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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为以色列愚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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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为以色列愚弄中国人? 作者: 蓝牙吸血鬼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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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为以色列愚弄中国人？--关于《绝大数中国人不知道的内幕》的内幕
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戈培尔博士
你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亚伯拉罕-林肯
近年来，一个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的内幕》或名《以色列为什么对中国这么好？》的谎言帖在网上到处传播。尽管我个人很认同该贴对中国人“重新认识”以色列及从某种效果上起到推进中以关系作用的“贡献”，但谎言就是谎言，现在也该到说明一下真相的时候了。
在正式辟谣之前，且给网友们介绍一下该文的几大特点：
1、“二合为一” 此贴一般由两篇文章组成，上篇（也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的内幕》）无署名，下篇（名为《为什么我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则署名为“水均益”，为什么这样组合，实际上大有玄机-- 据笔者了解，此帖出现的顺序是先下后上，而下篇也根本不是出自水均益的手笔（见央视网站水均益访谈录，水均益明确否认为该文作者，并表示反对该文观点），其基本内容最早出自西祠胡同《迦南论坛》一ID为“小网虫之一”之手，经高人妙笔点缀后冒用水均益之名在网上传播。后又有精通宣传伎俩的高人嫌该文的煽情效果还不够，又以该文为底本编排了一篇《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的内幕》出来，并与该文合并发帖，以求“有情有理”、互为佐证之效。
2、“专用ID” 据笔者观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在各大网络论坛传播这个谎言帖的主儿大都为“专用ID”，除了到处贴这个谎言帖之外几乎不发表其他言论，而等到这个帖子被一些知情者揭穿之后，过不多久又会出来新的“专用ID”重新转帖，而揭露者则不可能象他们“CTRL+C”+“CTRL+V”那样容易反驳，也没他们那么多的精力跟着到各个论坛去揭谎，于是总会有一批又一批不明真相的网民受到愚弄。
有鉴于此，笔者特宣布放弃对本文的版权，任由各位看见该帖的网友使用我文辟谣，当然也欢迎各位通晓历史的高人斧正。
首先就给不熟悉上海犹太人历史的网友介绍一下“内幕”，看看究竟谁才是这些犹太人的“救命恩人”--
1、上海=中国？ 但凡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样一个情况：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是个很特殊的城市。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法、美等国在上海相继设立了租界。尽管在名义上中国对上海拥有主权，实际上租界当局并不受上海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管辖，仿佛一个“国中之国”，其状况很有点象回归前的香港。正因此，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才吸引来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大量外国侨民。
不言而喻，一个在回归前的香港谋生的英国人也许会爱上香港，但并不等于他就会爱整个中国；他也许会高喊：“我爱中国人”，但这个“中国人”是否就等于整个中国的国民呢？我们还是不要太自做多情的好。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将所有拯救犹太人的国家和人数列出来，只有一处例外——上海，而不是“中国”。
2、上海为何敞开大门？ 正如该帖所说，在纳粹大举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上海对犹太难民敞开大门。但该帖刻意回避了上海敞开大门的原因——沦陷。正是因为1937年“8-13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及其周围地带，使得中国政府无法行使职权，因此上海才在1937年秋到1939年秋的近两年时间里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工作证明等即可进入的大城市。
特别要说明的是，来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并没有五万，当时全“中国”的所有犹太人不过才四、五万之多，包括原先居住的侨民和后来的难民，除上海外他们主要居于伪满洲国辖下的哈尔滨和青岛等地。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总数约为3万，扣除经过上海去往第三国的外，真正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为2.5万人左右。他们来上海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33年希特勒开始排犹到1937年8月日军侵入上海，这段时间里来上海的犹太人总数不过人。这段时间里德国犹太人虽然遭到迫害，但还没有到被剥夺生存权的地步，特别是由于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关系，纳粹当局曾一度放松排犹的力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德国还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慷慨援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苏联），抗战前期蒋介石手上能够和日寇对敌的只有那三十个德械师，蒋的两个儿子也被分别送往苏联和德国军校学习，上海又怎么可能会“浑然不知希特勒”~
（2）、从1937年8月日寇侵入上海到1939年8月限制犹太人进入上海，这段时间里来上海的犹太难民最为集中，大约为2.1万到2.2万人。特别是在日“水晶之夜”后，纳粹掀起反犹狂潮，犹太人被迫大批外逃。此时世界各国纷纷限制犹太难民入境，而上海却由于沦陷后的特殊情况敞开大门，因此才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还要说明的是，后来限制犹太人进入上海也不是日本占领当局的本意，而是由于大批难民的涌入使得上海租界当局和犹太社团不堪重负，并由上海犹太救济组织主动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申请后才做出的决定。
（3）、从1939年8月到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大约仍有6—7千名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100名波兰犹太人在“日本辛德勒”——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此人曾在伪满洲国外交部任职）的帮助下辗转来到上海，其中包括著名的密尔犹太经学院的全体师生约400人，他们在避难时期的上海犹太社团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3、日本占领当局为何对上海犹太人手下留情？ 二战期间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一是抗战前期纳粹德国曾慷慨援助中国抗日，只是因为中国实在扶不起才转而和日本结盟；二是日本人对犹太人很有好感，甚至顶住纳粹要求屠杀上海犹太难民的压力，庇护了这些犹太人。
1937年日寇侵占上海之后，对犹太难民来上海避难不加限制，后来又设了三处难民营，给犹太难民以多方援助。
日“水晶之夜”后，纳粹掀起反犹狂潮，如继续收留犹太难民则有可能引起德国不满，让日本政府颇感为难。12月5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大藏相特别召开“五相会议”，专门讨论对犹政策。会上虽有分歧，但最后还是认可继续采取对犹亲善政策。由于不便在日本本土容留犹太难民，因此计划在日本占领的中国土地上建立“犹太人居留地”，并鼓励犹太资本“开发满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才成为犹太难民的避难所。
1942年6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寻格上校专程来到上海，要求日本占领当局仿照纳粹作为“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而日本当局却拒绝纳粹要求，只在虹口地区搞了个“无国籍难民区”，将无国籍的犹太难民约1.4万人迁入其中。虽然难民区的状况十分艰难，但并不可与纳粹当局在欧洲所建的集中营相提并论，日本当局对犹太难民并未施加残害，难民区内宗教、文化活动均可开展，并由于上海犹太社区和海外犹太社团的大力支援等因素，并未出现大的灾难。
日本人究竟为何对犹太人手下留情？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东亚地区不象欧美长期存在反犹主义，日本人对犹太人素无仇怨可言，且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犹太巨商希甫积极为日本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希甫共进午餐，希甫也成为获得天皇授勋的第一位外国人，日本人也由此对犹太人颇有好感；其二是上海犹太难民中有不少是俄国犹太人，一旦实施“最后解决”的话，力图保持和苏联不战状态的日本担心会以此触怒苏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日本政府内主张和美英保持媾和后路的部分官员与“犹太问题专家”们对欧美反犹势力宣传的“犹太威胁论”信以为真，误以为犹太势力的确垄断国际经济命脉、控制了美英等国的政治与外交，因此想通过对犹太难民的亲善来讨好美国犹太“力量”，以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
4、以色列真对中国感恩戴德吗？ 不可否认，应有不少上海犹太人与这片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但毕竟人数有限。战后大部分犹太难民陆续离开了上海，但并不象该帖所说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了以色列复国后的第一代开国元勋”，而主要是去往美国、加拿大等国，只有约5000名上海犹太人到了新建立的以色列。我们不妨再回头看一下上海犹太人的整个历史——在民国前期，上海犹商通过鸦片贸易、房地产经营及金融业等大发其财，并在中国军阀混战的局势中左右逢源、风光无限；在日本占领期间，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避难所，且财产也很少遭到剥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籍犹商曾被定为“敌侨”，但他们的财产大部转移到俄国犹太人名下而得保全）；而到二战结束后，由于租界被收回和中国内战爆发等各方面原因，许多并非难民的上海犹太人也陆续离开；解放后，由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中苏交恶等原因，俄国犹太人也陆续离去；最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包括上海犹太人在内的外侨几乎全部被迫离去。即便以色列真的感恩戴德，我们也未免有点受之有愧罢。
1992年中以建交后，来华访问的以色列总统海姆-赫尔佐克曾对杨尚昆主席说：“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此后，先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内塔尼亚胡等在参观上海犹太旧址时也多次表示感谢。不可否认这种感情成为中以友好关系的良好基础，但非要把这种感谢说成是以色列对华“报恩”的源泉的话则未免太过天真了。难道巴勒斯坦领导人来华访问时不更是千恩万谢的吗？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战后以色列议会曾专门立法，规定以色列政府应代表犹太人民感谢所有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救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家庭，并授予他们“义人”奖。到1990年中，以色列共向世界各国8611人颁授“义人”奖，，但其中只有一名中国人，为当年旅居乌克兰救助犹太儿童的潘均顺；直到2001年，在中国对以友好人士的多方活动下，才又“发掘”出一位给千余名犹太难民发放签证的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博士来。这个数字未免有点让中国“恩人”们尴尬罢。
