且秦王川和黑川地名交替使用，或是同一区域内两个毗邻的地名。而彼时秦王川当是秦王川大地及周边区域上众多军事堡垒之一。那么，秦王川的历史就止步于明朝嘉靖年间了吗？

考古发现中暗藏历史秘密

2018年，兰州新区东湾山发现一处古墓葬群。据考古勘探，此墓葬群是一处新石器时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文化遗迹，发现的墓葬形制多为竖穴土坑墓，陶片泥质黄陶居多，夹砂陶较少，东湾山山体上分布有墓葬及陶片的区域南北约1.3千米，东西约0.6千米，总面积约63万平方米，墓葬分布的大致范围明确已经明确。这是自兰州新区获批以来，在辖区发现的范围最广、年代最为久远的古文化遗迹。而早在1973年，临近秦王川的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甲区发掘一座汉墓时，曾出土一件彩陶舞蹈纹盆，同属马家窑文化类型。这说明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秦王川区域就有人类文明存在，且与周边区域呈现聚落形式分布。

上世纪80年代，皋兰县文物普查小组在文物普查时，在距西岔水利电力提灌工程一泵站500米河口村发现砖砌古墓一座，墓座东向西，墓室宽约1.2米，长约2.5米，出土随葬器物有汉代五铢钱币数枚，陶罐、陶器数个。后又在水阜镇水阜村出土一枚西夏官印，上刻西夏文九折篆“首领”二字，印背无制印时间和掌印者姓名款文。据史料记载，宋夏大规模战争总共发生五次，在第三次战争时，即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国内政乱，宋神宗部署五路大军进攻西夏，其中李宪一路由临洮出发到榆中县三角城，攻克兰州打败西夏军，兰州归入北宋版图。故有人推测，此铜印可能就是此次战争失利，西夏军队仓皇撤离时遗失。

1987年河口村附近井子沟还发现一处明代或更早期墓葬，墓葬周边数十里之内荒无人烟，墓北端有一眼古井，井壁全用石块砌成，深约十数米，井水甘甜可口，可供人畜饮用。当地民间相传，古井上原覆盖着一张牛皮并上压大石板，填上黄土一大堆，在一百多年前，因大暴雨引发大山洪将井口冲开，人们发现后使用至今。而当地人世代都称此古墓为“王爷的古堆”。在此处石峡东面的一块小台地上还发现有三个小塚堆，民间还相传墓葬的封土全由骆驼从它地驮运而来，墓主人迄今尚无资料可考证。无独有偶，在皋兰县泥湾村大石柱子沟内曾发现另一处古墓葬，当地民间世代传称为“王的古堆”，1987年皋兰县文物普查小组实地踏勘，初步考证为明代或明代以前的墓葬。那么，“王爷的古堆”“王的古堆”，这一叫法是否与毗邻的秦王川的“王”有关联呢？虽查史无据，但或许冥冥之中自有些许关联。

前述文物古迹或出土于秦王川大地，或在就秦王川毗邻周边，这种联系绝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笔者始终坚持一点，即历史文化联系不应囿于人为的行政区划，行政区划在历史长河中总是变化的，而历史文化在一定区域内则是传承不息的，至少行政区划的变数远大于历史文化的传承。作为古迹名词，秦王川当是秦王川大地上的某一个点位，但作为区域名词，秦王川则不能仅限于今兰州新区三镇范围，当是前述永登西部和皋兰县之区域。

此外，兰州大学妥超群先生提出西夏时期的喀罗川应为今秦王川。据《宋史·夏国传下》记载有卓啰和南监军司，日本学者前田正名最早提出卓啰监军司治所应为庄浪河谷地永登县稍南的地方。结合明清两代地图标注地名及图示，宋代或更早时期秦王川一带就已是宋夏或唐与吐蕃、吐谷浑等势力范围交错的前沿。那秦王川大地遍布不同时期的军事营寨也就顺理成章了。

地名方言中昭示历史联系

据有关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秦王川为羌戎之地，秦统一中国后归秦。纵观历史，秦王川一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交流的前沿，历朝历代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区。而在古代，中原王朝对少数民多以戎、羌、虏等统称，这在本地一些地名和方言中就能发现端倪。前述明清时期古地图中，秦王川周边区域就标注很多与少数民族有关联的地名，比如镇虏、镇羌、伏羌等，永登县历史上也曾叫作平番县。另据当地一些人口述，古时羌族部落游牧于此，羌人为记清行途，在沿途打夯土墩作为记号，以便识路，遂有西岔墩、四墩、五墩、六墩等地名，年长者过去一直将秦王川叫作羌川，而通过检索网络地图发现，秦王川域内有“羌坟沟”地名。如此一说，方言羌川在本地人口中转音为秦川也不无道理，这与古波斯人称呼中国为“秦”似乎同一道理。

地名和方言都是活化石，它们于有形或无形中记载了历史长河中的某些印记，对于我们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秦王川大地，还有许多值得一探究竟的地名。比如五道岘，因古时驿道途径五座小山梁，故名五道岘，即第五道梁，今秦川镇仍有三道岘、四道岘等地名。还有炮台村，民国抄本《永登县志》对秦王川区域驿站、营防、水利等作了详细记载，此地名当为明清时期秦王川驻营扎防军队所设火器营遗址。再如在明清典籍图文中常见的卤井水（芦井水）、道水塘（倒水塘）、榆川墩（榆川村）、傅家驿（傅家窑）、水堡驿（水阜镇）、赵家铺、小横路等地名，最晚的也距今三四百年之久，仍在秦王川大地及周边沿用。抛开民间说法，以有据可查的史料分析，当时秦王川周边古代长城烽燧遗迹遍布，无论民国抄本《永登县志》，还是乾隆年间《皋兰县志》，或是更早的明嘉靖《边政考》等历史文献资料，无不都在浓墨重笔的书写秦王川大地军事前沿的地理位置，故四墩、五墩、六墩等地名当为古代军事设施遗迹无疑。

