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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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走向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走向管彦波
［摘要］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在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使中国民族问题呈现出增多和趋强的发展态势，民族关系格局和民族问题发生的场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何站在历史发展的起点和时代的高度，针对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有效地研判其未来走向，在多维互动中凝聚共识，循序渐进依法依规不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在民族问题的时空转化中逐渐解决现实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命题。［关键词］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基本走向&&&&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是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出发，不断加强对马克思民族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妥善地处理了我国的民族问题，实现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繁荣稳定，其成效和成绩令世人瞩目和认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在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使中国民族问题呈现出增多和趋强的发展态势，民族关系格局和民族问题发生的场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新的环境条件下，我们如何客观地研判中国民族问题的未来走向，不断凝聚共识，循序渐进依法依规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逐渐解决现实的和或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命题。一、民族问题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城市民族关系的调控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城市民族问题日渐凸显&&&&现代化与国际化交集的当代社会，是人口高频度流动的社会。对于前工业社会而言，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西部民族地区，一般都有相对集中的聚居区，虽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散杂居，但民族关系的发展在空间形态上主要以“块状关系”为主，民族问题的发展也相对集中在民族地区。随着“四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传统的民族分布格局将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各族人口的“东向”、“西向”流动，跨城乡、跨地域流动，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从传统的相对闭塞的民族社区向城镇流动，这种不断加速的多向度的人口流动日渐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 因经济利益的内在驱动而引发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快速流动，尤其是大量少数民族人口涌入城市，使少数民族人口杂散居呈急速上升的态势。各民族人口广泛的、频繁的流动，是现代化社会不可逆转的一种常态，也是少数民族走向公众生活领域，扩大公民生活范围和分享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社会转型的广泛深入，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面对的是逐渐与内地趋同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发展环境、发展目标以及各民族成员的个体需求在不断发展着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逐渐趋于一致。[1]少数民族能否很好地融入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研判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现代化进程中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和各民族间多元化的交往，有利于加深民族之间的了解、沟通、认知，有利于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逐渐走向交融一体，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但还要看到，由于民族传统、语言文化、教育背景、职业技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认同等民族特点和表现在民族文化上的差异与抵牾，如果在法律、制度、政策和实践中得不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在现实的各民族成员的彼此接触与交往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摩擦和纠纷，民族交往中偶然发生的一些小事极有可能酿成大的纠纷或乱子。民族关系在由“块状关系”转向“点状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民族工作的重点将从边疆、农牧区延伸到城市、东部地区，散杂居地区、城镇社区将成为民族问题发展的新的社会单元，中国城市民族问题将呈上升的趋势。&&& 事实上，在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之际，不仅他们在就学、就业、就医、升职、经商以及享受公共的城市社会资源等方面的权利保障存在着体制机制的障碍，就是社区民族工作的管理也还存在着准备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城市中影响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的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多，一些过去未曾出现或不显露的民族歧视、民族摩擦事件时有发生，经济和民事纠纷的民族问题化倾向也比较突出。”[2]针对城市民族问题的现实走向，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城市民族工作，积极探索开展城市民族工作的新思路和新途径，要联合社区及基层组织，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性化管理，尊重他们的民主平等权利，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要增加民族工作部门的服务意识，把管理建立在服务的基础之上；要创新城市民族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城市民族工作的法制化、信息化、社会化管理与服务，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增强各族群众的公民认同，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趋势在增强，但多民族社会整合尤其是族际政治整合依然面临较大的困难，国家认同有待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大方向是全方位的、整体的、均衡的协调发展，民族地区和各民族在融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发展的理念、目标、动力和需求等方面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发展方向，民族国家建构中“一体”化的趋势在增强，但多民族社会整合尤其是族际政治整合依然面临着较大的困难。&&& 首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较大的张力。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在各民族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国家认同问题，这是当今多民族国家在制定民族政策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结构一般是多元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张力的大小取决于化解矛盾的成效与速度。