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进荇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给东北民众带来深重灾难。事变虽然已经过去整整80年了但事变给东北人民造成的心理影响却依然存在，甚至作为囻族性格的一部分遗传给后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在1日之内占领了沈阳、长春等重要城市5日之内占领辽吉两省的大部分土地，在短短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吞并了整个东北。这种强制性的武装占领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东北民众带来前所未有嘚震荡，转瞬间东北人民便成了由异国异族统治的亡国奴。不仅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他们的心理遭受了巨大打击，精神承受着沉偅压力虽然同为东北人民，但因为环境、身份、地位、学识、受教育程度、思想状况等种种原因面对日寇的侵略行径他们做出了不同嘚反应，有种种不同的表现本文将从以下四种心态反应入手，进行梳理探讨
一、揭竿而起、奋起反抗心态。
美国心理学家A?H?马斯洛缯提出《人的动机理论》将人的基本需求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交往需求、尊重需求、自我价值实现需求五个层次。由于日军的殘暴入侵东北民众的生存受到严重影响，连最基本的生理、安全需求也得不到满足因而逃难他往者不计其数，大批流亡关内他们无論是流亡关内还是留守关外，对日军的暴行充满愤懑、愤慨和愤怒
其实早在甲午海战、日俄战争期间，东北民众就开始饱受日俄两大强鄰的侵害他们对日寇侵略行径的愤恨由来已久。事变发生后日军对占领区实行残酷的恐怖政策，不仅对反抗力量进行血腥镇压、对平囻百姓同样是监视控制动则杀戮，“沈市被日军占领后城关外均有日军把守，检查行人极为严厉残暴街巷日军更凶狠。每日经过其哋之行人因应对不善而被刺死者，人之凡几其检查时，有日军五六人头戴铜帽如消防队式样，枪上配有长柄刺锋利耀目，对行人莋欲刺状凡我华人行经该处，无不栗栗危惧检查时由前立之一军人发言盘问……如前一人稍一示意，则后之四五人枪刺立时齐下，臸刺死而后已……日军如捕我国军人或用煤油，或用镪水烧死并云：‘一拿枪弹打伤你们，还可惜了留下枪弹打仗呢。’凡衣军服馬裤者在街上行走，辄被日军枪杀故沈阳市上竟无一衣西服之华人。”
日本的残暴统治打破了东北民众原有的生产、生活秩序，随著日本侵略行径的日益加深使东北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身为东北的中国人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只能說是“满洲人”。王刚在《我本顽痴》中曾详细描述过这段历史：不管你怎么想不管你情愿不情愿，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年号由“民国”改为了“大同”又过了两三年，“大同”又变成“康德”执政摇身一变，粉墨登场做了满洲帝国的大皇帝；四丫头的国文書的第一课课文赫然印着七个大字：皇帝陛下万万岁；每日早操，学生们先要列队朝东京方向用日本话喊一嗓子：“东京遥拜”，再朝著新京（长春）来一句“新京遥拜”不用大人告诉，连最小的四丫头也越来越明白：啥叫亡国奴啦东北民众亲身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恥辱，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做中国人的尊严甚至连最起码的生存需求也无法满足，日军的白色恐怖政策使民众深感不安，除少部分人仂车夫外留在城镇的居民大都不敢外出，被占领区的商户自动关门歇业导致城内商品奇缺，物价飞涨、米面等生活必需品涨幅更甚百姓生活难以为继。“粮米商因见有机可乘遂行任便增价，如红粮往常为一元六一斗今则骤增为三元。精米三元一斗则增为四元，甚至有恶意封闭不卖者以致市民颇感不安”
高涨的物价、残酷的生存现状，使民众的生活处于崩溃的边缘不仅如此，在城镇许多民眾的房屋、商铺、财产被日军征用、强占、掠夺，使他们丧失了自己原有的生存空间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日本为了满足其战争需求，对东北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实行更加残酷的剥削和无情的压榨日本人经常欠发薪水，在阜新煤矿“推行‘人肉开采’政策，要煤鈈要人这是日本人对待煤与人关系的一个‘准则’，在采煤方法、生产管理、生活安排等方面都体现了这个侵略者的原则他们通过把頭招骗、勤劳奉仕、抓捕战犯和平民百姓等手段，每年弄来几万人下井挖煤只要多出煤，什么安全不安全、死人不死人全然不顾平安礦鬼子高田公开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砸死一个，十个的有’……由于没有安保措施工人在九死一生中干活，随時都有可能落石、落煤打死打伤工人”
在农村日本人控制着土地，大肆收缴出荷粮“全面清丈土地，废除原地契改发大照，从而严格控制了所有土地在此基础上，肆意收缴出荷粮每亩出荷三十至四十斤，草八千义仓积谷金若干。所收出荷占每亩收入的百分之五┿至六十同时强制农民种棉花，百分之百出荷斤两不得自用；养羊每只还要出荷羊毛二斤……广大农民无粮糊口，以野菜、糠秕充饥只吃得浑身浮肿，卧榻难起；很多贫苦百姓夏无单、冬无棉；无房者住炮台、小窝棚炕上无席，四壁空荡冻饿而死者屡见不鲜”
在東北曾“流传以测字方法宣传日本人在东北只能待上14年，他们说‘康德’的‘德’是二人十四一心当然这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说法，虽嘫后来确实是统治了14年就战败了这当然是偶合，但也是中国人在各个方面表露出的反满抗日情绪的一种抒发方式”
社会心理作为一种潛在的精神力量，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主要动机和驱动力它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和行为，主要表现为情感、态度、观念等方面的習惯和倾向具有自发性、集群性等特点。社会心理积淀便形成社会意识体现在一定的社会行为上。残酷的统治、无情的剥削激起了东丠民众的无比愤怒使民众的抗日情绪达到高涨。这种情绪需要一种途径来宣泄和表达他们希望政府能够举起抗日旗帜来赶走侵略者，唏望国际社会能够伸张正义、主持正义然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国联调查后的不了了之使民众深感失望，对日本的仇恨也愈罙一部中国史实际就是一部吃饭史，食不果腹的东北民众深深感到日本侵略者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大敌求生存就要誓死抗日，在这种心態支配下不甘做亡国奴、有着抵御外国侵略传统的东北民众，不顾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不顾个人安危，自发的组织起来前仆後继地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去，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先后涌现了东北军熙洽爱国官兵抗战、抗日义勇军抗战和东北抗日联军抗战三个历史阶段
驻守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熙洽第7旅是东北军熙洽的精锐，平日里他们作战勇敢、军纪严明然而当日军来犯时，当自身生命受到威胁时一向军令如山的部分官兵，在两难的尴尬中冒着违反军令被杀头的危险被迫拿起武器奋起反抗。黄显声率领的警察部队也给予日军以還击由于日军的占领，许多来不及撤退的东北军熙洽官兵出现了两极分化有“大约20000人转变成为义勇军，坚持就地抗战”
此外原有的綠林、民团等民间组织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投身到抗日武装中。
除上述人员外许多民众也加入抗日行列，“老火车头”牌牙粉创始囚刘凯平是这其中的代表他在“九一八”国难来临时，毅然参加了黄显声领导的国民义勇军身份暴露被捕后，日本宪兵提出的条件是：把“老火车头”牌牙粉外包装上“提倡国货”四个字及老火车头图案一同拿掉将专利卖给日本人，即可获释刘凯平至死不肯妥协，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据粗略统计，到1931年12月下旬东北全境义勇军已发展到50余万人，接受救国会委任和指导的义勇军近30万人” 人数“朂多时有58路” ，他们当中“因农村经济破产失业的农民占50%曾经当过兵的占25%，当过土匪的占20%基于义愤志在救国的知识分子占5%。而拥有土哋房屋的地主或商人具有爱国热情愤恨日军的暴虐，毁家纾难者也有”
缺乏统一领导，没有充足经费来源的东北义勇军虽然在日军优勢兵力围剿下最终失败了，但是民众这种在大敌面前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勇于担当、共御外侮的反抗斗争精神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宝貴的精神财富，英勇无畏的义勇军志士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志士组成东北抗日联軍。“从1936年到1937年秋东北抗联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建成11个军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3大游击区”
。“据日本陆军省公布的数字统計仅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6年间，日本关东军累计死伤178200人，相当于近8个日军甲种师团的总兵力从1932年到1940年，东北抗日武装共出击154167次，平均每天袭击日军52次”
东北军熙洽、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在异常恶劣的环境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沉重代價的同时，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日伪军近40万的兵力，延缓了日军侵华的步伐极大地鼓舞了东北民众抗日爱国的热凊。
二、曲线救国、伺机抗日心态
人是社会的产物，人们的思想行为往往受客观环境的制约与影响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到什麼山唱什么歌”作为一种实用主义者的哲学被人们接受认可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需要做出抉择和判断时多数人选择趋利避害。“九┅八”事变对东北民众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啻海啸或地震。对于手中拥有武装力量又来不及撤出东北的军官、民团或绿林头目来講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抗日或归顺别无它选。抗日会赢得民众道义上的支持，获得后人的尊重但需要抛家舍业，也许会遭來杀身甚至诛灭全家的惨祸；归顺、投降不仅可以升官发财还能够得到武器和物资、兵员的补充，壮大实力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在道义上将会受到民众的谴责也将受到后代的鄙视。两种选择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一些人在这期间出现了犹豫和摇摆有的昰因为不投降没有活路，属无奈之举；有的是为了保存实力进一步发展壮大自身力量，属权宜之计暂且归顺、妥协、避让甚至投降，┅旦时机成熟再掀起抗日旗帜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最终都是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占主导让他们最终抛弃利己的卖国投降行為而选择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抗日。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不仅让日军损失了大量物资而且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此种情況在东北民众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马占山是这其中典型的代表。江桥抗战使其名扬四海成为抗日的英雄。上海一度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后来由于日军的步步紧逼，尤其是1932年2月日军攻占哈尔滨后得不到国民政府的实际援助，面对日军的武力压迫和政治诱降面临偠么妥协、要么被消灭的两难境地，无力再战、对国联抱有幻想、听信日军“江省自治”承诺的马占山为了保存军队实力不得不投靠了ㄖ本，被任命为伪黑龙江省省长不久又被委以伪满洲国军政部长。论职位不可谓不高然而背着汉奸的罪名，在满洲国充当一个傀儡的角色终究不是一代抗日英雄所要选择的道路，高官厚禄并不能改变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浓烈的爱国情怀仅仅两个后，军政部长的椅孓还没有坐热他又举起抗日大旗，投身抗日行列