同时，研究秦王川地名的历史，就不能绕开秦川镇。但此秦川非“八百里秦川”之秦川，秦川镇在甘肃，“八百里秦川”在陕西关中。秦川镇在永登县东南部，东邻皋兰县黑石镇、西岔镇，南靠中川镇，西与龙泉寺、北与上川镇接壤，现为兰州新区托管三镇之一。众所周知，秦的发源地在甘肃天水，秦先祖非子为周王室牧马有功，受封于秦邑，即今天水市清水县，故嬴氏终立秦国，是以封地之名为国名。秦邑距秦川亦有四百余公里，二者可有历史联系？

《史记.·秦本纪》记载：“其玄孙曰中潏(yu)，在西戎，保西垂”。其，指的是大业之子大费，是大业与少典之子女华所生；中潏，即大费的玄孙。也就是说，从大费的玄孙中潏起，秦人就开始“在西戎，保西垂”。如前所述，赢氏一族自殷商时期就已来到了西戎之地，保卫西垂。西垂，即今天的甘肃礼县、西和一带。那西戎又是哪里？

学界认为，戎是商周时期中原人对西方诸部落的统称。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五年，周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武乙即商王康丁之子，是商朝第28任君王。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秦霸西戎，吞并西戎12国，《匈奴列传》记载，秦穆公时有西戎八国，又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秦人与西戎诸族部落在几百年的相互征伐中不断融合，部分戎族一度迁至河西走廊，如《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记载：“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此处大意为：“晋国大夫范宣子历数以前朝代历史说，姜戎氏，过去秦人追逐你先祖吾离到了瓜州，你先祖披着草编衣服，来归附我先祖”。而瓜州为今河西走廊敦煌一带，春秋时期亦是西戎势力范围。如前所述，我们或许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商周时期的秦人在与西戎诸部落征伐中，在今秦王川一带经过长期激烈厮杀或冲突后，秦人长期统治这片地方，让世人从此记住了此地是秦王攻得，即秦王的川，代代相袭，口口相传，成为难以抹去的记忆，使得秦川地名迄今屹立于此。

此外，今被广泛引用的秦王川之名始于薛举屯牧之说，有史可考的仅有薛举任金城校尉一事，隋金城郡治金城县，当为今兰州市城关区一带。据《新唐书列传》及清代《重修皋兰县志》卷19《古迹》等记载，薛举是隋朝末年起事自称西秦霸王，即在隋大业十三年（617年）金城郡太守郝瑗于府中“置酒飨士”时揭竿而起，且于二月起即率兵先后攻克枹罕（今甘肃临夏）、鄯（今青海乐都）、廓（今青海化隆）等地，同年七月举僭号于金城，后即迁都秦州，并于第二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七月从秦州转战关中一带。可见，薛举称霸后在金城一带前后不过一年，且一直在征战途中。屯牧之事非一朝一夕能成，薛举又如何在秦王川一带屯牧，而对后世产生如此影响呢？再者，薛举任金城校尉一职时也不过是领三五百军士的官衔，受金城郡太守郝瑗节制。且其起事当年即迁都秦州，其大本营理应随迁，军事辎重兵员马匹等亦当在秦州一带。同时，薛举屯牧之说亦于史无考。故笔者以为薛举屯牧秦王川当属讹传。

况且，在历史上称秦王，建立号称秦和势力范围已达秦王川及周边区域的政权不止薛举的西秦，比如还有十六国时期鲜卑乞伏部所建西秦，其首领自称秦王，都苑川（今甘肃榆中）；秦王川西边的吐谷浑王国统治者之一慕容慕璝曾被魏太武帝封为西秦王；唐末割据西北的陇右节度使（节度使衙驻鄯州，今青海乐都）李茂贞，被后唐庄宗李存勖封为秦王，等等。然笔者所述亦是基于部分史料典籍研究和踏访得出的一家之言，仍有待进一步深挖细查文献典籍，勤堪实地情形，进行认真考究。

▲崛起于秦王川大地的兰州新区新貌

如今，秦王川大地生机勃勃，一派繁忙景象。自2012年国务院批复设立兰州新区以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风吹沙跑人无踪的荒滩，已然成为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丝路新城。但是，秦王川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仍有待深入发掘，在众多史料典籍中还有许多值得考究的问题，在秦王川诸多地名里还藏着很多历史故事，这些都应该被重点关注。

文丨郭彦龙（甘肃天水人，业余致力于地方文史研究和学习。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刊发供方家讨论）

地名不仅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也记录着历史的变迁，帝王好恶、朝代更迭、战乱纷争、区划变动，都会给地名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梳理上下千年史，就会发现，地名的变迁构成了纵向历史在横向空间上的无限延伸，将宏大的国事寄入人们无尽的乡思之中。那些在历史浪涛中时隐时现的地名，无不讲述着中国大地上曾上演的一幕幕故事。

浙江省绍兴柯桥区的安昌古镇，始建于北宋，于明清时期重建，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风格，又以小桥最富特色，“绍兴师爷”多出自安昌。1131 年，宋高宗以“绍奕世之宏休，兴百王之丕绪”改年号为“绍兴”，并在当年将“越州”升为“绍兴”府。

1129年，金兵再一次南下，临安城危在旦夕。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仓皇辞庙，一路颠沛，遁入浙东。次年春，韩世忠在长江黄天荡大破金兵水师。捷报传来，高宗移驾越州，暂住在卧龙山南麓的行宫中。

