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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夸其谈的欧洲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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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夸夸其谈的欧洲政党）
欧洲的中间派将对民粹主义束手无策
马特&斯坦格拉斯（Matt Steinglass）/文&&& 《经济学人》欧洲编辑
早在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前，欧洲左右两翼边缘政党的影响力就已呈上升趋势。2017年，这种局面将不复存在，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不再上升，而是因为他们不再是&边缘政党&。
欧洲的各大主流政党为了避免民粹主义者大行其道，曾尝试过成立中间派的左右翼联盟，还建立了一个把民粹主义者隔离在权力中心之外的警戒带。但这些战术已经失效。
在某些国家，激进派已经开始渗入政府；在其他国家，中间派也不得不采纳激进派所倡导的政策。这意味着在欧洲，移民和穆斯林将越来越不受欢迎，自由贸易将减少，欧元以及欧盟本身都将变得不堪一击。
3月15日的荷兰大选将是民粹主义者在2017年遭遇的首场大型考验。自由党人吉尔特&威尔德斯（因其银色庞巴杜发型，荷兰人民称他为&大金发蓝精灵&）计划封锁国界，关闭荷兰境内的清真寺，退出欧元区，离开欧盟。如果威尔德斯能维持票数不变，那么他将最终成为票数最高或第二高的候选人。
随后的考验是法国4月的第一轮总统选举。目前来看，国民阵线党人玛丽娜&勒庞必将进入5月的第二轮选举。与威尔德斯相同，金发议员勒庞也反移民、支持法国脱欧并退出欧元区。
威尔德斯不会成为首相，勒庞当选总统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尽管也曾有人这么说过特朗普）。就像2012年那样，一个排斥自由党（以及极左翼社会主义者）的泛中间派联盟将在荷兰成立，而法国左右翼主流政党也将在二轮选举中形成联盟以确保国民阵线不会获胜。
但欧洲的大联盟战略似乎不切实际。一方面，主流政党讥讽民粹主义者及其支持者的可悲，但这只能让民粹主义者更加坚信精英阶层在密谋对抗他们。另一方面，左右翼主流政党的联合使两方的身份属性都有所削弱，这将迫使更多的选民走向极端。西班牙的政治分裂意味着不可能成立多数政府，而德国、法国、荷兰和波兰主要的中间派左翼政党和社会民主政党也是一盘散沙。
随着左右翼主流政党差异的消失，民粹主义者成为了真正的反对派。在荷兰和法国的大选中，领跑者们已经在集中火力抨击威尔德斯和勒庞，而非其他来自主流党派的竞争对手。即使激进派最终未能掌权，他们也已成功左右了政府议程。法国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前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提议允许不经审判关押可疑的恐怖分子，连勒庞都谴责这项提议太过激进。如果意大利在2017年举行选举，极左翼政党五星运动（译者注：其党派属性存在争议）将是马泰奥&伦齐所在的中左翼民主党的最强劲对手。
特朗普赢得胜利后，西欧边缘党派的盛行也就不再那么令人震惊。事实上，民粹主义多年前就已在东欧大行其道。在匈牙利，维克托&欧尔班所在的右翼政党青民盟靠反移民的民族主义政策和无视少数群体权利的&非自由式民主&掌权。
在波兰，执政的法律与正义党也有类似的策略，但为母亲和老年人提供了很多良性福利。威尔德斯先生和勒庞一定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执政框架：保护本国文化和国家地位，对经济实行中央集权。
随着权力向这些&身份民族主义者&（译者注：identitarian nationalist，始于法国，蔓延至欧洲的流派，认为种族文化在国家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转移，左翼人士可能会感觉受到了排挤，而且有一部分人确实已放弃选举政治。
在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德国，中间派和左翼政党的治国权正逐渐被社交媒体上的激进抗议组织侵蚀。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夫称这种现象为&选举外民主&。他说：&这些来自左翼或自由主义党派的年轻人热烈地谈论着街头抗议或任何形式的&电子民主&，却对选举和投票毫不关心。&
柏林墙倒塌后，亲欧派自由主义共识主导了欧洲大陆，但在当下的动荡之中，这种共识岌岌可危。&我们完全没有一套捍卫自由民主的说辞，这是令人震惊的事实。&对欧洲的极右翼颇有研究的凯斯&穆德说道。
目前依然相信自由主义共识的欧洲人大多是绿党成员，以及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他们是亲欧中右翼的最后一道堡垒。如果安吉拉&默克尔在2017年秋季第四次参加总理竞选并获胜（她获胜的可能性极大），她将只身与民粹主义的浪潮搏斗。
（翻译：王安庐，审译：张力文、Eve、康娟）
本文由《财经》2月6日特刊《世界2017》刊发。《世界2017》中国大陆简体中文版， &2016&经济学人报业有限公司，《财经》杂志获《经济学人》独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原标题：夸夸其谈的欧洲政党)
本文来源：财经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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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媒：中国是由知识精英在统治 比俄更民主
　　《莫斯科时报》6月23日文章，原题：当代比俄罗斯更为民主 俄罗斯决策者常因目前的困境而谴责上世纪90年代的民主化。他们认为，中国&健康的&威权主义是其经济奇迹的原因。然而，如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夫所言，&在许多实践中，中国都比俄罗斯更为民主，其决策无疑更胜一筹。&
　　俄罗斯虽拥有普选制度，但权力并未发生变化。而缺少民主选举的中国却确保了权力在过去30年中得到轮换。国家主席和总理每10年自动被新一届领导人所替代，老的领导层则从公众生活中引退。
　　中国体系避免出现个人独裁主义，建立了明确的继承规则。俄体系则是个人化政体。对于劳工动荡，中国采取容忍态度，每年都有数千起罢工事件，这帮助政府发现地方层面的问题并采取应对措施，这也将未来领导人推入危机中以检验其能力。俄则压制不满。
　　克拉斯特夫认为，尽管克里姆林宫容许反对派存在，却从不听取他们的建议，政府内部的政策异见被压制。中国领导层则认为，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
　　俄罗斯是由一个朋友圈在统治。而中国是由知识精英在统治。中共吸纳最好的、最有前途的人才，并大量投资，以确保富有经验的人才和地区代表的多样性。
　　中俄在政治实验领域有着根本不同。北京喜欢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进行实验，以找出最佳方案。俄罗斯领导人则回避实验，以求稳定。中国的威权主义正在演变成为一个更为多元化的体系。（作者弗拉基米尔&弗洛罗夫，王晓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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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系产品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民主问题上的几种错误观点评析
