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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稳定系统”假说下的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
摘要:本文通过对金观涛“超稳定系统假说”解读,浅述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内在逻辑。在对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社会结构的停滞性和周期大震荡两个现象的传统历史解释,指出以控制论、系统论为理论基础的“超稳定系统假说”在历史研究的方法具有的理论上创造性和阐释的深刻性
关键词: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超稳定系统假说
一、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提出的由来
上溯到秦朝,中国历史长河已经流过了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中有两个现象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一个现象我们称之为结构停滞。从始皇帝建立秦朝统一六国到清朝的灭亡,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特殊表象,但是有一个方面一直停滞不变,几千年中保持着稳定的状态,那就是在中国过去的两千年多年中封建社会朝代互相更替,但是始终都是封建社会,社会制度没有发生变化,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会周期性的发生大震荡。不超过三百年,一个朝代中发生农民起义,在全国性的战乱中两三百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发展水平被彻底破坏,然后出现一个新的朝代替代之前的朝代,再次在残破的废墟上重建与前一王朝类似的秩序结构。
系统周期性的发生动荡导致系统的崩溃,从而遏制系统的进步与演化,使系统保持特定的组织形态。这正是金观涛教授描述的超稳定结构的属性。在控制论以及系统论的基础上,金观涛教授提出的
“超稳定系统假说”开创性的把上述方法引用到研究历史中来。该假说从社会宏观组织出发,分析在社会内部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三者在系统整体发展中是如何相互作用,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动乱崩溃和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延续的内在联系。
二、意识形态认同与社会层次组织的互融――中国长达千年的宗法一体化社会整合方式
中国古代社会地域辽阔,人口多数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一个社会得以持续发展(虽然中间有战乱和分裂)但是没有断裂,这是中国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最大的特点。在“超稳定系统假说”的解释中,是中国长达千年的宗法一体化社会整合方式维系了文明的延续。
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是以皇权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克服了马克思和布洛克所形容的组织困难。然而如何才能让地方服从中央号令,实现中央对辽阔地区的行政管理,地方很少出现分裂和闹独立呢?首先在于中国很早设立并完善了一种用意识形态为标准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这种制度让皇权可以依靠士阶层作为大一统国家的组织者。用意识形态选官的科举制,把信仰儒家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制度化为国家官员。由于科举制构造的官僚机构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有效防止了官僚世袭演变为贵族领主。而儒家意识形态中维护皇权和天下大一统的信念,促使儒臣官员主动遵从中央的皇权。依靠意识形态整合力,中央政府让统治辽阔地区官员之间的互相合作,从而防止分裂。此外,官员的高度流动,表明中央皇权对官僚控制的有效性。
然而中国封建社会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又是如何深入到基层的呢?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县以下的地主乡绅自治的中层组织方式。地主士绅与政府合作,帮助政府执行管理农村之功能。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之士绅多是接受儒家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士绅阶级均以儒家意识形态原则行事,与政府有效合作。在政府管理基层的事务中,地主士绅均起着地方领袖的作用,而官方则以的特权,作为对他们为政府效劳的回报。“官于朝,绅于乡”,乡绅自治,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组织中层和上层官僚机构有效地衔接整合,实现了民情民意的上传以及官府意志的下达。
另一方面,家族也同中层以及上层社会进行了有效连接。宗法家族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儒家伦理构建了宗法家族与家庭的组织原则,有效地消解了宗法家族组织与国家组织的对抗。所以国家与家庭是并行不悖的。这样中国的宗法组织有两个特点,一是宗法组织内部上是一个俨然独立的小型社会,族长能够决定财产的支配以及家法的执行等等,二是本组中辈分高名望好同时文化水平高的人担任族长,因为族长同时担任着政府所赋予的一定的权威和职责,比如监督同族人完成赋税任务,还有政府下派的社会管理实务。
这样中国封建社会就通过上层国家机器――大一统官僚机构到达每一个县,再以士绅自治为中介,最后由基层宗法家族达到每个家庭,实现了一个超级农业社会之整合。在这种整合模式中,国家官僚机构、乡绅自治、宗法家族三种组织层次,均认同儒家意识形态,实现了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一体化。①金观涛称这种一体化结构为之为“宗法一体化结构
”,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能维持整合两千多年的原因。
三、宗法一体化结构与地主经济的耦合――王朝周期性动荡的解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组织得以存在的基础都是经济所提供的物质资源,社会组织结构不相同,其经济系统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与“宗法一体化结构”相适应的经济结构是怎样的呢?