就突出性结构失衡尤其是体制机制的问题而言，因一些基本的制度安排短期内难以定型，理顺结构、消除矛盾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虽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有加强的趋势，但因受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同样趋向复杂，相应的矛盾也更加多元，传统的风险控制机制与手段在失灵。在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有所抬头和民族意识日渐强化的背景下，民族认同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聚合力的“政治资源”，在个别地区不同的场域有强化的趋势。同时，随着公共舆论空间的扩大，受现实中“民族问题”的影响，“民族”话语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公众参与讨论的人群在增多，分歧、争议点也在增大，在相关的理论热点难以取得基本共识的情况下，社会公众对“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合法性与“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合理性难免会产生一些误解和怀疑，狭隘民族主义还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其次，时代特征的多元化赋予了民族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一般而言，民族问题大都是围绕着利益关系而展开的，如何协调、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民族关系的基本走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民族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的利益诉求，将逐渐向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获得更多的民族文化发展机会等方向转变，利益诉求的主体更加多元。但现实的困境是，少数民族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是比较单一和滞后的，各种非组织化、非理性化的利益诉求方式往往形成不良的导向。可以预见，在将来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互补共赢、竞争合作和冲突对立仍然是民族间利益关系的三种主要的表现形态。&&& 再次，资源争端、边界效应所引发的摩擦与冲突呈上升趋势。在民族地区，因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乃至同一民族不同支系之间，相互间争夺土地、森林、矿产、水源、草场的纠纷不可避免，资源开发中的国家利益与民族自治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和资源开发企业、资源开发企业和当地民族之间的利益矛盾在增大，民族政策尤其是优惠政策实施的边界效应未及时调整所引起的负面影响在蔓延，这些因边界不清或利益博弈而导致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族际政治整合的难度。&&& 针对上述问题，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上，必须看到，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双重并存结构中，民族与国家这两个共同体单位，存在着异质化和不一致的内容，而且中华民族内部认同上也具有多层次性。如何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通过理性、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的调整，发展完善基本的法律和制度，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进民族间的共同性，增强多民族国家的包容性，促进国家同质化的发展，是中国族际整合的一个大方向。同时，还必须强调的是，在多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构建中，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作为两个基本的向度，既存在差异，又有彼此相互关联性。从差异而言，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并非同质化的过程，即使是民族国家建立了，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的任务并未终结，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看待。当然，尽管二者之间有差异，但联系与互动是主流。所以，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理念下，探索民族建设方式和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国家建设途径，应采取积极稳妥而又切实可行的办法。[3]在协调民族间的利益关系方面，要遏止极端民族利益，维护中华民族核心利益，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体系下，逐步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使各民族群众可以通过合法渠道依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和权益，这是健全中国民族问题解决机制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还“要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等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承载着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构成了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要“注意少数民族利益的特殊性，对其适当进行特别保护；注意国家整体利益格局的平衡问题以及革新协调利益关系的具体政策措施。”[4]三、民族政策基本上以稳健发展为主，但主动调整和因问题倒逼而作出的调整将有所增多，民族政策动态性变化特征会日渐明显&&& 民族政策是多民族国家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制定的原则、措施、规定等的总合。自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干，以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保障为特色的民族政策体系。中国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对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现代化与国际化交集、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民族宗教群体事件处于高发态势的当下，传统民族政策、民族工作在与现代转型社会相遇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的不适应，政策、制度的有效性涉及更为复杂的问题。如就民族工作本身而言，新形势下面临的是适应性、科学化、社会化均不足的矛盾。&&& 一般而言，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是由发展过程中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特点决定的，民族关系的变化对民族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民族政策需要随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作出调整，尤其是当民族关系比较复杂、族际关系比较多元、民族问题比较突出之时，民族政策需要调整的面就比较大。未来十年，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克难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多发、频繁期，如何很好把握时代脉搏，研判国际国内民族问题发展变化的新趋势，在坚持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的稳定性和延袭性的前提下，对民族政策作出适时的调整，实际上理论界对于如何实现民族政策调整功能的制度化、程序化目标，对于民族政策调整的可行路径、方法还处在探索之中，具体工作中的创新实践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兼顾历史与现实、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的民族政策调整，是在坚持中“扬弃”，在“扬弃”中发展。