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李约瑟，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自然科学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这个问题十分重大，引得无数的中外学者，来研究分析，并试图给出解答，或者否定这个问题本身。这个问题其实是由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引起的，就是中国为什么从远远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在李约瑟的时代，更容易发现的，是科学与技术上的差距，而到了现在，在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急起直追了将近一百年之后，我们却发现，中国在很多领域，仍然落后于西方，而另外一些领域的差距，较之自然科学，更加难以缩短，比如法制领域。于是我们产生了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法制思想？”
自然科学的差距，还不过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而在法制思想上，中国的人治大于法治的观念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甚至直到现在，也没有明显的改观，为什么呢？
当我们深入的分析中西方法制思想的差距时，就越来越发现这只能称之为差别，而不能称之为差距，而这样的深刻的差别，与众多其它的因素一起，共同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因此我们的问题变成了两个：中西方法制思想差别何在？这样的差别为何会在近代导致中国的落后？
中西方的法律，都出现甚早，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也大致相同，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法律往往徒有空文，无论立法者、执法者还是犯法者，都未对之有足够的尊重？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太把法律当作一回事，甚至越是重要的事情，就越是需要考虑法律之外的更多因素。我们可以这样解答：在中国，由于法律的目标是追求正义，而为了追求正义，法律只是众多的手段之一，相对于其他的手段，法律既不是最高的，也不必然是最好的，为了追求更高的正义，法律即使被践踏，也不值得为之惋惜。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西方法制追求的不是正义吗？我这里要给出的回答是：的确，西方法制的目标首先并非正义，而是公平。但是通过追求公平，他们认为得到了正义。请注意，是他们认为，而不是中国人认为。在中国人看来，公平并不必然就是正义，而西方人认为，公平——即是正义。
公平与正义有什么区别呢？我不是语言学家，即使是，这两个词我也很难从名词解释上给出答案。但是我能够给出两个意象，通过意象，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公平与正义的区别。
说到公平，我们可以联想到天平，西方法院的门口，大多有这样一架天平，这意味着什么呢？相等，或者说对等。这将是我们接下来讨论西方法制思想的出发点。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正义这个词，会使我们联想到什么呢？请抬头往上看，对，就是他，老天爷！每当要追求正义的时候，中国人就会往上看，盼这父母官，盼着青天大老爷，盼着圣明的君主或者伟大的领袖，或者是圣人，再不行就是盼着老天爷。哪怕对这个天失望之极，也还是要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因为正义，是从天道而来的。这个天道，与西方的上帝，大有区别，这将是我们讨论中国法制思想的出发点。
三、西方法制思想的脉络
最早出现的概念非常直观，相等的现象很容易被发现，从物质上来说，苹果与苹果是相等的，从行为上来说，你打我一拳与我打你一拳是相等的。这样的概念因为交换的行为，而演变为“对等”，凡是可以交换的物质或行为，就是对等的。随着交换形式的复杂化，物质与行为之间也可以交换，例如劳动一天可以换两块肉，被打了一拳之后，可以得到一担柴的补偿。
再进一步，当交换不是即时完成时，就出现了权利与义务的概念，在我被打了一拳之后，我就有权力打还一拳，或者在我得到了一头牛之后，我就有义务尽快付清余款。
再进一步，当权利与义务有可能无法实现时，就需要有一种力量来保证，这样社会与契约也就同时出现了。当各种各样的契约，需要统一的，强有力的力量来保证时，法律与国家也就同时出现了。
当一个社会物质极度匮乏时，生存是唯一的目标，这样的社会，是不存在什么分配问题的，因为首要的问题是保证大家都能吃到足够活下去的食物。在分配的问题出现时，这一定是指多出来的财富，根据某种规则与习惯，人们进行分配，分配得让大家满意时，中国人会称之为“公平”，而在古希腊思想中称之为“分配正义”。亚里斯多德就将正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分配正义”，另一类是“矫正正义”，也就是受到损害之后得到适当的补偿。这两种正义，在中国人看来，其实也都是“公平”，因为这样的所谓正义，都有“等量、等比例”的概念在后面。
