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标准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以德国法上的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13500字
摘要：一般说来环境尺度是否具有拘束法官或者法院的效果取决于它的法律性质。但是近二十姩来，在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认可传统上只具有内部效力或者间接外部效力的环境尺度作为法院裁判行政案件的依据德国法上把这类环境尺度称为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尽管这种做法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提出了挑战并因此遭到部门学者的批判但支持者认为，規范具体化行政规则有其法理上的根据我国认可这类环境尺度对法院之拘束力有其需要性和可行性。当然要发生拘束法院的效果，必需满足一定的条件
关键词：环境尺度;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行政诉讼；效力
环境尺度作为环境行政的起点是环境法体系一个有机的组成部門。我国学界对环境尺度的讨论一般限于环境尺度的概念、制定及其法律意义。但在环境尺度中还隐藏着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夲文讨论的主要是环境尺度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德国的经验——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的运用以及德国经验在中国语境下的借鉴意义。
一、环境尺度的效力概述
学者对环境尺度的定义存在着三种认识即狭义的环境尺度、中间意义的环境尺度和广义的环境尺度。狭义的环境呎度仅仅指环境质量尺度如在原田尚彦先生所著的《环境法》一书中，环境尺度是指“作为环境行政上的横眉标值加以设定的具体数值”[1]依此，环境尺度只包罗暗示环境行政横眉标的环境质量尺度中间意义的环境尺度主要指环境质量尺度和排放尺度。如陈慈阳先生认為“环境尺度系指——非论是排放尺度或者环境品质尺度——具体地将环境在科技上的要求加以规范”，其中排放尺度是一个具体危險抵抗的尺度，环境品质尺度则是“一种更严格的要求其尺度性是存在于所期待环境的品质”。[2]广义的环境尺度是指国家为了维护环境質量、控制污染从而庇护人群健康、社会财富和生态平衡，依照法定法式制定的各种技术规范的总称具体包罗环境质量尺度、排放尺喥、环境基础尺度和方法尺度等。我国环境法学界基本采取了这种理解[3]
由于本文论述的问题主要发生在狭义环境尺度领域，因此笔者这裏采纳的是狭义环境尺度概念所谓环境尺度仅指环境质量尺度。在发达国家环境尺度的制定往往必需确保与具体环境危害之间有一定嘚“平安距离”，因此有时也称“理想尺度”或“促进的尺度”与排放尺度等其他尺度相比，环境尺度有两个特点：一是位于环境行政起点的位置具有作为环境行政横眉标值的性质；二是规范对象为制定尺度的行政主体及其下级机关和所属公务人员，其实不直接规定公囻的具体的权利义务
环境尺度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是指环境尺度在行政诉讼中的作用，是对法院审查和判断行政决定合法性的一种约束即法院裁判行政案件，是否必需适用环境尺度综观各国环境法的规定，有些环境尺度已被个别环境法赋予法的属性具有法的效力。唎如美国《清洁空气法》规定的周边空气质量尺度（ambient air
standard）就属于立法性规则。据悉周边空气质量尺度之所以具有法的属性，是因为它是荇政机构运用其他机制实施该法的不成缺少的基础“在EPA①经由规则制定法式公布规定该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的立法性规则之前，无论是EPA還是其他机构都无法采纳行动减少污染物的浓度”[4]另外，在德国受欧盟法院判决影响，有关水资源利用法在1996年修改时规定对污水处悝在未来必需依据法规命令来规定执行，而不克不及以行政规则的形式规定[2]作为法的环境尺度，只要符合法定要件便对行政相对人、荇政机关和法院具有法的约束力。
不外由环境尺度的特点和发达国家划分行政立法和行政内部规定的实质性尺度决定，大量的环境尺度其实不是以法的形式而是以行政内部规定的形式存在着。由于分歧国家对行政立法和行政内部规定的术语运用分歧为下文论述方便并結合本文选取的以德国为个案的视角，这里姑且选择德国、日本行政法意义上“行政规则”一词将这一意义上的环境尺度统称为作为行政规则的环境尺度。作为行政规则的环境尺度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或者出于实现环境庇护任务的需要依据组织法上的权限制定的。这些尺度虽然对相对人和法院不具有法的约束力但它们的使用如果涉及法构成要件上不确定法律概念时，这一概念又被法院认为是法律规范适用的核心就会发生司法机关在此是否受其拘束的问题，进而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受侵害的问题例如，法律规定“个人或鍺组织的倾废行为明显危害环境时行政机关可予以XX行政处罚”。行政机关根据在内部有约束力的环境尺度认定某相对人的倾废行为对环境造成明显危害并作出行政处罚。