早在三年前，北宋东京城破，徽、钦二宗被金人绑走。刚满20岁的康王赵构临危受命，在河南商丘匆忙称帝，大宋的国祚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肩头。抗金收复中原，是南宋最大的政治正确。但是赵构心里清楚，自己尚不是金国的对手。在卧龙山暂住的日子里，赵构决定改元换号，以振国运。

1131年，高宗发布诏书，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王之丕绪”之义，改年号为“绍兴”，并在当年将驻地“越州”升为“绍兴”府。绍兴的坐标自此定位在中国的版图上，1000年里，这里走出了陆游、贺知章、徐渭、张岱；100年里，这里走出了鲁迅、蔡元培、钱三强、竺可桢……

以年号改地名是古时皇帝的常见操作。“瓷都”景德镇因在昌江南岸，原名昌南镇。宋景德元年（1004），真宗皇帝赵恒对此地出产的优质青白瓷爱不释手，便以其年号“景德”命之。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被升为地级景德镇市。此外，上海的嘉定、江西的兴国、江苏的宝应、浙江的庆元、陕西的淳化、福建的政和与永泰县，都是得名于年号。

细心观察可以发现，这些以年号为名的政区多在南方，反映了封建王朝由北向南开发的历史进程。当南方新开发的土地人口上升到一定规模后，便会被析出或设置新的行政区划，并获得新的名称。

“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古时帝王家颇讲究“避讳”，因此地名也常常因为避讳而改动。皇帝的名讳得改，比如河南的古城开封本作“启封”，为避汉景帝刘启的讳，就取“启”的同义字“开”，改称为“开封”；太子的名讳得改，比如隋文帝杨坚为避太子杨广的讳，一口气就改了几十个带“广”字的地名，广陵改成了邗江、广安改成了延安，广昌改成了枣阳等等；后宫的名讳也得改，晋元帝司马睿的妃子小名阿春，于是富春被改成了富阳，宜春改成了宜阳；国号自然也得回避，秦代设置的钱唐县到了唐代被改成钱塘县，唐代设置的明州到了明代被改成宁波；甚至连敌人的名讳也得改，比如南宋朝廷上下对金人恨得咬牙切齿，因当时金朝的太子叫完颜光英，于是赵构把地名中带“光”的字全都给改了，光州成了蒋州、光化军为通化军、光山县为期思县。

避讳之事，可大可小，有些皇帝怀着无为之心，尽量少折腾老百姓。但是有些皇帝却斤斤计较，甚至连同音字都不放过，比如雍正皇帝名讳“胤禛”，所以地名中连“真”都得改，于是真定改为正定、真宁改正宁、仪真改仪征、真阳改正阳……

正定古城，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正定县历史悠久，1600多年的建城史让当地历史遗迹、遗产丰厚，素有“古建艺术宝库”美称。其原名“真定”，清雍正年间，为避雍正帝“胤禛”讳，改称“正定”

但是朝代有更替，帝王将相如走马灯一样，改朝换代后，因避帝王家的名讳被改掉的地名，往往又会改回原名。但是，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夫子孔丘的名讳，无论何朝何代，无人不敢不尊。宋徽宗时期，曾改瑕丘县为瑕县、改垄丘县为垄县。到了清雍正年间，就创造出来一个“邱”字，专门替代孔子的“丘”，于是直隶的内丘、任丘，山东的章丘、安丘，河南的封丘、商丘等等，全部得改成“邱”，甚至连韩国的大丘也改成了“大邱”。

皇帝生前要避讳，死后也要建陵。围绕宏大的陵墓，朝廷也会设置一批特殊的县来奉祀先帝，即陵县。这是西汉一朝独有的现象，自高帝刘邦的长陵邑始，经惠帝的安陵、文帝的霸陵、景帝的阳陵、武帝的茂陵、昭帝的平陵，至宣帝刘询的杜陵终。七座陵县绵延在渭水北岸，“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冠盖如云”（《两都赋》）。

这些陵县的居民都不是原住户，而是被强迫迁来的关东豪族、天下高赀。汉室将这些大族集中于都城长安附近，既有加强监控、防止造反的目的，也有让这些大族巩固京畿、抵御匈奴的用意。

因陵设县仅仅在西汉昙花一现。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陵县相继被废，但即便到了后代，依然可在古人的诗句中读到这些地名，构成盛世繁华下某种悲凉底色：“五陵年少争缠头”“茂陵松柏雨萧萧”“参差烟树灞陵桥”“不见五陵豪杰墓”……

东南西北京，通名变专名

“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2000年前，班固在《西都赋》中这样描绘汉代长安城的繁华。

早在汉初，高祖刘邦就看中了关中的军事价值，“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决定定都于此，兴建长安城。经过200年，长安成了坐拥20多万人口的大都会。到了东汉，关东地区经济地位不断上升，汉光武帝刘秀因此寻求定都于此，洛阳自然当选。

汉人用“东都”或“东京”来指代洛阳，“西京”或“西都”来指代长安。东汉王朝坐拥以洛阳、长安两都一线为中心的中原—关中地区，皇权通过条条大道无远弗届地深入帝国的每一寸土地，偏远的岭南、西域、朝鲜等都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

陪都制是在首都之外，另设辅助性都城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目前可知，早在西周就实行了陪都制度。汉代确立的“两京”制度，标志陪都制度趋于成熟。此后，北周、隋、唐、北宋、辽、金、元、明、清、民国等朝代都实行过陪都制。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201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忽必烈称汗前，在金莲川地区建立开平府，元朝建立后，定都于此，并升开平府为“上都”。后实行“两都制”，定大都（今北京市）为冬都，上都为夏都