调整要紧紧围绕着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开展，要以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为前提，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发展要求。当下最为紧迫的是各民族的发展、利益平衡和社会资源的公平与合理分配等问题。在相对稳定的民族政策体系下，现行一些民族政策的出台与推行，要具有针对性、灵活性和相对的变通性；要因地制宜，给将来民族政策的调整留下足够的空间。同时，民族政策要尽量避免“一刀切”和“趋同性”问题，要统筹各少数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群体，尽量兼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四、涉民事件进入高发、频发期，中国民族问题发生的场域扩大&&&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四化”进程的加快，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社会分化、人群流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失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叠加共生，社会进入矛盾的多发期，民族地区各种社会矛盾因受到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利益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发生数量多、分布领域广、主体多元化、成因复杂化、处理关联化、形态对抗化的特点。如据不完全统计，在2008年至2010年三年间，云南省民族地区涉及经济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共计8851件，平均每天8件。其中，发生群体性事件共计3663起，平均每天3起。[5]&&& 在各种因社会矛盾而引发的事件与纠纷中，涉及民族因素的事件与纠纷在增多，而且有些事件如果处理不当极可能转化为恶性暴力事件，影响的广度、深度以及震动的烈度在增大，严重地影响了多民族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多发、频发的涉民事件与纠纷，常常是民族问题与非民族问题、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宗教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民族意识强化与多元文化意识相交织，民族纠纷群众聚众抱团维权与维权过程的非理性化趋势在上升，[6]事件的暴力性、非法性、互依性、混合性、传播性特征愈加明显，[7]这给控制、处理以及相应的危机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当下涉民事件的增多是多种因素叠加共振的结果，我们要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民族关系转化的时代性特征去把握，要辩证、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估，不能简单地把之归结为某一个政策、某一项制度的问题，而是社会转型与利益冲突的产物。特殊时期涉民事件相对增长与复杂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民族问题无法解决，虽然在短期内不可能全面化解各种矛盾与纷争，但事件的影响是可控的，控制的方向是努力防止矛盾加剧、激化、走向极端，防止事件的区域性和国内外联动。&&& 研判新时期的群体事件和涉民事件，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环节：一是无论是发生在内地还是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均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应置于整个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中去加以甄别、判断，舆论宣传在归因民族因素或社会因素时，主要侧重点在社会因素。二是发生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并非全是民族因素突出的事件或因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引发的事件，在探讨事件的原因时，不宜简单地只要是民族地区就往民族因素上靠，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成员、群体的一般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都归结为民族问题。三是发生群体性的事件并不代表社会不稳定，民族地区亦如此。社会稳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事件牵涉的矛盾、问题呈现后，通过制度的调整，社会会形成新的稳定机制。四是有些事件虽然涉及到少数民族成员或者与民族相关的宗教人士，但就事件的起因、内容而言，并非是涉民事件，对待这一类的事件，不能唯身份论，把之过度敏感化和扩大化。五是要主动研判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逐渐实现涉民事件事前的制度预警和程序化、科学化管理，要依法及时处理不同民族间的个人纠纷事件，避免因个体间的偶发事件演变为民族群体事件。五、中国民族问题“被国际化”的趋势增强&&& 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的特征，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而且许多国家的民族问题，常常超出一国的范围，对国际关系造成重大的影响。同时，某一个国家国内的民族问题，原本只属于主权国家内部或地区性的内部问题，但因受到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而成为国际性的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问题的国际性特征和国际化趋势十分明显，“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往往引发国际性问题，同时国际上的民族问题也很容易引发国内反应”。[8]（P.103）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民族问题的国内外因素交织、互动发展，是当代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我国民族问题发展的特征之一。新形势下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化“要件”构成或背景将变得更加复杂，“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在增大。这种判断，基于以下三点：&&& 首先，从国际斗争形势看，全球反华势力利用我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以达成其分化、颠覆、分裂中国的图谋更加昭然若揭，“渗透”与“反渗透”、“破坏”与“反破坏”、“分化”与“反分化”、“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将在各个领域、各种国际舞台上展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在所谓人权、民主的幌子下，仍是国际反华势力企图将中国民族问题演化为国际问题的一个重点。&&&&其次，国际反华势力和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联动的趋势明显，他们干预、介入、插手我国现实的一些社会问题以及频发的涉民群体事件，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话题的手段更加多元和隐蔽，影响不断扩大。同时，在弥漫于周边国家的泛民族、泛宗教极端思潮的影响下，国内暴恐事件的增多，以及西方媒体通过别有用心的选择性报道、解读，借此指责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甚至抹黑中国的国家形象，也使国内民族问题被国际化的可能性增大。[9]&&& 三是国际移民群体的政治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加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群因经商、就业、求学、姻亲等原因，来华长期或短期定居，甚至入籍中国。这些外来的人群，大多居住在中国经济较发达的城镇，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因语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原因，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摩擦。