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越多元，社会越和谐。理性的、开放的经济市场带来物质繁荣，同样，理性的、开放的宗教市场也会带来精神繁荣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对宗教素有研究的学者，您怎么看这次“林黛玉出家”事件？

杨凤岗：宗教信仰，本来就应该是需要大众和媒体开诚布公讨论的话题。陈晓旭的出家引起了广泛关注。所以，要感谢“林妹妹”。

人物周刊：人一定需要宗教信仰吗？宗教一定有市场吗？

杨凤岗：简单地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人类一定还有精神需求，无论你是明星还是民工，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绝大多数人都有对于宗教的需求

宗教兴盛从总体来说不是坏事，对于社会稳定、安抚人心、心灵慰藉来说还是好事，宗教的道德功能，很难被其他东西所取代。

人物周刊：您的中国宗教“三色(红、黑、灰)”市场理论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反响，这些年来，中国大陆的宗教传播比较盛行，佛教、基督教等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民间信众，您怎么看？

杨凤岗：有需求就要有供给，宗教的供求就构成一种特别的“精神市场”或“宗教市场”。跟物质经济的市场一样，宗教市场的供求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并不完全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宗教领域，得到官方允许的宗教构成“红市”；遭到官方取缔，但禁而不绝的宗教构成“黑市”；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或者既合法又非法的宗教现象，就是宗教“灰市”。

目前来看中国宗教的“红市”，统一口径的说法是有大约一亿宗教信徒。宗教“黑市”人口难以统计。而更多的中国人是在宗教“灰市”里。

如果官方不管，或者是批准为文化活动场所而非宗教活动场所时，则是在宗教“灰市”里。如果得到了批准，纳入了宗教管理之下，比如浙江金华的黄大仙庙，陕北榆林的黑龙大王庙，则进入了红市。

人物周刊：是不是红市越大，就越能避免宗教黑市的出现？

杨凤岗：红市越大，越有利于社会稳定，因为它是公开的，而非地下的。在宗教问题上，有禁止就有黑市，总会有人对宗教的追求是不顾身家性命的，因此必然会出现禁而不绝的现象。这在文革中有大量例证。文革十年，所有宗教场所都关闭了，但是改革开放初期一清点，宗教信徒基本上一个都没少，有的宗教甚至还有所增加。

宗教管制越严，宗教黑市就越大。放松管制，减少禁止，就意味着黑市缩小。在美国，宗教都是在“地上”的，基本没有黑市。

人物周刊：有人说“美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教堂”，宗教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

杨凤岗：一个没有伦理道德规范的社会，必然会堕落为狼与狼之间的厮杀，资本的特性，更容易使人释放出这种狼性来。法律的建立和强制实施，可以维持一个社会交往关系的底线，但是，没有道德，只剩法律，那跟狼与狼的关系差不到哪去。

美国搞市场经济二百多年了，既没腐朽也没垂死，而是有秩序地稳定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到处都是教堂，教堂净化了人心，彰显了人性，驯服了资本的野蛮狼性。伴随着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不断有宗教复兴运动、心灵更新运动。假如没有教堂，美国的市场经济可能早就崩溃了。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有了宗教信仰，可能对物质生产有反作用力，就像“林黛玉出家”事件。

杨凤岗：宗教社会学有一个经典命题，即韦伯所论述的基督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有契合关系。基督新教伦理带来工作观念、职业观念的变化，认为上帝呼召人跟随他，并不总是要人出家修行，专职自修或传教。上帝对每个人都有呼召，呼召人们在世俗的工作中尽职尽责，活出神圣，荣耀上帝，这是天职观念的来源。

这个观念被普通大众接受，这是个根本性转变，把世俗工作和宗教追求统一起来。兢兢业业地工作，但既不是为了世俗享受，也不是为了后代积攒财富，而是为了遵循上帝旨意，荣耀上帝。这样，赚钱就不会不择手段，赚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挥霍，而会用于资本积累再投资，结果公司反而越滚越大。