在古罗马，法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甚至有人认为，罗马法的成就至今无可超越，是什么原因使得罗马法得以如此发展呢？有人又说，罗马法在立法上贡献极大，而在思想上却没有什么重要的著作，这又是为什么呢？还有一个现象，也很奇怪，就是罗马法的私法极为发达，而在公法上却不过如此，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通过一个问题来提出与一并解决，那就是：“罗马的法律，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公平”。一种清晰的、精确的、可以计算的公平。为此，罗马法学家们运用理性的思维，不断的努力，试图越来越准确的区分与界定各种权利与义务，这样一种不断提高“天平”精度的努力，使得罗马法成就惊人。而这种理性的努力，其实非常琐碎和平凡，不能够称之为“法制思想”，但是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法制的进步。在这样的努力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契约是最适合用“公平”的概念来处理的，而在罗马，有神论，特别是明确的基督教的一神论，很晚才确立其正统地位，而在此基础上推演出的法制思想，要到中世纪才开始起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罗马的公法并不发达的原因。
在古希腊与古罗马，很早就有自然法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并不清晰，它混合了神谕与理性两种意思，就像肯定存在，但尚未被完全认识的真理，自然法也是人定法的追求目标与终极的批判者。但是这自然法究竟是些什么内容，却从来没能被说出来，因此这自然法对人定法的指导意义，也就有限了。
另一方面，基督教出现之前的西方社会，道德的基础也并不牢固，它的三个来源“习俗、荣誉、直觉”，没有一个经得起仔细推敲，强权者的道德，成为相对而言最说得通的解释。
基督教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经过早期教父们的努力，上帝、圣约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这意味着：自然是上帝的创造，而自然法则是上帝的律法，这律法中与人相关的部分，以契约的形式记载于《旧约》与《新约》之中，而这样的契约，成为人类得救的保证，上帝的最终审判，也成为世间一切道德的基础和保证。
人对上帝犯下的原罪，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犯罪显得无足轻重，因为事实上人人都“该死”，而上帝绝对公正，又使得世间的律法是否公正，不值得过于在意。人人都应该关心的是自己的得救与永生，如何进入上帝之城，至于现实中的国家与政府，反倒变得无需介怀了。
野蛮人征服了罗马，却被罗马的基督教完全征服，那么多伟大辉煌的文化，在宗教的眼光下看来都是人类堕落荒淫的证明，中世纪之所以黑暗，就在于上帝作为最高级，使得所有的比较级失去意义。神性压制了人性，长达千年！
历史不断的前进，回归人性的历程也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方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人的契约与人与上帝的契约始终存在，所谓回归人性，是指对于这两种契约的解释权回到了人手中。
一方面，随着商业与殖民地的发达，人与人之间可能发生的契约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蔑视财富的基督教，不可能发展出发达的民法和商法，从神的角度出发，这些都是可耻的欲望。不值得关心，但是事实上又必须有一套法律来处理这些契约关系，罗马法的复兴，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这样的复兴，使得运用理性追求公平的精神，重新成为法学的主流。
另一方面的变化，更为重要，需要打个比方来解释。中世纪的得救之路其实非常好走，人人都相信主要跟着前面的人走，目的地就是天堂。走在最前面的是教皇和他手下的一帮主教、教父们。走在前面的人，自然有资格告诉后面的人，“往左一点，往右一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时候识字的人不多，圣经也很少，在读过了圣经，了解了庞大复杂的神学体系的人之中，敢于产生怀疑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但是终于有些人走到前面去，回来后告诉后面的人：“跟着前面的人走也可能会错的，最前面的那个家伙也不知道怎么走才对！”宗教改革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说：“我不要前面的人来告诉我该怎么走，我只听上帝的。”