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转载]事实再次证明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对女性最好的保护
最近广州某个女学生到新疆旅游，死在荒野，留下母亲孤独终老，可谓人间惨剧。近年这种未婚独生女客死异乡的新闻屡见不鲜，惨不忍睹。比如韩国《中央日报》就报道过，一名25岁的中国独生女到韩国留学，在与韩籍男友交往的过程中意外怀孕，堕胎手术中因医生操作失误致其陷入脑死亡状态。母亲将女儿送去火葬前，写了一封亲笔信，同意捐赠女儿器官。从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汉族失独家庭的悲惨命运。信在网上能搜到，就不放上来了。
在以色列、俄罗斯、白俄罗斯、蒙古、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实行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三位一体的科学民族主义的国家，绝不会发生这种独生大龄剩女客死异乡、把悲伤留给父母的人间惨剧。首先这些国家不鼓励女性出国留学或到外地旅游，而是鼓励她们早婚和多生，早早嫁给本族男人生孩子。别说25岁未嫁，20岁未嫁也都成了“过期蛋糕”，俄罗斯的女性14岁就能结婚，而在蒙古，一般会让男孩出国留学，而让女孩留在国内早早嫁人。在中国，多数失独家庭的母亲已经过了45岁，不能再生育，所以我们看到了那封信里女孩母亲字字带血的哭诉。再次，在男权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的国家，婚前性行为和堕胎都是被严禁的，更不可能发生本国女人被外国男人草了之后被抛弃然后去堕胎这样的事。最后，这些国家都反对本族女人与外族男人交往，在俄罗斯、以色列、蒙古，你敢公开和当地女人交往，脑袋就等着挨拳头、石头甚至枪子儿。
所以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既保护广大女性，也能防止她们的父母成为失独者。至于军国主义，当然就是为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披上坚硬的外壳，让它们不仅仅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叫喊，能用飞机、坦克、大炮和导弹实现“看得见的正义”。所以真正的民族主义，也就是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三位一体的科学民族主义，又称科学爱国主义，是对女性最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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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权主义与女性意识的融合
　　 内容摘要：托马斯?哈代（Hardy），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他是一位多产而优秀的作家，作品擅长人物复杂心理的描摹，尤其以强烈的悲剧精神和命运感著称。一方面，作为一名以男性的观察视角来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家，哈代未能摆脱十九世纪末男权意识对文学中女性人物的定式;另一方面，哈代又赋予他笔下的女性以大胆的反抗意识与独立自主的勇气，此文正是从哈代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悲剧精神与命运感入手，探讨哈代笔间所渗透的男权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意识并存的矛盾风格。 中国论文网 /9/view-6910157.htm　　 关键词：哈代 男权主义 女性意识 悲剧 命运 　　 在英国著名小说家托马斯?哈代（Hardy）的大量小说中，哈代是带着一种“男权主义”的有色眼镜去讲述一个个女性的悲剧故事的，而作者的这种显性色彩，又被他巧妙地转化为用一种无法抗拒的命运感，来作为他书写女性表现女性的“挡箭牌”，实质上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书写。同时，笔者认为，在哈代的小说作品中，除了处处可见的男权主义思想，更渗透了作者将两性关系紧紧地定义为“原配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这样一种爱情观婚姻观，因此，不论是“出轨者”还是“插足者”，在他的笔下无一不是最终受到严厉惩罚的。