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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档案》----- 北国江城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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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安法治文学月刊《啄木鸟》2018年8期
北国江城谍案
文/易明佳&&迟樱& &金牧
　一、目标消失
　　中国唯一省市同名的城市是吉林市，吉林省因吉林市而得名。吉林市的满语名为“吉林乌拉”，意为“沿江的城池”。因康熙皇帝东巡吉林时所作《松花江放船歌》中有“连樯接舰屯江城”之句，故吉林市又被称为“江城”、“北国江城”。本文的故事就发生在北国江城吉林市。
　　日，中共吉林省委社会部侦查员盖南云、阮尧义从敌占区长春市赶到吉林市。吉林市已于前一天获得解放，中共吉林省委机关也迁至吉林市。盖南云、阮尧义此刻自然有一种回到组织怀抱的亲切感，不过，他们的使命尚未完成，还不能去省委社会部向领导销差。
　　半个月前，组织上交给盖南云、阮尧义一项秘密使命：化装前往长春刺探情报。这个任务不但风险极大，而且即便搭上性命也不一定保证可以完成，因为这份情报对于敌方而言极为重要，防范措施非常严密。盖南云、阮尧义都是干了七八年情报工作的老手，多次深入敌后执行任务，和日本关东军、伪满、国民党军警宪特，甚至东北各处都有的“特产”土匪都交过手，屡屡历险，但一次次都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机智勇敢化险为夷，顺利完成使命。对这次任务，他们更是小心翼翼，在长春地下党与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内线的暗助下，终于搞清楚了那份情报的来龙去脉。
　　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节节胜利，敌方判断吉林市的失守已经不可避免，遂按照南京“保密局”本部的指令，在吉林市布置一批潜伏特务。具体执行者是“保密局”本部机关派赴吉林市的一个长春籍袁姓少将督察官，此人在吉林市活动了三周以完成布置，于1948年1月底返回南京，途中曾在长春停留，名义上是与亲朋好友叙旧，其实是在完成此项使命的收尾工作：他用密码编制了一份吉林市潜伏特务的联络图，把联络图和密码本分别交由“保密局”直接安插在长春以及“保密局”长春站的各一名专事秘密交通工作的特务保管，嘱咐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潜入吉林市，交给指定的联络人。至于这个联络人姓甚名谁、是男是女，据说连负责“保密局”长春站的特务头子都不清楚。
　　据我内线提供的情报，吉林市的那个联络人，就是由袁姓少将布置的潜伏特务网络的头目。袁在吉林市跟每个潜伏特务见面时分别一一晓谕：今后不管处于何种情势，只要有人（不管是什么人）以我所指定的暗语与你联系，此人就是你的上峰，必须按照其指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一应任务。
　　袁姓少将把联络图和密码本分别命名为“101密件”、“102密件”。盖南云、阮尧义在长春秘密活动数日，通过内线同志的帮助，查明了敌方两名负责传递这两份密件的特工的情况：“101密件”由“保密局”直接安插在长春的特务柳大有负责传递；“102密件”由“保密局”长春站特务叶正茂负责传递。袁姓少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指定首先由柳大有把“101密件”安全传递给联络人，返回长春后用暗语在《长春日报》上刊登广告，叶正茂看到这则广告后，方可出发前往吉林市传递“102密件”。
　　柳大有系吉林市人，幼时随父移居长春，成年后在长春经营大车店，抗战时被“保密局”前身“军统”在长春的地下组织发展为特务，专事跑交通。他所经营的大车店，其实就是“军统”及后来的“保密局”在长春的一个秘密交通站。柳大有是站长，手下有七八个伙计，平时连车带人雇给客户使唤，有任务时则传递情报，运送人员或物资。据内线同志称，因此次使命极为重要，袁姓少将为此专门召见柳大有，命柳务必亲自跑一趟吉林市，不能交由伙计代劳。
　　袁姓少将返回南京，但大车店老板柳大有却按兵不动。盖南云、阮尧义判断，“101密件”已经在柳大有手里，他之所以没有动身，应该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101密件”对于吉林市潜伏特务的作用，有点儿像圣旨、上谕、尚方宝剑之类，谁得到它，谁就可以对吉林市的潜伏特务发号施令。那些潜伏特务之间没有横向联系，此时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上司或下属，如果某一天某个“癞痢老二”、“麻疯阿三”之类平时遇到都要“呸”一口的主儿突然出现在面前说出暗语，那也得唯命是从。以柳大有的经验，应该会料到没准儿己方这边已经有人暗地里动着“101密件”的脑筋，打算趁局势混乱获取密件（当然，对方不一定知道还有与之配套的“102密件”），把吉林市的潜伏特务网络掌握在自己手里，以达到政治或经济等方面的目的。因此，袁姓少将走后，柳大有没有贸然行动，大概是想缓些日子再悄然前往吉林市，以免引起各方势力的注意。
　　在长春地下党的协助下，盖南云、阮尧义分别在柳大有的大车店隔壁和对面临时租房住了下来。他们深知夜长梦多，曾计划进入大车店把密件弄到手。可是，大车店老板、伙计加上临时帮佣有十来个人，而且有枪，以他们两人之力，只怕难以达到目的，还会惊动五十米开外的警察局，到时候连全身而退都难。如此，只好耐心等待，等柳大有上路后再找机会。
　　这时，省委社会部交通员秘密前往长春，向他们传达了领导的指示：吉林市解放在即，长春敌特肯定会在近日把密件送过去，要求盖、阮一路跟踪到吉林市，届时不管吉林市是否已经解放，都要继续紧盯，弄清柳大有把密件交给何人，再由组织上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盖、阮两人就耐心等候。3月9日傍晚，长春街头百姓议论纷纷，说吉林市已经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两人判断柳老板该动身了。果然，次日上午九时许，多日不曾露面的柳大有终于出门了，虽然穿着打扮跟平时无异，随身并无箱笼行囊，只拎着两只用干荷叶和油纸包裹的烧鸡，但盖南云、阮尧义认定这主儿要奔吉林而去，于是果断跟踪。
　　柳大有出门后直奔长春火车站。东北地区的国共战事基本没有影响铁路客运，打仗归打仗，火车照开。柳大有做梦也没想到，化装成寻常旅客的盖南云、阮尧义也尾随他上了这趟列车。
　　中午，火车抵达吉林站。柳大有拎着烧鸡和在长春火车站买的糕点、糖果之类的礼品来到出站口。后来知道，柳大有事先安排大车店伙计在其离开后去邮电局给吉林市老家的堂兄柳大富发了一份电报，柳大富遂让其子柳树棠前来接站。不过，他在出站口见到堂侄后，并没随其回家，只是把礼品交给柳树棠，自己坐了一辆黄包车离开了。
