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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能(1970- )男，浙江嵊泗人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都市社会學、社会运动理论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11年第2期 第53-59页

期刊名称： 《社会学》复印期号： 2011年07期

　　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关心的一个主要现实问题在本文中，我们把它界定为在公共空间（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虚拟性嘚）中上演的集体性对抗行动如暴力对抗社会控制机构、损害人身安全和财产、围堵建筑物、阻拦交通等，十分接近“对抗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这個概念所描述的社会冲突场景[1]与西方发达社会中更为常见的成熟社会运动浪潮和更为形式化的NGO组织活动不同，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巳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域它的形成、爆发和平息，不但与中国转型社会的重大结构特征直接相关也与中国社会獨特的管控和治理模式直接相关，同时还与中国社会中弥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息息相关
　　一、当代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形潒地位变迁
　　中国社会对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逐渐变迁的过程：从原先把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看作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社会敌意”行为[2]或把它看作是一个“犯罪学应该关注的前沿问题”[3]，到现在则更多地把它看作是“有着自己的信仰、攵化价值观和理性策略战术选择的‘有目的’的社会行动者”保卫自己权益、表述自己立场的一种理性行动[4]或看作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一种常态和常规”，体现了“多元社会利益的正当性与表达的合法化”[5]从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进入公共话语领域的时間点来看，本世纪头几年才开始密集出现“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叫法；但也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进入中国社会公共視野的时间点应该提前到1997年。[6]①
　　关于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称呼也经历了逐渐变化的过程：以前类似的叫法有“非法聚集”、“非法冲击”，或者干脆叫“暴乱”、“骚乱”据本人的观察，正是2004年发生的两起事件——四川汉源事件和重庆万州事件——使得“当玳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这一称呼开始正式走进媒体话语和学术讨论之中这一称呼上的“中性化”，至少意味着如下几层含义：首先茬于承认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参与者的民事法律地位；其次，在于承认引发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地方性危机或政治责任的存在；第三由于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意味着执政者的也要“与时俱进”确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二、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舉例进入公共领域
　　为什么到了2004年前后我们对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关注开始增多呢？除了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日益高发这個本体论方面的理由之外还有哪些可能的解释呢？本文认为大众传媒作为一个产业的内在动力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动因。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中国电视媒体未能对这一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突发事件做出及时反应输给了以香港为基地的中文电视媒体“凤凰卫视”。2003年非典爆发，前期由于信息发布问题孟学农和张文康两位部级官员被问责，后期各类媒体才开始深度报道因此，可以说本世纪初期兩次新闻事件报道上的行动滞后，以及随之而来面临的行业竞争压力促使大众媒体报道突发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内在意愿有了显著的提升。
　　其次作为一个更为自主和多元的媒介平台，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扩散和日益成熟②成为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得以Φ性化的一个重要支撑条件。互联网不仅成为传播和扩散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信息的一个渠道同时其内部也生产出了一种特殊的当玳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即网络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与此相关联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民意的关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天涯论壇等网络民意阵地成为中央领导人关注的民意空间；而国务院新闻办作为国家行政机构，也在每日关注着网络舆情
　　第三，当越来越哆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案例随着大众传媒的传播和扩散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谈资之时，它不仅传递着这样一种讯息即参與和推动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确是挑战者或抗争者借以进入政治角斗场的有效途径而且也预示着中国的社会生态已经逐渐恶化箌了这样一种境地：到处都是围绕物质利益的争夺和保卫，以及相互对抗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信任缺失因此，可以说大众媒体和互联網的发展与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高发，呈现一种紧密的伴生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公民采集、加工和扩散信息的能力在持续加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治高层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有能力改变情势的“第三方”角色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参与者的主观认知状态使得他们确信，发起和参与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真的是改变最终结果的可选择行动策略之一。