但长久以来，“东京（都）”“西京（都）”“南京（都）”“北京（都）”“中京（都）”并不是某一个城市的专名。随着朝代的更替、政策的变迁、领土的损益、首都和陪都之间相对位置的变化，“某京”或“某都”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指代不同的城池。

唐随隋制，定都长安。到657年，高宗建立东都洛阳，与西都长安合称“两都”。玄宗时，又实行三都制，以太原为北都。到肃宗朝，确立了以长安为中京、凤翔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太原为北京、成都为南京的五京制度。

辽代虽偏居塞北，但是手握“燕云十六州”，因此辽代“五京”中的中京定在了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南京在析津府（今北京）。到了金代，国界南下到淮河流域，辽代的中京就变成了金代的北京，辽代的南京变成了金代的中都，金代的南京也就移到了河南开封。

在中原，北宋就确立了以东京开封府为首都，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陪都的格局。到明代，朱棣迁都后，形成以北京顺天府（今北京市）和南京应天府（今南京市）为格局的南北两京制度。明亡后，满清以顺天府为京师，以赫图阿拉为兴京、以奉天府为盛京，应天府不再是陪都。应天府本有“上应天意”之意，因此不得不改名为江宁府，寓意“江南安宁”。

江宁府虽然失去了作为“南京”的地位，但是有清一代，人们依然习惯性地称江宁府的府城为“南京”，称呼京师顺天府的府城为“北京”“京师”“京兆”“京都”等。1872年5月23日的《申报》在报道曾国藩死亡时，就写道“早晨中国兵轮船开往南京送曾中堂灵柩回籍”，清末小说《老残游记》也写道“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而北京大学的前身就叫作“京师大学堂”。在英文中，也一直沿用“北京”和“南京”的音译词Peking和Nanking来指代这两个城市。

民国年间，南京市、北京市相继设立，前者从江宁县划出，后者从大兴县和宛平县划出，这样历史上本无定指的北京和南京变成了法律上的专名。虽然北京因为政权的变更，名称在“北平”和“北京”之间来回变更，但“北京”这一名称从未指向其他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并没有建造“陪都”或实行两京制，但因袭历史惯称，继续使用“北京”和“南京”作为法定称呼。而那些没有获得法律地位的地名，依然在民间使用，比如西安有西京饭店、西京医院，沈阳有盛京银行、盛京医院，开封有东京大道、东京大桥，重庆有陪都药业……每一个旧名，都在诉说着城市的昔日繁华。

重名、歧视、生僻字都得改

民国时期，全国范围内废府设县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全国90余组地名重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现代史上最大一次的地名整理就此展开。

在地名整改过程中，会尽量保留那些较为古远、政区稳定或者广为人知的地名。比如山东原有无棣县，明朝时因避讳朱棣，改为海丰县。民国时期，人们发现山东和广东两地都有海丰县，于是便将山东海丰改回古称无棣。北京和江苏也各有通州（1997年撤销通县设立通州区），为区别开来，北京通州改为通县，江苏通州改为南通县（今南通市）。安徽、陕西、云南三省都有定远县，后将陕西的改成镇巴县、云南的改成牟定县，保留安徽定远县。更夸张的是，连读音相同的地名也改了，陕西省的同官县与潼关县读音相同，1946年，同官县改为铜川县（今铜川市）。

新中国的地名整理工作并未停止。由于大规模的区划调整，导致了十余处新的重名现象，在1958年之前全部及时改掉。比如江苏的台北县与台湾的台北县重名，前者被改成大丰县（今大丰区）；四川的梁山县与山东的梁山县重名，前者改成梁平县（今重庆市梁平区）；黑龙江的佛山为避广东的佛山，改为嘉荫县；广西也有丽江，为了不与云南的丽江重名，被改为龙州……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带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地名进行了更改。比如，四川的理番改成了理县、甘肃的伏羌改成甘谷、狄道改成临洮等，但数量有限。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格外重视民族工作。1951年5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同年12月1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对全国各地含有大国沙文主义不友好的地名、带有大汉族主义歧视兄弟民族性质的地名、以敌伪人员名字命名的地名、用字生僻难认难写的地名、用外国文字或外国人名命名的地名五类情况进行了更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原名迪化，有启迪教化少数民族之义，于1954年改回维吾尔语旧名乌鲁木齐。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归绥，系归化县、绥远县两县合并，也改为呼和浩特，意为“青城”。此外，宁夏定远营改为巴彦浩特（今属内蒙古），新疆镇西改为巴里坤，四川靖化改为金川，贵州大定改为大方……县级以上地名共改动50余处。

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地名此时也被替换。如中朝边境上的安东和辑安、中越边境上的镇南关和镇边县，分别改为丹东、集安、友谊关和那坡。

友谊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明朝时称“镇南关”，见证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重要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将其更名“友谊关”，成为中国与越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声势浩大的汉字简化运动，地名中的生僻字也被读音相同且便于认读的字替换掉。在《简化字总表》中，对这些新地名进行了逐一规范，比如青海的亹源县改为门源县，陕西的盩厔县改为周至县、鄜县改为富县，四川的越嶲改为越西，新疆的和阗改为和田，黑龙江的瑷珲县改为爱辉县（今爱辉区）等等。地名中的异体字也先后被规范，如河南的濬县改为浚县，为避讳孔子而生造的“邱”字也被替换掉，商邱、章邱、内邱、安邱中的“邱”均改回“丘”。

自民国以来，在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上，孙中山所设想的地方两级体制并未得到彻底贯彻。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很多省份所辖县数量数十上百，兼之交通不便、通讯不畅、战事不息，给各省治理带来了困难。基于现实的考量，1932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各省内部分区设立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行政督察区”，指导辖区内县、市政务，通称“专区”。

“地改市”与“县改市”