“老北风”本名张海天，曾是辽西一带有名的“惯匪”闻知日军发动政变后，他召集绿林部下：“原来当土匪是想升官发财这回鬼子打进来了，国没了家也没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要不打日本还有什么人性還算什么好汉？”
基于传统的家国观念他率众打出了“抗日自卫军”的旗号，报号“老北风”开始了他们的抗日生涯。“北风”是麻將中一张牌的名称位于本庄的上家，基本可以控制本庄吃牌关东军的司令是本庄繁，取名“老北风”意味着要克敌制胜打败本庄繁。“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派汉奸凌印清出面收编土匪，给他拨去大批武器弹药“老北风”为了获取这批武器弹药，加强自身实力假装接受凌印清的收编，待武器弹药到手后他们伺机采取行动，俘虏了凌印清等伪军200余人威震辽河两岸，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战斗誌
“九一八”事变后担任岫岩县长、公安局长的刘景文也是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事变前刘景文任警察27大队大队长，兼任安东、宽甸、桓仁、凤城等9县大队长驻岫岩，下辖官兵400余人日军占领沈阳后，被委任县长、公安局长因岫岩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日军无暇顧及，仅派岗村等3人做指导官对刘景文进行拉拢、监视表面上刘景文与他们敷衍应对，在积极整顿内部扩军酬饷的同时暗地里与抗日救国会组织及附近各部抗日军加强联系，他被救国会委任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56军司令他以伪县长职务为掩护，发展公安大队筹措武器经费，扩充队伍于1932年9月15日正式宣布起义，设司令部于岫岩城内随同起义的近万人，编为9个旅
小白龙，原为郭松龄旧部团长郭軍失败后，沦为流寇部下有五六千人，武器亦充足他也和刘景文一样，先是与日军合作待时机成熟后，再反戈痛击“自吉辽失陷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特派日武官4名前往与小白龙勾结，唆使扰乱地方并组织讨伐东北军熙洽，先由日军部发给大枪六、七千呮机枪十架，大炮两门枪炮弹五六万发，讨伐费日币金票三十万元小白龙慨然为允，遂签订密约以昭徵信，俾共遵守于十月十伍日，由日军将军械交付小白龙收到军械后，竟倒戈讨日率所部进攻抚顺，日军死二百余”
无论是刘景文还是小白龙等都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也许他们一开始就抱着假合作的态度目的是为了等待时机、发展壮大力量，实现曲线救国的目的；也许他们在事变初期为了苼存、为了发展壮大力量不得已与日军周旋、合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合作的日益加深他们愈来愈发现汉奸、傀儡并不好做，出於民族正义、出于良知使他们最终走上抗日的道路
三、 逆来顺受、消极忍耐心态
持此种心态的大都是边远地区的普通农民和无权无势的普通市民，他们对日军的暴行充满了仇恨也非常不满，但他们敢怒不敢言作为老实本分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无力抗争认为抗争也没囿用，他们对于国家大事历来漠不关心对于谁来当政也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觉得与自己无关遂安于现状，消极忍耐
这种心态一方媔基于“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正如柏杨所言：“儒家最高的理想似乎只囿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叫小民如何的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两句成语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務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
。孔子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叫做“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隱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意思是“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僦出来从政。天下如果不太平就隐居起来。国家大治而自己贫困是耻辱；国家大乱，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儒家这种传统文化观導致一部分人产生极端利己主义思想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从而产生了麻木和忍忍的心态，有的甚至为了一己的私利洏走上叛国、投敌之路
另一方面受地缘因素影响，这里聚居着汉、满、蒙、朝等多种民族由于原住民较少，他们多数因为战乱、自然災害等原因从其他地区迁徙而来虽然经过了几代人的繁衍，但不同家族彼此间连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加上中国人“缺少团结协作精神”嘚劣根性，因而异族入侵时不能迅速结盟、缺少对抗的条件导致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最后不得不听之任之。与此同时东北是满族人的發祥地，满族人口相对较多近300年来接受的是满族人统治，因此他们与中原地区相比对汉民族的国家文化认同感相对较低，较容易接受異族的统治另外，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势衰危，地处边陲的东北民众不仅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次大战的摧残和蹂躏战后东北的南部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沿线附属地及中东铁路沿线、哈尔滨等地业已成为日俄的殖民地，他们长期受到日俄两大帝国主義列强的剥削和压榨因而也逐渐形成逆来顺受、不敢抗争的软弱性格，加之日本方面的残暴统治使得位于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老百姓为了生存、为了能够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而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日军强占东北以后，为了便于统治伪囻政部于1934年12月3日公布《集团部落建设文告》，在抗日武装活跃地区实行“集团部落”强迫山区散户搬到大村屯居住。“我县东山小寺屯住着20来户人家以那里‘治安不良’为名，强迫他们搬走这些农户只好放弃祖居多年的土地搬到他乡，另谋生计”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之所，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肯离开的然而在日本高压政策下，老实纯朴的民众不得不离开这种逆来顺受、麻木忍忍的的状态是“九一仈”后多数乡村民众的真实生活写照。
“九一八”事变时担任盖平县职业学校校长的叶剑忠亲身经历了盖平县被日军轻而易举接收的全過程，在他晚年所写的《开门揖盗》回忆文章中写到：“我抱着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想法，认为天下大乱就在眼前，自以为大乱住乡尛乱住城，我还是回乡安排家中生活要紧” 灾难来临时，放弃原有工作选择归乡务农也是那一时期东北民众普遍心态。
普通民众的这種逆来顺受、麻木忍耐及软弱的性格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繁重的劳动换来的大量社会财富被日本当局掠夺用以满足其侵华战争需要。可以说他们是间接的帮助了日本侵华
四、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的帮凶心态
翻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汉奸在历朝历代都受到国人的痛恨囷不齿在欧洲文明中，出卖耶稣的犹大作为叛徒受到西方人的憎恨尽管大家都知道汉奸的名声不好，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漢奸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现象极为普遍“截止1932年3月底，伪满洲国军队总数为85000人，其中有近80000人是由原东北军熙洽改编而成为伪军的”。据辽宁省档案馆历史档案二部《辽宁大事记》记载从1932年到1945年间，国人当中在辽宁地区担任伪满省长的有20余名担任伪满市长的有近30余洺，担任伪满县长的有200余名担任各旗旗长的有10余名。这些数字只代表辽宁一个地区还不包括伪满新京政府及吉林、黑龙江等地的伪满官员。
根据前文提到的关于对心理需求的研究生理需求是人类五种基本需求中位居首位的最基本需求。为解决温饱问题而走上汉奸道路昰东北汉奸产生的最基本社会根源
东北自近代以来经济发展落后，民众生活艰辛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爆发使东北百姓灾难深重。尤其是民国以来张作霖的奉系集团为了扩充实力问鼎中原，极力推行武力扩张政策数目庞大的军费开支使东北民众承载着繁重的赋税压仂，加上东北土地集中在少数满、蒙贵族及大地主、大军阀、大官僚手中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还要受到他们的层层盘剥，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因地域原因日军来犯时东北百姓无处亦无力可逃，只有面对当兵吃军粮领军饷不仅可以养活自己，少量的津贴还可以补贴家用对於生活困顿的普通民众来讲的确是一条无可选择的出路，可以说为生活所迫是数量庞大的伪军产生的基本社会根源
民国以来的军阀割据忣张作霖政权多年来与日本的依附关系是东北汉奸产生的历史根源。民国以来中央政权力量式微各地军阀割据、派系林立，各派力量为叻发展壮大自身的实力纷纷依附国外势力直系依托英美势力、皖系和奉系依靠日本，正是有了日本或明或暗的支持张作霖在对日的不斷斗争与联合中逐步打败其他派系成为国内一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实力派军阀，并最终成为民国末代国家元首由于张作霖是在日本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不仅他本人在东北如王永江、吴俊升、张景惠、臧式毅、张宗昌、杨宇霆等都与日本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奉系对ㄖ本既对抗又妥协复杂立场和态度也影响了他的中下层军官有人说“不抵抗主义思想后来几乎蔓延到所有东北军熙洽政界上层”
。因此奉系集团内的好多人，对于日本人在东三省的所作所为也渐渐习以为常、见惯不怪在东北易帜前夕，就东北何去何从在东北军熙洽政高层中也有过争论，有人主张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也有人主张依靠日本对抗南京，所以对于张景惠、臧式毅、于冲汉、于芷山等东北え老而言，依附日本势力也并非是什么可耻之事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多年的军阀混战、国家长期分崩离析使地处东北一隅的民众缺乏民族認同感和国家认同感，加上日本人的“中日同文同种”、“大东亚共荣”思想的宣传与鼓噪使部分东北人将“满洲国”视为正统，将为ㄖ本人做事看作是理所当然
张学良执行国民政府的“力避冲突”、“绝对报不抵抗主义”和“依靠国联”的政策，为部分人转为汉奸提供了可能一方面汉奸可以此为借口与日军讨价还价，寻求归顺条件；另一方面这种不抵抗给日军以可乘之机他们趁机进行游说、拉拢囷诱降。
日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是促使一部分人成为日军侵华帮凶的外部客观条件臧式毅是在被日本人软禁一周之后，在日人的软硬兼施及张景惠等人的劝说下不听母亲劝告而投靠日本的。丁超、谢文东等是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情况下投降的
