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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分裂势力的危害及治理对策
当代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当代中国为解决国家与少数民族地区关系而建立的一项基本制度。但由于历史遗留、各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不均衡和传统文化差异，以及境外某些敌对政治、宗教势力利用民族问题挑拨国内民族矛盾，我国一直面临着以“疆独”、“藏独”为代表的西部民族分裂势力的严重威胁。本文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探讨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分裂势力的危害，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对策。　　本文包括引言、主体内容和结语，共五部分。　　引言阐述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成果进展、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课题的重点、难点可能的创新点。　　第一部分:界定民族分裂势力和中国西部民族分裂势力的基本概念，论述其主要表现即达赖集团为代表的“藏独”和热比娅为代表的“疆独”势力，分析中国西部民族分裂势力的的历史渊源与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日本等一些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分化、演变以及全球化等现实背景，探讨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分裂势力的重要特征。　　第二部分:探讨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分裂势力的危害。民族分裂势力的危害主要表现为威胁多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破坏我国经济建设、传播分裂思想、危害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等方面。　　第三部分:提出中国西部民族分裂势力的治理对策，这主要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和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完善西部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以及塑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结语部分，在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论文提出:只要我们深刻认识以“疆独”、“藏独”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分裂势力的历史渊源、演化过程、国际背景、最新特征和严重危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整体化、系统化、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建设，实现内政、外交和军事的协调配合，我们就一定能够彻底粉碎西部民族分裂势力的任何图谋，夺取反分裂斗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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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我国的名族政策是什么？民族基本原则是什么？如何看待，民族分裂势力如疆独
全部答案（共1个回答）
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从这前后两个八十年的比较中，，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民族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在当代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的一个重大问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会地位、物质相关信息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从这前后两个八十年的比较中，，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民族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在当代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的一个重大问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这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八十多年的比较中，以及外国处理X族问题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不断推动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发展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动民 族工作实践的发展。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崭新的民族理论，全面总结和系统概括 了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主要包括：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不断增多，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要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少数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不断巩固各民族的大团结；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X小X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作出贡献；X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与问题交织在一起，在处理X族问题时要注意贯彻党的政策。这些基本观点形成的形成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论在中国发展的过程。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X族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才开创了我国X族工)作的新局面。而这一切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发展。二、科学阐明了民族问题的内涵，的根本的途径能否对什么是民族问题给予回答，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怎样解决X族问题以及!能否解决好X族问题，因而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关系。”这一科学论断，把“发展”的范畴(入民族问题，是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上的最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突出的为我们正确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正确观察和研究当前民族地区存在的各种困难和矛盾，进而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明确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同繁荣。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有一亿多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自治地方占土面积的64％，西部和边疆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决定了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我国，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全国实现了现代化，没有个民族的共同振兴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纪之交，党中央在“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关系全国发展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X疆稳定，关系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战略任务。十六大明确要求，西部大开发要在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实施西部大开发，就是实施民族地区大开发；实现西部大发展，就是实现民族地区大发展。西部大开发明确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处理好民族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进一步指出我国的民族问题必须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义的全局中来解决，解决好民族问题又有利于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民族地区困难和问题的关键。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各族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现阶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中央的一项基本方针，也是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首要任务。加强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坚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三、鲜明确立了做好民族工k作的指导原则，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根本保证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长期形成的关于X族问题、民族工作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必须始终坚持和全面贯彻，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他强调要始终坚持和贯彻以下重要指导原则：其一，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认识我国多民族的国情和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根据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和规律，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正确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其二，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观念，促进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其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切实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坚持因地制宜、因族举措、分类指导，制定并实施符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政策措施。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X。其四，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坚持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不断改善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其五，坚持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各族人民利益，依法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坚决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在民族工作中，坚持“两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一主题，体现了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体现了以人为本这一核心，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一基本要求，体现了统筹兼顾这一根本方法，是科学发展观在民族工作上的具体应用和生动体现。在当代中国，抓住了这一主题，就抓住了新形势下正确处理X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就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不断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两个共同”主题的实践要求，就是民族工作必须是发展和团结两手抓。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团结是硬任务，是第一职责。民族工作首先是做好协调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的工作。只有抓好了团结，使民族关系融洽和谐、社会稳定有序，才能服务好发展这项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没有团结稳定，一切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总书记突出强调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具体部署上，都要切实把促进民族团结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当前民族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仍然是民族问题的集中表现，是实现平等、团结、进步的最大障碍。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民族地区一切困难和问题的关键，是解决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民族工作要通过推动和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民族团结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
极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不断抬头，疆独、藏独、港独的势力在某种不正常的环境中得到营养并滋生
　　南北相望，形成遥相呼应之势。若处理不当，一旦和国内不满情绪的力量发...