新中国成立后，设市浪潮并未停止，社会主义大地上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其中有合肥、南宁这样的省级政治中心，有大庆、攀枝花等工业城市，有深圳、珠海等新兴城市，还有一类地级市，是由原“地区”改设而来。

“地区”系历史遗留产物，为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比如福建原有宁德地区，下辖宁德、福安、福鼎、霞浦等9个县，地区行政公署驻宁德县（后改为县级宁德市），是省政府的派出机关。1949年，全国共有地级市54个，地区170个。

1983年，我国实行“地改市”体制改革，将原有的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县改成为市辖区，相当于县直接改为地级市，或将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地改市”改革从江苏试点，并在全国逐渐推广开来。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地级市293个，地区仅有7个——大兴安岭、阿里、阿克苏、喀什、和田、塔城、阿勒泰。

“地改市”的直接后果，就是地名的变迁，如原山西吕梁地区下辖离石、孝义、汾阳、交口等县，地区行政公署驻县级离石市，“地改市”后，离石撤市设区，属吕梁市管辖。再比如，原安徽徽州地区于1987年设市，没有直接叫作“徽州市”，而是改称黄山市。

同样是自1983年开始，为“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我国在既有的直辖市、省辖市之外，另设县级市。江苏的昆山市、浙江的义乌市、福建的晋江市、甘肃的敦煌市、四川的都江堰市等等，都是这之后新设的县级市。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设了394个县级市。

同时，“市管县”改革也在全面推进。所谓“市管县”，即是指以地级市管辖周边的县和县级市，以加强城乡合作、保障城市农产品供应。这样地级市在事实上变成了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截至目前，除了海南省和台湾省外，我国各省市已全面实现“市管县”。

如前所述，新设的市、区的命名方式多种多样。比如，这一时期合出了很多新的地名，也分出了不少旧的地名，分分合合，见证了区划的变迁。前者如，合河南兰封、考城二县为兰考县，合湖北襄阳、樊城二县为襄樊市（今襄阳市）；后者比如，将旅顺、大连合称的地名辽宁旅大市改为大连市，将荆州、沙市合称的湖北荆沙市改为荆州市，将石家庄、休门合称的河北石门市改为石家庄市。

湖北省襄阳市襄阳古城。襄阳地理位置优越，被历代兵家所看重，古城也是古代著名建筑防御体系之一，是中国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池防御建筑

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地方形象很重要。于是，很多县设市或改区之后，便以古代的府、州名代替县名，比如北京通县改为通州区、浙江宁波的鄞县改为鄞州区、江苏泰县改成泰州市、广西横县改名横州市、山东滕县改名滕州市、河北滦县改名滦州市，等等。

除此之外，一个或响亮，或有名，或古雅的地名也是各地招商引资的重要名片。风景名胜区往往最受青睐，继徽州地区改设黄山市后，四川灌县更名都江堰市、福建崇安县更名武夷山市、湖南大庸市更名张家界市、四川南坪县更名九寨沟县、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市等等。历史典故也为重要的改名选项，因相传炎帝埋葬于境内，湖南酃县更名炎陵县；在湖北，蒲圻市因为是赤壁之战的发生地，更名为赤壁市。有些地方则恢复了更具文化价值或经济价值的传统地名，湖北襄樊恢复古地名襄阳，《瑷珲条约》的签署地也从黑龙江的爱辉改回为瑷珲，西安户县改回原名鄠邑，云南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松赞林寺，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被誉为“小布达拉宫”。“香格里拉”，藏语意为“心中的日月”。明嘉靖年间，该地称“忠甸”，后改为“中甸”，2001 年改称香格里拉县，后撤县设市

2016年4月13日，徽州更名黄山30年后，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的文章，称“慎重更换地名，就在于对地名有情感。这种情感，是个人的，是家族的，更是地方的、民族的。诸多地名情感的滋生、蔓延与丰富，才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自尊”。地名所承载内涵之丰富决定了其不仅仅是一方代号，它的每一次更迭也恰似追随着历史的足迹，如雪泥鸿爪，留下线索供世人追寻，成为中华大地上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华林甫《中国政区通名改革研究》等）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名字中，都带"斯坦"。其中有的是国名,如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有的是地区的名字，如印度斯坦,雷吉斯坦,洛雷斯坦,锡斯坦,胡齐斯坦,库尔德斯坦等。带"斯坦"的地名在南亚、西亚、中东较多，但在欧洲，如里海西岸,北高加索东部，也有达吉斯坦等带斯坦的地名。

"斯坦"原词出自波斯语,"-STAN"是它的罗马字母转写形式，本义"地区",即指面积比较大的地区。后随着古波斯政治影响的扩展,波斯文化的传播,伊朗语各族的繁衍和其他民族的密切交往,这个词又进入其他的语言如印地语,乌尔都语以及突厥语中,词义也有所扩大。

汉译外国地名,带"斯坦"字样的很多,但实际上分属三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一个斯坦来自波斯语，如上面列举的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斯坦、雷吉斯坦。

另一个斯坦来自古闪语，巴勒斯坦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它的原名为PALESTINE，但是这个地名的最后音节TINE，本来不是一个后缀，其种的字母T为词干的一部分，没有地区、国家的含义今天的巴勒斯坦，公元前3000年前为伽南人的住地，公元前十二三世纪，从地中海方面和埃及方面各来了一批外来人，他们都不是本地人。但从埃及方面入境的，使用希伯来语的外来者，却把从海上入境的外来者称为FILISHTIM,FALASHTIM或PALASTIM，就是外来者的意思。由此可见，它原系指"人"，而非指地。这个地名后来经过希腊人引用，之后古罗马人又根据拉丁语转写为PHILISTIN和PALESTINE,英语为PHILISTINE，PALESTINE，汉语分别译为腓力斯丁和巴勒斯坦。