然而，也应该看到，哈代笔下的悲剧女性，绝不仅仅只是男权主义统治下的“葬送品”，她们皆具有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并且敢于反抗，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主要是从哈代小说中所体现出的“悲剧精神”可以看出的，悲剧便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①，哈代正是要通过这一曲女性命运的悲歌，发出自己对“女性自由与权力”的赞成声音。由此我们可以说，哈代的写作，实际上是融合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用充满矛盾冲突的笔调来进行的，这边是 他小说中男权主义与女性意识的结合。下面，笔者愿意具体阐述自己的观点： 　　 首先，从哈代小说中令人无法抗拒的命运感讲起，这一方面主要显示出哈代精神世界中的“男权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 　　 哈待用自己独特的男性视角来讲述一个个合乎逻辑、似乎都“命中注定”的故事，比如哈代最著名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中，女主公苔丝似乎命中注定要在与安琪相恋之前，被自己的假表兄强奸而失贞，最终失去了自己本应得到的幸福生活，而当安琪最后回心转意来找她时，她却与自己的假表兄早已成婚，最终因杀害自己的丈夫而被处以绞刑，这都显示出用男性中心的观察视角去描述一件“命中注定”的事情的作者哈代的精神世界。又如在《一个富于想象的女人》中，热情大胆地追求“越轨之爱”的埃拉这位女性，一直到她的心上人诗人“特雷威”死去，都没有机会与其相见，可以说，这简直是命中注定的让人也只能无可奈何的事，但是我们也由此可以窥见作者对于“出轨”这一现象的看法，显然，作者是反对女性出轨的，反对女性做出不忠于自己丈夫的事情的，也许有人会和埃拉一样天真地以为“要是他了解我――了解我――我！”也许结局会真的不一样，然而，笔者认为，在独具男权主义精神的哈代笔下，就算是埃拉最终见到了“特雷威”，他们两人的命运也一定是以悲剧收场，这从哈代的其他关于“出轨”小说中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如《艾丽西娅日记》中，宁愿背叛自己先前的婚约，不去娶艾丽西娅的妹妹卡罗琳，而是大胆表达自己对艾丽西娅的爱情的查尔斯，最终“意外死亡”（其实这里的“意外死亡”很难说不是作者的故意安排），又如在《干瘪的手臂》中成为第二任太太的洛奇太太（可以说是“插足者”），命中注定无法过上自己向往的幸福生活，而且最终“受着身心的双重打击”而死去，而抛弃自己的妻室儿女的格特鲁德也死去，这就充分说明了，在哈代的观念世界里，“背叛者”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是会受到命中注定的“惩罚”的。再如《一段纯粹的插曲》中的巴普蒂斯塔这位女性，在赶赴家乡与商人成婚的路上，被耽搁在彭热尔（当然这也有巴普蒂斯塔自身的原因），这显然是作者故意安排的“命中注定”，于是巴普蒂斯塔按照命运的安排与查尔斯相遇甚至草率地与之成婚了，于是，在作者的批判下，背叛婚约的巴普蒂斯塔失去了自己的心上人查尔斯，并最终过上了自己最不愿过的生活――教丈夫的前任妻子留下来的四个女儿读书，因为巴普蒂斯塔选择与老商人成婚也是因为不愿当教师，可是可笑的命运还是不愿放过她，然而，面对这样一种苦闷的生活，作者哈代却有意安排了一种令人欣慰的结局――“最后她们竟在她与丈夫的兴趣之间形成了一个意外的连接点，使这一对夫妇至少产生出一种纯正的友谊”，不得不说，这也似乎是因为作者观念意识中“原配至上”的男权主义思想的反映。哈代小说中的“命运感”，在其作品中也有更加明显的直接体现，比如在《晚到的骑兵》中，塞利娜曾这样感慨道：“有一种阻碍我的奇怪命运笼罩着我，有时我想！”又如在《一段纯粹的插曲》中，巴普蒂斯塔在思考自己的婚姻问题时，“她也不妨接受命运的安排，嫁给父亲的老邻居和富裕的朋友，随遇而安算了”，从这里我们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渗透在哈代小说中的“原配至上”的命运感以及男权主义观念。 　　 然后，从哈代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悲剧精神讲起，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哈代笔下的悲剧女性身上，显示出哈代写作时所拥有的“女性意识”，即女性追求自由、平等与爱情的权利意识。