　　盖南云、阮尧义也分别叫了黄包车尾随其后，一直跟到江南街的“大祥饭庄”。柳大有进了饭庄，二位侦查员担心被目标察觉，没有跟进店堂，而是在斜对面一家没有字号只挂着一面酒旗的小酒肆找了一副临窗座头落座，招呼跑堂上了个冷盆、两碗面，一边吃着一边等候柳大有出门。
　　“大祥饭庄”进门是一个院子，穿过院子才是店堂，柳大有进去后干些什么，侦查员是看不见的。既然如此，他们怎么能放心在外面等候呢？原来，两位侦查员虽不是江城当地人，但经常在省会活动，对城内外的情况烂熟于心，知道这家饭庄是没有后门的，柳大有进去吃饭也好，接头也好，从大门进就得从大门出，所以并不着急，两人安心吃饭，反正柳大有早晚得出来。
　　哪知，一直等了两个小时也没见动静。眼看着一个个食客陆续离去，两人不禁起疑，寻思柳大有难道就落脚在这家饭庄啦？稍停，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那意思是——原来如此。
　　盖、阮两个并非“大祥饭庄”的常客，在他们的记忆中，从抗战中期开始做情报工作至今，总共也就光顾过两三次，都是执行跟踪使命。但是，这几次跟踪的目标都是敌特分子中有些分量的人物，由此他们怀疑“大祥饭庄”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个固定情报交接点。这次，柳大有一下火车就直奔“大祥”，而且一进去就没见出来，两位侦查员意识到，也许柳此行的使命就是要在这家饭庄内完成。
　　二位侦查员分析，如果真是这样，通常说来不可能把密件交由饭庄方面转给那个联络人或已经内定的潜伏特务头目，袁姓少将肯定有命令，让柳必须当面交接。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对方没来接头，柳大有只好等候。这应该就是柳大有进饭庄两个余小时还没出来的原因。没别的办法，两位侦查员也只有继续等着。
　　两人所在的这家小酒肆的店主王老五，跟盖南云是熟人。王老五的兄弟老六是给抗联跑交通的，一度专跑盖南云与其所在部队的情报递送线，抗战胜利前夕不幸被捕，遭日本宪兵队杀害。王老五看似愚钝，心眼儿却是活络，他知道盖南云跟其弟是一路的，每次盖光顾小酒肆，必是为了执行使命，因此，他总是给盖安排最适合观察外面情况又不易引人注意的座头。
　　盖、阮又等了半个小时，还没见柳大有出门，就让王老五找个借口去对面饭庄看看是否还有食客没走。王老五昨天向饭庄厨房借了一瓶醋，正打算归还，就以此为由头去了一趟。片刻返回后告诉盖南云，饭庄已经结束午间营业，店堂都打扫干净了，大师傅也都午休了。盖南云一惊，不由得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这……对面应该没有后门吧？”
　　王老五见得多了，已经明白眼下这两位遇到了什么问题，说对面没有后院，也没有后门，窗户外也都装了粗如指头的铁栅栏，人只能大门进大门出。也许你们要找的那主儿喝多了，打算睡一觉再走？
　　盖南云缓缓摇头。柳大有是资深交通，在日伪时期算是提着脑袋为“军统”效命的，他应该知道在任务——尤其是像传递“101密件”这样的重要任务——尚未完成前，必须滴酒不沾；即便已经完事了，也要立即离开现场。想喝酒可以，但必须在安全的场合。这是情报人员的纪律，不管国共哪一方的特工都必须严格遵循。况且，从昨天开始，江城于柳大有来说就是“敌占区”了，他更应该小心谨慎。不管他是否喝酒，都不能在“大祥”逗留那么长时间。如果联络人失约，他必须赶紧离开饭庄——这也是工作纪律。
　　由此盖、阮断定，柳大有可能出事了！
　　怎么办？盖、阮商量片刻，由盖留在这里继续盯着，阮尧义去了附近一家银行，借用电话向领导报告。领导指示，另派同志率解放军战士过来，对“大祥饭庄”进行搜查，盖南云负责主持搜查工作，但盖、阮均暂不露面，不暴露身份和意图，如果在这个空当儿发现目标离开，则继续跟踪。
　　大约二十分钟后，随着一阵由远而近的引擎声响，一辆军用卡车载着两个班的解放军战士赶到现场，在带队的社会部干部纪新纲、林广富的指挥下，包围了饭庄，然后入内进行搜查。搜查结果令人大感意外：饭庄没有后门、边门，两侧与邻居房屋皆以砖墙相隔；后面与一片荒地相对的每间屋子皆有窗户，但窗框上都装有指头粗的实心铁栅栏，上下都是卡死了的，根本无法卸下。而饭庄里凡是能藏人的地方都查过了，甚至橱柜、米缸、水井等都没有放过，柳大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盖南云接到报告坐不住了，立刻与阮尧义一起前往饭庄查看，并未看出端倪。这可真是奇怪了，盖、阮盯着目标从长春跟到江城，又亲眼看着柳大有进入饭庄，怎么会不见人影了呢？
　　纪新纲、林广富向盖南云请示往下应该怎么办，盖南云稍一思索，下令把饭庄自老板关玠以下所有厨师、伙计全部带走进行审查；饭庄查封，留人看守。
　　二、“二厅”特务
　　按照当时的编制，省（市）委社会部同时又是同级政府公安机关的政保部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本案发生时，吉林省委社会部同时又是吉林省人民政府下辖之公安机关的政保处。政保处领导对该案非常重视，听取盖南云、阮尧义报告一应情况后，经向上级请示，决定组建专案组，盖、阮分任正副组长，纪新纲、林广富为组员；考虑到案情比较复杂，四名成员恐怕不够，但政保处无法提供更多的警力，只好临时从当地借调。当时，吉林市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日挂牌），由市军管会主持一应工作。经电话协调，市军管会同意从下辖军管会公安部抽调刘荫良、梁昀、秦孝安三名侦查员参与专案工作。
　　事不宜迟，当晚专案组的第一桩活儿就是提审“大祥饭庄”自老板关玠以下包括账房、伙计、厨师、杂役在内的十一人。柳大有是盖、阮两个亲眼看着进入饭庄的，之后再也没有露过脸，这里面肯定有鬼，这个“鬼”只有饭庄内部人员才说得清楚。
　　专案组七名成员分别对这十一人进行讯问，厨师、杂役四人首先被排除嫌疑。当时他们在后面厨房忙碌，没看见柳大有这么一个模样的顾客进入饭庄。然后是账房先生丁某，丁说今天中午生意比较忙碌，他钻在店堂一角的账房间里，耳听跑堂抑扬顿挫的吆喝，一手疾速拨拉算盘，一手笔走龙蛇开账单，这活儿比速记员还费神，根本没有闲暇注意店堂里的情形。
　　讯问跑堂的侦查员倒是有收获，在门口负责招揽顾客的单姓伙计记得确实来过一个外貌如柳大有的男子，将其安置于五号座头。负责五号座头的伙计是老牟，此人长得獐头鼠目，看着就不似善类。副组长阮尧义对其进行讯问，老牟一口咬定他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把小单拉出来对质，老牟方才承认是他接待了柳大有（当然，他说不认识该食客）。阮尧义说，既然承认了，那就继续吧，人进了饭庄，却没见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牟告诉侦查员，这个客人进来时，他就觉得有些面熟，以前大概是来过的，但具体是哪路朋友却想不起来了。落座后，此人没有让老牟取餐具倒茶水，而是吩咐把老板唤过来，神态甚是倨傲。正是这个“唤”字以及对方的倨傲，终于让老牟想起来了，以前此人的确来过饭庄，老板对他非常客气。客气到什么程度？就像奴才见了主人。“大祥饭庄”的老板也是见过世面的角色，跟三教九流包括官面上的人都说得上话甚至可以称兄道弟，见了这个客人竟然如此低三下四，老牟自然不敢怠慢。当下，他就到后面去请老板。老板正在抽大烟，被老牟打断，自是万般不爽，骂骂咧咧跟在老牟身后来到店堂。定睛一看来者，马上换了张脸孔，恭恭敬敬把对方往后面请。此后，老牟便没再见到过那个客人。
