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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禧攻略第1~70集全集分集剧情 延禧攻略第31~32集剧情预告
延禧攻略第31~32集剧情预告
第31集预告：尔晴心意遭傅恒拒绝
尔晴一直暗恋傅恒，见傅恒坐在屋外睡觉，忍不住贴心的给傅恒披上了外套，将傅恒惊醒了。尔晴满怀期待的问起傅恒，对于皇帝要给两人指婚有什么看法。可是傅恒 却冷冷的拒绝了尔晴，还表示她应该有更好的人选，即使魏璎珞对自己狠心，也不会改变初衷。尔晴满心的欢喜被傅恒的冷水浇醒，更加记恨起魏璎珞。
第32集预告：高贵妃伤势蹊跷引人怀疑
高贵妃受了重伤，肩膀上面都是血迹，皇帝赶紧拍叶天士给她治伤。可是高贵妃害怕用药后留疤，坚决不让叶天士给自己上药。皇帝见状非常无奈，他表示自己在这边 看着，让叶天士尽管用药，留疤也比丢了性命强。高贵妃见状只好忍着疼痛让叶天士上药。可是叶天士检查了高贵妃的伤势后，却表示高贵妃的伤并不是铁水所致， 而是被破了金汁。
编辑：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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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验证码《报任安书》为什么司马迁要向即将腰斩的任安诉苦？【史记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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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为什么司马迁要向即将腰斩的任安诉苦？
这岂不是加重任安的痛苦？
报任安书，写出来了就是。任安看不看得到没意义，我们后人能看到才是司马迁的意思。
任安受刑，祸起巫蛊。那时的汉武大帝已经是杀红眼的主了，儿子，女儿，皇后，侄子，只要是有迹象危及他老人家生命的，甭管真假，一个字，杀！任安作为当时的守城官之一，眼见武帝与太子父子相争，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按兵不动其实是很无奈也很务实的做法。但也因此，给武帝落下了心怀不轨的口实。于是乎任安被判腰斩。行刑之前的任安满肚子委屈，你们父子吵架，我能帮谁？事实上，在那件事上帮谁的都没落下好下场。于是不想死的任安便开始四处托门子，想找个人救自己一下，于是他给当时已经受了腐刑的司马迁写了封信。大概是想求司马迁在武帝面前美言几句。然而，我们刚说，那时的武帝已经杀红了眼，周围人对此事唯恐避之不及，谁还敢上前凑啊。并且，此时的司马迁已经受了腐刑，而那次受腐刑的原因也是“多嘴”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情。想一想当时的外因和司马迁的内心心境吧，司马迁不可能再去就这件事多嘴了。可也许太史公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于是他给已经在狱中的任安写了封回信。信中委婉的拒绝了任安的要求，并详细解说了自己不去说情的原因。这大概是司马迁写这封信的原因。不过，还有一点就是，这封信是我们能看到的司马迁的绝笔。自此以后，太史公如人间蒸发般的消失了。于是很多人猜测，太史公此后不久是不是也去世了。而我个人更是猜测，由于在这封信中，司马迁并未提及任安的对错，甚至，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他也觉得任安有些冤，并提及了自己所受的冤屈。而这封信要送到狱中势必会被其他人看到，或许太史公也因为这封立场不够鲜明的书信再遭冤屈而死也未尝可知了。
你为啥来发帖啊？
这个不是诉苦算是传达自己的人生观吧还有我一直不懂他胆子得多大才写了报任安书啊明白人都能看出来他在讽刺武帝啊为啥没入狱呢
款款之愚。。。这四个字看着都替他担心
仁安和司马迁本来就是好友，司马迁为了李陵事件被处以宫刑之后，绝大多数士大夫都据而远之了，长期的内心犹豫总的找人倾诉吧?仁安也是行将就木之人了，前几年托司马迁推荐贤良的信一直没回，也趁此机会给了仁安一封回信，同时这也是司马迁自己的绝笔遗书
也许是太史公自知时日无多吧！
一封未寄出的信
明明出自汉书，作者是班固
hjfhhqLV.17 推荐于 关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今天下午在新浪网上看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骆玉明先生关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的议论，我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今作此文以商榷之。关于报任安书的回信动机。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戾太子刘据因江充以巫盅之事陷害自已，不得已，杀死江充后带领自已的亲兵在长安城中诛灭奸臣。由于兵少，戾太子持节到北军调兵（汉武帝此时出巡在甘泉宫，戾太子以太子身份持节护国）。北军，因为是皇帝的亲兵卫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北京卫戍区的部队），由皇帝亲派任安作监军使者，负责指挥军队。任安的官职监军使者，其实是个文职官员，不是武将。《汉书·百官公卿列表》和《后汉书·职官志里》在武将的职别中没有监军使者一职。所以，骆先生说任安时任汉军高级将领一说是不确的。司马迁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在司马迁遭受腐刑后，任安曾经写给过司马迁一封劝进的信。之所以说是劝进的信，这可以从《报任安书》的开头窥见：“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信一开头总结了任安致信的主要意思，骆先生据此推测任安是在下狱以后为求活命而写信给司马迁，请求他在皇帝面前为自已开托。因而说慎于接物，推贤进士其实是任安在用曲笔请求司马迁。进一步说，司任两人的书信往来是不可以绕过汉武帝的，从而得出结论，司马迁的回信在某种意思上是说给汉武帝听的。我想，这样的结论是一错再错了。首先，任安写给司马迁的信不是在狱中写成的，更不是为了活命而写的。《汉书·司马迁传》在引述《报任安书》前记载道：“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是故人，当然可以理解为朋友（下文还要涉及司任之间的友情，此处略），但是，汉书明确指出，是益州刺史任安，也就是说，任安是在益州刺史任上给司马迁写信的。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九月，李陵在与匈奴的作战中战败投降，司马迁在朝议时没有附和众人的意见，而是说李陵是战败迫降，以后必然会回报汉朝。汉武帝因此认为司马迁是巫陷李广利，处司马迁腐刑。任安应是在司马迁受刑以后写信给司马迁的，也就是说应在公元前99年九月以后。《报任安书》的下文还记载：“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得竭指意。”句中所说的“东从上来”，指司马迁跟从汉武帝东巡的事，发生在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的事。这也就是说，任安给司马迁写信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99年9月至公元前96年之间。任安并不是下狱后写了信给司马迁，司马迁也不是在得信后立即回信给任安，而是在任安即将被处死前写信给他的。《报任安书》说“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司马迁写信的目的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任安你获罪已经一个多月了，马上就要十二月了，我又偏偏要陪着皇上去雍地，恐怕在你死前来不及见了，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再把我的愤懑告诉给你，你死了以后也就会对我一直地怨恨下去。我简单说说吧，这么长时间不回信，希望你不要责怪我。也就是说，司马迁的主旨是借此信申明自已活到今天的信念所在。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一直不回信呢。《报任安书》在开头简述任安来信的意思后，立即就说道：“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这么长时间之所以不说，是因为没法跟人说，说了也没用，说了也不过是增加别人的笑柄，添加自已的痛苦罢了。但是，既然任安马上就要死了，而自已之所以活到现在的原因还从来没有说明，以后也很可能无法说明了，那么借此还是要说出来的。司马迁其实是以此表明自已长期以来的心志和信念，决不是借机会向皇帝表白，更不是婉拒任安的求救了。从《报任安书》开头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任安和司马迁是人生志向上是有所同的，都希望积极进取。因此，两人结为朋友也是应该的。但是，司马迁随即在下文中说自已在任职太史令后就断决了与至交的往来，“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由此可见，司马迁与任安自此以后的交往应该是比较淡了。骆先生借此说司马迁是在跟汉武帝说自已的生与死，有些远了。致于司马迁的宫刑，骆先生认为是皇帝满足自已的私心，恐怕就更远了。以司马迁替李陵说话得罪汉武帝的份，汉武帝本可以立即处死他。但是汉武帝却把他交给有司论处。这其实已经在给司马迁机会了。按照汉朝的法律，司马迁完全可以用钱买罪，把自已赎出来。当然，司马迁很不幸，没有那么多钱。即使这样，有司论处的结果也是死或宫。如果换成别人犯上的话，怕是早死了。我这里不是说汉武帝是个如何如何好的人，只是想说汉武帝对待司马迁其实已经是够客气了。其后，不是还让司马迁作了中书令吗，还“尊宠任职”嘛。当然，我完全同意骆先生说司马迁因为宫刑而一直愤愤不平的说法。没了鸡鸡蛋，不是男子汉。这事搁在哪个男人身上都是不能忍受的，司马适也确是说了“最下腐刑”的话。骆先生还说，《报任安书》中说，如果司马迁当时就死了，也就是“成全了残暴的权力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这一点有些片面了。你死不死能成全谁？皇帝用得着你来成全吗？司马迁的存在在当时有什么价值，司马迁的死在当时又有什么价值？连司马迁自已都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何异？”