关于上海犹太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如有不足欢迎补充，下面再简单就该帖中以色列“报恩”的几个例子简单说一下——
1、唐山大地震 该帖最让国人感动的一个“内幕”，也是最无耻的一个谎言就是编造出“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色列在第一时间宣布，向我国捐赠一亿美元”。唐山大地震后，中国出于特殊时期的意识形态先后拒绝了美国、联合国、英国、日本的救灾援助，根本就不关以色列什么事。该文作者居然张口就来了个“一亿美元”，真是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吹牛不交税”，极尽糊弄读者之能事！首先要清楚1976年的“一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以色列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不过180亿美元，且正面临经济衰退，而唐山大地震可计算的直接损失约为30亿元人民币，莫非该帖作者竟当犹太人也和彼时的中国一样穷大方？究竟出于何种动机，竟会让该帖作者不惜拿唐山大地震来造谣为以色列摇旗呐喊呢？！
2、中以技术合作 关于防弹衣的问题我本不清楚，就不装懂了；关于预警机的问题，由于已经解决的了，我也不想多说，以免引起不愉快的回忆。但关于该帖作者吹的神乎其神的以色列对华提供秘密技术还要说一下背景：以色列本来就不受什么“巴黎统筹”的拘束，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技术出口本来就是以色列的重要出口项目，在其合作对象中也并非最厚待中国。它不仅与中国大陆有着比较亲密的技术交往，同时和台湾、印度等也有着军事合作关系，尤其是同印度的关系要比同中国更加紧密。
要知道，以色列毕竟是犹太人的国家，不比曾经的中国那样为意识形态所左右。在其对外政策中，商业性的考量远远超过感情因素，国家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我还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幕”——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也有武器交易！在“伊朗门”事件中，美国支付给伊朗的“赎金”——武器零件等就是通过以色列和伊朗的秘密渠道输送的，此外，以色列还曾为伊朗提供美式武器的检修技术。请问该帖作者，这是不是也证明了以色列对伊朗“以德报怨”呢~
3、中以外交关系 以色列确实不曾谋求与“中华民国”发展外交关系，其原因有二：一是以色列建国之日正是“中华民国”败退台湾之时，精明的以色列政治家自然不会去给失败者“送温暖”的了；二是虽然民国政府也曾对犹太难民有所声援，但是对二战后的中东问题有所了解之后，在1947年11月联合国讨论关于建议以色列国的“分治决议”之时本打算投反对票，后在美国的强力施压和犹太社团的多方打点之后才投了一张弃权票，并未赞成，因此以色列对其大有不满，而当时的中共当局却对以色列建国大声叫好，以色列自然也就乐意与新政权建交了。在此还要冒昧置疑一下，该帖作者在这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到底想说明什么？难道巴勒斯坦曾有过谋求投靠台湾当局吗？
但是，中以两国的建交历程却是千回百转——
本来日以色列即正式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开始商谈建交，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色列停止对华建交行动。朝鲜战争结束后两国虽重新开始接触，但以色列却担心影响和美国的关系而表示冷淡。日，以色列在联合国表决支持美国提出的不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会议议程的决议案，中国因此决定调整中东政策，转而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终于被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抬进联合国”。
1956年10月，以色列与英、法合伙入侵埃及，中国严厉谴责，双方关系中断。此后以色列转变对华态度，多次示好，中方则囿于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反应冷淡。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以，中国热烈支持，开始改善对以关系，以色列则于1985年重定对华政策，决心打破僵局，争取尽快建交。日中、以终于正式建交。
由此可见，在中以建交问题上，首先是由于以色列怕得罪美国而摇摆不定，以致错过时机，后来则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误再误，这根本不存在什么“忠心”、“负心”的问题。
如果该帖仅仅是鼓吹“以色列为何对中国这么好”也便罢了，即便编造了一些谎话也可算其“出发点是好的”。但该帖作者却不满足于此，还要出于“黑白分明”的宣传秘诀来诽谤巴勒斯坦，硬将巴勒斯坦与“东突”挂钩来煽动国人的仇恨，其用心之险恶就让人不得不奋起揭露了。
首先要知道，伊斯兰教并非一个完全统一的宗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里面也分成许多教派，虽有保守派和激进派，大部分却仍是温和和开明的。包括“东突”在内的以“圣战”为号召的恐怖主义者大多都来自于逊尼派内四个教派中最保守最极端也是最小的一个瓦哈比派，而瓦哈比派的大本营却正是和美国交好的沙特，在巴勒斯坦根本没有什么土壤。
特别要说明的是，巴解组织内各主流派别虽各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都以民族解放为号召，没有一个是宗教派别。至于巴解之外的“哈马斯”和“杰哈德”等恐怖组织，虽以宗教为号召，也只限于解放巴勒斯坦，并未与支持“东突”的瓦哈比主义者同流合污。
在此要声明的是，笔者并无意反对发展中以关系。只是很不解：中以关系真值得用编排谎言愚弄国人去“促进”吗？
该帖一分真、三分假，再加上六分煽情和鼓动，宣传手法实在太过巧妙，几乎在“似是而非”的境界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笔者才一口气打了这么多字，以供对“内幕”的“内幕”有兴趣的网友参考，如有不确也欢迎指正。尽管上海犹太人的历史并非什么必修课，但这个横行网络好几年的“内幕”告诉我们：多一分存疑和求证，便能少受一次愚弄。
主要参考书目： 《上海犹太难民社区》，戴维-克兰兹勒著、许步曾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潘光、王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犹太文明》，潘光、陈超南、余建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巴勒斯坦卷、伊朗卷，彭树智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
蓝牙于2004“十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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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瘾？！打开凯迪看更多精彩内容大量华人被此国屠杀，一中国人怒：再不悔改，立马收拾你！
自明初郑和下西洋之后，大量的中国人来到东南亚谋生，凭着勤劳和智慧，他们很快在各行各业站稳脚跟。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班牙殖民者也来了，他们入侵了菲律宾，开始对华人采取拉拢的政策，因为菲律宾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得仰仗华人。
随着华人数量的增加以及社会影响的提升，西班牙心生惶恐，总害怕哪一天危及到他们的统治，就这样双方矛盾丛生，1603年西班牙大肆屠杀当地华人，遇害者至少2万人。据《明史》记载，屠杀后，导致马尼拉“没有粮食吃，没有鞋子穿，即使出极高的价钱也买不到”。华人财产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屠杀华人之后，西班牙终日惴惴不安，害怕大明来报复，还特意写了一封信来为自己洗白。哪知明朝政府早已获知此事，全国表现的很平静，只给西班牙回了一封信，训诫西班牙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蠢事了，皇恩浩荡不忍加诛你们，你们要知道感恩啊。
西班牙有点懵，幸福来得太突然。其实明朝之所以如此态度，一是因为其一贯认为移民海外的中国人，都是贱民，死不足惜。再有就是当时国内条件的限制，因为当时明朝刚刚经历了三场大规模战争，尤其是最近一次与日本在朝鲜长达7年的战争，对国体损耗极大，已经不起折腾。
明朝的这种纵容，让西班牙更加的有恃无恐，1639年再次大肆屠杀华侨，遇害人数达2.4万之多，场面极为血腥。据说马尼拉的河水被尸体污染，6个月不能饮用，河里的鱼吃人肉长的特别肥，人们连鱼都不敢吃。
一个中国人彻底怒了，此人就是明朝大臣郑成功，他要求华侨停止与西菲的贸易，并提出要攻打菲律宾，狠狠教训一顿这群人面兽心的家伙。1662年2月，郑成功将荷兰人赶走收复台湾，4月份终于腾出手来收拾西班牙。
随即郑成功亲自给西班牙总督写了一封信，大体意思就是，看到荷兰了吗，比你牛多了，照样被我虐的体无完肤，再不老实荷兰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
西班牙人看到信后，以自己的理解就是郑成功要攻打菲律宾了!菲律宾的华人结果更惨了，被西班牙当做内应大肆抓捕和屠杀，这次屠杀不下2.5万人。西班牙原本是打算将所有中国人杀光的，但考虑到缺乏商贩和手艺人，于是“慈悲地赦免一切放下武器的人。”
西班牙再次屠杀华人的消息传到台湾后，郑成功勃然大怒，立刻准备剑指菲律宾，消灭西班牙人。但实在是遗憾!日，郑成功病逝，随之征伐菲律宾的计划在郑家人争权夺位中搁浅。
郑成功享年39岁，实在是可惜，英雄如果再多活10年，菲国成为中国一个省绝非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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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
历史上的今天：日凌晨4时，国民党东北军的张学良与西北军的杨虎诚，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 “兵谏”，逼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年49岁。
张学良---国民党军西北 “剿总” 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时年35岁。
杨虎城---国民党军第17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时年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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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剑拔弩张
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图。
“ 攘外必先安内，侈言抗日者，杀无赦！”
“ 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他是要 ' 安内攘外 '，我是要 ' 攘外安内 '。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冲突没有，旁的没有冲突。”
“ 所谓 ' 安内 ' 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也只能是同归与尽，还谈什么 ' 攘外 ' 吗？”
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日的预见：“ 九一八事变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阵营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全中国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分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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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逼蒋抗日
<font color="#.西北军通共
杨虎城将军。“ 和蒋斗争，首先必须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做法。蒋在政治上弱点很多，我们必须抓住这一点，方可站住脚。如果需要外力合作，只有中国共产党。”