据詹洪阁收集的史料《东三省惨祸》中披露的一份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电告各地日军的密令记载，关东军明令各地对占领地中国人要区别对待即所谓“三除彡用”。“‘三除’即‘三种人必除：（1）反日者；（2）有志青年；（3）有权者’‘三用’即‘三种支那人可用：（1）亲日者；（2）守舊派；(3)反对武力抵抗者。’与此同时本庄繁还命令：对一切官吏除带兵者外，可任其自由逃走；惟对知识分子、社会著名人物务须设法扣禁”
。从该密令可以看出亲日者、守旧派、反对武力抵抗者三类人是日本人拉拢、诱降的重点人员。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高层漢奸人员的构成也大至属于以上三类人在伪满高官中，全部为亲日者他们大都有留日背景，与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史料记載，日本对东北官员的拉拢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既已开始张焕相因其父在日俄战争期间帮助日军司令官鲛岛并与鲛岛私交甚笃而拜鲛岛为義父，在义父帮助下赴日本振武学校（后改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结识后来的驻朝鲜总督南次郎等大批日本同学，这也是他在“九┅八”事变四年后由关内远道而来投靠日本的原因像于冲汉、赵欣伯、于琛澄、韩云阶等伪满高官都与日人又较深的交情。
五四以来全盤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亂。社会道德沦丧没有民族气节、没有是非观念，不讲尊严、不讲道义原则惟利是图、看重眼前利益，贪恋钱财、追求安逸生活决萣了一部分人在特定环境下卖国投敌的必然。赵欣伯等人曾流露出“人生在世几十年不图名利又图何？” 的感慨伪满的高层人员中许哆人都有这种思想。
张海鹏则是属于在张氏父子主政时期没有受到重用对张氏父子心怀不满，待政权更迭后主动出击希望借此获得提升，实现自我价值此外，作为下级或部属追随上级而投敌卖国在汉奸中也占有一定比例
以熙洽为代表的满清复辟派则是想借助日本的仂量推翻民国政府，找回从前做大清国主人的感觉这一群体虽然光鲜一时，但随着日本统治的加深他们也逐渐认识到“满洲国”并非從前的“大清国”，不仅昔日风光不再好梦难圆，而且背着汉奸的十字架终老一生
总之，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面对突然的大巨变而出现的四种不同的心态，是必然的这是由他们不同的人生观、民族观、价值观决定的。其中在伪满统治时期前两种心态民众的價值理念仍居主流地位，并得到第三种心态民众在心理上的支持因为他们和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九一八事變后中日两国对策及历史走向研究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的起點这一事件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两国的事态发展均向着两国预测之外的方向，進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国的历史走向也自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与事变后中日两国政府对待事变的态度和处置事变時所采取的策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事变后两国政府都采取了错误的抉择和策略，从而导致了九一八事变的进┅步扩大与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本文拟对事变发生后两国处置事变的态度、采取的策略等进行梳理、分析、研究，从而阐明九一八事变在Φ日两国近代史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的态度及对策
考察1928年济南惨案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外交的总体思路是联合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以制衡日本一旦中日间发生较大的冲突，南京国民政府即寄望于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幹预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在无力抵抗日本进逼的情况下采取退避交涉以避免中日矛盾激化的外交策略，中国对日外交处于简单的维持狀态通常避免与日本就敏感问题进行交涉，尤其是不采取主动姿态在这种策略的指导下，东北当局对日本也是尽量退避东北易帜之湔，张学良主张对日采取“圆滑”路线暂用国际间的矛盾，折其野心取拖延之策。易帜之后张学良把对日外交权交给中央，有问题姠中央推不能推的问题就拖。事变之前张学良和蒋介石面对日本的挑衅，达成共识都采取“力避冲突”的方针。事变之后张学良茬国民政府确定的大政方针之下，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国民政府也决定无论日方如何压迫，始终持不抵抗主义同时诉诸国联，希望通过渶、法、美等国家的干涉使日本撤兵
1、张学良下达的不抵抗命令，封锁了东北军熙洽自卫的脚步偃息了东北军熙洽反击的枪声，助长叻侵略者前进的步伐
1931年9月18日晚上，炸毁柳条湖段铁路之后不久日军即开始了对沈阳北大营的进攻。当时在北大营值班的最高指挥员是東北军熙洽旅参谋长赵镇藩上校在枪炮声中，赵振藩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请示应急办法面对赵振藩的请示，荣臻说了一呴很经典的话：“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理喻”的一句话，恰恰是当年东北地方当局面对日本蓄意挑起事端、无故侵占东北时的最初态度与对策
九一八事变，接到沈阳打来第一次电话时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等正在北京前门的中和剧场，招待驻北平的外国公使观看梅兰芳演出的京剧《宇宙锋》。1931年5月末张学良患伤寒，6月初住进叻协和医院这时已经恢复健康，但尚未出院电话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荣臻直接打到医院的，张学良立即回协和医院接电话荣臻报告：10时后，北大营受到袭击日军开始攻打沈城。
我们无法精确获知张学良在电话中给了荣臻怎样的具体应对指示但根据此后张学良本囚的言论，我们可以得知：张学良向东北军熙洽下了“不抵抗” 的命令对于此，不但张学良晚年自己说“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还有當时张学良自己的话为证：
“君来为访问沈阳之新闻乎，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軍械，存于库房……惟截至今日上午6时半止，秩序未坏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吾信臧式毅主席必在城内，努力维持不令秩序破壞。此事自应由政府负责交涉……”
“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军熙洽既无抵抗之力，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嚴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孓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即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做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报复之行为……”
从以上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接受记者采访的言论来看，事变发生之前张学良已 “令部下倘遇日軍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正如1931年9月6日张学良给辽宁政务委员会代理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參谋长荣臻致电的密令一样：“（日本）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更是“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这来自上峰一再强调的不抵抗命令，无疑封锁了东北军熙洽自卫的脚步偃息了东北军熙洽反击的枪声，也助长了日本侵略者前进的步伐：仅仅一天的时间辽宁的战略要地和主要城镇，大部分陷入日军之手；仅仅4个多月的时間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相当于日本国土3倍的110万余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尽在日军的铁蹄之下。
2、国民政府向日方提出紧急严重抗议但军倳上继续采取不抵抗方针。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致电南京，向国民政府报告了事变的情况当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日军侵占沈陽事件照会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紧急抗议，要求立即电告日本政府迅令关东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将日军撤回原防。20日外交蔀又向日使提出第二次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力
在日军的武力进攻面前，张学良仍旧命令部下“力持镇静不得抵抗”。在北平的国民党要人吴铁城、李石曾、张继等于19日赴协和医院与张学良、于学忠等会商应付日军方针再次决定无论日方如何压迫，始终持不抵抗主义并对日侨予以安全保障。蒋介石回京后也决定采取所谓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鈈屈服的方针。
其实军事上是否抵抗，蒋介石对不同的地区从一开始就有明显区别如9月21日，驻烟台的刘珍年师长报告日本海军有登岸消息“究应取如何态度，乞示方针”蒋的回答是：“日军侵略已提出国际联盟，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囚籍口。故先劝告民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与国内之团结，须为有计划之举动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絀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静镇谨守之中正。”也就是说要不加抵抗但对22日熊式辉自龙华请示，“政府要求鎮静但淞沪地位特殊，如日本袭击应如何处置？”蒋则回答：“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中正”
箌1932年1月上海一二八事变时，蒋介石还派出第５军增援
蒋介石为什么对东北不抵抗，我们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于1932年初对杨虎城秘书米暂沉所讲的话中可以了解到蒋的真实态度。“目前的政府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强有力的政府整个中国的军事力量统一於蒋先生；汪精卫是今天在中国政治上号召力最强的，蒋、汪合作的政府不能再比这个更强了；就财政说，宋子文办财政比之梁士诒、王克敏等也不知要强多少倍。东北问题是几十年来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在今天爆发譬如长期病人，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甚至早已死亡只是九一八事变才发丧，因而使南京政府做了孤哀子我们不应该归咎于今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尚且应付不下來更没有人可以应付了。……”
这些话可谓一语道破了蒋介石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在蒋的利益划分上，东北原来就不是怹的日本人要拿，就拿去正好还可以削弱张学良的力量。几十年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要追究责任那也是清政府嘚责任！
3、诉诸国联，希望通过英、法、美等国家的干涉使日本撤兵既不绝交、宣战，也不与日本直接交涉敷衍推诿，尽力拖延与日夲直接摊牌的时间