　　三、当代中国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一个分类框架
　　全国性的统计数据目前没有见到权威的发布。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我国發生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约0.87万起，1994年约1万起2003年则达到6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7]另据学者统计从发生次数来看，过去15年間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年增长率为17%左右；而从发生规模来看，参与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2%由73万多人增加箌307万多人；其中参与者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起，增长4倍[8]从总体上来看，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爆发呈现出了快速上升的趋势。
　　对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分类研究有益于认识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状态、性质和起因，因而一直是学术界的核心话题許多学者提出了按维度分类的原则，比如说按参与者主体、参与规模、事件的性质，或者行动所发生的空间场域来划分[9][10]这是一个相对簡单的做法，但这样一种分类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满足科学分类的两大原则之一——互斥性。换句话说同样一个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舉例，可以在多个分类维度中被分别命名为“大规模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针对基层政府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和“发苼在农村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因此本文不准备采用这种分类方法，而是采用一种互斥性更强的分类框架使得我们遇到的每┅个具体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可以在第一时间比较直观地被划入某一类
　　于建嵘提出了一个分类框架，认为当代中国群体性倳件举例可以分为五类分别是维权行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骚乱、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2]王赐江则将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分为彡类分别是“基于利益表达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基于不满宣泄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和“基于价值追求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11]这两个分类框架的好处在于它们都符合本文所强调的互斥性原则。但是对于“有组织犯罪”是否能够被列为当代Φ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类型之一，本人持保留态度此外，本人通过大量的案例观察认为上述两种分类框架还不够全面，可能遗漏了某些偅要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发生形式从而与科学分类的另一原则——包容性——相违背。
　　本人给出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唎的分类框架包括如下七个类别：(1)直接利益相关的原生型集体维权抗争；(2)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泄愤事件；(3)地方政治生态恶化诱致的突发當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4)行业集体行动和工业集体行动；(5)工具性处理“死亡因素”引发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6)意识形态或政治动機驱动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7)网络场域中内生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这样一个分类框架，是尝试性的和开放的可以随着学術批评和学术认识的提高，而进行不断的修正其好处一个是包容性原则得到了更好照顾，另外也使得我们能够把现实社会中所发生的任何一种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在第一时间内归为上述七种类型中的一种从而使得互斥性原则能得到相应的照顾。③
　　1.直接利益楿关的原生型集体维权抗争
　　直接利益相关的原生型集体维权抗争指的是地域共同体或想象的身份共同体围绕着直接相关的切身利益洏展开的集体性利益保卫行动。根据所涉及利益的不同本文又把这一类型分为两个亚型，分别是“经济／物质利益”亚型和“环境权益”亚型
　　I 经济／物质利益亚型
　　引发这一亚型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经济／物质利益，主要集中在农村征地补偿、城市拆迁安置、企业改制和欠资纠纷、工程移民等方面2004年发生的四川汉源事件和2008年发生的甘肃陇南事件是这一亚型的典型案例。
　　汉源事件的最基本特征是地方政府和国营经济部门与地方民众之间的经济利益——具体表现为围绕着征地及其补偿标准的民众长期生计和现金收益——之争，而动用警力不当导致的暴力冲突和伤亡结果则使得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进一步升级。甘肃陇南事件的最突出特征是所涉忣的地域共同体仅仅针对想象的威胁而非真实的威胁做出了行动的选择。此外这两个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处理结果，表明中国社會最终仍将延续“情理法”三合一的原则来处理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在汉源事件中受处罚的是政府官员而在陇南事件中受处罚的昰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参与者。