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②。这一句话在哈代的爱情小说中的到了充分的证实与发扬，所以我们可以说，哈代将这么一种可歌可泣的悲剧精神大量赋予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女性人物身上，那么，这一群女性形象在他心目中一定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了，而他所进行的悲剧性的书写，这是从另一方面颂扬了女性的大胆热情与对自由和爱的渴望。这一方面在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中有着最淋漓尽致的表现，苔丝是作家塑造的一位勇敢的单纯的可爱的但又不幸的女性形象，面对家里的窘迫，她愿意踏踏实实的劳动，面对父母亲逼迫她去假亲戚家攀亲以谋求物质供给，她从一开始的反抗到最终顾及家人而屈服，在被假表兄诱奸后，她毅然决然离开了德伯家，而且在她的孩子早夭之后，她自己选择了一块“圣地”下葬并做出自己的祷告，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她的反抗意识与独立自主精神，接着，她选择在奶牛场用劳动改造自己，与安琪相恋结婚之后，被安琪抛弃的她并没有绝望，而是重新开始劳动的生活，这些都表现了苔丝的乐观、不屈服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后来，苔丝甚至为了回到安琪身边而杀死自己的丈夫，虽然被处以了绞刑，但苔丝这样一位浑身充满魅力与勇敢的丰满女性形象震撼了欧洲文坛。哈代正是运用了壮美惨烈的“悲剧精神”，使得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女性意识觉醒的开创意义。
　　 当然，在哈代的其他小说作品中，这种与作者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搏斗纠缠的女性意识写作，也同样讲述了一个个关于女性意识的生动故事。比如《待用的晚餐》中的克里斯廷，宁愿在丈夫贝尔斯唐的阴影下与自己的旧情人尼古拉斯继续交往，但他们又不能合法地结合在一起，最终只能用一种不是婚姻的关系平淡生活的悲剧结局，这就表现出了作家对女性追求爱情、只愿与心上人长相厮守的女性意识;又如《晚到的骑兵》中，女主人公塞利娜为了重新回到旧情人的身边，宁愿放弃眼下的婚约，不顾一切地要与克拉克在一起，最终却发现克拉克早已成婚，只是为了躲避妻子的责骂而逃出家门，至此，塞利娜悲剧地失去了所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表面上是写塞利娜的草率与单纯，实际上透过最后悲剧的结局，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男性的阴险与精明，以及女性的勇敢与质朴，正是塞利娜的“草率”，才更加加重了故事的悲剧性，反衬了男性的残忍，表达出作者对女性渴求爱情的果决引发的女性意识的思考;再如《一个富于想象的女人》中，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家室的女人的“越轨爱情”，但是仔细品味便不难看出，哈代对这一类大胆热情的“出轨”女人的另一角度的评定，我们是可以说埃拉对于“特雷威”由于无法见面所产生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也是社会伦理道德所不容的，但是，哈代在这里正是要反其意而用之，他恰恰是想要通过埃拉炽热勇敢的反抗以及心上人死去的希望落空，用悲剧的手法来向我们展示一段女性追求爱情而不得的心酸故事，投注在埃拉这个热情大胆女性身上的悲剧精神，实际上就反映出哈代潜意识中对“女性意识”的歌颂与赞扬。同样，《艾丽西娅日记》中无法与心上人结合的艾丽西娅，《儿子的否决》中无法嫁给心上人的莎菲，以及《女奶工的浪漫奇遇》中无法与心上人厮守终生的玛杰莉，都是哈代心中大胆反抗、热情可爱的女性主义者，这种意识通过哈代的男性视角也能以“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姿态展现在读者面前，不管哈代的男权主义思想如何作祟。 　　 总而言之，男权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意识这两个水火不容的观念精神，是以一种对立统一的面貌出现在哈代的小说作品中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哈代虽然在充斥着矛盾与纠结的两大阵营进行写作，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对比强烈的观念意识，使得哈代的精神世界更为丰满与真实，由此反映在他众多的组品中，让他成为永远引人关注的作家之一。 　　 