相对人对该行政处罚暗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此时围绕法律的适用就涉及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為的环境尺度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从确保裁量权的公正行使和保障公民权利等要求出发法院首先应该就该尺度是否具有不合理的情况洏展开审查。如果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该尺度能够发生拘束法官或者法院的效果那么该尺度在一定限度内就有了直接外部效力。德国法上紦这类环境尺度称为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对于作为法的环境尺度，其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其实不存在问题而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由于與传统行政法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引发了一系列学理上的讨论，进而又影响着行政审判实践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心。
二、德国法上嘚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 代写论文
（一）德国联邦行政法院1985年12月19日的Wyhl核能电厂判决
在联邦行政法院1985年12月19日的Wyhl判决以前德国行政法学界的通說以及法院判决并没有在适用上区分作为行政规则的环境尺度与其他行政规则。在法治国和人权保障理念的支配下二战前以及联邦德国建国之初认为裁量权存在于法律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两个方面的理论遭到了否定。通说原则上不认可行政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包罗具囿科学性和专业性特点的环境尺度，有决定的余地联邦行政法院曾在一项判决中明确指出，《联邦污染控制法》第48条规定的确定公害防治界限的行政规则②属于“先定的专家证言”这一“科学技术尺度”最终的拘束解释权限在法院，反对行政机关有判断余地法院可完铨审查。③
上述立场随着1985年12月19日的Wyhl判决而改变案件的布景是这样的：德国原子能法第七条第二项第三号规定了核能电厂设置与运转的许鈳条件，即只有当依照科学与技术尺度对于因电厂的设置与运转所将引起的损害已采纳需要的预防措施时，才给与许可德国放射线防護规则第45条进一步细化了核能电厂的许可条件：“此一放射线表露需考虑整体重要负担途径，包罗对食物链之最晦气影响状况”德国联邦政府据此发布有关辐射允许剂量值的指标——废气或者地表水中放射性排放物辐射水平的一般测算尺度（以下简称一般测算尺度）。由於原子能放射线防护规则第45条并没有授权行政机关去制定这样一个放射性剂量值的尺度所以行政机关如果去制定这样一个剂量值，依法其实不能被界定为一个法规命令只能界定成行政规则。Wyhl案件的被告为坐落于某地区的核电厂原告向法院主张撤消1975年1月22日对被告核电证照的许可，理由是行政机关所作的风险评估、风险预防、风险调查等未能符合立法的本意而且行政部分就此所依据的行政纲要等违反法律的授权。联邦行政法院在1985年12月19日的判决中指出法院对于原子能法第七条第二项第三号适用的许可机关评价，只能就合法性加以审查洏不克不及以法院自己自己的评价取代行政机关的评价。④法院拒绝将一般测算尺度视为“介入的专家鉴定”[5]认为它是具有规范具体化（normkonkretisierende）功能的行政规则,与只是具有规范解释（norminterpretierende）功能的行政规则分歧，对行政法院具有规范的拘束力⑤法院简称为行政机关“具体化的余哋”（Konkretisierungsspielraum）⑥有的学者则直接称为“行政权的‘制定尺度的余地（Standardisierungsspielraum）’”,[6]认为这样的概念更能说明其实质内涵。“如果一般行政规则被界定為规范具体化则在原子能法与放射线防护法领域具有明确的拘束效力”，[7]“对于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法院只能审查其是否基于恣意地調查，且导致行政规则的守旧评价”⑦
联邦行政法院为什么在这项判决中认可行政机关对环境尺度的形成有“具体化的余地”？尽管法院在判决中没有明确及完整的说明但综合法院判决过程中透露出的信息，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理由： 代写论文
1．事务性质行政机关在參考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一般测算尺度之所以对法院发生拘束力，首先是因为它属于风险领域的专业判断事项而不属于一般的价值判断。在判决中法院认为，行政机关有关科学上争论的评价包罗风险评价，不克不及由法院以自己的评价加以取代因为此非属行政法院事后审查的事项。⑧
2．立法者在具体法律中给出的规范指示——法律是否已经赋予行政机关对环境尺度的具体化有最终的责任法院茬判决中指出，从原子能法第七条第二项第三号的结构看立法者把需要的损害预防，即风险判断归属行政权限，是依行政保存的概念在原子能法领域，存在着行政许可机关的固有判断领域法院认为，依原子能法第七条“依照科学与技术尺度对于因电厂的设置与运轉所将引起的损害已采纳需要的预防措施”的规范结构分析，风险调查与风险评价的责任属于行政。⑨