另外，在边境地带，还有一些非法入境、非法就业、非法居留、非法传教、非法婚姻的“非法”人员，他们对当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日渐显现。所以，应该看到，国际移民新群体不断增加，客观上也使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带有更多的国际民族背景。&&& 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增加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需要考量的因素，也增大了我国民族问题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对此，我们要很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世界性的战略远见与思维，充分利用各种国际舞台和外交场合，通过政治对话、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等形式，宣传我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和平外交理念，积极倡导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为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与氛围。同时，还要主动走出去，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解决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制度优势，展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成果，全面介绍我国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民族工作的成效，积极引导世界舆论，逐渐消除国外对我国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甚至是国家形象的误解与误读，最大限度地消解国际性因素对我国民族问题的负面影响。[10]六、跨境民族问题的影响呈上升的趋势&&& 民族的跨境分布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的现象。我国陆地边界与印度、缅甸、越南、巴基斯坦、蒙古、俄罗斯等16个国家接壤，边境线上分布着壮、傣、朝鲜、哈萨克、维吾尔、蒙古等30多个跨境民族，跨境民族分布地域广，跨居的国家多。这些跨境民族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但大多还保持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和共同的宗教信仰等特征，存在着较为稳固的民族认同和内聚力，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一民族在族源、亲缘、信仰、文化传统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诸多同一性，常常导致跨境民族社会互动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跨境民族整体的共同性和部分的差异性以及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决定了跨境民族问题具有一定的国际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对相关各国的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均不同程度地感到压力和忧惧，他们在与中国保持合作的同时，又在寻找遏制中国的“抓手”，许多国际势力尤其是大国乘机介入，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得异常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之间地缘政治角力而产生的压力，周边国家政局的动荡以及社会治理低效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与贫困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毒品走私、拐卖妇女、艾滋病传播等，都共同作用于跨境民族地区，使跨境民族社会潜伏着大量的矛盾与冲突。而边境线一带的跨境民族，“离心”和“向心”的利弊权衡与选择，较易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所以，跨境民族问题一旦蔓延开来，将严重地威胁我国边疆的安全。&&& 目前，在我国的边境一线，虽然没有发生非常突出的严重影响地区稳定的跨境民族问题，但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三股势力向境内的蔓延、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跨境民族的认同失谐问题、社会风险的扩散效应、相对发展与绝对贫穷等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些都是短期内不可能消除的问题。基于此判断，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边境地区所存在的跨境民族问题，将同宗教问题、国际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暴力恐怖问题裹挟在一起，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总之，民族问题是动态发展的，具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持续性，是一个不断解决的长期过程。在改革开放的攻坚克难时期，我们要从党和国家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认真研判现实社会问题，很好地把握民族问题的基本特性和阶段性特征，时时关注民族问题的新变化、新情况，在多维互动中凝聚共识，在民族问题的时空转化中逐渐解决现实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参考文献：[1]李瑞君，贺金瑞.论社会转型中的民族平等与公民平等[J].社会科学战线，2013（12）.[2]郑信哲.略论城市民族问题和城市民族工作[J].广西民族研究，2014（2）.[3]凌锐燕.论和谐社会构建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3）；黄创.试析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改革与开放，2014（2）.[4]侯发兵.民族利益关系形态探析[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5]马继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EB/OL].云南省干部在线学习课件，httpp：//www.yngbzx.cn；转引自李昀.云南省民族地区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探索与研究[D].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6]王燕.民族纠纷案件处置与和谐社会构建[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3（6）.[7]雷振扬，马天山.新时期我国涉及民族因素事件的类型、特点及原因分析[J].青海社会科学，2013（4）.[8]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干部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9]叶兴艺，吕忠诚.“新四化”背景下创新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思路与对策[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0]黄创.试析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改革与开放，2014（2）；侯发兵.论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及其对我国的影响[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1）.作者简介：管彦波（1967-），男，云南宣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资源环境与生态人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楚天学者讲座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历史地理、生态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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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族关系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学术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现实问题，不仅需要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新变化进行理论思考和全面把握，而且需要深刻认识影响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因素。理论界、学术界和民族工作者应该多看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坚持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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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岩(1955- )，男，汉族，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民族与宗教理论教研室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西藏历史以及中国民族问题、宗教问题。