还有一个斯坦来自于德语地名。这个"斯坦"是某些德语地名尾部的"STEIN"的汉译。他们在词型上与前述的两种"斯坦"大不相同，含义更是南辕北辙，既不是指地区，也不是指人，而是岩石，矿石的意思。"STEIN"原为德语的一个基本词，与英文的STONE同出一源，用它构成的地名如BERNSTEIN，FALKENSTEIN，IDAR-OBER-STEIN等等。这些地名，按德语读音本应分别译为"施坦" ，如伯恩施坦，法尔肯施坦和伊尔达-奥伯施坦，但是它往往被按英语进行读音处理，译为"斯坦"。这样一来，就和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仿佛是兄弟地名了。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斯坦”，那么斯坦是什么意思呢？我来为您解答。

世界上国名后面有很多带有“斯坦”，例如：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等。

斯坦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斯坦”最早来源于波斯语，本意是指地方或地区。后来经过长期演变，斯坦一般就是指国家的意思了。例如：土库曼斯坦就是土库曼国的意思，吉尔吉斯斯坦就是吉尔吉斯国的意思。一般叫做某某“斯坦”的国家，大多都集中在中亚和西亚地区。

国名后缀中，除某某“斯坦”外，还经常见到的有某某“利亚”、某某“尼亚”、某某“几内亚”等。例如：澳大利亚、利比亚、叙利亚、尼日利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几内亚比绍等等。这些常用的国名后缀，大多都与当地的地理、、语言、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朋友们感兴趣，可以查阅资料，一定是非常有趣儿的。

我是快乐驴子，酷爱旅行，喜欢分享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分享快乐。

首先，并不是带“斯坦”的都是伊斯兰国家，这个词的出现要比伊斯兰教还要久远，很多外国地名的原文中都有stan和stein来结尾，通常都音译为“斯坦”，这词源于古波斯语，意为“……之地”，斯坦也有国家的意思，比如阿富汗也叫做阿富汗斯坦，印度也叫做印度斯坦，就和中国称呼的美国、法国、意大利国大致上是一个意思。类似的称呼还有我国的很多城市都有“浩特”来结尾，比如呼和浩特、二连浩特、锡林浩特，这个浩特指蒙古牧民居住的自然村落，也是城市的意思。

谢谢邀请，这个问题也是我喜欢探讨的问题，正常的情况下，很多国家被称为“***国”，但是地图上有很多国家被标注为“***斯坦”、“***尼亚”。用“斯坦”作后缀的国家大部分在中亚、南亚一带，有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用“尼亚”作后缀的国家数量比用“斯坦”的还要多，有亚美尼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等。

对中国人来说，“尼亚”与“斯坦”都是外来的音译词汇。但是两侧略有不同：

“尼亚”源于古希腊地区拉丁语，受古希腊文明影响较大，所以用“尼亚”作后缀的国家大多在地中海沿岸。“尼亚”是拉丁语“……nia”的词尾，多代表方位或者地域，翻译成汉语为“……之国”，如罗马尼亚是“罗马人的国家”的意思，阿尔巴尼亚是“伊利里亚之国的”意思。

“斯坦”源于古波斯语，中国古代称安息，受波斯文化影响较大，用“斯坦”作后缀的国家大部分在中亚一带。“斯坦”是波斯语“……stan”的词尾，翻译为“……之地”，多指浓厚的地域特色，如我国铁杆兄弟“巴基斯坦”，意为“圣洁的土地”，西北的邻居哈萨克斯坦意为“白鹅之地”，据说上白鹅养的很多；吉尔吉斯斯坦意为“草原上的牧民喜爱的地方”，塔吉克斯坦意为“王冠之地”。

当然，叫“斯坦”的地方不一定是国家，国外很多地名也被称为“斯坦”，这些斯坦的含义也不太一样。

有时候指国外的“……地区”，如库尔德斯坦，范围包括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亚美尼亚等5国的部分领土在内的广大区域。

有时候指外国的“……省（区）”，如伊朗的库尔德斯坦省，俄罗斯联邦内的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达吉斯坦等，行政级别相当于中国的省。

有的外国的一些城市、甚至镇也被称为斯坦，如哈萨克斯坦有个城市叫突厥斯坦（在南哈萨克斯坦州）；巧合的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各有一个叫古利斯坦的小镇。

除了我回答的这些，很多国家和地名中的“斯坦”，还有着许多有趣的冷知识：

1、严格来说，用“斯坦”作后缀的国家是没有的。

国家的名称往往代表国家的性质或者国体，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些国家“……斯坦”，是“……斯坦共和国”的简称，“斯坦共和国”才是名副其实的后缀，如原苏联境内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均是“……斯坦共和国”；巴基斯坦全称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2、巴勒斯坦是用“斯坦”作后缀的国家中的另类。

巴勒斯坦的后缀是英文“stine”，并不是波斯语“stan”，但是汉语翻译都是“斯坦”。另外，与其他国家的“斯坦”源于古波斯语不同，巴勒斯坦的“斯坦”来自希伯来语（如今以色列的通用语言）。

巴勒斯坦与巴基斯坦，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才会将这两个国家混淆，因为这两个国家，英文发音差异得比较大，巴勒斯坦是Palestine、巴基斯坦是Pakistan，老外一般不会读错；但中文就差了一个字，而且都用“斯坦”后缀，不熟悉地理的很多人傻傻分不清。这两个国家都信仰伊斯兰教，一个在南亚，一个在西亚，是当今世界上很不幸的国家，因为他们都饱受强大的邻国摧残，巴勒斯坦被以色列蹂躏的支离破碎，巴基斯坦与印度隔三差五地交火，两个国家动不动就有恐怖袭击，经常可以看到暗杀啊，爆炸啊的恐怖新闻。