“林妹妹”放下公司出家，从个人宗教追求来说，可能是好事，但假如这成为主流，大公司的老板都出家了，那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甭搞了。我从2000年开始，采访了一些国内信教的老板，他们积极赚钱，而又遵循信仰原则和奉守道德原则，个人事业成功，家庭生活蒙福，又造福社区社会。我看，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更多这样的商人和企业家。

人物周刊：您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美国在宗教事务管理上有哪些经验？

杨凤岗：美国的宗教市场是个开放市场，世界上的所有宗教，无论多么奇特怪异，几乎都能在美国找到信徒。不过，美国并未因此而陷入宗教冲突或社会动乱。

其实，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就论述过，古今中外的历史也证明，宗教垄断或寡头垄断，必然带来冲突和混乱。宗教越多元，社会越和谐。理性的、开放的经济市场带来物质繁荣，同样，理性的、开放的宗教市场也会带来精神繁荣。所以，建立开放、公平的宗教市场，这值得借鉴。当然，跟经济改革一样，宗教市场的转型也需要一个过程。

人物周刊：有人说，“中国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是这样吗？

杨凤岗：中国两千多年来对于宗教，压抑多于释放，因此很多中国人没有自觉的宗教认同。但没有清醒的宗教认同，不等于没有宗教需求。从本性上来说，对于宗教的需求中国人跟西方人没有本质不同。

人物周刊：无神论者与宗教需求是什么样的关系？

杨凤岗：前面说过，在对于宗教的需求上，中国人跟西方人没有根本的差别。对于宗教的需求是普遍性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具体每一个人都需要宗教，自古就有不需要宗教的人，人类学家发现不少原始部落就有无神论者。我在中国农村长大，知道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乡村无神论者也并不少见。不过，在美国，绝大多数人是有宗教需求的。在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社会精英群体中也是如此。

至于信仰什么教，这就像吃饭一样，有人喜欢粤菜，有人喜欢川菜，有人喜欢鲁菜，也有人喜欢汉堡牛排。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中餐，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西餐了。这就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发展的必然趋势。

宗教的多元化也是必然趋势。至于不同宗教的此消彼长，有市场“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优胜劣汰，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做出理性选择。

杨凤岗河北人，1987年获南开大学哲学硕士，1997年获美国天主教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美国普渡大学(PurdueUniversity)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宗教社会学等。

才发现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她是《大醉侠》里的金燕子，是《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华夫人，还是《卧虎藏龙》的碧眼狐狸；

她皈依佛门，吃素28年，每周抄一部《金刚经》，每年抄一部《地藏经》。

郑佩佩出生于1946年的上海，从小她就没有得到来自父亲的疼爱。这也间接导致了她后来对“家”的强烈盼望。

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她的父亲被下放至内蒙古，之后杳无音讯。19世纪50年代，郑母带着儿女去香港投奔她们的舅舅。

1963年，郑佩佩考入南国实验剧团，毕业后加入邵氏电影公司。

1963年，郑佩佩17岁，正值大好年华。这一年，她开始了演艺生涯。在电影《宝莲灯》里，她反串男角，饰演角色刘彦昌。

彼时饰演男角色的她眼神凌冽、眉宇间英气十足，让人过目不忘。

也正是“刘彦昌”这个角色让胡金铨导演记住了这个叫郑佩佩的小女孩，因为她有他心中侠女的样子。

此后，胡导不顾高层压力坚持让郑佩佩出演电影《大醉侠》，这才有了武侠史上独一无二的金燕子，也成就了新派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郑佩佩也成为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打女”。

1964年，郑佩佩凭借文艺片《情人石》，一举夺得国际独立制片人协会“金武士奖”，是第一个荣获此奖的亚洲女演员。1969年，她被报界选为“武侠影后”。

她的成名，都是靠一拳一刀打出来的。她当红的时候，成龙也只能做她电影里的无名配角，成为她的“手下败将”。

在当演员的这件事情上，郑佩佩一直都尽心尽力，“武侠影后”的美誉绝非浪得虚名。

巅峰时隐退，为爱远嫁美国

郑佩佩其实亦从未想过一生都在光影幻梦的娱乐圈里浮沉，她深信婚姻是女人最好的归宿。所以在认识了原文通后，她便毅然挥别电影圈，随夫定居洛杉矶，做原太太去了。

“在我们那个年代，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理所当然的事，才23岁的我，事业正如日中天。却连想都没想就嫁到美国，开始了我将近20年的婚姻生活。”