　　阮尧义问老牟，饭庄后面是否有暗道可以跟外面相通，对方答称不清楚，又说后面的房间一共有六间，中间有一个天井，一间作为仓库，三间打通后做厨房，剩下两间就是老板使用了，一间是办公室兼会客室，另一间作为卧室。阮尧义听着觉得纳闷儿，饭庄现场他下午是进去察看过的，老板使用的那两间屋子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铺地的方砖都一块块敲过，有几块甚至都被敲碎了，并没有发现秘密通道入口，也没有埋尸的痕迹。
　　专案组长盖南云讯问过其他伙计，也没有收获。阮尧义把讯问老牟的情况说了说，盖南云说看来这个谜团还是得由老板来解开。
　　可是，对于侦查员的提问，关玠却似充耳不闻，坐在那里双目微闭，宛若老僧入定。盖南云火了：“不见棺材不落泪，把他押到饭庄现场去！”
　　其实盖南云的脑子里已经有灵光闪现，寻思既然没找到尸体，那说明柳大有还活着，但反复搜查下来却没见人，那看来他确实已经离开饭庄了。现在的问题是，他是通过什么方式离开的？肯定有出去的通道，只不过没发现罢了。
　　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再赴饭庄，着重检查老板关玠的那两间屋子。盖南云在那两间屋子里来回转了两圈，仔细察看了唯一可以作为逃离通道的窗户，还是未能有所发现。回转身时，目光扫视关玠，只见饭庄老板露出一丝得意之色，稍显即逝。盖南云假装没有留意，随意浏览着屋里已被翻乱的各种物品，一边浏览，一边用眼角余光关注着关玠。那主儿表情轻松，盖南云寻思，这间屋里应该没有什么秘密，就让侦查员把关玠带到另一间屋里。
　　那是关的卧室，家具摆设比外间作为办公室兼会客室的屋子少，翻出来的物品也少一些。盖南云继续漫无目的地浏览，不时捡起一件什么东西看看，同时暗中关注着关老板的神色。关老板的床底下放着一堆乱七八糟的废旧五金零部件，盖南云随手拿起其中的一把扳手，眼角余光迅速朝关老板一瞥。这一瞬间，他注意到对方的神色稍显紧张，不由心里一动，便把扳手拿到关玠跟前：“关老板，这是什么？”
　　关玠回答：“套筒扳手呀，店里修理东西时用的。我这家饭庄，开的时间有点儿长了，有些东西容易损坏。”
　　跟之前相比，这家伙竟愿意开口了，而且一下子说了好几句，好像生怕自己解释得不到位似的。盖南云心里有了底：这件工具有问题——确切地说，工具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这件工具的用途。他反复掂量着手里的套筒扳手，忽然叹了口气：“唉——遗憾！”
　　关玠不解：“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主动交代，根据共产党的政策，是可以获得从宽处置的。可惜，现在好像有点儿晚了。这样吧，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是能如实交代，就算你坦白，否则，我就没办法帮你了。”说着，盖南云拿着扳手指了指窗户。
　　关玠终于撑不住了，扑通一声双膝跪地：“长官饶命！我坦白！我坦白！”
　　谜团终于破解了——
　　关玠早在1939年就已成为“军统”的秘密交通员，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故意把饭庄改建成只有前面大门、后面没有出路的格局。但他在自己卧室的窗户上动了手脚，装着铁栅栏的木制窗框其实是可以拆卸的，用以固定的螺栓也是活络的，安装时只要把窗框放置于相应的位置，把螺母对准固定于墙内的螺栓，用套筒扳手拧紧即可。最后，用事先准备好的油灰（桐油与石灰的混合物）覆盖螺母的痕迹，表面刮平，涂拭与窗框相同的桐油，再洒上尘土，刷上厨房用过的脏油，窗框表面就看不出什么异样了。需要时很轻松就可以把窗框拆下，人钻出去之后再恢复原状。比如3月10日这天，柳大有从这个通道逃离饭庄后，关老板有的是时间从容复原，也就花了不到半小时。当然，工具和油灰等材料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这是终年必备之物，还需定期检查和更换。
　　然后，就要说到柳大有与关玠的关系了。两人其实是上下级，柳大有是关玠的上司。江城的这个地下交通站归长春柳大有主持的大车店交通站领导，许多交通活儿就是由柳大有派人或者亲自从长春送来，交由饭庄这边传递出去的。柳大有此次赴江城，事先关玠并不知晓。昨天中午柳大有突然闯入饭庄，跟着关玠去了后面的办公室，即对关老板说有人跟踪，要求提供掩护。关玠就动用了秘密通道。柳大有离开前与关玠握手，轻声道：“记住，跟踪我的是‘二厅’的人！”
　　关玠登时一个激灵，寻思“二厅”不是国防部的下属机构吗？跟咱“保密局”是同仁啊，怎么盯上柳老板了？莫非柳老板得罪他们了？
　　盖南云、阮尧义同样感到不解：明明是我俩在盯梢，柳大有凭什么把咱们认作“国防部二厅”的特务？难道果真有“二厅”的特务在盯梢，只是我俩没发现？想到这里，盖、阮二位脊背发凉，这不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吗？这需要立刻向领导报告。
　　领导听了专案组长的报告，问二位侦查员：“你们认为柳大有关于‘二厅’盯梢的说法有根据吗？”
　　盖南云分析，“保密局”袁姓少将当初布置潜伏网络时，出于安全考虑，未向江城潜伏特务头目交代日后将由其掌管的特务组织的人员情况，那个头目对自己手下有多少特务、姓甚名谁等一概不知，而那些特务自然也不知道自己将受谁的领导。这样做，无疑会起到一定的防范作用，但同时也有负面影响——只认密件（联络图）不认人，可能会导致一种“谁获得联络图谁就是上司”的认知。再说长春那边，我们有内线安插在“保密局”内部，“二厅”也会这么做。这两个特务机构争权夺利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有过多次大大小小的冲突，弄得蒋介石有些头痛。“二厅”安插在“保密局”的内线获取这一情报后，“二厅”很有可能会动截获联络图的脑筋，这样一来就可以控制“保密局”在江城的情报活动。尽管联络图只是密件的一部分，还有一份与之配套的密码本，但在不可能同时获取两份密件的情况下，先获取一份也是好的，至少可以打乱“保密局”的部署。“二厅”的很多特务原来就是“军统”的，抗战胜利后“军统”搞退役，一些特务被迫离开，还有一部分人就去了“二厅”，柳大有认出跟踪他的特务也是有可能的。
　　领导对盖南云的分析表示认可，由此进一步判断，“二厅”的特务应该没发现我方也在盯柳大有，否则，他们不敢跟到江城。但是，后来我方对“大祥饭庄”的搜查肯定会惊了他们。下一步，盖、阮的使命就是尽快找到柳大有，在“二厅”下手之前把联络图搞到手。
三、中毒猝死
　　3月11日上午，专案组开会研究案情。会议一开始，有侦查员提出，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柳大有已经完成使命，即他在逃离“大祥饭庄”后立刻跟江城的潜伏特务组织头目见了面，递交密件后就返回长春了？
　　这个问题，盖南云、阮尧义两人也曾探讨过，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因此，他们昨晚向领导汇报情况后，立刻向长春地下党组织拍发密电，要求天明后即去查看大车店，打听柳老板是否已经露面。此刻尚未接到回复，估计那边正在调查之中。专案组只能先把此事往旁边搁一搁。
　　于是，众人继续讨论下一个问题：柳大有逃离饭庄后，会往哪里去？