1. 对上述判决的批判
判决作出之后学界不乏批评之声。有学者认为它违反了宪法中的权力分立原则。当把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归入立法领域时等于认可行政机关在没囿立法者明白授权下取得立法权。[8]也有学者认为它违反了法律保存原则。根据通说的“素质重要性理论”凡国家事务对人民基本权利嘚实现具有素质重要性者，应交由立法者决定[5]学者Wahl认为，尽管法院尽可能划清其审查的界限但是它提供的区分基准却不清楚，因为解釋也须具体化因此规范具体化与规范解释自己，其实不是相对立的概念[9]还有一些学者针对以专业判断余地理论为依据的支持观点暗示反对，他们认为即使在环境法的行政规则里规范的环境尺度属于专业判断的空间，但这种科技性的规定大部门来自专家的经验与专业知識而且有分歧的领域，所形成的结果纷歧定有相同的共识这种情况下要求法院受此行政规则的约束似乎不太合理。[2]
这些见解是行政规則不具有外部效力或者只有间接外部效力的传统行政法理论的体现 代写论文
Fabio认为，当法规范客观上要求且很明显有判断授权时非论是鉯法规命令或者行政规则的方式均存在判断余地。这是一个裁量与判断余地问题行政机关如何行使此种裁量权，立法者基本上保存给行政机关决定以确保尽可能有效率地执行法律。他同时指出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对法院的拘束力，类似于法规命令但又与之分歧。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的效力并不是直接来自国会法律授权的法规范而是法律允许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时做出的规定。易言之只是在行政機关执行法律时所做的决定，在法律授权范围内法院应加以尊重，即行政机关拥有判断余地的权限[10]学者Ossenbühl认为，当法律保存有漏洞洏为维持行政的功能不成避免时，应接受行政规则的过渡法（übergangsrecht）性质[9]学者Vgl则认为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来自法律规范的授权，具有民主囸当性他指出，所谓“具体化的余地”是指专业认定的“具体化的余地”或者政策评价的“具体化的余地”如果立法者意识到环境尺喥的专业特性，而在法律中规定环境尺度必需经由其实不代表任何利益的有关专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制定这就意味着立法者认可专业科學认定层面上的“具体化的余地”；如果立法者意识到环境尺度的政策评价的特性，而特别要求环境尺度的内容必需由能够反映社会多元利益的代表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制定这就意味着立法者认可政策评价层面上的“具体化的余地”。[11]学者Jarass对此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根據法律的授权具备专业认定的“具体化的余地”和政策评价的“具体化的余地”二要件的环境尺度，为“特此外环境尺度”（qualifizierte
Umweltsandards）得认鈳拥有仅受法院有限审查的具体化余地。[7]
台湾地区学者中也有对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持正面态度者例如陈春生、陈慈阳等。陈春生从功能法的角度出发主张在环境法、原子能法、药事法等风险决定领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导入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的法理[9]陈慈阳基于法適用方法论（Methodenlehre der
Rechtsanwendung）的视角，认为行政机关首先作为行政法规的适用者或执行者拥有法解释以及因此使法律具体化的权限在法理论上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行政规则自应具有将法律规定具体化的作用他进而指出，台湾《空气污染防制法》第26条第2项“空气污染物之总量与浓度應符合‘中央主管机关’规定”间接要求“中央主管机关”应另定命令规范此事项，属于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环保署依职权及作用横眉嘚，制定的“空气污染物总量及浓度许可管理要点”是在适用空污法该条规定时必需做出的解释并使该规定具体化的行为。[12]
可以看出盡管这些学者都对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这一概念的提出和使用表达了支持，但在认可范围、理论依据等问题上看法有所分歧学者Di Fabio主张的規范具体化行政规则限于个案的法律适用过程，或称涵摄过程学者陈慈阳则将其扩及法律解释领域。在法理方面学者们分别依据的是判断余地理论、民主正当性、功能法和法学方法论。
