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物性格论
性格是人物形象塑造的灵魂,是小说戏剧等创作艺术美的核心。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专文去讨论人物性格的刻划,但都发表过许多对于人物性格问题的精辟见解。我们如果将之加以综合和概括,便成为完整而系统的文艺创作人物性格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物性格论,将会促进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深入理解,对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文艺创作水平也很有益处。 要研究人物性格,首先要正确理解人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许多哲学家和文艺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和研究,都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西欧中世纪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认为人是神造的。从十三世纪开始,资产阶级摆脱了这种上帝造人说的束缚,但又提出了唯心主义的人性论。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的十九世纪著名的唯物论者,他以唯物主义对抗唯心主义,但在研究人的本质时,却超脱不了唯心论。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称作 “人木学”,他把人看作是抽象的自然的人。正如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把人的木质理解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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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戴帽,各有所好(爱好)”,除了工作岗位有特别的要求,一般人的穿戴是各不相同的,也不怎么引人注意。但是,爱好也是性格的一个表现,所以有的作品就比较注意描写人物的穿戴,有时甚至让我们觉得必不可少。我们留心一下这些描写,对阅读和写作都有一些帮助。我们先来看看小弗朗士眼中韩麦尔老师的穿戴:“我一纵身跨过板凳就坐下。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我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皱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这套衣帽,他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礼服,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法国都德:《最后一课》)因为普鲁士把法国的这个地区占领了,以后只准上德语课。这是最后一堂法文课,他这一天的穿戴“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他此时不平静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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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笔下“四大悲剧”之首,写于1601年。该剧取材于12世纪的丹麦史,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哈姆雷向克劳狄斯复仇的故事。而剧中莎士比亚赋予哈姆雷特的多变性格,是最终酿成哈姆雷特复仇悲剧的根本原因所在。一、人物的性格特征分析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曾在文化中心德国威登堡大学求学。在那哈姆雷特接受了先进思想和文化的熏陶,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者,拥有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他的心中人类是崇高无尚的,是这世间最美的存在。人类是一件了不得的杰作!拥有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优美的仪表和文雅的举动!宛若一个天使!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同时,哈姆雷特摒弃传统的阶级观念,用平等、民主、朋友的关系来代替封建的壁垒森严的等级关系,对待他人真诚礼貌,愿意和一个仆人以朋友的名义相称。不单如此,哈姆雷特也是一位对生活富有激情,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人,他拥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并且充满斗志。他说:“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是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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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人物性格”格特点。是指文章中所描写的各种人物留心语言描写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独有的思想、品质、行为、习惯等特征,对言为心声,人物的话语最易文中人物的性格有了真切的体“泄露”人物心灵,它可以充分、会,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文章细致地将人物的内心世界袒露出的思想感情。阅读时,同学们来。因此,人物的语言描写是刻可以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如:去感受人物性格。“先生,我不能吃您的东西,我不能不劳动,就得到这些关注外貌描写食物!”人物外貌包括人物的容貌、年轻人这番坚定的话,诠释衣着、体型等等。了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仍不失“老头子浑身没有多少肉,尊严的高贵品质。干瘦得像老了的鱼鹰,可是那晒分析细节描写得干黑的脸,短短的花月子却特别精神,那一对深陷的眼睛却特细节描写的作用是多方面别明亮,很少见到这样尖利明亮的,但主要还是为刻画人物性格、的眼睛。”塑造人物形象服务。一个个传神从这两句话中,我们可以的细节,犹如人身上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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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富奥秘的大千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内部联系,不同性质的事物之间往往存在着)司构现象。美国数学家道·霍夫斯塔特在《CEB—一条永恒的金带》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种奇妙的现象,在哥德尔的数学理论、埃舍尔的绘画和巴赫的声乐中存在着一种神奇的相似—异质同构,揭示了数理逻辑、绘画、音乐三领域之间的深刻共同规律—怪圈理论。所谓怪圈,指事物在某一等.级系统中逐渐发展变化,而其结果则又意外地回到了原来开始的地方。怪圈理论在矛盾中存在着统一,有限中包括无限,相悖中表现着相同,显示了深刻的思想。令人感到更加奇妙的是,在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中也存在着相似的怪圈,它和哥德尔的数学理论、埃舍尔的绘画、、巴赫的音乐相通,存在着异质同构现零,这就是人物性格及其结构系统的定向形成摸式。书电人物性格的发展及其结构形式,首尾相连组成了一个个奇特的怪圈,在这些怪圈中蕴藏着半富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分析这种怪圈,有利一f我们从更高的层次把握《金瓶梅》的人物、恩想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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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以简短的篇幅为我们描写了众多栩栩如生、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应该说主要是通过对人物的自身行动即故事情节的具体描写来完成的。但概括的描写亦颇具匠心。所谓概括的描写就是在作品中除了介绍人物的名字、籍贯等外,还用三言两语交待人物的性格特点。 在小说创作中人物性格鲜明与否主要不是靠概括描写,而是取决于具体描写,所以说,可以没有概括描写,却不能没有具体描写。如《席方平》中的席方平,作者并没有概括过他的性格特征,但他那不畏权贵反抗到底的性格却非常鲜明。但这并不等于说人物性格的概括描写是无意义的。恰当的概括描写不仅有醒目与点睛之功,而且还会推动情节的展开和发展。一般地说,短篇小说所反映的多为生活的横断面,篇幅小,很少有人物性格的发展,这就使人物性格的概括描写有了存在的意义。再从民族传统的欣赏心理上看,人们习惯于小说有头有尾,愿意首先知道的是作品中的人物是谁,特别是怎样的人。以便把握人物性格特征,然后再去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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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我们迎来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90周年纪念日，同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合作为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的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问世至今已经整整160周年，而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也走过了整整30年的风风雨雨。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拙著《马克思传》的首版和《恩格斯传》的再版是我个人向两位革命导师致以崇高敬意的最好方式。
写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传记，是我多年的心愿。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在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时，就决心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撰写革命导师的传记。几十年来，无论工作多么繁忙，这个愿望时时刻刻都在鞭策我、推动我、鼓励我去学习、探索和写作。1985年，在纪念恩格斯逝世90周年之际，我的《恩格斯传》首次与读者见面了。在随后的日子里，由于教学任务繁重、社会事务增多，尤其是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不断取得重大突破，致使我的《马克思传》迟迟未能结稿，但是，这丝毫不能动摇我为革命导师写学术传记的决心。终于，在2008年这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里，我的《马克思传》也付梓刊印了。与此同时，将我的《恩格斯传》再版，使这两本书同时与读者见面，一方面是了却我多年的心愿，更主要的是借此向两位革命导师致敬。
1985年出版的《恩格斯传》，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恩格斯学术传记，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开创性地填补了社会科学研究上的空白，并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科研奖。之所以在时隔20多年后，重新再版《恩格斯传》，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纪念马克思诞辰190周年。在《马克思传》一书中，我详细记述了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与革命活动，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创建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建，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事情，恩格斯也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因此，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与革命活动与恩格斯的大力支持是紧密相连的。例如，正是因为恩格斯的建议，马克思才放弃了早年坚持的“自我异化论”；也正是因为受到恩格斯的影响，马克思才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等等；这些都对马克思后来建立辩证唯物史观和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恩格斯学术思想和革命活动的研究，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必不可少的工作。