我国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1）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
（2）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3）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政策；
（4）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名族吊顶的优势在电器，铝板不是他的强项，更何况吊顶最核心的地方还是电器部分，扣板只能起到装饰作用。
整体装才省心，你买扣板要看龙骨，顶都靠龙骨支撑，龙骨差了起不...
我国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有1亿多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西部和边疆地区绝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一基...
答: 东莞有没有免费的孕检项目呢？我们出来打工的钱不多，生个孩子实在负担不起。
答: 啥热点？没有看见。
答: 要有耐心，等。
民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统治者给民主；第二，民众会利用民主。这里的第二条也很重要：你想想，假使（现阶段）在中国直选总统，那一个候选人能过半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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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疆独的意识形态分析
　　编者按：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我国各族人民坚决反对“疆独”等分裂势力，这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维护祖国统一的重大政治任务。本文从学术角度，介绍并分析与“疆独”问题相关的若干情况，提供给广大干部作为认识和把握反分裂斗争的参考。 中国论文网 /1/view-1536458.htm　　突厥(Turk)之所以能够从一个纯粹的历史名词演变为一个带有较强蛊惑性的政治概念，并且被当代的疆独组织用于破坏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对祖国大家庭的归属感，首先起因于西方的少数突厥学研究者片面夸大了某些操突厥语族语言的现代民族在历史、文化和语言上的共同性。受其影响，在中亚和西亚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以强化“突厥族意识”和建立“大突厥斯坦国”为宗旨的泛突厥主义思潮。近几十年来，疆独势力进一步将这股思潮与国际上流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单一民族至上论掺和起来，充当其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重要依据。因此，为了从思想源头上肃清疆独的影响，本文将通过梳理它与泛突厥主义、西方突厥学研究、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和西方反华势力之间的理论渊源，进而对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危害及其国际背景作出客观分析。 　　一、疆独思想与西方突厥学、泛突厥主义的关系探源 　　长期被疆独势力奉为圭臬的泛突厥主义是一股源自境外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潮，其最初目的是把世界上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从亚得里亚海直到中国”的突厥帝国。这股思潮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的一批法国、德国、英国、俄国、匈牙利和土耳其学者进行的突厥学研究及其得出的一系列片面结论，如他们提出的“突厥文化共同体”、“突厥语言共同体”概念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突厥文化优越论”等。(陈延琪等：《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历史上的突厥曾经是活跃在中亚地区(从叶尼塞河上游至阿尔泰山以南)的一个游牧民族。在南北朝后期(6世纪中叶)，古代突厥人曾在我国新疆和蒙古高原一带建立过松散的奴隶制汗国，但是这个汗国很快于583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唐朝初年，东突厥和西突厥先后被唐朝大将李靖和苏定芳的军队所灭。此后，突厥的一部分与当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另一部分则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后来土耳其人的来源之一。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古代民族的突厥早在唐朝初年之后便已不复存在，而今日的新疆维吾尔人虽然在语言上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但是在族源上与古代突厥人并无必然联系。正因为如此，维吾尔人与分布在中亚和西亚的其他突厥语族的现代民族虽然有着语言上的相似性，但是并没有共同的书面语言，更没有后来的泛突厥主义者所说的“突厥族意识”。 　　可是19世纪初期以来，一些欧洲学者又重新发现并开始研究那些残留在中亚草原上的古代突厥语碑铭，并逐渐形成一门颇有争议的人文学科，即所谓的突厥学。应该说，创立之初的突厥学还是一门学术性较强的研究，但是随着欧洲列强在亚洲腹地的殖民扩张，它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政治性，并常常有意无意地将“突厥语族”与“突厥民族”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由此可见，西方的突厥学研究虽未直接提出后来的疆独势力所信奉的泛突厥主义，却在客观上为后者提供了虚假的理论依据。 　　