　　这应该有四种可能。一种是直接去跟潜伏特务头目会合，递交密件，然后就相对安全了，至少，“二厅”特务对其的威胁可以消除了。即使落在他们手里，只要如实道明密件已送交到位，“二厅”特务也就只好到此为止，没有必要把柳大有干掉。而柳大有呢，因为有“如实道明”的情节，这在“保密局”内部属于“违犯团体纪律”，是要受到惩罚的，脱身之后也就不会向上司报告此番遭遇。
　　第二种可能是柳大有逃离饭庄后，发现仍未摆脱“二厅”同行的跟踪，人家棋高一着，已经预计到饭庄后面另有机关。如此，他就不敢去跟潜伏特务头目见面，而且得赶紧逃命——此时如果落在“二厅”那班弟兄手里，在强迫他供出接头暗号等机密后，必定会让他永远消失。只有这样，“二厅”方面冒充“保密局”交通员的特务才能跟潜伏特务接头，然后以上司的名义对江城的潜伏特务网络发号施令，让他们为“二厅”效力。如果柳大有无法摆脱“二厅”特务的跟踪，最后被干掉也说不定。
　　第三种可能是柳已经摆脱“二厅”同行的监控，躲在本地某个安全处所，静候机会把密件送出去。
　　第四种可能就是柳大有从“大祥饭庄”脱身之后，不管不顾直接奔火车站买了张车票返回长春，其他一切都容后再作计议了。
　　讨论进行到这里，长春方面的回电来了：柳大有未归。
　　那么，第四种可能就可以排除了。在前三种可能中，柳大有的情况属于哪一种呢？这个眼下似乎很难判断，那就只好采用排除法了。先考虑第三种可能性，柳大有是本地人，在江城有亲朋好友，他对江城的情况也熟悉，完全有条件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藏身处。专案组对此进行查访，倒也可行。
　　于是，专案组决定先对柳大有的一应社会关系进行调查。专案组长强调，这桩活儿要抓紧，因为“二厅”特务也在找他；即使没有“二厅”这个“程咬金”，柳大有也会择机行动，设法完成使命。如今江城已经解放，对于柳大有来说，多待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全组七名成员一连查访了三天，接触柳大有的亲朋好友加在一起上百人，却未能获得些许线索。知道柳大有从长春来吉林的，只有其堂兄柳大富一家，因为柳大有在动身前发过电报。而堂兄一家中跟柳大有直接见面的，唯有堂兄之子柳树棠。柳树棠告诉登门造访的侦查员，当时柳大有说他要先办点儿事，然后再去堂兄家，住一宿即回长春。回家告知父母后，老爸随即去附近的“德明馆”订了酒席。可是，柳大有之后却一直没露面，也没往家里捎个口信什么的。堂兄一家都很纳闷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侦查员再问这两天是否有人上门打听柳大有的情况，柳大富夫妇和其子柳树棠都是摇头。
　　3月14日晚上，一无所获的众侦查员再次开会分析案情。议了一个多小时，大家七嘴八舌说了不少，可对往下的调查都没有参考价值。盖南云跟阮尧义交换了意见，说看来今晚议不出什么来了，时间不早了，大伙儿连日忙碌都累了，吃点儿东西都去休息吧，明天上午再说。
　　等候夜宵时，盖南云拿起通讯员傍晚送来的《警情通报》浏览，这是江城解放后吉林市军管会公安部印发的第一份《警情通报》。翻到第二页时，盖南云忽然眼睛一亮。这一页有一则简讯：今日午后，本市第一区看守所一名熊姓在押人犯猝死，已指令专人调查该人犯的死亡原因。
　　这时，阮尧义取了压缩饼干回来了，盖让他看了简讯，阮尧义立即致电第一区看守所了解情况。对方介绍，死者叫熊立秋，男性，四十五岁，来自长春，职业是土特产经纪人，3月10日下午在德胜门街头与人发生殴斗，致对方轻伤，被巡逻军人带往第一区警局（当时吉林市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故接管后的警察局依旧沿袭过去的叫法）看守所拘押。
　　盖南云估摸，这个熊立秋十有八九就是柳大有。可能是被“二厅”特务盯得太紧，无法脱身，干脆就惹点儿麻烦进看守所去待着了。可是，他的把戏被对手看破了。“二厅”虽然成立得晚，但其业务水平被特工专家郑介民调理得颇有特色。据说“二厅”的特务执行使命时讲究连环套，一个环节套着一个环节，成功率比较高。这回柳大有被套上了，进看守所也没用，反而把自己的性命弄丢了。
　　次日一早，盖南云带着纪新纲、林广富、刘荫良去吉林军区第二十二后方医院查看熊立秋的尸体，一眼就认出确是柳大有其人。医院方面说，省公安处指派的法医已经进行过尸检，但具体结论医院方面不清楚。这人送到医院不久就死了，接诊医生估计很有可能是中毒身亡。然后，这事儿就移交给省公安处了。盖南云问医生，这人送来时身上穿着什么衣服？对方说是青色长袍、黑色棉裤，戴一顶黑色剪绒帽；里面穿着毛衣、卫生裤（针织厚绒布裤）和贴身内衣裤，都是没有裤带的，应该是被看守所搜走了。那么，这些衣服鞋帽在哪里呢？医生问过几个护士，得到的答复是，按照惯例，都送到大炉间焚烧掉了。
　　专案组马上与省公安处下辖的治安处联系，得知“熊立秋”猝死之事是由治安处刑侦队负责调查的。再致电刑侦队，对方告知，具体承办人叫祝兆平。盖南云马上说小祝我知道，他是叫我老师的，请你们让他马上来我这儿一趟。
　　小祝接到通知后匆匆来见盖南平，还带来了法医的尸检报告，证实系氰化钾中毒身亡。盖南云随即作出决定：正副组长各带侦查员分两路调查，盖南云一路去看守所，阮尧义一路去处置柳大有斗殴案的第一区警局。
　　当天下午两点，两路侦查员碰头，汇总调查情况——
　　3月10日下午三时许，第一区德胜门“张三爷茶馆”门口发生一起斗殴事件。似乎喝过酒、脸色微红的柳大有从茶馆里出来，正好与站在茶馆门口等候三轮车的山货行账房许朝圣相遇。许朝圣是高度近视眼，这天又是阴天，光线不佳，他把柳大有错看成其邻居黄先生，遂打招呼。柳大有意识到对方认错人了，没好气地嘟哝“瞎了狗眼”。许朝圣眼睛不好，耳朵却是蛮灵的，当下听得真切，拦住柳大有指责其出口不逊，要求赔礼道歉。柳大有哪里肯依，抬手就打。不料许朝圣是常年习练形意拳的，几乎是不假思索，反手扣住柳大有的手腕一扭一推，就把比他高半头的柳大有掀翻在地。柳大有爬起来，二话不说，抄起茶馆门口一把平时用来拉扯遮阳篷的木柄钢叉，对准许的大腿就戳，饶是许朝圣躲得快，脚踝骨还是挨了一下，虽然伤得不深，但血流了不少。
　　柳大有当街行凶，围观人群中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小混混儿起哄乱叫“快跑”。他却不走，站在那里冲伤者冷笑。随即有人又叫“联军来了”（自日起，东北我军的正式称谓应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又称东北野战军；但老百姓仍沿袭1945年底以来“东北民主联军”的叫法，简称联军），柳大有依旧不为所动，不慌也不逃。巡逻军人到场看见伤者，问行凶者是谁，他主动上前承认“是我”。
　　巡逻队随即派两名战士把柳大有送交第一区警局，柳大有出示的是长春土产杂货同业公会出具的证明，上面写着他的另一个名字“熊立秋”。刚刚接管警局的军代表当场作出处理决定：“熊立秋”行凶滋事，拘留七天，并赔偿伤者医药费。这应该就是如今的行政拘留了，当时并无“行政复议”，军代表一说就是铁定了。于是，其就被送往第一区看守所关押。
　　看守所军代表介绍，“熊立秋”入所以后，羁押于九号监房。那是一个大监房，关押着十九名人犯，其中不乏惯匪、大盗。事后想来，“熊立秋”入所后的情况本该引起所方的注意。监狱也是江湖，自古以来，此类场所的牢头狱霸一向是普遍存在，老犯人欺压新犯人也是如江湖规矩一般的铁律。按说像“熊立秋”这样的新犯人进去，必须向老犯人有所表示，比如花钱（人犯随身的钱钞以及家人送来的钱钞均由所方保管）请看守员去外面代购食品衣物孝敬牢头狱霸，如果身无分文，那只能退而求其次，对牢头狱霸溜须拍马，并提供种种劳役服务。而这个来自长春的新犯人，尽管身上钱钞不少，可除了购买毛巾牙刷等日用品，并无其他开销。再说新犯人入监，其铺位一般是整个儿监房里最差的，多在尿桶旁边，可“熊立秋”竟可以挨着牢头，晚上人家还把自己的一条压被的大衣给他盖上。