中共《八一宣言》于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八一宣言》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个《宣言》根据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新形势，提出应建立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军队在内的广泛统一阵线，组建 “统一的国防政府” “统一的抗日联军”；呼吁各党各派摒弃前嫌，以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的真诚觉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 “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南汉宸---曾任陕西省府秘书长。南汉宸是山西洪洞人，毕业于北平政法学校。1926年加入中共。1930年杨虎城主政陕西时期，南汉宸曾任陕西省府秘书长，后因南京政府通缉离职。杨虎城知道南京方面对他重用共产党不肯善罢甘休，建议南汉宸夫妇东渡日本避难。1933年夏，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南汉宸在日本收到吉鸿昌的电报，邀他回国共商抗日大计。但他回来时，抗日同盟军已经失败。于是，南汉宸暂留天津在西北军中从事上层统战工作。1935年11月，南汉宸到南京看望正在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告以中共《八一宣言》，建议双方合作，并提出六条双方停战、互不侵犯等具体办法。杨虎城很赞成《八一宣言》，并同意与陕北方面沟通。杨虎城在南京参加完五全大会返回延安没几天，长征初到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见杨。杨虎城不知真假，复派省府科长、秘密中共党员崔孟博到天津找南汉宸询问。正巧南汉宸、王世英要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白区工作，遂同崔孟博一起到了西安。王世英见到杨虎城，证明了汪锋是自己的同志。王世英、汪锋同杨虎城经过商谈，在南汉宸早先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商订了四项合作原则。这些原则由王世英带给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同。从此，红军和西北军的合作序幕正式开启。
汪锋---毛泽东派往杨虎城处特使。汪锋是陕西蓝田人，17岁加入中共。在渭北、陕南领导农民暴动，后参与领导陕甘边、渭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4年7月，调上海中央局军委工作。转年春，奉中央局指派回陕南与杨虎城警备第3旅旅长张汉民（注：张系秘密党员）及红25军联系。张汉民被误杀后，汪锋被红25军带到陕北。1935年12月，毛泽东亲自委派汪锋以红军代表的名义，持毛泽东、彭德怀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的亲笔信只身前往西安，同杨虎城将军会谈。毛泽东在致杨的亲笔信中说：“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两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持之联合阵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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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北军联共
高福源---东北军将领、中共信使。高福源是辽宁营口人，先后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和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曾担任过张学良卫队营营长、第67军107师619团团长。日，高福源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在瓦窑堡受到共产党、红军的优待，经过教育和帮助，高福源自愿作为中共的信使，沟涌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并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促成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达成了两军停战，互不侵犯的协议。
王以哲---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是吉林宾县（注：现属黑龙江）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8期步兵科，是张学良的亲信部属，也是唯一一位参与延安会谈被委以秘密联共大计重任的将领。1935年底，红军释放了被俘的高福源团长。高返回东北军即向王以哲晓以抗日大计。王密送高去见张学良，陈述共产党抗日的主张，使张有所接受，张对王以哲与共产党的交往有所默允，从而开始了东北军与红军的秘密交往。
刘鼎---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是四川人，先后留学德国和苏联，后经孙炳文、朱德介绍加入中共。刘鼎曾任中央二科副科长，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1936年初春，当张学良寻找共产党合作时，中共特科董健吾将刘鼎介绍给了张学良。3月11日，张学良与刘鼎第一次谈话，相见甚欢。此后十多天，张、刘多次长谈，刘对张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原则性回答，得到张学良的称赞。作为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刘鼎第一时间就情况报告了中央，他的信息为中共和平解决事变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多次指出：“ 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肤施会谈地址---城内的天主教堂。日，在王以哲的安排大，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注：今延安）的天主教堂举行秘密会谈，共商团结抗日的大计。经过彻夜的长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成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红军东征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在会谈中，张学良首次提出 “ 联蒋抗日” 的主张。肤施会谈对张学良 “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思想的最终形成具有决定意义。
风流倜傥的张学良。肤施会谈中，张学良对周恩来坦言：“ 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不应把蒋排斥在外。蒋的错误是坚持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国策，我们要设法把他从这种错误中扭转过来。应该釆取各种办法，迫使蒋介石走向抗日的道路，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逼，内外夹攻。”
肤施会谈中，张学良（图左）与周恩来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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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逼蒋抗日
毛泽东、彭德怀签名给张学良的信件。这是一封毛泽东和彭德怀签名盖印的三页书信，收信人为张学良，信中赞扬了张学良对抗日救国的始终不懈，继而提议 “双方合作，执干戈以卫社稷，组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据研究，这封信可能是双方首次互通往来的文件。这封信件的保存者是张学良私人飞机驾驶员、机械师美国人海岚-里昂。
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张学良与周恩来肤施会谈后，中共经过慎重考虑，接受了张所提出的逼蒋抗日的意见，故在5月5日发表的红军先锋军东征回师通电中，既不在有 “反蒋” 的提法，而是向 “南京政府诸公” 提出：“ 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 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枚亡的具体办法。日，中共在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日问题的指示》指出: “ 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书张学良，再次申明中共关于: “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的主张，并请他将中共这一主张传达蒋介石。
中共中央于逼蒋抗日的指示。
日，中共发表《致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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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曲训话
张学良、杨虎诚与中共合作以后，决心整顿内部。根据中共 “改造部队，准备抗日” 的建议，张学良于月间同王以哲等在洛川商议，决定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团的建立，标志着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训练团的团址在陕西省长安县南的王曲镇，6月末开学。训练团由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团长。教育长1、2期以王以哲，3、4期为黄显声。总队长为缪徵流。学员为东北军、17路军连以上军宜。每期500余人，训练两个月，共办四期。每期开学典礼会上都由张、杨讲话，张在讲话中，以 “披甲还乡”、“打回老家去” 和 “中国出路，唯有抗日 ” 相号召。学员中要求抗日与反对内战的气氛极为浓厚。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 “攘外必先安内 ” 和 “抗日需要的准备”
蒋介石由西安至临潼华清池 “行辕”。<font color="#36年，蒋介石在和平解决了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发动的 “两广事变” 之后，两次入陕，调兵遣将，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 “剿共”。扬言要用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血洗陕甘宁苏区，彻底消灭红军和中共。<font color="#月22日上午12时，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及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秘书毛庆祥等十余人，由南京飞陕，当日下午3时到西安。驻华清池 “行辕”。是为蒋介石第一次来陕。
在王曲。蒋介石（右前）、杨虎诚（左前）、张学良（杨后）。日，蒋介石召见 “西北剿总” 高级职员，宣布 “剿共” 计划。并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张学良对蒋据理相劝，认为：为了拯救国家民族，必须 “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并说：“ 这是东北军大多将士的希望，全国人民的要求。” 蒋闻言大怒，说：“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召见杨虎城时，杨表示：“ 部队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值得忧虑。” 蒋说：“ 风吹草动，兵随将走，统帅不动摇，士兵就不会动摇。” “ 剿共势在必行。” “ 士气问题我来解决。” 因此，蒋决定向军官们 “训话”。
日下午，正在王曲 “训话” 的蒋介石。10月27日下午，蒋介石由蒋鼎文、顾祝同陪同特意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 “训话”，以示 “统帅的不动摇”。蒋在训话中说：“ 军人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 不剿共而言抗日，在家为不孝，在国为不忠 ”。“ 对不忠不孝的军人要制裁 ”；“ 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这是东北军必须要打的敌人。日本离我们很远 ” ；“ 如果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就是远近不分，内外不分，缓急不分，本末倒置，便不是革命 ”。蒋介石的 “训话”，既是一次内战动员，又是对反对内战的军官们一种威胁与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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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云压城