第一个明确提出系统的泛突厥主义理论者是俄国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伊斯马依勒?普林斯基()。他于19世纪80年代在其创办的《土库曼报》和《译文报》上号召俄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共同抵制“俄罗斯化”和“大斯拉夫主义”，进而通过统一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来复兴“大突厥斯坦国”。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一些鞑靼穆斯林发起的“扎吉德”宗教改革，从而为日后泛突厥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结合创造了条件，并由此得到了“泛突厥主义之父”的称号。 　　由于当时的沙皇俄国对境内的鞑靼人实施野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压迫，甚至强迫他们皈依东正教，所以普林斯基的主张一度在部分鞑靼人中得到响应，成为他们反抗沙皇统治的思想工具。随后，这股思潮又蔓延到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等几个现代中亚民族之中，影响力与日俱增。为逃避沙皇政府的打击，一些俄国泛突厥主义者还逃往邻近的奥斯曼土耳其，并在土耳其苏丹的支持下，通过出版刊物来呼吁俄国穆斯林与土耳其合作，在旷日持久的俄土战争中配合土耳其开展驱逐异教徒的“圣战”。如此一来，源于俄国的泛突厥主义又进一步流传到土耳其，并通过那里的中国留学生向我国新疆地区渗透。 　　1916年，泛突厥主义者在中亚地区发起了一场称为“巴斯马奇”运动的民族暴动。“巴斯马奇”在俄文(Basmachestvo)中的意思是“土匪”，所以它原是俄国统治者对参与此次暴动的穆斯林群众的贬称，而且它在初期阶段确实具有反抗沙皇统治的民族起义性质。但“十月革命”以后，参加该运动的泛突厥主义者很快出现分化：其中一部分转而归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另一部分则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走上反苏维埃的道路。例如，奥斯曼土耳其的重要领导人恩维尔?帕夏()就曾率军深入苏联，企图联合“巴斯马奇”运动中的顽固派一起反抗苏联红军的扫荡。(丁笃本：《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19页)帕夏在1922年被击毙之后，“巴斯马奇”运动中的一些残余势力为了逃避红军的追击而流窜到新疆的塔城、阿勒泰等地。他们不仅向当地维吾尔民众大肆宣传泛突厥主义，而且胁迫民众参加“圣战”。虽然他们最终被当地中国驻军剿灭，但却促进了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 　　为了尽可能分化和争取中亚的民族主义者，苏共中央在严厉镇压“巴斯马奇”运动的同时，也相继批准成立了鞑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几个加盟共和国。可是这些妥协远未满足那些在革命初期混入苏共的泛突厥主义者的要求。1920年，苏共中央拒绝了以米尔?苏丹加列夫为首的一批鞑靼共产党员提出的建立高度自治的“泛突厥斯坦国家”的要求并将他们开除出党，([德]加文，汉布里：《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6―260页)但是苏共在建国初期的妥协还是在客观上助长了泛突厥主义者的气焰，也对中国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起到了鼓舞作用。对此，时任新疆督办的杨增新曾在1920年的一份电文(“陈说对待俄事意见”)中指出：“现俄人许俄属缠(即乌兹别克)、布(即吉尔吉斯)各族以回教独立特权……该党所倡之回教独立问题，不分国界，实大有影响于新疆。留疆回教各种族，占人口十之八九。且与俄边境种族姻娅往来，关系密切，将来俄属回族独立，既成潮所激，殊觉危险。”(潘志平：《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新疆人民~~2003年版，第325页) 　　更严重的是，苏联当局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一方面继续打击国内的泛突厥主义，另一方面又频频利用它来插手新疆事务。例如，苏联当局特意在毗邻新疆的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和哈萨克斯坦首
府阿拉木图等地出版《东方真理》和《哈萨克国土》等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声援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分子的文章。它们流入中国境内后，对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泛滥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朱培民：“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87页) 　　二、泛突厥主义在当代疆独思想中的发展和演变 　　泛突厥主义与疆独之间不仅有历史的渊源，更有现实的瓜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玉素甫等一批老牌的疆独首领就曾利用俄国泛突厥主义者和少数西方突厥学者提出的“突厥族”概念，荒谬地将古代突厥人说成现代维吾尔人和其他新疆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并在奥斯曼土耳其和英国支持下，发起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建立昙花一现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厉声：《“东突厥斯坦”分裂主义的由来与发展》，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在这个分裂政权覆灭后，伊敏被迫逃亡英国统治下的克什米尔，在那里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史》(1940年)一书。 　　