司马迁之所以不死，实在是因为自已的志向未达到，先祖的事业未完成。用他自已的话说，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不但要写史，还要评史，成一家之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我想，司马迁一定是希望他自已的死能有重于泰山的。骆先生还说，司马迁一直想往自由的死亡，而不是苟活，所以在史记里有诸多烈士之死的描述。这一点我不敢妄自联系。不过，以报任安书的结句“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来看，这一点很可能。这一方面，骆先生给我开启了一个思维的亮点，也许司马迁是在任安死后自杀的。当然，这是臆测，我没有根据。司马迁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一点史书上没说，不得而知。他的外孙杨恽被汉武帝的孙子宣帝腰斩，是史书记载了的，是非自有公正。此文主要是谈司马迁和他的报任安书，不及累述了。不过有一点，说司马迁和杨恽的死说明司马家跟汉朝有世仇，我以为是小孩子气了。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在当时市面上或有流传，但是看不懂的人很多。直到汉宣帝时，杨恽受汉宣帝的诏命开始解说《史记》，《史记》才逐渐被人们理解。但是，理解归理解，领会归领会。能够理解《史记》意思的人有，能够领会司马迁思想和精神的人少得很。所以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司马迁的言论“是非颇缪于圣人”。今天我的理解，司马迁的思想在当时是高出所有人的，是远远超出那个时代所能够理解和容纳的。班固借明哲保身来讥讽司马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正是把司马迁的形象树得更高大了。匆匆为此文。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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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今古传奇·纪实版
核心提示：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说：“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已久，他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反对大跃进……”彭德怀抢着反驳一句：“陈伯达，我哪来这么多‘反对反对’呀？”事后，彭德怀表白道：“我这个人毛病很大，但我没有反党，没有反毛主席，更没有组织什么俱乐部。”本文摘自《今古传奇·纪实版》2008年第1期，作者：滕叙兖 郭晨 陶朱问 王成林，原题：彭德怀元帅十大冤屈之谜　　一个人的是非功过，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可以算数的，我彭德怀是什么人，让人民去评说，让历史去作结论吧！——彭德怀　　毛泽东也曾经写诗称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然而，就是这位彭大将军一生的十大冤屈之谜却鲜为人知。　　引子　　彭德怀陵园坐落在湖南省湘潭县的乌石山下，园中的墓碑十分奇特，是一块菱形黑色大理石，耸立在巍巍蓝天之下。对于中国人而言，讲究的是盖棺论定，一个人的墓碑，往往象征着对他的评价，彭德怀的墓碑当然也不例外。　　在湘潭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当地出了三块闻名世界的石头，一块是红石头——毛泽东，一块是白石头——齐白石，还有一块是黑石头——彭德怀。墓碑的设计者大概从这种说法中得到了灵感。石头的特点是硬气，菱形的特征是尖锐，黑色则象征着悲剧，而彭德怀为人爱憎分明、耿直忠诚、宁折不弯，思想尖锐深邃，性格有棱有角，一生坚持真理，一心忧国忧民，品格高贵而命运悲壮，这块碑石倒是匠心独运地象征了他的传奇个性与命运。　　彭德怀从小立志救国救民，一生戎马倥偬、功勋盖世却命运坎坷、饱受冤屈，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离我们似乎越来越遥远，也给世人留下了越来越多的谜团……　　毛泽东曾经写诗称赞他“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后来又说“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林彪在长征中写信呼吁“由彭总来指挥红军”，在庐山会议上却大骂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自谓“我这个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毛泽东却认为他“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他指挥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却被指责搞“独立王国”；建国之后，人们把毛泽东当神一般崇拜，唯有他敢直闯毛泽东卧室，而且直呼其名；他脾气火暴、以爱“骂娘”闻名全军，却又爱民如子，心忧苍生……毛泽东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他与彭德怀是诞生于湘江边的两块“石头”。这两块“石头”扔向敌人，会把再强大的敌人都砸得粉碎；而这两块石头相互撞击起来，则必然碎帛裂石，地动山摇，激起的火焰也必然惊心动魄……因此也有人这样说，这两位伟大人物之间的关系，就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一部缩影，为世人留下了太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彭德怀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性格是如何炼成的？他的命运悲剧又是怎样造成的？他给家人带来了什么影响？他的悲剧又为后人留下了些什么思索？　　一 百团大战“独立王国”之谜　　毛泽东跟彭德怀、刘伯承吹风，他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彭德怀衷心赞同，却没有料到，一场倾盆大雨就要朝他倾泻而来　　1940年7月，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之前，曾请示中央军委，毛泽东是不赞成的。他认为此战会过度暴露八路军实力，引起国民党和日军的戒备，得不偿失。但当时求战呼声太高，也为了提高共产党在抗日中的作战地位，他才最终同意。　　此战大捷，国民党同日军均大惊，各自调整了作战方略。于是，就有了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大围剿，国民党也断绝了八路军的供给，这一度使八路军的生存处境非常艰难。　　所以，在延安整风运动和建国后对彭德怀的历次批判中，百团大战总是被拿出来，作为彭德怀“目无中央”，企图搞“独立王国”的铁证，这也成了彭德怀最大的冤屈之一。　　1942年，多年在前线驰骋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师长刘伯承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前方的情况。毛泽东跟他们吹风，他准备在从全国各地回到延安的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学习，统一对党的路线的认识。彭德怀衷心赞同。他这时候还没有料到，一场倾盆大雨要朝他倾泻而来。　　彭德怀回到延安的头一项任务，就是向中央军委详细汇报他在华北前线6年的工作。随后，毛泽东和任弼时邀请彭德怀一起，到王震359旅开垦的南泥湾小住休憩。彭德怀的心还在前线，记挂着前方的特殊困难，把积存的76.6元稿费交给党组织转给前方，并希望后方的同志为前方将士捐献钱和物资。　　过了一段时间，他把自己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会上的发言、也是自己的一篇学习心得《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送给毛泽东求教。彭德怀诚恳地说：“我过去视你为大哥，以后视之为先生老师，现在视之为自己尊敬的先生和全党领袖。”　　被尊为“先生和领袖”的毛泽东仔细阅读，还在上面写了多处眉批。彭德怀在这篇发言中检讨华北6年的工作时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毛泽东用毛笔将这一句话中的“基本上”三个字圈去，批注道：“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6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有此评价，彭德怀心满意足。　　彭德怀刚回到延安，就跟高岗“锵锵”了一回。　　一天，任弼时约他参加西北局财经会议，会后有丰盛的午餐。彭德怀才从敌后回来，日子苦惯了，看到西北局的午餐如此丰盛，感到铺张。　　当时高岗也在座。他对彭德怀说：“这是海参，海参可是好东西，大补呀！”　　“这东西很贵吧？”彭德怀问高岗。　　“嗯，这盆海参恐怕值一百斤小米吧……”高岗说，“这海参营养价值高啊！”　　彭德怀叹道：“这桌酒席够一个农民一年的费用啦……你说营养价值高，我看太浪费，要是把买这海参的钱用来养鸡，生出鸡蛋是多少？那营养价值比这盆海参的价值不知高多少倍。现在是开财经会，我看从财经的观点看，吃这盆海参是不合算的……”　　听到彭德怀这番话，任弼时笑道：“没想到你老彭还很会居家过日子哩，你讲得有道理……我看你不只会打仗，将来还会理财……”　　“彭德怀讲的虽然有道理，不过——”高岗吃了一口海参，咽下后说，“你老彭这是农民的财经思想，我看是狭隘……”　　“我就是个农民，仍然是农民思想……”彭德怀听出高岗有轻蔑农民的意味，十分生气。　　“革命应该用工人阶级的思想……”　　“吃海参就是工人阶级思想？那革命就吃海参好了。”彭德怀大声说，噎得高岗一愣一愣地翻白眼，“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了穷苦农民！你有钱不如给太行前线捐一点，那里的人连糠都吃不上哩。”　　“好了好了，吃饭吃饭！”任弼时打圆场，“海参没有思想，关键是我们怎么对待……”　　彭德怀故意埋头大吃起来，而且盛了满满一大勺海参倒进自己碗里。　　“你还很喜欢吃嘛！”高岗笑道，“我以为你舍不得哩。”　　“你不是说有营养吗？”