2.纪念《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160周年。《宣言》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完整而系统的阐述，它的问世标志着无产阶级的独立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形成。它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导师共同智慧的结晶、共同劳动的成果。尽管恩格斯在1883年《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但这恰恰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谦虚品质和博大胸襟，它并不能抹杀恩格斯在《宣言》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中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前进的旗帜，也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基石。同时，我们也要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用符合时代特征的观点建设新的学说体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发展和创新的思维中得以传承，能够更加有力地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我们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有一个全面、系统、准确的认识。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因此，通过对恩格斯理论思想和革命历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这种认识。
4.《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这两本书，在内容上既有分工，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马克思传》中描写得比较详细的内容，在《恩格斯传》中就相对简略，而在《马克思传》中描写得比较简略的内容，在《恩格斯传》中则有比较详细的记叙，两书有互相参照、互相补充的特点。例如，关于对伯恩斯坦的批判，《恩格斯传》的分析远比《马克思传》详尽；关于《哥达纲领批判》的相关内容，《马克思传》则远较《恩格斯传》具体；关于《资本论》的相关内容，《马克思传》主要是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核心内容等，《恩格斯传》则详细记叙了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2卷、第3卷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在捍卫《资本论》的科学性等方面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这一版《恩格斯传》，文中的主要内容与1985年版基本相同，但是，在书后附录中有三篇比较精彩的书评，相信会对读者理解本书有较大帮助。
在本书的再版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冯斌先生给予我巨大的鼓励与帮助，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的博士生董继华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谨此致谢。
2008年5月于中海紫金苑
　　2008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90周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因全球金融危机而破产的一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但是，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又骤然热销。实践再次证明，150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仍然具有不朽的价值。
而我自始至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个人倾注50年心血的《马克思传》的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恩格斯传》第二版），便是我个人坚持学术信仰的成果体现，同时也是我对当下甚嚣尘上的“《资本论》过时论”的有力回击，更重要的是想借此向诞辰190周年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致敬。这可以说是我出版此书的初衷。但是，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政府、学界乃至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因此，应社会大众与各界同人的普遍要求，《马克思传》第二版如约与大家见面了。
从个人总结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本书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这两部书，均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学术研究性的传记，可以说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由一个人独立完成两位革命导师的单独个人学术传记，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资料显示，以往只有苏联著名学者梁赞诺夫、法国学者科尔纽撰写过两部马克思、恩格斯合传，民主德国学者格列奇夫、前苏共中央党校校长虽然曾经主编过，但都是多人参加的集体编写。其他学者有的只写过马克思传，如德国的梅林、英国的麦克莱伦，有的只写过恩格斯传，如德国的迈耶尔、苏联的斯捷潘诺娃。因此，由我一个人独立撰写的学术研究性的《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是第一次，可以说是填补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史的空白。这两本书称得上是国内首创，国际罕见。
第二，《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这两部书，在内容上各有重点并且互相补充，成为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在《马克思传》中描写比较详细的内容，在《恩格斯传》中就相对简略；在《马克思传》中描写比较简略的内容，在《恩格斯传》中则有比较详细的记叙。两者互相参照、互相补充。例如，《马克思传》详细记述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三大手稿的整个过程，精练归纳了《资本论》四大卷的理论体系、核心内容等；《恩格斯传》则详细记述了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为捍卫《资本论》的科学性等方面与敌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三，《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这两部书，每一部都是对两位革命导师全景式的描写。书中既讲述他们的革命活动，更描写他们的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传》里，我重点突出了“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形象，全面记述了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在伟大导师身上的完美结合。同时，我用了两大章的篇幅详细描述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过程，对他的三部手稿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并对《资本论》的核心内容进行了精练的概括。在《恩格斯传》里，我重点讲述了恩格斯的理论成果，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同时着重描述了恩格斯全力协助马克思领导革命活动的过程，体现了革命导师恩格斯甘愿“拉第二小提琴”的谦虚品质与博大胸襟。
第四，《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这两部书，在理论概括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例如在《马克思传》中，我对《资本论》创作史的分期提出了有别于其他学者的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成熟程度和《资本论》整个科学体系的完善程度，我把《资本论》创作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作《资本论》的准备阶段，马克思经济学说基本形成。这个阶段，马克思奠定了《资本论》的方法论基础，并且已经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以及如何产生的。第二阶段（）是写作《资本论》手稿，马克思经济学说基本建立。这个阶段，马克思写了《资本论》的三部手稿，研究了《资本论》理论部分和剩余价值学说史部分的所有重要问题，建立了《资本论》的科学体系。第三阶段（）。《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广泛传播，随后继续修改《资本论》第2、3卷。本书的历史分期，既不同于苏联学者列昂捷耶夫的划分，也有别于国内孙开镛等学者的划分，可以说是一种新见解。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许多人都尝试写两位革命导师的传记，但是，正像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写马克思这样的人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因此好多学者自知能力不够，难于承担这个责任，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而我的两部作品——《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与其理论创造结合起来，这种写法在国内尚属首次，在国际上也不多见。这些都算是我本人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一点点贡献。在这里，我没有任何自夸的意思，相反，最终能够完成两位革命导师的学术传记，恰恰是在前人做出的许多有益尝试和探索的基础之上，在前人的启发和鼓舞之下，我吸收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结果。因此，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也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史的集体贡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这里，我要感谢长期给予我关心、帮助的专家、学者。特别是要感谢宋涛教授、高放教授、王珏教授和顾锦屏局长，感谢他们对我两部作品的深刻、中肯、全面的评论，才使我的书能够有机会获得政府出版奖。同时，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冯斌先生，感谢他给予我的鼓励与帮助，尤其是他不辞辛苦，积极安排本书适时再版。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学生们，特别是要感谢董继华博士，在工作之余挤时间作了大量工作。
总之，这两部作品是集体力量的体现，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帮助！
2011年4月于中海紫金苑