整体性的官僚机构要为其冗繁的行政以及军事提供支持,这就需要大量的税收。同时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要有大量的军队及其服役者。在传统的农业经济,要想有足够的税收以及服役者和劳动力,这些要靠自给自足的农民提供。所以,大一统官僚机构要运行下去,必须有大量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以及半自耕农。中下层组织要想存在,必须有其得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所以家族要提供其管理社会中的成本支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以上两个组织都是国家权利的延伸,但是关键都是在农村,政府不会拿出钱来支持他们。跟一般人的认识不同的是,中下层的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正是因为有地主,所以土地才可以自由买卖不受限制,在这里乡绅不仅在地方起到领导作用,更是富裕的乡村精英。整个社会组织是一个三角形,中下层组织远远大于上层组织的规模,所以在农业经济中,农业生产的大部分要用于中下层组织机构。
自耕农、佃农、地主等成分组织构成的地主经济,供养一体化组织的三个层次。为了保证地主经济的稳定性,需要严格保持地主经济形态,地主和自耕农必须有适当的比例。当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自耕农急剧减少时,国家税源、兵源也将随之骤减,这时为了维持一体化官僚组织生存,税收和劳役又不得不加到土地日益减少的自耕农,甚至是无地佃农身上,农民的负担就会随土地兼并而不断加重。
②地主和政府给农民的压力达到一定限度,这时候必然引起农民起义。这一点从自耕农数量上可以得到印证。在一个新的朝代刚刚建立的初期,自耕农的数量达到六到七成,但是到了王朝的后期,自耕农的数量到不了三成,进而导致了社会的崩溃。
除了上述的农民和地主的比例适当外,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也要结构合理。官僚机构是社会管理的主要力量,为维持社会上层组织的稳定。作为治所的郡县稳定繁荣至关重要。城市只是官僚组织所在地,地主和士绅他们大多数住在广大的农村,这些人才是农村基层管理的重要力量以及主体。所以在这种一体化的制度下,农村要成为重中之重。儒生生活在农村中,以耕种为生,乡村首先是士大夫所关注的中心,也是培养了管理社会阶层(士阶层)的温床,为了实现上层官僚组织管理的扩大化和延伸,儒生们必须住在乡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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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破坏者和重建者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6期“冷眼”栏目。
　　作者：潘飞，北京大学。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清代戏曲作家孔尚任代表作《桃花扇》中的这段唱词常被后人引用，楼起楼塌，要么影射见不得别人好的酸葡萄心态，要么表现将世事看透后的大彻大悟。风水轮流转，花无百日红，岂止是东方禅学中讲究大道轮回的深理？其实，西方人也有一个摩天大楼定律：摩天大楼建成之时，就是危机开始之日，随时存留着倒塌的危险性和可能性。
　　以“楼”为喻体，大抵可以映射历史各朝各代，社会各方各面，甚至个人各时各期盛败兴衰的发展“铁律”，实在精妙不过。造楼，从工程学来讲，须讲究建材的精良，设计的妙思，修筑的手艺，工程的质量……凡此诸种关键要素，缺一不可。一砖一瓦，皆讲究用心。所谓高楼平地起，“基础”打得是否牢靠，将决定整座楼存留的时间长短，安全牢靠与否。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帝国，到满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被赶出故宫，中国封建社会就像一座参天大厦，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了几千年，虽然屡屡招致内部腐化、外敌入侵等内外交困的强力破坏，屡经楼塌又楼起的轮回，却始终呈现出百足之虫般的顽强生命力。
　　著名学者金观涛、刘青峰的“社会超稳定结构”学说从系统论和功能论的角度出发，阐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不时出现动荡，周期性的王朝更迭也不足以化解由政治、经济、文化互相耦合而成的社会结构的停滞性。古代农民起义再气壮山河，也只能视为周期性震荡，并无伤及封建体制的筋骨，中国封建社会这个“超稳定结构”具有的免疫系统、自我修复功能，均令其展现出巨大的保守性和恒久性。当然，这种社会结构也是脆性的，即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出现偏离，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崩溃瓦解，造成贫民为了生存而纷纷起义造反。因此，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不得不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对系统进行负反馈调节，消除各子系统对适应态的偏离，便对社会实行了全面“强控制”，加强对人身关系的盘剥和监控。其结果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固化和呆板，另一方面给官民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和引爆埋下了导火索。特别是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官僚和利益集团)在王朝鼎盛时期为满足其贪欲而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盘剥，越发会加重并激发社会结构中隐藏的矛盾，甚至导致任何试图拯救王朝的“变革”反而会加剧社会危机，使崩溃之日提早到来。因此，作为另一种调节机制的农民起义，便要发挥着剑与火的作用，竭尽全力斩破长期束缚和压榨他们的宗法一体化机构。