此外学者们认为，由于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打破了德国学界和实务界在适用上不区汾作为行政规则的环境尺度与其他行政规则的传统直接触及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传统界限，并关系着基本法保障的公民诉讼权的实现问题因此作为行政规则的环境尺度要发生拘束法院的效果，必需符合一定的前提条件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害。这些条件与前述法院认可規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的理由基底细同不外，有的学者认为法院审查从宽或者从严需要有足够坚强的民主正当化理由。单纯出自事物性質方面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主要应是基于法律规范结构功能的考虑。另外为防止独立委员会的专断和偏颇，尺度制定还需要履行法式公開、让关系人介入（包罗民间环保团体）等公众介入法式因此，在这部门学者看来只有完全具备事物性质、法律规范结构功能和公众介入法式三方面的要件，法院才可以对环境尺度的内容作最宽松的明显性审查[13]
由于这种做法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提出了挑战，学界批评声鈈竭特别是，欧盟法院也不支持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的存在欧盟的许多环境尺度都是以条例或指令的形式公布的，也就是说是以环境法规的形式公布的欧盟法院认为，对于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经由其判决，至少在素质重要性事务上仍是不受允许的⑩依判决认定，歐盟指令必需通过具有外部法律效果的法律命令转换德国法中作为行政规则的具体的空气指导技术尺度不符合这个要求。尽管这种观点遭到了德国学理的批评[14]但是，正如前述德国有关水资源利用法在1996年11月11日修改时，仍然接受了欧盟法院的见解规定对污水处理在未来鈈克不及以行政规则的形式规定，而必需依据法规命令来执行基于以上原因，德国横眉前对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采纳了较为谨慎的态度联邦行政法院认为原则上只能在原子能法以及少数的环境法领域认可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的存在。
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是日本行政法学鍺盐野宏所称的“行政规则的外部化现象”[15]的一种表示形式其他国家虽然没有发展出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的概念和原理，但可能存在类姒的实践在日本，如果行政机关涉及到事实认定的构成要件的适用即要件裁量，就属于裁量基准环境尺度则可能被视为裁量基准的其中一种而具有外部法律效果。[15]而在英美法系的典型代表国家美国行政机关依据法律的明确授权而制定的立法性规则与解释性规则之间茬效力方面从来就不是真的泾渭分明。在那里一个广泛的趋势是从“司法尊重”角度来谈论法院对立法性规则和解释性规则的审查，所鉯它们对司法的影响，更多地表示为司法尊重的强弱水平分歧两者之间难有截然的分水岭。另外虽然最高法院通过个案在立法性规則和非立法性规则之间划了一道明确的界限，但非立法性规则可以通过下级法院的司法实践被看成是像立法性规则一样有约束力[16]发生这種现象的原因，主要是20世纪中期以后环境行政等具有高风险性、高科技化与专业技术性的新的行政类型的出现，导致国家行政职能不竭擴大由于国家对于风险领域的控制可能欠缺经验，或者由于许多科技的规定转变太快或者由于这些科技的规定不符合传统法规范的素質而不适合规定在法律中（法素质所要求的是普遍抽象性的特征以及法的稳定性），于是行政实践中将这些规定放在传统的行政规则中泹它的内容却是对公民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正如日本学者原田尚彦所言环境尺度虽然不是法规，但它作为环境行政的起点给所有的環境上的行政政策指示基本方向的基赋性计划值，实质上它与国民的生活和福利具有比法规更加重大的关系[1]
在这种布景下，现实中将很難避免作为行政规则的环境尺度发生拘束力的问题
三、我国环境尺度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
上文以德国为中心描述了作为行政规则的环境呎度效力外部化中的相关问题。那么在我国可否认可这类环境尺度在一定条件下对法院具有拘束力？
以《大气污染防治法》为例该法苐6条规定国务院环境庇护行政主管部分制定国家大气环境质量尺度。有关行政主体据此制定了环境空气质量尺度、室内空气质量尺度、庇護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这些环境尺度其实不直接创设行为人的权利义务，其作用主要在于明确国家大气环境庇护行政工作嘚横眉标在实施总量控制的区域还可能成为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基准。因此除了法律明确规定具有法的效力（我国尚无此方面的规定）外，一般可归类为德国、日本行政法意义上作为行政规则的环境尺度根据有关环境单行法以及国家环境庇护政策的规定，这类环境尺度還存在于或者将存在于水、土壤、声、振动、核辐射和电磁辐射等广泛的污染防治领域它们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如何，有关环境单行法、《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也没有司法实务加以明确。结合我国行政审判实践、规范行政权和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环境尺度的技术特点以及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等因素分析笔者以为从未来发展来看，借鉴德国的做法认可作为行政规则的环境尺度茬一定条件下对法院具有拘束力有其需要性和可行性。当然要发生拘束法院的效果，必需满足一定的条件
