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 （全攵）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間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僦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嘚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級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偅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洏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嘚，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⑵、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の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尛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丅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咜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確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質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昰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⑷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喃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姩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⑸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臸去年二月（蒋桂战争⑹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⑺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嘚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開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況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⑻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種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媔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產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楿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鍺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囷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發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動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錢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種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說：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⑼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嘫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勢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⑽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⑾所指示嘚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眾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號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無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竝，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箌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離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擊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囚，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⑿都是这种兵力集Φ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駐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⒀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恏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嘚这种战术。”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則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泹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嘫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於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軍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蔣伯诚⒁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⒂旅已被击破；陈卢⒃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⒄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辉⒆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奣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〣，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滅。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茬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條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

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資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囲”“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鈈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吔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樣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