因为丈夫家三代单传，郑佩佩就把“为丈夫生一个儿子”作为自己的使命。易怀孕易流产体质的她怀孕了8次、流产了4次、接连生了3个女儿，才终于生了一个儿子。

“我当时对生育有一种不正确的想法，觉得丈夫是单传，我既然做他的太太，我就有这个义务，要把自己的肚子借给他生孩子……我把生育当成一个工作了。”

那20年里，她一刻都没有闲着，教舞蹈、开杂货店、当房产中介、办电视台……

但是她低估了命运的难，她的事业不仅没有像婚前这般如日中天，而且还亏了十几万美元。谁也想不到的是，丈夫竟然在这个时候提出了离婚。

郑佩佩的人生在40岁的时候，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她也曾怀疑自己，怀疑人生。有病乱投医，别人叫她砍掉院子里的树来转运她也照做，但运不会因此而好。

很多年后回顾这段感情，她并没有指责前夫，反而将婚姻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自己不温柔，太好强。可是她也无奈，“我又不由自主地让自己变得很强，有的时候是装不出来的。”

离婚后，她净身出户。身无分文的她带着子女回到了香港，重拾老本行。在香港那两年，她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住的地方。

直到后来，她遇到了台湾高僧星云大师。星云大师知道她的情况后，表示愿意介绍她到香港佛堂去居住。这一住，就是两年。

在最惨淡的日子里，她和大批佛教徒们一起去各种寺庙跪在大殿里磕头拜佛。压力最大的时候，她的头发一撮一撮往下掉。

郑佩佩曾和星云大师说自己想出家，但是星云大师说她尘缘未了。后来，她在佛光山皈依三宝，法名“普方”。

是星云大师让她明白，其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禅意，修行就是好好地活着。如果每个人都能好好活着，就能好好修完一生。

这样一来，郑佩佩与佛结缘更深了。因为她外婆信仰佛教，所以她从小便跟着外婆一起烧香拜佛。外婆常说：“不可言，不可言。”所以在幼年的时候，佛教便在她的心中蒙上了一股神秘的面纱。

尽管这时她已年近半百，人生也早已走过了黄金期，昔日的“武侠影后”也很难再纲当女主角，但是她没有被击垮，信仰让她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在周星驰、刘伟强、李国立等人的帮忙下，郑佩佩得以再次出现在荧幕上。这位百折不挠的“女侠”凭借与星爷合作的《唐伯虎点秋香》重出江湖！

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搞笑部分都由郑佩佩负责。谁也没想到，历经人生沧桑的她会用一部喜剧复出。

可以说，《唐伯虎点秋香》不仅成就了周星驰，更成就了郑佩佩，俨然她就是那个疯癫毒辣的华夫人。

再后来，一向以侠女闻名江湖的郑佩佩又一次挑战自我，首次饰演阴险毒辣的反派。这一次，她用《卧虎藏龙》重建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最后凭借在这部电影中的出色表现，她一举夺得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并角逐奥斯卡。

在荧幕上神采奕奕的她，已经坚持素食28年了。

她说她并没有特别的保养方式，只是坚持长期吃素和保持运动。

“我坚持吃素，年纪大了，最好的运动是走路。我在上海去剧场排练的时候，都是花一个多小时走路到地铁站，我觉得这是补充‘气’的最好办法。”

“永远不想吃荤，就不会吃到荤。就像戒烟一样，如果你跟自己说，我今天不戒，明天戒，就做不到。”

也是因为吃素的缘故，在《花儿与少年》节目中，在去欧洲十多天的穷游路上，她每天只有生菜和西红柿能吃。

尽管如此，她没有拖队伍的后腿。旺盛的体力与精力让人不禁感慨：这体力和年轻人有得一比！

虽然早年的郑佩佩一直以打女的形象出现在香港的电影中，但是现实中的她却慈眉善目，跟任何人说话都是乐呵呵的的表情。相由心生，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现在的郑佩佩，是台湾佛光山的讲师，此外还担任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副会长。