　　萧灼基同志的《恩格斯传》，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恩格斯学术传记。这部著作的出版，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可喜收获。它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具有开创的意义。
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一生，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本书运用丰富的资料，紧密结合当时欧美各国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全面阐述了恩格斯光辉的革命历程，着重研究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年革命运动，领导国际工人协会，支援巴黎公社革命事业，批判工人运动中各种假社会主义，指导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等重大政治事件、政治活动中的原则立场、斗争策略和杰出贡献，深刻而生动地向人们再现了恩格斯在长达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中无私无畏、大智大勇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形象。
恩格斯既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卓越的思想家。本书较深刻地探讨了恩格斯理论思想的发展，较详尽地分析了恩格斯一系列重要著作的写作背景、基本内容、主要观点和重大意义。本书对恩格斯的理论观点的概括和论述比较完整准确，重点突出，脉络清晰，用具体的事例阐述了恩格斯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进取、永不停息的精神；他经常密切注视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用新的研究成果代替由于实际情况发生变化而过时的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科学共产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共同创建的。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理论创造，同马克思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本书用较多的篇幅阐述了两位革命导师在共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共同创建科学共产主义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历程中互相支持、团结战斗的动人事例。在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在《资本论》第2、3、4卷的整理和出版中，在《资本论》科学思想的传播中，在反击资产阶级学者的诽谤和维护《资本论》理论的斗争中，恩格斯花费了大量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书向人们展示了恩格斯极其渊博的知识。他除了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以外，还广泛研究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军事学和各种自然科学，而且在他所研究的学科领域里，几乎都有独到的见解。本书在介绍这位科学大师的治学态度时，着重阐述他无比勤奋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作风。他既善于吸取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同时代人的科学成就，又善于刻苦钻研、深入探索、不断创新，是不畏艰险、勇攀科学高峰的光辉典范。
在结构方面，本书也有较大特色。作者基本上按照恩格斯的革命历程安排全书章节，但又不完全拘泥于时间顺序，而把一些内容相关的事件和活动适当集中。例如第九章《以应有的方式使摩尔永世长存》，集中介绍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深情厚谊和整理出版马克思遗著的丰功伟绩；第十章《国际工人运动有求必应的顾问》，集中介绍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各国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指导；第十一章《理论研究的新成果》，集中介绍恩格斯晚年的几部重要论著。这就使有关问题的联系较紧密，重点较突出，阐述较充分。
本书的篇幅虽较长，但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层次清楚、文字流畅，既有严肃的科学探讨，又穿插一些生动事例，读起来饶有兴味。
本书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广大青年同志学习恩格斯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坚定的革命立场、旺盛的革命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论著，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都有一定的帮助。
作者萧灼基同志是一位中年经济学者。为撰写这部著作，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经典著作，广泛搜集现时国内外有关的专著、论文和资料，认真吸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和著作的学术成果。本书既是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研究成就。它的出版，必将有助于理论界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生平。希望萧灼基同志继续努力，在理论研究上不断有所进展。
1985年元旦
　　一、人民和资产阶级运动的新纪元已经来到
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日诞生在德国普鲁士邦莱茵省巴门市。
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战胜了封建贵族的英、法资产阶级，用金钱的特权代替了以往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扫清了发展经济的障碍。从此，资产阶级不再进步、不再革命。原来被反对封建制度的共同要求掩盖着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成为整个社会赖以旋转的轴心。19世纪30-40年代发生的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义，表明无产阶级已经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同英、法比较，德国既缺少发达的工业，又缺少以发达的工业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统治，社会经济状况十分落后。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国家继续陷于四分五裂。36个大小不同的邦国各有自己的海关、税制和货币，未能形成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统一的国内市场；把持各邦政治统治权的封建贵族实行反动的专制统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施加种种的限制和束缚；远离当时世界贸易要道大西洋的不利地理位置；16世纪以来不断卷入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等等，是造成德国社会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那时，德国农村中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占统治地位，农奴没有得到真正解放；城市中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业，仍然盛行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行会制度；刚刚出现的新式工业由于缺乏原料、市场和劳动力，未能长足进展。
但是，封建专制制度决不能阻挡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19世纪初期以来，以莱茵地区为典型的德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不断地有所发展，“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易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1]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与封建专制统治的尖锐矛盾，促使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封建专制制度不仅压抑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给德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面临人民的革命斗争，各邦封建君主加强反动统治，剥夺群众政治权利，严密控制思想舆论，“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2]
身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压榨的德国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生活艰难。无产阶级革命诗人维尔特的《饥饿之歌》，十分逼真地反映了他们的处境，表达了他们反抗和斗争的决心：
尊敬的国王陛下，
你可知道这惨事一桩？
星期一我们只吃了一点，
星期二我们就断了粮。
星期三我们只好挨饿，
星期四我们受尽了苦，
啊，差一点，差一点，
我们就饿死在星期五！
快叫人在星期六给我们，
烤些干净像样的面包，
不然，国王陛下，在星期天，
我们就要把你抓住吃掉。[3]
反动、腐朽、衰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引起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普遍不满和憎恨。德国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革命一触即发。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发出了全欧洲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信号。自此以后，德国各地不断发生起义和骚动，证明“人民和资产阶级的运动的新纪元已经来到”。[4]在即将到来的阶级较量中，“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5]
国家的状况，时代的要求，对恩格斯的生活道路将发生深刻的影响。
二、烟雾弥漫的新兴工业城镇
恩格斯的故乡莱茵省，风景秀丽，明媚多姿，处处散发着诱人的芳香。每年秋天的音乐节，一群群兴高采烈的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用音乐表达自己最崇高、最神圣的感情，互相激励生活的勇气，尽情重温青春的欢愉。在三天节日期间，到处都是欢乐的气氛。“莱茵人天性十分活泼，他们的血液在血管里像新酿的莱茵酒一样轻快地流动，他们的眼睛总是敏锐地、愉快地注视着周围的世界。”[6]丰富多彩的生活，培养了恩格斯莱茵人的气质：“永远是那样开朗、那样坦率、真挚而无忧无虑。”[7]这种活泼愉快的性情使他青春永驻。
莱茵省又是德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19世纪初以来，这里由于煤铁资源丰富，水路交通方便，特别是受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刻影响，封建农奴制已被消灭，贵族特权已经废除，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十分有利，以机器装备的新式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日益繁荣的城镇。恩格斯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巴门和爱北斐特就是新兴的工业中心。这两座紧邻的姊妹城市，位于莱茵河支流乌培河的谷地。那里山峦重叠，林木葱郁，草地碧绿，景致迷人。城市正在改造，马路正在展宽，新式的房屋正在兴建。在爱北斐特，昔日神圣的教堂塔楼，成了囚禁犯人的监狱；曾经使当地人民感到自豪的博物馆，却有了一个不雅的名字：赌博场！与爱北斐特一桥之隔的巴门，整齐排列的灰色厂房，建筑别致的红色小楼，高大的烟囱，临街的花园，庄严的拜占庭式教堂，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既古老又新颖的城市风貌。