注 释 　　 ①②鲁迅著，金隐铭选编.鲁迅杂文精编[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7，第84页. 　　 参考文献 　　 [1]（英）托马斯?哈代（Hardy）著，刘荣跃、蒋坚松译.哈代爱情小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2]（英）托马斯?哈代（Hardy）著，王忠祥、聂珍钊译.德伯家的苔丝[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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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艺谋电影的男权主义倾向
　　[摘 要] 张艺谋电影因刻画众多特色鲜明女性形象，而被解读为以“女性神话”张扬女性意识。其实张艺谋电影总是不自觉地从男权视角表现女性生存状态。影片中男性对女性的毁灭或拯救、女性对男权的迎合与皈依，展示了男权统治的坚不可摧；在影片中，男性总是被赋予生命力、激情、血性、拯救、文明等象征意义；而女性的工具性被反复言说，影片的男性认同倾向十分鲜明。可见张艺谋的“女性神话”有着深深的男权主义烙印。 中国论文网 /7/view-6510810.htm　　[关键词] 张艺谋；电影；男权主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影视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0YJA760021）。 　　张艺谋电影刻画了众多特色鲜明女性形象，《红高粱》中狂野的“我奶奶”、《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压抑的颂莲、《菊豆》中挣扎的菊豆、《秋菊打官司》中倔强的秋菊、《活着》中坚强的家珍……这些在封闭压抑的环境中挣扎，与多舛凉薄的命运抗争的悲剧女性，吸引着研究者将张艺谋作品解读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张艺谋被奉为以电影作品抨击封建传统的战士。甚至有论者认为他的电影以“女性神话”张扬女性意识，可以跻进女性主义话语的潮流。 　　现实却为我们解读张艺谋电影提供另一个方向。2014年电影界最劲爆的娱乐新闻莫过于著名导张艺谋超生事件。张艺谋特殊的身份和影响力，使得这起“超生事件”升级为具有文化反思和娱乐狂欢的公共事件。“张艺谋其人其行实际上是将他在影像中建构的主题亲身实践了一遍：小农社会中国的帝王与男权取向、一个茶壶统领下几个茶碗间的惨烈竞争等等”①――媒体的调侃，使这位艺术大师的形象变得复杂和模糊，也提供多元解读其电影的可能。 　　“每一部电影都是政治的。”“它是体制的意识形态的产品。”②张艺谋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淫文化人。中国传统文化已固化为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2013年张艺谋在接受“为什么超生”的一段采访对话中，可以证实这一点。他说“在我和父母的传统观念里，希望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父亲临终前嘱我，希望能有个男孩传宗接代……”中国几千年来男权统治，对张艺谋的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男权主义不露声色地控制了张艺谋的电影叙事，总是不自觉地从男权视角表现女性生存状态，他的“女性神话”深深打着男权主义烙印。或许研究者对张艺谋影片的解读，正如1987年他给妻子肖华的信中所写 “别人爱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去，我不是为别人活着。再说，别人说怎么说都是扯蛋。”从来就是误读。 　　男权主义（androcentrism）又称男权制（父权制），将男性身体和生活模式视为正式和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张艺谋电影的男权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固如金汤的男性统治 　　张艺谋导演的近20部电影有17部讲述女人故事。