抗日救亡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女）和沙千里。1936年11月间，蒋介石为彻底消灭盘踞在陕北的中共，他把解决 “两广事变” 的嫡系和精锐部队30个师的兵力北调，摆在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和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段，伺机而动。同时，下令扩大西安、兰州两地的飞机场，把用麦、棉借款在美国买的一百架新式战斗机、轰炸机部署在两地机场。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待抗日民主力量，则大肆镇压。11月23日，他下令逮捕全国救国会七领袖，封闭了10余种著名的刊物。
北调兵车上的中央军装甲部队。
北调兵车上的中央军骑兵部队。
日，蒋介石到达西安，督发张杨 “ 剿共 ” 。图为蒋介石（左一）与杨虎城（左三）、邵力子（左四）、张学良（左六）在西安机场的留影。10月29日，蒋介石以 “避寿” 为名，东赴洛阳策划西北 “剿共” 军事部署，并着手准备解决一再要求抗日不愿再打内战的所谓张、杨问题。12月4日蒋介石来陕西，是为第二次来陕。他一到华清池驻地，即分别单独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的师以上军官，要他服从命令，进攻红军。蒋认为消灭红军与陕甘宁苏区 “己到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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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潼扣蒋
1.临潼请愿
西安学生游行请愿队伍行进在西安东大街。日，为纪念北平 “ 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周年，西安学生举行了空前规模的请愿与游行示威活动。学生们一路上高呼 “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东北军打回老家去！” 等口号，先向后 “西北剿总”、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请愿，所答均不得要领。此时己是下午3点了，学生们情绪激奋异常，一致要求到临潼去，向蒋介石请愿，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蒋介石闻讯，立即用电话命令张学良加以制止，并说如学生不听制止要 “格杀勿论”。与此同时，蒋的侍从室组长蒋孝先、国民党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在浐、灞河之间布防，准备屠杀临潼请愿的西安学生。西安学生请愿游行队伍，已经行进到浐河西岸的东十里铺。忽见后边急速地赶来一部小汽车，从车上下来两个穿便服的人，大家以为又是国民党的什么大人物压制学生来了。原来是张学良与王以哲。张学良找学生代表谈话。要求大家立即停止前进，否则会有大危险。学生们坚决不同意，学生代表讲了许多理由，有的学生失声痛哭，一定要到 “行辕” 去请愿。面对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张学良激动得不能自已。大家要求张讲话，请愿队伍才平静下来。
这儿是日薄暮。张学良向赴临潼请愿学生队伍讲话的地方（注：原为十里铺公路旁之地畔，解放后，公路改线，1986年为昆仑机械厂北面农田）。张学良沉痛地对游行的民众说道：“ 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要迫切。” “ 我们大家的期望会实现的，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 “ 我张学良是国家军人，不是某人的走狗！” “ 你们所提的要求，我一定转呈蒋委员长，我代大家请愿。” “ 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答复你们。”& & & & & & & & & & & & & & & & & & 张学良十里铺讲话张学良离开东十里铺，当晚赴临潼向蒋介石报告西安学生请愿的情况和要求，并陈述了关于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蒋不接受，反申斥张不是站在他的立场上讲话。蒋说：“ 你不是代表政府，而是代表学生 ”，“ 失掉了国家大员的身份”，“ 一个人绝不能同时代表两个方面”。“ 使得西北社会浮动，人心不安 ”，等等。张说：“ 我在陕甘干不成了，让我到绥远去抗战 ” 。蒋说：“ 你的任务就是剿共 ”。“ 要不就把东北军调到福建去”。
三十年代中期的蒋介石与张学良。1991年，己恢复自由之身的张学良对此回忆：“ 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真怒了，所以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 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张学良继续说道：“ 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做那件事情（注：指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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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兵谏前夜
蒋介石、杨虎城、张学良在华清池。日，蒋介石向张、杨摊牌。& & & & &&第一方案: 服从命令，将所东北军和17路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向红军进攻。& & & & & 第二方案: 将东北军调到福建，17路军调到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由中央军 “ 剿共 ”。
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临潼。同年10月在西安，11月在洛阳，12月上旬在临潼，张学良向蒋介石多次陈说：“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要求其改变 “攘外必先安内” 的错误政策。忠言逆耳，概遭蒋氏无理拒绝。12月11日这一天，蒋介石在临潼 “行辕” 剑拔弩张的阵势，逼得张学良、杨虎诚再也无等待的余地了。不得不立即行动。晚上，新城大楼宴毕，己是午夜时分。张学良乘车由临潼直奔西安杨虎诚私邸---止园。一见面就说：“情况紧急，连夜行动。” 两人就 “兵谏” 军事行动略谈数句，便分头于午夜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宣布行动计划。
张学良在新城大楼会议厅召集东北军高级军官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宣布 “兵谏” 行动计划。到会的有：51军军长于学忠、67军军长王以哲、57军军长缪澂流、105师师长刘多荃、高级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 秘书长吴家象、“西北剿总” 办公厅主任洪钫、“西北剿总” 政训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支书记应德田、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骑兵军军长临时未找到，未到会。张学良发表行动讲话，他说：“ 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不抵达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
杨虎诚在其住所止园内召集17路军有关人员举行紧急军事会议。17师师长孙蔚如、51旅旅长赵寿山、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洲、绥署参谋长李兴中等都应召到来。杨虎诚宣布了 “兵谏” 的行动计划。杨虎城做了动员讲话，他说：“ 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并且挑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这次到西安来，表面上是要打共产党，实际上是一箭双雕，也要消灭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已和张学良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逼他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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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黎明枪声
西安事变临时军事指挥部设在西安新城内的杨虎诚公馆。此次行动，以张学良为总指挥，杨虎诚为副总指挥。12月11日午夜紧急会议毕，张学良即带领几十名高级将领和僚属到新城杨虎诚公馆，和杨虎诚共同指挥临潼骊山战斗和西安城内的战斗。
临潼扣蒋示意图。
临潼五间厅前蒋介石之警卫亭。
华清池壁上，累累弹痕。
骊山战斗中，射击在蒋介石寝室---五间厅窗户玻璃上的弹孔。
刘多荃---东北军第57军105师师长。西安事变中的骊山战斗，由东北军担任。刘多荃为总指挥。整个战斗分内外两线:& & & & & & &&129师师长周福成为外线指挥，指挥105师第一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周围较远的地方警戒，防止蒋介石侍卫队突围;& & & & & & & 105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为内线指挥，指挥王玉瓒的卫队第一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的一个连（注：二道门以内由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守卫）和孙铭九的卫队第二营两个连，担任拘捕蒋介石的任务。& & & & & & &&此外，还调派枪法准确的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注：从甘肃固源调回）、骑兵第6师第18团团长刘桂五（注：正在王曲军官训团练受训）两人参加扣蒋行动。蒋介石 “行辕” 的侍卫亲兵约30余人，守卫华清池二道门内及五间厅。另有宪兵约50人，驻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 & & & & & &&12日凌晨三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105师的两个团在周福成的指挥下，分别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华清池。& & & & & & & 四时许，内线部队唐君尧的指挥下，卫队一营首先行动，迅速解除了驻华清池外禹王庙的宪兵武装。此时，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和卫队二营两个连赶到，一同冲入华清池二道门，遭到蒋的侍卫亲兵的抵抗，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 & & & & & 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和第一连连长王世民等翻过荷花池，绕过贵妃池，首先冲上五间厅平台，进入蒋的卧室，发现蒋介石的衣帽、斗篷、假牙尚在，被褥犹温，人却不在。蒋介石，到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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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氏下山
12月12日凌晨4时，蒋介石被枪声惊醒，从床上爬起，由侍卫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扶持越墙而逃。逃向哪里呢？卫队一营手枪排士兵石志中发现在后墙里面有一只鞋子，断定是越过此墙，逃到后山去了。刘多荃、唐君尧立即指挥部队搜山。骊山上尽是搜山的士兵，枪声四起，蒋介石的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中弹死亡。这时天色微明，卫队一营手枪班长刘允政、翟德俊等三人，忽然发现骊山半山腰的一块大石后面有人探头探脑，当即大喊：“什么人，还不出来，要开枪啦？” 蒋介石终于从叫做虎斑石的夹缝中走出，被士兵们架下山来。蒋惊魂未定，但他意外地发现，搜山的竟不是红军，而是东北军，连问：“ 张副司令在哪里？在哪里？”
蒋介石从此窗户处逃走。
蒋介石翻越此墙，逃向骊山。
虎斑石的夹缝---蒋介石的藏身处。
专程到临潼接蒋的张学良副官长谭海。12月12日晨，蒋介石下了骊山，骊山战斗结束。张学良闻讯，急派谭海去临潼接蒋。9时许，四辆汽车从骊山下的公路出发，迅速开往西安。第一辆、第四辆为载重汽车，上面坐满了东北军官兵。第二辆、第三辆是小汽车，前者为白凤翔、刘桂五乘坐; 后者为蒋介石和护送蒋的唐君尧、谭海、孙铭九乘坐。