19世纪30年代，巴门和爱北斐特大约有居民4万人，中小型工厂200家，纺织工业很发达，丝棉织品远销国内外，有“德国的曼彻斯特”之称。
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灾难，在巴门和爱北斐特随处可见。机器人工业摧毁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作坊和家庭工业，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向街头。工厂工人工资低微，劳动条件极其恶劣。乌培河谷的资产阶级为了同占绝对优势的英国工厂主竞争，对雇佣工人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工人们被迫在低矮的厂房和混浊的空气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肉体和精神遭受严重折磨，许多人死于肺结核。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利润，大量雇用童工。仅爱北斐特一地，2500名学龄儿童中就有1200名未能上学。最小的童工年仅6岁。微薄的工资，沉重的劳动，长达十几小时的工作时间，使他们失掉了童年的欢乐和朝气。
严重的环境污染也像资本主义其他灾难一样，在乌培河谷迅速蔓延。滚滚浓烟笼罩着城市，昔日清澈的河水已经污浊不堪。乌培河“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徐徐向前蠕动，时而泛起它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也不是源于人们为道德败坏而感到的羞愧（虽然这确实有足够的根据），而只是流自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8]。
在巴门和爱北斐特，控制精神生活的是粗暴和丑恶的虔诚主义。道貌岸然的“上帝的仆人”竭力散布天堂、地狱的说教，胡说工人的贫困和痛苦是由自己的罪孽造成，劝诫穷人们要勤劳、节俭，赎清自身的罪孽。很显然，这种套在劳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目的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罪恶。虔诚主义的工厂主，在残酷剥削工人方面决不心慈手软，甚至不惜从儿童身上榨取大量血汗，把幼弱的儿童推入苦难的深渊，“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虔诚派教徒的灵魂还不致因为一个儿童如何衰弱而下地狱，假如这个灵魂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没有事了。”[9]
劳动的折磨，贫困的熬煎，传教士的欺骗，夺去了人们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生活。许多人借酒消愁。每天晚上，所有酒店挤满了人，酗酒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从当时工人的文化水平来看，从他们毫无出路的处境来看，这是毫不奇怪的……既然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乌培河谷的工人们只能在酒馆里的尘世烧酒和虔诚的教士那里的天堂烧酒之间进行选择，那么无论尘世烧酒多么糟糕，他们还是偏要选择它，这有什么奇怪的呢？”[10]
乌培河谷的资产阶级只关心营业和赚钱，对政治和社会进步毫无兴趣；一些虔诚主义者甚至摒弃音乐和小说，除了从传教士那里得到的一点点可怜的宗教知识外，对科学知识几乎一无所知。打牌玩球、谈马弄狗、品评女人，就是这些缺乏教养、粗野无聊的庸夫俗子的生活方式；“这些人过着可怕的生活，但还觉得蛮不错；白天他们埋头做生意，而且是那么专心致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晚上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三五成群，打牌消遣，议论政治和抽烟，直到钟打过九点以后，才各自回家。他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生活下去……”[11]
乌培河谷生活的情景，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给工人阶级带来的灾难，劳动人民可怕的普遍贫困，促使着恩格斯后来去深入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三、虔诚和专制的工厂主家庭
在巴门市离乌培河不远的布鲁赫街区800号，是一幢带花园的宽敞的三层楼房，这就是恩格斯诞生的地方。他在这里与自己七个弟弟妹妹嬉戏玩耍，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
恩格斯出身于巴门的名门望族。曾祖父在18世纪后半叶创办一个纺织工场，几代相传，到了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时营业扩大，在巴门和英国曼彻斯特创办了欧门-恩格斯纺纱厂。
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个精明的工厂主，头脑敏锐，办事干练，十分熟悉国内外的市场情况。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曾经担任教区负责人和教会学校校长。在家里，他对子女进行虔诚主义教育，“灌输要永远最盲目地、无条件地相信圣经，相信圣经教义、教会教义以至于每一个传教士的特殊教义之间的一致性”[12]的思想。这位性情急躁的“暴君”，经常对子女严厉训斥，要求他们无条件服从。从小就具有独立思想的恩格斯不愿接受这种毫无道理的管教，因此父亲和儿子之间感情并不融洽。有一次，父亲写信给在哈姆看望外祖父的母亲，表示了对这个15岁孩子的忧虑。父亲写道：“弗里德里希上星期的成绩一般。你是知道的，他表面上变得彬彬有礼，尽管先前对他进行过严厉的训斥，看来他即使害怕惩罚也没学会无条件地服从。例如，令我感到懊恼的是，今天我又在他的书桌里发现一本从图书馆租借的坏书——一本关于13世纪的骑士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类书籍摆在书柜里而满不在乎。愿上帝保佑他的心灵吧！我常常为这个总的说来还很不错的孩子感到担心。”[13]为了加强对恩格斯的管教，使他过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父亲把他送到爱北斐特中学校长汉契克博士家里寄宿。恩格斯走上革命道路后，不得不多次与父亲的保守思想发生冲突。
恩格斯的母亲伊丽莎白，出身教师家庭，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爱好音乐和文学，心地高尚，性格开朗。恩格斯20岁生日的时候，她送给儿子一套被虔诚主义者视为“邪书”的《歌德全集》，同老弗里德里希的保守思想形成鲜明对照。恩格斯继承了母亲开朗、乐观的性格和对音乐、文学的爱好。后来，在生活的途程中碰到困难时，恩格斯多次得到母亲的关怀和帮助。对母亲的爱，使恩格斯有时不得不对专横的父亲做一些让步。[14]
作为父母的长子，恩格斯对弟妹们十分关心。他最喜欢妹妹玛丽亚。在不来梅和柏林的时候，经常给玛丽亚写信，告诉她许多新鲜的事情，鼓励她学习外文、剑术和音乐，“好好地练习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和交响曲”[15]，在另一封给玛丽亚的信中，他对年少的弟妹们作了有趣的评论：“我很关心的是你在曼海姆成长的情况，像从前一样，照例是一只又瘦又蠢的小鸡呢，还是有了新的狂妄念头？安娜有时也做起古怪的诗来，这时她就会大发傻劲，每隔三个词就要有一句：呵，糟糕！海尔曼身上颇有疑病患者的素质，他可以整天整天地对一切漠然无动于衷地坐着：撅着嘴，一言不发。如果他突然大怒起来，就完全不可遏制。埃米尔还是喜欢胡搅蛮缠。海德维希除了有点固执，没有什么脾气。鲁道夫与海尔曼属于同一种类型：他半天在幻想，半天尽做蠢事。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我给他一把轻剑，又从他手里把剑打下来。小爱利莎将来会出人头地，可是眼下还什么也不是。她生性和蔼可亲，终将胜过你们大家。”[16]
童年的恩格斯经常到哈姆的外祖父家里。担任中学校长的外祖父知识渊博，诲人不倦，除了辅导外孙的作业外，还常常向孩子们讲述有趣的故事。恩格斯对年迈的外祖父有着深厚的感情。1833年除夕，13岁的外孙献给外祖父一首真挚动人的贺年诗，表达对老人的敬意和祝愿：
我亲爱的外祖父，你待我们总是那样亲切慈祥，
每当事情不顺利，你总给我们指点帮忙，
你给我们讲过多少动听的故事，
从克尔基昂、提修斯到百眼哨兵阿尔古斯，
从明诺托尔、阿莉阿德尼到投海而死的爱琴，
到金羊毛、约逊和亚尔古船英雄，
你讲过强悍的海格立斯，以及同他一道的丹纳士和卡德摩斯，
我记不住你一共给我们讲了多少！
外祖父，祝你新年幸福，
长寿，愉快，无忧无虑，
愿你吉祥如意，万事亨通——
这是爱你的孙儿衷心的祝愿。[17]
　　虽然有着慈祥的母亲，活泼可爱的弟妹，但家庭生活仍然十分沉闷。这个“彻头彻尾基督教的、普鲁士的家庭”[18]，与恩格斯的思想和信念越来越格格不入。他渴望摆脱家庭的束缚，骑着骏马，驰骋在广阔的天地里。
四、力求扩大科学知识的强烈愿望
恩格斯天资聪慧，勤奋活泼，从小就有强烈的求知欲，有力求扩大科学知识的强烈愿望。当时，乌培河谷广泛流行的宗教虔诚主义，浸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受虔诚主义影响最大的是教育事业。一些教会学校，除了教学生朗读、书写和计算以外，只向学生灌输宗教意识和教义问答。其他学校也好不了多少。恩格斯最初就读的巴门市立学校，同样受到宗教虔诚主义的影响。掌握学校大权的管理委员会，只从虔诚派教徒中挑选教员。有一次，一个四年级学生问老师：“歌德是谁？”老师回答说：“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在这样的学校学习，精神和智力的发展不能不受到严重束缚。学校里也有一些学识渊博的教员。法文教员希弗林博士，精通法文文法结构，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及其他现代作家的作品和风格有精湛的研究。年轻的文学教员科斯特尔，在诗歌教学中敢于冲破宗教的约束，取消了说教性的内容。他们给少年恩格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34年秋天，恩格斯转学到离家较远的爱北斐特中学。这所学校开设的课程较多，教学质量较高，被公认为普鲁士最好的学校之一。代理校长汉契克博士，拉丁文教员艾希霍夫博士，都是有才能的优秀教师。讲授德国历史、文学史和古典著作的克劳森博士，学识渊博，教学认真。[19]在这些优秀教师的指导下，恩格斯获得了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
《中学肄业证书》表明，恩格斯“在高年级学习期间操行优等，特别是他的谦虚、真诚、热情引起教师们的重视；该生不仅资质很高，而且表现出一种力求扩大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值得赞许的愿望，因此取得了可喜的进步……”[20]
在中学里，恩格斯十分重视语文学习。他上课时用心听讲，课后认真练习写作。教师对此十分满意，指出他的“作文，特别是最后一年，在全面发展方面获得可喜进步；作文具有良好的、独立的思想，而且大都组织得当；叙述均有依据，表达富有准确性。……对德国民族文学史和阅读德国古典作家的著作表现了值得嘉许的兴趣。”[21]
恩格斯十分喜爱外语，中学时认真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法语，通过阅读和翻译原文著作掌握外语词汇和语法知识，教师对他的学习成绩作了很好的评价，指出了在拉丁语方面，“他能毫无困难地理解无论是散文作家或诗人的作品，特别是李维和西塞罗，味吉尔和贺雷西的著作，因而能毫不费力地理解整体的联系，清晰地掌握其思路，能熟练地把拉丁语课文译成德语。但语法的掌握尚嫌不足，因此，尽管作文颇有长进，从语法和修辞的角度来看，还有待改进；”[22]希腊语，“他已充分掌握词法和句法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学会了准确地翻译比较容易的希腊散文，如荷马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而且能够较好地理解和复述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中的思路。”[23]他通晓法语，能熟练地翻译法语古典著作。中学时期学到的外语知识，为他日后继续学习外语打下良好的基础。
无论历史和地理，还是数学和物理学，恩格斯学习都很用心。教师认为，他拥有相当明晰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掌握的知识令人满意，理解力很强，善于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也认真学习宗教和哲学基础知识，饶有兴趣地倾听实验心理学课程。总之，对一个中学高年级学生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他都很好地掌握了。
少年恩格斯聪明活泼，多才多艺，爱好音乐和绘图，喜欢爬山、骑马、击剑和游泳，也兴致勃勃地创作剧本、小说和诗歌。中学时期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他开朗、勇敢的性格，而且表达了他反对压迫、追求自由的意向。在保留下来的写于1836年的一首诗中，16岁的恩格斯热烈赞扬德国文学作品中反对专制**的著名英雄退尔、齐格弗里特、浮士德和阿基里斯，为他们的英雄业绩欢欣鼓舞，渴望像骑士一样英勇战斗：