一、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对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重要影响。民族关系问题是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其中既包括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族与国家、民族与阶级等等之间的关系。
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现实问题。这是因为，怎样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决定着怎样论述、并进而决定着怎样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关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会议还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1]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六十余年处理中国民族事务、开展民族工作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出了不懈努力，既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又走过弯路，有过沉痛教训。面对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新内容新特点，面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民族理论、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并不断创新完善民族政策的新任务，不仅需要全面总结过去处理我国民族事务的经验教训，尤其需要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实际上，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也是我们全面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在今后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只要还有民族，就会有民族关系。民族关系中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问题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像有些人所说的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很有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思索涉及国家民族事务的基本制度、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是否有重大缺陷，是否需要改变；相反，如果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是正常的、健康的、和谐的，我们则应当对于党和国家处理民族事务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以及指导我们建立这些基本制度、制订基本政策的理论有所自信，加以坚持，并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创新。
2008年的拉萨“三·一四”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以及近年发生的一些暴力恐怖案件，对我国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也在学界、政界乃至社会各界引发了一段时间的“民族问题焦虑”和对于我国民族关系的担忧。近年来部分学者对于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乃至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讨论，表明认识上的差异和理论上的不同观点与意见分歧已经非常明显，争论有时相当激烈。有学者甚至质疑我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出民族政策的“更新换代”，要促进各民族“交融一体”[2]。这种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判断已成为影响是坚持还是否定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我国当前民族关系的主流，如何看待其中存在的问题，就更加值得慎重从事。
二、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新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我们说中国的民族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后，开始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来界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既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的判断和基本状况的描述，也是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目标和发展前景的展望。就前者而言，这种判断是认真负责的，这种描述是实事求是的。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和处理中国民族事务的价值理念，肯定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工作的光辉成就；就后者而言，这种展望也表明，党认识到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并非尽善尽美，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工程中的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为了实现我国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这一发展前景，还要付出长期的努力，进行艰辛的探索。
列宁曾经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3]但是在列宁逝世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已经有了当年可能想象不到的巨大变化之后，这个世界“民族隔阂的消除”仍然是十分有限的。真正实现“民族隔阂的消除”还是非常遥远的将来的事。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也有两个历史趋向，而且这两个历史趋向似乎是并行的。第一个趋向是国内统一市场的迅速发育和各民族人口流动的迅速增加，各民族经济社会生活交往交流交融的增进，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日益发展和越加频繁，民族关系越来越密切，各民族的共同性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彼此分不开。第二个趋向是国内各民族干部群众对于促进本民族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愿望的日益强烈，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权利意识、或曰“民族意识”也日益提高。随着两个历史趋向的发展，在整个国家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一些地区一些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随之有所增加。