护送蒋介石到西安时蒋所乘座的小汽车。
护送蒋介石由临潼到西安的车队。
临潼公路上的 “北平号” 教练机。12月12日上午，国民党洛阳航空分校校长王勋获得蒋在临潼被扣 “惊讯”，急派飞行组长蔡锡驾小型教练机飞陕，冒险降落在临潼城外的公路上，妄图救蒋。蔡和所驾飞机，当即被17路军装甲团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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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亲历者说
王玉瓒---时任张学良卫队团第1营营长。王玉瓒是辽宁黑山人。东北陆军讲武堂第9期学员。1936年春，任 “西北剿总” 卫队第1营上校营长。当年6月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干部连受训。同年蒋介石两次来陕，该营均负责警卫 “行辕” 之责，保卫蒋介石的安全。12月11日晚，王玉瓒随张学良由临潼回到西安张公馆，接受 “兵谏” 任务。是骊山战斗打响第一枪者，受嘉奖提为第15旅43团团长。王玉瓒回忆当年临潼扣蒋情景:“ 12月12日凌晨4时许，临潼原野，风寒天冷，一片寂静。穿过庭院，三园门已近在眼前。黑夜里，只见蒋介石卫队一位步哨来回走动。我掏出手枪，对着哨兵连击三发，然后命令一营战士开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城内赶来的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官兵迅速前进！于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幕就此拉开。我也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负责者，变成了一名 '捉蒋' 的先行官。我率部下王世民、马体玉等人冲进三园门时，蒋介石的侍卫长跑出房门，连声喊问：'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 部下击毙了这位侍卫长。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介石的侍卫们凭借门窗拼死抵抗。这时，各种枪声和手榴弹响彻骊山，我和王世民连长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门前平台上。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我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人。但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而人去室空。不一会儿，手枪排战士石志中跑来报告说，后墙里发现一只鞋子。我们立即意识到，蒋可能翻墙逃上后面骊山了。即令我营战士从左侧上山搜查，孙营（注：孙铭九）从右侧上山搜查。这时天色微明，骊山上下尽是搜山战士。躲藏在距五间厅五百多米半山腰大石头后面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由于又怕又冷，不时伸出头来，窥测周围动静，准备翻山逃走。恰被我芎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翟德俊发现，连声大喊：' 蒋委员长在这呢！在这呢！' 我闻声跑去，而孙铭九己先跑到蒋躲藏的大石头处。官兵们遂把蒋介石连推带搡架下山来。他一屁股坐在公路上，大家都瞧着他，只见他身穿古铜色绸袍，下着白色睡裤，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连问：' 张副司令哪里？在哪里？' 这时，不知是谁，让号兵吹起号来，欢迎委员长进城，使大家感到十分惊奇。”
骊山战斗示意图-根据王玉瓒手稿整理、绘制。
孙铭九---时任张学良卫队团第2营营长。孙铭九是辽宁人，原为张学良随从中校参谋，1936年任 “西北剿总” 卫队第2营营长，负责张及总部直属机构的警卫。当年6月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接受联共抗日思想。9月初，参加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12月11日晚，孙铭九奉命执行临潼捉蒋的任务，他率第2营配合王玉瓒营的行动。亲历执行扣蒋任务的孙铭九回忆道:“ 当我们进去时，蒋己经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知道蒋跑出去的时间不会太长，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但仍不见踪影。我转身出来，此时天色微明……这时我焦急万分，找不到蒋可糟了，怎么回去见副司令呢？我同王协一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胧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忽然有一卫士跑来报告说 ' 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 我想可能莳就从那里翻墙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急忙说：' 我们赶快上山搜查！' ……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f蒋介石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注：卫队营一班长）喊着：' 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着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搜索到大石头旁，见洞里蜷缩着一个人，便喊道：' 是不是蒋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里面连忙回答：' 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随后钻了出来。&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 你打死我吧……' 我说：'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此刻，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知道，有人报告的。' 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 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 我解释并催促蒋说：' 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那里等着你呢！'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 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蒋的腰痛，是真的，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时翻越后墙时摔的。我见蒋不走，便劝他：' 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您下山。' 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
萧赞育---时任蒋介石侍从室处长。萧赞育是湖南邵阳（注：今莲源市）人，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先后留学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日本大学。从日本回来后，萧赞育被分配到蒋介石侍从室任秘书，两年后升为侍从室中将二处处长。萧赞育其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比较小心谨慎，从不放肆乱来，很受蒋介石的赏识。西安事变发生之时，萧育赞正随待在蒋介石身旁，他回忆了当年的一幕：“ 12日凌晨5点左右，忽然枪声四起，勤务兵梁介然和书记梁培深都跑进来，报告情况，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开靠外墙的小门一探究竟，不意门一开，马上一颗枪弹射了过来，接着是一名伤兵爬进了门口，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明白。由于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阁楼，往外张望，此时天已微明，只见密密麻麻的都是张部东北军，但是后面骊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黄军服与穿灰军服的少数人，还在彼此射击，被击中者一个个滚下山来。慢慢地，天已大亮，枪声渐止，我再度开门，走向墙外广场，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张部士兵问明我的身份时，说：' 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是要抗日的。' 我被送到卫兵门房，那时门房里已聚集了侍从人员二三十人，有不少是从床上拉下来的，只披上大衣便出来了。门房中，张学良的军官一再进来询问：' 委员长究竟往哪里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 谁也说不出来。我这时还在为蒋介石庆幸：' 蒋介石可能早已闻警，避过此劫了。约八九点钟，忽闻后山鼓噪声大起，并有人高叫：' 委员长找到了！委员长找到了！' 随即发出集合号音，没几分钟，蒋介石下山了，并在门房大门口停下来，只听到蒋介石高声道：' 我要在这里休息！' 又听有人说：' 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请上车到城里去。”
刘桂五---时任骑6师18团团长。刘桂五是辽宁朝阳人，土匪出身，枪法很好。庐山军训团二期学员。日上午，张学良带白凤着、刘桂五到临潼 “行辕” 谒蒋 “请训”，目的在于认路，察看华清池地形和蒋的住宅，以便行动。曾任骑6师18团副团长的汪瑢，回忆刘桂五跟他谈起的临潼扣蒋行动的经过:“卫队营的士兵经过猛烈攻击后直冲蒋的卧室。进入后，只见的卧室空无一人，被褥仍然铺在床上，用手一摸，被窝尚温暖，大氅、皮靴均在室内，桌上尚有蒋的假牙一付，此时是四时三十分。白（注：白凤翔）断定蒋未远走，白令我指挥卫队迅速消灭顽抗之敌。六时许，105师师长刘多荃，亦到达现场，当即用电话与副司令取得联系，报告情况。七时许，顽抗之敌被肃清。这时，在外围指挥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也到达。唐说，外围封锁严密，绝无跑掉的可能。经刘、白、唐三人研究后，决定排队搜山。到八时三十分，山下士兵大声喊叫：' 委员长在这里！' 唐君尧闻声急速跑上山去，士兵已找到蒋介石。随后白、刘亦到达。此时见蒋介石的形状狼狈不堪。刘、白、唐劝其进城，蒋不动，白向副官们使一个眼色，副官们即将他强架入汽车中，由刘桂五、唐君尧等驱车将蒋介石送至城内新城大楼。”
白凤翔---时任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是河北沧州人，生于热河围场。他出身土匪，善于骑射，枪法精湛，绰号 ：“ 白三阎王！” 后被张作霖收编。白凤翔的副官常国宾，回忆当年跟随白凤翔师长参加扣蒋的经过:“ 不久，孙（注：孙铭九）慌张地向白报告说，房里没有人，但衣服还在。白命令仔细搜查，孙又走了。…… 正当队伍要集合，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己经发现了蒋。这时院子里和山上的官兵，都兴奋地喊口号：' 大功告成，打回老家去！' 白叫孙铭九集合队伍，白对孙说：' 咱们是为抗战，对蒋介石还得有礼貌。'停了一会儿，两个人架着蒋来了，白给他蒋敬礼后说：' 副司令派我来保护你的安全，请进城去。' 蒋说：' 我是国家领袖，叫副司令到这里来。' 后来硬把他拖上汽车驶向城里，直接把蒋送到新城大楼。”<font color="#月12日9时，蒋介石到西安，下榻在新城大楼东厢房。10时，张学良见蒋，将《八项主张》的宣言给他，两人随之发生争辩，张说：' 你不听我的劝告，可将这件事交人民公断。'同日中午，蒋写便条：' 请邵（注：指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主席来谈 '。邵、蒋谈过。<font color="#月13日，蒋要见杨虎城。杨戎装相见。蒋连问：' 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 ' 这样干是听了什么人的话？' 杨答：' 知道 '。并说：' 这是全国人民的公意，希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王志屏---时任杨虎城的卫士。王志屏是陕西蓝田人，1935年7月，他参加了杨虎城领导的第17路军教导营，1936年初被调到杨虎城的卫士队，负责杨虎城公馆周边的保卫警戒工作。王志屏2005年回忆了西安事变，他所见到的蒋介石，他说：“ 12日早晨，我和卫兵朱子明、上官克勤3人接到指示，有重要客人将来新城大楼，我们被命令守卫在新城大楼门口，其中朱子明和上官克勤站在正门口，我站在偏门口。原以为客人要从正门进，谁知来客却走了偏门，当时一见到那个重要客人，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客人正是蒋介石，当时他穿着长袍，脚上没穿祙子，光着头，也没戴帽子。