有许多美丽的形象，在远处招呼，
犹如繁星点点，透过云雾，
给我们送来亮光，优美柔和。
他们越走越近——我已经认出来了，
这是退尔，手拿弯弓，
这是齐格弗里特，他降伏过巨龙，
执拗的浮士德也来了，
阿基里斯当先锋，
光荣的布尔昂的哥特弗里德，
号召骑士们战斗要英勇。
瞧！——兄弟们，请不要笑——
还有那英雄唐·吉诃德
骑着一匹骏马，
到处厮杀。
这支队伍来了，又消灭了，
只留下一片闪闪的金光，
啊，怎样才能把他们挽留？
又有谁能把他们赶上？
诗一般的梦幻，
还会重新出现，
当你再次看见他们，
欢乐充满心田。[24]
爱憎分明，富有正义感，贯穿着少年恩格斯的思想和行为。他十分同情乌培河谷那些栖身于草棚、马厩和楼梯间的穷苦工人，有时甚至把自己微薄的积蓄赠给他们。他也十分同情当时希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愤怒谴责残杀无辜的野蛮的土耳其贵族，热烈赞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英勇战斗的希腊人，表明自己“珍重自由”，[25]决心像希腊人一样为自由而战。
日，爱北斐特中学举行公众庆祝会。即将离开学校的恩格斯心情激动，在会上朗诵自己根据古希腊神话写成的叙事诗《伊托克列斯和吕波涅克斯决斗》。朗诵获得很大成功。人们仿佛看见古忒拜城下战马嘶鸣、两军对垒的雄壮场面，听到长矛和利剑格杀的铿锵声。
恩格斯希望中学毕业后升入大学，在学业上继续深造。但他的父亲却另有打算。1837年，父亲与自己两个兄弟分了家，独自在巴门开设一家公司，并同彼得·欧文合资在英国曼彻斯特开设欧门-恩格斯纺纱厂。像巴门的其他资产者一样，老弗里德里希希望儿子步自己的后尘，做一个精明干练的生意人，过着富裕安稳的体面生活。于是，在中学毕业前一年，他决定让儿子弃学经商。日，恩格斯办完退学手续。爱北斐特中学代理校长汉契克博士对这个“在宗教信仰、心地纯洁、品德高尚以及其他优良品质方面有突出表现”[26]的年轻人不得不选择商业为职业而放弃深造的计划表示惋惜。在师友们良好的祝愿中，恩格斯离开学校，走向社会。
五、不来梅商行好学不倦的练习生
恩格斯离开学校后，在巴门父亲的事务所学习经商。1838年7月来到不来梅，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两年多。这段时间在他的一生中有着重要意义。正是在这里，他抛弃了乌培河谷的信仰，成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
恩格斯的父亲把儿子送到自己的朋友、萨克森领事洛伊波尔德的商行当练习生，安排儿子住在圣马丁堂牧师长特雷维拉努斯的家里。父亲希望儿子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成为一个像自己一样的虔诚主义生意人。
不来梅是德国北方的大商港，与世界许多地区有贸易往来。虽然这里如同巴门和爱北斐特，也是一个虔诚主义和神秘主义统治的城市，但这里的资产阶级更关心的是商业的利益。作为当时德国四大***之一，不来梅的政治气氛比乌培河谷远为开明和进步。那些在其他地方严禁出版和销售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书籍报刊，在这里通行无阻，广泛流传。
商行练习生的工作十分枯燥。在商业城市这个棋盘上，他们是被驱赶着向前走的小卒子。同其他商行练习生一样，恩格斯每天的例行公事是抄写商务信函和票据，分送和支付账单，收发信件，捆扎包裹，等等。[27]他对经商毫无兴趣，有时抱怨工作太多，心里烦闷，连吃东西都不感兴趣。有时商行里无事可做，他就摊开信纸，给妹妹和朋友写信，或者给在街上见到的各种人物画像，要不就到院子里捉苍蝇、蚊子和蜘蛛。他常常想念美丽的莱茵，想念故乡的亲人和学生时代的挚友。有一次，他写信对朋友格雷培说：“这里没有人可以与我对酌，他们都是些庸人，我哼着记忆犹新的学生时代的活泼歌曲，怀着傲慢不羁的大学生的自负心情，独自坐在广漠的荒野里，没有酒友，没有爱情，没有欢乐，只有烟酒和两个不善饮酒的熟人。”[28]
然而，同巴门和爱北斐特比起来，这里的天地广阔多了。在这个巨大的港口城市里，恩格斯接触了各色各样的人物，熟悉了资本主义商业的详情细节，了解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复杂情况。这个思想敏锐的年轻人，十分用心地观察社会，从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最使恩格斯欣喜异常的是，这里随处都可找到来自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报刊，读到各种文学的、哲学的、政治的书籍。他求知欲十分旺盛，贪婪地研读弄到手的一切著作，努力用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弥补未能完成学校教育的损失。
新的生活很快吸引着他。读书是他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他写信告诉友人，“在春光明媚的早晨，坐在花园里，嘴里衔着烟斗，让阳光把脊背晒得暖和和的，再也没有比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更舒服的了。”[29]空闲的时候，他兴致勃勃地与同伴一起骑马、击剑，到威悉河游泳、乘船游览不来梅港湾；还兴趣盎然地画人物素描，欣赏贝多芬坚强有力、富有青春气息的C小调交响曲，为赞美诗谱写乐章……
不来梅这个国际港口，为爱好外语的恩格斯提供学习各国语言的有利条件。每天他要处理许多来自各国、使用各种文字的商业信函，接触操不同语言的商人、船员和水手，并且能够看到用各种文字出版的报刊，于是他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努力学习。有一次他在一封信中使用了好几种文字，并对各种文字的特点作了十分生动的描写：意大利语像和风一样温柔清新；西班牙语仿佛林间的清风；葡萄牙语宛如长满鲜花芳草的海边的细浪；法语好似小溪一样湍湍而流，水声悦耳；荷兰语如同烟斗里冒出的一缕香烟，显得多么舒适安逸；德语听起来好似汹涌澎湃的拍岸浪潮，撞击着彼岸四季如春的珊瑚岛。[30]
这个时候，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许多进步的作家利用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进行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卓越的民主派诗人海涅，“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伟大战士”白尔尼，在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到不来梅后，十分重视文学领域的动向，剖析渗透在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注意到一批新出现的青年作者，“力求把握住具有傲然飞腾着的激情焰火的现代风格。”[31]有一个时期，他曾经参加小资产阶级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但很快就对这个运动持批判态度。
恩格斯最喜爱的是诗歌。他之所以勉强同意到商行工作，除了父命难违之外，可能还有这样的打算：既然受到巴门青年热烈仰慕的弗莱里格拉特既做店员，又做诗人，那他自己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事实上，他早在少年时就尝试过写诗。现在，他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宗教与理性、封建专制与民主要求、大腹便便的有产阶级与骨瘦如柴的雇工，这些都触动着他青春的激情。他决心以诗歌、小说为武器，“把那些埋没在教堂和地牢的基石下、但在坚硬的地壳下敲击着、力求解放的精灵揭示出来。”[32]
在最初写作的《贝都英人》、《弗罗里达》、《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等诗篇中，恩格斯表达了对笼罩着德国土地的封建专制的不满和对自由的向往。昔日骄傲而自由的沙漠之子——贝都英人，现在为了挣钱而跳舞，无怪乎他们目光暗淡、默默无言，只有一个人歌声哀哀。勇敢的美洲印第安人，为了不做白人殖民者的奴隶，拿起武器为捍卫自由而战。年轻的王子齐格弗里特，不愿在父亲精心安排的城堡中享受富贵荣华，却自愿在荆棘丛生的自由之路上艰难前进。恩格斯借助齐格弗里特表达自己勇往直前地摆脱传统束缚，寻求真理和自由的决心：
你们可曾听到，给我骏马和宝剑！
那要什么头盔和铠甲？
岂用侍从卫队后拥前呼？
我要的只是勇敢的思想。
汹涌的山泉飞泻而下，
喧腾地穿越山间林谷，
松树在它面前轰然倒下，
它却独自开拓前进的道路。
我愿像这股山泉，
为自己冲出一条道路勇往直前。[33]
《黄昏》是恩格斯这个时期诗歌的精品。在这首诗中，诗人满腔激情地为自由而歌唱。他指出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祖国大地一片黑暗：
忧伤的月儿凝视着原野，
灰雾覆盖着丘陵，
疲惫的大地在雾中沉睡不醒，
我们虽然睁着眼睛，
仍像盲人一样摸索途径。
但是，茫茫黑夜有尽头，太阳一定要升起，旧世界必将化为废墟。正如雪莱所说：“明天一定会到来！”诗人对祖国的前途充满希望，相信人民革命的洪流，一定会冲过密集的长矛，推翻暴政，消灭暴君，光芒四射的旭日，即将从东方升起：
那时，不仅在我们撒种的地方
初生的蓓蕾竞相开放，
整个大地都变成花园，
万紫千红吐露芬芳。
苍翠的草木把山河面貌改变，
和平的棕榈给北国换上新颜，
爱情的玫瑰把冰冻的原野修饰打扮；
橡树加快步伐迈向明朗的南方，
挥舞树枝当棍棒，把暴君砸烂，
谁使不幸的国家重享和平，
它就给谁戴上自己的叶片。
芦荟到处茁壮成长，
人民的精神就像它一样坚强。
　　尽管自由之酒格外浓烈，但恩格斯强调要“牢牢扣住物质永远不放”！人们不仅要推翻暴君，争得思想自由、生活自由和斗争自由，而且要在旭日东升时分享物质的果实：
那时候，大船乘风破浪，
不是为财主运载储存的财货，
不是为商人运载致富的商品，
只是运载幸福和自由的美果。[34]
风格就是人。恩格斯虽然年轻时曾在诗歌上施展过自己的才能，也曾幻想过诗人的桂冠，有时还打算用诗歌为自己建造一座闪烁着璀璨的青春之光的荣誉纪念碑；但他认为自己的诗歌水平和创作诗歌的能力并不高，为此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35]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学术理论方面。对他来说，诗歌不过是一种“愉快的补充”。
六、初露锋芒的奥斯渥特
从1839年春天开始，在《德意志电讯》、《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以及《雅典神殿》、《知识界晨报》、《知识界午夜报》等报刊上，登载了多篇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或弗·奥、弗里希·奥）的论文和诗歌。这个默默无闻的作者，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十分深刻的见解，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很少有人知道，奥斯渥特是恩格斯的笔名。
恩格斯第一篇政论文《乌培河谷来信》于1839年3月刊载在青年德意志的机关报《德意志电讯》上。该文通过大量实际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罪恶和虔诚主义的伪善面目。恩格斯指出，在乌培河谷这个德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资本主义弊病也最为触目惊心。工厂工人工资低微，劳动条件恶劣，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只消过上三年这样的生活，就会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把他们葬送掉，五个人就会有三个人因肺结核死去。”[36]手工业和家庭工业被大机器工业所排挤，手工工人的生活更为困苦，单干织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劳动十几个小时。没有固定工资收入的搬运工人，只能栖身于草棚、马厩和楼梯间。吸吮工人血汗的工厂主生活舒适，轻松愉快。工厂制度带来的资产阶级与雇佣工人的尖锐对立，在乌培河谷表现得十分明显。
宗教虔诚主义是资本主义剥削的辩护士。圣经宣扬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期望和创造幸福，只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上帝的恩赐。但能够得到上帝青睐的只是为数极少的人。因此，少数人过着幸福生活，其余的人永远受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很显然，这种说教完全迎合少数剥削者的需要。恩格斯指出，工厂主中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千方百计降低工人工资，据说这还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使工人不致酗酒。
粗暴而丑恶的虔诚主义，渗透了乌培河谷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愚弄和毒害着各个阶层人民的思想意识。作为虔诚主义真正中心的爱北斐特宗教改革协会，还在搞中世纪式的审判异教徒活动。但是，时代在前进，无论虔诚主义的活动多么猖獗，旧蒙昧主义的断崖绝对抵挡不住时代前进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37]