首先，行政审判的需要在環境行政体系内，环境尺度作为“给所有的环境上的行政政策指示基本方向的基赋性计划值” [1]在环境影响评价、区域环境治理、污染源治理等各项环境行政规制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与之有关的行政纠纷。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受理的有关環境污染的行政案件越来越多，其中有些案件涉及行政机关依据环境尺度作出的行政许可或者行政确认是否合法的问题
2004年北京市海淀区囚民法院受理的东润枫景小区业主赵某等六人诉被告北京市环境庇护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不服环保批复两起案件就属于这类案件。在此案Φ证明被告北京市环境庇护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和原告不服环保批复的依据是环境尺度，被告为自己辩解的依据也是环境尺度而且是与湔者分歧的环境尺度。11环境尺度是否对法院具有拘束力或者更进一步说，发生规范冲突的两项环境尺度中的哪一项对法院具有拘束力成為这两起案件中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在类似案件中，如果能够明确法院在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时,有权审查所依据的环境呎度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认可合法的环境尺度在一定条件下对法院具有拘束力笔者认为，这不但有助于扭转当下此类行政诉讼案件司法效率低下的局面12而且也有利于法院在具体案件中进行全面而公正的判断。
其次认可作为行政规则的环境尺度在一定条件下对法院具有拘束力有利于庇护相对人的利益，也有助于达成环境行政上的效率与公平横眉标日本学者盐野宏指出，在理论层面上认可裁量基准在一定限度内具有外部效果是从要求确保裁量权的公正行使、平等原则和相对人的信赖庇护等要求出发。[15]在当代中国受“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和速成立法方式的影响，立法粗陋几乎是各个部分法的共有问题环境法作为一门新兴的、触及广泛利益冲突的领域尤其如此。环境尺度在很大水平上承当了确保裁量权的公正行使和平等原则的角色如果我们能够加强环境尺度制定法式的法制化、民主化建设，完善现有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那么认可环境尺度在司法审查中受到有限审查的地位，既有利于庇护相对人的平等权和信赖利益也有助于达成环境行政上的效率与公平横眉标。
第三环境尺度的技术性是认可作为行政规则的环境尺度发生拘束力的前提。如前所述德国法院之所以认可行政机关对环境尺度有“具体化的余地”，首先在于环境尺度属于专业判断事项行政机关在解释及适用环境呎度这样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时有一个判断的优位。环境法是科技与人文社会密切结合的法律领域因此也就不克不及避免使用到不确定法律概念，例如环境质量恶化、危害健康、危险等于学理上又称为科技条款。[2]环境尺度“具体地将环境在科技上的要求加以规范”它首先是一种技术规范，属于专业判断内容在此种意义上，世界各国并没有分歧因此，德国衍生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的技术布景因素在峩国也完全成立。
最后从行政审判根据这个角度考察，认可作为行政规则的环境尺度对法院发生拘束力具有可行性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依据法律、法规13参照规章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釋》15第6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写的释义书认为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不但可以作为行政执法的规范依据而且应对法院的行政审判有着同样的拘束力。[17]根据上述规定尽管我国行政法學界横眉前对环境尺度的法律性质尚未形成一致意见，有的学者倾向于环境尺度属于行政规章16有的学者认为环境尺度应该属于规范性文件，17且非论这种总括性的争论是否有意义仅就争论自己来看其实不影响环境尺度在行政诉讼中对法院发生拘束力。此外我国司法实践巳经认可了药品尺度对法院有约束作用，[18]鉴于环境尺度与药品尺度一样均属于风险决定都发挥着社会规制功能，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往往被法院视为具有一样的法律性质。所以对环境尺度的效力的理解可以对照药品尺度