彭德怀边吃边揶揄说，“共产主义嘛，大家都营养一下……”　　“哈哈哈……”众人一阵大笑。　　整风运动中，断断续续批了彭德怀43天，就像彭德怀后来带着情绪说的——被骂了43天娘。面对妻子的疑问，彭德怀粗暴地吼道：打日本鬼子有什么错　　1945年2月，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过程中，举行了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座谈会，总结华北工作。彭德怀在会上作报告，系统总结了华北斗争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从严检查了个人在工作上的缺点和失误。与会者对他展开了批评，批着批着就上了纲，升级为过火斗争，乃至发展为对彭德怀的不公正批判。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谁要是一旦被列进了批判对象，那就要不依不饶，不经一番炼狱就轻易下不了台。从2月到7月，断断续续批了彭德怀43天，就像彭德怀后来带着情绪说的粗话：被骂了43天娘。　　《聂荣臻回忆录》中说，那次华北工作座谈会，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到后来，发展成为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了，主要是百团大战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百团大战“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书中说，那次华北会议以总结经验为主题开了一段后，不在华北工作的康生、李富春、陈毅也参加了进来，集中批判彭德怀执行王明路线、闹独立性、不发动群众，以及在江西苏区的路线偏差，甚至大革命时期未入党是觉悟不高，原名彭得华是志在“得中华”，生活朴素是“虚伪”等毫无道理的指责也搬了出来。　　会上对彭德怀的一些错误指责，离事实太远甚至南辕北辙，也不是同志式的，这令彭德怀难于接受，刺激特深。针对他的最主要的四根“刺”都特尖锐，锥心刻骨：他发动领导的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一贯站在毛泽东对立面，说对毛泽东不要盲目崇拜，不要吹捧歌颂；执行王明“左”倾和投降主义路线；背着党中央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根据错误的判断作出的错误决定。这些莫须有的或离题太远的“罪状”，不仅使他被冤屈了好长时间，14年后在庐山会议上还被重新翻出，将他置于绝境。　　在华北会议上，彭德怀的态度倒很冷静，对一些激烈的指责、批判表现得沉着、克制，没有出现有人担心的争吵。彭德怀针对百团大战多次发言，既充分肯定百团大战的历史作用，也从个人方面认真地检讨不足。他说：“这个战争是不是应该打？我觉得可以打，但是延长三天对不对：一、回头反扫荡，自己搞不赢；二、对敌估计不足，故此，在战役上有些过分。以后，关家垴战斗上又打硬了一点。”“总之，胜利大损失少……”　　他反问：“不打，可不可以呢？就是说，不用大破袭战的办法，而用别的办法去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可不可以呢？百团大战以后的敌后武工队等等办法不是很成功吗？”他自问自答：“对这个问题不能看死，今天看，用武工队和政治攻势也可以调动敌人出去。但问题很简单：那时不会。”　　对百团大战的批评，主要是由于百团大战后两年中，敌人对华北加倍残酷进攻，导致八路军蒙受重大损失所引起的。彭德怀是这样看的：“百团大战的弱点是暴露了力量，警惕了敌人注意自己，1941年、1942年接连严重地搞我们。但是否全由百团大战引起，这还不能过早结论。”　　百团大战随着它的指挥者的命运起伏，也陷入肯定——否定——重新肯定的漩涡中。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上，对于任何一次反抗外来侵略者的胜利战役，都没有用如此苛刻的尺度去审视过，都不会这样因政治原因而糟践一位威震敌胆的民族英雄。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好在几十年后，中央对涉及彭德怀的若干重大问题，如百团大战、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及庐山会议等等，已有定论，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肯定了彭德怀的历史功绩。　　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彭德怀的心在流血。每次中央军委会议散会后回到窑洞，他就不断转圈，不言不语。　　一次他气呼呼地往窑洞外走去，远远看见毛泽东走过来，正欲转身避开，毛泽东已经迎面走近，半开玩笑说：“老同乡，轻伤不下火线嘛，更何况是自己同志的误伤呢？”　　彭德怀一声不吭，板着脸，向毛泽东敬了个举手礼，突然转身向来路返回，让毛泽东干站在那儿了。　　彭德怀返回窑洞又转起圈来。浦安修心里难受，哭泣着说：“老彭，他们为什么老斗你？难道百团大战打错了吗？”　　彭德怀粗暴地吼道：“打日本鬼子有什么错！”　　浦安修说：“都一个多月了，为什么还揪着你不放？”　　彭德怀猛地停住脚步，咆哮起来：“要相信真理必胜！”　　浦安修望着他，恳求说：“德怀，你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嘛？”　　“突然就倾盆大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彭德怀终于开口了，“为了顾全大局，现在我什么也不能说。我要求跟老毛交换意见，请恩来做中间人。周副主席正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闭紧了嘴巴，心事重重地背手在窑洞里踱步。　　周恩来劝和，笑看“将帅和”。彭德怀向毛泽东交心，“我对你是真诚尊敬，我公开说我对老毛完成了由‘兄长—老师—领袖’的转变”　　周恩来领着彭德怀朝毛泽东的窑洞走去。他们刚走进窑洞，毛泽东就笑着说：“我就知道你彭德怀憋不住，要找我来倒苦水。请坐！”　　彭德怀道：“憋了四十多天呢！主席，我在华北会议上检查三次，总结自己入党带来了三个东西：旧军事观点、个人英雄主义和恩赐的群众观点，都通不过，只好找你来交心。”　　周恩来风趣地说：“我就坐着看一出‘将帅和’吧。”　　对彭德怀的批评毛泽东想收场了，开门见山说：“德怀同志，恩来同志作证，咱们先订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如何？”　　顿一顿，毛泽东平静地说了一段很长很诚恳的话：“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前没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向你作解释，这是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是同意了的。如果讲有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拍板行动了，但形势在不断变化，也要有点机动灵活嘛，延安也曾开大会祝贺百团大战的胜利，我和朱德都讲了话的。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还向你提出过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洞若观火的周恩来紧接着说：“百团大战对日寇打击很重，对国际、国内震动很大。我当时要求重庆《新华日报》发了社论。”　　毛泽东喝了口茶，又说：“有人在会上讲，你是帮蒋介石的忙，有人讲你运用资产阶级军事家的战略方针，还有人讲你是在反对我等等，这些统统是无稽之谈。如果将来有人再提此事，你可理直气壮地回答：第一，是中央军委批准的；第二，毛泽东同意了，而且还有电报为证。好了，现在我请你向我开火吧。”　　彭德怀听了毛泽东这番透彻在理的话，他肚子里憋着的火快泄完了，感激地说：“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些误会，还要请你谅解。我是个粗人呀。”　　周恩来知道彭德怀只是受了毛泽东那席话的感动，其实肚子里的话并没有讲出来，忙笑着说：“君子协定的第二条是把话说透，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哟。”　　这勾起了彭德怀满肚子的话，他直来直去地说：“那好，当初你提出山地游击战略，我是想不通的。王明从苏联回来批评你提出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我当时在思想上是赞同的，认为躲在山上有游而不击之嫌，这样也不利于壮大自己。后来事实教育了我，认识有所转变。不能说我是立场不稳，政治上摇摆不定。”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向来不客气：“那时你听了王明的，华北局归长江局领导嘛，他是长江局书记。”　　彭德怀委婉分辩：“我是见事迟，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清楚。”他伸出手指比划，“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岔在手腕处，我要到五个手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1938年秋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就明确表示了反对王明路线。”　　毛泽东和缓地说：“后来我不也采纳了你的折中意见，改为基本上采取游击战方针，但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才有百团大战嘛。”　　彭德怀说：“那好，说我老彭有什么错误我都能听下去，但说我老彭发动百团大战有个人野心，是反对你，是帮助蒋介石，杀了我的头，我也不认账。百团大战我只有一个错误，提前动手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嘛。我们八路军有多少？这是客观存在，又不是个米团子可以装在口袋里，怎么能说有意暴露了我军主力呢？不能以理服人嘛！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有点儿思想准备。”　　毛泽东高叫一声：“好，讲下去！”　　彭德怀进一步袒露心迹，说出了只有他才敢说出的话：“我是说过对领袖不要盲目崇拜，不要鼓掌吹捧，那样没好处。你老毛身在延安，再英明甚至神明，对前方火线上的情况总有不了解的地方，因此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领袖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百分之九十九正确就很了不起了，就算英明甚至神明了。”　　