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10亿元的地下财富，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超过46万亿元，占全国1/3。每平方米土地下平均蕴藏着6吨煤、140立方米天然气、40吨盐、115公斤油。

这就是榆林。当煤炭变成能让人暴富的“黑金”，当一个个亿万富翁相继诞生，当财富以一种非常规速度聚集时，这个原本属于贫困地区的所有变化便不可能再循规蹈矩。记者奔赴这个“中国的科威特”，观察财富的流动下，这个地区的社会生态。

神木亿万富豪可达2000人

高和投资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 《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称，保守估计，鄂尔多斯拥有资产过亿的富豪不下7000人，榆林的亿万富豪则不在鄂尔多斯之下。榆林下属的两个全国百强县神木与府谷人口合计71万，据保守估计，其中，神木县资产过亿元的富豪可达2000人，府谷县亦与此水平相当。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号称世界八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被发现并大规模开发，2010年神木已成全国排名第44位的百强县，府谷排名第91位。榆林因此也被称为“中国的科威特”。

十多元/斤的樱桃神木卖40元高昂开支让环卫工人吃不消

在神木县城钟楼巷，75岁的王进宝正坐在一处台阶上歇脚，王进宝是县里一名环卫工人，月工资960元，和工友合租了一个小平房，租金一年一个价，现在已经涨到4800元了，“两人平分，一个月房租加水电费就二三百，再买饭吃，一个月剩不下几个钱了”，房东明年可能还要涨房租，王进宝已经打算回家，不干了。

中午了，一个在钟楼巷卖樱桃的农村妇女从篮子里掏出自带的饭，蹲在路边吃了起来，“以前一碗面只有一两块钱，现在没有低于5块的。”她卖的樱桃40元一斤，这样的樱桃，在济南价格一般在十多元。在神木，西红柿、豆角之类的蔬菜都是5元/斤。

“这里的消费水平比省会西安高多了。”张莉在事业单位上班，月薪5000元左右，这个收入水平，在当地事业单位已经算不错的了。单位附近有一个凉皮店，两年前还是1元/份的凉皮，现在已经涨到5元/份，而且分量小。喜欢吃凉皮的张莉甚至戒掉了这个爱好，“也不能说吃不起，是觉得不值”。

榆林市政府科级干部孙伟今年45岁，一直在机关单位干，前几年从基层调上来，身为一局之长的他月薪2600元，这让他时常感到手紧，“就说随份子吧，现在200元都拿不出手啦，一般都500，一年下来差不多将近1万。”

“有了对比，就容易让人浮躁。”张莉说，她的不少同事甚至去买彩票，幻想着能突然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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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矿产资源，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这在当今技术条件下实属各能源国无法回避的问题，关键是我们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必须做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而目前的现状是：到2008年底，榆林市因煤炭开采形成的采空区面积达419.41平方公里，其中塌陷88.143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过万人，损毁房屋3681多间，耕地2.7万多亩，林草地近7万亩，全市湖泊由开发前的869个减少到现在的79个。

2002年以来，榆林由于踏上能源开采的快车道，连续7年经济增长速度居全省首位。2008年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221．2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70亿元，成为陕西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然而，经济繁荣背后却无法掩盖粗放型开采所带给这座煤城的“生态疮疤“，其中，由于立法的严重滞后和煤炭行业生态补偿机制持续缺失，榆林市境内煤炭采空塌陷区 “生态灾民”数量在逐年递增，目前全市已有3202户12600多人成为 “生态灾民”，生活步履维艰。

裂开的巨大缝隙、横七竖八倾斜堆砌的树木、错裂破落的房子和乱扔的砖石，加之房前屋后惊慌失措的羊群，这残垣断壁下很难不让人把这一幕与地震废墟联系在一起。

“这是被强行推倒的，墙上到处都是裂缝，住着危险。”年过六旬的李大妈无奈地望着自家被推倒的堂房，无力的话语声渗透着对生活的迷芒，“看这上面这么多裂缝，墙说不定啥时候就塌下来了。”

李大妈是神木县中鸡镇李家畔村二组旧址上为数不多的 “留守者”之一，虽然村子已是砖石乱堆、檩椽横陈，但老人却执意守望在这里，白天战战兢兢地在危房里洗衣做饭，到了晚上就睡在采空区上临时搭建的棚子里。

“上个月房子又塌陷了两间，最近应该不会有危险。”李大妈庆幸的微笑让来访者感到心酸。

采煤塌陷让李家畔村二组集体背井离乡。这个曾经有71户、300余口人的村庄，如今只剩下了6户人家。

“我们算是被安置的比较好的，在镇上还有经济适用房能买，但是，种了一辈子地，哪有钱买呀？”李大妈紧皱眉头。

买房的钱可以东拼四凑，但是今后的生活却让老人充满无限担忧。

“对农民来说，土地没了，吃啥？”从塬上搬下来的时候，每户人家从政府手里都能领到一笔10万左右的补偿款，此后每人每月还可以从煤矿上拿到一笔补偿金，总数是按每吨煤0．2元的标准提取的，合计到人头上，每人每月可以拿到200至300元。另外，搬至移民新村且超过60岁的老人每月会有100元的生活补助。可算一算，每月所有的补偿加起来还不足以支付移民新区的基本开销。

“搬到移民新区，房子看起来是好，可过不起这日子呀。4－5元／吨的水费，3．5元／立方的取暖费，加上电费、生活费，一月200多块钱的补偿金根本生活不下去。”71岁的二组村民尚凡娥老人诉说着。

