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为什么没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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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中国知识分子达不到的境界,杨绛先生接近了
[摘要]她既有传统恬静的一面,又有豁达开放的一面,再加上女性的坚忍,想来这便是她能够历经百年沧桑而不怨天尤人的奥秘。作者:叶克飞(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中学时读《洗澡》,正值年少悸动,又有些孩子气加书生气,觉得自己就像许彦成,对这个人物喜欢到不得了,一学期下来将这本书翻来覆去读了几遍。长大了口味渐重,才发现自己未必是喜欢那平淡如水的莫名情愫,而是“偷不如偷不着”的人性在作祟。这么说或许不敬,因为有朋友说《洗澡》在她眼中是纯爱故事,几与韩剧相若。杨绛本人也是如此态度,她前两年以《洗澡之后》接续《洗澡》,正是出于对纯爱的维护,生怕有人在她去世后擅写续集,糟蹋了许彦成和姚宓之间“纯洁的友情”,我的“重口味”必不为其所喜。杨绛先生代表作品不过,即使曲解,《洗澡》也是我年轻时代最着迷的小说之一,地位远高于《围城》。尤其是其后半段,感情戏骤然收紧,对大时代着墨渐多,过渡圆熟。一贯挑剔的施蛰存称《洗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在我看来极是贴切。于跨越世纪的杨绛而言,《洗澡》所记录的那段大时代,即使阴云密布,后世看来惊心动魄,仍只是她生命中的小小经历。八岁那年,她见证五四运动,30年代,她见证留学潮与中国大学最好的时光。其后是抗战与内战,此后的三反、反右、文革,从山雨欲来风满楼到举国癫狂,她一一见证。86岁那年,女儿钱瑗去世,87岁那年,丈夫钱钟书去世,曾经的“我们仨”只剩她形单影只,可那之后的十几年里,她仍笔耕不辍,百岁时仍习惯凌晨一点多入睡。资料图: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有人曾说,读《我们仨》,读者往往比杨绛自己更伤心。想来也是如此,一个知识分子,未曾躲过百年中国的所有动荡离乱,到了稍得安定之时,丈夫爱女双双辞世,又是何等寂寥。若是联想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更是只能慨叹:这个时代辜负了他们。即使人们津津乐道的钱杨恋,也未曾被时代好生呵护。他们初见时,钱钟书第一句便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则以“我也没有男朋友”作答。此后结伴牛津与巴黎,似乎已是仅有的宁静。自身颠沛流离之外,这爱情还难免被消费,各种猎奇文字以传记、回忆录等名目泛滥,就像林徽因的“四月天”那般,号称传奇,实则都是八卦。只有杨绛不以为意,在老屋里静待时光流过,以笔记录过往。她出生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又是名门出身,中西文化的碰撞在她身上已是潜移默化。因此她既有传统恬静的一面,又有豁达开放的一面,再加上女性的坚忍,想来这便是她能够历经百年沧桑而不怨天尤人的奥秘。当然,或许也有看透了的缘故。这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有一张勉强安静的书桌,也难直抒胸臆。我一向口味独特,总认为杨绛的文字更优于钱钟书,后者的幽默有时类似“抖机灵”,妙绝但浮华,杨绛的小幽默则不带烟火气。至于沉静平淡的笔调,也是我所喜。但她的恬淡朴实既是才情与技巧,也是隐痛。她的《干校六记》,得某高层“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的十六字品评,评价固然甚高,但文字中所记录的那些残酷荒谬,我们又何尝有机会真正控诉?无数人的颠沛流离、家破人亡暂不去说它,光是杨绛自己所经历的便沉痛已极——才华横溢的妹妹杨必不堪迫害,死于心脏衰竭,女婿王得一不堪批斗凌辱而自杀。当愤怒可以自由存在时,恬淡朴实当然是一种更为高明的叙事,可是当愤怒无处安放时,恬淡朴实或许只是被动而为之。《干校六记》刚出版那阵儿,据说只能偷着卖,在历次运动中吃了无数苦头的丁玲甚至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也是在《干校六记》出版后,美国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非常喜欢此书,约杨绛见了一次面。但此后洛德夫人再约杨绛参加各种活动,杨绛多半婉拒。直到多年后,仍有人以“她对国家对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很清醒”来评价此事,杨绛听了,会不会因为常识的沦亡而从心底泛起悲凉?百岁时,杨绛曾写道:“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近年来,但凡有知识分子逝去,常有人会刻意提及其旧事,其中不乏暗面,似乎要破除“为尊者讳”的政治正确。其实,且不说这些旧事的真伪,以大时代动荡之剧,种种“运动”之酷烈,人人都少不得一些违心之事或言论,若非要视之为“污点”,或许并不为过,但如果当事人早已自省,就不该苛求。我想,意欲“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的杨绛,其笔下“污秽”不会仅限于外界。若非早有自省,从那扭曲人性的时代中走来的杨绛,不会有如此淡泊的晚年。记得当年读《将饮茶》,印象最深的便是她写到父亲去世的那一段,家中狼藉一片,她坐在大厅门槛上哭,抬头望见搭丧棚的人在大厅柱子上绑白布,便想起自己结婚时绑彩绸也是如此麻烦。她淡淡写下一句“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而在《将饮茶》后记“隐身衣”里,她又写道:“一个人不想高攀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中国知识分子想做到这境界,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晚年杨绛起码接近了。她也许并不畏惧自己的孤单,“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便已将自己放在了旁观者的位置上。没错,“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锺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没错,“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但杨绛比我们都清楚: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那百年人生,终究是一个人走过,一个人面对的。钱锺书杨绛信札【注】本文原标题为《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大家》微信ipress,每日阅读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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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中国的知识分子排名“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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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名列第九等,可上溯到元朝,八娼,九儒,四道,五匠。元代一度将人分为十等:一官,六工,七猎,十丐。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称其为老九、甚至臭老九。那时候的排名是地富反坏右封资修,知识分子排在后,就是“”臭老九“”了,二吏,三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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