　　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作用之强，都是世界史上罕见的。当然，农民起义的发生大大消除了社会结构互不适应的因素，中国封建社会得以自我修复并重新统一，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有新建设”，中国封建王朝具有“死而又育”的机制，即农民起义虽然推翻了旧王朝，可新建王朝从社会结构上来看几乎是旧王朝的翻版，从政治理念和手段上来看，并没有出现创新，难逃被下一代的农民所推翻的命运，也就是说，夺取胜利果实后的农民起义军逐渐演变成了他们起初反对的那种人，从“反对党”沦为“被反对党”，从“终结者”到“被终结者”，这条颠扑不破的演变规律是值得深思的。
　　按照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才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当然，如果只是把“创造”二字简单理解为从“无”到“有”的直线过程，未免会陷入偏颇和狭隘的“历史观”中。事实上，历史的创造同时包括无数王朝的“倾覆”和“重构”，都由普通人来完成。旧王朝被推翻，新王朝顺势交棒接力，后朝往往就在前朝大厦垮塌的遗迹上重起炉灶，并无新鲜模样。这就像当代中国农民，拥入北京、上海等城市后，不仅作为建设者参与到新楼的修建过程中，强拆工地上挥舞铁锤的人群中，也常见他们的身影。那么，按照顾伯冲在《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中的观点，他讲究须从“人的立场”去看发起农民起义的那些“泥腿杆子”，人作为第一要素，是“历史”这栋楼的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甚至是破坏者――楼起，抑或楼塌，命运前程始终为“人”所掌控――人的情感、价值观、智力、秉性、恶习等皆对历史的走势产生巨大影响。人为何热衷于造楼，又热心将其拆毁，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便可突破所谓历史研究宏观和微观视野的圈囿，另辟出以“人的立场”为基准线的文明史观。如此，历史仍然是个小姑娘，却不任人打扮，而是时而玲珑有致，时而血肉模糊，总之，是“人化”的事件的复合体。
　　从正面来看，任何社会制度的制定或设计，皆以“人”为管束、服务对象，从反面来看，作为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和主体，人民群众既主导社会革命，还发起社会改革。社会革命、社会改革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从本质上来说，“矛盾”就是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缔结的以生产资料的占有，生产成果的分配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甚至社会关系出现的摩擦、对抗甚至决裂状态。并不是自发的调节，而是这种“矛盾”积攒到一种程度后，人的集体性爆发。
　　就是这样一群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造反者，哪怕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坐上权力宝座，却是换汤不换药，常常暴露出诸多人性的局限和弱点。不过是同一个人，钻到了不同的戏服里，纵然打扮乔装，可演着演着，仍难免露馅。从他们造反的初衷来说，除了挣脱死的威胁，其对富阔、权力、女色的向往，令其起义目的的纯度大打折扣。起义者对于生灵的涂炭，对于文明的毁灭令人心寒……总之，人性中的种种“恶”和“野”经由战争的推手，被无穷放大，无论是起义领袖还是普通参与者，他们无不集体表现出狂热、糟乱、粗暴、自私、见好就收、一哄而上如此种种劣等的社会人格，他们的加入，不仅没有净化政治风气，反而使得小农意识、草根特性、赌徒性格、窝里斗、目光短浅等民间恶习被带入庙堂，使得中国的官场更加浑浊、混乱。因此，他们本应作为革新者推进时代的进步，却反而滞缓了社会进化的步伐，令早于西方700年进入封建时期的中国却整整晚了400年才从天朝梦魇中摆脱出来。
　　“百姓嗷嗷苦横征，庙堂谁复问苍生。”我们常常以为能创造历史，却不幸被历史左右命运，受其迫害；我们常常以为能参与历史，却总是成为看客。历史的更迭貌似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治周期循环率，其实，起关键作用的终究不是天意和命运，而是一代一代的历史参与者和见证者本身。就中国的农民起义者们来说，他们一方面以血肉之躯间歇性地斩断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却没有伤筋动骨，一方面又化为黏合剂，把被他们的矛枪戳破撕碎的这具腐朽之躯重新粘接起来。无论是破坏者，还是重建者，他们总是试图改造历史，反过来却最终被历史所讨伐和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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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构建多元时代的公民道德规范体系 ――从旧“五常”到新“五常”　
　　推进公民道德发展必须遵循正确的策略。社会或社会发展的某种特殊时期被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道德称为基德,因为这些德性又是其他诸德发育及其合理性的基础,因而又被称之为母德。中国古代的“五常”及当今时代的新“五常”是统摄社会道德的最基本的规范。构建多元时代公民道德规范体系要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规范相协调。多变时代应该培育人伦关系的精神性、平等性和信任性,做到信念与制度的内外双修。
　　一、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德或母德――旧“五常”
　　一般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德或母德是“三纲五常”中的“五常”。如樊浩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德或母德是所谓仁、义、礼、智‘四德’,或仁、义、礼、智、信‘五常’,它们形成一个有机的德性体系,并与中国传统文明的经济社会状况构成一个有机的文化生态。”
　　在中国历史上,“五常”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它先是由孔子提出,再经孟子,最后由董仲舒发展而成的。此后,“五常”就“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的核心因素,在华夏神州已影响人们两千多年,贯穿中华伦理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中,成为民族精神的构成元素,成为全世界华人文化的根”。