民族问题是我国的内部事务。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问题也始终是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来培植分裂势力，图谋侵略中国、分裂中国的工具和幌子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问题又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中国每每加以利用的一个问题。外部势力挑拨中国的民族关系，支持怂恿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从事破坏和犯罪活动，毫无疑问，这已不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了，但是也无疑地增加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的民族分裂活动又采取了新的形式，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也在继续。
三、影响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因素
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受到历史的、现实的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国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历史因素对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至今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决定着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大国的不同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国情。毛泽东当年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号召理论联系实际，曾经提出“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4]801，提出“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4]820对于这些基本原则，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坚持并加深认识。
例如，学术界往往将中俄(中苏)两国处理国内民族事务的政策作比较。但是中俄两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却大不一样。列宁曾经把沙皇俄国称作“各族人民的监狱”，封建社会帝制时代的中国和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恐怕就不能笼统地这样说。①旧中国无疑存在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但是也存在各民族的友好交往与和睦相处，存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鉴与彼此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古代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华民族缔造了长期延续、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各个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近代以来，各民族又共同团结进行了反对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艰苦卓绝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强化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实现了近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这样长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于各民族的觉醒和中华民族认同，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使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挫屡起，团结奋斗，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使得中国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帝国主义的分裂图谋和席卷世界的民族主义大潮而不被解体?对于这些，我们今天也还仍然需要多维度思考并加深认识。
一个值得提出深入思考的问题是，近代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经历了两次全国范围的革命和国家政权的变更。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于1911年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一次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次革命之前的中国，处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国家面临强大的内外敌人和严重的分裂危机；两次革命，革命党人都在向外部世界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学习。中国共产党人是“以俄为师”的，而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有榜样，这榜样就是当时被视为“共和国之母”的美利坚合众国。两次革命，中国建国的“老师”和榜样刚巧都是西方的联邦制国家。两次革命又大体时值今人所谓的两次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之际。然而，两次革命之后，中国却都没有选择“老师”的联邦制，而是建立起统一的单一制国家。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有的地方还提出了“联省自治”的诉求，但是革命之后还是很快实现了“五族共和”，有的边疆省份还提出过“六族共和”、“七族共和”的口号，拥护建立起统一的单一制的共和国。在这一重大历史转变关头，不仅清朝皇室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主张“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而且，以西盟王公为代表的内蒙古王公贵族还提出“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明确反对外蒙古的独立主张，使得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②清朝皇室及蒙古王公贵族的这种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也逐渐遍及于民间，并且反映在当时及后来的文学作品中。例如，著名满族作家老舍就在其剧作和小说中，让其笔下人物表达出“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中华各民族和“我们穷旗兵们”“谁也离不开谁”这样的话，从而以文学形式一再表达了这种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③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较长时间主张民族自决之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决定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并获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载入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中国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基于对于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的民族国情不断加深认识和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今天回顾这些历史，深入认识其中的规律，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的不同，看到我国民族国情和民族关系方面“中国特色”的历史沿革，也有助于认识为什么帝国主义不能瓜分中国，一次次的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没有分裂中国的深层次原因，并深刻认识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也是我们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的坚实的历史依据。