这本书不仅把居住在“西域”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等少数民族统统归于“突厥族”，把他们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统统称为“突厥国家”，而且从民族沙文主义立场任意夸大古代突厥的历史地位。例如，历史上的突厥汗国原本只存在了两个多世纪(552―744年)，但伊敏却胡说它的文字历史比古埃及“还要早五千年”，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其领土“西至北海、红海、黑海以及欧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 　　为了蛊惑维吾尔人联合新疆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以共同消灭汉人代表的“异教徒”，建立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国，他们不顾新疆各族人民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友好相处和共同发展的历史真相，而将中国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说成“侵略”，把张骞、班超、左宗棠等开发这块土地的民族英雄说成“侵略者”。同时，他们还借鉴俄国泛突厥主义者在“巴斯马奇”运动时期的口号，在自己创办的期刊《伊里克报》(1946年)上打出“我们的国家是东突厥斯坦，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的题跋。此后，这三句话成为疆独势力最惯用的宣传口号之一。例如，流亡土耳其的疆独头目艾沙?玉素甫之子艾尔肯?阿尔普特金(曾任“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首届主席)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抛出所谓“中国侵略东突厥斯坦论”，把中国称为“东突厥斯坦民族三千年的敌国”。直到1996年，“东突厥斯坦青年同盟”仍然将这三句话作为其机关报《东突厥斯坦青年报》的刊头。(李琪：“‘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体系和基本特征”，载《西北民族论丛》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因此，这三句话充分表明了疆独分子与泛突厥主义者在思想观念上的延续性。两者的共同特征就是以一个虚构的“突厥族”作为他们鼓吹的“突厥斯坦国”和突厥种族优越论的依据。 　　今天的疆独势力不仅继续在中国境内暗中传播泛突厥主义的谬论，而且在土耳其新都安卡拉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史》一书的增补本，并在境外刊物《东突厥斯坦之声》上予以连篇转载。然而，尽管他们一再宣称“东突厥斯坦”是一个拥有“近万年历史”的国家，但实际上早在维吾尔族诞生之前，西汉王朝就在新疆设立过西域都护府，而且此后的大多数中原王朝都曾对当地实施过有效管辖。今天的维吾尔人与古代突厥人非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族源关系，而且由于维吾尔一词(uyghur)的词根具有“联合”、“同盟”或“凝聚”、“依附”等意思，所以这个名称本身就暗示了它的形成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的关联。 　　在古代汉语文献中，这个名称最早出自4世纪的《魏书?高车传》(103卷)中所说的“袁纥”，它是指居住在西域的高车部落联合体中的一个部落。隋朝大业年间(7世纪初期)，西突厥军队曾侵入这一地区并杀死当地各部落的首领6百余人。为了反抗西突厥的统治，“袁纥”(亦称“韦纥”)联合当地的仆固、同罗、拔野等几个部落一同起来反抗，并最终摆脱西突厥的统治而组建了一个名叫“回纥”的联盟。这个联盟与中原王朝之间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据《新唐书》(217卷)记载，“回纥”首领磨延啜在至德元年(756年)曾派出骑兵部队协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为表彰他的贡献，唐王朝将他册封为“英武威远可汗”，并将宁国公主嫁给他。“回纥”后来改名“回鹘”，该称呼一直沿用到五代十国和宋朝(《资治通鉴》233卷)。在此期间，世居南疆的印欧语系的各部落又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各部落发生进一步融合。在各部落的融合过程中，突厥语族的语言逐渐成为“回鹘”的通用语，其文化也逐渐从多元趋同于伊斯兰教。(余太山：《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257页) 　　元朝建立后，“回鹘”被划归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建立的汗国管辖，并被称为“畏兀儿”。明正德九年(1514年)，在察合台汗国旧址上兴起了一个以“畏兀儿”人为主体并包含当地其他民族在内的伊斯兰政权，即叶尔羌汗国，但该汗国的统治者一直坚持向中原王朝的皇帝称臣纳贡，直到它在康熙年问因为严重的教派冲突而被来自蒙古草原的准噶尔贵族占领。为了防止国家分裂，康熙皇帝亲率大军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从而恢复并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管辖。在清政府的管辖下，维吾尔人(当时称为“回部”或“缠回”)与祖国大家庭的关系进一步加强。1762年，乾隆皇帝下令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以统辖天山南北。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设立行省，以迪化(今乌鲁木齐)作为新疆巡抚驻地，并在全省设立道、府、厅、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钟民和：《一个真实的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73页)清亡之后，民国政府继续在新疆实施有效管辖，并在1934年正式规定以“维吾尔”作为新疆回部的正式族名。 　　