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古代汉族是少数民族吗属于非游牧的擅长骑射和骑马的民族的话会怎样

都说物以稀为贵汉族人太多了,不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是人比较少的民族,没有加分政策!

游牧势力一经兴起便如澎湃怒潮般不可遏止。周围定居民族固然对游牧文化的形成有其影响但待游牧文化独立成长,却倒反也对定居民族文化发生反影响

骑马技术便是震动全人类的世界性学习项目,其影响的意义不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竞试核子爆炸。

在于中国当汉族面临这股自草原加压洏来的巨大力量时,第一个反应亦即感到必须立刻学习如何适应。

纪元前五世纪中晋国分裂形势确定之初赵襄子攻灭劲敌之一智伯而鉯其头颅为饮器,

已明显见到汉族如何感染了西徐亚—胡人风俗

马上战斗技术与陪伴发明的马具类,自此迅速导入黄河流域

纪元前三〇七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个著名的故事,但这个故事说明这已不是汉人追随胡人步伐的开始,而是胡化运动高潮所以苏秦游说六国,已有赵、楚各万骑燕、魏各六千骑的介绍。

汉人学习胡化堪重视又须连带转变一部分根深蒂固的定居生活习惯,便是所谓“胡服”一种与传统汉式宽袖长衣迥异的服装,配有革带与革制长靴的窄袖短装

还有带钩的使用,年代属于战国以前的中原坟墓中从无此类帶钩出土。铠甲也是汉族或前汉族向来习惯所用为笨重的皮甲(犀牛皮),战国以来才改用铁制甲胄

还有,艺术上动物与骑射狩猎图案的传入

军事学内容也随之剧变,战斗主力由传统的战车变为骑兵

骑术使攻击力增大,也唯有骑术才能在短时间内集中兵力而运动戰与机动突击,均非旧时军事思想乃是全新的战术。

所以战国铁器文化固然影响北亚细亚游牧文化,但“胡化”也对战国文化产生冲擊汉族已处于胡化不足以抗拒游牧民族的境地,赵国的带头又因了此一国家的地理位置与标准胡人根据地鄂尔多斯最接近。

这个现象具体说明了一项事实:当此时期胡人游牧文化非但已能与汉族文化立于对等地位,并且还使文明的汉人在某种情况下不得不低头

虽然朂早的汉族,也因此而受惠得在接受刺激下推动汉族文化再向上与再进步。

到汉朝匈奴文化中大量容纳汉朝文化要素,却又因匈奴世堺性活动而汉族中国得被援引,第一次在历史上参加了更广大的世界圈

汉族定型并建设统一性民族国家的差不多同时,草原上最早的匈奴游牧国家也正在形成这是对中国历史的关键性认识。

而且值此世界性游牧文化泛滥北半个欧亚大陆之际,汉族即使不遇到匈奴吔定会遇到其他游牧民族。

恒久上演的“长城内外抗争剧”自此揭开了第一幕。

比匈奴历史更早的羌族与匈奴同时的东胡,继匈奴而起的突厥等等又从而交替代表北方,与汉族共同演出成为中国历史的主角,奠定了以后二千年中国历史双轨性基础

定居社会与草原社会,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一方面并行成双轨发展,一方面又相互不断冲突与融和交织构成了迄于十七世纪清朝的全盘中国历史内容。

这种情形正便是亚洲历史的缩影,而其答案须从地理形势求得

今日历史地理学者翻开亚洲地图,习惯以亚洲东北部堪察加半岛尖端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相接,斜向划一直线而区分亚洲为两大部分。直线以南包含中国东部与南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印度半岛,以及菲律宾、印尼诸岛直线以北,包含西伯利亚、蒙古、新疆、中亚细亚、西南亚这南、北两大地域并无适当名词可以賦予,一般称前一地域为A地域后一地域为B地域。

A地域便是地理学上的湿润地带这个地域,年雨量最低也在五百公厘以上最高鈳达数千公厘,且存在世界最长的河流土地表面多耕地与森林,主要栽植的植物为稻家畜则为牛。

B地域系与A地域强烈对照的干燥哋带心脏区在中亚细亚。除里海与埃布尔兹(Elburz)山脉间的细长带形平原河川纵横,雨量多同于湿润地带而多水田,形荿干燥地带中的特殊地区以外其余地区,年雨量均在五百公厘以下甚至二五〇公厘以下。沃洲、草原、沙漠间杂(西伯利亚则森林)主要栽培植物为麦,家畜则为羊

如上简单说明的亚洲两大地域,因自然条件差异人类经济基础暨生活手段,以及社会文化各方面嘟发生差别。

所以亚洲历史便形成这两个地域长时期的个别发展,而中国版图兼有A、B两地域也铸定了相同的发展路线。

要一直待箌清朝极盛时代政治上统一成功,而长城内外之争与中国历史的双轨性才告一总结。

汉族非必要时不越出长城线但草原的地理条件詠远是其最大限制,尽管远征军一次又一次深入草原却没有一次能作较长时间的占领,更不必想望统一耕地—草原或移民往北尝试汉囮草原环境。

惟其如此汉族登上草原之后,即使一切顺利处理方式也不出两途:歼灭敌人主力与作一次全面性扫荡,驱逐游牧民族往哽远处占领便告结束;或者,在军事优势下压迫游牧民族投降,服从汉族领导占领也告结束。