近年来，西方民主在中国产生一定影响，一些人用西方民主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用西方民主模式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其实质就是要用所谓普世的西方民主取代社会主义民主，进而妄图推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在有的人那里，只有西方民主才叫民主，其他类型的民主都不叫民主，并提出了“民主终结论”“民主至上论”“民主万能论”等混淆视听的所谓民主理论。在一些人的鼓噪之下，西方国家似乎掌握了民主问题的话语权，它们常常拿民主问题做文章，在有的人看来，民主成了中国的“短板”。面对西方民主话语的强势渗透，我们首先必须揭示西方民主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揭示错误民主观的实质和危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理论生态。
一、“民主终结论”的谬误
“民主终结论”是“历史终结论”的核心内容，它主张“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与‘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苏东剧变后，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在时间维度上，人类历史总在不断向前发展，但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已经终结于当代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战胜了其他政治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就是所谓“民主终结论”的核心观点。与这一理论观点相类似的还有“殊途同归论”，认为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尽管存在多种形式和道路，但终究要统一发展到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认为这是大势所趋。
“民主终结论”的错误就在于它对历史发展事实和发展趋势的误判，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战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不论是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还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它们批判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具体的批判靶子是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上的缺陷就是社会主义的缺陷，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的选择已经不复存在，“自由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已经没有改进的前景，人类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发展已经到达其终点。它的错误在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作原则的区分。苏联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定的历史形式，就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来说，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不容否定。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制度上的缺陷有其特殊性，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缺陷，其许多缺陷是人为、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列宁之后，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越来越偏离正确的轨道，特别是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成为“皇帝的新装”时，其失败不可避免。然而，苏共失败了、苏联解体了，社会主义还在，用苏联社会主义的缺陷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终结，无疑是混淆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生动实践表明，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并未终结于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当代西方民主实践无论有多少障眼法和迷惑性，都不可避免地显示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进入新世纪以来，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制造了许多侵略战争，造成了一些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对于这些灾难没有哪一位所谓伟大的总统、总理、首相出来承担责任，他们或说这是“颜色革命”的代价，或说这是“自由民主制度”决策的结果，他们个人没有责任。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所谓“自由民主制度”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多方面的矛盾和混乱。在当代中国，一些人无视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将西方民主奉若神明，竭力主张照搬西方民主，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漠视，在方法论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谷，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必将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闯出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动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民主终结论”的荒谬性。
二、“民主至上论”的谬误