《乌培河谷来信》在巴门和爱北斐特引起很大轰动。刊载这篇论文的《德意志电讯》很快被抢购一空。人们争相传阅，谁也没有猜到这篇如此激烈地鞭挞了资本主义和虔诚主义文章的作者，竟出身于巴门有名望的工厂主家庭。被文章的锋芒深深刺痛的乌培河谷资产者，竭力替自己的丑行辩解，指责作者歪曲事实。但这是徒劳的，作者长期住在巴门和爱北斐特，具备十分有利的条件去仔细观察各阶层的生活。文中列举的事实有根有据，不容否认。
恩格斯的政论文，越来越把锋芒指向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具有日益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在《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中，他针对封建君主滥施暴政、为所欲为的情况，明确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在法律上确立起来。首先是法律，尔后才是公道！”只有通过法律的形式，才能限制君主的权力。恩格斯对国家四分五裂的现状也很不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十分必需的奋发有为的精神又被它的各个部分所吞噬，整个德国的利益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地方利益。结果，德国便不可能奠定……国家生活的基础。”因此，他坚持这样的要求：“废除一切等级，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家！”[38]这是当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共同要求，是德国民主改革的纲领。
实现德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恩格斯对这一点的认识十分清楚。因此，他努力用历史的事例，用德意志民族反对拿破仑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来激励人民。他说，反抗异族斗争的最重大成果，不是摆脱外国的统治，不是已经获得的“自由”，而是斗争本身。群众不等君主最仁慈的恩准就武装起来，成了国家权力的源泉，成了享有主权的人民。这就是最高的成就。为了进行新的斗争，必须铭记历史上的战斗，振奋人民的精神。
阿伦特等老一辈爱国主义者在反抗异族侵略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必须肯定，但德国贵族竭力宣扬的狭隘民族主义——条顿狂则必须坚决批判。这种狭隘民族主义力图使德国摆脱一切外来的政治、精神和道德的影响，首先是摆脱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他们对法国发泄了满腔的怒火，把法国革命的伟大成果讥讽为“法国式的花招”、“法国式的诈骗”，而对德国的一切则盲目肯定，自我炫耀。按照这种观点，整个世界是为德国人创造的，德国人自己早已达到发展的最高阶段。很显然，这种以民族主义形式出现的思潮，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同条顿狂相对立的世界主义思想也受到恩格斯的批判。他指出，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否认民族差别，企图缔造一个联合的人类，实际上是宗教博爱主义的翻版。一个民族必须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决不应该盲目模仿外国。必须把外国人的荒诞不经的习俗和时髦风尚，把一切多余的外国词汇，统统赶回它们的老窝去；再也不要做外国人愚弄的傻瓜。[39]
自从解放战争以来，德国出现几个卓越非凡的人物。他们走出充满混乱思想的迷宫，找到通向真正自由的道路。黑格尔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哲学家。他那深奥难懂的理论，为了抨击现存事物的实际情况而剑拔弩张。政治实践家白尔尼，浑身都是生命，浑身都是力量，他撕下了条顿狂的徒有虚名的华丽外壳，无情揭露了只有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的世界主义的真面目，热情号召德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而斗争。恩格斯认为，这两个并驾齐驱又相辅相成的人物，对德国精神发展作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既要学习黑格尔哲学理论，又要发扬白尔尼斗争精神，把科学与生活、哲学与政治、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
恩格斯特别寄希望于德国青年一代。他说，德国青年“向往更多的行动自由，更饱满、更充沛的生命力，希望那流着德意志心血的世界历史大动脉有更猛烈的悸动”[40]。德国的命运，取决于青年人崇高奔放的激情。作为国家的希望，德国青年要振奋精神，以齐格弗里特为榜样，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只要我们还年轻，还富有火热的力量，我们就要为自由而斗争。”[41]
七、同乌培河谷的信仰决裂
在不来梅期间，恩格斯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斗争，摆脱从家庭、学校和社会所受到的宗教影响，逐渐成为无神论者，并对圣经和宗教进行了批判。
在家乡乌培河谷的时候，恩格斯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在幼小的心灵中，装了不少上帝赐福、基督救难之类的东西。17岁时，他按照当时的习俗在教堂行了坚信礼，还写了一首赞美诗，颂扬那个“驱走了邪恶”、“捍卫了幸福”的虚无的上帝！但是，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虔诚主义者，不盲从圣经和传教士的说教。
到不来梅后，恩格斯开始对乌培河谷时期的信仰产生怀疑。在科学与宗教的尖锐矛盾中，他相信科学，为摆脱宗教的束缚进行了十分激烈的内心斗争。1839年7月，他写信给当时在柏林研究神学的朋友格雷培，在反驳格雷培对信仰宗教的辩护时写道：“当然，你在你的信仰中就像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那么舒适，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为了解决有无上帝这个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你不了解一个人随着最初的怀疑而开始感觉到的那种负担即旧信仰的负担是何等沉重，当时他必须决定对旧信仰是维护还是反对，是承担它还是将它抛弃。”[42]经过一段思想斗争和探索，他最终抛弃了旧的信仰。
首先，促使恩格斯抛弃乌培河谷信仰的原因，是现实生活的教育。无论乌培河谷还是不来梅，到处盛行着虔诚主义。那些有钱有势的达官巨贾，都以拯救世人的上帝的奴仆、真正的虔诚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乌培河谷的工厂主，一方面每周两次风雨无阻地上教堂，表明自己多么虔诚；一方面却肆无忌惮地榨取工人的血汗，连年幼的孩童也不放过。虔诚主义成了他们掩盖剥削罪恶的假面具。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引起恩格斯的愤怒和深思。他逐渐认识到，基督教本质上就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所谓拯救人类的说教，完全是欺人之谈。他对准备当牧师的朋友格雷培说：“当人们把正统的福音基督教称作爱的宗教时，我觉得这是莫大的讽刺。按照你们基督教的说法，人类有十分之九是会永远不幸的，只有十分之一会得到幸福。弗里茨，难道这一点能表明上帝的无穷无尽的爱吗？你想想，要是上帝的爱仅此而已，他会显得多么渺小啊？”正是现实生活的教育，使恩格斯逐渐对宗教发生怀疑，以致最终与宗教决裂。
其次，恩格斯抛弃乌培河谷信仰，是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需要。当时宗教是德国反动统治制度的精神支柱，封建暴君为了维护专制制度，便利用宗教，“使大多数人处于愚昧状态”[43]；因此，要反对世俗的上帝，就必须剥去他们头上的灵光圈；要摆脱警察女神的怀抱，就必须抛弃圣经和传教士的说教。德国革命民主派哲学家，已经为此作出了榜样。恩格斯已看出德国被封建专制的锁链紧紧捆住，他对这个绞杀自由的黑暗制度痛恨万分。只有戳穿宗教迷信的骗局，才能撕掉统治阶级的伪善面纱，还其狰狞凶恶的本来面目。因此，随着恩格斯在政治上走向革命民主主义，与宗教决裂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使恩格斯完全抛弃乌培河谷信仰。在不来梅，恩格斯大量阅读科学著作，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虽然他自幼受到教堂、主日学和家庭灌输要永远最盲目地、无条件地相信圣经，相信圣经教义和教会教义的思想，但他获得的科学知识越多，越感到由许多作者写的许多片断组成的圣经内容矛盾重重，“圣经的作者有多少，矛盾就有多少”。因此，决不能对圣经盲目信仰。他对科学服从宗教甚至为维护宗教而牺牲科学的言行十分气愤。他说：“如果某个地质学家讲，地球和化石证明了曾经发过一次洪水，这就会被引用；但是如果另一个地质学家发现这些化石属于不同龄期，并证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都发过洪水，那么，地质学就会遭到谴责。这样做难道正当吗？”[44]当他听到有个传教士还在宣传地球是不动的，太阳围绕地球旋转这个早已被科学驳倒的谬论时，怒不可遏地指出，宣扬这类货色，简直是可耻！[45]为了驳斥这种愚昧的谬论，他于1840年翻译发表了西班牙诗人曼努埃尔的《咏印刷术的发明》，歌颂为真理而献身的科学巨人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指出人类的智慧早已冲破宗教的禁锢，环绕宇宙展翅飞翔：
哥白尼飞上星光灿烂的苍穹，
那儿曾一度充满稠密的以太，
他透过无垠的太空，
观察那把光明带给我们的最耀眼的星球。
伽利略感觉到地球在脚下转动，
惊慌失措的罗马，
却把他投入牢笼。
但地球一如既往地飞行，不知疲劳，
在无边的宇宙大海中漂浮，
光辉灿烂的诸天体同它一起，
在火光中不停地飞翔。
这时又来了牛顿的敏捷精灵，
紧跟着它们，
他指出他描绘的运动永远循环不停。[46]
恩格斯越来越认识到，凡被科学推翻了的东西，在生活中不应该继续存在。既然摩西创世史和上帝的存在都不能在任何地方得到证实，那么，就不应该继续相信圣经的字面意义和维护上帝的直接影响。
　　在恩格斯批判宗教、抛弃乌培河谷的信仰中，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起了重大作用。当恩格斯内心正在为摆脱宗教的束缚而苦闷时，读到施特劳斯于1835年发表的《耶稣传》，十分欣喜地从这部著作中吸取了批判宗教、揭示圣经真正来源的深刻思想，解决了长期苦苦思索的有无上帝的问题，从而根本上动摇了乌培河谷的信仰。他以胜利者的喜悦心情写信告诉在宗教问题上与他进行激烈辩论的格雷培说：“小伙子，你现在就听我说，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了。你们这就来吧，现在我可有了武器，有了盾牌和盔甲，现在我有把握了；你们就来吧，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也能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你们不知该往哪儿逃。真的，威廉……大卫·施特劳斯像一位年轻的神一样出现了……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Adios宗教信仰！——它原来就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47]从此，恩格斯抛弃了乌培河谷的信仰，挣脱了宗教这个禁锢人们精神发展的锁链。
八、大胆非议现存制度
在不来梅期间，恩格斯越来越对反动的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感到不满，以青年人的勇敢精神大胆非议现存制度，决心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国家而奋斗。
那个时候，德国被一条条锁链紧紧捆住。一切法律和国家机关的活动，都是为了牺牲贫民的利益而优待贵族，追求一成不变的专制制度。贵族统治、书报检查、警察专横，在德意志土地上到处盛行。“你思考的时候，有警察；你讲话的时候，有警察；你走路、骑马、旅行的时候，也有警察。”暴政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漫漫黑夜笼罩着大地河川：
黑夜里，我独自驱车，
行驰在我们熟悉的德意志国土上，
这里到处都被强权压制，
人们胸中燃烧着怒火万丈——
因为历尽艰辛赢得的梦寐以求的自由，
又被剥夺，
那些恶毒的舌头，
正当众把它辱骂。
浓雾笼罩着远方的草原，
白杨静静地沉睡在路旁，
偶尔被习习微风吹醒，
随即又深深进入梦乡。
夜空明澈，新月如镰，
像达摩克利斯的利剑，
高悬在黑沉沉的首都上空，
圣怒远震四方，不可阻挡。
恶狗一群在车后窜跳，
按照敕令狺狺狂叫。
它们不正像首都的那帮文痞？