　　孔子曾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智”,亦作“知”。孔子认为仁智勇互相联系,特别是“仁”与“智”的关系尤为密切。孔子曰:“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但以仁为根本,“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孔子又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曰:“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而在上述两个道德体系中,均少不了“仁”字。综观整个《论语》,共11705个字,而“仁”字一共出现109次,足见“仁”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
　　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取了“仁”、“义”、“礼”、“智”,构成了“四德”或“四端”。一次,孟子就人性善恶问题发表意见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董仲舒在“仁义礼智”的基础上又加入“信”,并将它们视为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谓之“五常”。董仲舒曰:“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书?董仲舒传》)应当说,董仲舒的“五常”论与“五行”说是密切相关的。所谓“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尚书?洪范》)董仲舒十分推崇“五行说”,并与阴阳理论相结合,形成独特的阴阳五行理论。他甚至用“五行”与“五常”配对来说明“五常”的重要性。董仲舒曰:“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
　　董仲舒除了首次概括了“五常”外,还首先提出了“三纲”,后来东汉经学家马融将“三纲”同“五常”相提并论,合称为“三纲五常”。自此,“三纲五常”作为道德信念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作为概念则一直沿袭至今。“五常”的影响之所以能够达到两千年,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从孔子提出“三达德”或“仁义礼”,再到董仲舒“五常”的概括,前后经历了400年左右的时间,这一理论变得越来越完善,已经经受了比较充分的时间考验和实践检验,因而具备比较强的生命力。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生活的共通性及其真谛。比如“仁”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原则,而人类社会不管发展到哪个阶段都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而“仁者爱人”不管放到哪个社会,即使不能完全适用,最起码也是可以部分适用的。其他几个原则也具有如此品性,因而能够超越一定的时空限制。三是历代统治者的强力推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君为臣纲”都是最高的政治原则,也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君为臣纲”的基础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合称“三纲”。而“五常”与“三纲”是结合在一起的,且是“三纲”的道德基础,因而历代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推行“三纲五常”。四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在两干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一直在发展变化,但其社会组织结构始终处于不断重建和瓦解的震荡之中,并没有发展到新的结构中去,因而保持了一种巨大的稳定性。而这种超稳定性与“五常”的稳定性是相辅相成的,即社会组织结构的超稳定性决定了“五常”的稳定性,反过来,“五常”的稳定性又加固了封建社会组织结构的超稳定性。
　　二、现代中国社会基德或母德的突变――新“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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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doc 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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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金观涛、刘青峰
　　　　　　　　　　　　
史学领域的新探索
　　还是三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位朋友那儿读到一篇论文打印稿。它就是现在这本论著的雏型：《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当时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它有股迷人的魅力；进而对作者这种大胆的探索，表示由衷的叹赏。与那篇论文相比，现在这本《兴盛与危机》分量已多了好几倍，但读了它，依然会使你耳目一新。