她最大的爱好是抄写佛经，无论有多忙，每周必须抄写一部《金刚经》，每年7月抄写一部《地藏经》。

在欧洲拍摄《花儿与少年》期间，郑佩佩也坚持每天抄经。抄经的目的是为了跟人结缘，娱乐圈的很多人士手里都有她抄送的佛经，受到她的影响，都一心向善，一心向佛。

生前不成累赘，死后要捐赠遗体

演了一辈子的“侠”，对于什么是“侠义”，郑佩佩说，“侠义就是劫富济贫、见义勇为，而且完全没有私心。”她坦言，自从自己出演了侠女，就觉得自己是侠士，后来做事，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女侠。“

吃素长达28年的郑佩佩，对于老年生活以及身后事也很豁达。对于自己的养老问题，她不想“麻烦”儿女。

她在自传中说：“生老病死，生和死我都不怕，最怕的是老和病，老了怎么办？病了又怎么办？我不是说我怕老，而是老了对别人来说是个累赘，所以我为自己申请了老人公寓，而不是一个床位，我不为自己住得舒服，也得为孩子们活得像样。”

虽然她有四个子女，但她却说：“我觉得人和人之间需要有空间。不只是我需要给孩子们一个空间，我更需要这个空间。”

“我已经将遗体做了捐赠，由于身体已经太老，无法用于器官移植，是给大学作医疗研究的。如果日后我在香港去世就捐给香港大学，如果是在美国，那便就近去美国的大学……”

许多女明星还在为容颜美丑而烦恼得时候，她已经将人生看得极其透彻了。

历经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换，现如今75岁的郑佩佩是台湾佛光山的讲师、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副会长，人生的新篇章徐徐展开。

南 无 阿 弥 陀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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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南怀瑾先生（1918—2012），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是于国家民族前所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中，投身历史文化的救亡、清理与重建，续接文化命脉，融通古今中外，为苍生立心的继往开来者。2018年，是南怀瑾先生诞辰100周年。为纪念先生百年诞辰，凤凰网佛教特别策划纪念专题《南环瑾：为苍生立心的继往开来者》，以此缅怀南怀瑾先生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接续中华民族文脉所做的贡献。本文系原美国驻中国成都领事馆总领事、原美国国务院欧州事务副助理国务卿Marshall P. Adair（中文名字：艾德）撰写的纪念文章《老师》，文章由南怀瑾学术研究会、南怀瑾文教基金会提供，全文如下：

本文作者与南怀瑾先生（图片来源：南怀瑾学术研究会）

本文作者与南怀瑾先生（图片来源：南怀瑾学术研究会）

1987年南老师在美暂居期间，我有幸认识了他。我当时刚从驻亚洲的外事职位卸任回到华盛顿特区，任职亚洲的六年中，一年是在台湾，三年在香港，两年在北京。我本人当时对南老师一无所知，但是我太太陈纯芝自从1981年开始便在寻找他。她曾经告诉我和她的朋友，她曾在梦里见到一位老者，试着教她什么，但是她在梦里听不懂他的意思，也不知道他是何人。然而，1987年的一天，她在纽约的朋友打电话告诉她，有一位跟她描述的梦中老者相符的一位老先生，最近从台湾搬到了华盛顿特区，他的名字叫南怀瑾。对我太太来讲这是个非常令她激动的消息，她很快找到一位送人南师著作的人，问此人是否南老师就在附近，是否可以见到他？这位送书人就是阿福哥，他确认老师就住在弗吉尼亚州的McLean，并答应下午致电老师询问是否可以见面。

南老师很亲切的答应了，并邀请我们参加当天在他住处举办的李慈雄（南师学生）女儿的满月宴。当我们到达时，已经有很多客人了，我们带了年幼的儿子立宇同去，同其他客人一起在室外聚会。有人带纯芝进屋去见南老师，不久后她带着欣喜如狂的表情出来，她说：“是的，我终于找到我梦里见到的人了，他甚至还穿着同一件中式长衫！”

之后我们就被邀请到客厅，南老师身边围着很多人，他看到我进来，朝我微笑着说：“欢迎，我研究你了！” 尽管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也朝他笑了笑。第一次的见面他对我们非常友善，并邀请我们随时来，我们也打算常来。