四、关于民族关系方面的忧患意识与民族认同
民族关系方面的忧患意识与“民族问题焦虑”有着密切的联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般说来，忧患意识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精神状态。它能使我们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沉浸于“莺歌燕舞”，而是对于现存的问题保持警醒。但是，真理再向前跨一步，就是谬误。不恰当的忧患意识即忧患意识过度，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可能造成思想混乱，伤害我们的自信心，甚至可能损害国家、民族和公民的利益，带来社会的灾难。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患了“恐资症”。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担心资本主义复辟，担忧党和国家会改变颜色，把城乡私营经济的存在或农民的一块自留地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必欲割之。这是导致当时人民生活贫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重要原因。殷鉴不远。这样的“忧患意识”造成的重大失误和教训深刻，我们要牢牢记取。
以这种不恰当的忧患意识看待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认为今不如昔、我不如人，甚至由此而主张改变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改变党和政府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处理国内民族事务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不仅是不慎重的，甚至是危险的。难怪有学者指出，“近些年来，有些人‘左倾’思潮有所抬头，甚至思想理论界也有少数人跟着瞎起哄。有人现在又在鼓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左倾’政策，要‘消除民族差别’，要‘促进民族融合’……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5]
其实，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不同民族个体成员即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涉及民族因素的社会关系。[6]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人际关系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反映到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千百年来，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各民族农牧民热情好客，会乐于接待远方其他民族的陌生来客，甚至免费提供住宿。但是一旦他们居住的地方市场经济发展了，城市化了，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可以预见在这些地方如果民族兄弟姐妹开起了饭馆、旅社，免费食宿当然不再可能。人们也不必因此而认为我们的民族关系变得今不如昔了。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再也无法回到昔日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不通路、不通邮、几乎与世隔绝的时代。笔者以为，现在的民族关系在某些地方、某个时间段不尽人意，亦不必过度焦虑，更不可因此而质疑宪法对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或者总希望找出办法“淡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并通过“淡化”民族意识来消弭必定会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
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意义即在于此。实际上，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主流和光明面，看到各民族的四个认同在不断增进。试举田野调查一例，笔者数年来与所住社区工作的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的家政服务员很熟悉。她是白族，和她的同乡们一起来京打工，老乡之间讲自己的白族语言，有着清晰的本民族意识。但是有一天餐桌上聊天，她突发感慨：“我们对国家实在是没有什么贡献。现在农业税也不交了，我们只是年复一年自己种地自己吃。一旦有天灾，国家还要救济。”我马上意识到她明确的国家认同感。她无疑有着清晰的自己是白族的民族意识，她的家乡的民族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种本民族的民族意识，乃至当地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究竟对于她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对于她的国家认同有多大负面影响呢?对此要具体分析。今天，在中国各民族中，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是否一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呢?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是不是一定要以淡化各民族成员的本民族意识为条件或为导向呢?如果我们今天提出了这样的任务，那么它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任务吗?我们的学者尤其是民族理论工作者，对此应该进行深入的思考，得出正确的认识，而不能先验地甚至贸然地下结论。
已经有不少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得出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明确的国家认同的结论。一些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认为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是正常的，并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可能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但是却对自己是中国公民非常清楚。他们帮助巡边护边，他们每天升降国旗，在特定的环境中，表现出强烈的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自豪感。④
再举一例。大约在2012年，中央党校新疆班的组织员告诉我一个发生在其身边的故事：一位维吾尔族学员的读小学的孙子第一次来北京，吵着闹着第一件事就是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时值暑假之前，天亮甚早，学员带着孩子打车在上课之前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的读小学的孙子一路都在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⑤此事发生于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之后，体现出西部地区新一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从一个侧面说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多年来坚持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有成效的。