　　这些异常情况，看守员是看出来了，却没向军代表报告，而军代表没接触过这一行，不懂，就给疏忽过去了。出事后有看守员说起，军代表这才如梦初醒，当即挨个儿提审九号监房的人犯，得知“熊立秋”进来后报了一个江湖上有名的匪号，又跟牢头“友好切磋”了一下功夫，牢头自然不是受过“军统”训练的柳大有的对手。牢头折服，其余犯人自也服帖。
　　可是，这样厉害的一个主儿，怎么会突然中毒身亡呢？
　　其时江城解放才五天，市政府、公安局都还未成立，看守所还是按照以前的老规矩行事，其中有一条，寻常轻罪人犯家属可以送吃食进来，像柳大有这样类似行政拘留的当然够得上这个条件。昨天中午开饭前，看守员老赵送来一个带提柄的铝饭盒，说是家属给“熊立秋”送来的。老赵回忆，当时“熊立秋”的神情显然十分意外，盯着饭盒反复看。老赵有点儿不耐烦了，说你瞅个啥呀，还不快拿着。“熊立秋”解释说我看这个饭盒倒是眼熟，好像是我堂侄两年前入职铁路局时用来带饭的。接过饭盒调个方向又看，说这是我从长春“和记百货洋行”购买的，当时就用墨绿色油漆写上堂侄的名字寄往吉林。果然，饭盒一侧下方“柳树棠”三个墨绿色的字迹依稀还能分辨出来。老赵有点儿奇怪，随口问你堂侄姓柳，你怎么姓熊？“熊立秋”解释说我是随的母姓，又问老赵这饭盒是什么人送来的。这个老赵就不清楚了，对方只能把饭盒送到门岗，再由门岗转送进来。
　　据九号监房的人犯说，到了开饭时间，柳大有把饭盒打开，里面是红烧肉、卤蛋和肉圆，监房里顿时香气四溢，惹得众人禁不住伸脖子盯着看。“熊立秋”对牢头和身边另外两个人犯说，想吃就夹呗。牢头和那两人立刻伸出筷子去夹，吃了红烧肉又吃卤蛋。“熊立秋”这才夹了一个肉圆，凑到鼻子前闻了闻，再看看牢头和那两个人犯都没事，仿佛终于放了心，不料刚吃了两口，毒性就发作了。
　　法医对剩下的肉圆作了检验，每个里面都裹着一颗极小的外封蜜腊的药丸，估计是烹饪后放进去的。之所以把毒药下在肉圆里，是因为凶手知道柳大有特别喜欢吃这种菜肴（稍后向死者堂兄调查时证实了这一点）。
　　刑侦队的小祝负责对柳大有的猝死进行调查。小祝虽然才二十一岁，但聪明好学，人又勤奋，已经能独当一面调查案件了。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他请军代表把所有与那个饭盒有过接触的人员一一唤来询问。据岗哨说，他是从一个四五十岁的家庭妇女手里接下饭盒的，对方自称是在押人犯“熊立秋”的嫂子。岗哨收下饭盒，随即向相隔十多米的看守员办公室吆喝“有人送东西来了”。当时办公室里有三个看守员，靠近门口的老赵就去岗亭把饭盒拿来，回到值班室后，当着另外两个同事的面揭开盖子，象征性地目检一下，就拎着饭盒送里面去了。
　　小祝认为那个送饭盒的女人十分可疑，正要设法调查其身份，盖南云那边就把这个案子接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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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秘人物
　　柳大有终于有了下落，可专案组诸君一点儿也没轻松。之前分析案情时曾有过这样一个思路：如果“二厅”特务已经获取联络图，那就会把柳大有灭口。只有灭口，他们才能把“保密局”袁姓少将辛辛苦苦组建的这个潜伏特务组织抓到手里，让其为“二厅”效力；同时，也是掩盖“二厅”与“保密局”这桩争抢公案真相的最佳手法。
　　前面说过，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互拆台脚、争抢功劳的事层出不穷，但这种内部倾轧毕竟是有底线的，有些事无论如何也不能做，比如公开的武力火并或是向敌方暗送情报致使对手遭殃。但这次“二厅”特务对柳大有的行动实属出格，竟然把人家的队伍连骗带抢弄到自己手里。这事如果闹腾起来，对于“二厅”厅长郑介民来说，那实在是太没面子了。郑氏的资格要比戴笠还老，黄埔二期、有留苏经历（莫斯科中山大学政治经济专业），并有《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等多部特工理论专著出版。郑介民本人也非常自负，时常说自己是科班出身的特工专家，以区别于戴笠、陈立夫、徐恩曾、毛人凤等。蒋介石让其执掌“国防部二厅”后，他经常告诫下属“行事要有规矩”。可以想象，如果此事被抖搂出来，郑介民首先考虑的肯定是自己的声誉，不论此举是不是郑的授意，他都会找替罪羊背锅，那就不是一般的内部处分了，一定会有人掉脑袋。所以，策划此次行动的“二厅”特务必须做得天衣无缝死无对证。
　　现在，既然柳大有被毒毙，那就证明密件已经落到了“二厅”特务手里，以查获密件为专项使命的专案组只好另起炉灶。之前他们的对手是“保密局”，现在换成“二厅”特务了，新的调查思路也随之形成：毒毙柳大有的食物是装在其堂侄柳树棠的饭盒里送进看守所的，送饭的妇人自称是“熊立秋”的嫂子，准备菜肴者还知道柳大有喜欢吃肉圆，那至少可以表明对方肯定跟柳大有的堂兄柳大富一家有过接触。可是，之前侦查员去柳家调查时，他们为什么坚称没有人向他们了解过柳大有的情况呢？这里面有问题啊！
　　盖南云、阮尧义叫上侦查员纪新纲、林广富，四人一起去柳家。柳大富、柳树棠父子面不改色地把上次对侦查员说过的那番话又重复了一遍，侦查员随即打开一个纸包，把那个饭盒放在桌上，柳氏父子的神色立刻变得尴尬而又窘迫。紧接着，阮尧义又告知了柳大有的死讯。柳大富震惊之余，终于说了实话——
　　柳大有在长春经营大车店，堂兄父子都是知道的，他们也曾去长春走过亲戚。柳大有每年也会回吉林老家，少则一两次，多则三五次。但每次总是来去匆匆，很少住在堂兄家里，也不知他下榻何处。柳氏父子总觉得柳大有的举止显得诡谲。爷儿俩有时闲聊说到柳大有，都认为他可能是在为土匪干隐蔽活儿。
　　抗战胜利后，zhonggong于同年10月在吉林成立市政府，11月，又以吉林市为省会成立了吉林省政府。次年5月，zhonggong军队从吉林市撤出，市府、省府同时撤离江城。随后，国民党占领江城，宣布成立吉林省政府与吉林市政府。6月上旬，柳大富的老父病逝，柳大有回乡奔丧。这次倒是一直住在堂兄家里，相帮操办丧事。其间，每天都有若干面相不善之辈前来帮忙，有的竟是开着汽车来的。旧时东北“盛产”土匪，不乏做出市面的，抗战胜利后有些人从投降的关东军那里弄到了汽车，经常开着车到处乱闯。柳大富父子由此更是确信他们的猜测没错。
　　在办毕丧事的那天晚上，柳大富叫上儿子，跟柳大有作了一次正式谈话。父子俩的本意是想规劝柳大有悬崖勒马求个善终，不料柳大有却亮出了底牌——当时国民党在东北地区占了上风，而且美国又全力支持蒋介石，导致柳大有对形势的误判，认为共产党必输无疑，不必再对堂兄堂侄隐瞒身份了。他告诉堂兄父子俩，他是政府（指国民党）方面的人，有少校军衔，多年来从事秘密工作。往下等到把共产党打败，他就算出头了，可以向上级提出回吉林弄个警察局长什么的干干。柳大富父子闻讯又惊又喜，他们当然是站在柳大有一边的，再说中共确实是被国民党“赶出”吉林了，美国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国民党提供援助。但是，柳大富果断拒绝了堂弟把他的土特产行作为“保密局”秘密联络点并从“保密局”领一份津贴的提议，说我们父子俩是老百姓，你说的这种活儿我们干不来。此后，柳大有依旧每年数次往返于长春和吉林之间，每次回吉林也总会来堂兄家看看，但再没有提及自己的秘密职业以及让堂兄父子加入之事。