接下来这一年，我们几乎每周都去拜访南老师和他的大家庭。大家庭包括了他的学生和其他一些程度不同的修行者。老师的家里总是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拜访者，有些是带着禅修问题来的，有些是带着个人问题来的，也有一些是带着政治或者外交问题的。我大概能听懂大多数来访者的问题，但是由于我有限的中文水平，以及对修行方面的无知，还有南老师浙江口音，他的回答我几乎不能理解。

南老师看出我的困窘，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学中文。我当然是非常兴奋。接下来的几个月，老师每周都教我《千字文》，一千个字没有一个重复的。他通过《千字文》让我更全面的了解了中国语言文字、文化和历史。 我非常享受那一段和其他同学一起围坐在大圆桌旁，跟老师学习的时光。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我的中文水平并没有大幅进步，但是南老师成功的让我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对这个世界的观感和其他方面有了深刻的改变，这个变化也包括我对老师的尊称从“南教授”到简单的“老师”。

后来我意识到，由这样一位可能是这个世界最古老最完善的文明的集大成者，来教我这样一个中层美国外交官读书是多么不相称的事情。之后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意识到，对老师来讲，他有教无类，这样根本就没有不和谐。

《妙法莲华经》中有一章叫<方便品>，描述了佛陀和菩萨们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为众生演说诸法。老师也是如是对待很多来找他寻求帮助的人们。他身边有各色人等：比丘，比丘尼，政客，商人，学者，淘金者，记者，病人，医生等等。他能教化和谈论的主题非常广泛，我无法一一列举，他能聆听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开心，挑战他们，有时候甚至呵斥他们，但是却让他们入迷。他能够告诉他们怎么治疗他们的疾病，如何使企业成功，怎么夫妻和睦相处。他可以是朴素的，严格的，保持距离的，但他又是随时可以接触到的，慈悲的和令人安慰的。

对于我，他通过介绍中国文化，为我开启了认知深奥中国文化的一扇门。他会问我的工作经验和对工作过的地方及事情的看法，但是他从来不曾涉密。他总是会给我另外一个我未曾想到的角度，给我指出一条更有效率达到目的的方法。在他直接或间接鼓励我的过程中，他总是让我仔细观察自己的内心，对别人更多些慈悲。

1988年老师从美国移居香港，我和我的家人也返回亚洲工作，先是在缅甸的仰光，然后是中国成都（编者按：作者时任美国驻成都总领事）。后面四年中，我们能够和老师通过电话联络，他也邀请我们去香港住在他的住所。在个人修行上，他对我们进行指导，也帮助我看到中国的历史文化、军事、经济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增进缅甸和中国的发展空间。他给我解释了几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华裔的非官方的金融关系，到现在还在以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影响着香港的经济政治，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和社会习俗，导致了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现状，没有任何成功的商人或政界领导人能够忽视或者置身事外，这和美国的环境有着根本的区别。当然美国有它自己的法律规定，社会习俗和“政治正确”；但它也培养和激励了对既有秩序敢于挑战的人们的勇气，我个人也钦佩这种勇气，所以也使得我学会在亚洲环境事务中能够客观分析和判断诸多因素。

我们抵达缅甸后不久，就经历了民众抗议和军队镇压的纷乱阶段。在这段困难时期，美国和中国驻仰光大使馆存在严重分歧和不同的利益。中国支持缅甸军事政权，而美国公开对大众需求更多民主的愿望表示同情。时任美国驻缅甸大使，具有在中国和中国周边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他鼓励美国和中国外交官之间建立诚恳友善的关系，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很多经验也让我在这个过程中受益匪浅。

民众抗议开始后不久，纯芝和立宇就随着其他外交官家庭一起被疏散到曼谷，而我依旧留在缅甸。当时情形非常危险，压力很大，不仅仅因为家人不在身边，而且我们的行动也受到缅甸政府的严格限制，所以使得我有很多独处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用老师教我的准提咒开始实验。