他的身边还有几名卫兵紧紧跟随，看到他来，我下意识地敬了一个军礼，只听他嘀咕了一句，那句话因为说得小声，自己没听清楚，可能是 '不要紧'，也可能是 '不要敬礼'。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的。”随后，王志屏看见了张学良：“ 事变当天上午，张学良走进了新城大楼，当时我就在门口站岗。我戴的有枪套，可没有把枪放在枪套里，而是插在腰间皮带的前面。走到我面前时，张学良还拍拍我的肩膀，告诫我说：' 把枪装进枪套里，不要别在胸前，你们给委员长送东西时，委员长把你们的枪拔去自杀了怎么办？' 我赶紧按张学良的命令，把枪装进枪套中。紧接着房间里就传来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争执声。先是张学良叫了声委员长，接着是蒋介石说，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张学良的声音说（好像赶紧递上了一张纸），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蒋拍起了桌子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接着张学良说到了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蒋指示的结果。蒋介石还击说：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张学良闻言很恼怒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接着就是两人争吵，声音越吵越高。”王志屏又谈到了软禁中蒋介石的一件事：“ 一次，蒋介石叫卫兵朱子明说，想以私人关系借两毛钱，买点糖吃。朱子明就让我去拿，我找到王华亭副官说明情况，从大厨房里拿来了一包糖，这包糖足有20多斤。送到蒋介石面前时，他却坚决不用，说借两毛钱是私人感情，决不想沾张学良和杨虎城军营里面的公用物品。我们退出来将情况反映话王华亭。王华亭说，你们也真笨，找点纸，包一点糖，就说是用两毛钱买的不就行啦。我们依言照办，蒋介石果然没再推辞，将糖放入水杯中喝下。”西安事变爆发的当日下午，张学良、杨虎城认为蒋不适宜在新城大楼居住，另选择玄风桥的高桂兹公馆作为新的住处。同日夜11时，张、杨指派刘多荃、孙铭九、王菊人、宋文梅到新城大楼接蒋，蒋误会了，拒绝搬迁，经再三解释，仍然无效。14日，经张、杨及端纳再次劝说，蒋始同意搬至高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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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内行动
西安事变城内行动示意图。西安事业中的西安战斗，由17路军担任，以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为总指挥。西安城防司令、警备第二旅长孔从州指挥所部解除宪兵一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常驻省政府宪兵和飞机驻军武装，并占领飞机场，扣留作战飞机。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所部担任扣留城内南京政府大员。炮兵团负责陇海铁路西安车站方面的警戒。警备第三旅袭占咸阳，解除国民党军万耀煌两个团的武装。西安战斗于日凌晨部署完毕，4时发动，8时战斗基本结束。所有西安蒋系党、政、军、警、宪、特单位武装，全部解除，同时占领西安机场，扣留了50多架飞机和住西京招待所的一批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等，并扣留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北剿总” 参谋长晏道刚等人。
赵寿山---时任第17路军第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是陕北户县人，陕西陆军测量学校毕业。西安事变中，担任西安战斗的总指挥，事变后兼任西安市公安局长。
孔从洲---时任第17路军警备第2旅旅长。孔从洲是西安东郊人，当时他是西安城防司令。孔从洲参与西安事变行动计划的商定，分工负责解除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大小武装，占领西安机场，扣留中央军作战飞机任务。
西安战斗中，在西安西关机场被扣留的中央军新式马丁式作战飞机。
西京招待所---南京军政大员在西安的住地（1936年）。在西安被扣的南京军政大员：蒋作宾---南京政府内政部部长；陈诚---南京政府军政部次长；陈调元---军事参议院院长；陈继承---豫陕边区绥靖主任；朱绍良---兰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卫立煌---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万耀煌---第二十五军军长。
<font color="#36年12月，蒋介石准备在陕西召开西北 “剿共” 军事会议。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陆续云集西安。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日，这批人员全部被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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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和平解决
1.各方反应
西安事变当局发布的第一号《号外》（图左）和当日所发布的第二号《号外》（图右），即张、杨《八项爱国主张》。<font color="#36年12月12日上午骊山、西安两处军事行动结束后，张学良、杨虎诚立即向全国及南京政府发出通电，略谓：“ 介公对外妥协，对内专制，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对为最后之诤谏，保全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八项救国主张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它集中地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要求和救亡呼声。
日上午10时，“兵谏 ” 消息传遍古城，西安各报的《号外》遍撒街头。各界群众纷涌上街，或激昂慷慨，街谈巷议；或结成队伍，示威游行，高喊抗日救亡口号。有的为宣传抗日的学生送茶送水，到处是充满爱国激情与团结救亡的景象。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西安古城的整个政治、社会情况为之一变。事变的当日晚，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国总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4团体的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由上海来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江隆基代表。会议发表通电。随后。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又联合发表《致全国各将领及武装同志电》。支持张杨 “兵谏” 和所提《八项救国主张》。
日，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图左），杨虎城在讲话（图右）。张学良说：“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信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愿意作的工作，作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飞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 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他回答我说：' 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 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因为 ' 一二-九' 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 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 ' 一二-一二' 的事件。我们现在把我们主张清清楚楚的拿出来，清清楚楚的报告全国民众的前面，同胞们！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出力量，有钱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杨虎城在讲话中指出：“ 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绝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结 …… ' 双十二 ' 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蒋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罪人。”
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当日下午消息传到南京，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极大震动，南京立刻陷入震惊与混乱之中。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立刻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派以何应钦等为代表，他们不顾蒋介石的安危，唯 “讨伐” 是务，主张以武力解决。赞成这一主张者，为中央军一般高级将领和黄埔系、复兴社分子中不少的人。复兴社头子贺衷寒代表黄埔系与复兴社向何应钦表示：在蒋 “蒙难” 期间，一致拥护何为领袖，服从何之命令。何应钦估计：蒋在西安凶多吉少，被杀掉的可能性极大。12月12日上午，南京政府中掌握军事实权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自己的寓所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开座谈会。当日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召开临时联席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两次会议中，何应钦等人力主 “讨伐”。因此，紧急会议决定：军队的指挥调动由何应钦负责，并电召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即回国。另一派，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亲属集团，反对何应钦以武力解决，尤其是宋美龄，力主同张、杨谈判，和平解决以营救蒋介石。<font color="#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时，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都在上海，13日赶回南京。当宋美龄得知何应钦等要对西安 “讨伐” 和12日晚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所作的决议后，极为不满。在南京积极奔走，陈说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的重要。她特别提醒：主张 “讨伐” 的是 “别有用心”。南京国民党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明争暗斗，各行其事。此外，一些人模棱两可，或随大流，或言不由衷。南京总的局势中一个危险的特点是：国民党右派迎合日本政府的引诱与日本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共同防共”。造成国内大乱。
《大公报》12月13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事变发生后，朱自清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 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闻一多惊闻事变后，在课堂上厉声喝问：“ 假使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吗？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吗？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决不允许你们破坏，领袖决不允许你们妄加伤害。”