　　3月10日，柳大富收到了柳大有从长春拍来的电报，说他要回吉林办事，让堂侄去火车站接他。此时吉林刚刚解放，东北的形势于国民党非常不利，听收音机短波说美国对老蒋也渐渐失去兴趣，柳大富便想借这个机会跟堂弟好好唠唠，劝其不要再掺和政治，老老实实做生意算了。
　　柳树棠在铁路局机务段工作，这天正好休息，中午就去接站。但柳大有却说这会儿还不能去家里，他先要办点儿事，下午再去，今晚就住家里了，让堂侄先回去，说着就把带来的烧鸡、糕点、糖果等递给柳树棠让他带回家。
　　可是，柳家全家等到半夜也没等来柳大有。第二天，柳大有依旧不见人影，更没有音信。天快擦黑的时候，忽然来了两个男子，为首那位四十岁上下，自我介绍姓程，白净面孔，五官端正，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身上套着一件八成新的铁灰色薄呢短风衣，那副模样似是律师之类；另一个不到三十岁，个头儿较高，长脸，肤色偏黑，腋下夹着一个黑皮公文包，像是程先生的跟班，站在程先生后面一声不吭，程也没介绍他。
　　程先生将带来的礼品奉上，说是柳大有的朋友，在本市经商，受柳兄之托前来拜访。然后道明来意：柳大有因临时有事，已经离开吉林返回长春了，临走托程先生交给堂兄一点儿小钱贴补家用。说到这里，那跟班样的男子就打开皮包，拿出两封银洋和两沓纸币。银洋有五十枚，纸币是zhonggong的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币（又称东北流通券），每张五万元的面额，共计一千万元（1951年，东北币兑换旧版人民币的比率是95∶1；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3月发行的新版人民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柳大富信以为真，就把银洋和东北币收下了。程先生接着又说，柳兄另外吩咐转告，昨天他带来的那些食品以及所有包装不知是否还在，如果还在的话，请交给兄弟，他另有用途。另外，柳兄说他以前曾给堂侄买过一个带提柄的饭盒，如果还在的话，也一并交他带走。
　　堂弟的这个要求有些突兀，但柳大富没有多想，因为柳大有行事一向诡异，不在常理中的情形并不鲜见。他告诉来人，昨天堂弟说好要来的，全家一直等着，那些礼品根本没有动过。看来幸亏没动，否则现在岂不尴尬？
　　程先生让跟班把柳大有那一应礼品以及柳树棠的饭盒一并收好，告辞时对柳家父子说，如今江城是共产党执掌了，不过应该好景不长，只要美国插手，别说中共了，加上老毛子都不是对手。柳兄的意思是让老兄您稳当点儿，不要听风就是雨，过去怎么做的，往后仍旧怎么做。远的不说，就说眼前，如果共产党方面有人来打听柳兄的任何情况，您二位必须一问三不知，至于这些礼品，可能拿回来时已经落在邻居眼里了，那就说一半实话——东西是拿回来了，但都吃掉了，一应包装生炉子时作为引火物给烧掉了。柳家父子自是点头。
　　这就是柳家人在侦查员上门调查时撒谎的原因。
　　侦查员当然还要了解一下柳家主妇邢氏被冒名往看守所送饭盒之事，之所以没有询问就断定被冒名了，是因为他们上次来时跟邢氏见过面，其体形矮胖，跟看守所岗哨所说的那个冒牌货大相径庭。侦查员问这对夫妇，是否有人打听过柳大有的饮食嗜好，无果，只好作罢。
　　3月15日晚，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研究往下的侦查方向。一干侦查员认为，那位“程先生”去柳家拜访，为的就是获取密件。那二位前往柳宅编造借口取回礼品、拿走饭盒之举，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二厅”特务在长春就已经开始跟踪柳大有，伺机下手。他们显然低估了柳老板的警惕性，柳不但觉察到自己被跟踪，而且识破了跟踪者的身份。作为一名老资格的交通员，柳大有很快就想出了对策：途中购买糕点等礼品，把密件藏匿于礼品内（也可能柳事先估计到自己会被跟踪，已把密件藏于烧鸡的包装里，买其他礼品只是障眼法）。抵达吉林火车站后，就把所有礼品一股脑儿交给了前来接站的柳树棠。
　　“二厅”特务目睹车站这一幕，兵分两路分别跟踪柳氏叔侄，因为他们不能确定密件究竟是在柳大有身上，还是已经转移到柳树棠提着的礼品里。盯柳树棠的那一路跟到柳宅，在没得到密件的确切下落之前，一直在附近蹲守，以防发生不测；另一路则跟着柳大有去了“大祥饭庄”。
　　据饭庄关老板被捕后交代，他以前从没向柳大有透露过饭庄有那么一条应急脱身的通道。由此判断，柳大有之所以要去饭庄，只是因为那里人多，保证自己的安全应该没问题，如果密件还在他身上，那也就是保证密件的安全了。但是，在赴饭庄的途中，柳大有发现“二厅”特务来势汹汹，俨然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那他就不能在饭庄躲着了，进饭庄后，请关老板助其脱身，关老板就动用了那条应急通道。
　　“二厅”特务应该不会知晓“大祥饭庄”另有脱身通道，但他们既然志在必得，那就要把方方面面的可能性都考虑在内，其中就包括饭庄是否有其他出口的问题。为防止柳从其他出口脱身，他们定会在饭庄四周布下暗哨，待柳离开饭庄之后继续跟踪。柳大有离开饭庄后，发现自己仍旧没有甩掉尾巴，走投无路，只得故意寻衅滋事，主动折进看守所。
　　这一招儿完全出乎“二厅”特务的意料，江城已经解放，柳大有如果被逼急了向共产党自首，当然会把“二厅”特务跟踪之事供出来，那形势就危急了；即便柳只是把看守所当避风港，可共产党的反特人员不是吃素的，万一发现疑点来个穷追猛打，柳大有肯定顶不住，最后还是会招供。这样的后果是“二厅”特务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只得暂时偃旗息鼓，盘算如何应付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
　　从之后“二厅”特务成功毒毙柳大有判断，他们可能有条件通过留用警察获知第一区看守所内部的情况，由此得知柳大有既不是自首，也没有被中共方面发现破绽。“二厅”特务缓过一口气，随即重新分析形势。这一分析，注意力就集中到柳大有把烧鸡以及途中购买的糕点、糖果之类全部交给接站的侄子柳树棠之举上了。他们一直在柳宅附近蹲守监视，没发现柳氏父子有异样动静，因而认定密件就藏匿在柳宅。同时，他们也通过在江城的关系弄清楚了柳氏父子均是守法良民，并不涉及柳大有的特务活动，继而制订计划，去柳宅骗取一应礼品和包装，以及用于毒杀柳大有的饭盒。
　　3月14日，“二厅”特务下手将柳大有毒毙，表明他们已经把密件弄到手了。