当我第一次去弗吉尼亚McLean 拜访老师时，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参与在禅堂唱诵的课程，我当时对咒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而且当时我的自我意识也很强。但当我独自一个人在缅甸，面对无数个长夜，我开始从另一角度来看咒语了。我开始在我空闲时、来回上班的路上持咒。当我再次去香港拜访老师时，他说我变化很大，鼓励我继续持咒，说这是我所需要的。当我熟悉咒语后，我开始在不需要很费神专注的工作时也持咒，最后做到能够在任何时候，不管做什么情况下都能自如持咒。

结果不总是我所期待的，但是我的期望似乎也很模糊。我从来没问过老师持咒能做什么。老师有时也会很随意的告诉我可以求求菩萨金钱或者升职什么的，试试看咒子是否灵验。但是我觉得老师在考验我，这么做应该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就单纯的继续持咒，并认为对我有帮助。但是刚开始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在一次去缅甸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途中，我试着用咒语来缩短返程时间，我们的车子很快就抛锚在路边，长达八个小时之久，最后只能搭乘一辆皮卡车坐在货箱回到仰光。

尽管不便的事还是会发生，但是自那以后我和我的家人也都很平安，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所有我心里想要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都成为现实，我也是事后才意识到，这些都和我专心持咒有关系。1981年我开始学习中文时，我就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被派到中国人口最密集的成都领事馆工作，但是在候补申请名单中，有很多都是比我经验丰富的“中国通”。持咒后一年，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离开缅甸，去接替因个人原因即将离任的成都总领事的职位，一个月后我便抵达成都。

从我二十多岁时起，我就对神秘的西藏充满好奇，突然间我能够一年去西藏数次。我到成都后不到一年就升职。之后我被委任参与华盛顿的一项非常重要的项目，负责东南欧的事务，后来又升职到副助理国务卿，分管十七个国家的事务。小的方面来讲，满座的飞机突然会有空位出来给我坐，大到本应该我去而没去的行程中政府专机失事，机上所有人遇难。老师听到这些后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只是简单的告诉我菩萨保佑了我。

当然不只是我持咒，我太太纯芝在我还未开始前就已经在持咒。当她被疏散到曼谷后，她还在和我的电话通话中教了我咒语。 我们的儿子还是幼儿时，在McLean时跟宏忍师父就学会了念阿弥陀佛，后来到了成都后他才学会准提咒。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立宇五岁时在香港，老师邀请一众的同学们安静的围坐着，听立宇给大家唱诵准提咒。

我花了很多年才渐渐意识到老师鼓励我们持咒，并不仅仅是，或者主要是让持咒人自身受益，更应该是帮助他人。我确定他曾经多次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往往在没有准备好之前，是听不进去的。当我最后意识到时，我开始注意到一旦我开始持咒，周围的气氛都会变化。艰难的会议变得轻松；那些注意力不集中的人开始关注手头的事情。可能听上去有点疯狂，有时候我甚至可以感觉到整个美国国务院内部的气氛轻松起来。

当我们一家从仰光搬去成都后，跟老师的联系和见面就比较容易和频繁了。他对成都非常了解，他曾在成都度过了他的军旅生涯，四川也是他禅修最重要的地方。他向我介绍了四川独特的历史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贡献，他也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西藏历史的政教合一，以及与历代中国皇帝之间复杂关系的看法。

作为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我经常前往美国驻香港领馆，对中国西南市场有兴趣的美国商人提供咨询服务。在那段时期，我有机会看到老师能够满足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人们不同需求的非凡能力。每晚至少有8-10人来吃饭，有些人是长居香港的，其他一些人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东南亚、美国、拉丁美洲国家、欧洲、印度，等等。老师会和大家一起晚餐，并回答个人或者专业的问题，也会邀请客人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故事。餐后，他常会传授中国历史、文化、哲学、佛教和道教，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化，主要包括亚洲国家。他知道他的客人们对什么感兴趣，甚至在他们提问之前就知道他们的问题。对于这种多层面的话题，我还是很难完全了解。但即使我不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我也能看出他对听众的影响。有些人能理解他的话，有些人听不懂，也有些人觉得好奇，有些人感到惊讶，而其中某些人的生活就在餐桌边发生了改变。