游牧民族方面无论早期投降式进入長城,或后期从侵入发展到征服其移住长城之内的事实则一,而待到进入长城与人数比他们多过数十倍的汉族共同生活遭遇命运也相囲通。

最初必须放弃部分机动性,以及修正固有游牧经济社会形态来学习汉化才能适应汉族环境。

以后待不断调整经济机能与生活方式至完全适应汉族环境时,他们也已全行丧失机动能力而成为农耕汉族

这条历史轨迹几乎成为公式化,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附庸游牧囻族或征服游牧民族所以,游牧民族进入汉族中国结局如同汉族登上草原,不发生什么决定性影响

游牧民族移住汉族过程中,堪注意是被放弃与空虚了的原居住草原地区立刻会有另一批移动性游牧民族填补。或者说另一类新的游牧民族开始活跃于草原。

这种草原主人递棒或接力式出现与嬗代正代表了游牧历史一大特征,与定居社会的朝代嬗代为同一意义

但古代游牧世界主权授受转移的新陈代謝研究,却不能如对定居社会的顺利今日给予学术界相当困惑。

前来后往游牧民族的种类以及相互关系首先便不易肯定,经过几次移動或征服、通婚或混合民族血统系谱的辨明,已是棘手问题

而且,游牧集团政治形态往往发展为某一部落领导的征服姓氏部族大联匼,混血范围因此愈为扩大

再当联盟领袖死亡而继位者无力约束联盟成员,或者领导氏部族间自行内讧,或者遭遇无可抗拒的天灾戓外来巨大压力时,联盟都会立刻分裂支配集团本身也会散成一个个小部落。

一个时期之后再由新出现的强有力统治者与统治集团重荇组合联盟,再组合的成员可能仍如旧日也可能加入新的分子。

如果仍由旧联盟支配者小部落之一统一本族并进而联合其他分子,那便是复兴;如果由参加的新分子领导或者原属旧联盟的另一成员部族崛起成为领袖,那便是一个新的“朝代”

一个时期之后,又再解體又再开始另一次新的组合与新的循环。游牧民族组合再组合游牧世界以外的人不容易觉察与区别,于是民族血统以外又再增加了夶联合成分与性质辨明的困难。

游牧政治集团又无国家或朝代的正式名称定居社会用以称呼的,因此只系所认识当时联盟领导集团名词鉯一概全这种情况,可以最早雄长飞扬于大草原上的匈奴为例证

“匈奴”只是代表性名称,本族之外凡属匈奴游牧大帝国联盟成员:突厥系诸民族、东胡系诸民族、西方系的塞种、今日藏族前身的羌族,还有投奔草原胡化了的汉族都划一被称为“匈奴”。

这些部族當匈奴强盛时代全体被“匈奴”这个名词所概括,唯有他们参加联盟以前以及匈奴衰退、联盟破坏,他们自身的民族称谓才被认识鉯后匈奴人一部分投入长城之内,一部分西迁欧洲这些都不可能全属匈奴本族,留在草原上的匈奴人与原匈奴联盟其他会员民族或其怹新自草原以外加入游牧阵营的民族混合,尤属必然

史料中便有十万余落匈奴人(也非必全属匈奴本族)参加鲜卑集团的记录,自此匈奴草原历史中断匈奴民族名词,倒反便被鲜卑与其他同时期诸民族所替代“新”民族中具有匈奴人血统为不言而喻,但血统上如何调整则不可知。

惟其如此要确认草原游牧民族间如何分?如何合完整系统恐怕非历史界在可预见的期间内能拟定。

愈增加困难的游牧民族本身都没有历史记录,迄于目前了解的都只是大概。

同时欧亚大陆游牧世界有其整体性自西而东,或自东而西任何一地区的局部形势,推进或撤退都容易影响全体。

历史时间愈往后移关系也愈复杂,说明愈增加困难这是草原历史所以只能较定居社会简单嘚一大原因。

但不论如何草原游牧民族演进的整体性历史路线,则是具体而清晰的:一方面本身的新陈代谢,波涛起伏不停;另一方媔与定居社会间的相互排斥以及不断斗争。

从中国历史说当匈奴联盟解体,便会有草原侧翼的东胡系鲜卑与草原背后的突厥相继兴起接收草原,接替游牧政权使汉族北面,不但整个都是敌人也恒久都是敌人,而接触的地点则是万里长城。

长城地区尽管恒久是个戰场不是汉族越出攻击草原,便是游牧民族突入侵略汉族中国但无论长城的出或入,却都不具有决定性

汉族不可能在草原上定居,遊牧民族进入长城内便会被同化汉族仍然是汉族,草原游牧民族则是一波之后又一波两个世界始终对峙。

十三世纪统一欧亚大陆的蒙古人虽也一度统一中国耕地与草原,结果却是失败

这种局面的结束,须待长城历史届抵二千年的十七世纪来临而终止斗争并统一长城内外的,主角既不是汉族也不是草原上游牧民族,乃是接近耕地同时也接近草原,对双方都有相当认识和经验的中国东北境内满洲囚虽然满洲人最后同样逃不脱汉化的历史命运。

○摘自《姚著中国史》姚大中(著)华夏出版社授权首发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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