从表面来看，女性形象在张艺谋电影中占有重要地位，男性形象或被虚化甚至符号化，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在五个女人的争风吃醋中，惟一的男性形象――陈老爷仅以背影和声音示人；或沦为塑造女性形象的陪衬，《我的父亲母亲》中，故事在母亲的回忆中缓缓展开，父亲成为母亲美丽、勇敢、执著和痴情的陪衬。 　　但判断一位导演对待女性的态度，不在于女性戏份多寡，而在于女性如何出现、是否拥有自觉的女性意识、自由言说的话语权。 　　影片中女性往往以被男性审视、拯救、调教对象出现。“在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和男性主导的电影中，妇女被表现为对男人有意义的形象，尽管它极其强调妇女作为景观的重要性，然而很大程度上，作为女人的女人依然是缺席的。”③从这个意义来讲，张艺谋电影中，作为女人的女人是缺席的。 　　张艺谋的电影故事总是在封闭隔绝的环境里发生。古堡般的十八里坡、封闭的陈家大院、坚固的王城、被围困的教堂……幽闭封闭的院落与古城有着共同特点――由男性统治或管理。这是张艺谋电影特有的符号――男权统治的世界。 　　在此，男权统治被强化到极致。无论男性在场或缺席，哪怕是被弱化为一个声音或是一种回忆的高度符号化的男性，以影射一切男性的泛指性，以生杀予夺的至高权威，强势控制着女性命运。《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从头到尾都没有露过脸的陈老爷造成了视觉缺席，是个典型的符合化人物，剧中只出现他的声音，威严冷酷、无处不在、掌控一切。《菊豆》则用男权统治者身体上的羸弱反证男权统治的强大：杨金山的老迈无能与折磨死两任妻子的暴虐、杨金山的继承者――天白的年幼与杀掉身强力壮的生父（名义上的堂兄）的残忍……强烈的对比中，男权对思想统治的强大力量令人不寒而栗。 　　（一）拯救或毁灭 　　男权统治在影片中具体表现为“男性拯救或者毁灭女性”。如早期作品《红高粱》，这部被誉为歌颂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的经典之作散发出浓烈的男性荷尔蒙气息，男性对女性启蒙与开发、男人通过征服女人来征服世界的隐喻充斥影片，更像一部男性雄风和男性文化的赞歌。高粱地的野合，是男人征服了女人身体暗喻；一泡尿成就一缸好酒，是男人征服世界的暗喻。《金陵十三钗》“二战背景、铁血战士、美国浪子、秦淮妓女、教会女生”煽情元素之外，主线依然是男人拯救女人――在军人、浪子、父亲、男孩的誓死捍卫下，女学生的贞洁得到保全，妓女的灵魂得到救赎。 　　在张艺谋的其他影片中，男性对女性命运的主导性也很明显。残疾的丈夫、胆怯的情人和阴郁的儿子，三个最亲近的男人将菊豆逼上绝境（《菊豆》）；阴暗冷酷的丈夫、胆小怯弱的情人、政变失败的儿子合力将王后推向了死亡（《满城尽带黄金甲》）；老三对静秋的呵护、引导与守候成就了“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山楂树之恋》）无所不知的“老三”，是静秋的启蒙者和拯救者。 　　（二）迎合或皈依 　　女性对男权的迎合与皈依，从另一角度诠释了男权统治的坚不可摧。 　　女性的出场往往是无助和被动，如一件物品，被男性统治者从一个堡垒，交换幽禁到另一堡垒，可悲的是，看不到女性对男权堡垒的抗争与颠覆，更看不到女性突围男权统治困境的方向与路径。只看到女性对男权的迎合与皈依，以男权主义的价值观重造自我――传宗接代是迎合男权的主要手段。颂莲、菊豆、秋菊等的命运都与子嗣戚戚相关……迎合男权的另一手段是情色，“满城尽是黄金乳”、妖娆的让人血脉喷张的妓女、清纯得让人心疼的女学生……满足了男性对女性从肉体到精神不同层次的需求。 　　《金陵十三钗》中，以玉墨为代表的妓女们对男权的皈依，更具典型意义。在男权中心的价值体系中，处女的贞洁比妓女的生命更有意义。妓女们愿意替女学生赴死，用失去贞洁的肉体拯救纯洁的处女、以舍生取义的方式获得道德洗白和灵魂救赎，“处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圣洁，而占领者不践踏到神圣是不能算全盘占领的。所以所有人都在拼命地保护书娟她们，保护我们的尊严不遭到践踏”。 　　当女性对男权的皈依与迎合被反复言说，导演对男权社会的艳羡和眷恋也昭然若揭。 　　一桩往事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张艺谋和他的影片。张艺谋说：“我很早就想为巩俐拍部《武则天》，因为我觉得她有气质去演一个女皇……”封闭隔绝的城、至高无上的王、美艳的王后、相似的“谋女郎”……这就是张艺谋精心打造的电影王国。多年之后，“千万豪宅、金屋藏娇、子女成群……”他的电影王国在现实中上演。 　　二、无处不在的男性认同 　　“男性认同”指核心文化观念关于什么是好的、值得向往的、值得追求的或正常的，总是同男性和男性气质理想联系在一起。张艺谋影片中男性认同倾向明显。 　　