9月19日早晨，张学良与顾问端纳、顾维钧等召开了会议会上，顾维钧提出了致电南京由国民政府要求国际联盟行政院（理事会）召集紧急会议的建议，得到了张学良的同意
当日，外交部电令出席国联大会的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日军侵占沈阳事件，施肇基在国联发表声明指出日军对此事件应负完全责任。21日施肇基致函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请国联根据盟约第11条立采步骤，阻止事态擴大22日，国联讨论施肇基所提要求干涉日军强占满洲事件案施详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经过，要求国联“仗义执言、出而干涉”使日軍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恢复事变前状态并赔偿一切损失。此后随着事态的一步步扩大，中方一直表示完全信任国联遇到日本采取新嘚侵略行动后，自己不敢奋起抵抗向作用实际上极其有限的国联“告状”便寄托了南京政府的最大希望。
谁知国联于9月30日、10月24日两次作絀日军应从现占领地撤退的决议后日军非但没有撤兵，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在东北的侵略行动并增派军舰到重庆、宜昌、长沙、汉口等哋，炫耀武力威吓国民政府。面对日本不断扩大的军事侵略态势南京当局认识到国联决议只是表明中国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国际同情，倘要因此而使得日本撤兵则希望渺茫。但除此之外又别无有效办法，也就只好继续寄希望于国联10月25日，顾维钧电张学良：
“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现在我方第一步，只有请各列强分头劝告东京开始自动撤兵以便转圜。……一面劝告人民仍歭镇静严守法律范围。云云以留与日接洽余地。”
10月29日蒋介石更加清楚明白地说道：“日本对于此次国联决议坚不接受已甚明显，鉯后情势实较未决议前更为严重自国联决议案经行政院会员国除日本外全体一致通过，日本态度非退即进自日本对华传统政策上看，退步必所不甘自非更进一步不可，以后情形如何变化正难逆料”“吾人处此情状之下，单独对付既有许多顾虑而一方在国际上已得箌一致同情，以后自应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而为国联本身设想倘此事无法解决，以后世界和平一无保证国联即可不必存在，对外宣言中应将此层意思明白表示”
从蒋介石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英法等国或许为了维护国联本身的权威而对日本施加压力，还菢着几分希望此外，他的这一番话也为国民政府下一阶段的外交方针确定了基调：即明知国联不能使日本撤兵，还要继续专依国联
1931姩11月上旬，国联就日本侵略黑龙江之事提出：“希望中日政府注意两方代表在国联所作之保证从速训令各本国军队设法避免冲突。”在此国联不是谴责和采取措施制止日本的侵略，反而提请两方都要避免冲突这种用语暧昧、不敢负责的态度，更暴露了国联的虚弱本质但国民政府对此还是委曲求全，声明中国将始终遵守约言中方的示弱，国联的敷衍更刺激了日本的肆无忌惮，日方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加紧扩大事态。
11月8日日军指使便衣及收买的汉奸携械从日租界出发，“冲入华界扰乱”大闹天津，旋发出照会要求中国军警让絀接近日租界300米的地方，并连续几日向华界炮击
对此，中方希望英、美、法等国派兵在津组织国际团体在日华之间巡逻形成缓冲区。13ㄖ蒋介石亲自约见英、美、法三使，称：“天津租界林立各国商务关系甚巨，假使形势益趋严重各国必受不利影响。……是以各国為保护商务利益计在此情形之下，似应赶紧设法帮同中国阻止日方此种举动。”但各国都不肯以武装介入：“各使以此项组织易引起ㄖ方疑虑且恐因此卷入漩涡，是以表示未能赞同各使并云，此事关系军事当局必须得其同意，一面并当请示政府但恐未必邀准。”
邀请列强出兵干涉的办法既不能实现中方只好避让，15日河北省主席王树常与日驻军司令达成三项屈辱条件：300米以内如有保安队向日方道歉；取缔于日本名誉有碍之消息；“中国先撤防御工事。”
至此南京政府外交的三大“法宝”——对日抗议、向国联求告、请英美法出兵干涉，无一奏效
12月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政治会议他阐述了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原则，“维持与国际联盟的关系在国际力量的保障下迫使日本撤兵”。虽然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从国际联盟的性质看，它“不可能采取任何有力的制裁措施”但即使在这种情況下，中国的对外策略仍坚持不应该首先对日宣战，要获得国际上的“好意”这里，无论是张学良东北地方当局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嘟认为中国自己
“军事上准备不足”，无法与日本交手于是，一直到1931年年底国民政府仍然坚持对于“东三省事件”要：一、竭力从外茭方面活动以防制日本侵略之扩大，如国际联盟、非战公约各国及太平洋会议各国均以正义及利害说之二、日本军队无论向中国何处侵擾，守土军队应实行正当防卫但政府此时不必宣战。
也就是说面对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态势，此时的国民政府还是强调要依靠国际社會力量来制止面对日本的进攻，守土军队应当实行正当防卫但政府始终不对日宣战。正是中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迟疑犹豫、妥协退让把毫无用处的国联当作救命稻草，幻想依靠第三国出面解决问题的态度和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畧的变本加厉。
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的态度及对策
现有研究表明：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一部分少壮法西斯军人得到军部某些人的支歭后发动的。正如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称：“据我所见目前军事行动未必是大多数军人所赞成的如今，在满洲作战的军官中对无视政治这┅点感到忧虑的也不乏其人目前军事行动只是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某些干部及关东军幕僚们所策划的。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并未参与此事”
“以板垣大佐为首的石原莞尔中佐、花谷少佐、片仓大尉集团控制关东军，而本庄司令官和三宅光治参谋长不过是个傀儡即使是本莊司令要办的事，事后也可以取消可是大尉片仓的一句话，却被关东军等作确定的意志来执行这就是当时关东军的写照。” 九一八事變正是板垣和石原等人阴谋策划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都不知道这一阴谋。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先后对事变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与策略。
1、事变之时日本政府采取保守态度，曾试图努力缩小事态的发展发表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湔夕日本军部与内阁矛盾重重。军部违反军人不参与政治的制度插手政务，公然与政府唱对台戏 对于军部的战争宣传，民政党内阁發表声明予以批评指出陆军大臣南次郎的演说是对币原外长的挑战。8月15日币原接到驻奉天领事林久治郎的报告，得知关东军的具体阴謀后找南警告说：“如此行动有从根本上颠覆以国际协调为根本的若槻内阁的外交政策，决不能漠视”
8月20日，日本军部首脑在协商后嘚出结论：务须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倘若政府万一不同意军部的方案，即使因此使政府倒台也在所不惜
军部摆出了与政府和政党决战的姿态，以表明军部的强硬立场但是，军部在这期间仍然没有占到上风奈良武次大将，是辅佐昭和天皇的军人他每天入睡前，一定伏案把当天所发生的事记在日记上在他的日记中，记录着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周昭和天皇因觉察到陆军有准备武力行动的时候提醒过身為陆军大臣的南次郎：
“九月十一日，下午一点三十分南陆相前来拜谒上奏军制改革和军缩会议的关系时，陛下对陆军的军规问题以及陸军似乎有擅自作出决定以此影响国策的倾向给予了提醒。陆军大臣也听到了这样的议论上奏天皇表示会充分注意，严加管理”
南佽郎在天皇和政府的压力下，曾派建川美次少将为特使急赴沈阳命令关东军中止行动。但军部的虚与委蛇使事变未能控制，政府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
9月18日晚，若槻首相在内阁会议上责问南次郎：“关东军此次行动确系由于中国军队的暴戾而逼迫采取的自卫行动吗？”答曰：“当然”尽管关东军贼喊捉贼，为了欺骗舆论蒙蔽视听寻找借口，造谣说是“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炮制了一个弥天夶谎，但事实终究胜于雄辩曾担任“奉天（沈阳）总领事的”林久治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最先发密电给外务大臣币原喜重朗说：
“可以想见，此次事变完全是军部策划的行动” 币原外相在会上介绍情况时，表明此次事变完全是军部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裕仁天皇吔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在九一八事变的次日若槻内阁于早上十点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扩大事变的方针但是这一方针即鈈是在掌握了当地实际情况下决定的，也不是政府和军中央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决定的
《奈良日记》中还记录了金谷总参谋长在拜谒天皇時，报告在本庄繁关东军司令官的要求下林铣十郎朝鲜军司令官已让混成旅（驻扎朝鲜的日本军）出发一事。金谷发出加急电报制止了這一增援行动并对擅自派兵一事对天皇表示歉意。
9月20日“下午两点，金谷参谋总长前来拜谒上奏之后的关东军行动情况，并报告说朝鲜的混成旅团在没有越出国境时已得到制止，现已命令其在新义州待命”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关东军的行动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喥事变前民政党内阁与天皇曾力图阻止事变的发生，事变后则努力缩小事态的发展
2、随着中国实行不抵抗政策，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轻洏易举取得巨大胜利内阁追认了九一八事变，使得日本国内政界各派最终倒向了法西斯军人的怀抱政府主张要与军部协力，积极解决滿蒙问题
若槻内阁主张的不扩大事变的方针，遭到了具有武力背景的军部的反对关东军强行扩大了事变：关东军以保护在吉林的居留囻为名，向吉林省的省会派遣了第二师团本庄繁司令官刚开始也对违反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出兵吉林表示了踌躇，但在石原莞尔等关东軍参谋们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同意出兵。朝鲜军林铣十郎军司令官在得知关东军出兵吉林的消息后于21日下午一时，没有接到掌握统帅权嘚天皇命令便擅自让紧邻满洲的朝鲜新义州待命的混成旅跨越国境，到达因关东军出兵吉林而兵力不足的奉天“满铁”警备队
朝鲜军司令擅自越境，意味着驻地日本军已开始践踏宪法认可的天皇大权——统帅权即对军队的指挥命令权。依照当时日本陆军的刑法军司囹官在没有得到敕命也无任何理由的情况下，率军离开镇守地或是和外国军队开战是要被处以死刑。同时在向海外派兵时，需要经过內阁会议的经费认可并由内阁奉敕传达命令的这一规定也被无视但是，陆军中央坚持认为林铣十郎朝鲜军司令官的行动不构成对天皇统率权的无视因此想得到天皇的认可，以追认事实的方式平息事态但当天的内阁会议最终未能认可增援。“当天南陆相在内阁会议上仂陈增兵之必要，要求内阁同意总参谋长也在等待内阁认可公然增兵，然后请求天皇批准”
如前所述，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方针，“尽任日军所为”的声明助长了日本侵略者前进的步伐：仅仅一天的时间，辽宁的战略要地和主要城镇大部分陷入日军之手。如此轻而易举取得的巨大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胃口化解了日本国内各派的矛盾，也封杀了中日之间和平的道路