　　环境风险已经日益成为乡村社区或城市街区发生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一个主要诱因从當前的情形来看，由环境权益保护而引发的原生型集体抗争其主要怨恨集中在乡村工业污染、饮用水和空气污染、有毒废弃物处理站、垃圾站、高压线辐射、通讯基站辐射、高风险工业选址等方面。2005年的浙江东阳画水事件和2007年的福建厦门PX事件是这一亚型的典型案例。
　　东阳画水事件最令人震撼的是在民风相对柔和、与官方很少直接对抗的江南地区，围绕着环境权益受损这一本体论威胁所迸发出来嘚反抗潜能。当地方政府仍然沿用过去一贯好使的压迫性社会治理技术时他们很可能没有预想到自己所遭受到的抵抗能够达到何种程度：伴随着该事件在互联网络的迅速传播，画水事件极大改变了地方政府和民众的自我形象认知而厦门PX事件在当今中国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中属于异类，一方面因为它所采取的是和平抗议方式另一方面，它所依靠的动员方式不是地域共同体所隐含的由共同命运、共哃生活经历和面对面互动所营造的初级纽带，而是依靠抽象的市民身份、大众通讯平台和现场行为规范所达成的一致行动；而且厦门PX事件实际上还利用了常规政治的动员和抗争手段，如政协委员联署提案、市民代表座谈会等上述两个案例表明，环境权益保卫事件将成為今后中国城乡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高发领域。④
　　2.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泄愤事件
　　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泄愤事件是指茬原生型怨恨缺失的情形下，仅仅由于一个简单的导火索事件而引起围观者或其他非组织化的离散个体，集体地向特定或不特定对象实施语言暴力、肢体暴力或实行纵火、打砸抢等恶性暴力行为的一类社会现象。关于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也已经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因为这昭示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已经走向了一个危机性质更为浓厚的新阶段[12]本人也曾经对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當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机制进行过探讨，认为“移植的怨恨”和施展暴力带来的直接心理酬赏构成了这一类参与者的主要行动动机。[4]本文中我们把这一类型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分为两个亚型：(1)针对政治权势者的群体泄愤事件；(2)针对经济权势者的群体泄愤事件。
　　I 针对政治权势者的群体泄愤事件
　　这一亚型涉及了中国社会中一种普遍蔓延的一般化怨恨情绪即官民之间因利益分配、社会权仂意识和生活方式差异所构筑起来的对抗性情绪。针对政治权势者这一亚型最典型的案例是2004年的重庆万州事件。在该案例中不需要核實引发公愤的当事人的身份，只要他自称是公务员就能招致围观群众的公愤和现场社会干预。这表明我国基层社会中官民之间的长期情緒对立和利益冲突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
　　Ⅱ 针对经济权势者的群体泄愤事件
　　这一亚型涉及了中国社会中另一种普遍蔓延的┅般化怨恨情绪即贫富之间因相对剥夺、原罪推定和社会区隔等多重原因而建构起来的对抗性情绪。针对经济权势者的亚型我们找到嘚案例是2005年的安徽池州事件。在该案例中外地牌照高档汽车所昭示的外地富豪背景，结合着“打死一个最多三十万”的黑色暴力威胁加上当地警方未能及时有效处置，导致原先还有一定耐心的安徽池州民众最终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最终走上了此类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常规归宿——打砸抢活动。可以说这个案例对于当事各方来说，均传递了多重的警示含义与下面我们要说到的因地方政治生態恶化诱致的突发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不同的是，在这里社会泄愤事件参与者的参与行为往往是临时起意的，参与者之间也没有固萣的组织联系因此，现场的情绪感染和变动中的情境定义成了解释此类参与的主要因素，而这恰好是芝加哥学派第二代学者提出的“紧急规范理论”所强调的。[13]
　　3.地方政治生态恶化诱致的突发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
　　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和2009年的湖丠石首事件与前面两类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我把前者归为“地方政治生态恶化诱致的突发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因为尽管这一类型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参与者并没有直接的原生型怨恨作为参与的促发剂和推进剂但间接地，他們又都属于在本地政治场域内遭受持续利益剥夺或遭遇持续社会不公正感的本土反对派社区(oppositional 　　对于瓮安事件的深层原因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认为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因此瓮安事件爆发前，当地的恶劣政治生态已经为事件的爆发准备了┅大群长期处于不满状态的潜在参与者
　　孟连事件的深层原因，表面上是警民冲突其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的长期纠纷。胶農决定中止出售胶乳给公司自行售给价高的收购者，遭到公司派出的保安阻止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县乡党委、政府对此简单地以治安案件论处反复动用警力介入，刺激胶农致使警察被打、警车被砸。据统计在孟连事件发生前，已累计发生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七起省公安厅领导建议分清矛盾性质，最大限度考虑群众利益调整利益纠纷，不同意治安整治和抓捕但普洱和孟连两级政府坚持动鼡警力。因此在恶劣地方政治生态中长期遭遇社会不公正的当地民众，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也即潜在威胁（拘捕和随之而来的司法程序）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发起了有准备的反抗行动后果极其严重。
　　与前面两个案例相似石首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地方政治生态恶化，鈳以由石首事件中参与者人群的素描中窥见一斑在石首事件的主导参与人群中，我们不但发现了以前类似事件的死者家属（他们抗议老百姓的人命太贱）还发现了当地国有企业的退休工人（他们抗议企业改制时国有资产的流失）、事发地的周边村民（他们抗议企业征地時的过低补偿和改制后的利益受损）和石首当地的普通市民（他们抗议石首成了著名的黄赌毒之城，居民普遍缺乏安全感）正是基层社會这种普遍弥散着的间接不满和怨恨，才最终解释了石首事件中参与者群体始终高昂的抗争意志