因嗅出我的自由精神而焦躁。[48]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到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特别是没有摆脱农奴地位的农民，还必须忍受世代相传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世袭法庭专横暴戾的统治。有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国外谋生。当恩格斯在不来梅港口看到这些即将离开祖国，有着诚实开朗而毫不虚伪的面孔和坚强有力的双手的农民时，心情十分沉重。[49]
现实的教育，进步报刊的影响，使恩格斯心潮澎湃，夜不能眠。当祖国人民蒙受灾难的时候，自己怎么办呢？答案是清楚的，必须以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齐格弗里特为榜样，反抗一切旧的势力。他大声疾呼：“我们要走出去，跨入自由的天地，冲决谨小慎微的束缚，为夺取生活的桂冠，为有所作为而奋斗。”[50]
当直接战斗还未打响时，恩格斯努力宣传进步思想，振奋群众精神。他冒着很大危险，把许多遭禁的书籍，如白尔尼的《吞食法国人的人》、《巴黎来信》、费奈迭的《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等输入普鲁士境内。
恩格斯以争取自由的伟大战士白尔尼为榜样，用笔杆作武器，向封建专制制度发射威力强大的排炮。他指出，所有身居王位的国君都是反动的。在年这个时期，各国王室都对人民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几乎当时掌握统治权的每个国君，无论是笃信宗教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阴险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只会签署死刑判决书的奥地利的弗兰茨，血洗葡萄牙的唐·米格尔，俄国的杀父犯亚历山大以及不愧为他弟弟的尼古拉，都应该处以死刑。普鲁士国王威廉第三更是一个残杀人民的坏透了的恶棍。对这些反动家伙决不应该存在任何天真的幻想。他们决不会替人民做好事，“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鹅卵石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51]
写于1839年的《德意志的七月的日子》一诗中，恩格斯预言法国七月革命的风暴将在德国重演，人民推翻暴君的斗争即将兴起，国君的宝座已经摇动：
狂风卷起千堆浪，暴风雨袭来，狂烈凶猛！
怒海波涛如人立，小舟逐浪，起伏颤动。
旋风从莱茵河呼啸而来，把乌云聚集在天空，
它摧裂橡树，扬起尘柱，推波助澜澎湃奔腾。
我在颠簸的小舟中不由得想到你们——德意志各邦君主！
忍辱负重的人民曾经肩负着你们高踞的黄金宝座，
胜利地走遍祖国大地，赶走了冒险的征服者；
就在那时，你们胆大妄为，你们背弃了一切诺言。
现在，暴风雨从法兰西向我们袭来，人民群众此伏彼起，
你们的宝座和小舟在暴风雨中飘摇，你们的权杖即将落地。[52]
暴君的统治决不会自动垮台，统一的、民主的国家决不会自动到来。人民的自由、幸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作为坚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恩格斯指出，要抛弃感伤的小曲，用响亮的军号吹起猎取暴君的号音，要挥舞利剑，冲向雷雨和风暴；要以战斗的胜利，迎接东升的旭日。虽然黎明前的黑暗最浓最稠，濒临垮台的反动派最残酷凶狠；但恩格斯看到人民群众奋起的力量，坚信夜幕低垂、恶犬狂叫的时候已经不长：
瞧，东方正在破晓，清晨即将来临，
它委派启明星做先行。
自由的钟声把世人催醒，
钟声预告：不是暴风雨，是欢乐的和平！
精神之树以巨臂般的粗根，
把旧时代的残余鞭成齑粉，
然后，为各国人民的繁荣，
把美丽的鲜花撒遍大地！[53]
九、普鲁士王国炮手和柏林大学旁听生
1841年9月底，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亲身体验普鲁士王国的兵营生活。
在此以前，恩格斯于这年3月底，离开不来梅后，回到阔别两年多的故乡巴门，发觉这里的一切依然如故，生活单调呆板。他除了偶尔与弟弟们练习击剑、访问同学之外，整天埋头读书。
为了调剂枯燥的生活，还为了忘却一次失恋的悲伤，恩格斯于同年5月到瑞士和意大利旅行，漫游伦巴底。他经过缺乏生气、毫无特色的巴塞尔，攀登重峦叠嶂、云雾缭绕、盛夏季节仍然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乘船游览大自然的幽静王国——瓦伦施泰特湖，登上俯瞰苏黎世湖的雨特利峰。面对青山环抱、绿林似海的大自然，个人的悲伤和痛苦涌上了心头，“还有什么样的悲痛比一切个人痛苦中最高尚、最崇高的痛苦即爱情的痛苦更有权利向美丽的大自然倾诉呢？”[54]但悲伤是短暂的。当他站在16世纪骑士起义参加者胡登的墓前，听着湖中的绿浪拍打英雄的陵墓时，犹如听到远处传来的兵戈相击声和战斗呐喊声，充满斗争激情的新生活正在向他招手。
从伦巴底旅游回来后，恩格斯在巴门度过整个夏天。9月底赴柏林，进入近卫炮兵旅第12步兵连，不久提升为炮手。服役6周后，他在兵营附近租了一间楼房，布置了一个雅致、舒适的住处。
恩格斯对普鲁士王国等级森严、枯燥乏味的兵营生活十分厌烦。他写信告诉妹妹玛丽亚，有一次他由于临时取消在宫廷广场的阅兵式而感到高兴。他还往往借故不去执行那些无聊的任务，特别是不愿每隔4周到教堂做礼拜。轮到上教堂时，他常常溜掉。但他对军事训练却很感兴趣。服役期满时，他得到“品德和执勤均表现优异”[55]的评语。比评语远为重要的是，一年的军事学习，使他掌握了今后革命斗争有用的军事知识，并且引起了他对军事科学的兴趣。后来他深入研究军事科学和军事史，成为无产阶级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
柏林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城市。恩格斯利用紧张的军事操练的空隙，漫步柏林街头，仔细欣赏随处可见的名胜古迹，了解历史的变迁。柏林又是普鲁士的首都，集中着各种政治派别、政治观点的代表人物，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为恩格斯仔细观察和参加争夺德国舆论统治权和政治统治权的斗争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
柏林最著名的地方——柏林大学，是德国学术活动的中心，也是争夺德国舆论统治权和政治统治权的重要阵地。这里有许多著名的教授，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和学术派别，“任何大学都没有像它那样屹立于当代的思想运动之中并且像它那样使自己成为思想斗争的舞台。”[56]
为了了解各种派别的政治和学术观点，对当代的各种倾向进行比较，21岁的志愿兵恩格斯以旁听生身份走进柏林大学的讲堂，听一些著名教授的讲课。
这时，正好德国著名哲学家谢林到柏林大学讲学。我们知道，40年代初期，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重新高涨。斗争主要是在哲学领域进行。黑格尔的左派学生们，力图从导师的理论中作出革命的结论。为了压制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对付领导着“向旧世界的宗教、思想、政治开火的理论家大军”[57]的青年黑格尔派，普鲁士政府把老朽的谢林请到柏林大学，以便“降伏黑格尔哲学这条喷吐不信神的火焰和晦涩难解的烟雾的凶龙。”[58]
日，柏林大学第六讲堂座无虚席。人数众多的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代表聚集一堂。人们使用德语、法语、英语、匈牙利语、波兰语、俄语、现代希腊语和土耳其语交谈，人声嘈杂。在许多大学名流、科学大师、年迈的博士、自成一派的大人物和胡须花白的高级军官中间，坐着一位兴致勃勃的年轻志愿兵，这就是恩格斯。讲台上，谢林正在口若悬河地讲授他的启示哲学。恩格斯用心听讲，仔细地做着记录。当谢林肆无忌惮地对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友、杜宾根神学院的同窗黑格尔大加攻击的时候，恩格斯下定决心，“要替伟大的死者应战”。[59]颇有威望的老教授做梦也想不到，几个星期后，正是这个不被人们注意的旁听生（也许是讲堂里最年轻的听众），对他的讲演批驳得体无完肤，向他提出严厉的挑战。
恩格斯还听了黑格尔的学生马尔海奈凯教授反对谢林的讲演。当讲到谢林等人对黑格尔的攻击时，马尔海奈凯态度冷静而略带讽刺地指出：“不错，现在谁也不会自认为如此才疏学浅，以致不能反驳黑格尔及其哲学……可是所期望的这种反驳现在还没有，而且，只要不是平心静气地对黑格尔进行科学探讨，而是采取激怒、仇视、忌妒，总而言之采取狂热的态度，只要有人认为有了诺斯替教派和幻想就足以把哲学思想从它的宝座上推下来，所期望的这种反驳就不会有。这种反驳的首要条件当然是正确地理解对手，看来，黑格尔在这里的某些论敌好像是和巨人搏斗的侏儒，或者像那位更加著名的、同风车搏斗的骑士。”[60]同挤满讲堂里的听众一起，恩格斯对马尔海奈凯教授报以热烈的欢呼，并且十分赞赏这位身材结实、相貌严肃的教授的讲课艺术。恩格斯写道：马尔海奈凯讲课时，“举止落落大方，没有那种埋头念讲稿的学究气，也没有戏剧性的、故作姿态的手势；他的态度像年轻人那样豪爽，目光专注地望着听众；他讲得很平静，庄重，慢条斯理而又流畅通达，平铺直叙而又极富有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一个接着一个涌出来，后一个比前一个更能准确地击中目标。马尔海奈凯在讲台上以其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尊严庄重，同时也以自己的整个气质所焕发的自由思想而令人肃然起敬。”[61]
柏林大学严肃的学术探讨，活跃的辩论气氛，为争夺德国统治权而进行的激烈搏斗，扩大了恩格斯的视野，激励着他的战斗精神，促使他拔出热情之剑，教训老朽的谢林。
十、批判基督的哲学家谢林
谢林在柏林大学讲授《启示哲学》后不到一个月，被谢林的反动谬论深深激怒的恩格斯，在《每日电讯》上发表了第一篇批判文章《谢林论黑格尔》；1842年春天，他又分别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两本专著：《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这个勇敢、坚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用锋利无比的天才之剑，指向哲学界的庞然大物谢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客观唯心主义者。早年他推崇自由与法治思想，宣传辩证自然哲学，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随着欧洲复辟势力的胜利，他转向封建专制制度，成为科学的敌人、宗教的拥护者、基督的哲学家。当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谢林以哲学为幌子，攻击黑格尔，攻击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和革命结论的青年黑格尔派，为普鲁士王朝的反动政治需要服务。正如马克思所说：“谢林的哲学——就是在哲学幌子下的普鲁士政治。”[62]因此，批判谢林，反击谢林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进攻，就是间接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反对普鲁士王朝。恩格斯批判谢林的论著，正是为了反对普鲁士王朝的政治需要。
第一，恩格斯指出，谢林对待黑格尔和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是十分卑劣的。
　　谢林和黑格尔是青年时代的好友，杜宾根神学院的同窗。后来两人分道扬镳。现在，黑格尔已在十年前去世，谢林却以曾经是黑格尔的知音和密友的身份，对黑格尔大加攻击，对黑格尔体系作出死刑判决。谢林说：黑格尔根本没有自己的体系，他只不过是从我的思想中拾取残羹剩饭以勉强维持其生存而已；在我研究高尚的部分即实证哲学的时候，他却沉湎于不高尚的部分即否定哲学；由于我无暇顾及，他便承担起完成和整理否定哲学的工作，并且因为我竟托付他做这件事而感到无限荣幸；他毕竟在伟大思想家的行列中还占有一席地位……尽管如此，他仍然一无所获，因为他妄图把半个哲学变成一个完整的哲学。谢林不仅攻击黑格尔，而且歪曲了19世纪以来德国哲学的发展。他首先把黑格尔、甘斯、费尔巴哈、施特劳斯、卢格和《德国年鉴》全都说成是依附于他的，然后用一种仅仅有利于他自己的夸张手法把这个时期德国哲学的发展描绘成精神的自我放纵，充满误解的珍品，一连串无益的谬误。
谢林对黑格尔的卑劣态度，激起恩格斯的愤慨。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一个独立的、勇敢的思想家。他不仅在显示自己是天才的那个领域里，而且在没有显示出自己是天才的那些领域里，都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虽然已经离开人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生气地活在他的学生中间。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他逝世后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更为人们所理解，推动着人们去认真探讨一切既同科学也同实践有关的迫切问题。谢林对黑格尔的侮辱，迎合了反动派的政治需要，并通过牺牲朋友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种卑劣的利己主义决不能原谅。谢林为此目的而歪曲19世纪以来德国哲学的全部发展，更加令人难以容忍。“如果谢林要求我们这个世纪把从事劳动和创造性活动的四十年，把牺牲了最珍贵的利益和最神圣的传统而进行思考的四十年当做白费时光和错误倾向一笔勾销，而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表明谢林并没有虚度这四十年，那么这就未免做得太过分了。如果谢林把黑格尔归入伟大思想家的行列，恰恰是他实质上要借此把黑格尔排除于这个行列之外，把他看做自己的创造物、自己的仆役，这听起来就不只是一种讽刺了。最后，如果谢林把凡是经他认可的黑格尔的东西，都说成是自己的财产，甚至说成是自己的血肉之血肉，这岂不是一种思想贪婪，岂不是一种卑劣行为——对这种人所共知的低级趣味怎么说好呢？”[63]