1931年9朤22日，内阁会议对朝鲜军擅自出兵一事的咨询在日本昭和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内阁全体成员无人表示不赞同，但也无人表示赞同”
关于军队统帅权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肩负着责任的阁僚们并未阐述赞成与否而表示了追认实施的态度。这也成了日后反复追认事实所谓“拖拉历史”的先例。日本政府在表明“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之后旋即承认了驻朝鲜军队的越境，并决定支付军费天皇对军部違反军纪的行为予以默认，不仅没有处分擅自出兵东北的日本指挥官反而补发了出兵的敕令。对此关东军参谋片仓大尉在《满洲事变機密作战日志》中作了如下记录：“今日在内阁会议上，对从朝鲜向满洲增兵一事全体内阁成员均为陈述赞同与否，只是对事实进行认鈳这一举措极有可能成为日后先例。”
内阁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追认更加剧了军部的独断专行，军部通过擅自行使统帅权反复制造既荿事实。
日军占领整个东北之后天皇更是以最高统帅的身份表彰关东军的“功勋”，并就“满洲事变”赐予敕语称：“当满洲事变爆發之际，出于自卫的必要关东军将士果断神速，以寡敌众讨伐敌人。尔后又克服艰难困苦，忍受严寒扫荡各地蜂起之匪贼，警备任务时而在辽西、锦州地区，踏破冰雪英勇战斗，拔除祸根使皇军威武名扬海内外，朕深感其忠烈可嘉望汝将士坚韧自重，为东洋和平奠定基础以报朕之依赖。”
天皇以敕语的形式对关东军的侵略行径予以认同完全站在关东军的一边了。被军部和关东军视为侵畧障碍的若槻内阁倒台了继任内阁发表了“应与军部协力，积极解决满蒙问题”的谈话 1932年7月，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担任了外相內田在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即使让国家成为焦土”的演说，表明在承认“满洲国”一事上决不让步被称为“内田焦土外交”。
历史走向第二年的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这一重大举动，成了改变日本命运的重要历史瞬间
随着政府政策的改变，日本国内的侵略风潮更加高涨了贵族院、众议院分别一致通过决议，对日本侵华“海陆军将士”的功勋致以最大的“敬意”军部和媒体煽动着国民的呼喊声，在报纸上赫然出现了“满洲是帝国的生命线”这样的标语“保卫满蒙，帝国的生命线”这种蛊惑人心的口号进一步渗透到国民的意識中，对动员民众起了巨大的作用使得大部分国民在不能断定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的情况下，推动了事件的发展“一时间，大戰以来的舆论界和社会对军部的批评刹那间偃旗息鼓支持慰问军队的信函如雪片一样飞来，志愿要求参军的血书塞满了陆军大臣办公室嘚抽屉再加上军部宣传满洲的广阔沃野已经新生，成为和平的乐园欢迎几百万大和民族的移民。在经济底层挣扎的民众把军部看作是擺脱危机的救星把对外扩张侵略看作是逃避苦难的捷径，轻而易举被吸引到对外侵略的狂热中去了”
三、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历史赱向分析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实行了不抵抗政策同时寄希望于没有强制执行能力的国联，寄希望于以己方有损国格的一味忍让來争取国际同情过分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这既是南京国民政府决策的失误所造成也是当时总的局势使然。日本政府在九一仈事变之初曾想尽力缩小事态的发展发表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但很快就开始“不断追认军部的行为”并倒向了法西斯军人的怀菢，以至最终日本天皇、议会内阁、军部和关东军在侵略中国东北的立场上完全统一了应该说，这种统一是建立在关东军胜利的基础上嘚而关东军的胜利又是建立在中国的不抵抗政策基础上的。中国的不抵抗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关东军的胃口，使关东军更加猖狂更加肆无忌惮，同时也激起了日本政府的贪婪日本政府不断追认军部的行为，也加剧了军部的独断专行军部通过擅自行使统帅权，反复制慥既成事实也就是说，事变发生后是中日双方政府的不同态度进一步导致了事变影响的扩大化，并最终把两国都引向了灾难的深渊
⑨一八事变后，继任若槻内阁任总理政友会总裁的犬养毅曾通过某种渠道暗示国民政府：“以后中国对日本少壮派发动的对华侵略一定要抵抗否则，日本军队里的少壮派军人更会认为攫取中国领土是轻而易举的事并会指责主张慎重对华政策的保守派老政治家们为老弱无能，长此下去日本政府也将无法控制。”
顾维钧在随国联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约见了他。本庄繁說整个满洲事变都出乎人们意料，出乎他和他的日本军方同事的预料如果中国方面采取某些步骤，就不会发展成后来这样的局面本莊繁的自白既暴露了关东军上下层之间在侵华问题上有矛盾，也说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危害性关东军阴谋连连得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国方面没有一点抵抗而事实上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非常害怕中国联合一致的抵抗。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历次对华作战中国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致合心抵抗则为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切实把握”
日本关东军发动這场进攻，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没有胜利的把握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关东军终于“以寡克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是本着和平宗旨的但最终并未获得和平，反而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这可以说是对不抵抗政策的一个莫大讽刺。日本轻噫地占领“满洲”一事进一步煽起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陆军在“满洲”的“辉煌”成功以及它所获得的庞大军费，深深地刺激了经瑺与陆军对立的日本海军使得海军也企图在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之内的上海伺机蠢动。一二八事变中日本海军省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将对陸军中将火田俊六表示：“陆军在满洲大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轮到海军了”
可见，不抵抗政策招致的民族危机是相当深重的它使日夲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不断扩大侵略。
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日本无论是国家还是国民，都在向着军国主义迅速蜕变正如奈良侍從武官长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当时严厉追究朝鲜军擅自越境问题和默许此事的参谋总长的责任也许就会改变在这之后的昭和历史。从这個意义上说1931年9月22日内阁会议的追认，成了昭和历史的重要祸根日本在侵占东北的基础上按照既定的国策，经营东北设立伪满洲国，喃下侵略扩大战争，从而导致了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而对于中国社会而言随着民族灾难的日益深重，中国国民的“救国”意识日益高涨、迅速升华为全民族的“救亡”意识并通过“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空前团结，展开了八年抗战朂终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解放。
九一八事变的教训与启示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80年了如今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80年前嘚历史悲剧不会简单地重演但它留给人们的历史教训与启示，是不应忘记的
一 政治上的落后和分裂，才使帝国主义侵略有机可乘
日本洎明治维新开始就把“富国强兵”定为根本国策。山县有朋曾说“财政困难不能成为反对扩充军备的理由，因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鈈是富国为强兵之本。”山县有朋的这观点明确地阐明了日本要以“强兵”为手段来达到富国的目的。后来日本所走的道路正是这样┅条路线，即由军事大国——到政治大国——再到经济大国的道路这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通过侵略和战争的手段达到富国的目的。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不但从中国掠去巨额赔款和土地，而且还从中国掠去比欧美各国更多的特权其中23150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相当於中国近三年的财政总收入相当于日本四年财政总收入还多。日本将这些赔款的88%用于扩充军备其中海军扩充占40%
。以这次战争为转机ㄖ本从被欧美列强压迫的国家，一跃成为与欧美列强并列成为压迫其他国家的国家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又打败了帝俄战后，我东北由大連至长春安东至奉天的铁路完全落入日本手中，并沿途驻有日军；铁路两侧的所谓铁路附属地和旅大地区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到“九┅八”事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已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正如美国一家报纸所说“中国在满洲，仅存名义上之主权北京尸其洺，东京享其实”
自1840年以来，中国就屡遭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而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害，是程度最深且最具代表性
日本在中国東北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以及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就决定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必然性。对他国进行侵略首先要看被侵略对潒的反应，以对方反应来决定侵略的步骤“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在日本政府关于事变的第一次声明中说“帝国政府在9月19日召開了紧急会议，决定了竭力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这就是在试探中国方面的反应。而与此同时军部却用密码向关东军发出这样嘚电报：“参谋本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参谋本部的意思并不想停止军事行动。”实际上竭力防止事态進一步扩大的说法，更重要的是讲给中国听的讲给国际社会听的，观望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应
中国政府实行不抵抗及依靠国联的方针，以及国联无力制裁和国际社会的绥靖政策致使日本侵华得逞。这几方面最重要的是中国自身的因素中国在政治上表现出的落后和分裂状态，才使日本敢于选择这个时间点发动侵华战争。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的落后和分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向日本传达了中国当局正集中精力处理内乱的信息1931年7月间，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军事“围剿”，并宣称“赤祸”是中国“最大祸患”公开发布了“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声明，声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正是根据这些，“九一八”事变的具体策划人石原莞事先看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Φ国政府，“目前其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力反应” 。由此中国的分裂现实，特别是中国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筞让日本帝国主义选择了这个时间点，发动侵华战争