不论是民主思想还是民主制度都属于上层建筑，不同的经济基础有不同的上层建筑。因此，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归根到底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一定的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些人在谈论西方民主时往往回避经济基础问题，无限拔高民主的地位，将西方民主视为超越不同经济基础、普遍适用的政治制度，强调中国不实行西方民主就是背离人类民主政治发展正道，这就是所谓的“民主至上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民主至上论”实质上割裂了民主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是一种抽象化、形式化的民主观，即是一种唯心主义民主观。
列宁曾经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276页）列宁还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辩证法。”（《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75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所谓“一般民主”和“纯粹民主”都是不存在的，任何民主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民主至上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只强调形式民主或程序民主的重要性，只从形式和程序上定义民主而不考虑民主的内容和实质。
当代“颜色革命”的重要推手塞缪尔?亨廷顿就主张只从程序上来定义民主，“民主无论是根据起源还是目的来界定，都会带来模棱两可和不确切这些严重问题，因此在本研究中，将使用程序性定义。在其他政府体制中，人们因出身、运气、财富、暴力、拉拢、学识、任命或考试而成为领袖。民主的核心程序是，由民主政府所管治下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拔领袖。”据此，西方民主的鼓吹者将民主的核心要件概括为3个：一是多党制，二是所谓的“自由选举”，三是政党轮替。根据这三大要件，亨廷顿等人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主国家，一类是非民主国家或威权国家，民主国家的使命是推动非民主国家实现民主化。这一套民主理论影响非常广泛，一些国内外学者根据这一理论将中国划归非民主国家行列，非民主国家的另一种变通称呼是威权国家。西方国家根据这一民主理论大肆推行“颜色革命”，当前“颜色革命”的重点目标就是中国。
西方民主产生、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将它抽象、拔高为普世的、至上的民主政治模式，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已经并还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批判极力美化西方民主的“民主至上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三、“民主万能论”的谬误
抽象化、形式化民主观的盛行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西方民主的作用被无限夸大，在有的人看来西方民主成了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比如，解决民生问题靠什么，答案是实行西方民主；解决腐败问题靠什么，答案是实行西方民主；解决民族问题靠什么，答案是实行西方民主；解决统一问题靠什么，答案是实行西方民主，等等。西方民主的作用真的如此神奇？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不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近年来被“颜色革命”的国家，民生问题、腐败问题、民族问题、统一问题都大量存在，西方民主制度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有的还非常严重。但是，一些人不顾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仍然不遗余力地推销西方民主。事实上，有的西方学者已经揭示了西方民主的虚假性，这种虚假性突出表现在“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英国政治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指出，“选举参与率下降在美国最显著，但在不列颠也值得注意。在不列颠，自从1928年引进成年普选权以来，2001年大选中投票率首次低于60%。政治家倾向于把这现象归因于‘投票者冷漠’，为此他们自然难过。但这不妨可以说反映了这样一种广泛的信念，即‘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以及政府的变化是不重要的，因为真实权力存在于政府控制之外。确实这个观念是正确的，不投票不是想象那样是明显的非理性，好像它是懒惰和不负责任的产物。”在大选时，选民充满希望地将神圣的一票投给某个政党或候选人，但选民会发现4年或8年之后，所有的承诺仍然是承诺，许多事情比过去变得更加糟糕。所以，鼓吹“民主万能论”的人无疑就是那种不顾事实、只靠想象说话的人。
“民主万能论”在苏东剧变期间曾经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些“民主万能论”的鼓吹者们将苏联和东欧国家存在的一切困难和问题都归咎于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在这一理论的强势推动下，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成了被嘲弄的对象。但是，实行西方民主20多年后，很多人发现“民主万能论”并不靠谱。保加利亚当代政治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指出，“民主的胜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1989年的历史断点使得许多人认为，民主是和平和经济增长的同义语。坚信民主必胜的时代的根本特征是，试图把民主描述为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而且在证明民主的正确性时，不是把民主的优缺点与其竞争者的优缺点进行对比，而是根据民主满足现代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能力。民主被描述为许多互不相关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带来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成为民主国家。保卫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并且周围都是民主国家（任何地方都自由，会让世界所有地方都更安全）。抗击腐败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答案是成为民主国家。应对人口或者移民挑战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更加民主和包容。花言巧语取得了对现实的胜利。