　　分析到这里，专案组自组长、副组长以下，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密件已经落到“二厅”特务手里，往下该怎么办？大道理好说，夺回来就是。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众侦查员都觉得自己的脑袋似乎大了一圈儿。大伙儿必须考虑到一点：“二厅”特务拿到密件，应该算是圆满完成了使命。他们是从长春一路跟踪柳大有到吉林的，此次旅行不是游山玩水，密件一旦到手，肯定会赶紧离开江城回去复命。况且，如今吉林市已是共产党的天下，而他们刚刚制造了一起命案，难保不会引起中共反特人员的警觉，说不定很快就会有对应的行动。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如果“二厅”特务真是这样做的，那专案组就惨了。长春尚未解放，他们逃回那里就算是“回家”了。专案组侦查员如若跟过去，那就是深入虎穴。这种活儿盖南云、阮尧义等来自社会部的四名侦查员不是没干过，可是，我方在“二厅”并未建立内线，一时无法弄到相关情报，去长春后也不可能得到配合，贸然行动，只怕没有胜算。再说，去不去长春，那得由领导考虑，上级没有发话，那就不是专案组讨论的事情。专案组只能暂时把这事搁一边，先考虑其他可能性——
　　“二厅”特务干这项活儿，不可能是“程先生”等人自己的主意，估计是“二厅”在长春的特务机构头目下达的命令。能够成为这一级头目的自然是老特务，他可以派员赴吉林从柳大有手里抢夺密件，在抢夺到手后，会立刻命令手下返回长春吗？“保密局”袁姓少将给资深交通员柳大有的使命是“安全送达密件后返回长春”，那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往下还有“102密件”（即破译联络图的密码本），而且规定负责赴江城送“102密件”的另一叶姓特务必须在柳大有安全返回长春之后方可动身。当然，对于“二厅”来说，破译密码不算一桩太难的活儿，他们在这方面的手段要比“保密局”强得多，该厅是专门负责搞军事情报的，郑介民是科班出身，不似戴笠、毛人凤那样半路出家的野路子。能不能把袁姓少将自己编制的密码本搞到手，对于“二厅”接下来的行动不会构成严重的妨碍。这事也不必惊动郑介民，只要类似长春站站长那个级别的头目就解决得了。
　　尽管破译联络图不在话下，但“程先生”的上司不会不考虑到另一个问题：袁姓少将下达的这桩使命还有另一半没有完成，即在柳大有返回长春后，负责递送“102密件”的特务交通员叶某立刻动身去江城。袁姓少将已经返回南京，但肯定在长春安排了专人负责这项使命的协调工作。叶某接到的命令是何时看到柳大有返回，他何时动身，换句话说，见不到柳大有，他就会一直按兵不动。但此项任务的协调者对柳大有何时动身何时返回是有一个安全时间表的，如果柳大有没按期回来，那就意味着出问题了，他会立刻向上级报告。上级则会作出相应反应，另外派员密赴吉林调查柳大有的行踪。一旦发现柳大有失联，肯定会电告南京的袁姓少将，袁则毫无疑问会立刻下令停止这个项目的运作，待查明一应情况后再作计议。若是到了这一步，那“二厅”的特务就白费劲儿了，人也白杀了。
　　因此，“二厅”特务必须赶在“保密局”发现柳大有未及时返回长春之前完成一应动作：破译联络图、跟这个潜伏特务网络的头目取得联系、重新组建该网络并自行编制另一份联络图。这样一来，“程先生”等人就不能返回长春，而是必须留在吉林。也许长春那边已经派出密码破译专家赴江城，甚至密码已经被破译也有可能。如此，专案组有必要继续在吉林本地收集相关线索，力争迅速破获本案。具体做法是：向已经被捕或者尚未收捕但已经向市军管会公安部登记的敌方党政军警特及反动会道门成员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查摸与“二厅”特务相关的线索。“二厅”特务来吉林时当地已解放，“程先生”等人要住宿，那就得跟本地种种社会关系有接触。雁过留声，“程先生”不是一阵风，而是在江城这边停留，还犯下了命案，不可能一点儿痕迹没有。
　　案情分析会进行到午夜过后方才结束，正好社会部领导来电询问情况，盖南云立刻赶到领导办公室当面报告。领导肯定了专案组的工作，指示就按照这个思路开展下一步的行动；至于长春“二厅”方面与本案相关的情报，省委社会部会设法收集，一有消息立刻告知。
　　盖南云离开领导办公室时，觉得心里有了底。他还不知道，此时此刻，信阳胡同柳宅那里又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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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真相大白
　　范送义交代完上述内容，即被拘押。专案组一干侦查员聚在一起对范送义供述的情况进行分析，认为范的交代基本可信。这样看来，之前的分析是准确的，“程先生”一伙打起了柳大有衣物的主意，把脑筋动到了霍老四身上。但是，他们不愿直接跟霍老四打交道。3月10日那天柳大有从“大祥饭庄”逃走不久，解放军战士就把饭庄老板等一干人带走了，饭馆也被查封。“程先生”自然会意识到，柳大有进入了共产党政保人员的视线。其后“二厅”特务毒杀柳大有，又打劫柳宅，动静越闹越大，他们担心被共产党的侦查员盯上，所以，这桩活儿最好交给临时工去完成，就决定通过李彩娟出面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
　　至于“二厅”特务是怎么认识李彩娟的，专案组侦查员当然不知情，但李彩娟这样的主儿交际颇广，认识个把特务也在情理之中（她不一定知道对方是特务）。于是，就接受委托，跟范送义说了此事。范很快就完成了这项委托，李在收到范送去的衣物后立刻转交特务。“二厅”特务跟踪过柳大有，自然记得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当下一眼识穿，可能情急之下还把李彩娟骂了一顿，次日，李彩娟又找范送义撒气。
　　眼下，专案组有了李彩娟这条线索，也许能够顺藤摸瓜查获“二厅”特务。尽管专案组的主要任务是找到“101密件”，而“二厅”特务手里并无这份密件，但毕竟他们手里有“102密件”，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当然，必须报请领导批准方可实施。
　　范送义被捕的消息可能会惊动李彩娟乃至“二厅”特务，事不宜迟，必须连夜向领导请示。此时已是3月18日零点，盖南云还是毫不犹豫地拨打了领导的电话，这种情况当然不能在电话里说，所以只是说需要当面汇报。领导的回答很简单：“过来吧。”
　　请示结果，领导同意专案组的意见。盖南云回到驻地，向在会议室待命的专案组侦查员下达指令：立即逮捕李彩娟！
　　侦查员赶到李彩娟寓所时，只见屋里灯火通明，而且传出阵阵音乐声。众人禁不住面面相觑。阮尧义上前叩门，门竟一碰就开了，原来里面没有上门闩。客堂迎门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子，正摇头晃脑地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侦查员愣怔片刻，意识到此人应该是李彩娟的丈夫——傻子齐俊伯。
　　跟齐俊伯交流颇有些费劲儿，侦查员好不容易才弄明白，李彩娟连晚饭也没烧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难怪齐俊伯没如传说的那样天一黑就沉沉大睡，原来李彩娟白天出去后没回家，没人给他喂安眠药。
　　盖南云的目光在四下扫了扫，打了个手势。侦查员便在客堂、卧室四处转了转，很快就在一个正方形马口铁糖果盒中发现了安眠药瓶。看了看说明文字，取了一片，兑了杯温水拿到齐面前。齐俊伯乐了，当即接过来就把安眠药吃了。看来，每天吃安眠药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这种安眠药是舶来品，具有速眠效果。齐俊伯吞服后就去了卧室，脱衣上床，数分钟即入睡，而且睡得很沉。盖南云随即将卧房门关闭，客堂里的灯也熄了，七位侦查员分别待在客堂、厨房和李彩娟的卧室，一声不出。这个做法是为了守株待兔。本来侦查员等的是李彩娟，不料，上钩的却是“二厅”特务！