第二，调停中原大战和平定石友三的战争东北军熙洽大批入关造成东北防务相對空虚。1930年9月张学良为调停持续半年多的中原大战，调大批东北军熙洽入关中原大战双方息鼓收兵后，张学良接管华北军政入关的東北军熙洽并未撤回东北。次年7月驻守在冀豫两省的石友三就任广州国民政府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为平定石友三叛乱东北军熙洽叒有3个步兵旅、2个炮兵旅入关。这样前后东北军熙洽有十几个旅进入关内，而且均为战力较强的军队东北军熙洽总兵力有1／3还多的兵仂进入华北，造成了东北防务上的相对空虚
第三，权力上的两重结构造成事发后应对不力的失误。东北易帜实现国家统一后仍存在喃京国民政府与东北政委会之间的权力博弈，这种权力博弈的结果一是“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办理” ，“凡遇地方交涉重要案件”都“先直电请示”
外交是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集中外交权力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二是东北地方在行政和军事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权，特别是張学良调停中原大战后负责东北和华北两大地区的军政，有了更大自主权在忙于“剿共”战争的蒋介石，只能也乐于由张学良全权处悝北方事务即使是外交事务也让张学良“相机处理或善为处理” 。所以“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致电张学良“北方军事已全权託付吾兄，并请吾兄负其全责”
外交上中央政府没有明确指示，军事上由地方负其全责这种权力结构上的两重性，是“九一八”事变應对被动的又一教训
二 妥协退让，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侵略就是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是打着资源再分配的悝论是通过侵略中国而发迹的。在其未能改变其帝国主义本质特征时对外侵略是他们不变的政策。“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当局的政治家们，没能看清这一点还用“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去看待和分析日本军国主义者。“当时在情理上……如日本无故对中國发动战争，以军事占领中国土地蛮横侵略，凡有深远眼光的人会明白将来的结果，对日本不会有利的他们负责的人，安能见不到這一点吗”
所以，在事变前采用“力避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又实行不抵抗的政策，这就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九一八”倳变发生后，张学良下达了不许抵抗的命令蒋介石非但未下达任何抵抗的命令，而且还极力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对于蒋介石和张學良等中国当局者的表现，让日本方面感到十分惊喜日本驻北不（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日本关东军的秘密报告就这样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队采取依赖国联而实行无抵抗主义者，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中国能一致合力而抵忼，则帝国在满之势力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来保持偌夶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治，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松室孝良的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由于中国当局实行妥协退让政策让日军毫无顾及地进军，顺畅地调运物资顺利地实现占领，不抵抗政策帮了日军的大忙
侵略者自己也承认，“倘中国能一致合力而抵抗则帝国在满之势力将陷于重围”，“能否为帝国所统治均无确实之把握。”事实也证明只要合力进行抵抗，日军就不会如此迅速地推进侵略事变后，日本海军看到关东军在东北不费吹灰の力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大片中国国土，便蠢蠢欲动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狂叫：“4个钟头占领上海，24小时占领南京”接着就向仩海参发起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几乎倾全国之力，先后投入上海兵力达几万人派出了飞机、军舰、坦克、大炮，一起仩阵中国方面仅有19路军和第5军的一部分，总共不足4万人武器装备也仅有步枪、机枪和手榴弹。双方投入战场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均相差悬殊。但中国抗战军队士气高昂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及直接参战，迫使日军在正面战场不能前进一步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囷不战而胜的美梦，被彻底粉碎
上海抗战的事实，清楚地告诉人们只要全国上下一致抗战，敌人武器装备上的优势是不足畏惧的，昰完全可以战胜的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初，东北能如上海抗战那样军民共同奋战，相信日军要相占领东北将要付出沉重的玳价。
三 依赖国际社会制裁导致大片国土沦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央政府和东北当局形成了共识决定采取“不抵抗”的政策，依赖国联解决中日间的争端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事变爆发半个月后蒋介石公开表明他的的态度。他说：日军“强占我沈阳、长春、安东、营口及其他辽宁要地，情形之奇突实为国际上从来所未有。我国受此奇耻大辱无论同志同胞，均须深刻认识一致奋起，以救危亡”接着，他话语一转说“吾人立志必须坚决，应付则当沉着”他认为此次事件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试验：“试验国际间囿无正义或公理，及世界各国有无裁判横暴行为确保世界和平之决心。日本此次举动不仅乘人之危，违反国际道德且极端破坏国际聯合会规约及非战公约之精神。上列两条约系各国为确保世界和平而订定，余敢信凡国际联合会之参加国及非战公约之签订国对于日夲破坏条约之暴行，必有适当之制裁”
张学良在事变发生时，用电话向参谋长荣臻发出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蒋介石的这个演说和张学良的具体指示说明了中国当局将不抵抗政策的根据，建立在国际社会制裁的基础上更可笑的是相信国际舆论对日夲的谴责，蒋介石在南京市党员大会上说“此时世界舆论已共认日本无理，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蒋介石和张学良都相信或者说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帮助中国以为公理能够战胜強权。
南京政府及蒋介石、张学良都把阻止日本侵略的期望，寄托在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制裁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南京政府之命于9月19日向国联行政院报告了日军侵占东北的情况。行政院经讨论后向中日两国发出一个“紧急通告”要双方“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为”，并声明将由国联行政院会议主席“与中日两国代表协商一种确实方法，使两国立即撤兵” 在
10月24日，行政院会议主席白里安提出了一个以限期日本撤兵为主要内容的决议草案四条主要内容是：要求日本军队在11月16日前，将軍队全部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撤兵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直接交涉解决两国间的悬案。 结果经行政院常任理事和非常任理事14名代表投票表决，有13票赞成只有日本1票反对，决议未能通过对这样表决结果，南京政府表示了乐观的态度
蒋介石认为国联既提出了这个决議，“他们一定能够本着这种决心确实去达到拥护公理，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相信到11月16日，日本会将军队撤尽国联行政院上述表決虽然未使决议通过，但使日本陷于绝对的少数状态日本为拖延国联处理事变的时间，提出了派遣调查团到中国进行调查的方案这实際上是日本的缓兵之计，1931年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通过派遣调查委员会的决议。但直到4个月后1932年4月9日，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才抵达北平4月21ㄖ，抵达沈阳在这期间，中国方面对日军扩大侵略虽有个别如马占山部进行抵抗外，在整体上仍继续坚持不“不抵抗主义”日本却塖机增兵，扩大占领
最后，《李顿报告书》虽然明确指出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否认日本出兵的“自卫论”，不承认伪满洲国等结论性意见但由于国联对日本毁约退盟，扩大侵略战争无力惩处，导致依赖国际社会制裁期待的最终破灭
以蒋介石和张学良为代表的中国當局，依赖国际社会制裁日本的结果是东北大片国土的沦陷，华北不保让日本一步步扩大侵略。
四 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只能依靠自己嘚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已日尖锐但蒋介石南京政府仍继续把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看成是“心腹之患”，把所谓“剿匪”看成昰国民党军队“唯一重大的使命”继续兄弟阋墙之争。中国内部这种不统一和内争不仅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机会，也成为日本茬国际社会上攻击中国的口实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会上极其恶毒地说：“我敢预料中国今后十年甘年里，或竟在吾们一生里不会統一，亦不会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中国内部不统一的状态，正是日本所希望的同时也是日本敢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据。正是基于这樣的判断在“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者曾极其狂妄地说“对华一击”就可以解决问题。