3、绝大多数叫“斯坦”的国家和地方，往往不是在伊斯兰文化产生之地，也不在波斯文化产生之地。

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一般叫“斯坦”的地方都信仰伊斯兰教，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的兴起之地，但是阿拉伯半岛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被称为“……斯坦”的，甚至地名也没有这个称呼。更奇怪的是伊斯兰教影响力最大的整个西亚都没有被称为“斯坦”的国家（刚才说了，西亚巴勒斯坦是另类，除外）。

还有一个奇怪现象，“斯坦”源于古波斯语，也就是如今西亚的伊朗一带，但是用“斯坦”作后缀的国家却大部分在中亚一带。

我个人猜想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波斯文化的传播，各民族之间、各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与交往，“斯坦”这个词汇逐渐进入其他语言中，经历多年的沧桑演变之后，发源地的词汇消失了，却又在其他影响力较大的地方保留了下来。就好比“主义”词汇，最早是在英国产生的，曾经在欧洲广为流传，但是现在，“主义”却在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家成了高频词汇，发源地欧洲反而不用这个词了。

4、叫“斯坦”的地方，不一定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

一般叫“斯坦”的地方都信仰伊斯兰教，但并非一定如此。比如“印度斯坦”，也就是中国史籍中的“天竺”，《西游记》中也经常出现“天竺”这个词，他们中多数人信奉印度教。

印度总理莫迪就是印度斯坦族

5、更有意思的是，据说我们国家上也曾经被老外称为“斯坦”。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有座价值连城的石碑，名列“世界四大名碑”之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这座石碑的名字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古学家在翻译上面叙利亚文时，发现古代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秦那斯坦”。也有学者认为“秦那斯坦”讲的是“大秦国”。

还有一种说法，“秦那斯坦”来源于亚美尼亚，就是去年与阿塞拜疆打得热火朝天的那个外高加索国家，据说目前还有亚美尼亚人称中国为“秦那斯坦”。 专家认为这种称呼来自梵音的“Cinastan”，这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不知道怎么回事传到亚美尼亚去了。据说，马米科尼扬家族是亚美尼亚上的一个大家族，后裔至今仍广布西亚区域。有人认为所有“马米科尼扬”姓氏的亚美尼亚人祖先都来自中国，最早提到这一说法的史料是五世纪的《亚美尼亚人史》，书中称马氏祖先来自Chen（中国）之地，因中国两位兄弟相争，弟弟被迫出走至亚美尼亚。

刘禅后人似乎印证了这个说法，据《世界军事全书》记载：蜀国灭亡后，马氏家族不愿意投降，在马抗（马腾的侄子，马腾死后，他的儿子马超被曹魏击败后投奔刘备，成为蜀国的五虎上将之一）的率领下向西流窜，穿过新疆，进入波斯境内，马抗及其后人开始掌控亚美尼亚（当时波斯的一部分）实际统治权，时间长达400年，曾经出现多位亚美尼亚民族英雄。现在，亚美尼亚的“马米科尼扬家族”就是马抗的后裔。

中亚五斯坦，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印度也被称作印度斯坦，甚至于古代的中国，也被印度人称作“支那斯坦”，一般被书面译作“震旦”。

通常，带“斯坦”的地名大多分布在伊斯兰世界，但也并非绝对。

其实大多数的的“斯坦”，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南京的“某某门”、合肥的“某某郢”、北京的“某某堡”一样，就是一种地名后缀，解释为“……地方 ”。

斯坦，拉丁字母写作“stan”，最初起源于古代的波斯语，原本指代的一大片地区。

古代的波斯实力极其强悍，人类史上首个横跨三大洲的帝国就是波斯帝国，而随着波斯的大规模扩张，波斯文化也传播到了周围更多的地区。

随着波斯文化的传扬，伊朗语族大规模繁衍，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往来愈发密切，包括“斯坦”在内的众多波斯语词汇也被其他族群所使用。