大家都各自找路走，对错的事情交给上帝来裁决，事实上上帝又从来不出来裁决人的对错（或者说他从来不急着出来），所以对于这份契约的解释权，就实质上回到了人手中。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也就罢了，但是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当更多的人独自走到前面去看过之后，回来的说法就更多了，甚至有人说：“你们不是方向错了，而是目标根本就错了！天堂不存在，上帝也不存在！”这样的宣告，简直就是石破天惊，人类信守了千年的契约，现在发现立约的另一方并不存在，那么这份契约，还有何意义？“上帝死了”这个消息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呢？“上帝若不存在，一切恶都可作。”立约者死了，救赎的承诺无法兑现了，最后的审判也无法执行了。西方社会，面临巨大的危机，因为道德基础“坍塌”了！
e)程序正义——对公平的精确追求
前面的话已经有点扯远了，我们再回来，讨论西方法制的发展。现在我们很关注的“程序正义”问题，其实不能称之为“程序正义”，而是“通过程序追求公平”，再加上一个隐含的理由：“追求公平就能达到正义”。
我们都知道沙翁的名剧《威尼斯商人》，那位律师完全遵循法律和合同，要求夏洛克完全按照合同办事，自然吓得那个残忍而又愚蠢的商人不敢履行合同，皆大欢喜。中国人看这出戏，只看到正义伸张，并且佩服那个律师机智过人。却没有想到，这样的伸张方式，背后的西方法制精神。所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妙就妙在这情理、法理，早在西方深入人心，而在中国，大多数人是看不到这一层的。
但是前面说的那个理解，其实大可怀疑，“通过程序能否追求到公平”其实并不确定。在英国，当年普通法最讲程序，所有的案件，都一定要申请到合适的“令状”才能开庭。打个比方，天平称重，只能得出“轻、重、相等”三个结果，要追求结果的精确，人们就开始制造砝码，能和砝码相等，就能有准确的重量，但是和砝码对不上的，就不知道有多重，所谓“无令状则无权利”就是指这个意思。后来英国发展出衡平法，来解决这个困难，其实就是通过放宽程序的严格程度，来追求真正的公平。
还有另一方面的怀疑，更加动摇这一理论。“通过公平能够得到正义吗？”功利主义者明确表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才是正义。”这两种思想其实有着同样的假设：“正义是可以计算的。”只是功利主义者认为，计算每个个人的得失是无益的，整个社会的总量增加才是有益的。一个行为总会让有些人得，有些人失，追求绝对的公平，几乎不可能，即使成功，那样得到的也不能称之为正义。这样的疑问固然有力，但是“公平主义”的反击也很有力：“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任何理由，而应该被牺牲。利益的最大化，不能作为剥夺一个人的利益的借口！”这样的争论，直到今天也没有分出胜负。但是基本上“公平”是体，而“功利”只能是用，是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
相等－>对等—>契约—>人与人的契约和人与神的契约，是西方法制思想的主线，两大基本观念分别是：人与人的契约追求公平能够得到正义，而人与上帝的契约是社会道德的基础。这两大观念，都接受着挑战。一方面公平能否保证正义，并不确定，而另一方面，对上帝信仰的动摇，使得众多后起的理论，在寻找能够代替上帝的立约者。因为整个西方法制的思想，不出公平与契约的范围，因此他们的理论走向，也无非围绕着这两个焦点展开。这里要着重指出的就是：西方法制思想的两根柱子，并不牢靠，虽然不断有人在加固其基础，但是危机始终存在，并不能被西方社会、法制成就所掩盖。
四、中国法制思想的脉络
如果认真追究词语的来源的话，其实“正义”这个词很晚才有了现在的这个意思。我们说中国的法制目标是追求正义，换成近代以前的说法，应该是追求天道，天理，这“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就是中国人理性中的终极正义。
相对于古希腊，古代中国很早就确立了农耕民族的特征，对于农耕来说，“天”极为重要，这种重要，不是像希腊诸神那样直接决定人的命运，而是通过寒来暑往，日换星移，雨雪风霜，沧海桑田来影响人们的生活。这样的大自然，既是神秘的，又是有可能了解的，即使变幻多端的，又是有可能共处的。中国人最早发展出来的思想，就是“如何与自然相处”的学问与艺术。
推演开来，天道是可以体察的，天命是可以领会的，人与天是能够和睦相处的，甚至天人合一，也是可以追求，也应该追求的。
再推一步，人与人之间，也应该和睦相处，因为人越是体察天道，就越是能够理解“合”是自然的，是美好的，也是必须的。
再往下推出的概念，可以说都是手段，是使社会符合天道，和睦相处的手段，它们分别使“德、仁、义、礼、智、信”悲观的道家认为，正是因为失去了正道，不再和谐，人们才开始运用这些手段。“道、德、仁、义、礼、智、信”的先后次序，也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西方法制思想基础的契约所最需要的“信用”，在中国，却是最后才要用到的手段之一。