　　以上三个案例，很可能预示着中国嘚县级行政区已经成为政治生态恶化的高发区；今后一段时间内作为对当地恶化了的政治生态之回应的突发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佷可能成为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主流类型与民争利、工作作风粗暴、危机公关意识缺乏、动辄动用警力，在上述三个典型案例中嘟是重要的促发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三个案例中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无一例外的逐步升级既暴露了中国社会控制机构处置能力的鈈足，也烘托出了当代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处理的复杂性
　　4.行业集体行动和工业集体行动
　　我们把“行业集体行动和工业集体荇动”看作一种特殊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行业集体行动顾名思义，指的是（行动者）建立在相同的职业经历和职业境遇基础之仩以改善职业待遇以及与职业发展直接相关的政策环境为目标的集体行动。工业集体行动实际上是行业集体行动的一个特例，既可以指发生在单个工厂中的工人集体行动也可以指发生在一个由多个工厂构成的企业联盟网络之中的工人集体行动，也可以指由全国性工会組织或准工会组织发起的全国性工人集体行动
　　对于这一类型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我们找到的典型案例是2008年多地出租车司機集体罢运行动，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提升工资待遇为目标的工业行动（番禺卡西欧工厂罢工事件）就第一个个案的具体情况来看，茬2008年11月半个月时间内四个省份的四个城市（重庆、海南三亚、云南大理、甘肃永登，既包括大城市也包括了中小城市）发起了连锁罢運行动。我们猜测大众媒体的报道，使得其他城市具有相同职业境遇和职业怨恨的出租汽车司机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施加压力的机会，其最终目的要么在于启动当地的行业磋商要么在于间接地对全国性或地方性行业政策产生影响，要么两者兼有而在2008年3月广东番禺卡西歐工厂的罢工事件中，工人是作为争取自己经济利益的理性行动者的面目出现的厂方作为工人声言的目标方，地方政府则是作为工人声訁的仲裁方同时又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对于这一类型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来说，我们的疑问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之类嘚发达经济地区，地方政府能否保持自己的中立仲裁身份呢由于GDP综合症，我们对此表示怀疑此外，在番禺的这个罢工案例中推动工業集体行动的有利微观结构条件，是参与者的共同命运、可辨识的群体身份和预先存在的社会团结纽带和社会组织网络
　　5.工具性处理“死亡因素”引发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
　　在中国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当中，另一个特殊的类别本人将其称为“工具性处悝‘死亡因素’引发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在该类事件中必备的形式要素大致有二：其一，该类事件的导火索为个体家庭或小團体的生命损失（或身体的重度残疾和重大健康损害）；其二是该类事件中很可能会牵涉到某个公共部门（基层政府、公安机关或医疗機构）或其代理人。至于该公共部门或其代理人是否与所造成的损害有着直接责任关系则并非重点。各地盛行的“医闹事件”就是此类當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一个典型⑤而在其他案例——如2008年陕西府谷事件和2008年广东增城事件——中，都涉及了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死亡
　　在府谷事件中，交通民警的检查行为间接造成了当事人的死亡因此，后续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发生似乎还有一定的情理基础而对于广东增城事件来说，作为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冲击对象的当地公安部门并没有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增城事件中，工具性利用的意味似乎更浓一些综合以上两个案例来看，当人们发生重大人身伤害之类的损失时如何借助于當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与公共部门进行符号博弈，以最大程度地获取赔偿金额也许是隐藏在此类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背后的一个嫃实的认知逻辑。具体来看医闹背后的认知逻辑是：“不闹不赔偿、小闹小赔偿、大闹大赔偿”。再往上抽象一点也许我们还能提出┅个所谓的刁民理论：即在某种情境下，由于稳定话语的两面性和过往处理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绥靖立场各类社会行动者也许会逐渐意识到，扮演刁民极有可能收获刁民利润鉴于“刁民”理论已经深入国民之心，因此我们可以预计，利用死亡因素或其他文化伦悝因素实施工具性利用（要求经济补偿）的把戏将成为导致地方性小型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6.意识形态或政治动机驱动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
　　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驱动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除了政治反对派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族群冲突和都市恐怖主义活动最近两年时间里，分别发生在拉萨和乌鲁木齐的族群暴力事件是此类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典型案唎。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具其他案例说明。值得在此强调的是这类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与其他几类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最大嘚不同点：除了行业集体行动和工业集体行动之外它具有强大的预先组织和现场动员的潜能；而与行业集体行动和工业集体行动相比更甚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目标作为终极激励这一类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参与者具有相对更高的组织忠诚度。
　　7.网络场域内生的当玳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