民主传教士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主张腐败或者少数民族融合之类问题在民主环境能够更好地解决是一回事，固执地认为引进自由公平的选举和采用自由主义的宪法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不到十年，用经济增长、安全或者善治来证明民主的优越性，就开始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全球经济危机和威权资本主义的出现叠加在一起，对人们长期持有的设想提出了挑战。”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始终坚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是历史与现实的选择，也是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必然选择。为此，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用民主政治的生动实践，不断彰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
（作者为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编：王金雪、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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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中的“多数决定少数”原则具有反民主性质
　　 “多数决定少数”原则是西方“自由选举”的核心规则，它貌似民主，却内涵了反民主的内容。因为，这一原则客观上牺牲了少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平等权利往往受到剥夺。
　　 英国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认为，“设若一个社会被划分为在其中有一个或多个的永久性的少数派，而他们知道在处理问题时大多数时候是决不会以他们希望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上面提到的原则就不够了。永久性的少数派的渴望、要求甚至是原则都在集体决策制定的过程中被有系统地忽略或抹杀了，而他们的存在轻易使得多数主义者的民主成为不公平的和不能实行的。严格的数学上的每个人同其他人的投票的平等掩盖了的事实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少许人的投票全无分量和影响。这些被排斥的或是无力的少数派曾经倾向于成为宗教性的。而今天他们更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在北爱尔兰少数派既是宗教性的又是民族主义的。”（[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很显然，西方民主制度自身无法解决“多数”与“少数”的矛盾。
　　 六、东欧“民主的胜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
　　 苏东剧变被称为西方民主的胜利，20多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一“胜利”。
　　 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指出，“民主的胜利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柏林墙倒塌20年后，对现实存在的民主政体的不满日益增长，并且人们越来越感到民主大厦的内部存在问题。……在1989年之后的几年内，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一年的划时代事件影响了理解民主的方式，民主国家自身的公民开始使用这种受到影响的理解方式来理解民主，也很少有人注意到争论更强化了这种影响。坚信民主必胜的话语腐蚀了现代民主政体的理性基础。民主再不仅仅是最不坏的治理形式——最坏中的最好，如果你乐意的话。相反，人们开始视其为最好的治理形式。人们开始寄希望于民主政体，不仅是为了使他们避免某种更坏的东西，还要用一个大而奢侈的套餐来提供和平、繁荣以及诚实和有效等所有的东西。1989年的历史断点使得许多人认为，民主是和平和经济增长的同义语。坚信民主必胜的时代的根本特征是，试图把民主描述为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而且在证明民主的正确性时，不是把民主的优缺点与其竞争者的优缺点进行对比，而是根据民主满足现代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能力。民主被描述为许多互不相关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带来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成为民主国家。保卫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并且周围都是民主国家（任何地方都自由，会让世界所有地方都更安全）。抗击腐败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答案是成为民主国家。应对人口或者移民挑战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更加民主和包容。花言巧语取得了对现实的胜利。民主传教士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主张腐败或者少数民族融合之类问题在民主环境能够更好地解决是一回事，固执地认为引进自由公平的选举和采用自由主义的宪法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不到十年，用经济增长、安全或者善治来证明民主的优越性，就开始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全球经济危机和威权资本主义的出现叠加在一起，对人们长期持有的设想提出了挑战。民主最擅长促进经济增长这一主张被中国的成功所动摇。”（伊万·克拉斯特夫：《民主和不满》，见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118页）
　　 有西方学者指出，最近的两次民主化浪潮制造了人们的预期，并使得一种关于民主的话语成为习惯，这种民主话语恰恰处于真正存在的民主政体的当前危机的核心。在柏林墙倒塌2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1989年的历史重要性和欧洲的（尤其是中欧的）民主状况的认识分歧越来越大，对民主制度（包括选举）的信心正在持续减少。
　　 七、认为人类的民主政治发展终结于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傲慢与轻率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信心满满地宣称，“如果人类社会经过数世纪发展都朝着自由民主这个惟一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演变或聚集，如果自由民主是惟一的最佳选择，并且如果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表示根本的不满，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对话得出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性结论，历史主义哲学家会不得不接受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终结性。”（[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在这里，福山用了多个“如果”。也就是说，“历史终结”是有条件的，到目前为止，人类政治发展实践没有证明“自由民主是惟一的最佳选择”，也没有证明“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表示根本的不满”，何来“历史的终结”？