毛泽东不仅听进去了，还说：“老彭，你是交心了，我很激动，很感动！”　　周恩来也感动地说：“你们谈得好啊，都交心啦！”　　彭德怀毫无芥蒂地说：“我对你是真诚尊敬，我公开说我对老毛完成了由‘兄长—老师—领袖’的转变。”　　周恩来乘机说：“好，订个‘君子协定’吧，以后有什么意见，要随时交换，赤诚相见。要敢于为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为真理坚持己见。在此基础上，相互争论、争吵，甚至‘骂娘’都可以。”　　毛泽东补充道：“同时又要勇于修正错误。”　　彭德怀天真爽快地说：“华北座谈会就算骂了我43天娘吧。只要出于公心，骂错了也没有关系，我老彭决不计较。何况有些批评是对的。”　　毛泽东鼓励道：“老彭，对华北会议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前途无量啊！”　　彭德怀诚恳地说：“我是立足挖自己的缺点呢，华北会议批斗我，可以使我以后更注意纪律。”　　毛泽东站起欲送客，彭德怀又率直地说：“主席，我今后不但要继续当‘武死战’，还要做‘武死谏’，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你毛泽东，他周恩来，我彭德怀，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监督约束，办任何事情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　　毛泽东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的这个观点写进党章去。恩来，你看呢？”　　周恩来说：“我举双手赞成！”　　彭德怀一身轻松地回到窑洞，给妻子简要讲述了几句，浦安修松了一口气。　　彭德怀欢天喜地地说：“主席、周副主席和我推心置腹，意见一致起来。为了真理，我们三人之间涉及重要原则的争论，可以吵到骂娘的地步，但骂完就完，对事不对人，以保证中国革命最终获胜。”　　当时“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对事不对人”的方针执行得比较好。彭德怀被冤枉整了一顿，1945年4月，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不再担任下届中央候补委员，但还是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彭德怀名次在第33位。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留在延安，参与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协助党中央、毛泽东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彭德怀与毛泽东的性格差异　　彭德怀可谓“生于忧患”，族谱记载他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九月初十亥时生”，也就是公历的日。众所周知，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时局动荡，正是多事之秋。而对于彭德怀的家庭来说，这时也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彭德怀的童年、少年，是在极其困顿中度过的，他本人后来在自述中说：　　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即废学。伯祖父八十开外，祖母年过七十，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家中无以为生，先卖山林树木，后典押荒土，最后留下不到三分地。家中一切用具，房板门户，一概卖光。几间茅草房亦作抵押，留下两间栖身，晴天可遮太阳，下雨时室内外一样。铁锅漏水，用棉絮扎紧，才能烧水。衣着破烂不堪，严冬时节人着棉衣鞋袜，我们兄弟还是赤足草鞋，身披蓑衣，和原始人同。　　彭德怀的童年、少年如此凄凉，在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群体中是较为典型的。贫穷的家境对这位伟大的军事家性格的形成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这些均反映在他一生都对民生疾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上。他甚至能够不顾自己的“乌纱帽”以及身家性命，犯“龙颜”之怒，为受浮夸风、共产风坑害的老百姓大声疾呼！　　他一生都表现出对民族、对人民深深的忧患意识；他时常眉头紧锁，遇到不平之事即拍案而起；他这种性格有时走向极端，无法“温柔敦厚”；他更多的时候是怒发冲冠，不看对象，不讲究方式方法；他只能直谏，而不会“曲谏”……　　有人说，他的性格颇似古代的张飞和黑旋风李逵，这无疑是与他早年饱受磨难的生活有直接关系。　　拿儒家传统的“彬彬有礼”标准来衡量，彭德怀的确是粗犷的，他对丑恶的东西更是绝不心慈手软。少年时代他就敢于与地主恶霸对着干，以至于被团防局通缉而出走洞庭湖；在西林围子，他又带着堤工起事；在湘军中，在红军中，在他当上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后，他总是那么威风凛凛，令敌人胆寒；在朝鲜战场，他率领志愿军英勇作战，令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佬胆战心惊。　　苦难的童年，磨炼出了彭德怀坚强、不屈、英猛的性格。可以断言，他在军事生涯中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战果，一方面来自于他的谋略，而更主要的则来自于他超乎常人的勇猛。　　分析彭德怀童年、少年生活对他性格形成的影响，有几点特别需要注意：　　一是他的家族、家庭历来务农，彭德怀一生都关注农民的利益，他重家亦喜农。他在革命胜利之后，多次有退隐归农的念头。1958年他回乡行走在田边地头，俨然一介农夫；1961年回乡，他率众垦荒造田；谪居吴家花园，他以农事为乐……农耕文化深植于彭德怀的品性之中。　　二是过分的磨难，既造成他性格的刚烈和疾恶如仇，也使得他内心深处埋藏着浓厚的忧郁和忧患意识，直到他功成之后亦不能消失。这可能也是造成他悲壮结局的原因之一。　　三是他母亲过早去世，享受母爱太少。父亲的多病、懦弱使彭德怀总的来看较为缺乏“温柔”的一面，而刚烈有余。同时，独立意识相当强，不愿阿谀奉承，更不会吹牛拍马，甚至一般的“客气”也不愿讲，他养成了直来直去的炮筒子性格。　　四是因为贫困辍学，接受儒家思想较少，因而处事、说话粗犷豪放，没有温文尔雅。　　比较同出于湘潭“草莽”，其诞生地与彭德怀诞生地仅百里之遥的毛泽东的童年、少年经历，是颇耐人寻味的。　　毛泽东也出身于农家，但他的家庭比彭家却要高一个阶层，他出生时已衣食不愁，所以能够读“六年半孔夫子”，继而到长沙深造。他的幼年，在更加富裕的外祖母家，在外婆、舅舅、表兄弟们的呵护中度过，从小培养了乐观、开朗的性格。毛泽东的父母在他整个童年、少年时代都健在，父亲的严厉、精明、强悍与母亲的慈祥、宽厚、温柔，都从正面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出乡关，主要是求学的动力；可是彭德怀出乡关，却是生活的压迫和团防局的通缉……毛泽东、彭德怀少年时代都表现出超凡特质，都有过“过激”行动，但毛泽东反抗的是家长、族权，而彭德怀一开始反抗的就是地主、恶霸。　　毛泽东与彭德怀后来都成为民族精英和杰出领袖，但从其成才背景看，可以说，毛泽东基本上是文化造就的巨人，而彭德怀却主要是生活磨难造就的巨人。无疑，毛泽东个人特质比彭德怀更全面，横跨文、武两域，而彭德怀偏重于武。毛泽东的性格中，有忧患意识，但那是建立在乐观主义基础上的，所以他时常以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看待现实与未来；而彭德怀的性格却是建立在深深的忧郁之上的，他常常皱紧眉头看世界。　　二 “土洋”之争批判刘帅之谜　　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　　1958年，军内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元帅受到错误批判。这场运动是在毛泽东的首肯下，由彭德怀亲自发动的。联系到战争时期，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的一系列纷争，有人认为彭德怀“挟私报复”。尤其是彭德怀被打倒之后，毛泽东一怒之下曾说：“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还不满意？”更是强化了这种误解。　　其实，彭德怀与刘伯承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于党和人民。他们只有理念上的纷争，而从没有私人的恩怨，更没有把所谓私人情感带入军政决策中的行为。这种历史的误会，对于彭德怀又是一冤。　　历史的暗角始于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什么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唯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训，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联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的桥头堡——南丰。