后来，“斯坦”这个词语内在含义也不断延伸，最终也被用于设置地方建制，这个时候“斯坦”也就有了类似于省州、地区的意思。

如今世界上的“斯坦”，主要集中在亚洲的西南地区，既有国家名中带有“斯坦”，也有些国家的内部地区带有“斯坦”这个地名后缀。

在解释的时候，既被解释为“……的国家”，也可以解释为“……的地方”。

比方说“巴基斯坦”，意思就是“圣洁的土地”，而像是俄罗斯北高加索一带，也受到了古代的突厥与波斯文化的影响，有不少的斯坦地名。

含有斯坦的地名，通常都有非常悠久的，甚至于在我国的诸多典籍之中也有所记载，当然也并不是绝对，而多数的“斯坦”都尊奉安拉，可也并非绝对。

虽然大多数的“斯坦”，都解释为“什么什么的地方”，但也并不是全部绝对，世界上有些“斯坦”只是恰巧发音类似而已，含义完全不同。

最典型的就是中东地区的巴勒斯坦。

中亚五大斯坦，主要解释为“哈萨克人居住的地方”、“乌兹别克人居住的地方”、“塔吉克人居住的地方”等等，可巴勒斯坦并不能解释为“巴勒人居住的地方”。

巴勒斯坦的本名叫做“palestine”，其末尾的“tine”其实本身也并不是后缀，并没有国家与地区之类的含义，而这个词干主要指的是人，来源于外来语言。

巴勒斯坦一带，最初是希伯来人，也就是犹太人的先祖居住的土地，直到公元前十三世纪前后，有大量的外来族群进入到这个地方。

那时候，希伯来人将这些外来人称作“filishtim”，也就是外来者。

随着这些外来人与本土民众的文化融合，这个地区也逐渐被冠以了这个名字，而此地名也被后来的古希腊人引用，罗马时代被拉丁语写作“palestine”，也就是巴勒斯坦。

从这段也可以看得出，巴勒斯坦地名之中起源于古闪语的这个“斯坦”，原本是用于指代人群而非地名的，只不过读音恰巧类似而已。

答:“斯坦”原词出自波斯语，“－stan”是它的罗马字母转写形式。本义原很简单，即“地方”、“地区”，一般指面积比较大的地区而言。后随古波斯政治影响的扩展，波斯文化的传播、伊朗语各族的繁衍和与其他民族的密切交往，这个词又进入其他语言如印地语、乌尔都语以及突厥语族诸语言中，词义有所扩大，内容逐渐丰富，衍生出多个彼此相类又有所区别的引申义，比如近代，有些国家的省区，建置在以“……斯坦”为名的地方，因势乘借用其为省区名，这就有“省（区）”的含义了。从而出现传统地名、地名和政区名词形完全相同而指称范围不一致的情况。如俾路支（斯坦）原为地区名，但政治上分属巴基斯坦和伊朗，两国均建有以此为名或包含此名的省份。再如库尔德斯坦，作为传统地名，指称范围包括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亚美尼亚等5国的部分领土在内，但伊朗在本国一侧建有库尔德斯坦省。此种情况发生在一国之内问题不大，出现在两三个国家间，就需注意区别（包括其拼写形式），切忌混为一谈。既然有的国名中含有“斯坦”一词，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于是它又获得“国家”这个引申义。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亚5个全部以“……斯坦”作为国名构词成分的国家的出现，这个引申义更为突出，也更为引人注意。有人甚至以为所谓“斯坦”就是“国家”一个意思了。 总而言之，“斯坦”的含义，大抵不外“地区”、“省（区）”、“国家”几种，过去通常一概都是指大的地理实体说的，很少他用。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名字后面都带“斯坦”尤其是在亚洲比较多，我们中国的邻居带斯坦的就好几个，比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他、塔吉克斯坦、还有我们的铁哥们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是带有斯坦的。

那么斯坦是什么意思呢？“斯坦”"斯坦"原词出自波斯语，本意是“地区”的意思，也指面积比较大的地区，不过随着波斯的扩张，波斯语融入其他地区，所以斯坦的意思也随着文化的融合变得更加多元化。所以斯坦才有了后面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

用斯坦命名的国家其实就是想表达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并且为此感到骄傲，也希望用“斯坦”来铭记国家曾经的辉煌。

其实不仅仅这些地方被叫做斯坦，中国在古时候也被亚美尼亚人被叫做“秦那斯坦”。

因为在秦朝时候中国可以算是世界上非常非常强大的国家，国力强盛，并且跟亚美尼亚之间有些交际，所以中国被他们叫做“斯坦”。

总的来说这些被叫做斯坦的国家，都是承载着人们对自己国家的自豪和期待。现在知道为啥那么多国家都叫做“xxx斯坦”了吧!

“斯坦”这个词出自波斯语,"-STAN"是它的罗马字母转写形式【确切地说是主要来源于作为波斯萨珊王朝官方语言的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本义呢，就是"地区”“地方”的意思，一般就是指面积比较大的地区。

如果观察的再仔细一点，可能就会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带"斯坦"的地名多在在南亚、西亚、中东？

你可别觉得我在骗你，光是带斯坦的国家就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更别提还有一些带有斯坦的省份，地区名。

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前文说到斯坦这个词主要来源于作为波斯萨珊王朝官方语言的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为什么波斯的语言会影响到这些地方？当然是因为随着波斯历代帝国的扩张，波斯文化的对外辐射，以及伊朗人与周边各族的交往，所以斯坦这个词的也就逐渐普及了起来。

伊拉克所在的两河流域，在波斯官方文献中被称为“Asoristan”（亚述里斯坦）

印度，在波斯的官方文献中被称为“Hindustan”（痕都斯坦）

希腊，在波斯的官方文献中被称为“junonistan”（玉努尼斯坦）

亚美尼亚，在波斯的官方文献中被称为“Armanistan”（阿尔明尼斯坦）

格鲁吉亚，在波斯的官方文献中被称为“Gurcistan”（格尔斯斯坦）

大部分的斯坦指的都是xx民族聚集地区的意思，例如“乌兹别克斯坦”指的是乌兹别克人居住的地区，但也有一部分它的意思比较别致，比如“巴基斯坦”就并非任何民族居住的地方，而是伊斯兰教概念中的“清真”（paki）与“地方”（stan）所组成的一个复合词，翻译过来就是“清真的土地”

除了上面的那些真斯坦，再多说一个假斯坦。

这个斯坦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一词出自古代闪米特民族的语言“Palestine”，比波斯语的“Stan”还要古老一些。本来呢，这个应该读“非利士丁”，但是由于翻译的问题，所以这个词汇也变成“斯坦”了。

叫“斯坦”的国家有7个，全部都在亚洲。分别是南亚的巴基斯坦，西亚巴勒斯坦，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此外有些地区也带有“斯坦”，如阿富汗的雷吉斯坦，伊朗的洛雷斯坦、胡齐斯坦，俄罗斯联邦内的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达吉斯坦，阿富汗伊朗之间的锡斯坦，土耳其、伊拉克、伊朗之间的库尔德斯坦等。

“斯坦”原词出自波斯语，“－stan”是它的罗马字母转写形式。本义原很简单，即“地方”、“地区”，一般指面积比较大的地区。后有国家以“斯坦”命名，又引申出国家的含义。

带“斯坦”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是穆斯林地区，信奉伊斯兰教。但也有特例，比如印度斯坦(主要指印度)信奉印度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