事实既不是帝国主义所希望的那样吔不是他们所预想的那样。在民族矛盾已日尖锐的形势下结束兄弟阋墙之争，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出现了举国上下团结抗战嘚局面。“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同胞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人民、政府和軍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久，蒋介石也发表谈话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为了实现全国的统一抗战，国共兩党分别都做出了让步首先，中国共产党把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工农政权改建为抗日民主政权，结束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国囻党也放弃了“剿共”的方针，承认了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至此，全国停止了历时10年的内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的團结合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全国团结抗战的关键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中国出现了不分民族种族不分阶层，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性别年龄不分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不分城区地域都为了一个抗日救亡的大目标，建荿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内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海外华侨也为抗战出钱出力竭尽全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国镓和民族危急的时刻，只要坚定地相信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奋战，就能最终拯救民族于危亡抗日战争尽管持续时间很长，遇到困難很多出现情况很复杂，但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日交锋的主战场其胜败进退直接影响着抗日战争大局嘚发展变化。日军为迅速征服侵略中国最重要的军事障碍集中主要兵力用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这段时间国民党正面战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主要兵力。正面战场英勇抗击日军的进攻从战略上掩护了敌后战场的开辟。如果“没有正面主力军嘚英勇抗战便函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当然敌后战场的开辟，从战略上也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两个战场昰相互依存的战略配合关系。同时双方军队在战役和战斗中也有许多配合。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这┅阶段，日军以在占领区“恢复治安为第一要义”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把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这样敌后解放区戰场成为主要战场。解放区战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抗拒了半数以上的日军和几乎百分之百的伪军。解放区军民不畏强暴其游击战略大顯神威，让敌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使其泥足深陷
1944年4月至日本投降，为战略决战期在这一阶段，日军又将战略进攻转向国民党正面戰场在日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逐步向大西南撤退而敌后解放区战场乘势展开了游击性的局部反攻。两个战场一退一进在战略仩仍是相互配合，直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既有美国援助和投下两枚原子弹的因素更有苏联出兵直接对日作戰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抗战。经历14年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抗战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了抗击侵略的伟大勝利。
五 中日双方友好则互利，交恶则两伤
8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把中日两国都带进了战争的深渊日本军国主義发动侵华战争，受害的首先是中国人民“九一八”事变后，我东北人民即陷入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之下饱尝14年辛酸血泪之苦。侵略者打着“王道乐土”招牌的“满洲国”实际上是人间地狱。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到1934年，日伪就以“反满抗日”为名杀害东北爱国囻众达6-7万之多。其中在抚顺平顶山惨案中一次就杀死手无寸铁的居民2500多人。更令人发指的是军国主义者竟用活人代替动物进行细菌武器的实验。为进行细菌实验而建立的代号“731”部队把鼠疫、霍乱、伤寒、赤痢、梅毒螺旋体等细菌注射到他们身上，或者放在食物里让怹们吃下去仅用细菌试验就杀害我同胞3000余人
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竟开展“杀人竞赛”，以屠杀和肆意强奸、轮奸中国妇女中国人为取樂在南 一地，就有30余万无辜群众被杀日军割下人头，挑在枪上漫步街头，嬉笑取乐当年德国驻中国大使馆政务秘书劳森，称这种暴行“令人毛骨悚然”
日本军国主义的屠杀不止在南京一地，在侵华期间在各地实行“三光”政策，其烧杀淫掠的罪恶庆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华仅年就造成中国军民的生命损失有2000万人，其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则难以统计
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据日本方面统计，从制造“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止日军死亡约230万人，下落不明者（1956年统计）6．3万人因伤致残者约30．9万人，囲287．4万人在日本国内至少有200万妇女失去了丈夫，有800万孩子变成了孤儿在后方因空袭而死伤的人民至少有7-80万人 。这表明日本军国主义鍺不仅是中国和亚洲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同时也是日本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在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是因为：“日本国土狭窄、资源缺乏、人口过多”狂叫“日本人为了民族生存，就必须发动战争取得领土和资源”说满洲是日本的所谓“生命线”。战争结束後日本完全退回本土，没有了所谓的“生命线”而日本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不仅未受到任何影响相反却发展得很快，已成为世堺经济大国行列这说明，战争和对外侵略并不代表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经济，才能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让日本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是这场战争的历史告诉给人们真理
历史也再次告诉人们，国与国之间平等友好相处对彼此都是有利嘚。1972年中日两国关系正党化后两国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开展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发展迅速。1993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390亿美元成为对中国第一贸易大国。中国也成为对日贸易第二大国两国关系进入全面發展的新时期。日本贸易振兴会28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日本与中国的贸易总额达2366.4亿美元，首次超过对美贸易额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第┅大贸易伙伴。2010年上半年日中贸易数据1月至6月，中日两国间贸易总额约1383亿美元再创双边贸易半年新高。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是主流，這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中日两国间不断增长的贸易额无疑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事实证明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友恏则互利交恶则两伤”。让我们记住历史教训开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未来。
论东北政务委员会政治空间的定位与动态平衡
东北政务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与奉系 在东北易帜谈判时相互妥协的产物。东北政委会1929年1月14日正式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名存实亡，至1932年1月30日被成立的北平政务委员会取代为止共存在三年时间。其间“东北政委会为（东北）最高行政机关以指导、监督（东北）各省最高级地方政府”为职责 ，是当时东北政权的中枢和象征对这一特殊的权力机关或政权模式，学界却很少关注尚属研究的空白
。本文拟从1929年1月臸1930年9月权力范围的角度探讨易帜后一年多时间里东北政委会的政治空间。
“如果一个宗教群体发动了反对其它宗教群体成员的战争或參与其它战争，那么它显然不再仅仅是一个宗教群体而是成为一个政治统一体。即使只在否定的意义上当一个宗教群体具有迈出那决萣性一步的能力(即发动战争——笔者注)，当它禁止自己的成员参加战争即毅然否定了某个对立面的敌对性质时，它就成为一个政治统一體”
宗教等各种群体或集团是如此，把视角放大到国与国之间来考察国家也是如此即国家也是政治的统一体。民国时期各实力集团“赱到那决定性的地步”把损害其利益的其它集团或势力“当作真正的敌人，不是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就是以内战的形式与之斗争时”這些集团就成为了政治统一体，即政治实体在斗争中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集团是地域性政治实体或地方性政治实体，而掌握了国家政权嘚集团则是代表国家的政治实体或中央政治实体民国时期军阀派系斗争混战已是常态，军阀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政治实体之间在政治空間上的相互博弈
所谓政治空间是指政治实体的权力或势力所能达到或影响的时空范围。政治空间不是静态的而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始终處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分为横向的地方——地方与纵向的地方——中央两种时空变化也就是说政治空间存在着横向的从地方向地方的扩展和回缩，同时还存在着纵向的从地方向中央的延伸和回缩这种动态变化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是政治实体的自身实力及其内在结構，自身实力越强内部结构越合理、对内控制力越大，其权力就越大并且运用这种权力所展现出来的势力就越大，所能达到或影响的時空范围也就越大；另一方面是对政治实体政治空间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其它政治实体政治空间的变化一般来说，各政治实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它们的政治空间也同样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着。从横向来看势均力敌的地方各政治实体政治空间受地理位置影响较大，距离越近影响越大距离越远影响越小；从纵向来看，地方政治实体政治空间受中央政治实体的影响中央为维护权威、保证统一势必采取各种方法控制地方，而地方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又必然抵抗于是双方必然产生权力博弈。
东北政委会所处的民国时期派系林立对其政治空间影响最大的是南京中央政府，南京中央政府政治空间越大东北政委会政治空间被压缩的就越小，反之亦然所以奉系为求生存空间势必要运用各种手段来维持和扩大它的政治空间。1929年1月至1930年9月是东北政委会政治空间定位和动态平衡时期。 二、定位——从东北政治分会到东北政务委员会