受到伤害的不只是李家畔村百姓，而同在神木的秦家燕湾农民那没完没了地搬迁生活，更另人心痛。

“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没想到转眼几年就成废墟了。”神木县店塔镇红旗村秦家燕湾村民争先恐后地说。在秦家燕湾旧址上，村里的房子大都外形完整，几乎每座房子上都有或粗或细的裂痕，空洞窗棂犹如一只巨大的眼睛盯着杂乱的院落。“看这地上到处都裂着大缝，一只羊掉下去都捞不上来。”

秦家燕湾百姓的苦难生活起于上世纪80年代大型央企神华集团下属的神东公司进驻神木。秦家燕湾所在地正好在神东公司榆家梁煤矿的采矿范围，当地下的煤被挖空后，没了支撑的地面便开始出现巨大的裂痕，附近的山体出现巨大裂缝，房屋也陆续变形、扭曲、塌落。

没塌陷的采空区也不敢再住人。2006年底，秦家燕湾200多口人全部搬迁到离旧址不到500米的新村。“没有钱到别外买房，只有在旧村附近找块空白搬迁呀！”然而新村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危险，下面依然是榆家梁煤矿的开采范围。

村民秦文青说，睡觉时经常能听到下面采煤放炮的声音，天天晚上都会被放炮声震醒，别提多难受了。由于新村建在采矿区，村里家家户户的房屋又有了裂缝。

让秦家燕湾村民担心的远不止这些，解决吃水难的问题在这里已是刻不容缓。“新村打的井又被污染了，现在吃水只能拿烧水壶到附近村上提水。”

水漏了，地荒了，房裂了，井干了。“钱赚走了，问题就这么丢给当地的老百姓？”当大型的采掘机开进这里时，秦家燕湾的村民们竭力想继续生活在故土上的愿望，注定是不太可能了，采空塌陷区不会在新村这里停下脚步。

“村子一次次塌陷，我们今后该怎么办？”秦文青蹲在村头，绝望地看着对面已塌陷多次的燕湾山。

埋藏浅、煤层厚的神木煤田很适宜大规模开采，这本来就容易形成集中连片的采空塌陷区，而随着目前煤炭市场看好，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许多煤矿就进行超设计能力开采，加速了对地质环境的破坏。

“榆林每年采空区以30－50平方公里的速度来继续，其中1／3是塌陷区。榆林生态环境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了。本来榆林地区的生态就很脆弱，一经破坏，几乎无法恢复，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如果不加治理或治理跟不上，未来的生态前景不敢想象。”榆林市国土资源局地质环境科科长柴小兵忧心忡忡。

由于煤炭价格一路飙升，煤炭企业超采现象已成普遍。神东公司大柳塔矿年设计能力为600万吨，活鸡兔矿年设计能力为500万吨，现在，两矿实际年生产能力已达到2200万吨，服务年限由最初设计的108年和96年，缩短为37年和40年；榆家梁煤矿年设计能力为500万吨，目前已达1800万吨，服务年限由34年缩短为11年。210个地方煤矿保有储量不足18亿吨，服务年限不足20年。

煤矿开采环境代价远不只采空塌陷，地下水资源也受到严重破坏。

“黄河水现在也受到了威胁。”柴小兵说，由于窟野河及上游乌兰木伦河两岸都是矿区，大量的洗煤厂废水、废渣直接排进河里，给黄河水带来污染。

据了解，在榆林大部分采煤区都出现了泉水断流、井水干涸、水地起旱、树木枯死等问题，到2008年底，榆林市采空面积达360平方公里，塌陷面积近100平方公里。全市因煤炭开采形成的采空区面积达419．41平方公里，其中塌陷88．143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过万人，损毁房屋3681多间，耕地2．7万多亩，林草地近7万亩，全市湖泊由开发前的869个减少到现在的79个。神木全县已经有数10条地表径流断流，黄河主要支流窟野河变成季节河。其中，全省最大的内陆湖红碱淖，6年水位下降3米，湖面年均退缩6000亩，水面缩小了近1／3。

开发矿产资源，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掠夺式开采加上治理不力，较长时期内才能显现环境问题在短期内叠加，使环境破坏的速度和程度远远超出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而且煤矿服务年限缩短，也不利于当地后续产业的培育。

兰州大学原副校长、环境科学博导艾南山教授说：“采矿竟然把地采塌了，的确是个低级错误──这真的是太古老的问题了，这是多少年前就能解决的技术问题，这完全是乱挖乱采造成的结果，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可是，为什么能源大市榆林却一直处于“循环塌陷”采矿形态？

“由于榆林的煤层很薄，而且一半以上的地下都蕴含不止一层煤，每采一次都会有塌陷。现在是一次采空引起的塌陷，完全有可能再塌陷第二次、第三次。”神东公司一技术人员这样解释。按照这种“循环塌陷”的说法，煤矿在榆林开采的结果难道就定会是“煤挖走了、水漏干了、地塌陷了、草死光、人贫困了”的“难看”局面。

煤炭产业给政府带来财政和GDP、给企业带来的是暴利，却给农民带来了灾难。大柳塔镇三不拉村村支书说：“神东公司到我们这里来开发资源，原以为会带来希望，可现在的结果却不是这样！”

横山县一位官员说：“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挖走榆林绝大多数资源的中央企业应该担负起治理的责任，可是这些企业对责任都视而不见，治理费用难以落实。”

的确，治理不力的根子其实就出在法律法规上。现行的《矿产资源法》和《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人为造成的地质灾害损失范围和程度只作了一些原则性要求，对赔偿方式和标准没有统一具体的规定。当地质灾害出现后，企业以无具体赔偿标准为理由推诿，政府又无确凿依据要求其合理赔偿，仅采取协商赔偿的办法。

对“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承认：“依据此规定，治理的主体是企业，但生态治理和恢复有一定的滞后性，如果没有随着企业的生产同步留下足够的治理经费，一但企业倒闭或撤走，谁来料理‘后事’？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