　　 有学者指出，“那种认为自己已经取得完胜的幻想是无比危险的。1991年后，弗朗西斯·福山论述‘历史的终结’的文章曾轰动一时，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傲慢和轻率的反映。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虽然民主制度在世界其余地区推广开来，在老牌民主国家内部，民主政治的内涵和实践却遭到了削弱？我们难道不是在向他人宣扬那些我们在本国都不再践行，或实施得一塌糊涂的价值观？难道我们不是由于对我们的原则深信不疑而又对我们自身及未来疑虑重重所产生的纠结，而狂热地大打普遍主义的牌吗？事实上，我们越是缺乏自信，我们就越是要表现对自身价值观优越性的绝对信心。”（多米尼克·莫瓦希：《民主的苦涩胜利》，见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82—83页）
　　 民主问题上的普遍主义、普世主义或“终结论”就是要清除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异类”，这种心态就是独占世界的心态。有学者指出，西方世界已经与“他者”共存了两个多世纪，在此期间，他者被视为是“低等的”，“今天，面对人口学家向我们预言的这样一个世界：在2050年之前，美国和欧洲加起来也不过代表总人口的10%多一点，西方世界应该学习如何‘与他者共同生活’，将它们视为是平等的主体。‘他者’拥有显然不同于我们的价值体系、政治基准和文化背景，我们往往会发现这些东西不见得合乎我们的品味，但是，它们的尊严必须得到我们的尊重。”（同上书，第92页）民主问题上的普遍主义、普世主义或“终结论”就是要清除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异类”，这种心态就是独占世界的心态。
　　 八、民主原则内部有一个趋向社会主义的逻辑
　　 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民主权”“人民民主”以及人民共同利益的实现。这在实践上就是要趋向社会主义。因此，英国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认为，“民主原则内部有一个趋向社会主义的逻辑。民选政府发现向大型私有公司的愿望弯腰是必需的，极大形塑公共意见的媒体能够被百万富翁们买来卖去，被他们看做只不过是一些私有财产（当然情况也确实如此），这个事实证实了一个积极和有效的民主要和垄断性资本主义共存是多么地困难。对人民负责、追求与促进共同善的民选政府和完全只对它们的股东们（尽管那样经常只是名义上如此）负责的私有和私人控制的企业巨头两者之间的权力冲突变得一天比一天尖锐，一年比一年尖锐。”（[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3页）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可能在他们的某些实践里存在那么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发展出关于何谓民主的一种替代性概念，这种概念将对西方的自负提出某种挑战。
　　 对资本主义民主构成真正挑战的是资本主义自身，法国学者吉尔·德勒兹认为，“在资本主义中，只有一种东西是普遍性的，那就是市场。没有一个普遍性的国家，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普遍性的市场，诸国是普遍性市场的活动中心，是普遍性市场的交易所。而市场并不制造普遍，并不制造均衡。这是一个疯狂地制造财富和苦难的工厂。虽然人权积极地参与了自由资本主义，人权却并不能使自由资本主义的‘欢乐’降临到我们身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人类苦难的制造厂之中。耻辱，就在于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手段防止耻辱。”（[法]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7页）对于这个似乎无解的矛盾困境，马克思给出了真正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超越资本主义，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唯此，真正的民主才能变成现实。
　　 在当代中国，有些人无视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和缺陷，主张用西方民主取代社会主义民主。对这一主张的严重危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不顾国情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且还会因水土不服造成严重后果，“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作者：姜迎春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主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整体性系统性研究”[14ZD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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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惊人地相似。40年之后，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张力再次凸显出来。在西方社会遭遇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民众诉求面前，西方民主政府又一次面临着难以应对的困境，西方社会正在变得无法治理。
西方价值观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保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的实现。西方国家极力向中国推行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否定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民主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追求的一种政治理想，其本意是实行多数人的统治。从一些盲目照搬西方民主的国家看，西方民主在这些国家水土不服、病患丛生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实行了西方民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