南丰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敌人封锁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彭德怀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但彭德怀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　　刘伯承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百团大战的缺点，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朝鲜战场上，彭德怀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道：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他的部队）怎么会打败仗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其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非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这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谁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泽东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两位老帅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有人就此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党内一度盛传两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应召，临危受命，带领志愿军入朝，很快就稳住了阵脚，打破了美、韩席卷北方的美梦。　　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牺牲，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时，曾指责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对部下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在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南京军事学院个别学员对刘伯承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可是，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本来就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恰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去北京开会。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对此，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刘帅请辞，彭帅继续当年的误会。毛泽东明显对军队院校工作不满。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辞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不多，一种是说相当多。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有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2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　　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他跳崖自尽了。　　对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是鬼谷子的弟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答疑了。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屈，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唯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以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1986年，刘伯承以94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冤屈的同志彻底平反。　　三 庐山沉冤上书“反毛”之谜　　彭德怀上庐山之前，目睹了“大跃进”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在庐山上又目睹各级干部对这个问题的轻描淡写，他忧心忡忡、犹豫再三，最后还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痛陈“大跃进”的弊端。他没有料到，这封信会引起毛泽东的巨大误解，从而改变了他的一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1959年的庐山会议前期，被与会者乐观地称为“神仙会”。彭德怀在毛泽东那里碰了软钉子，他对会议上出现的“护短”情况很焦急，第一次发言就“开炮”了　　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庐山会议，是指日至8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　　庐山会议最初开得很顺利。毛泽东说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他那时心情舒畅，除了游山玩水，就是找人聊天，谈古论今。他还说：要在大会上承认一些错误。刘少奇听了对周恩来说：“这样很好。他一开头，别人就好说话了。”　　从7月3日开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六大区分组讨论。不少同志尖锐地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有的还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开得轻松愉快，人们称之为“神仙会”。　　在会议休息的间隙里，彭德怀见毛泽东在草坪上散步，便走过去，顺便问起：“主席，你最近回老家了吗？”　　毛泽东说：“噢，回去了。我还写了首《到韶山》的诗。”　　彭德怀这时顾不上浪漫的诗情了，耿直地问：“你知道他们虚报产量的事吗？”　　毛泽东不悦地盯了他一眼，淡淡地说：“不晓得，我和他们没有谈到这个事。”　　“这……”彭德怀一时语塞。　　傍晚。彭德怀忧郁地坐在桌前，周小舟来看望他，问：“彭总，怎么不去风景点转转？”　　彭德怀没好气地说：“转个鬼！有什么好转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我问你，湖南有没有虚报产量？”　　周小舟谨慎回答：“怎么说呢，到处都一样嘛。再像现在这样一窝蜂地搞下去，到头来，鸡飞蛋打！”　　彭德怀嘟囔说：“后来我去了韶山，毛主席家乡都虚报。我就不信，主席真的不知道。”　　“彭总，你这是……”周小舟大惑不解。　　彭德怀掩饰地说：“哦，没什么！吃饭去！”　　彭德怀对于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护短”情况很焦急，如此下去反“左”的目标怎么能达到？他要“开炮”了。西北小组讨论会上，安静的会议室里，响着彭德怀粗哑的高音：“刚才我向西北小组的同志们介绍了我考察10个省、自治区的所见所闻。我去湖南考察时发现，毛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报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只增产了13％。我又问周小舟，他说就这个数字也靠国家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前不久，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问过他，你了解怎样？他说他没有跟他们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的！何必隐瞒？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彭德怀第一次发言就涉及毛泽东，这让参加讨论的同志听来，不啻当年西北战场那轰响的炮声。　　未等别人插话，他又说道：“1957年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可到后来呢，脑子就发热，得意忘形。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与会者惊讶的目光都射向他，都吃惊彭老总的嘴巴怎么没有把门的，这样“犯上”的话都敢说出口。　　彭德怀不管不顾地说：“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主席在内。总的责任在中央，不在下面。”　　彭德怀还说了些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话。他的发言惊吓得作记录的工作人员停住了笔。　　傍晚。彭德怀散步时遇到张闻天，他们两个人的住所相隔只有一条甬道。　　张闻天说：“全体与会者，包括康生、陈伯达在内，表示坚决反‘左’。”　　彭德怀高兴地说：“这样好嘛，反‘左’问题看来不难解决了。”　　张闻天意味深长地说：“你的估计比我乐观。不过，咱们都要很好学习历史，否则，什么也搞不清楚。毛主席就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　　“是啊，我们党内真正懂得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斯大林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犯了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讲，是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是一个。”　　张闻天：“彭总，你呀，地道的忠君大臣一个。”　　7月12日，周小舟去了176号别墅彭德怀的住处。他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彭总，去年我省粮食产量造了假！”　　“为什么呢？”彭德怀问。　　周小舟无奈地说：“是压出来的。第一次上报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上报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清了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乱弹琴！