他在回答某些个人的问题的同时，会尽量使得其他人也能从中受益。他会让每个人在和自己以及他人的相处中感觉自然舒服，也能让众人在有强烈分歧或敌意时，求同存异。

有一次，我从成都打电话给老师，告诉他我很快就要去香港，并问他我是否方便和他待几天。起初，他说可能有点困难，因为届时会有一些重要人物来讨论敏感话题。但很快他就改了主意，说“来吧，我们会想办法解决”。当我几天后到香港时，我才知道，那一晚将会有来自北京和台湾的官方资深代表来老师这里。老师对于开启大陆和台湾方面的最初阶段的接触，并使双方达成一定的共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告诉我，他的客人不知道我会在那里，我可以留下来吃晚饭，但我需要饭后离开，好让他们继续谈话。客人们看到有一位美国外交官坐在老师左边，非常惊讶。但是晚宴的会谈既亲切又轻松，在我看来甚至是非常友好的。也许局外人的出现使得双方更容易找到共同点。饭后我起身告辞并回到自己房间，会谈继续顺利进行。一些年后，当老师说到这段故事时，还特别表扬我有外交手腕和懂得谨慎处理，在适当时候离席。而我的记忆是，当时我太累了，几乎睁不开眼睛，回到房间后几乎马上就睡着了。

老师的学问、经验和修行帮助他理解、同情和帮助他人，也给了他展望未来的远见。当我父母来成都来看我们时，我们顺道陪他们去了香港，并与老师共度一晚。当时我父母都是相对年轻和健康的；但后来老师私下简单地跟我说了一句：“他们都老了，你必须做准备。”我回答老师：“是的，我明白了”，但其实我根本没有明白。几年后我的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之后我的母亲癌症，诊断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我父亲不能独自生活，所以我们带他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直到他要求搬到附近的养老院。这反过来又是改变我职业生涯的一个主要因素：从此结束了我们家庭的海外服务，迫使我重新定义自己的职业和个人生活。我不能说我没有被事先提醒过。

在职业方面老师也有提醒过我，1991的秋天的一天，我和老师在他香港寓所的起居室，一起看电视上对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新闻报道。他转过头来对我说：“当这一切结束时，美国应该退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干涉。美国应该认真地评估自己需要什么，是什么，以及想成为什么。只有这样，它才能与其他国家重新建设关系。”我的回答是，“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有责任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联系。太多的人依赖我们的参与。”他只是说了句“嗯”，然后点了点头。二十五年后，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展开，可悲的现实清楚的印证了老师在1991年说的话。美国已经失去了任何表面上的社会或政治共识。今天，我们只希望还能有时间听从他的建议。

我现在才清楚地看到，老师有渊博的知识、理解力和智慧，能知道对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什么是最好的政策策略。当我问他问题时，他总是非常慷慨地与我分享他的知识，但除非我请教他，他很少对我说教或鼓励我执行某项特定的政策。他会问我对不同问题的看法，但他从不多打听，他也从不会置我于任何与我工作职责相冲突或妥协的立场。用英语词汇来形容他的话，他既是一个“renaissanceman”(多才多艺的人)，他已熟悉了人类知识体系的所有分支；他又是一个“perfectgentleman” (完美绅士)，不仅把握了自己的行为，并对他人具有完美的礼仪和慷慨之心的人。

他经常引用这句话：“儒者以一事不知为耻”，他对自己的成就总是很谦虚，但在我看来，他的学问是无限的。除了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之外，他还精通中国武术和医学。有好几次，我看他都建议学生和老师们学太极拳。我曾经很难理解“气”的概念，他向我示范了使用肌肉和使用“气”的区别。当他用肌肉的力量伸直手臂时，它尽管牢固，但我能移动它。当他用“气”来做同样的动作时，我却无法挪动它。如果不是因为我和老师身高的差别，我想我甚至可以悬挂在他胳膊上！