第二，恩格斯指出，普鲁士王朝抬出谢林这位哲学界的救世主来担负最终铲除黑格尔哲学、降伏青年黑格尔派的任务，是完全失败了。
当谢林以救世主身份登上柏林大学第六讲堂那个装潢蹩脚的木头宝座时，反动派对他寄予多大希望！当他一本正经地宣告对基督的信仰业绩和启示奇迹时，反动派营垒里报以多么热烈的喝彩声！甚至有人扬言，预料在1842年复活节以前，黑格尔主义将崩溃，无神论者和非基督教徒将统统死光。但结果怎样呢？谢林是否已经击中目标？在谢林的启示哲学面前，整个黑格尔体系的大厦是否已经付之一炬？黑格尔主义者是否忙着抢救一切还能抢救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堕落为基督哲学家的谢林，已经丧失了昔日的勇气和帕拉斯类型的光辉思想，“除了想象以外没有任何能力，除了虚荣以外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刺激剂，除了容易激动的女性感受力以外没有任何器官了。”[64]谢林已经力不从心。他不仅不能铲除黑格尔哲学，而且使黑格尔哲学更有生气。同反动派的愿望相反，“黑格尔哲学仍然活在讲坛上、文献中，活在青年中间。它知道，迄今为止对它的一切攻击，无损于它的一根毫毛，它镇定自若地继续沿着自己内在发展的道路前进。它的敌人日益愤怒和加紧活动，这就证明，它对国民的影响正在迅速增长，而谢林则使几乎所有的听众都感到不满意。”[65]
第三，恩格斯指出，“当黑格尔的思想创造能力表现得越来越充沛旺盛、生气勃勃和活跃主动时，谢林……已陷入筋疲力尽的状态。”[66]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谢林早年在哲学领域里曾经名噪一时。他在自然哲学中提出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原则和对立斗争的思想；在历史哲学中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一定的批判，指出“这种制度的景象实在最卑鄙而令人愤慨，在这种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不是法律，而是组织者的意志和专制……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激起那种把法视为神圣的人的义愤”[67]。但这种观点已成过去。晚年时，他沉浸在神话和神智学的幻境中，认为世界以上帝为来源，又以上帝为归宿，主张把信仰和知识、哲学和启示结合起来，力图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事实证明，三十年来他不仅没有随着时代前进，而且在科学和政治上都倒退了。这个在柏林大学宣讲启示哲学的老朽的谢林，同他年轻时代的形象判若两人。他早已丧失了昔日的勇气、雄辩和光辉思想，只好借助魔法从不可追溯的存在的无底深渊把上帝召唤出来，然后随意创造出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基督哲学家。历史是多么无情。谁能预见，当年曾与黑格尔共同战斗的谢林，现在竟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68]前后不连贯的观点，随心所欲的理论，武断的见解，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和漏洞百出的语言，构成了谢林体系的大厦。听完谢林的讲演，人们只能感到惋惜。曾经在他思潮起伏的头脑中产生过的光辉思想消失了，曾经在他身上燃烧着的青春之火熄灭了，正在发酵的葡萄汁还没来得及酿成醇厚的葡萄酒就变成了酸醋，“这艘具有大无畏气概的、愉快地破浪前进的海船调转了船头，驶进了信仰的浅水港，它的龙骨猛地扎入沙土，到现在还搁浅在那里。它现在就待在那儿，没有人能认为这破旧的残骸就是当年那艘船旗飘扬、满风鼓帆地在海上行驶的海船。船帆早已化为灰烬，桅杆也已折断，海浪涌迸裂开的大缝，龙骨日复一日地在沙土中越陷越深。”[69]这就是谢林在柏林大学的讲演留给人们的印象。
第四，恩格斯指出，谢林的启示哲学，迎合了“普鲁士国王的需要”。[70]
普鲁士是个基督教君主专制的国家。基督教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德国革命民主派人士，以黑格尔哲学为武器，从批判基督教出发，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青年黑格尔派的许多著作，如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施特劳斯的《教义学》、布·鲍威尔的《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等，对宗教作了尖锐的批判。基督教的全部原则以及凡是被称为宗教的东西，都在理性的无情批判下崩溃了。以基督教为思想支柱的普鲁士专制制度动摇了。预感到人民风暴即将来临的普鲁士王朝，在加强对人民的暴力压制的同时，把制止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救世主谢林身上，确信他是铲除黑格尔哲学，战胜青年黑格尔派的最适合人物，幻想通过他的“救世的力量”、“革除不信神的咒语”维护根基动摇的反动统治。谢林启示哲学的反动本质就在于此。但这个企图已在实践面前完全破灭。
恩格斯深深懂得保卫大师的茔墓不受侮辱的重大意义。为了维护真理，为了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珍贵成果，为了反击普鲁士封建专制王朝对革命民主派的进攻，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年轻的恩格斯满怀战斗激情地写道：“我们将血战一场，我们将无所畏惧地直视敌人冷酷的眼睛并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旗帜在群山之巅飘扬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同志的刀剑在闪闪发光，没有看见他们战盔的翎毛在悠悠颤动！他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开来，在号角声中，他们唱着战歌从谷地，从群山向我们涌来。伟大的决胜的日子，各族人民战斗的日子来临了，胜利必将属于我们！”[71]
《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的哲学家》这三部笔锋锐利的论著，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卢格在《德意志年鉴》上发表评论，认为《谢林和启示》是了不起的作品；极端保守的柏林《福音派教会报》，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论著击中了正统派的要害。由于第一篇文章是用弗·奥斯渥特的笔名发表的，后两部著作出版时又没有署名，人们对作者猜测纷纷。有人以为是《每日电讯》的主编谷兹科夫，有人以为是著名政论家卢格，有人以为是俄国流亡革命家巴枯宁，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些把自称为学术大王的谢林驳得体无完肤、威信扫地的论著，竟然出自一个年仅21岁的哲学新兵之手。卢格自己也以为作者必然是一位“名家”、“博士”。他在自己主编的《德意志年鉴》上发表赞扬《谢林和启示》的书评，并写信询问“博士”先生为什么不把这本小册子寄给《德意志年鉴》发表。恩格斯在回信中说：“您的信经过多次转递之后我才收到。为什么我不把《谢林和启示》寄给《年鉴》？（1）因为我打算写成一本五六印张的书，只是在同出版商谈判时，才不得不把篇幅限制到三个半印张；（2）因为《年鉴》直到那时对谢林还总是有些客气；（3）因为这里有人劝我不要再在杂志上攻击谢林，而最好是立即写本小册子来反驳他。《谢林——基督的哲学家》也是我写的。”“此外，我决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因此请您不要对我用这样的头衔。”[72]
虽然恩格斯的论著获得很大成功，在社会上有着很大影响，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还很有限，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还很多。因此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以便集中精力进行学习。他对卢格说：“我还年轻，又是个哲学的自学者。为了使自己有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我所学的已经够了，但是要能有效地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够的。人们将会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兜售哲学的人’，不能靠博士文凭取得谈论哲学的权利。……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认为尝试的结果一定能告诉我，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实际地参加当代的运动。我对尝试的结果已经可以表示满意了；现在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通过研究（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进行研究）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73]
十一、黑格尔哲学和博士俱乐部
恩格斯批判谢林时，是以黑格尔哲学信徒的身份出现的。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的活动，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共同进行反对宗教和专制的斗争，是恩格斯革命历程的重要阶段。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他集以往哲学发展的大成，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自然界是第二性的；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宇宙精神”或“绝对观念”是一切事物的源泉，自然的、社会的以及人的思维现象，都是“绝对观念”的表现。在黑格尔哲学中，也包含着辩证法这个“合理的内核”。他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的哲学家，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74]。这是他的巨大功绩。不过他的辩证法是唯心的辩证法。
在政治上，黑格尔是保守的。他认为普鲁士国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顶峰。在这个“理性的楷模”的国家里，一切问题都可以不通过革命而逐渐解决。他在《法哲学》的序言中所提出的著名原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75]可以被用来为普鲁士专制制度的一切反动措施作辩护。由于黑格尔哲学有利于普鲁士统治阶级，因而受到国家的支持，被尊为国家哲学，对德国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强烈的影响。
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质上是革命的。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76]。他关于合理性和现实性的论述，包含着革命的思想。因为，“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77]德国革命民主派利用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质，作为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武器。
恩格斯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以前，曾经接触过青年德意志派。在不来梅时，他开始与青年德意志派的机关刊物《每日电讯》建立联系，为这个刊物撰写了许多出色的政论文章。但他对青年德意志派这个思想上不成熟、政治上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持批判态度，指出这一伙人“想把我们的时代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各种精神状态和各种微妙的相互关系’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什么就胡乱涂几笔，为了把篇幅填满，我们就描写一些不存在的事物，并把这称为‘精神状态’，或者我们东拉西扯地说一通，而美其名曰‘微妙的相互关系’”[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