可见，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人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众多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经历过极其复杂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在这一漫长过程中，维吾尔人的先民逐渐吸收了新疆当地的多个部落以及突厥、吐蕃、契丹、蒙古和汉族等许多其他民族成分，最终形成了现代维吾尔人。相反，泛突厥主义者鼓吹的那个所谓的“突厥族”不仅与今天的维吾尔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族源关系，而且其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虚构概念。 　　三、泛突厥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在疆独思想中的结合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随着广大穆斯林群众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感不断提高，疆独势力利用泛突厥主义和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来分裂祖国的阴谋已渐渐失去了蛊惑力。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浪潮迅速席卷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并不可避免地波及新疆，从而为疆独势力提供了卷土重来的时机。在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下，疆独势力开始更加频繁
地以“捍卫伊斯兰教”的名义来美化其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图谋，从而导致了泛突厥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当代疆独中的进一步结合。 　　真正的伊斯兰教既没有否定基督教、犹太教等其他“天启宗教”的合法性，更没有仇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恰恰相反，它一再反对把信仰强加于人的做法，而且要求穆斯林尽量尊重他人的信仰和文化。例如，《古兰经》中指出：“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却已分明了”；“真理是从你们的主降示的，谁愿信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就让他不信吧”。(《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2章256节和18章29节，第29页和219页)受其影响，历史上的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没有建立单一的穆斯林社会，而是能够以相对宽容的态度对待某些境内的其他宗教徒，甚至给予他们接受教育和保持民族文化的权力。 　　然而，当代的某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则宣称，只有以伊斯兰教作为唯一合法宗教、以穆斯林作为唯一合法居民、以伊斯兰教教法作为唯一法律准则的国家才是“合法的”，其他一切非伊斯兰国家和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都是“非法的”。因此，穆斯林有权通过发动“圣战”来推翻这些非法的国家政权，以建立一个完全受伊斯兰教法支配的神权国家，并对国家机器和社会生活实行全面的伊斯兰化。(蔡德贵：《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15页)当代的疆独势力则按照这种极端主义的宗教观，全面否定一切非伊斯兰的宗教和文化的合法存在，妄图在新疆建立一个“全面伊斯兰化”的单一穆斯林国家。为此，他们不惜通过曲解伊斯兰教的传统教义来煽动宗教狂热，把一切非伊斯兰的宗教和文化统统说成穆斯林的敌人。在他们看来，似乎新疆的穆斯林群众只有通过“圣战”来“消灭异教徒”，“推翻汉人统治”，才能保持纯正的宗教信仰。 　　在这种谬论的蛊惑下，极少数缺乏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新疆穆斯林群众深受其害，以至沦为疆独势力破坏国家统一和进行恐怖活动的牺牲品。例如，在“9?11”事件爆发后，就有极少数穆斯林群众把曾经帮助过疆独的本?拉登视为英雄，认为“他的行为是一种奉献，而不是为个人利益……美国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中国回族：温和的穆斯林”，载《联合早报》国际版，日)与此l司时，很多疆独组织也像其他国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一样，把针对平民百姓的绑架、暗杀、爆炸、纵火、投毒等暴力恐怖活动与伊斯兰教的“圣战”混为一谈，企图以此来制造社会恐慌，破坏政治稳定。例如，他们常常断章取义地引用《古兰经》和《圣训》中的某些条文来美化这些虚假的“圣战”，宣称“参加圣战一次，胜做六十年祈祷”，“当前穆斯林的最迫切任务第一是圣战，第二是圣战，第三还是圣战”。他们还威胁那些不愿追随他们参加这些恐怖活动的穆斯林说：“所有的人，鼓手、诗人、毛拉、历史学者、知识分子，都要上前线，立即投身于反汉、杀汉的圣战。凡是不参加圣战和无心圣战者都要像败类一样死去”。(潘志平：“‘东突’恐怖主义透视”，载《新疆社会科学》2002第1期，第61页) 　　四、当代疆独势力的单一民族至上论及其国际背景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独立，一些疆独组织自认为遇到了策动新疆独立的“三百年难遇之良机”。与此同时，西方反华势力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为他们策划了在新疆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新阴谋。在此背景下，潜伏中国境内的疆独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企图与西方反华势力遥相呼应。他们在继续坚持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宗教观的同时，又不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要求对其加以适时调整和修改。