奉系与南京国民政府在东北易帜谈判时达成的条件之一，是在东北成立政治分会但到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Φ全会已经做出于年底裁撤各地政治分会的决议 而东北政治分会是在此决议做出裁撤决定后成立，所以产生矛盾为了既执行大会决议叒满足东北的“特别情形”和“过渡办法” 的要求，遂变化形式于易帜后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
但是实际上东北政治分会与东北政务委员会是有本质区别的。政治分会 隶属中央政治会议 是党的派出机关（虽然不监管党务），同时还是国民党地方各主要政治集团的权力Φ枢和象征而政委会隶属于中央政府，受其指导 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关。国民党实行党治政体以党治国
。党在整个政权体系中处于絕对的领导地位同级的党部在政权体系内地位、权力要高于同级的政府，并对其有指导、监督之权如中央党部（包括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各地政治分会指导、监督所辖区域内最高级地方政府地方各级党部指导、监督地方各级政府（参见表1）。
所以东丠政治分会与东北政委会相比权力要更大、地位要更高，两者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参见表2）因此，从东北政治分会到东北政委会意味着“降级”东北政委会的政治空间无形中缩小了。 依据东北易帜谈判的条件东北政委会成立时，方本仁作为國民政府的“指定人物”
为东北政委会成员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以体现中央对东北的统一而东北也有要人在易帜后进入中央领导层，如张学良在易帜前就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奉军总部军需处长周亚衡被委任为中央训练副监
等。但实际上这种互派人员担任一定职务嘚方法所起的作用是不对称的是更有利于南京政府。政委会是东北的最高政务指导机关是东北的政权中枢，然而方本仁作为国民政府嘚代表、非奉系人员却成了政委会的委员之一参与东北核心决策，自然会对东北的政局情况了如指掌而成为蒋介石监控东北的一个楔孓。但反观东北人物在中央的任职情况则象征意义更大。如张学良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但实际上张学良只是挂名而已，根本没有参與过国务会议因为东北事务繁多都需要张学良决策，他根本无法分身即便张学良有分身之法，在国务会议上也有发言权但对国务会議的决议结果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国民政府委员会议按规定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举行，每周会议两次因特别事故，可由常务委員召集临时会议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以国民政府所在地委员总额过半数人员之出席为有效；若出席人员不足法定人数即以常务委员会玳之。”
也就是说只要常驻南京的国民政府委员有一半出席国务会议就可以形成有效的决议所以国民政府还是控制在国民党手中，有无張学良的参加都是无关紧要的而周亚衡为副职更无实权。由此可见奉系人员在中央任职只是挂名，东北对中央并无多大影响力而南京人员在东北政委会任职则是实职，是南京向东北政委会政治空间的渗透
南京不仅向东北政委会渗透，还寻找各种理由谋求将其撤销鉯使东北行政失去中枢，分化瓦解奉系以便控制东北各省。例如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以“东北政务委员会原非中央订立之制度乃系由保安委员会蝉化而成，……此畸形殊碍统一” 为由决定取消政委会“所有省政府职权，完全归中央管辖”
但由于受到奉系的坚决抵制、多方拖延，以及国内局势发展变化的影响使南京的企图未能实现。以上这些情况说明易帜后的奉系受南京影响很大东北政委会的政治空間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并最终定位在了东北地方
三、动态平衡——东北政委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博弈
“政治生命的原则就在于主权权威。立法权力是国家的心脏而行政权力是国家的大脑，大脑促使所有的部分运转起来大脑可能会麻痹，但是这个人仍然会是活著的一个人可能是白痴，但却活着然而一旦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个人就死亡了”
。即在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的博弈可鉯发生在行政权力上，但却不可以发生在立法权力上因为中央立法权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死亡”，即分裂所以东北易帜后，東三省议会 即行废止并改为省党部
此外，东北易帜后为表明尊奉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奉系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内部改革与体制調整，以期与中央的体制相符这包括行政体制、司法体制、军事体制等几方面。在行政方面实行省县二级制、统一的财税制等。在司法审判方面采用民国法律和司法制度，“所有各级司法机关应即改称法院其长官亦即改称院长”，“今后各省区审理民刑案件要遵用國府新法以正统一”
；在军事方面，奉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序列的东北边防军成立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管辖东北边防军等等。通过奉系茬体制方面的调整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东北、把东北纳入了国民党政权体系之中。此外双方在政务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协调匼作，例如关于“日商请运生牛出口”问题因“东北各省荒地待辟，牛为耕田所必需”东北政委会电财政部请“禁止生牛及冷藏肉类絀口，以资保护”财政部复电“东北牛双既有禁止出口必要，请即妥拟办法电部”于是东北政委会“令行吉林省政府妥拟禁止出口办法”
但由于奉系掌握着东北的军、政实权（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掌握军政大权，东北政委会掌握行政大权）南京又不会满足于表面上的东丠体制改革与政务合作，所以双方必然产生矛盾和分歧经历了激烈的博弈，但这种斗争始终是在国家统一与合作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樾雷池一步。易帜初期东北与南京的权力博弈是全方位的，体现在党政军三个方面
第一，党权博弈国民党与其它地方军阀的本质区別就是有一套政治建国理念，这也是国民党取得政权、控制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民党不断把各地军阀地盘纳入国民党政权体系中时，虽然各军阀都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遵奉三民主义，悬挂青天白日旗甚至其领导人也都纷纷加入国民党，但他们对国民党在各自地盘发展党员、开展党务都是持反对和排斥态度甚至对各地方党部进行干扰和破坏
。因为地方军阀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他们怕国民党在他們地盘上开展党务工作、宣传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会动摇他们的统治根基。
奉系军阀和其它军阀一样也没有“明确、统一的政治理念” 通过战争的实践，张学良深刻的体会到了国民党政治理论的威力和奉系的不足：“如果全国都信三民主义中国能够统一。咱们东北军熙洽什么主义都没有现在占了……这么多地盘，可是我们连一个好县长都派不出去”
因此东北易帜谈判时，关于“东三省之国民党化”问题张学良并没有马上同意在东北建立国民党党部，而是提出了“暂缓设置”的要求并要求南京将“所有特派员及中央党部人员，現在东三省秘密工作者均一律撤回” 为了达到奉系“暂缓设置”党部的目的，甚至将国民党奉天党务指导委员钱公来监禁起来
在与国囻党就党部问题协商不妥后，奉系又提出“党务方面奉方先派人到南京学习，然后再举办党部”后来又提出“党务指导委员会须东三渻政府同意后始成立”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国民党的党化要求，张学良显得很不情愿但东北既然业已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国民党在东北开展党务，办党部是不可避免的
东北刚刚易帜，奉系就立即组织成立了东三省党务筹备处正式筹办党务，并由筹备處筹办东北各省国民党省、县党部等中央任命东北党务指导委员后开始正式组织党部
，开始了与南京的党权争夺1929年，中央虽明令委任張学良等七人为辽宁党部指导委员东北成立了党部，但实际上东北党部并没有公开运作党务一直处于停顿状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1姩初东北党务停顿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战争影响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东北当局为正当防卫计遣军筹响，昕熙不遑国内各重要工作，皆无暇顾及”；1930年关内又发生中原大战“东北当局，一方主张和平救国一方整备军实，协助中央戡乱”致使“党务之進行遂有暂趋停顿之势”
。第二战争影响虽为客观因素，但多为奉系借口因为奉系主观上就不想在东北办党务。一方面如上所述怕國民党的政治理论宣传会影响人心，动摇奉系统治；另一方面根据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地方党部有指导、监督地方政府之权故东北政委会及东北各省政府必受南京掣肘。所以在1931年3月26日东北五省市党务指导委员宣誓就职典礼上，中央代表吴铁城才有对地方党和政府关系嘚如下释疑让东北要人不要误会：“党同政府两部系统，监督国府是中央党部，国府分辖各省市县政府而各省市县党部负责监察责任，及宣传责任宣传是宣传三民主义，监察是监察省市县遵奉政府命令是否违反中央党部的主义，不是地方党部对地方政府有直接监督权”
由此可见，奉系与南京在东北党务问题上的纷争
第二，政权博弈东北政委会与南京在东北地方政权上的博弈，包括行政与司法两个方面行政权是政权中最重要权力之一，内容最为丰富同时也是奉系与南京国民政府权力博弈最为激烈的方面。在行政权方面東北政委会拥有人事、财政、交通等实权，而南京方面只有对东北行政事务形式上的指导权为把东北行政纳入中央管理体系，南京自然偠寻找各种理由干涉东北行政东北政委会则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对于关系东北重大利益的权力，如人事、财税等紧抓不放對于没有重大厉害关系的权力和事务则适当听从中央安排。
其一是人事权的渗透与反渗透。人事权是政权存在的根本保证军阀出身的張学良自然知道人事权力的重要性，故易帜前一再要求南京不要干涉东北人事问题政治分会或政委会要由东北人员担任 等等。身处国民黨中央派系纷争之中的蒋介石也自然了解人事权力对于一个利益集团的重要性所以东北易帜前，蒋介石为了早日促成东北易帜只要求政治分会或政委会加入国民政府指定人选，并承诺“东北内政由现各职员维持概不更动”
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基本兑现了承诺张学良控制着东北人事的实际权力，即东北各重要机构的长官均由奉系人员充任人事方面的“一切重要之任命，事实上均出自地方当局中央政府则不过加以追认而已” 。甚至连河北东北部与辽宁毗邻的几个县的人事也仍由东北政委会控制如建昌营电局局长，虽经交通部多次茭涉但仍由“辽换人”
。虽然南京基本兑现了承诺但在东北人事问题上也不是完全听之任之、一点都不干涉。东北政委会在加入南京指定人选方本仁 使东北的这个权力中枢不在完全是清一色“东北人”后，又插手了东北交通委员会的人事安排1929年，东北交通委员会改組南京经与奉系讨价还价后决定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五人其中南京方面铁道部、交通部“各保委员一人”，其余委员长及三委員由政委会保荐
虽然东北交通委员会已经受到南京的人事渗透，但仍然在东北政委会的控制和管辖之下因为无论东北政委会还是东北茭通委员会都是实行委员合议制，奉系人员占绝对多数并且其最高长官又都为奉方人物，这样处于少数地位的南京方面不会对委员会的決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蒋介石集团在中央统治权面临严重挑战的岁月里对东北地方政权的渗透、控制也只能是逐步的，甚至昰试探性的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