只能有多少报多少，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能这样胡来！”彭德怀愤怒起来。　　“做不到，上面压力太大。”周小舟为难地摇摇头，“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禾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彭德怀：“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我昨天向毛主席谈了一些。”周小舟建议说，“彭总，主席还是能听得进去的，好像也要反‘左’，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老毛也不像战争年代了，当面谈容易谈崩。”彭德怀很实在地说，“军队方面也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了。”　　当晚，周小舟再次去看望彭德怀。　　彭德怀说：“西北小组讨论得还不错，只是简报偷工减料，没反映我的尖锐意见。我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便在小组会上讲，打算写一封信给主席。”　　周小舟说：“写信也好，把你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和插话加以充实，写给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　　彭德怀笑着说：“你当了我的参谋啊。”　　第二天早晨，彻夜未眠的彭德怀，背着手踩着晨露向美庐走去，决心找毛泽东系统地谈谈自己的看法，交交心。　　他走到美庐门口被警卫员挡住了。警卫员客气地说：“首长，主席昨晚一夜没睡，刚刚躺下。”　　彭德怀欲像战争年代那样往里闯，又想想觉得不妥，今非昔比，眼前是庞大的别墅，而不是当年的寺庙、平房或窑洞了。他叹口气，失望地转身离开。　　彭德怀决心向毛泽东写一封信，把自己的意见反映上去。他再次去找毛泽东谈心，又被挡了驾。他终于写下“毛主席亲收”的字样，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彭德怀找来参谋王承光，说：“我想给主席写封信。如果能引起他的重视并在会上讲讲就好了，他讲一遍比我讲一百遍管用。”　　王承光劝说：“彭总，写什么信呀，小组会不是还要开两天吗？你再去系统讲讲。”　　彭德怀摇头说：“小组会讲的大多被贪污了，不如直接写给主席好。”　　“写信在文字上很难说清楚，你是不是去找主席直接谈谈，那样表达得更清楚。”　　“去过，被挡了，也谈不拢，很难听进去。他急躁，我也急躁，两个碗叮当，一谈又得争吵。”　　“总理他们了解的情况很多，你没有管经济，你能不能先同他们谈谈，请他们去同主席讲会更方便。”　　彭德怀又摇头：“总理处境也很难，挨了几次批评了，哪里还敢讲话？还是我讲你写。”　　彭德怀拿起几页准备好的提纲，说：“我来说，你来记，抓紧时间整理出来，写不好不要紧，我可以修改嘛！”　　王承光只好从写字台上拿起一本便条纸和铅笔，准备记录。彭德怀说：“信的内容就是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就按这三句话去写。信的头一部分要肯定去年大跃进的成绩，这部分多写些，说透些。”　　彭德怀深思熟虑地说：“如何认识去年的大跃进？我看可以说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基本正确的，先不要说完全正确，才一年的实践嘛。如何分析出现的新问题是重点。我看新问题可多哩，去年基本建设摊子铺得那么大，你要大上，他也要大上，我们的钱只有那么多，干了这个就干不了那个，到处争资金。好多人都说出现不平衡，很少人去认真分析为什么不平衡。如再不引起注意，以后还会出现更大的不平衡，老天爷也没有办法去使它平衡。”王承光快速记录着。　　彭德怀说：“人民公社我看是搞得太急了，太粗糙了，这怎么能不出毛病！”彭德怀神情专注，说话声越来越大：“现在农村的所有制问题乱得很，上面乱，群众更乱，时间长了要出问题。”　　彭德怀站起踱步，情绪显得有些激动地继续说：“九千万人上山，全民炼钢，究竟炼了多少真钢，天晓得！村里的树砍光了，老百姓做饭的锅也砸掉了，这要多少年才能恢复元气啊！究竟应该怎么看，说得不偿失会有许多人接受不了，也影响群众情绪，比较实际的看法应该是有所失，也有所得。”　　彭德怀谈兴很浓，把几天来冥思苦想的问题都倾吐了出来。他一看表，说：“哟，三点了！你下午不要干别的事，赶快写吧，我要参加小组会去。”　　当天晚上，彭德怀拿着初稿兴冲冲地返回住处。　　漆黑寂静的庐山，只有彭德怀屋里的灯亮着。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彭德怀嘴里慢慢嚼着茶叶，手中的笔不停地移动。他真正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第二天早饭后，王承光走进彭德怀屋里。彭德怀摘下老花镜，把圈得面目全非的初稿交给他，说：“我改了不少，你重抄一份。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就这么写上吧。有意见不直讲，尽绕弯子，尽私下讲，会上装哑巴，那算什么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信的结尾部分，你写得简单了，总结经验教训，目的是提高全党认识，不是层层追究责任，人人自危，这个意思要写清楚。”　　王承光接过稿件，彭德怀郑重地说：“我现在就去主席那里，看他能不能抽时间谈谈。你把信修改一遍，抄好，下午给我。”　　彭德怀背着手，沿着幽深、寂寥的小径快步向美庐走去。　　当他走近门口时，又被警卫员拦挡：“首长，主席刚睡。”　　“这……”彭德怀犹豫了，止步。他猛地转身，像下了决心，急匆匆往回走，走得虎虎生风。　　也许冥冥中事物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彭德怀两次去找毛泽东谈心，都被挡了驾。如果谈成了，也许彭德怀不会发出那封信，也许庐山上那场暴风雨不会落下，也许彭德怀和中国的命运将发生另外一种变化。但遗憾的是没有“也许”，注定要发生的事亦就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午饭后，彭德怀又放弃午休，不顾酷暑闷热，身着背心短裤，喝着浓茶，嚼着茶叶，专注地修改信稿。王承光走进来，彭德怀把再次修改的稿子交给他，说：“就这样了，抄清后就可以送了。”　　王承光接过修改稿翻起来，彭德怀说：“在信的开头，我加上‘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一句。在‘确有其粗，而无其细’之后，特意加上‘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临近黄昏，彭德怀毅然站起身，拿起笔，郑重地在信的末尾写上“顺致敬礼”，并签上“彭德怀”三个字，随后在信封上写下“毛主席亲收”。　　他叫来王承光，十分坦然而又坚定地说：“王参谋，你把信马上送到主席处！”王承光从办公桌上拿起信，转身大步流星地向毛泽东住处美庐走去。　　彭德怀长长地出了口气，脸上露出笑容，推开门走了出去。　　随着王承光远去的脚步声，这封信已经是覆水难收了。这封后来被冠为“意见书”的信，现在看起来很平常，就是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客观反映了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份“意见书”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比起来，并不尖锐，批评也不算彻底，彭德怀下笔是相当客气、相当留情的。它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前提下提出问题的，是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地切中时弊，是善意的劝诫。　　但是，在那个时代却是大逆不道。因为彭德怀说出了多数人眼里所有，却多数人嘴里所无的话语；写出了多数人心中所有，却多数人笔下所无的“意见”。收到彭德怀的信后，毛泽东突然变得寝食不安，情绪烦躁，吃了安眠药仍难以入睡。他与彭德怀过去的争吵，以及近年的尖锐分歧，又历历浮现在脑际。毛泽东坐在美庐阳台的藤椅上，悠闲地抽着烟，观赏着东谷的美丽景色，目光却是沉郁的。他从上午一直坐到晚上，膝盖上摊着彭德怀的那封信。　　他显然不喜欢这封信，曾面带苦笑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净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　　相比之下，他愿意看反映成绩的材料，接着点出了几个人的姓名后说：“他们送的材料积极。”　　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收到彭德怀的信后，毛泽东突然变得寝食不安，情绪烦躁，吃了安眠药仍难以入睡。　　毛泽东处于巨大的矛盾漩涡之中。他如今多多少少开始承认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也试图给大跃进降温，并已经着手进行局部纠正。但他不愿意让人们给形势泼冷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是存在的，已经改了，那些发表反对意见的人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到错误的方向去。他反复斟酌后确定，彭德怀这封信就是要求改到相反的方向去，从“左”改到右去。　　恰好这几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黑云压城，国内也不安宁。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同年6月、10月，波兰波兹南事件、华沙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1956年，中国也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破坏捣乱等事件。毛泽东越来越陷入党变修、国变色的深重忧虑之中，警惕地注视着，防止着1956年以来国际共运中所发生的事件在中国重演。　　这时候，敢于直言的彭德怀元帅的信摆在了桌子上，分量重，冲击力强，顿时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掀起了波澜。他与彭德怀过去的争吵，以及近年的尖锐分歧，又历历浮现在脑际，以致对“彭大将军”的信任发生动摇。他绷紧的神经立即把庐山的风云与国际的风云联系在一起了。　　基于这种判断，他决定批判彭德怀。　　