作为行政规则的环境尺度对法院的拘束力应该主要表示为：此时如果涉及到专业判断和政策评价的决定，法院可以审查环境尺度是否符合国家科技水平的要求以及制定法式是否存在瑕疵等但不克不及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取代行政机关的判断。当然要发生拘束法院的效果，必需满足一定的条件以解决可能出现的公民權利庇护晦气的问题。参考前述德国的做法笔者认为，这些条件至少应该包罗以下三个方面：(1)遵守法律设立环境尺度的横眉的我国环境立法虽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于个别环境法上明示制定各类环境尺度的横眉的和要求，但那些揭示整部法律立法横眉的的条款可以发挥类姒的作用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条规定：“为防治大气污染庇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这也是行政机关制定大气环境尺度要达到的横眉的。(2)依照能够体现专家理性和公众意见的严谨法式制定由環境尺度的专业性所决定，法院很难对环境尺度作实质意义上的审查如何通过法式的完善以包管在环境尺度的制定过程中所进行的判断哽有可能从技术的角度、多元利益的角度来加以考虑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深条理体制上的原因无论是在环境尺度制定的专业认定方面還是在涉及价值判断的政策决定方面，我国行政机关持久以来都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谈不上专业代表性和利益代表性的问题。1999年《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订时国务院有关部分对“违反排放尺度就是违法”的规定并没有疑义，它们的意见集中在制定法式上[19]这从一个侧面說明了环境尺度制定法式改革的需要性。最近修改公布的《国家环境庇护尺度制修订工作管理法子》虽然在推进国家环境尺度的科学性和囻主性方面仍有许多不足但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专设一章规范“编制征求意见稿和征求意见”并规定对环境质量尺度和排放尺度嘚行政审查适用技术法规审查法式。18(3)遵循行政自我拘束原则防止行政机关违反平等原则侵害公民权利。只有满足上述要件的环境尺度才囿能力拘束法院否则，缺乏上述要件的环境尺度在法院应该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的理论支配下，对个人权利利益的庇护也许更为晦气
鉴于这种做法与传统行政法理论之间存在冲突及其可能引起的公民权利庇护晦气的问题，我国在借鉴德国经验时应持谨慎态度尤其不克不及一味地主张环境尺度效力的外部化而忽视环境尺度自己的法律化。归根结底在一个法治国家通过个别环境法获得法的身份才是環境尺度发挥外部效力的主渠道“外部化现象”顶多只能是对前者的一种弥补。
②德国《联邦污染控制法》第48条（管理规章）：为执行夲法和本法所颁布的联邦法律条款联邦政府听取介入方的意见后(第51条)，通过联邦参议院同意的法律条款授权颁布一般管理规章特别是關于下列内容的规章：(1)不跨越达到第1条所指横眉标的排放值；(2)根据技术水平避免跨越排放值；(3)调查排放和侵扰的方法；(4)主管部分对设备应采纳的措施，可以为第7条第2款或第3款作出规定但要考虑当地的前提条件。
11 原告和被告依据的尺度分别是《环境电磁卫生尺度》和《电磁輻射防护规定》前者由卫生行政主管部分制定，后者由环境庇护行政主管部分制定依照两个尺度的制定横眉的，二者都适用于电磁辐射中的人群但是，前者中的一级尺度环境卫生尺度小于10伏/米；后者则规定了40伏/米的导出限值，与前者规定的限值相差较大
12 据悉，东潤枫景小区业主赵某等六人诉被告北京市环境庇护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不服环保批复两起案件是2004年3月1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至2006年10月历时2年7个月还没有结果。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1款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1款
15 1999年11月2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
16 例如，崔卓兰、于立深两位学者认为“行政机关依法公布的含有行为和技术尺度的规则也是一种行政规章”拜见：崔卓兰、于立深：《行政规章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代写论文
宋华琳博士以药品尺度为中心分析了尺度在行政法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他认为，技术尺度纷歧定属于行政规章从制定法式等方面考量，药品尺度不属于规章而应该属于规范性文件。根据他的分析环境尺度也应该属于规范性文件。因为环境尺度与药品尺度一样其制定法式也迥异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嶂制定法式条例》和《环境庇护法规制定法式法子》中规定的规章制定法式。拜见：宋华琳：尺度在行政法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以药品尺喥为中心
18 拜见2006年修改公布的《国家环境庇护尺度制修订工作管理法子》第5章、第4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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