　　一部学术论著，我说它“迷人”，是否有点不伦不类？其实，科学上任何创新的价值固然是在它能给人更真切的知识，但它最先打动人的往往是让人领略到一种美的快感。美学上有所谓“以美引真”的说法，我的这种感受是否就是这个道理？这部论著从结论到方法，都是以往一些史学论著未曾道及的，对于象我这样一个虽与史学有缘而又没有八门的人，读了以后有种闻所未闻的新奇感，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值得庆幸的是，事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这种感受。现在史学界围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正在热烈地争论着。这场争论的引发点，就是作者那篇论文的发表，把这个非常困惑人的老问题向人们重新提了出来。与二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两次讨论相比，目前的讨论中已有不少论述把这个问题的探讨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不再满足于引经据典，而是放开了视野，从历史整体的宏观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初露的势头，却也非常令人可喜，而这一特点在这本论著中则是最为突出的。作者充分吸取了前人和时贤研究的成果，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看法：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这就是它能长期延续的原因。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对“超稳定系统”这个说法，当然只能褒贬随人，可以继续讨论。但作者这种从历史整体观上解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综合的探索，这同那些单纯从某个局部、某个方百去寻究历史演变的终极原因相比，在方法论上不能不说是个长处。
　　说到方法论，就使人想到我们的历史研究，许多问题，许多人物，在我们史学家的笔下，时而肯定，时而否定，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虽则肯定或否定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但人们不免狐疑：难道历史研究的目的仅限于此吗？何况这种肯定或否定虽是截然对立，但从方法论上深究，它们往往又都是从同一原则出发的。历史科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的。现在有些被称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很难说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本中讲的有什么两样。历史研究中这种原理化倾向，非但没有给理论增添什么光彩，反而使一部分人丧失了对理论的信心。现在有些同志埋头于史料的整理和考据，而不屑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多少也是对这种倾向的反抗。虽然这样做并不能真正克服这种倾向但空喊重视理论也同样于事无补的。理论本身也应该发展，研究方法更需要改进。
　　目前我们的历史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描述和议论的方法，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往往满足于作一些定性的判断。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不过时隐时现地在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徘徊，更不用说有意识地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了。难怪有人说我们的历史科学还停留在古典科学的时代哩！可怕的倒不是我们目前暂时落后的现状，而是满足于这种现状，维护这种现状。现在这本论著的出版，能不能给这个现状打开一个缺口？至少它是第一次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并从实践上为我们作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这件事的意义恐怕要远在它的结论之上。
　　作者在这本论著中运用了控制论、系统论和数学模型的方法。我完全相信作者说的，这些方法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神秘。不过目前不少同志对它们都还是相当生疏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面对这种状况怎么办？抵制它，用一项“西方资产阶级货色”的大帽子堵住它？这是我们相当熟悉，也是屡试屡败的老办法。鲁迅有篇随感录，题目叫做《来了》。大意是说中国人遇事总是不问虚实，不究底蕴，只要听见有人说“来了”“来了”，就都闻风而逃，最终难免上当。它的用意是在揭露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盲从和自大。盲从造就对已有事物的迷信，自大助长了对新鲜事物的抵触。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吃过这种盲从和自大的苦头，虽然健忘也是某些人的特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谁也不愿再来充当一次现代堂·诘诃德式的英雄罢。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现代科学方法，包括控制论、系统论，它们只能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中引用现代科学方法，这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同志，也不曾有超越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不切实际的奢念。这本论著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令人费解的倒是，恰恰那些一提现代科学方法就摇头的同志，却总要在现代科学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划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如果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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