7月16日凌晨，毛泽东提笔在彭德怀写给他“亲收”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与彭德怀在革命利益上从来是一致的，但当革命利益与个人性格和各自对事物的独特视角结合起来，又糅进政治的因素，问题就复杂了，碰撞就不可避免。7月16日上午，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召到美庐客厅。他抽着烟，微笑着，神情轻松而平静，这是暴风雨的前奏。他说：“昨天收到彭德怀同志14日的一封信，我已经给这封信加上标题，并指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我建议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常委们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毛泽东又说：“会议延期，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三位常委一愣。毛泽东点的名显然是仔细斟酌过的，他下令用飞机把未到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从各地接到九江，即刻上山。彭德怀还蒙在鼓里，在别墅室外慢悠悠地打太极拳。　　王承光对他说：“彭总，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延长，日期不定。”　　彭德怀兴奋之情不可言状，乐观得不行，思忖着说：“看来我的信起了作用，毛主席看了信，要解决问题了。”　　这时，机要通讯员送来文件，看着中央办公厅赶印出的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犹如兜头淋了一盆冷水，他愣了一下，嘟囔说：“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　　彭德怀这才意识到严重，沉重地踱起步来，说：“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如果我当时想到此信会要印发的话，我就要尽可能地斟酌一下。”彭德怀虽觉沉重，却还没有失去政治上的天真单纯，喃喃自语：“让大家讨论一下也好，真理越辩越明！”　　这天早饭后，彭德怀一出门就碰到黄克诚，又感到很突然。黄克诚上山后也住在彭德怀住的176号，他俩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长期合作的老战友又在庐山聚了头。　　彭德怀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　　黄克诚答道：“通知我来参加会，早上刚到。”　　彭德怀又问：“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本来直率，在彭老总面前更不用拐弯，直接说：“看了，不怎么样，火气太大，有刺。谈谈就行了，写什么信！”　　彭德怀更直接：“谈不通嘛！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要引起他重视。”　　黄克诚埋怨彭德怀：“你总是感情用事。王德怀、张德怀都可以给主席写信，就是你彭德怀写不得啊！”　　彭德怀拧着脖子：“我怎么就写不得？我是好心！”　　黄克诚叹息一声走开了。他洞若观火，只有彭老总政治上还那么简单，还在搅他那天真的理。　　毛泽东本来对彭德怀的“上书”就不满，讨论信的结果更是激怒了他。他谈笑间就给彭德怀定了路线错误的性质，“右派”的帽子也风趣幽默地给他扣上了。各个小组都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而且普遍没有反应过来，开炮的很少，赞同的倒很多。因为彭德怀的意见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信中反映的问题睁眼可见。　　在第五小组会议室里，黄克诚发言说：“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那句话，两头是一致的。我同意‘议定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我补充以下几点：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他还说：“去年兴起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　　在第二小组会议室里，周小舟在发言：“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我赞成少奇同志所说的‘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　　周小舟明确表示：“我认为彭老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张闻天更加有的放矢，直奔主题。他在华东小组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整整讲了3个小时。会场气氛相当紧张，张闻天的讲话多次被打断，有些人包括主持人柯庆施抢着插话，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张闻天毫不让步。当讲到第12点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时，他毫不含糊地表态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的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　　散会后，彭德怀、张闻天在甬道上一见面，张闻天就兴冲冲地说：“彭总，今天我对你的信给予了支援。”　　“我不要你支援。”彭德怀说反话，语气里却充满着感激之情。　　开始讨论彭德怀的信以后，毛泽东也有些坐立不安，常常陷入沉思之中，格外注意讨论的动向。　　张闻天这个时候“支援”彭德怀显然是帮倒忙。毛泽东本来对彭德怀的“上书”就不满，讨论信的结果更是激怒了他。　　7月23日，一个转折的日子，一场悲剧的开始。　　8点20分，毛泽东起身到庐山交际处直属招待所参加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入主席台后，先环视一下会场情形，从前看到后，显然是找彭德怀。他终于发现彭德怀光着刚剃的头在最后一排坐着。对此，毛泽东流露出不悦神情。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的大藤椅里开始讲话，谈了1958年以来一些同志“左”的倾向，批评了他们放大炮放卫星的浮夸风。然后他望望彭德怀，以他的特有风格说了起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觉……”毛泽东以随便的口吻开始，习惯他语言风格的人都知道，他下面要电闪雷鸣了。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样一个名词。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于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　　毛泽东话锋一转，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他站了起来，声调越来越激越和愤慨，话语内容直奔坐在台下的彭德怀而去：“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仅有30公里，相当危险……”　　毛泽东谈笑间就给《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定了路线错误的性，“右派”的帽子也风趣幽默地给他扣上了。　　“我主要有两条罪状，一条是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一条是人民公社，全世界都反对。但我仍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我坚信我们的事业不会失败，只是多付了一些学费。　　“……如果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重新建军……我看解放军也会跟我走！”　　话语越讲越激愤，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句句像“石头”，无情地扔向台下的彭德怀。很多人听了这话都感到吃惊，觉得说得太重。　　彭德怀如遇晴天霹雳、当头一棒，这位以沉着坚定著称的大军统帅几乎丧失自制。他掐着虎口以极大的耐力压制着内心的痛苦，几乎要坐不住了。　　会议在上午11点30分结束，与会领导陆续向外走。彭德怀激动、气愤、郁闷，身体摇晃着走出会场。下了礼堂门外的台阶走出不远，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谈笑风生。　　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委屈与埋怨情绪驱动着，彭德怀狠狠地掐了下虎口，迎过去，快步走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停住脚，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却直截了当地说：“主席，7月14日的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怔了一下，接着眉头微微一皱，冷着脸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我印发吧？”　　不善辞令的彭德怀一时语塞。他本来还有话要说，硬是嘴唇嚅动着强咽下去了。毛泽东和缓了口气：“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的脸涨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十分生硬地大声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气呼呼地走开了。　　对于彭德怀的这一举动，随行人员又是一惊。中央领导中还没有谁敢和毛泽东这样耍态度的。在场的同志面面相觑，很不理解，也为彭德怀捏了一把汗。　　毛泽东望着他，出乎意料没有发火，只是喃喃地说：“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　　两块“石头”的激烈碰撞，火花四溅，惊心动魄，使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　　回到住处，毛泽东的情绪不好，闷闷不乐。