日、1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12月11日午夜，张学良在新城大楼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即请刘鼎立即将兵谏行动电告中共。此电经刘鼎发出，内容略谓：“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注：指胡宗南）北进。”张国焘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他在回忆录里记述了中共要员们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他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来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这个突如其来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 蒋介石也有今日！' 有的人说：' 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 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总司令竟抢先表示：' 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 这时己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 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作主，主要是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 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 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莫斯科的电报。”张国焘说到最后商讨的结果：“ 我们商讨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惟马首是瞻；二、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安飞赴西安；三、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五、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作具体表示。于是，周恩来等即赶赴延安去了。”张国焘最后谈到了莫斯科的电报：“ 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座享其成。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日本《朝日新闻》关于西安事变的号外。西安事变爆发后，各国因对华利害的不同而反映各异。苏联、日本两个强邻互相指责对方鼓动西安事变。英、法、美，特别是美国、英国，希望保持蒋的统治地位，以免引起内战给日本扩大侵华以可乘之机。认为：“ 内战将使南京削弱、分裂，和平则可以强硬对日 ”。<font color="#2月15日，美驻华大使詹森飞赴南京，立即和英驻华大使洽商。美、英政府准备通过其驻华大使进行调解，法国、意大利大使也参加了。西安事变后，苏联《消息报》、《真理报》连日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反对西安事变。12月14日苏报声明：“ 苏联恪遵不干涉他国政府的政策”，并说，“ 张学良的部队是真要抗日的 ”。但又妄称：西安事变是 “ 日本操纵策划的 ”。张学良本人 “ 则是日本代理人汪精卫的影响之下行动的 ”。张杨八项主张是 “烟幕”，其目的是 “ 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 ”，等等。证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偏见和对中国国内情况的无知。日本政府，对西安事变表面持 “静观” 态度，以免刺激中国民众之抗日情绪，实则极力破坏中国民众的抗日团结，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引诱南京政府 “共同防共”。日本陆军省在《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提出：“ 要适当地利用该兵变，以求对华政策之推进。“ 南京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通知南京政府：“ 日本己经考虑了对中国的军事征服的政策，因为那么做，只能把中国驱向布尔什维克主义，日本正拟定一个新的对华友好与经济合作的政策 ”，亦即鼓励南京政府对日妥协与反共内战的政策。
日本媒体对西安事变的报道。12月16日，何应钦宣布对西安采取 “讨伐” 行动后，日本政府极力表示支持，企图利用 “讨伐” 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12月17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称：只要南京政府 “ 反共防共 ”，日本将 “ 不惜给以援助 ”。与此同时，日本不断威胁南京政府：如果南京政府与西安妥协，达成 “ 联共反日 ” 协议，日本政府将不能继续保持其 “ 仁慈的静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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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方会谈
张学良阅读端纳带来宋美龄的信。端纳是英国籍澳大利亚人，出身记者，长期留居美国。“九一八事变” 后，他出任张学良顾问。1933年张学良被迫出国后，端纳担任蒋介石顾问。日，惊悉蒋介石在西安被留，南京的宋美龄五内如焚。12月14日急派端纳飞抵西安，了解西安事变真象和张、杨意图。端纳带来两信：一信给张学良; 一信给蒋介石。端纳说: 宋正在努力营救蒋，还准备亲自到西安。12月15日，端纳飞返洛阳，在电话上向南京的宋美龄报告之后，16日又来西安。
宋美龄写给蒋介石亲笔信。在给蒋介石的这封信中，宋美龄表达了对蒋介石安全的急切关心，她写道：“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
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力）着想。即此一点寸衷，是以安慰。
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
妹日夕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
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
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
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另外，该信署名的后边，附有 “戏中有戏” 一句，暗示南京 “讨伐” 派的别有用心。这句话后来被人剪掉了，剪掉的痕迹是显然的。
日，飞抵西安机场宋子文。宋子文经张学良、杨虎诚同意由南京飞抵西安，了解到张、杨的真实意图和周恩来转去的口信后，知道蒋介石很安全。21日，便同端纳返回南京。
日，刚刚抵达西安机场的宋美龄。& & & & & 当天下午，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一行飞抵西安。宋美龄见到蒋介石，对他说：“ 东北军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很好的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来。”随后，商量谈判程序。宋子文同意西安方面的意见，以八项政治主张为谈判基础。
中共中央代表团主要成员在西安。右起团长周恩来及成员叶剑英、秦邦宪。
西安谈判地址---西楼二楼会议室。12月23日，西安谈判开始，会址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楼会议室。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诚代表17路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谈判中，周恩来首先提出张、杨、周三方己经谈妥的六项主张，并申述了理由。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民主国会召开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五、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宋子文表示同意和承认这六条，但要转告蒋介石。谈判期间，周恩来和宋美龄作了两次长谈。<font color="#月24日，“三位一体” 与宋氏兄妹谈判之后，当日晚，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见，宋氏兄妹陪同。蒋勉力坐起与周寒暄。叹气说：“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 周说：“ 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抗日。” 周问蒋，为什么不停止内战？宋美龄回答说：“ 以后不剿共了。” 又说：“ 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周恩来向蒋特别说明这次事变性质及中共救国主张，指出：“ 当前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 ”。蒋连连点头。最后，蒋介石表示：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并说，他回南京以后，周恩来可以继续和他谈判。
谈判完毕，经蒋介石同意概括为以下六条:一、明令中央军入关各部队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国家；五、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学良、杨虎城负其全责。& & & & & &同日，蒋介石告诉张学良：“ 我同意你们的六条 ”，在改组政府方面要孔、宋商定名单，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令何应钦出洋。
12月25日，周恩来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的结果》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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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蒋公返京
12月25日下午4时，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前，在西安机场。右起: 杨虎诚、蒋介石、宋美龄、傅学文、邵力子。两天内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一方同蒋介石一方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多次谈判。谈判中蒋氏接受张、杨、周和西北抗日民众要求，允诺《六项条件》，并表示 “ 言必行，行必果 ”，“ 以领袖人格担保 ” 其实现。因而取得了西安方面的谅解。
上图蒋介石乘坐的飞机起飞之前，下图飞机起飞之后。
张学良离陕手谕。12月24日晚，张学良向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说明他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王以哲等劝他不必相送。张学良仍然决意要送，也没同周恩来商量，即陪蒋介石走了。但他也预感到此去有发生意外的可能，为使东北军在情况万一变化时，能够临危不乱和团结处变，张学良一再向他们交代：“ 关于东北军之事要听命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一事，要听命杨虎城。有问题多和周恩来商量。”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在西安机场，又亲自交给杨虎城一份手谕。对杨说：“ 从今日起，你代理我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你和于学忠指挥。”手谕上的何、王、缪、董系指：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董英斌四位军长，虎臣是指杨虎城，孝候是于学忠。就这样张学良以信义为重，相信蒋氏的口头保证，决定送蒋回南京。当日下午4时，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和送行者到西安机场。蒋介石在机场又一次对张学良、杨虎诚将《六项条件》复述了一遍，说：“ 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蒋介石还说：“ 今天以前发生的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的内战，我负责。…… 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当日下午5时45分，蒋、张、宋等由西安飞扺洛阳，当晚宿洛阳航空学校。