　　凌晨二时许，在客堂角落单人沙发上闭目养神的盖南云被门外一阵细微的声响惊动，侧耳谛听，竟是有人在用什么工具拨弄门闩。盖南云乐了，竟有梁上君子登门？且看他意欲何为。遂伸手扯了下旁边另一侦查员刘荫良的衣服，这是暗号：按兵不动！
　　来者是“二厅”特务罗以祥，这厮是吉林当地人，留日海归，原是日本洋行职员，1943年郑介民担任“军令部二厅”（“国防部二厅”前身）厅长后，决定加强东北地区的情报收集，在组建吉林省的特务组织时，把罗以祥发展为情报特工。抗战胜利后，“军令部二厅”改组为“国防部二厅”，罗以祥继续效力。此次“二厅”特务执行从柳大有处获取“101密件”的任务时，长春来的特遣小组组长易牧笙（即“程先生”）点名让罗参加行动。罗以祥好色，跟李彩娟就是在妓院认识的。不过，罗并未将李发展为“二厅”的外围人员，两人起初是嫖客和妓女的关系，李与齐俊伯结婚后又是姘头关系。
　　这次行动，易牧笙主持的特遣小组屡屡失利，最后终于想到了柳大有的衣服，易牧笙就让罗负责执行。罗以祥不认识范送义，但知道此人和他一样跟李彩娟有一腿，寻思凭其那副江湖做派，跟霍老四打交道应该没有问题，就让李彩娟去跟范商量此事。范送义果然一口答应，而且行动迅速，只是没想到弄到的衣服是假货。罗以祥为此受到易组长的训斥，大恼，便冲李彩娟发火。李感到委屈，又去冲范送义发泄。骂过范送义，她把这事告诉罗以祥，想让罗消气。罗以祥意识到此举似乎不妥，生怕范送义会去医院找霍老四的麻烦，便悄然前往省立医院打听情况。他干过数年的情报特工，要想打听这种事当然是小菜一碟。打听到的结果使他对于自己之前冲李彩娟发作后悔不已。他把这件事前后联系起来反复考虑，生怕为此被中共侦查人员盯上，只得向易牧笙报告。他已经做好了被易臭骂一顿的准备，但易却没发火，只是脸色阴沉得可怕。片刻，易牧笙向外打了个电话，让人去省立医院打听霍老四的情况。不久就有消息反馈：已有便衣去医院找过霍老四。
　　易牧笙于是咬牙道：“不必抱什么幻想了，立刻干掉李彩绢！”
　　易的计划是，由罗出面邀李彩娟外出晚餐，在李返家途中由易牧笙另外指派的特务将其干掉，弃尸灭迹。
　　要说“二厅”这几个特务，运气真不是一般的差，罗以祥也好，易牧笙也好，脑子都有进水现象。罗以祥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归派，又是老“二厅”特务，这当儿却忘记了一个细节：李彩娟有一本通讯录，上面林林总总记载着与她有来往的男子的名址，其中当然有他！再说易牧笙，资历更是了得，南洋华侨，美国留学，早在1939年军令部刚成立时就已是该部国内处特工，抗战胜利后授少校军衔，新“二厅”成立后出任长春站情报科副科长，这种资历在当时国民党特务系统里已经算得上专家了，可是，他竟然也没想着问一声部属是否有什么痕迹留在李彩娟处。如此，罗以祥按计划行事，易牧笙指派的特务穆良灏在李回家途中下手，抛尸水井。罗回到住处，找出与李彩娟合影的照片一一烧毁，这时忽然想起李彩娟的那本通讯录，顿时一身冷汗。无奈，只好连夜前往李彩娟家寻找。
　　此刻，罗以祥把李家大门鼓捣开，悄然潜入。室内侦查员也不出声，隐在黑暗中静观这厮意欲何为。罗对李彩娟家的情况蛮熟悉，知道她把通讯录放在客堂迎门那个长条几右侧的第一个抽斗里，当下摸黑过去，拉开抽斗，稍稍摸了几下，就把东西拿到手了。这时，屋内突然灯光大亮，罗以祥发现自己已被侦查员包围。
　　罗以祥落网后，供出了易牧笙等人。省委社会部随即调遣武装人员紧急出动，至拂晓时分，已把“二厅”赴吉林执行劫取“101密件”任务的特务小组成员易牧笙、金千符、孟杰、穆良灏全部捉拿归案，缴获特工活动器材、武器弹药、经费若干，还从易牧笙的贴身口袋里查获了“102密件”——专门用于破译“101密件”的密码本。
　　专案组对被捕特务分别进行讯问，诚如之前专案组所分析的，他们至今尚未获得“101密件”。易牧笙认为，他们可能上了“保密局”的当，该密件并不是通过柳大有传递，柳大有的吉林之行只不过是个幌子，“101密件”已通过其他渠道送到吉林了。
　　讯问结束，领导来电表示祝贺，让大家赶紧休息。盖南云对组员说，休息是应该的，但活儿还没干完，不能放假，睡醒一觉后仍旧集中，研究如何追查“101密件”的下落，当然，也要考虑到“二厅”特务易牧笙提出的那种可能性，即柳大有是一个转移视线的幌子。
　　当天下午三时，大伙儿又聚到会议室，却见盖南云满脸喜色。阮尧义立刻反应过来：“找到密件啦？”
　　盖南云笑道：“其实这东西已经在我们手里压了好几天了！”
　　盖南云只睡了个把小时就醒了。作为专案组长，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案情久不明朗的时候。盖南云承认易牧笙关于密件下落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还是有点儿不甘心，寻思如果柳大有随身携带密件的话，会藏到哪里呢？衣物之类已经不用考虑了，一把火都烧了，剩下的，都在专案组驻地放着。
　　柳大有的遗物很简单，进看守所后，按照入所规定，把钱包、腰带、钥匙和手腕上的一串佛珠交出，由看守员一一点检，开出一份物品留存单。这些代保存的物品会在人犯离开看守所时处置，释放者发还，判刑者转交监狱，处决或者因病及其他意外事故身亡者，则由家属领回，无亲属的没收充公。因柳大有的案情特殊，上述这些遗物均由专案组保存。
　　侦查员曾经对这些遗物进行了仔细检查，特别是钱包、腰带，那不是拿在手里看看就可以放心的，而是用小刀顺着线缝一层层剖开，大卸八块予以细查，均无发现。那串佛珠是红木的，孩童玩的玻璃弹子大小，中间钻了洞孔，用蜡线一颗颗串起来。侦查员把每颗佛珠都一一捏过，用放大镜察看过，甚至还用皮匠使用的工具钻透了几颗探究，皆无甚发现，最后只好放弃。
　　盖南云睡醒之后，面对着眼前这些支离破碎的遗物反复琢磨，犹自不得要领。点了支劣质纸烟边抽边想，一支烟抽完，觉得屋里烟味儿太大，于是起身打开窗子，又把屋门打开。正巧，秘书科的一个女同志提着一摞中药纸包从门口经过，盖南云脑子里突然灵光闪现：用来扎中药包的不是纸绳吗？串佛珠的绳子会不会就是用联络图制成的特殊纸绳？
　　这样想着，盖南云回转身拿起佛珠，又从抽斗里取出一把军用匕首，小心翼翼地剖开一颗佛珠，一段绳子显露出来。手指轻触，觉得这绳子特别柔软，盖南云顿悟：这是用丝绸搓成的绳子啊！有戏！
　　接下来，一颗一颗剖开佛珠，小心翼翼取出绳子，反向捻松，最后展开，果真是一方七寸长、寸许宽的丝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蝇头小字。盖南云大喜过望，立刻用玻璃台板将其压住，先取出照相机拍照，然后拿出查获的密码本破译。译了数行，都是代号、人名和地址，是真货无疑！
　　当天晚上十一时，吉林省委社会部会同吉林市军管会公安部，在驻军部队配合下，全市各区同时行动，抓获潜伏特务三十一人。之后一周，又有六名特务落网。其余特务逃往外埠，后来在肃反运动中全部被抓获。
　　日，吉林市军管会对易牧笙等“二厅”特务以及相关涉案者进行公审，易牧笙、罗以祥、穆良灏被判处死刑，金千符、孟杰、关玠领刑十至二十年不等，被捕的“101密件”上的那些潜伏特务另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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