再推演下去，才出现了法律，但是这可以说是最糟糕的手段，因为前面的那些手段，还都是建立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的。而法律，则是对人性的不在信任的产物。中国古代对于人性的看法，以“性本善”为主流，而西方则几乎一致的认为“人性本恶”。这之间的决然不同，也是中西方法制思想差异的主因之一。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人难道就没有公平的概念吗？有，但是有区别。中国人的公平观念要看情况而定，远近亲疏，在公平的精度要求上，各有不同。越是不相干的人，越要跟他算清楚。越是亲近的人，就越不妨胡涂一些，不必太过分明。这种现象，也得从农耕民族的特性找原因。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安土重迁，大多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狭小的村庄范围内，村里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事事处处计较，这个村子肯定鸡犬不宁。因此大家都礼让三分，守着和睦相处之道，但是如果外面来个什么人，也许这辈子就见这么一次，如果被他欺了、骗了，人都找不到，所以既要提防，又要在可能受损之后及时追讨。作为善良的庄户人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就是讲求公平的办法。但是越是对亲近的人，越是不该有防备之心，否则就会显得不厚道，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看法。
于是公平与和谐，就成为一对既矛盾又统一的观念，长久地影响着中国人地思想。
历史到了春秋战国，中国人的这套思想已经相当完整和成熟了，整个社会的宗法体系，已经建立，详细界定远近亲疏、君臣上下该如何相处的礼法，已经繁杂到有专门的学问，而且需要刻苦的学习了。但是有一个现象却非常奇怪，守着旧礼法不变的国家，就会落后挨打，而积极彻底变法的国家，却发达强盛。过去的那一套难道错了吗？祖宗的东西已经不管用了？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法家是对的。最遵循法家思想的秦国统一了六国，彻底的变法早就了秦国的强大。但是再接下来的事实又证明，法家是错的。一个如此强大的秦国，竟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土崩瓦解。这样的历史巨变，带来了太多的疑问。
法家为什么能使秦国如此强大？
法家为什么又使秦国迅速灭亡？
和谐与发展能不能共存？
秦国的历史如何才能不再重演？
立国之本，究竟应该以何为基础？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奠定了之后中国二千多年的法制思想基础。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当时的人们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应该给出的自己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现在当然已经知道，后来是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思想的主流，儒家的法制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但是在讨论儒家对法家的反思之前，有一段插曲也非常重要，我们不得不提出来讨论，关于儒家的话题，在下一节再专门讨论。
儒家并不是在秦朝一灭亡，或者汉朝一建立就确立了主导地位的。当时的主流思想是讲求无为而治的道家。所谓“无为而治”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废除恶法，还民自由。而是真的什么都不做，“一依秦旧”，同样的法律，同样的制度还在那里，并未废除，只是从皇帝到宰相，到下面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有法不依，有事不管，得过且过，与民休息，自己也休息。这样当然会带来问题，否则后来道家也不会被儒家替代。但是更糟糕的是，这段历史，从来没有被真正否定过，甚至还成为每个朝代的榜样，与民休息。这样带来的坏处是什么呢？法律不再有尊严，同样的法律，在不同的人手里，会有不同的解释，同样的条规，在不同的“大方向”下，会有不同的解释。这就使得法律成了面团，任何力量，都可以把他捏成想要的形状。
法家的思想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鼓励农战，加强法制，御下之术。与法制思想有关的，在古代看来，只有加强法制一方面，而现在我们看来，鼓励农战与御下之术，也是要靠法制来保证的。我们现在分析儒家对法家的反思，也就先不考虑另外两个方面了。
的Open API的，他们有不错的API，还在Github上放了一个。只可惜，他们的API，最多申请5个API Key，每个Key明天的访问请求数量，不能超过1000次。当时我还不知道，其实openhub的数据只有28万多，还以为满打满算，至少得60多天才能全部抓完，顿时心就凉了。