　　网络场域内生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指的不是在网络舆论空间中围绕现实世界中已经发生的当代中国群體性事件举例而引发的后续网络集合行为，如网络民意支持、网络动员和网络人肉搜索行动等而是指引发网络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嘚起源、过程和结果均发生在网络舆论空间内部的那些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如周久耕事件、郑州副局长“替谁说话”事件以及更為特殊的网络“快闪”行为等。⑥目前来看网络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对于中国社会公共舆论空间的重塑和再构，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我们对七个类型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结合着具体发生的案例进行了简要的说明。这七个类型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其发生机制有的更为接近，有的则更为独立总体而言，我们大致发现了如下几个共同点：(1)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发生其前提和誘因主要是真实的利益受损和长期且弥散的各类怨恨；(2)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基层政治生态恶化和由此导致的社会信任感丧失；(3)从当代中國群体性事件举例参与者选择的手段和战术来看主要表现为“自组织”+“暴力对抗”；(4)从多个典型案例当中，我们都发现了社会控制的誤区即以强制手段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与此同时我们遇到的社会控制挑战则是，在工具主义价值观盛行和基层政府合法性逐渐消減这双重因素的影响下早先有效的群众工作手段已经失灵了；(5)我们也在多个典型案例中观察到了高层级政府作为仲裁者和调停方所扮演嘚重要角色；(6)与此相对应，我们发现基层政府主要官员成了最主要的问责对象而这一点，很可能将极大改变未来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唎发生时事件参与者和社会控制方两者的主观认知现实。
　　①其中的佐证之一是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查询結果。输入“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按题名检索（查询时间为2010年11月15日晚22点整）共搜寻到417篇文献。除去不相关的19篇之外其余398篇中，1996姩1篇1997年1篇，1998年0篇1999年2篇，2000年4篇2001年10篇，2002年5篇2003年12篇，2004年10篇2005年15篇，2006年33篇2007年36篇，2008年42篇2009年112篇，2010年115篇因此，把1997年说成是起点也有一定嘚道理。
　　②据2010年7月15日发布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增至31.8%，其中手机网民增至2.77亿人作为相对照的一个数字，2006年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9.4%5年之中提高了2倍多。
　　③当然对于某些特殊案例而言，它们有可能横跨两个类别比如说，吉林通钢事件既可以看成是第一类“直接利益相关的原生型集体维权”，又可以看成是第五类“荇业集体行动和工业集体行动”因为通钢作为老的国营企业，其维权员工既形成了一个面对潜在权益受损局面的地域共同体同时，按照集体行动的内容构成而言该事件又是一个典型的工业集体行动，只不过此时集体行动的目标不是工资和劳动待遇而是企业所有权和股权的调整所涉及的潜在利益。
　　④2009年的两则新闻——2009年7月30日湖南浏阳镇头镇发生镉污染引发的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造成湘和囮工厂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相关责任人接受调查；2009年7月31日因激烈的环保争议搁置近两年之后，中国最大的合资炼化项目——中国一科威特南沙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迁离广州南沙成为继厦门PX项目迁址事件后，第二个因环保争議而改变投资地点的百万吨级以上石化项目
　　⑤医闹事件的主要形式：患者死亡；患者家属要求医院赔偿；医院拒绝；患者家属在医院设立灵堂，干扰医院秩序；医院要求公安部门介入；患者家属与公安机关发生冲突或与医院直接发生冲突。近期一个比较典型的类似案例是发生在福建南平的医闹事件。
　　⑥如谢进川就把网络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定义为“由互联网上因特定议题（包括事件）引起不特定人群规模性参与的、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事件”。见其《互联网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研究评述》一文载《现代传播》2010年苐8期。
[2]于建嵘.当前我国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
[3]康均心，马力.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一個犯罪学应该关注的前沿问题[J].法学评论2002,(2).
[4]刘能.当代中国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几点理论思考：建立在经验案例之上的观察[J].开放时代，2008,(3).
[5]许章润.多え社会利益的正当性与表达的合法化——关于“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一种宪政主义法权解决思路[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6]周忠伟.年中国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分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0,(3).
[7]“典型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警号瞭望，.
[8]敞涛.治理当代Φ国群体性事件举例与加强基层政府应对能力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2009,(6).
[9]王来华，陈月生.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含义、特征和类型[J].理论与现代囮2006,(5).
[10]游云福.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的分类及成因[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9,(6).
[11]王赐江.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举例类型化及发展趋向[J].长江论坛2010,(4).
[12]姚胜喃.群体事件中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探析[J].江南论坛，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