而前来他这里汇报情况的领导忽然增多了。毛泽东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解决彭德怀等的右倾问题。“神仙会”一下升格变成了路线斗争会。　　毛泽东严肃批判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号召反右，会议批判急剧升级。　　彭德怀以为“主席点了我的名，骂了一通，出了气”，笼罩在庐山的浓雾总该散了。他正要收拾行装准备下山回京，没有料到庐山更浓重的云雾正在凝聚。就在毛泽东7月23日上午讲话以后，到26日短短三四天内，不平静的庐山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促使批判迅速升温，风暴更加强劲。　　7月23日夜间，情绪激动的“秀才”们去看望黄克诚，正好遇见彭德怀来找黄克诚议事，他们告辞走出门时，恰巧被管安全、保卫的一位领导人撞见。此时聚会，密谋什么十分可疑，他报告了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说彭德怀有个“军事俱乐部”，大概与这个偶然发生的细节不无关系。　　没有资格上庐山的人，同彭德怀、张闻天一样批评缺点、错误的亦大有人在。刚好毛泽东收到一封洋洋万言的长信，作者是李云仲，东北协作区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坦率进言：最近一年来，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且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思潮曾形成一个主流。　　对来自下面的批评意见，毛泽东也听不进去，而且认为是与彭德怀山上山下遥相呼应，都是向他的挑战。　　毛泽东认真看起张闻天的发言简报来。看着看着，他又想起了长征中的会理会议，林彪写的那封信，于是，他严厉批评彭德怀的同时，又捎带上了张闻天，认为他也有右倾情绪。从1941年到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屡次提起林彪那封信的事，板子都不打林彪而是打彭德怀、张闻天，说张闻天挑拨林彪、彭德怀反对并企图取代“三人团”，怀疑彭德怀为夺兵权与张闻天密谋，唆使林彪写那封信。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更加深了他对彭德怀的误解。　　7月31日一早，彭德怀走进毛泽东住处“美庐”客厅的时候，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已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这是一次中央常委会，黄克诚他们几个人是被吸收来列席旁听的，实际上是陪绑挨批的。　　毛泽东见彭德怀进来，打招呼道：“彭德怀同志，中央常委特地开个会，谈一谈你的问题。”　　毛泽东对面一张沙发空着，彭德怀一看就明白是留给他的，他走向那张沙发坐下来，平视地瞅一眼毛泽东，掏出一根“中华”烟。　　毛泽东问：“你不是戒了吗？”　　“又抽上了。”　　“抽我的。”他把一筒“熊猫”烟推过去。　　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没有谈7月14日彭德怀的信，却系统地讲起了李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集团，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对黄克诚讲过。”　　毛泽东接着说，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很难说。　　彭德怀赶紧说了一句：“我都61岁了，耳已顺了，不要紧的。”　　毛泽东又严肃地问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了，是否如此？”　　彭德怀感到受到极大伤害，毛泽东的气话等于把他几十年的忠诚、奉献都抹杀了。他当然不能同意，但没有正面反驳，而是讲述了一件往事，想说明他从很早的时候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他说：“我认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政治与感情，你是结成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毛泽东平静下来，说：“老彭出身劳动人民，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彭德怀承认：“经验主义是肯定有，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只读过两年旧书，当元帅不行，当副手，刚愎自用。张飞这个绰号是主席取的……”　　他勉强表示：“我是个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有农民的无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习惯。多年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登三宝殿。”　　毛泽东寸步不让：“还是三七开。”彭德怀只好沉默。　　谈话不欢而散。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讲话号召反右。他说：反“左”必出右，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他把张闻天列入彭德怀的“副帅”，打进“不能改”的行列，说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改，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　　毛泽东的讲话是动员令，批判在急骤升温。　　彭德怀作了初步检讨后，被叫去接受各小组批判。　　康生声嘶力竭地煽动说：“彭德怀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他是在拉队伍，如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他的整个检讨是避重就轻，能滑就滑过去……”　　彭德怀忍不住回敬了一句：“康老，你比我滑得还快，你前两天不也高喊反‘左’吗？”　　康生一脸尴尬。陈伯达扶扶眼镜，说：“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已久，他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反对大跃进……”　　彭德怀抢着反驳一句：“陈伯达，我哪来这么多‘反对反对’呀？”　　柯庆施发言了：“彭德怀，你不要堵人家的嘴嘛！你完全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目的地反党，你的军事俱乐部就是铁证！”　　彭德怀气急了：“柯庆施，我什么时间成立了俱乐部？谁是成员出来报名呀！那是主席的比喻，比喻，你懂吗？”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来到会场，会场立即安静了。一阵掌声过后，他挥挥手，说：“该谁发言了？继续谈嘛，谈嘛。”　　会场沉默了。沉默了一会儿，便爆发了对彭德怀急风暴雨似的大批判。　　彭德怀终于明白，毛泽东所要发动的斗争，已远远超出了那封信的范围。他只得痛苦地保证做到三条：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8月1日，“八一”建军节。毛泽东主持中央常委扩大会继续猛烈批判彭德怀。会议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有一多半时间是毛泽东在讲话，他的讲话是漫谈式的，但话锋尖锐。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话，大都是提一两个具体问题，或对前面的发言作点补充。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像过去一样宽容、诚恳：“德怀同志过去是有功劳的，但个人英雄主义也突出。老彭有个特点，容易固执己见，有一股傲脾气……”　　“隔靴搔痒。”毛泽东轻轻摇头说，一边抬起右腿来，用两个指头在鞋面比画了两下，“没有击中要害。”　　朱德尴尬地停止了发言。他在会议后期基本保持缄默，用沉默表示他的意见。　　林彪不辱使命，将不轻易脱帽的脑袋从沙发深处拔出来，用他特有的尖细声调扣大帽子：“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林彪是7月29日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所以一发言就拔高了调门。　　毛泽东听后显然赞赏，但不动声色地靠在椅背上抽烟。　　彭德怀忍不住了：“你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我没有辩护律师，你们对我像法庭审判！”　　林彪继续以奇怪逻辑批判彭德怀：“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泽东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毛泽东接上说：“你说过参加革命干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上海会议重点在批评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林彪煞有介事地说：“彭德怀同志，你上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呀？前不久你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各国，赫鲁晓夫对你的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　　彭德怀忍不住了：“屁话！我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跟赫秃子说了些什么话，你们找翻译调查嘛！”　　毛泽东见彭德怀还气冲牛斗，便疾言厉色道：“老彭，我晓得你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　　彭德怀马上申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