后来有朋友介绍了一个很棒的直接抓取HTML页面，然后做DOM分析的工具，名叫。
就能够拿到所有项目的概要数据了。
当然，后续的331个项目的明细数据，还是得通过OpenHub的API来抓取。
官方教程《ProGit》里，提及了三种：集中式工作流、集成管理员工作流以及司令官与副官工作流。
在蒋鑫的《Git权威指南》里，又提及基于TopGit、基于submodule、基于subtree、基于repo、基于gerrit、以及git与svn配合使用的不同工作模型。
为什么会出来这么多workflow？因为团队与项目的差别，实在太大了。现在到我们简直无法想象：那些在各种情况下都坚持使用SVN都开发者，是怎么熬过来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选择太多，也会带来另一种烦恼…
从Everything as Code到Everything Automation，是另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前两天，我从机场出来，正好看到两个并列的广告牌，一个广告的大意是：「UPS助您打通全球供应链」、 另一个则是「中国银行助您打通全球供应链」。这真的很有意思，看来在各行各业，大家都开始在关注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之间的打通。
只是，在软件领域，我们会感觉到这是一种回归。毕竟，最初的软件开发，都是很简单的。在一台计算机上，自己写程序，自己编译，自己调试、运行，最后发布。既不用依赖他人，更不用等待什么流程。
随着项目越来越复杂，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软件，不能仅仅运行在自己的机器上，或者需要部署到服务器上，或者需要发布到某种平台上。在协作者众多的情况下，如何分工合作？
在开发者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质量？在分工、协作、流程与质量保证的要求之下，如何提高效率？
这些都是DevOps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也是DevOps不断得以发展的原动力。
总结：开源社区，始终在进步，Github代表的也只是「一代」而已，新的一代协作模式，还会被创造出来的。
六、暗线：工具、习俗背后的逻辑
过去是如何？未来又会怎样？想要回答这类问题，其实需要更加深入的思考：「开源社区的协作模式，为何会变？变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开源社区研发工具的两大目标：降低门槛，提高效率
开源社区，与普通的软件开发最大的不同，就是参与者多多益善。在《大教堂与集市》中，Eric Steven Raymond总结到：「如果开发者协调者有至少一个像Internet这样好的沟通媒介，并且知道如何不靠强制来领导，那么多人合作必然强于单兵作 战」，这简直就是绝妙的预言。虽然当年的ESR也许并未预测到，基于Internet会出现那么多辅助开源的相关工具（他们当时还只有邮件列表）。
所以，开源社区一直在致力于两个看上去相反的目标：「吸引尽可能多的人，以尽可能简单、便捷的方式，参与到开源中来」、「在人多得超乎想象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甚至不断提高效率」。
如何计算参与者的贡献？
开源社区，不会给参与者发工资，因此激励是一个大问题。公平、公开、公正大计算所有参与者的贡献，以所有人都能够接受都形式，计算并公布各种排行 榜，可以说是开源社区特有都「刚性需求」，因此SNS与开源社区的结合，成为必然。以后，面向开源协作的大数据分析，也一定会出现。
如何激励、吸引、回报参与者？
计算参与者的贡献，仅仅是公平激励的基础。让激励变得有趣，变得有价值，变得有意义，则是吸引与回报参与者的不二法门。因此：游戏化的思路，会被越来越多的引入到开源社区中来。
开源项目保障项目质量都最大利器，是引入数量众多都热心测试者。但是，仅仅有人愿意测试，主动、积极都帮助测试，已经越来越不够了。随着项目越来越复杂，开源项目必须逐步走出仅仅依赖肉眼、依赖人多＋运气的质量保障模式。
自动化测试、以及更加规范的Review流程，则是必然出现，而且将越来越重要的环节之一。
自由与规范，计划与变化，兴趣与责任。经常会在社区里，成为争论的热点话题。虽然在《大教堂与集市》中，ESR极力鼓吹「礼物文化远远胜过交换经济」，但是：「在一个庞大的社区，各种各样的事务都需要有人去完成，而且还不能漫无章法。」
因此：「某种调节手段、协调者与协调机制、甚至是看不见的手」之类的东西，会慢慢的回到社区。
如何在社区里平等、高效的协商？
目前来说，依然只能是线上讨论+线下开会。虽然，很多开源社区，开始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这样的开会圣经。但是，开会依然是最令程序员感到苦恼的事情。在这方面，将来会不会出现更好的辅助工具，这方面很值得期待。
唯有变化，是不变的。开源协作模式，同样如此。惟愿我们，能够成为推起其前进的力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