还有一次在香港，我肩胛骨之间突然异常疼痛，几乎不能呼吸。担心是不是心脏病，所以我告诉了老师。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原因可能是由于气候的变化导致，他给了我一些中药服用，服用后疼痛就像来的那么突然一样，很快消失了。之后，每当我有不适，我都会寻求老师的医疗意见，甚至很多时候是通过长途电话询问。有时候，我能看得出他是如何做出诊断的，但很多时候我无法了解。有一次，我太太纯芝问老师，为什么我会老想着事情消极的一面，而且没有耐心？老师答复她说，是身体原因导致，因为我的腰椎比正常人少一节。他从来没有对我进行过身体检查，从来也没有其他医生跟我提到过这一点。我因为腰椎疼痛，曾经看过很多正骨医生。当我之后再次去看医生时，医生检查了才很惊讶的发现老师所说的竟然是真的。

有时，老师所能做的似乎超越了科学的范畴。有一次，我看他测试一位善于利用能量技术诊断身体疾病的年轻女士。她为老师做了检查，并把诊断告诉了老师，老师说都很对。然后老师说还有一个测试给她做，请她再给他做一次检查。几分钟后，他问她是否注意到了什么，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很惊讶地回答说，他似乎让血液反向流动了。老师微笑着只说了一句“很好”。

这种试验有时会让人产生“神通”或“超能力”之说，但是老师却自始至终坚持认为，这种事情并没有比原子能或激光来的更神奇。所有他关于个人修行方面的教导都是严格科学的。他常说，古代中国和印度文明已经发展了的知识和理解，现代科学才刚刚开始涉足。他在庙港建立的太湖大学堂的目的之一，就是去鼓励重新发现这些知识，并应用于解决当今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看到老师在离开祖国这么多年后逐渐回归大陆，对我来讲也是非常激动的事情。老师的耐心、远见以及慷慨最最令我印象深刻，尽管有时候我私底下也很自私的担心以后见到老师就更困难了。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问题，他在上海的寓所比香港和美国的小很多，气氛也比较私密，也很容易见到老师。但搬到庙港后就不是很容易见到他了。

我们照例是每年一次从美国来中国看他，通常呆一周左右。由于太湖大学堂的建筑项目巨大，非常耗时；来自全国各地来拜访的客人也非常多。几年后，我们几乎只能在晚餐时见到老师，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非常之少。讽刺的是，我退休后，当老师邀请我搬去太湖大学堂，继续我的禅修时，我却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留在美国，没有与他在一起。

另外，当然老师也逐渐老去。我违反了他最基本的教义之一，坚持认为他是一个超越生命的人，通常的自然法则并不适用于他。我可以看到他的身体越来越老，但他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他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也知道得比别人多。他甚至向我们描述了衰老的过程，他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它有多么困难和痛苦。他一再告诉我们，他不会永远陪在我们身边——事实上，真的没有很久。然而，我总是说服我自己，这只是他修行和教化的一部分，他永远都会和我们在一起。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只是对时间越来越短的警告置之不理。

很难用这样一篇短文来形容老师在我生命中是多么的重要。他不只改变了我看中国的角度，也改变了我整个生命的意义和使命。他使我相信人类历史是相关的，我们永远都可以从中学习。过去的智慧并没有被现在的发现所取代，或使之与现在无关。事实上，今天所发现的很少是古人不知道的，过去教过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科学所发现的东西。他向我展示了，我以前从未想象过的中国历史、文化和成就的深度；人类文化、社会组织和政治领导的使命，应该比追求个人欲望的自由更重要。

他教化我们，并通过自身做示范来教育我们--人类最重要的品质应该是慈悲、纪律、决心和智慧。他因材施教，而不管我们来自何处。尽管这些年我错过了很多他的课程和教化，但我还是从老师那里受益良多，我想因为他对我的改变，我身边的很多人也间接受益。我会永远感激和老师相处的时光和在老师身边的人们。

我承认，我依然非常的想念他。

注：作者Marshall P. Adair，中文名字：艾德，1948年生于美国，任职美国外交官35年，曾任美国驻中国成都领事馆总领事，美国国务院欧州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年，担任美国退休外交官协会主席。退休后两年，作为退休外交官代表任职于美国外交协会理事会。目前居住在华盛顿特区。已出版著作：《WatchingFlowers from Horseback》《55 Years in the Service》。本文源自刘雨虹先生编辑、台湾南怀瑾文化事业公司2018年3月出版的《百年南师》一书。照片由作者提供，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