这主要表现在，以热比娅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疆独首领逐渐放弃了昔日的泛突厥主义者和老牌疆独分子提出的建立一个庞大的“突厥斯坦帝国”的幻想，而主张把建立一个以维吾尔人为主体的“单一民族国家”作为现阶段的主要政治目标。在我们看来，疆独势力出现的这一新变化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第一，在当今时代，一种极端片面的“民族自决”观念正日益成为一些西方大国在国际上扶植民族分裂势力和谋求世界霸权的工具。“民族自决”观念原本是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并且曾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起过一定作用。然而当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一些欧洲资产阶级政客为了“让本民族(即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获得更大利益”，而从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曲解了“民族自决”的本意。他们片面地将“民族自决”曲解为“单一民族至上论”，把本民族(本地区主体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其他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利益之上，乃至歧视和排斥其他民族。(列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7页)例如，20世纪前期的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都曾利用这一谬论来煽动民族狂热，发动侵略战争。最近几十年来，某些西方大国为了肢解某些不肯听命它们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更是进一步将“民族自决”观念曲解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分裂思想，从而导致民族分裂运动在当今世界甚嚣尘上。在近20年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南联盟解散、科索沃危机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都不难看到这种极端片面的“民族自决”观念的阴影。 　　第二，中亚五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独立在客观上激发了疆独组织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意识。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大都属于突厥语族的范围，并且大都信奉伊斯兰教，因而在历史上都曾受到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困扰。这几个国家在独立之后，大都对国内主体民族实行了不同程度的优待，赋予主体民族以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尽管这些政策曾招致当地一些非主体民族的抗议，但并未妨碍它们在法律上把自身界定为单一主体的民族国家。而且它们在走过独立之初的一段困难时期之后，政治经济状况大都出现好转，逐渐走出低谷。因此，很多长期滞留中亚五国的疆独分子难免会受到当地出现的单一民族化倾向的影响。 　　第三，西方反华势力对疆独的重新定位进一步加强了当代疆独组织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野心。由于老牌疆独分子鼓吹的现代“突厥族”和“东突厥斯坦国”等东西缺少真正的历史依据，所以很难得到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认可。因此进入新冷战时代之后，一些西方反华势力决心按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单一民族至上论”来重新规划它们利用疆独问题分化肢解中国的图谋。例如，美国有政要在1995年接见“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的代表时就露骨地“启发”说：“不要再提东突厥斯坦，地图上没有东突厥斯坦这个地方。……你们就以单一民族的名义，像达赖一样，要有统一的组织，要制造国际影响，加强舆论宣传，不要只知道一味谩骂，而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发现和提供一些事实依据，证明新疆自古就是一个民族的土地。”(李琪：“‘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体系和基本特征”，载《西北民族论丛》第三辑，第70页)“东突厥斯坦民族大会”立即采纳了这些建议，并在几年后与“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合并组成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同时，盘踞在中亚的其他几个疆独组织也于1997年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联合成立了“中亚维吾尔民族联盟”，并把建立“维吾尔斯坦独立国家”作为现阶段的首要目标。 　　在21世纪的今天，潜伏中国境内的疆独势力不仅继续通过走私、盗印和散发境外的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宣传品来进行分裂活动，甚至变本加厉在新疆的一些大学讲坛、学术会议乃至公开出版物上直接散布分裂言论，其气焰愈发嚣张。因此，反对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依然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作者：武汉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导) 　　(本文责任编辑　晓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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