12月25日下午5时45分，蒋介石由西安飞抵洛阳，即令陈布雷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一篇文章---《对张杨的训词》。文章表明对张杨训话的地点是在西安。并于12月27日于南京公诸报端。训词的内容，完全是陈布雷奉命编造的。这篇文章，实为蒋氏回到南京之后对时局的声明。
12月26日，上海《大美晚报》关于蒋介石到达洛阳报道。
回到南京的蒋介石。
西安事变后的蒋介石。12月20日，绝望中的蒋介石做好了最坏打算，写了三封遗书，分别致妻子宋美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以及告全国同胞。给宋美龄：
“ 贤妻吾鉴：
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份，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爰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给蒋经国、蒋纬国：
“ 又嘱经、纬两儿：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
父十二月二十日 ”蒋介石《告全国国民书》：
“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报我人民，欺无愧于为革命党员而己。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仍不得死，则中华民族终有即起复兴之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生死而有顾虑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民众抬着蒋介石的画像游行庆祝。
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对张学良判刑十年，图为南京《中央日报》的报道。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即失去自由。日，南京政府为审判张学良，以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组成高等军事法庭。12月31日，南京政府军委会，通知张学良 “开会”。张进入会场，始知不是开会，而是审判，并被宣布逮捕。张学良在法庭上质问李烈钓说：“ 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有何不对？” 李烈钧问：“ 你协迫统帅，受何人指使？” 张答：“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岂是任何人可以指使的么？”<font color="#36年12月31日，张学良被判除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5年。当日下午2时，蒋介石提出 “ 特赦 ”，仍交军事委员会 “ 严加管束 ”。法庭会审后，张学良即被软禁在南京陵园孔祥熙别墅。嗣后被辗转囚禁在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及贵州修文、桐梓、贵阳等地。1946年被军统特务押解台湾，继续囚禁。<font color="#90年张学良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起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日病逝檀香山，享年101岁。
张学良于日夜在南京所写的遗嘱。（这份遗嘱由张学良私人飞机驾驶员、机械师美国人海岚-里昂保存）张学良在信中表示 “ 宁可自尽也不愿受辱 ”，并叮嘱家人 “ 愿张氏子孙为国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愿世世勿忘 ”。信尾向宋子文等人交代了张家遗产的分配。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和杨虎城。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杨虎城表示宽容，要杨出国。1937年3月初，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授意，要杨主动去见他，以便 “ 恢复感情 ”。3月28日，杨飞杭州见蒋，在坐的有宋子文、宋美龄、邓宝珊、胡宗南、李志刚。蒋介石一面表示 “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一面大骂张学良，让杨虎城听。第二天，蒋单独约杨再谈，要杨 “ 出国考察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 <font color="#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17路军总指挥职务。30日，蒋复电照准。5月27日，杨虎城离陕飞沪。在沪期间，“奉谕” 去庐山见蒋，辞别。6月16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杨虎城为欧美军事考察团专员。6月29日，杨虎城离沪出国。杨虎城出国后，先后在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捷克、奥地利、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参观，访问。“七七事变” 爆发时，杨虎城正舟行在太平洋上，闻讯当即致电宋子文请求回国参加抗日。7月23日，蒋介石复电 “继续考察”。10月21日，杨虎城由西班牙到巴黎，即 “自行归国”。朋友们、随员们，都劝他在海外多留些时间，他说：“ 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就是为了抗日，现在抗战已起，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颜对待国人。至于回国之后，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不后悔。只要对得起国人，死不足惜。”<font color="#月26日，杨虎城一行抵香港，上岸后，即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旋被骗至南昌囚禁。先后辗转被囚在长沙、益阳、贵州息峰、四川重庆等地，达12年之久。1947年2月，杨夫人谢葆真在狱中被折磨而死。<font color="#49年9月6日，重庆解放前夕，杨虎城被特务用匕首杀害于中美合作所松林坡。次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副官阎继明、张醒民，秘书宋绮云、夫人徐林侠及两个幼子，同时被害。杨虎城等人被害后其遗体被军统特务用硝镪水毁尸灭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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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共赴国难
月，中共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蒋介石在庐山谈判。前边是蒋介石，后第四人为周恩来。西安事变期间开始的国共谈判，于事变后在继续着。1937年2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共派出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同蒋介石、顾祝同等就国共两党合作问题进行一系列的谈判。2月中旬，周恩来、叶剑英等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先进行了初步谈判。谈判中，中共方面首先提出了《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的意见，并在此意见的基础上，达成了在西安设立中共办事处的协议。在西安谈判中，周恩来还提出要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回陕的问题。
国共两党合作后，延安大礼堂的旗帜和标语。
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6年12月至1937年7月，即西安事变至 “七七事变”，这期间，国共两党代表多次谈判，但一直未取得具体结果。“七七事变” 后，中共又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国共合作与对日作战问题，并月7月15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文本送交国民党，但国民党迟迟未作回应。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上海。此时，才引起国民党对谈判的重视。8月1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邀请中共和红军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参加。在这次谈判中，蒋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成立第八路军总部。9月22日，蒋介石同意并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讲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合作实行合作。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西安事变所提出的 “联共抗日” 主张终于实现。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日，中国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9月12日，第八路军番号奉令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副总）指挥改为总（副总）司令。下辖三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
八路军走上抗日的前线！日至9月间，八路军总部率领各师从陕北、渭北等地出发，经韩城、潼关等处，东渡黄河，在日本侵略军疯狂进攻下，挺进华北前线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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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历史的回声
晚年的张学良。张学良1995年口述：“ 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
日本近代史学者菊池秀明所著《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菊池秀明对张学良的点评：“ 然而即使付出牺牲，也不愿成为历史罪人的张学良，把孙中心叹为 '一盘散沙' 的中国人的心聚集在抗日民族主义之下，这虽说是21世纪中国必须跨越的课题，也不容否以它是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看到梦寐以求的成果。”
1936年的毛泽东。日，毛泽东对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讲道：“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民党的一部分亲日派分子极力挑拔内战，如果不是共产党和各方面致力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兵连祸结，必然会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
台湾学者李敖。李敖对张学良的点评：“ 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他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中国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中正从36岁关到83岁。”
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用自己的流血和牺牲促使蒋介石最终停止内战，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团结起来统一对外，应付强敌，也把蒋介石推向了抗战领袖的地位，奠定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州战场胜利的基础。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用自己的行动，在史册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西安事变，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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