影片中男性往往被赋予生命力、激情、血性、拯救、文明等象征意义。《红高粱》中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余占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人物；《我的父亲母亲》里，“读书、识字”的骆老师所代表的优雅美好的文明世界，成为母亲毕生的追求；《山楂树之恋》的“老三”、《金陵十三钗》的贝尔、李教官等男性形象，均被赋予“守护爱情、拯救生命、救赎灵魂”等象征意义。 　　其次，女性工具性被反复言说。女性命运总是与传宗接代捆绑在一起，颂莲假装怀孕获得点长明灯的优待，骗局被识破后，立即被“封灯”，等待她的是暗无天日死水般的绝望。菊豆是花重金买来生儿子续香火的工具，如她不能传宗接代，就会像杨金山前两位妻子一样被虐待折磨致死。秋菊与村长的恩怨源于“断子绝孙”的咒骂，村长踢中秋菊丈夫的“子孙袋”激发了矛盾。影片中极少涉及女性的母性。孕育的惊喜、哺育的甜蜜、母亲对孩子的爱等统统被过滤，只选取了对男性统治者具有意义（也是导演最关注的）――怀孕和儿子。传宗接代是张艺谋的隐痛，“父亲临终前嘱我，希望能有个男孩传宗接代……”很长时间，体制内的张艺谋只能通过影片宣泄对儿子的渴望――在《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菊豆》《秋菊打官司》《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家族的第二代几乎都是儿子。 　　雷纳逊说：“导演赋予剧本思想以血肉和生命，他使用了自己的感情、经历、感受和思想的素材，通过作为他的表现工具的人和机器表现出来。”④导演的选择隐晦地透露出对女性的态度，多年后这种态度在现实中得到印证――曾经只能在电影中实现的“儿子梦”，张艺谋最终以745万巨额罚款得以在现实中实现。那个与之同居10多年，生下3个孩子的女子，是否被赋予生育工具之外的高尚意义，外人不得而知。 　　其三，男权认同钳制着女性意识。 　　张艺谋影片对男权世界的批判是自觉的。如用麻风病、性无能等巨大缺陷来暗喻男权世界的病态。但他的批评带着鲜明的男性认同烙印。因为影片中女性的反抗反证男权认同对女性的钳制。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子辈”说明了这一点。被幽禁在男权堡垒的女性不自觉地选择男权世界的“子辈”来拯救自己，笛声悠扬、俊朗倜傥的陈家少爷、英俊神勇、为母起兵的二王子元杰、健壮朴实的侄子天青……为女性带来了温暖和希冀。然陈家少爷的退缩逃避、元杰忠孝难全的自杀……将女性重新打入男权堡垒。在男性认同的钳制下，女性的反抗是毫无意义的。 　　沃尔夫林说：“不同时代产生不同艺术……个人气质、时代精神或民族性格这类作为重要成分的条件，这些条件决定了个人、时代、民族的风格。”⑤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导演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批判精神、他的美学特征、他的中国特色……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精彩。男权主义倾向是几千年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在影片中烙上的鲜明印记，对张艺谋如此，对整个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也是如此。对张艺谋电影男权主义的分析，不是为了批判，是为了审视、修正，为了更多更好的影视作品。正如张艺谋所希望的“把艺术还给世界，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自己”。 　　注释： 　　① 王小元：《双面张艺谋》，《时代人物》，2013年第7期。 　　② 索海姆：《激情的疏离》，艾晓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 　　④ 雷纳逊：《电影导演工作》，周传基译，北京电影学院，1979年。 　　⑤ 沃尔夫林：《美术史的基本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简介] 薛胜男（1973― ），女，湖南益阳人，文学硕士，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与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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