再以西南边疆地区的西藏为例。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人民解放军作战越过“麦克马洪线”后很快即奉命撤回。其时麦线以南的门巴族聚居区已被印方非法占领十多年，但是当地门巴族百姓听说部队和工作队要奉命撤离的消息后，竟然推举曾经担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老人前来挽留，表示“我们门巴过去是大皇帝的老百姓，今天是解放军和工作队的老百姓，只要解放军和工作队留下来，我们乐意支差纳税”。今天的藏南地区，印度非法占领区姑置不论，墨脱县已经摘下了“全国惟一不通公路的县”的帽子。来自墨脱的80后的人大代表，不仅可以操一口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而且能讲英语。⑥这一代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他们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岂可与当年同日而语!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所说“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7]，今天仍然是我国民族关系上的现实。而百年来在反对共同内外敌人的斗争和建设伟大祖国过程中积淀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更不是少数人的分裂挑唆破坏活动可以瓦解的。我们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忧患意识，应该保持在适当的“度”之内。超过了这个限度，可能会导致怀疑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本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伤害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不可取的。
肯定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批评对于我国民族关系上的不恰当的“忧患意识”，并不是否认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在实践中，需要坚持和完善。更何况还存在敌对势力的挑唆和破坏活动，人民内部还存在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两种错误倾向，我们在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中也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失误。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将是一种常态，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也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所以，最近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要“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特别是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1]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围绕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和当代中国民族关系问题的争论，犹如在这一领域进行的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使持有不同观点的双方视野扩大了，认识深化了。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实践，只能是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真实状况；而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则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辩论、争论，特别是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理论界、学术界应该尊重和敬畏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在“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达成共识。在认识国内的民族关系问题时，还是要立足于中国民族国情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着眼于全国的大局，树立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自信；还是要讲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讲“三个离不开”；还是要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那样，“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要“坚持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在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多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把爱自己的民族与爱祖国、爱中华民族结合起来，逐步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不同而和”的民族文化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努力奋斗!
①在1950年代和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下，国内理论界曾经存在这样的认识。例如，认为清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这三个朝代或三个时期的反动统治，都是民族的牢狱”。“列宁说，俄国是民族的牢狱，旧中国也可以说是封建的民族牢狱，五十多个民族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统治民族的牢狱之中。”(参见李维汉.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和民族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李维汉：《关于建立满族自治地方的问题》，1983年10月。原件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统请字[1983]第59号”，日。)
②这方面的史料可参见李爱军.近代中国“六族共和”论[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4)：73-77；潘先林.“七族共和”：云南军都督府对“五族共和”的丰富与发展[N].中国民族报，(07)；隆裕太后1912年2月以其名义颁布的清室《退位诏书》(见清实录·宣统政纪：第70卷[M].北京：中华书局，)；西盟王公招待处编辑.西盟会议始末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天津印刷局代印，1913：43。
③参见舒庆春.老舍集·茶馆[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33；老舍.老舍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同时还可参考《满族说部中旗人的中华民族认同》、《试论满汉认同的几个问题》等文献(李宝玉，刘永文.满族说部中旗人的中华民族认同——以报刊小说(消闲演义)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J].2014(10)：73-79；滕绍箴.试论满汉认同的几个问题[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4(3)：1-16)
④参见曾江.中国哈萨克族有清晰的国家认同[N].中国社会科学报.(A-02)；贾启龙等.“中国二字”重千斤——记中吉边境柯尔克孜族护边员马塔郎·木沙.中国民族报.(01)；郭大利，王杰.44年每日升国旗，藏族阿妈获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民族报.(02)。
⑤这个故事，是出租车司机告诉新疆班组织员阎惠鸾的。讲述完亲历的故事，这位司机还感慨：“你们党校的新疆人真好!”2012年6月阎惠鸾告诉笔者后，笔者曾经电话采访当事人。
⑥参见阴法唐《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达旺日记》序言(阴法唐.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下卷[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李寅.80后门巴族代表白玛曲珍：我肩负民族的责任[N].中国民族报，(04)。
参考文献：
[1]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N].光明日报，.
[2]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3]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马平.“两个共同”抑或“民族融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6]言轻.理解民族关系的思路应与时俱进[N].中国民族报，.
来源：《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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